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开始连载 -- 双石
双石兄，能否解释为什么李先念要将刘少卿排挤走？
李当时啥想法不好说。从刘这方面来说，脾气个性太强，喜欢作主说了算（呵呵，听说旅团一级干部都怕他），以及其他一些事情。
不过“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下)”中间说
应该不是的。
武汉的租界都在汉口市内。和汉阳隔着汉水呢。
陆训部副部长上任，与肖克合作得很好/“不学习就不配当团长”，“老资格”动了雷霆震怒/学习苏联经验一开始就存在不同认识，看不惯苏联顾问的“太上皇”态度/“学习苏联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刘少卿认为不能学贾桂/“反教条主义”使军队建设大伤元气，刘少卿侥幸未卷入漩涡/赋闲不得闲，将军小院成了上访老同志的“招待所”/不攀附不屈就，犟脾气的他有人讨嫌有人赞誉/老朋友新朋友，将军晚年生活其实色彩也很丰富/朴素的将军也是新潮的将军，舞场上最高龄的将军舞迷
刘少卿在陆训部头几年的工作还是很遂心的，刘帅和叶帅器重，与肖克合作得也不错。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为土八路提供现代化正规化蓝本且给予实际帮助的军队只有苏军。这是一支第二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的绝对主力胜利之师，又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与土八路们同宗同祖，所以“学习苏军”甚至“不走样地学习苏军”，似乎成了对现代化正规化非常向往的中国军队的当然选择。那时节陆训部也派驻有苏联顾问，象刘少卿这样的土八路们当然对“老大哥”们也非常尊重。
当时陆军战斗训练部的工作主要是组织演习和训练，刘少卿作为第一副部长也经常下部队。虽然对那会儿从整个军队来说对“现代化正规化”非常重视，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军委各部门都有许多具体指示和设想，但对于一个个“土八路”的个体来说，认识却参差不齐，许多干部都经历过长期战争煅练经验非常丰富，但文化程度却普遍较低。而且因为都是“胜利者”，都有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牛皮可吹，所以对于搞现代化正规化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认识不清或不足的问题。
有一次，刘少卿到杭州下部队组织演习，看到一个团长在上级首长部署工作只带耳朵不作记录，便问他为什么不作笔记。那位团长回答得倒也干脆：不会。
刘少卿很不满意：“不会为什么不学？”
“我是大老粗，学不了。”团长还是满不在乎。
腾的一下刘少卿就火了：“学不了？学不了你就当不了这个团长！”
说着他就叫来这个军的军长：“我建议这个团长马上撤职，让他自己先摘了‘大老粗’的帽子。”
军首长们一下就紧张起来，撤个团长那可不是件简单事儿呀。他们都来打圆场。
然而刘少卿这个九头鸟脾气上来了也是不管不顾，非要撤人家不可：
“过去打仗那么艰苦，我们还要坚持学习。现在条件这么好，不学习不说，还以‘大老粗’为荣。如此偷懒，怎么带兵，怎么搞现代化正规化，将来怎么打仗……”
军里的同志好说歹说好容易才把刘少卿劝住，回过头来又训那个团长：这位首长你可不能跟他乱顶呀，这可是个老资格，谁的账也不买，你没看咱们军长都不敢顶他呀！你要还想把这个团长当下去，以后就勤快点，跟上形势，不然迟早被淘汰……
其实不光是基层干部，就是象刘少卿这一级甚至更高一级的干部，也有基于过去经验过去胜利所产生的思维隋性。比如那会儿陆训部的训练课题中就有一个“原子弹条件的战役战斗”，许多人就发牢骚：我们现在连原子弹都没有，搞什么“原子弹条件下”？而刘少卿的看法却不同：原子弹我们没有敌人却有，战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当然要研究原子弹条件下现代战争的打法。况且，我们今天没有，并不意识着我们永远没有嘛！为这个，刘少卿还写过一些论述原子弹条件的战役战斗的文章，意在有针对性地澄清一些错误认识。
那时候，刘少卿们对于学习苏军，学习现代化战争的新知识，还是真心实意而且充满了热情的。然而由于双方的成长历史和国家背景的差异，在“教”与“学”的关系上，还是产生了多矛盾甚至冲突——这些矛盾后来还催化了中国军队一场影响甚远波及甚广的“反教条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生出的许多是是非非既伤害了许多积极推动中国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同志，又对军队团结和正规化建设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时隔多年实事求是地讲，这些问题并不在于某一个方面，从中国军队来说，确实存在着许许多多满足于过去战争经验而不思进取的狭隘观念——如上面那位团长那样，而苏军专家们虽然大多数人也是抱着真心实意帮助中国同志的目的来“顾问”的，但也存在着不顾中国军队实际情况盲目照搬苏军教条，甚至还有一些人以太上皇的恣态对待中国同志的情况。
刘少卿作为陆军战斗训练部的副部长就处在这种矛盾的包围之中，所以他对这两种情况都有切身的感受。
