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一组文章） -- 包子1971

就业自由和社会主义――试论中国的用工制度

刘宇凡

　　中国经济改革在各个方面都正在大力冲击着旧有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劳动力管理体制也不例外。

　　中国卅多年来在劳动力管理制度方面实行所谓统包统配制。所谓统包，是指国家对所有城镇中学或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全部「包」起来，保障他们的就业权利。就业权是明文写在宪法上的权利，而且不像政治权利那样纯属空文，而是相当落实的。就业保障权是世界工人运动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真正提供就业保障。尤其是那些长期落后，存在永久的庞大失业军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工人一定会羡慕中国工人。不过，如果我们具体分析一下中国的就业保障，我们就会发现它在中国官僚政治下变形变得多么可怕，就像社会主义已经变形到与极权统治等同一样。在官僚统治下，权利不是权利，而是首长的恩典。古人说，长者赐，不敢辞。恩典是不能辞的。同样，中共赐给全国职工的就业权利，也是不可「辞」的。在统包统配之下，即使你不愿接受国家分配，要自谋职业，比方说，要当小贩，或做小手工业者，国家决不会允许，一定要把你「包」下来。即使经济困难，国家无法安排就业，那就把你送到农村「落户」；后来不送了，任由失业也不许自谋职业。这种政策直到一九七八年后才开始转变。

　　其次是所谓统配。就业保障本身同就业自由并没有什么势不两立的地方。但是，在官僚政治下，就业保障就意味就业自由的消失。统配是国家有权把你分配到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间工厂，以至任何一个岗位；你只有服从分配之权。主管分配的是政府各级劳动部门。如果你是这些部门官僚的亲戚朋友，哪你自然会分得优差。否则，你也许会被分配到西藏、新疆等边远省份，在那儿「支援边疆」、「贡献一生」。你也许会被分配到厌恶性行业如清洁、掏粪，等等。

　　――某某中学女毕业生被分配到一间死畜处理厂当工人。第一天上工，才知道原来要「处理」的，常常是爬满蛆虫的死猪、死狗。「处理」，就是废物利用，为死畜剥皮拆骨。她不禁为之痛哭。不过，经过党委书记的「思想教育」，她终于搞通了，明白到「宁要一人脏，换来万人康」的伟大意义，于是第二天便喜孜孜上班去了――这样的政治神话在今天大陆报刊仍可见到。可以肯定，这位女孩子一定不是高干的女儿。

　　统包统配制实际上把职工当作国家（实即中共）的财产，可以任意调来拨去。中共一直宣称，统一分配职业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为这样可以保证有计划地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去安排劳动力。然而，卅多年的经验表明，所谓有计划，实质无计划。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要发挥人们的才干，必须充份尊重个人的兴趣、志向和专长。上亿职工的职业问题统统由一小撮官僚负责分配，根本就不可能顾及个人兴趣和专长，也不可能顾及各地及各行各业以至每个企业单位的特殊需要。在企业来说，劳动部门的官僚常常盲目胡来，企业需要的人，劳动部门不给；企业不需要的人，却硬塞进来。不过，最痛苦的还是个人。从个人方面来说，盲目分配的结果，是大批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专业不对口，或者没有兴趣，以至许多专才被投闲置散，蹉跎到老。例如，农林科技人员，全国仅有廿九万，但是这么一点人员，竟有一半用非所学（注一）。学自动化的当售货员，学理论物理的当采购员，大有人在。

　　问题之所以这样严重，是因为国家的分配是「一纸定终身」。一个职工未分配前，属国家财产；一旦分配到某企业，便转而属该单位所有。这就是有名的「单位所有制」。职工（包括技术人员）无法转业转厂，一切都由单位「领导」所支配。要知道，在大陆，企业单位不纯粹是经济或生产组织。单位的小官僚不仅管工资、调级，而且管户口、管粮油、管计划生育、管政治、管「教育」、管「学习」……。一句话，无所不管。每一个人必须属于某个单位，他才能生存。正因如此，单位「领导」对个人享有生死大权。所以，在中共「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并不比封建领主统治下的农奴自由些。倘若你用非所学，用非所长，要转厂转业，简直比飞天还难。

