主题：太平天国的二十二条军规 -- 阿康

文化落后是真正的落后

――论太平天国失败的文化根源

黄素敏

笔者认为, 文化的落后是太平天国失败的深层原因。太平天国政治信仰的宗教迷狂, 既脱

离中国的实际, 也与自身的政治实践相矛盾, 难以铸就持久的共同理想; 政治组织的非知识化, 兼

以文化专制主义的实施, 难以吸引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同情, 削弱了领导集团的战斗力; 政治体制

的小农根性, 造成封建意识的复归, 难以代表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从而引发腐败, 最终走向分

裂和败亡。

　　关于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史学界多有论述。多数论者认为太平军内部的腐败和分裂是

造成太平天国败亡的根本原因。但笔者认为, 太平军内部的腐败也好, 分裂也好, 其根源都

来自于统治集团文化观念的落后。文化的落后, 才是太平天国败亡的深层原因。

　　一、政治信仰的宗教迷狂, 难以铸就持久的共同理想

洪秀全等人用以凝聚人心的拜上帝会虽然来源于西方的基督教, 却揉进了相当浓厚的中

国封建迷信色彩。无论是形式上, 还是内容上都缺乏与中国社会现实相一致的理论依据和精

神指向, 它在起到了与历代农民起义一样的“篝火狐鸣”、借神道起事的作用之后, 便黯然失

效, 甚至成了促其走向败亡的精神催化剂。

首先, 接受宗教的偶然性和实用性, 缺乏深入人心的社会文化基础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 洪秀全也是一个一心一意向科举制度讨生活的人, 曾多次到广州考

秀才, 都没有考上。有一次(1836 年) , 到广州应考时, 偶然从街头两个不相识的人手里得到

了一部叫《劝世良言》的小书, 带回家中粗读了一下。第二年又到广州应试, 仍然没有考中,

回家后大病一场。在病中他感到被天使接到了天堂, 一个庄严的老人向他指出妖魔迷惑世人

的情形, 并给予他宝剑, 令他把闯上高天的妖魔一一逐入地狱, 又有个年轻人帮助他斩妖。七

年后(1843 年) , 他重读了这部小书, 感到书中所述与那年“升天”时所见情形相符。原来他

在天上遇到的就是书上所说的上帝和上帝的儿子耶稣, 而他自己正是上帝的次子, 由上帝与

他以一种神圣的使命。①这个故事显然带有浓厚的“神化”色彩, 但它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 洪

秀全从参加科举到祭起宗教这面旗帜造反的偶然性。他从事宗教宣传和鼓动, 不是出于对中

国社会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 而是从一本小书上得到启示; 其接受这一外来宗教的心理基

础, 则来源于对参加科举考试的愤懑。这种不健康的心理基础和思想转变的偶然性, 决定了

洪秀全等人不可能对宗教教义有深入的理解, 更不可能使它真正中国化, 而只能成为他们用

以鼓动起事的实用工具――这与真正的信仰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其次, 把宗教迷信作为军队教育的精神支柱, 缺乏恒久激励的动力源泉