那时陆军战斗训练部有一位大校处长叫吴伟，人很能干却是个酒坛子。有酒必喝，每喝必醉，经常出洋相。一次在河南组织演习，他又喝醉了，象个电线桩子一样地戳在路边，谁从那里过他都给人家一个敬礼。刘少卿和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郭天民从他身边过的时候就被他猛然间的一个敬礼和扑面的酒气给吓了一跳，弄得大家哭笑不得。很讲究军人仪表的苏联顾问见了直摇头，说你们中国军队有这样的大校军官这样真是太遗憾了。
这件事情传到肖克耳朵里他也很生气：吴伟这样太不象话了，刘副部长你要好好管一管。
然而那时的训总是各个山头人马汇聚而来的，都有自己过关斩将的历史，彼此之间谁也觉得不比别人矮三分，本身就存在着需要磨合的问题。这位吴伟是肖克带来的同志，刘少卿当然很注意这中间的分寸，所以管束起来自然也不太放得开手。倒是郭天民这个直筒子有点不管不顾，敲着吴伟的大校肩章就训了一通：吴伟你这么着可不行，你这副牌子都是肖克替你扛起来的，你怎么还这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
搞正规化的人本身就吊儿郎当，这种问题当时并不少见。
然而苏联顾问又有苏联顾问的问题。1956年在青岛组织“胶东半岛海岸防务演习”时，苏联顾问要全盘照搬苏联那一套，要吴伟按苏联军队的装备标准为参演部队配备许多超短波电台，而那时中国军队的装备根本就不到这个要求。但拉什林科少将一定要吴伟这样准备，吴伟虽然能干却也不是魔术师，没法一下子就变出这么多电台来。拉什林科当下就拉下脸来对吴伟大加训斥，就象训斥自己的一位部下。
刘少卿在一旁实在看不过眼，立即叫拉什林科住口：“你是我们国家聘请的顾问，怎么能用这种态度训斥我们军队的一位大校？我们国家很穷跟你们国家根本没法比，不可能象你们一样有那么富有的家当，你这样要求我们根本没法办到……。”
拉什林科虽然很不服气，但刘少卿的军衔与他平级，他也不敢象对吴伟那样放肆：“我要去找你们的郭天民上将……”
刘少卿也没好气：“你去吧！”
郭天民这个炮筒子听了拉什林科告状就批评刘少卿和吴伟，要他们尊重顾问同志。
刘少卿这个老资格平日里跟郭天民之间讲话非常随便，当下就顶了回去：“拉什林科每个地方都要用超短波电台，我们哪有那么多？他要吴伟搞这么多，吴伟当然没有办法。他象太上皇一样地训吴伟，我们怎么可能信服？你郭副部长要批评我们，应该先向我们了解情况嘛……”
说实话，当时就有人“不走样学苏军”很有些看法的，有一次彭绍辉就对刘少卿说过：我们恐怕不能全按苏联那一套办，还是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还考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在场的肖克和郭天民听了都没有表示意见，但同样在场的刘少卿则认为彭绍辉说得还是很有道理，起码咱们不能象贾桂一样老在人家面前站不直腰来
客观而言，当时从训练总监部到军事院校，盲目照搬苏联教条的情况也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那时有军事学院毕业的学员到四川剿匪，也有人照搬教条来个“炮火准备”，结果炮火一响，土匪都钻山沟跑散了。而且苏式装备有些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比如有一次演习在黄河上架舟桥，苏式舟桥架了好久就是架不起来，周恩来总理看了都不理解：我们长征时乌江上架桥都是些土办法，好象也没费什么事儿呀？怎么现在有了洋装备反而退步了？……
不管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其实都有其土壤其背景。
应该说，都值得反一反。
但是后来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走得不太正常。
首先是军委领导层对军队建设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现象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其间又或多或少地夹杂了诸多历史恩怨和宗派情绪，以致于运动步步升级，层层加码，甚至上纲上线到了“反党”的高度，伤害了同志不说，也给军队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反教条主义”首先是针对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的，尔后又波及到了训练总监部。
实际上训总内部在关于反教条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从1956年起就开始了，刚开始时压倒性的趋势并不是“反教条”而是“反保守”，具体针对的对象是张宗逊、孙毅、彭施鲁等人，1957年3月，训练总监部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时就产生了争论，当时训练部监部代部长叶剑英元帅还特别召集了一次训总的党委扩大会，企图以民主讨论的方式来解决分歧统一认识。然而始料不及的是，无论是四级干部会还是这次党委扩大会都开得不成功，认识没有统一分歧反而扩大了。有人给张宗逊等人上的纲也挺高——“拒绝学习苏军先进经验，死抱着我军经验不放”的“经验主义”，“保守主义”、“修正主义”、“反苏分子”、“逆流分子”、“右倾”、“右派”……，等等，还发展到部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刘少卿夏天从兰州当兵回来——当时实行“军官当兵”制度，部里的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了。