　　统包统配制不知扼杀了多少人的幸福。其中最可悲的是造成无数夫妇异地而居。至少在七八年之前，夫妇分居两地，要申请调到一起团聚，简直难之又难。尤其可恶的是，有时候一些单位「领导」，放着人材不用，但当人们申请转业转厂，而上级劳动部门亦已批准，但这些「领导」居然可以「卡着不放」！统包统配制发展到这个地步，真可谓腐朽透顶了。

统包统配的「理论」根据：劳动力公有说

　　最近引起了热烈讨论的经济学家马丁，他所写的《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注二）谈到：卅年来政治经济学只是「简单地、直接地成为现行经济政策的附庸、传声筒和论证工具」，「一味地为经济政策唱颂歌」。对于统包统配制也正好是这样。因为在实践上不承认个人有就业自由，所以在理论上就炮制了「劳动力公有说」的理论。卅多年来不少经济学家都以此来为中共官僚的统包统配制辩护。劳动力公有说可以蒋家俊为代表。尽管目前不少经济学家已改采劳动力个人所有说（雨田、孙浩、张一德）或部份个人所有说（薛暮桥、伍昂），但是，如果仔细读他们的文章，就会发现，无论雨田也好、薛暮桥也好，他们实际上和蒋家俊没有根本分别。他们只是说目前时期应承认劳动力属个人或部份地属个人所有而已。一旦社会进入更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劳动力还是公有的。所以，他们骨子里始终死抱住公有说不放，始终准备在将来把工人的人身也「共产」起来。

　　「劳动力公有说」最清楚的反映了中共的「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它借社会主义之名，而行官僚极权主义之实。大家知道，劳动力，就是潜藏人身上的劳动的能力，它同人身是不可分割的，就像生育能力同人身不分割一样。说劳动力属公有，等于说劳动者属公有，等于说劳动者失去人身自由，成为社会的的财产，社会得任意支配他，而他却无权支配自己。

　　按照公有说的理论，工人阶级在废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把生产数据变成工人集体的财产后，须由工人联合成集体才能进行生产。而正在这时，工人的地位发生了十分玄妙的变化，简直比得上最出色的戏法。首先是工人成为生产数据的主人，继而是每个工人也都成为工人集体的主人。一个工人一旦参与集体，尽管名义上他有三个身份――股东、生产工人、个人，但是实际上他什么都不是，因为他已把自己的人身条件全部让渡给集体，也就等于说，他同奴隶实际相差不远。集体对个人有无限权利（因为个人已属集体所有），反过来个人对集体要尽无限的义务。中共的辩护士会说，不对，他不是奴隶，因为这个集体是民主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通过民主途径去反映他个人的意愿。我们这样回答：你们的所谓民主，实际是你们中共「领导」下的「民主」，不是真正民主。退一万步说，即使你们痛改前非，真正实行民主。但是，首先，个人就业问题根本不必而且不应属于集体决定的问题（这个问题下文会详细论述。现在只简单指出，工人组成社会主义集体，决不会而且根本不必让渡他的人身条件，他的人身自主权只会比他在资本主义时更扩大更真实）。其次，即使集体是民主的集体，但是，要知道，集体不能无所不管，它所能管的只是一般的立法，一般政策等等，每一个人的就业问题是不可能交由集体决定的（不要忘记我们所说的集体一直是在全国平面上组成的工人集体），结果一定是由一个执行机关去单方面分配劳动力。而最后依然是官僚专权。可见，这种公有说的本质，不过是官僚假借工人阶级之名以便专工人阶级之政而已。你们口口声声引马克思的话去为自己辩护。可是，马克思不是说过，工人革命后，失去的只是锁炼，换来的却是全世界吗？然而，在中共统治下，工人为了得到那纯属名义的「主人翁」的堂皇桂冠，所付代价竟是自由的失去！马克思其实很早就警告过，他所说的社会主义集体，是真正的由人民当家作主的集体，只有是这样的集体，各个个人才能获得自由。相反，在「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桔」。（注三）

