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一组文章） -- 包子1971

中国工业的危机与中国工人阶级

刘宇凡

　　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失控中，工资失控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大问题，尽管同投资失控比仍差一大截。在工人的种种压力下，加上厂长自己的个人考虑，企业所发的奖金往往超出预算。本来，按规定企业要把利润留成（以前是完全没有企业留利，一切要上缴国家的），主要用于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等。少部份才用于发奖金。不过实际上很少厂长老实执行规定。有些甚至把大部份留利都发了奖金，或者以种种借口大发实物，以逃避财政部的追究。

　　从表一可以看到，八四年的工资（包括奖金）增长率最高。以后虽然逐年下降，但仍比八三年高出许多。实际情况可能较为严重些，因为这里往往没有把发实物包括在内。

表一 全民所有制工人工资比上年增长速度

货币工资 实际工资

1983 + 3.70 + 1.40 1984 +19.55 +16.45 1985 +17.30 + 4.80 1986 +16.50 + 9.00 1987 +12.40 + 5.10

　　有人指出，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如果国民收入增长率为一，那么八四年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就是一点五八，八五年是一点七九，八六年更升为二点七。如果货币工资再增长，就会大大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

　　有些人据此就认为，即使不是完全停止工资增长，也要大力控制工资，不容工资有更大的增幅，否则增长率持续超过国民收入，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陈文鸿月前在电视访问上也持这种见解。

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根据

　　这种见解是错误的。首先，同样从表一可以看到，由于物价上涨，已经大大抵消了货币工资的增长。从八五年开始，实际工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直至去年只有百份之五点一了。但这个数字是不可靠的，因为官方有意低估了物价。不过，即使是根据官方公布，已经有至少五份一工人生活水平下降了。

　　事实上中国工人阶级吃了几十年苦头也吃够了。在「勤俭建国」的口号下，中国工人工资几乎冻结了几十年。从一九五二年到七八年，廿六年间工资只增长了四点四成，平均每年只增长百份之一点七。只是从七九年起工资才有了点上升。中共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工资增长有很大部份的交「欠帐」的性质。可是，「欠帐」还没有交完，实际工资的增长又大大减慢了。

　　一方面是因为一直生活困苦，另一方面又因为物价高涨，在在迫使工人非常强烈的要求增加工资。与其说工资增长超出预算，倒不如说原来的预算就太低，太不足够生活所需。

　　但再增加工资，会不会引起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呢？很可能会。但这不是工人的责任。是先有通货膨胀，然后才有提高工资的迫切要求。事实上，今天的通货膨胀，主要不是工资增长引起的，而是由中共的市场化路线所造成的投资和消费膨胀所引起的。这个原因不消除，即使把工资再压低也无法消除通胀。反过来，如果没有上述原因，工资再增长多些也不会引起真正严重的通胀。所以，要做的决不是压止工资，而是要解决官僚的投资和消费失控。

　　中国的总工会提出工资应随物价上升而上升，我们非常赞同。从整个社会的利益来看，这是十分必需的。由于长年的被压制，工人对工作有很强烈的抗拒情绪。普遍存在怠工现象。如果不大幅度提高工资，势难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国民收入与工资增长

　　不过，我们承认，上述要求亦最多只能解决工资追不上物价这个问题，不用说它未曾解决物价问题，未曾解决今天的经济危机。相反，从长远来说，如果找不到更根本的办法，整个危机有可能更加深。

　　我们且不去说别的，先说同工人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就说中国的工业罢。今天中国农业有危机，工业也有危机，甚至其程度比农业大。中国工人如果不去解决这个危机，只是着眼于争取个人或个别工厂的工资增长，更不用说用种种消极方式抵抗，其结果恐怕是不妙的。

　　刚才提到，有人指出近年工资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这是一种说法。但其实更可以有另一种说法。不是工资增长过快，而是国民收入的增长本身下降了，所以才显得工资增长过多。从表二可以看到，国民收入增长从八四年的百份之十三点五高速，逐步下降，其中八六年一下子降为百分之七点四，下降了差不多一半。（当然七点四的速度同国外比也不低，但因为这个速度是以工业超速的不正常的增长为代价，所以并非十分可喜）国民收入暴起暴跌，极不稳定，自然不容易支持工资的稳定增长。