洪秀全等人惯于利用基督教天堂地狱之说驱使兵将作战, 常常教育人们独尊上帝。宣称

上帝有无限权能, 信上帝无灾无难, 不信上帝“蛇虎咬人”。比如洪秀全就曾下诏令说: “众

兵将干祈遵天命, 不得再逆。朕实情谕尔, 眼前不贪生怕死, 怕死便会死, 又眼前不贪安怕

苦, 后来上天堂便永安无苦, 尔若贪安便不安, 怕苦便会苦。总之, 遵天诫, 享天福; 逆天

令, 下地狱。”②这种迷信宣传, 再加上《天朝田亩制度》所设计的“有田同耕, 有饭同吃, 有

衣同穿, 有钱同使, 无处不均匀, 无人不饱暖”③的大同理想, 极易为贫困落后、没有文化的

普通百姓所接受。但随着运动的发展, 这种天堂般的理想, 往往无法实现, 而宗教迷信的欺

骗性和天国理想的虚妄性, 也就逐步为人们所识破, 于是随着神秘色彩的退色, 其激励士卒

的作用也逐渐淡化, 甚至走向反面, 成为其致败的重要因素。

第三, 军事组织的强制性, 使宗教信仰演变成恐怖的人身限制

洪秀全等对参加起义的人采取严格的军事纪律和宗教戒律相结合的方式加以约束。一是

采用裹协的方式迫使人们加入太平军。如到一些城镇就向人们鸣锣“讲道理”, 意谓天王和诸

王是天父差遣下凡, 拯救众人。人人都应该投军效力, 否则便是妖魔, 应该通通杀掉; 因此,

从今以后, 大家都要敬拜上帝, 参加义军, 如有不从, 立即斩首; 违反禁令也斩首不留。生

死关头, 谁敢不从? 二是建立“圣库”制度。要求参加起义的人把私有财产变卖缴入“圣

库”, 派专人管理和分配, 把铁器包括农具铸成器械带走, 卖不掉带不走的房屋等则烧掉。一

经入营便断了退路, 只有向前, 势无后顾; 有的全家入营, 家人之间互为人质, 形成了全家

的连环保, 更不敢有异心。三是用森严的禁律约束人身自由。主要有天条十款, 凡有违反就

加以制裁, 直到处死。而对那些叛逃者, 则处以五马分尸或“点天灯”等酷刑, 使人不敢脱

逃。运用协迫和酷刑使人们参加和坚持起义, 起到了壮大队伍的作用, 但未能从思想上统一

人们的认识, 难以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 使这种宗教缺乏长久的号召力, 更不能内化为人们

的自觉行动。

　　二、政治组织的非知识化, 难以形成富有远见的领导集团

综观太平天国历史, 文化人极少参加太平军; 极少数参加者, 也大多或被杀, 或逃逸, 而

未能坚持到底。少有文化人参加的太平军有着天生的文化缺失, 使他们难以建立起一个由高

素质队伍组成的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集团。太平军的这一弊端, 给他们后来的发展带来了严

重的损害, 使他们最终未能战胜用传统文化武装起来的清朝反动军队, 成为符合时代发展要

求的新的统治者。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太平天国所信奉的宗教理念, 有悖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由生吞活剥西方宗教教义, 按照洪秀全等人的思想体系建立起来的天朝和天国制度, 既

与中国的现实实际格格不入, 也与西方的宗教理念相去甚远。比如为了适应造反的需要, 他

们用上帝的名义, 尽一切可能来神化洪秀全等首领。洪秀全自称为上帝亲生第二子、天下万

国太平真主、天王等, 成了半神半人的教主兼国王; 杨秀清是上帝的第四子、真天命左辅正

军师、中军主将、东王, 还可以代天父(上帝) 发布最高指示, 惩恶扬善, 拥有生杀予夺之

权; 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分别是上帝第三、五、六、七子。而对敌人则尽量妖

化, 清朝皇帝是阎罗妖, 古籍一般称为妖书, 不合造反需要的言论统称妖言; 称满人为蛇魔、

邪鬼、骚狐、羯狗, 甚至在檄文中说: “细查满鞑子之始末, 其祖宗乃白狐与赤狗媾精, 遂产

妖人。”④这些虚构的神话和悖理的宣传, 显然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对那些没有文化的游民、农

民可以迷惑一时, 而对那些有文化有头脑, 稍微清醒一点的人来说是不起作用的, 更难以赢

得他们的信任。因此, 尽管在起义之初能通过浅显的教旨唤起贫困愚昧的民众, 但“读书明

白之士子不从”⑤, 特别是当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 迫切需要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的时候, 却

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许多知识分子如王韬、容闳则来而复去。曾到过天京的容闳甚至认为:

太平军所招抚之人不仅无知识, 而且尽是一些“无赖之尤”。即使齐之以刑, 不足禁其抢掠杀

人之过恶。”迨占扬州, 苏州、杭州等城, 财产多而富美色, 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况而愈下。

盖繁华富丽, 因足消磨壮志而促其灭亡也。可见, 太平天国不仅宗教理念得不到传统知识分

子的认可, 而且它的所作所为也已远离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要求。⑥。

二是太平天国的文化专制主义, 令传统知识分子望而却步

拜上帝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 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洪秀全却把它当成文化专制的工具。在