资本主义的就业自由

　　为什么工人一旦组织成为集体，联合占有生产数据，每个工人就必须向集体让渡自己的人身权？蒋家俊并没有立即就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他像许多「理论家」一样，先把这个人类历史中个别阶段的个别问题，突然上升为全部历史的根本规律的问题。他说，要进行生产，必须把生产数据和生产者结合起来。只有生产者而没有生产数据（工具、土地、厂房、机器……），是不可能进行生产的。以上这些都十分确。但是，他继续说，「劳动力和生产数据只有在共同的基础上才能结合起来」，「劳动力所有关系一般是随着生产数据所有关系的改变而改变的」。（注四）换句话，生产数据属谁，劳动力便也属谁。跟着他便以历史「为证」。他说，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数据都分别属于奴隶主、封建领主和资本家，因此奴隶、农奴、雇佣工人也都分别属于奴隶主、领主和资本家所有。

　　蒋家俊不知道，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把三种先后的社会制度都说成是奴隶制度。因为只有在奴隶制下面，奴隶主才既占有生产数据又占有奴隶的人身（所以奴隶不被视为人，而是工具，只是这种工具碰巧会说话而已）。领主虽支配农奴人身，但已不能占有农奴的人身。农奴不准自由迁徙，以及需付出无酬力役；但是，究竟他还可以有自己的家庭，可以有自己的经济活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工人更是在法律上正式取得人身自主权，他们谁也不属，只是属于自己所有。工人的这种人身自主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之一。马克思早就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注五）。资本家占有生产数据，但并不占有劳动力；工人占有劳动力，但不占有生产数据。资本家要进行生产，必须聘请工人；工人要吃饭，必须出卖劳动力，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自己的机器。于是劳动力的供应和需求产生了。但是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并不是一次过买去。如果是一次过买去，他就是购买奴隶而非雇佣工人，但资本家要的是雇工人而非奴隶，因此他只是逐月地买（更通俗地说，是租入），在工人方面来看，他只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使用权，劳动力的所有权始终握在他手上，因此他可以在契约期满时收回自己的劳动力，向老板辞职。从老板方面看，他同样也可以辞退工人。资本家是不欢迎奴隶的。奴隶是无所谓辞退的，但资本家所需要的劳动力，乃是需要时可以大量购入，不需要时可以大量辞退的劳动力，而不是终身跟随主人的「忠仆」。换句话，他需要的是能够随时依据市场的起跌来自由吞吐人手的雇佣工人，只有这样他才能为市场而生产。否则，没有自由的工人，就形不成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就不可能进行资本主义生产。

　　这一切证明，所谓劳动力所有权，决定于生产数据所有权的「理论」，是根本违反历史事实的。

　　蒋家俊企图捧出马克思为他辩护。他引马克思的话说：「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所有者手里。」（注六）马克思的确说过这句话。但明显地不能把这句话解释为二者全无分别，因为一个是丧失人身自由，一个呢，则享有人身自由。他的意思只是，尽管资本主义比奴隶制已进步了许多，工已获得人身自主权，但是他指出，这种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而已。工人没有土地，没有厂房，只有自己的劳动力。但是，仅仅占有劳动力，对于工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恰恰相反，这种「财产」如果一天仍未「售出」，一天就仍然是负债而非资产。如果他想永保自由，他就没有面包吃。如果他重视面包，那他就要把劳动力逐月地让渡给资本家，由资本家支配自己。而一旦他进入资本家的厂房，他就没有自由可言。劳动过程、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岗位等，统统他都无权过问；劳动成果他更无权问津。诚然，他有选择雇主的自由。他如果嫌这儿劳动强度太高，他可以另谋高就，而不必像奴隶那样永远忍受下去。但是，他顶多只有在这个或那个老板之间作选择，而不能在做不做打工仔之间作选择。所以，工人的自由，不过是非出卖劳动力不可的自由，是十分不足的自由。也正是在这个社会意义上，工人仍属于资本家所有。我们说是社会意义，而不是经济意义，是因为工人阶级虽非属于资本家阶级不可，但绝不是可以说，资本家阶级也非占有工人不可。资本家只在经济繁荣中才需要占用工人，而在衰退期中，即使工人自愿当他们的奴隶，他们也敬谢不敏呢！可见，说资产阶级真正占有工人的劳动力，是多么荒谬的说法！不，工人是自由的，只是这种自由同时包含不自由。就业自由包含失业自由；选择雇主的自由同时意味受雇主束缚的不自由。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工人阶级始终是不自由的，始终受人家支配的。但马克思没有否认，在一定限度内他们是自由的。只是这种自由还远远不是真正的自由。要有真正的自由，就必须要有就业保障，而且必须由工人自己管理生产，由工人当家作主。一句话，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把资本家所占有的生产数据变成工人集体拥有。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就业保障和管理生产权。