表二 国民收入指数（以上年为100）

1981 104.9 1985 112.7

1982 108.3 1986 107.4

1983 109.8 1987 109.3

1984 113.5

工业的惊人浪费

　　国民收入为什么这样不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经济效益奇差，投入很多，而产出很少。从一九五三年至八零年，卅年间全国固定资产总值增长了廿一倍，但从中得到多少国民收入呢？只有四倍。从表三可以看到，中国工业每积累一百元所带来的利税收入，竟然从五二年的廿五点一三元下跌为八六年的十九点八九元，三十多年间盈利不升反降！效益如此差劣，当然有碍国民收入的稳定而长足的发展。

表三 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元）

1952 25.13 1982 22.22

1957 34.40 1983 21.66

1965 29.73 1984 22.28

1978 24.74 1985 22.40

1980 24.32 1986 19.89

1981 22.90

正因为效益奇劣，所以每年都有二成多的企业亏本。不过，这个数字是不够真实的。实际情况比这个更坏。

　　要知道，中国工业的盈利，相当程度上是靠大量而廉价的投入。长期以来，中共刻意大力压低农产品和原料的价格，压低工人工资，靠牺牲农民和内陆西北、西南地区（许多原料都产自这些地区），以及工人阶级的利益来支持工业发展。可怕的是，工人、农民和内陆人民做了牺牲，可是在官僚专政下，工业却不争气，管理混乱、效益奇差。所以，实际上亏损企业远不只二成。许多盈利企业如果不是靠廉价农产品和原料的支持，不是靠低工资，就会一样亏损。所以有人说，相当部份的工业利润不是工业自己创造的，而是把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价值通过价差转移给工业的。

――据估计，中国全部六千亿元的固定资产，有三分一是浪费了的。

――八五年时估计，有二成企业是没有基本的经济核算的，而七成的企业，核算工作很不健全。

――每年的工业产品，质量过关的只有七成多。

――工业的冗员约达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占全部职工人数的一成多。

　　为什么工业效益如此恶劣？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企业一直由政府部门官员所控制，他们的权大而责小，无论怎样浪费也可以照做官。正是这种官僚弊害使企业的管理非常混乱。

工人的消极怠工及其影响

　　中国工人阶级的种种消极反抗也是工业的效益危机的原因。工人受尽困苦，在官僚专政下毫无人权，甚至连转业转厂自由也没有。工人号称为「国家主人翁」，但是对于企业建议过问一下都无权，而且还要忍受中共以国家名义剥削他们，所以他们一有机会就拼命从国有财产中夺回自己的一份。这是近年奖金失控的一个原因。但反抗形式不止于此。普遍的怠工情绪。以最大的冷漠甚至浪费来对待企业财产。盗窃企业财物成风。所以国内有句说话：「大家拿，拿大家。」这是「公有制」嘛。工作没有纪律，上班吹牛、睡觉。这些风气当然更进一步恶化企业的情况。

　　很明显，如果工业不施大手术、大改造，即使工人现在争得多些工资，首先这就大有可能实际上只多争得几张废纸；其次，从长远来说，工业危机不解决，就不可能支持稳定的工资增长。工业过去主要靠低工资、低原料及农产品价格维持。现在农民不肯再向低农产品价就范了，原料产地也不肯再牺牲自己了，而工人呢，就更不肯再维持低工资了。他们这样要求本身都很合理，很值得支持。可是，同样明显地，不根本改造工业以致改造中国经济，是不可能实现这些要求的。