他的“天条”里, 凡不拜上帝者, 拜一切邪神者, 妄题上帝之名者, 都是犯了死罪, 信教与

否, 竟成了是否犯罪的标准。同时, 他还将一切“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⑦。太平军所

到之处,“敢将孔孟横称妖, 经史文章尽日烧”⑧。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 必然令知识分子胆寒。

不仅如此, 洪秀全自己也是一个宗教迷狂, 他对上帝的迷信, 几乎达到了癫狂的程度。自称

“朕天生真命主, 不用兵而定太平统一。”⑨就是到了敌人大军逼近天京的危机关头, 还相信上

帝会保佑他, 说: “朕奉上帝圣旨, 天兄耶稣圣旨, 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 何俱之有?”bk

还下诏说: “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 保固天京”bl。对宗教的迷信, 使他不会积极广

罗人才; 同样, 有真才实学之士也不愿投奔他。太平军中知识分子奇缺也就可想而知。

三是太平天国宗教信仰的神秘性, 使知识分子无用武之地

读书人一般都经受过传统文化观念的熏陶, 有着基本的人生社会常识, 有自己判断是非

的标准和能力, 对宗教迷信和一些虚妄的宣传, 不可能一味盲从。而洪秀全等人的宗教宣传,

有着浓厚的愚民色彩和极大的欺骗性, 一旦知识分子参与其间, 就有可能动摇他们的权威性。

再加上洪秀全本身就是一个在科举中屡试不第的失败者, 在他对科举制度怨愤和抵制的同时,

也不免对文化和文化人产生抵触心理。综观洪秀全一生的行事, 对有文化有思想的人, 多是

采取贬抑态度的。在最初参与筹划“立国”的几位领袖人物中, 冯云山、石达开是比较有文

化、有思想的。若论贡献和功劳, 冯云山应是第二号人物, 却被排到第四位; 若论能力和才

学, 排在第二位的也应是石达开, 却被排在了第六。而“识字无多”的杨秀清却名列第二, 并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主要掌权者, 他在用人的原则上, 更是大力实行蒙昧主义。以致最初

参加造反的其他几个通文墨的人, 如卢贤拔、曾钊扬、黄玉昆、赖汉英、何震川、曾水源、黄

再兴等, 均未得到应有的信任和重用。在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后的几年里, 要么逃之夭夭, 要

么被杀掉, 均未能与太平天国共存亡。就连李秀成被俘后, 在回答清朝官员“官兵某事好? 某

事不好? 贼中某事好? 某事办得不好?”的问题时, 也回答说: “官兵多读书人, 而太平军中

无读书人。”bm。应该说李秀成的见解是切中要害的, 因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 太平天国要取

得斗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

但是, 作为天王的洪秀全至死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江南本是文人荟萃之区, 人才辈出

之地。太平军攻取南京之后, 虽然也吸收了一些小知识分子, 却没有一个有学问、有主见、有

韬略的谋臣武将进入太平军。居于最高领导层的, 可以说都是清一色的首义之士及其后代。而

作为天王的洪秀全, 早已安享他的帝王洪福去了, 实际把持朝政的杨秀清、蒙得恩、洪仁发

等人, 因为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 根本不可能成为一流的战略家, 因而在他们的周围, 不仅

无法形成富有远见卓识、团结奋进的领导集团, 拿出克敌制胜的战略决策, 反而争权夺利, 互

相残杀, 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败亡。

　　三、政治体制的小农根性, 难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十九世纪中叶, 中国的封建主义统治已经日薄西山, 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 封建制度的

弊端暴露无遗; 而伴随着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制度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生

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在推翻旧的统治阶级的同时, 建立一个与生产力

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政治体制。但是,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的领袖们, 却试图在宗教的

旗帜下, 用绝对平均主义的政治纲领, 去描绘一个乌托邦式的小农理想; 又按照他们的小农

理想, 去建立一个新的封建王朝。这显然不能代表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一, 精心构筑的“正直公平”之世, 未能超越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