气氛基本上是一边倒，都在朝“保守主义”开火。刘少卿回来正赶上过八一建军节，郭天民召集陆训部开会，会议要结束时一位参谋吴振林问他明天到哪里吃饭，刘少卿随口回了句回家吃。那位参谋一听就笑了起来：首长明天是八一，我是问我们在哪里会餐。刘少卿一听也笑了起来：你怎么不说清楚，我现在就象头骡子，你们不牵着我都不知道往哪里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郭天民误会了刘少卿的意思，以为是他对自己来主持陆训部工作不满，当下就拍桌子发了脾气：刘少卿你是不是含沙射影对我来管陆训部不高兴？刘少卿不知道肖克已委托郭天民来主持陆训部工作，郭天民这火发得他心中也莫名其妙，不过论起犟脾气来两人也有一比，刘少卿翻着白眼也来了句：你说不高兴我就不高兴了，怎么着？
当然后来事情说清楚了，两个喜欢发脾气的人都没往心里存事儿。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气氛的紧张。
那时的形势虽然是一边倒，上上下下都还不知道军委领导层对这场争论实际上已有了既定的倾向性看法，但风头转向的端倪已开始显露。当时刘少卿先后接到了陈伯钧和宋时轮的电话，意思都是让他转告肖克不要再批张宗逊了，不能再反下去了，再反就反到彭总那里了，不得了了。刘少卿也把这个话转告了肖克，而肖克则称现在我也控制不了形势了，群众要批呀……。
事实上也是如此，群众运动一起来，有时候就没边没沿，那时候大家都贴大字报，刘少卿也贴了一张大字报，不过刚一贴出来，就被两位副处长刘光第、蔡洪恩等撕了，说刘副部长你干嘛凑这个热闹惹火烧身哩？据后来刘少卿自己回忆，他那张大字报颇有点不管形势的仗义执言的味道，因为那时有人批判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的“训练工作的行政十二条经验”是“教条主义”，而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上将的批判教条主义的文章则作为批判的武器是“马列主义的”。刘少卿的大字报主要观点是：李和甘的文章总的意思是一致的，不能说这个是教条主义那个就是马列主义……
刘少卿是老资格，大字报的内容虽然跟当时一边倒的形势有点拧，但一来贴出去不久就被撕了没有成为靶子，二来他在陆训部跟下边干部处得很好群众关系不错，也没谁去追究计较他。以致于后来“反教条主义”占了上风也没谁为这个表扬他，他自己当然更没想过拿这事儿去为自己邀功。
然而其他人未必能够有他这种幸运。
当时训总有位上校处长叫张东恒，他也写过一张针对张宗逊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也经郭天民等看过。后来风向变了，大字报的内容也就成了靶子，于是把这位上校吓得发抖。那时刘少卿还从会场上把郭天民请到到外边敲着他的三星上将肩章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数落：“张东恒的大字报你是知道也是支持的，你一个上将现在不讲话却把一个上校晾在前头，把人家吓得发抖，是不是怕把你这郭上将的牌牌弄丢了呀？放心吧，弄不丢的……”
“反教条主义”最紧张的时候，工作组的刘其人找刘少卿谈话交底要他站稳立场时，刘少卿还直言不讳地为张东恒的大字报讲话：“我看过张的大字报，看不出这有什么问题。”后来刘少卿在军事学院听了张宗逊的一个讲话，回到部里禁不住发了点儿牢骚：“有些人就是好给人扣帽子”，当时新任陆训部部长的李作鹏马上就很紧张地找他：“你最近在‘鼓吹’什么？千万别再乱说了，人家要把你划到‘反张宗逊集团’里去呢！”这事儿被反映上去，刘少卿还真就差一丁点儿就被人给归入“反党集团” 了。幸好那时李作鹏在会上说了句“刘少卿他就是这么个人儿，不是搞阴谋的”，好歹把这事儿给抹和过去了。
刘少卿是个职业军人，应该说在辩别政治风向上来说远不如把握战场形势那么敏感，对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的严酷性和严重后果，他基本上还是没有预见的。“反教条主义”发展到后来渗杂了许多宗派情绪，上纲上线最后伤害了许许多多的好同志——有些同志甚至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争论双方其实谁也没有得到什么益处，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更是大伤了一回元气。
“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刘少卿既没有被打击也没得到什么收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没学到什么东西，不象在从前，还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在三反五反等群众运动中，还学会了做群众工作”。他虽然没有卷进是非漩涡算是幸运者，但也多少受到了一些波及。
五十年代末，受“左”的观念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党内生活已经开始不正常，这已经不仅仅是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不久，刘少卿又亲眼目睹了一次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阶级斗争”事件。那是五八年的一天，刘少卿率军训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回来不久，到高等军事学院参加一个会议。会前叶剑英找到他说：“今天这个会林副主席（那时林彪已经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也要来，你和他是老乡，散会后不要走，陪他吃个饭，饭后照两张相，让他也轻松一下。”