　　工业的危机已经到了人人都无法忍受的地步了。工人自己不去考虑，不等于别人不考虑，不等于中共不考虑。中共为了解决这个危机，一种办法就是实行承包制，把企业的日常管理权交给厂长，一种办法就是进一步扩大市场调节。两种办法都对工人不利，而又不难彻底瓦解工人的消极反抗。首先，承包制只赋予厂长权力，而工人名义上是国家主人翁，却始终毫无权力。在这个情况下，厂长为了多得奖金，很有可能更进一步牺牲工人利益。厂长既可以开除工人，那么谁消极怠工的都可以被开除。其次，中共已经向资产阶级学懂了怎样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打击工人。在「搞活经济」、「打破大锅饭」的名义下，它让企业互相竞争，让工人互相竞争。你们要加工资吗？很好，哪我们就要更进一步开放物价啦！你们纪律涣散，消极怠工吗？很好，我们就开除工人，我们就宣布国家不再保障就业，我们就大搞劳动力市场，用失业工人来同你们竞争啦！你不干，可想干的大有人在呢！

　　工人对于中共拿市场化来打击工人的举动，越来越不满。有些仍旧主要是消极的个人反抗。有些工人因为被厂长扣工资而殴打厂长。一些地方闹出人命。消极怠工仍然持续。

　　不过，消极的集体罢工也越来越多了。这当然是一个进步。可惜我们无法得到有关资料。不过，从各方面看来，这些行动毕竟仍是个别工厂的。

从消极反抗到积极反抗

　　工人阶级所需要的反抗要从个别工厂扩大到整个中国工业甚至整个中国经济和政治层。工人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要对中共的走资本主义道路作出总体的科学的分析。究竟中国要走什么道路？走资本主义吗？那么工人的生活如何保障？职业如何保障？走社会主义吗？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那种集权体制吗？那种体制有什么好处？难道真是好得可以叫出「宁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宁要七十年代的物价，不要八十年代的工资」、「宁要四人帮的四十七，不要邓小平的一百七」的口号吗？很明显，现在工人阶级思想非常混乱，他们对于邓小平的市场化政策不满，他们中不少人感到过去的职业有保障的体制比现在更好些。可是他们对过去体制的好的和坏的各方面考虑不清楚，以致简单地眷恋旧制度。我们认为，传统的官僚集体计划，只能去芜存菁，只能吸收其中好的，而万万不能整个接受，万万不能让它复活。过去的制度不是全无优点，现在的新办法也不是一无是处。工人的劳动纪律是要加强的，所怀疑的只应是由谁加强，是由厂长还是要工人集体？企业有权开除工人，这在原则上是不能反对的，问题只在于，是由厂长单方面有权，还是工人的集体也有权？国家要保障就业权，这是对的，要保卫的，不容中共废除的。但工人往往把它同「企业不能开除人」混淆起来。「企业不能开除人」的旧办法本身是错的，这样只会造成冗员、纪律涣散。如果我们不能分清二者，如果我们把本来进步的东西放进落后的框框里，就会变成走回头路，就会无法解决今天的工业危机。至于把矛头只是指向厂长，这就更混乱了。是的，可能厂长本身也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毕竟，他不是最高负责人。是谁给予厂长权力的呢？是中共。如果不从根本的政治权力着手，是很难有效反抗的。相反，消极反抗，或者提出混乱的要求，把进步的要求同落后的要求混淆起来，这样只会更方便中共享打破大锅饭的名义打击工人。

　　总之，中国工人阶级要适应新的形势，要放眼全中国，要探讨中国的根本道路，要认真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劣，而不要再停留在消极抵抗的水平上，只有这样才有出路。

　　我们现在没有条件提出具体的纲领。但也愿意提出最迫切的要求，以便保障工人最起码的生活。这包括了制订最低工资法；工资随物价上升；组织独立工会的自由；物价指数由工会编订；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国家对失业工人保障就业；所有企业的承包合同要经工人集体讨论；全面探讨工业承包制；国家公开所有数据和统计数字；言论自由；容许全面而公开讨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大是大非，任何言论不能入罪；全面民主改选人大代表。

　　我们要为当前的要求而努力，也要为根本的出路而艰苦探索。工人提不出解救中国之道，中共就会而且事实上已经用它的方法去解决，用官僚的、市场的、牺牲工人利益的方法去解决。如果工人不想陷于悲惨境地，现在是醒觉的时候了。

一九八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