洪秀全等人勾画的天朝理想和社会结构, 虽然常常假以上帝的名义, 但其实质, 却从未

摆脱中国农民小生产者的立场。尽管洪秀全曾经对孔孟之道进行过猛烈的批判, 但他的暴烈

行动, 并不可能扫除人们包括他自己头脑中长期积淀的传统思想。他在《原道醒世训》中极

力描绘的“天下多男人, 尽是兄弟之辈, 天下多女子, 尽是姊妹之群。”的“公平正直之世”,

其实都没有超越孔子《礼记?礼运》中所说的“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bn的“大同”理想,

就连“兄弟、姊妹”之说, 也来源于《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并未摆脱儒家的“大

同”模式。而代表太平天国最高理想的政治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所描画的理想社会, 更

是充斥着浓郁的小农意识。一是平分土地的原则。从形式上看, 是想在创造一种人人平等, 人

人享有土地的权力。但根子里体现的却是农民的一种恋土情结, 特别是制度里还具体规定了

每家必须栽桑养蚕, 纺织缝衣, 养五只母鸡, 两头母猪等。从中我们看到的完全是闭塞狭隘、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翻版, 是一种仅仅满足于土地耕作, 满足于有一碗饭吃的原始落后的

小农生产。这必然限制了社会生产的规模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二是军事化的社会组织结构。

把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家由军帅一人统管, 在军帅下逐级设师帅、旅帅等, 其基层是每二

十五家(五个伍) 设一个两司马。以两司马为首的二十五家, 不仅是公有制的经济单位, 同

时也是执行文化教育、武装自卫、司法行政的职能单位。两司马既有收缴和分配产品的权力,

也有“教读圣书”、处理诉讼、保举“有能遵条命及力农者”bo等权力。这种社会管理体制, 不

仅等级森严, 而且高度集权。从农民的立场出发, 虽有推举“农者”为官的新思想, 但从整

个组织结构上看, 并未超出传统封建社会的管理模式, 而且充满了小农的简单均平和实用主

义思想。三是未摆脱对救世主的依赖。《天朝田亩制度》说: “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

大家, 天下人人不受私, 物物归上主, 则主有所运用, 天下大家处处平匀, 人人饱暖矣。此

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bp要实现人人饱暖幸福的社会, 还是要按照上

帝的意志实行, 农民自身是不能自主的。

第二, 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 未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天朝田亩制度》对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和社会产品的分配, 采取的是绝对平均主义

的原则。在均田思想方面, 规定“凡天下田, 天下人同耕, 此处不足则迁彼处, 彼处不足则

迁此处”; “凡天下田, 丰荒相通, 此处荒, 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 彼处荒, 则移此丰处以

赈彼荒处”bq; 在分配方法上则“算其家口多寡”按“好丑各半”的搭配原则“杂以九等”。在

这里, 强调的都是田的多寡丰荒, 都是人在适应田――或“迁”或“移”, 因此在分配原则上

强调“好丑各半”的绝对平均主义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一规定, 既流露出农民对土地的高度

依赖和眷恋, 也反映了小农意识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轻视和在改造客观世界上的无所作为。如

果这一制度得以实施, 不仅未能实现“无处不均匀, 无人不饱暖”的理想, 而且还会造成更

多的土地抛荒, 农民挨饿受冻。在社会产品的分配上, 《制度》规定“凡当收成时, 两司马督

伍长, 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 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鸡、犬各物及银

钱亦然。”“所有婚娶弥月喜事, 俱用国库, 但有限式, 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

给钱一千, 谷一百斤, 通天下皆一式。”“鳏寡孤独废疾”, “皆领国库以养”br。这种分配蓝图

反映了饥寒交迫的农民的强烈愿望, 但却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因为这种绝对

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抹杀了劳动强度和劳动质量等的区别, 又没有物质奖惩制度, 不利于

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必然造成农村经济的破坏和生产力的衰退。

第三, 简单均平的公有制, 成了滋生特权和腐败的温床

无论是在金田起义时的军中圣库制度, 还是后来颁发的《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设计