这本来是件好事，会后刘少卿陪两位元帅一起吃饭，三人聊得也很是融洽。
不料想饭没吃完，高等军事学院的政委王新亭上将就拿着文件来找林彪，汇报训总出版部副部长童陆生少将的“问题”。童陆生本是云南讲武堂出身的老军人，与朱总司令、叶剑英是前后期的校友，在北伐军第六军当过团参谋长，后来长期在八路军总部任高参。前不久他母亲去世，他回家乡办丧事，用他母亲的积蓄在当地建了一个以母亲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可他的母亲土改时成分划为地主，在某些人眼里这件事儿就有了“阶级立场”问题。林彪听了汇报之后，也许是一时冲动，也许是对童陆生早有成见，当场就给这事定了性：“这样腐败的干部我们不能用！”
身为军委副主席的林彪此话一出，叶剑英也不好打圆场了，只好对王新亭说：“你把文件放下先回去，这事儿以后再说。”本来十分轻松的气氛，被这个“汇报”全破坏了，饭后三人也没照相。
刘少卿与童陆生都在训总工作，私交也不错，听了林彪的话之后，心情很是沉重，又不能跟什么人去说，只是回家后跟自己的夫人感叹了一句：“坏了，这下童部长要倒霉了。” 夫人再多问，他又不说了。
后来，童陆生因此事被开除党籍和军籍，遣送到北大荒劳改。直到72年才平反回到北京。这时的他，已经不再是将军，而是在当地颇有名气的一位中医了。童陆生回北京后，刘少卿多次帮助他联系安排各项生活事宜，两人来往甚密。童陆生对刘少卿说，58年时王新亭看上了他住的房子，他没有让，于是王新亭就挟嫌报复，给他扣了这么一个“丧失阶级立场”的大帽子。
“反教条主义”后肖克、李达等跟刘伯承、粟裕等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训总领导层也全面改组，训练总监部（后改为总参军训部）也改由张宗逊当家。可能是被视为肖克班底的人马，刘少卿的工作处境也大不如前，直至后来干脆就只从事一些边缘性的工作了。六十年代初，他主持了军训部训练靶场的选点勘定工作，这个靶场就是现在北京的“八一”射击场。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机关粮食供应不足，刘少卿提出将部里的大操场开垦出来种植粮食蔬菜，有人认为这样不妥，部队机关里怎么能开庄稼地？刘少卿说，目前是困难时期，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先克服眼前供应的困难，等情况好转了，操场还可以恢复。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了批准，总参军训部的大操场变成了农田，连续三年给机关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粮食。直到1964年全国供应好转，这片机关内的农田才又恢复成了训练操场……
到了1963年，刘少卿莫明其妙地“暂停”工作了。一年后，他被派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山西闻喜县西官庄公社去蹲点，完全脱离了原来的军事训练工作。
文革前，他就开始“赋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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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赋闲” 对刘少卿来说，也是一种幸运。
在山西搞“四清”时，刘少卿感到当地阶级成分的划定，过分扩大了打击面。出於保护大多数人的目的，他在当地提出了一项与当时阶级斗争大气候不大协调的“土政策”，叫做“扩大贫雇农队伍，缩小地富阶级队伍”，具体做法就是在群众中重新划定成分，就低不就高：解放之前贫雇农家庭出身的女子嫁到地富分子家的，其成分还划为贫雇农；解放之前地富家庭出身的女子嫁到贫雇农家的，其成分则改划为贫雇农。这样一来，就使得相当数量的群众改变了“高成分”的地位。这个“土政策”在当地很受群众的欢迎。“文化大革命”中，闻喜县西关庄公社的群众也分成了两派，但无论哪一派都拥护这项“土政策”，两派还都派人到北京来探望刘少卿，都感谢他为当地群众办了一件好事。
几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已经变相“休息”了的他反而成了幸免成为了运动的靶子。加上他在军训部人缘不错群众关系很好，运动起来后很少有人贴他这个“消遥派”的大字报。最乱的那两年，他也基本上是平安无事，没有受到过什么冲击。
不过部里的几位领导日子却不好过，打倒的打倒，挨斗的挨斗。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刘少卿谈不上理解但也谈不上反感，听毛主席的话几乎就是他们这一代将军至死不渝的信念。但具体到谁谁谁是“走资派”谁谁谁是“一小撮”，他可就没什么水平去分辩了，而且越到后来就越是难以理解。今天那个被打倒明天这个被揪斗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也越来越糊涂。
但有一点却由他的个人政治品格决定得比较明确，那就是一不攀附权贵二不落井下石。