社会主义：自由的扩大

　　工人如果要占有资本家的生产数据，就必须联合成集体，联合地占有并运用生产数据。这是因为资本家的生产数据是社会化的生产数据，是大工厂，大机器，必须要集体的联合劳动才能推动。工人革命不像农民革命。农民革命可以各拿一块土地给自己。但工人革命非组成集体不可。如反其道而行，瓜分大工厂，结果只能是社会的大倒退。

　　这个联合体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每一个人，一方面是这个集体的一份子，另一方面仍是独立的个人。这两种身份不仅不像中共所说的是对立的，恰恰相反，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如果他不是独立的，而是集体的财产，哪里谈得上他是集体的股东之一，哪里谈得上是「主人翁」？固然，他既参与集体，他就必须让渡一部份权利给集体（下文将再论及），但是他的人身自主权是始终保留在他手中，不需要而且绝不应该让渡给集体。就业自由是人身自主权的一部份。资本主义还让工人享有就业自由，在社会主义就更应享有。这不仅是人权的起码要求，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因为在各种生产因素中，人是最特殊、最活跃的因素，而要发挥人的创造力，就必须尊重人的专长、兴趣、志向，没有这个条件，要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尚且如此，社会主义号称工人当家作主，就尤其如此。要知道，人是有尊严的。无论你怎样否定工人的人身自主权，他们都会以各种消极反抗来证明他们应该享有。事实上，即使在奴隶社会，奴隶完全没有人身权利，可是奴隶为了证明他不是工具，他同它们完全不同，他有尊严，因此便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毁坏工具，任性地使用工具。奴隶主为了减少损失，被迫采用最笨重的工具，而结果是生产效益的降低。这个历史事实证明，否定人的自主权，不仅是被压迫者的痛苦，而且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经济损失。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也正是这种变种「奴隶制」，正是中共不承认职工的人身自由，才迫使职工像奴隶那样消极怠工、任意浪费公物、毁坏公物等。可见人身自主权不仅是对个人有利的权利，而且是对社会十分重要的权利。没有它，就等于否定人。

　　但是，社会主义的意义不仅是保留人身自主权。如果仅仅如此，那又何须革命？社会主义建立国有财产，使工人有可能获得更高级的自由。这就是就业保障，和有权参与支配集体，参与管理生产。

　　每个工人作为集体一份子，自然不是绝对自由。作为个人，他可以任意支配自己，可以有选择权利。但是，他作为集体一份子，就需要让渡给集体某些权利。所让渡的权利不是个人自主权――这我们已解释过。所让渡的只是生产过程中的某些个人意志。一个小手工业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随意安排生产的快慢。但是在一间大工厂里，就必须有划一的劳动过程、劳动纪律。这是大生产所必要的。而这些劳动过程、劳动纪律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在这方面，集体意志高于个人意志。骤眼看去，这同资本主义一样没有真正自由。可是，首先，资本主义没有就业保障，而社会主义由于是为需要而非为利润而生产，能够提供真正就业保障。其次，尽管社会主义不能消除劳动纪律，但是资本主义劳动纪律是资本家强加于工人的，而在真正社会主义，这些劳动纪律是由工人集体制订的。因此工人只是遵守自己所订的纪律。当然，抽象而言，工人集体所决定的纪律，未必每个工人都适应。但是，我们要知道，组成这个集体的不是身份各不相同的人，而是人人都是工人，他们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如果某种劳动纪律是有害于一个工人的，在一般情况下也会有害于所有工人。反之，有利于集体的规条，也一般有利个人。每个工人固然要服从集体，但由于民主的制度和阶级利益的基本一致，使「服从」的意义不同于在资本主义下的服从，不是服从别人，而是服从自己。最后，由于生产的公有，因此工人可以集体地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因此，只有当个人不仅能掌握自己的人身自由，而且能和所有其它工人联合起来去支配生产，去把一直与工人作对的生产数据变成自己集体所有，工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才是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真实的（而非虚假的――笔者按）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注七）