和实行的都是简单均平的公有制。如圣库制度, 规定参加起义者, 要把私人财产交入圣库, 战

争中缴获敌人的金银财宝, 任何人不得“私取私藏”, 也要统统“解归圣库”。《天朝田亩制

度》则规定每二十五家设一个国库, 再由两司马把国库收入上交到军帅一级。这样的管理制

度, 如果两司马及其上级官员廉洁奉公, 则国库的财物能做到合理使用; 但是, 如果两司马

及上级官员贪财好物, 损公肥私, 则国库里的财物就会被大量侵吞, 肥了私人腰包。这样, 这

些官员就会成了新的剥削阶级。事实上, 太平天国时的农民军队是无法避免这种状况出现的。

早在金田起义时, 贪污、私藏圣库财物的现象就已严重存在。洪秀全在永安、长沙时, 针对

侵吞公物现象就已频频下诏严加禁止, 但仍无法制止; 到后来, 甚至严格到“凡典圣库、圣

粮及各典官, 如有藏匿盗卖等弊, 即属反草变妖, 即治以点天灯之罪”bs。然而, 即使施以严

刑峻法, 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随着太平天国政权的日益封建化, 其高级领导人带头私藏

金银珠宝, 积聚巨额财富的也大有人在。越到后期,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贪污纳贿、私藏

财物的现象就越严重。“私任保管之部, 得私肥己”bt , 太平军中普遍存在“所得谷米牛羊猪鸡

等则馆中公用, 银钱衣服则各自收藏”ck的现象。就连李秀成这样比较忠厚老实的高级将领都

私藏了大量财产, 在苏杭告急时, 尚能“助饷银十万”cl, 就更不用说其他的列王将领了。洪

秀全最为信任的专权人物洪仁发、洪仁达更是出卖官爵、贪污枉法、挟权勒索, 就连李秀成

筹措军粮, 他们也敢乘机勒索, 中饱私囊。由此可见, 太平天国实行的这种平均主义的公有

制, 不但不可能实现均平的目的, 而且还是滋长特权, 孕育腐败的温床。

浓厚的小农意识, 不仅使太平天国的政治纲领和社会制度难以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

要, 而且也局限了太平军将领们的战略眼光。定都天京后, 不仅洪秀全滋长了帝王思想, 僻

处深宫, 倦理朝政, 而且大多数太平军将领也都收起了席卷宇内的雄心。无论是从《建天京

于金陵论》中的各种观点看, 还是从定都天京后的战略决策看, 在太平军中起决定作用的都

是一种保守安逸、难以放手的小生产意识。在他们的思想深处, 已经满足于拥有江南这片富

庶的土地。因此, 保住江南便成了他们首要的选择。那么在战略安排上, 也就不能不以长江

为屏障, “以安徽、湖北、江西为大供给所, 且不能一刻忘情于湖南, 其注意上游, 若婴儿之

仰乳哺”cm。在这种政治心态和军事思想的指引下, 便很自然地收起了金田起义以来卷席全国

的锋芒。而此后的北伐和西征皆以始胜终败结束,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是小农的军事思想

意识指导下的必然结果。

文化的落后是真正的落后。由于时代的局限, 洪秀全及其追随者们, 未能超越传统思想

的束缚和落后文化的包围, 在领导太平天国的具体实践中, 既不能按照起义时的初衷, 杀尽

“清妖”, 推翻黑暗统治; 也没能在宗教的旗帜下, 建立起人人“共享太平”的人间天国; 更

未顺应时代的要求, 建立起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崭新制度。而是在落后文化和腐朽思想的

浸染和侵蚀下, 被历史所淘汰。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发人深省。

注释:

①参阅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00 页

②《天命诏旨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太平天国》第1 册第65 页

③bl bo bp bq br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21、259、122、122、121、

122 页。

④转引自潘旭澜《其兴也勃》, 见《随笔》1999 年第6 期第16 页

⑨《李秀成自述》转引自《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广东、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134 页

⑤ ⑥《西学东渐记》cm张德坚《贼情汇纂》转引自陈旭麓《太平天国的悲喜剧》见《历史研究》1991 年第1 期

⑦《诏书盖玺颁行论》《太平天国》丛刊第一册313 页

⑧《山曲寄人题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386 页

bk《李秀成自述》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 年版122 页

bm《李秀成自述别录?李鸿裔手录问词及李秀成答语》转引自《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三联书店1981 年版第829

页

bn《太平天国丛刊》第1 册92 页

bs张德坚《贼情汇纂》cl《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转引自饶任坤《如何评价〈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均主

义》见《史学月刊》1985 年第6 期

btck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22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