刘少卿的老战友、时任军训部副部长的孙毅中将，是著名的“胡子将军”，文革中被打倒受到残酷批斗。在批斗会上，“造反派”情绪激昂，孙毅的人身安全受到很大威胁。刘少卿当时站在台边上，他有意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孙毅前面，使那些狂热的“造反派”不能直接冲上来打孙毅。“造反派”们看出了这一点，就指令刘少卿背诵毛主席语录，承认自己是“老右倾”、“老保守”，而刘少卿就这样暂时把“造反派”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使老战友孙毅躲过了这一劫。
身为“老资格”的刘少卿，与许多高层人物在历史上有过交往。这些人物在文革的风云变幻中沉浮不定，虽然刘少卿自己不去攀附，但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是用这些老关系给他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杨成武担任代总参谋长，发表“大树特树”的文章时，就有人来找刘少卿，说你与杨代总长是老战友，相互间很了解，你应该出来写文章支持，这是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刘少卿听了表示拒绝，说我只知道杨代总长当年很能打仗，后来我们很长时间不在一起工作，我谈不上对他很了解；可当杨成武被打倒时，又是这些人来指责刘少卿：你为什么要吹捧杨成武，说他很能打仗？刘少卿对此也只能是报以一笑。
刘少卿“靠边儿站”在军训部组织计划处参加“运动”，处里有一位副处长刘元君，十三岁就参加八路军，战场上立过大功，为人耿直，是个大炮筒子。一次学习讨论，他引用毛主席语录“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可有人却歪曲他的话，说他的用意是指“毛主席也有错误”。争来辩去上纲上得越来越高温度也越升越高，吵到激烈处刘元君脑袋一热勃然大怒拍案而起：“老子就是说毛主席有错误啦，看你们能把老子怎么样？”
此言一出可就犯了当时的大忌，当场就有人要把这话写进会议记录。而刘少卿则坚持认为刘元君没有那么说，最后这个会议记录上留下了这样一段：“在场的除刘少卿同志外，其他所有人都听到刘元君说……”
也许就是因为记录上的这一点不一致，这件事终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尽管是“靠边儿站”，刘少卿的境遇比起那些被打倒的干部总还是说得过去，而且“老资格”还多少能起点作用。刘少卿他也利用自己的这一点点便利，尽自己的最大可能为许多受到冲击的老战友提供各种帮助。海军航空兵政委李呈瑞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有关部门还给他做了一个“畏罪自杀”的结论。刘少卿一直帮助李的遗孀上诉要求重新审查，多次为调查写出自己的证明，为老战友的平反尽了最大的努力。1972年，郑位三、童陆生等被遣送北大荒的老战友们陆续回到北京，但当时他们都还没有获得正式的“组织结论”。有关的组织部门在康生、“四人帮”的影响下，对这些老干部态度恶劣，使他们回京后的生活一度很困难，不少人也因这些老同志的“历史问题”而疏远他们。这时刘少卿则毫不避讳，主动出面帮助这些老同志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甚至不避嫌疑，亲身前往与自己没有任何关联的中央组织部，帮助“位老”落实住房等等。这些老战友为此都很感谢刘少卿。
刘少卿在山东滨海军区的老搭档，建工部部长谷牧，文革中也受到很大冲击，建工部两派都要揪斗他。两派武斗打得厉害，被抄了家的谷牧被周恩来总理以“联络员”的身份弄进中南海保护了起来，而谷牧夫人就住在刘家，用刘少卿的军用专线电话与中南海进行联系。
后来谷牧成了副总理，刘少卿则从来不提文革中还有过这么一段。
还有一位老战友，当他刚一获得“解放”时，就执意要拉刘少卿以老战友的身份到李作鹏家去“看看老李”，而刘少卿死活就是不去凑这份热闹——那时候，李作鹏称得上是权焰熏天，找上门巴结的人可是大有人在。
其实不光是李作鹏，更大的首长刘少卿也没动过攀附的念头。
比如“副统帅”林彪，与刘少卿是黄冈老乡，在红军时期又是上下级，林彪很器重他，他也很敬重佩服这位很能打仗的“林总”，加之在黄冈林、刘两家家族人氏也有来往，刘少卿的第一位妻子颜昭英中原突围时带着两个孩子在当地隐蔽，遇到情况时经常躲到林家去——那时林家有人在地方上当国民党的小官儿，对当地隐蔽的共产党人可加以掩护。种种缘故，使刘少卿和林彪的私人关系一直比较亲近，在林彪淡出政坛“养病”那些年头，刘少卿也不时去看望这位老首长，还和这位“林总” 及董老等湖北籍的高级领导人有过一些小范围的老乡交流。
62年刘少卿到广州去疗养，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约他一同去丛化温泉去看望在那里疗养的林彪。林彪那天精神很好，见刘少卿来了，说起话来比平时多得多。其间秘书进来提醒说：林总您会客的时间已经超过十五分钟了。林彪兴致正高，回答说平时会客是十五分钟，今天少卿同志来了，可以谈半个小时。出来后黄永胜对刘少卿说：从没见林总这么高兴过，今天他可为你破了会客十五分钟的例了。
可真到了林彪变成了“副统帅”、“接班人”的时候，刘少卿却反而再不上门儿走动了。那时也曾有人鼓动他借助这种私人关系去“活动活动”，但他从不回应。
这也好，林彪摔死后，也不会有人来清理他和“林贼”的特殊关系了。
当然，刘少卿生就的犟脾气并没有因环境变化而改变，这很难说是优点还是缺点，很多时候也是没来由地伤人，间或也有凭老资格居功自傲的成份在其中，这在文革时期他也时有发作。