计划经济与就业自由

　　蒋家俊又从另一个角度主张劳动力公有说。他说，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必须把劳动力的分配也纳入计划之内。如果让工人享有人身自主权，可以自由择业，就无法保证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

　　我们同意劳动力的分配必须是有计划的。但是，计划就等于行政命令，就一定抹煞个人自主权――这是极端官僚主义的误解。事实上，到了今天，大概已没有几个经济学家再持此说了。因为计划可以用行政命令，但更可以用经济办法。国家可以通过各种经济???I（如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福利政策、职业训练、晋升制度等）去影响人们的就业选择。例如边远地区，可以用高工资和有期限的合同制，来吸引所需的技术人员和职工。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说明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利害关系上，都必须要承认，劳动力属个人所有。否认这点，无可避免造成生产倒退、官僚极权、人权受践踏等等恶果。本来，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人从纯粹的「生产因素」提升为主人。但是，这些理论家却全面后退，再次把工人贬低为「生产因素」，一句话，贬低为工具。

进一步，退两步？

　　近几年来，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经济学家主张就业自由。这当然值得欢迎。工人如能获得就业自由，无疑是一个进步。

　　不过，这个进步本身，会为工人带来更大的进步呢，还是相反，带来倒退，这是问题的所在。

　　上文早已说明，在社会主义下，工人不仅应该有就业自由，而且应该有就业保障，应该有管理生产的权利。

　　但是，有不少人始终是以官僚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国家不应再统一分配劳动力。工人有择业自由，相反，企业也有聘请和开除工人的自由。这些原则本身是正确的（自然实际运用起来，在官僚政治下，难保不出问题。例如，企业官僚无理开除工人的问题）。但是，被开除的工人会否继续有就业权利？更一般地说，国家会否继续坚持就业保障？这是问题的关键。对此有些人始终是不置可否。

　　中国固然有许多东西须向资本主义学习。但恰恰是有关怎样精巧地剥削工人的那套办法不值得学习，至少是不值得号称工人当家作主的中国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非常值得中共学习，但是它不肯学；而它们的坏东西，现在却起劲的学。有关劳动力就业自由的问题就正是这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所最近所做的调查报告就反映了这种趋势。这份报告从资产阶级那儿学来那套市场办法，利用劳动力市场来加剧工人之间的竞争，甚至特别利用失业工人使竞争更尖锐，以便降低工人工资。这个报告这样说：「……打破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壁垒，展开不同所有制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让剩余劳动力进入就业竞争，是从根本（！）上抑制消费基金膨胀，抑制工资总水平持续上升的机制性选择。」

　　「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劳动力的流动，既可以通过供给增加引起的就业竞争直接抑制工资的上涨，还可以降低人们的自我评价（!!）和收入预期，通过弱化攀比心理而间接抑制工资上涨。」（注十）

　　「让剩余劳动力进入就业竞争」，就是利用失业工人压低工资。既然失业工人有此妙用，而且是「根本」解决消费基金膨胀之道，那何必要消除失业？「降低人们的自我评价」，就是用市场的力量，利用工人之间的竞争，来打击工人的自信心、尊严，迫他们不敢抬起头来，不敢要求合理的工资。要知道，提出这种混帐主张的不是个别经济学家，而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对官方有很大影响力。中国要改革，但是牺牲工人、打击工人的改革，难道值得我们支持吗？很明显，如果中共最后真的朝这个方向走（目前已有许多迹像），那对于工人来说，这是大倒退而非进步。

一九八六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