1973年，总参谋部准备把象刘少卿这样在文革中失去职务的一批老干部安排到省军区一级任职，这其中既有文革中受到冲击靠边站的干部，也有在林彪事件中上了“贼船”的干部。大概是由于该决定出台比较草率，带有“一刀切”的味道，加之对这些干部复杂的具体情况考虑不周，结果是相当一部分老干部拒绝接受这次任命，在这当中，刘少卿是抵制态度比较激烈的一个。
当时计划任命刘少卿为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总参军训部派了几位参谋干事来征求他的意见，说是许世友司令和你是老战友了，也了解你，去那里工作我们认为比较合适。然而他却没给人家好脸儿，几句话就把人家顶到南墙上：“许司令了解我就不能这么安排我，二十多年前我那个参谋长都比你这个省军区副司令大得多。再说，军训部不明不白地让我休息，也应该有个说法……”说着说着刘少卿脾气上来了，接下去的话就更难听了：“当初调我到北京来是刘、叶二总的决定，聂帅和宋任穷都找我谈过话。今天要让我去浙江，这又是谁的决定？怎么是你们来找我谈话？”几位小字辈儿的干部当然不能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好说可以安排一位副总参谋长来谈，可刘少卿却是火气正盛口无遮拦：“要谈就找叶帅来谈！那几个副总参谋长，我资历不比他们浅，战功不比他们小，他们没资格谈我的工作！”
文革后期，刘少卿的老战友杨成武、王建安、郭化若等重新出来工作，他们对刘少卿也很关心曾经邀他出来一起工作，结果都因他跟原单位矫情坚持要一个“组织结论”而未能实现，拂了人家一番好意有的还伤了感情。
就这么着，到了1975年，刘少卿被任命为总参军训部“顾问”。1982年，他不伦不类地挂靠在已经缩编为军级单位的军训部按正兵团级离休，直至去世。
还有一位新四军时期的老首长，后来担任了国家重要领导工作，两人见面时他曾对刘少卿提起了可以帮助他“安排安排”的话头，可刘少卿却象没听见似地不接这个话茬，要换个人儿，那还不上顺着杆子就往上窜啦？
不接话茬倒也罢了，他还要跟人家呛火。
新四军五师和中原部队突围时遗留了许多历史问题，许多当时老战友老部下老同志因就地复员、突围中掉队或被俘等原因受到了不公正地对待，政策一直不能落实，一些人还被视为“叛徒”，在文革中更是受到了很多磨难。早在1967年，湖北就有人为这个问题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找陈少敏上访，不想陈少敏已经被打倒，上访者就在总工会门口声称还要找李先念、刘少卿，结果“刘少卿”被别人听成了“刘少奇”，上访者成了“现行反革命”，最后还是有关组织部门查找到军训部，刘少卿出了证明才算了事。文革结束后，原中原地区因为平反问题到北京上访的人员激增，进不了师长的门就往刘少卿这个早已赋闲的“总长”家里闯。高潮的时候，他家里所有房子都住得满满的，不但地上和桌子上睡了人，连早上一开门门口都睡着人。那年头吃饭都得用粮票，这么着下去就弄得他自己一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后来还是黄冈县委的同志看不过眼，以县委的名义给老首长补贴了几百斤粮票来解他的燃眉之急。
那时候，他那个破旧的将军小院整个就是五师上访老同志们的“招待所”，管吃管住有时还要管回程的旅费。比如原五师三十八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申亚贤因为在突围中被俘，长期落实了不了政策，安排的工作是搬运工。申到北京找“总长”，而双方当时位置相差较远，“总长”并不认识他当然也无法为他作证。但刘少卿还是多方联络其他知情的五师战友向有关部门要求复查，最后落实了他的政策，恢复了干部身份，得到了离休待遇。
刘少卿对那些境遇不佳的老同志总是尽可能地予以帮助，能证明的就写证明，自己不能证明的就帮忙找知情人证明，或介绍到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当然时时还得抚慰这些同志：要经得起考验，相信党相信组织，只要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然而已经赋闲的他毕竟能量和影响有限，不可能解决得那么彻底。1986年，刘少卿在武汉东湖见到那位担任国家重要领导职务而且能够对这事儿施加更决定性的影响的老首长，自然就要为这些人说道呼吁一番，也为自己扛不了那么多人的事儿叫叫苦：“我们家的锅太小了，管不那么多人的饭呀！”
这位位置很高的老首长可能也有“高处不胜寒”的隐衷，颇有些为难：
“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你我两人怎么说得清楚谁是叛徒谁不是叛徒呀？……”
刘少卿不管不顾当时脸就黑了下来：“战争年代我们这些人都做了些什么工作？也就是做了些组织工作、指挥工作，冲锋陷阵的可都是他们！现在人家受了委屈找上门来了，我们都不替他们说话，还有谁管他们？……”
当下就把场面弄得很僵。
自已的事儿不接茬儿，别人的事儿倒干着急还跟人呛火，有人可能要说这刘少卿犟脾气是不是也有点太那个了？然而这事儿得看怎么个说道，在有些人那里可能是讨嫌，在更多的人那里恐怕就是仗义执言扶危济困——而这一点，在新四军五师的老人们中，那的的确确是有口碑的。
80年代初期，刘少卿和张执一、刘放、郑绍文、顾大椿、李人林、蔡斯列、黄明伟、栗在山等老同志联名上书中央，要求落实中原突围掉队人员的政策，解决他们的问题。胡耀邦总书记将这封联名信批示给中工中央组织部：请将张执一等同志的信和他们9位给党中央的报告，印成一个文件发湖北、河南省委各一份，同时发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各一份，要求各地实事求是，稳妥地解决好各种历史遗留问题。这是党中央拨乱反正、励精图治的一个重大方针。原豫鄂边区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应积极解决，不能例外。
后来湖北省委按这个精神发了文件，解决豫鄂边区的历史遗留问题终于有了依据。
当然，历史的惯性不可能靠一纸文件就得以彻底解决，原五师老同志解决遗留问题的零星上访一直到延续到刘少卿去世那两年，那时他已经九旬开外，但凡有老同志找上门来，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他都热情相待，一边安慰一边还载上花镜仔细翻看来者带来的材料，当然少不了还要款待一顿吃喝。有时为了替这些生活境遇不佳的同志省下费用，他还用组织配给他的专车送这些同志到有关部门解决问题——而他的家人常常还得不到这种待遇。有的同志因为心存感激想请老首长一家人一起吃顿饭，刘少卿一般都是谢绝，实在推辞不了就有言在先：要去就我一个人去……
1984年，刘少卿到湖北休养，每到一地，都要去看望当年的老同志，了解政策落实的情况。许多老人都还记这位穿白衬衣头戴草帽脚套草鞋手拿一把老鸽扇的老将军，都说这哪象是个将军简直就是个“老农民”。
这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刘少卿他的本色就是农家子。经历过诸多坎坎坷坷风风雨雨的他，平生最见不得的，就是有人受委屈。50年代中期刘少卿到广州出差时，曾去广州起义被关押的三元宫和附近的越秀山重游，在那里就撞见过一位出租望远镜的老人，名叫张宝。他向刘少卿反映，他当年在黄埔军校为周总理当过公务员，现在生活困难，只能在公园以向游客出租望远镜度日，要求刘少卿向周总理反映此事。刘少卿当时也没有乱打保票：“我也不常见到总理，只能看机会反映情况……”
其实刘少卿那时还是经常有机会见到总理的，有一次舞会间隙他就向周恩来总理谈了这位同志的情况。周恩来的记忆力真是惊人，问刘少卿：“是不是个高个子？”说确实有这么个人，随即就叫来秘书记下了刘少卿反映的情况。据说这位同志的政策很快就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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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下来的日子里刘少卿和老战友们走动多了起来，当然还结交了许多新朋友。
有两位朋友比较有意思，值得在此一书。
一位是五师时期的老朋友，先是统战对象，后来又变成了党内同志，这就是袁杰。这位袁杰就是那位起义的伪军旅长袁仕俊，是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后来和刘少卿有着半生的不解之缘。
袁杰这人的经历比较复杂，他年轻因家境贫寒到武汉归元寺当了和尚，后来加入了“汉流”黑社会组织，拜了杨经曲为“干爹”。“一．二八”抗战时，他也与许多江湖豪杰一起与日本鬼子打过仗。全面抗战暴发后，他回到湖北自己拉起了队伍。在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形势下为生存计又当了伪军旅长。当初杨经曲起义时，袁杰本来也答应参加，而事到临头却动摇起来，半道上又把队伍拉到法泗洲去了。后来杨经曲、金龙章和刘少卿的远房叔父“淘气三爹”等“汉流”人物多次给袁杰做过统战工作。直到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袁杰眼瞅着这棵大树靠不住了，这才下了决心反正，以鸿门宴的方式杀了罪恶累累的大汉奸马钦武，把队伍拉过江北，到大悟山地区（新四军五师司令部所在地）接受整编。
至此，袁杰最终结束了汉奸生涯，他那一个旅的部队也改编为新四军五师14旅42团，而他本人则当了团长，当然也就因此而认识了他闻名已久的“总长”。
1946年中原突围前，形势紧张，42团补充到王震359旅，袁杰本人在突围途中因股骨头脱臼而掉了队。应该说这个当口他表现不错算是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象过去那样随风倒，他几经辗转到了华东解放区找到了部队，被安排在山东军区后勤部当运输科长。这个需要跟地方上各色人等打交道的工作非常适合他，他干得很起劲儿成绩也很斐然，经常受到后勤部长蔡长风等领导的表扬和奖励。
1947年秋，刘少卿到山东兵团任职，袁杰得知，四处打听“总长”的所在。但刘少卿是在野战部队，转战频繁且行踪不定，他也一直也没有机缘与刘少卿相见。次年夏天衮州战役结束后，他打听到“总长”正在青州养病，便急匆匆地找上了门来。
记得那时正是10月间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的日子，一见面，袁杰便连赔了几百个不是，简直都要下跪，不外乎是他当初如何之糊涂，没有追随杨经曲一同起义参加新四军，请“总长”大人大量，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刘少卿这时大病在身，袁杰又参加了革命，论政策论旧情肯定都不会再去计较他的过去，当然对他也是笑脸相迎，诚心款待，让袁杰很是感到高兴。
袁杰一高兴就要顺杆往上走，过了几天，他又找到刘少卿反复叨叨：我现在已经脱胎换骨与旧我彻底决裂，要跟上共产党革命到底做一个新人，把共产主义作为终生信念并为之奋斗终生……
总而言之，就是这回是铁了心要跟共产党革命到底了。
他干吗要向卧病在床的刘少卿表这番决心呢？原来他想要刘少卿介绍他入党！
刘少卿考虑到袁杰在这几个斗争阶段都经受住了考验，恰巧就在这时郑位三也到了青州，于是刘少卿向位老介绍了袁杰的情况和请求。古板的位老跟刘少卿讲了好一番大道理之后还是同意了袁杰入党，并指示要有两个红军干部介绍才算有效。于是刘少卿就约了当时在华东军区后勤部司令部任参谋处长的夏克，两人一同当了袁杰的入党介绍人。
如此这般，浪荡半生走过许多曲折道路的袁杰，于1948年秋天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时粟裕指挥的华野西线兵团打到了外线，刘邓大军也完成了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展开。袁杰得悉这个信息后，又提出自己要沿济南以北的沿海地区绕道南下，回湖北去找妻子儿女。刘少卿则劝他不要这样，但这时他大病未愈，又不代表哪一级组织，哪里能劝阻得了思乡心切的袁杰呢？而华东军区后勤部呢，竟然也不问长短就放袁杰走了。
可没过多久，袁杰跛着脚又回到了青州，对刘少卿说，后悔没听总长的劝。原来，沿海一带都是芦苇和淤泥，非常难走，他的左脚被芦苇刺伤了，在海泥中泡得发了肿，导致股骨头的旧伤复发。那时节济南西北地区还不时有敌人出没，情况复杂道路也很不安全，袁杰不敢再走只好转回青州。此后他腿肿得一天比一天厉害，皮肉都已发黑。医生检查，说是伤口在海泥中浸泡而感染中毒（坏疽病），需要手术治疗。
也是巧了，这时济南解放刚完成了城市接收，
刘少卿请卫生部崔义田部长安排他到济南去治疗，于是崔义田宫乃泉两位部长把袁杰送到了济南的齐鲁医学院附属医院骨科，安排袁杰到济南齐鲁医院去做手术。可他在济南住了不到10天医院，手术还没做就偷偷开小差跑回了青州，又住到了老地方，还特别告诉和他住在一起的李虹（当时是刘少卿的保健医生，建国后曾任杭州陆军疗养院院长）：千万别告诉总长我回来了。
然而李虹还是偷偷透露了消息。刘少卿得知后，就和李虹一起来看袁杰。
袁杰一见刘少卿立即满面通红，非常尴尬，简直不敢抬头。刘少卿主动问道：“袁杰同志，你回来了啊！腿的手术动得不错吧？”李虹在一旁忍不住则捂着嘴偷笑。袁杰一看躲不过去，只好低头小声说：“总长，我没有动手术，是偷跑回来的。”
“为什么不动？手术晚了，后果是难以设想的啊！”
这时袁杰露出了一副复杂的表情，言不由衷地说：“快过年了，我是想回来挨着总长过个年，过完年再去做手术。”边说，他边偷偷瞟一眼李虹和刘少卿，好象生怕他们揭穿他内心秘密似的。
刘少卿和李虹见此，都心照不宣地大笑起来——袁杰当过和尚，脑子里迷信的东西很多，对吉凶等等看得很重，他怕的是在年前动手术不吉利，搞不好死在医院里，岂不连这个年都过不成了！那个年月，现代医学知识还不普及，人们把任何手术都看做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更何况袁杰这样的人呢！
看到袁杰这般模样，刘少卿也就顺水推舟，说这样咱们就一起过个愉快的年吧。
过了年之后，袁杰到济南做了手术，由当时全国闻名的赵常林教授主刀这才保住了这条腿。但是他的脚伤毕竟耽误了，手术后他的左脚就留下了残疾，伤愈后虽然行走略显跛状，得了个绰号“袁跛子”，但总算没有拄拐。
可以这么说，袁杰对当年名闻豫鄂边区的“总长”本来就始终有着敬畏之情，以后更是怀有双重的感情，一是获得政治生命的感激，二是重新恢复健康的感情。虽然他的年龄比刘少卿大，但在刘少卿面前始终是毕恭毕敬，总是一口一个“总长”。
全国解放后，“袁跛子”先是在湖北张水泉那里做总务处长，后来又在郑州的河南纺织工业学校做了校长，每来北京都要到刘少卿家看望。
1959年秋末，刘少卿到河南商丘组织演习，路过郑州顺便去看望袁杰。不料想却在袁杰家的小桌子上看到一张镶在镜框里的旧照片，上面是一个挂着东洋刀的日本鬼子军官。刘少卿原没太在意，可走近仔细一瞅，那照片上的人竟然就是袁杰本人！很显然，这是他当伪军时的留影。
刘少卿心头一把无名火起，勃然喝道：“袁杰！你给我站过来！你这个狗汉奸，这是怎么回事儿？”袁杰一见“总长”发怒吓得魂不附体，当场就跪下不敢抬头。他一边自己抽自己的嘴巴一边口齿不清地念叨：“总长，我该死，我该死……”
看那样子，就好象生怕这位“总长”当场就拔枪要毙了他。
火头上的刘少卿接着大骂：“你这个狗汉奸，丢尽了中华民族的脸！你根本不配做共产党员，老子非开除你的党籍，发动群众公审你不可！”说着，他摔破镜框，把照片撕得粉碎，砸在袁杰脸上。
袁杰这时只是跪在地上连连磕头，不停地说：“我该死，我有罪，请总长饶了我，我一定向人民认罪，一定向人民请罪……”刘少卿大发了一通脾气，想起公务在身，便怒气冲冲摔门而去。
许多年过去了了，这件事情刘少卿从没未向任何人说起。文革期间，袁杰借看病的名义到北京来，住在刘少卿家里，刘少卿也再没提起这件事。
文革过后，袁杰终于有一次向刘少卿说起这件往事。他说，要不是总长59年把那张照片撕了，文革中被造反派查出来，一家人都要完蛋。那时造反派开他的批斗会，说他干过伪军，当过汉奸，不明不白混进了革命队伍，甚至有人主张要把他当场打死！袁杰说，那真是很关键的时候，幸亏他说起当初李先念接受他起义的经过，又说是刘少卿和夏克两个老红军介绍他入党的。那些造反派还算明白，知道刘少卿曾是何许人，又去查了袁杰的档案，证明确有其事，这才放过了袁杰。袁杰说：他个人和全家都感谢总长，总长撕了那照片，是第二次保障他脱胎换骨，顺利过关，堪称是救命的大恩人。
还有一位应该说是老朋友新相识，这就是前国军少将赵子立。
1996年的一次茶话会上，刘少卿偶然间与全国政协委员、前国民党少将赵子立坐在了一起。两人都是军人出身，闲聊中自然而然的谈起了各自的军旅生涯。说着说着，两人的谈话就集中到了他们都共同参加过的一次战斗──1931年8月6日，第三次反“围剿”的莲塘、良村战斗。
那次战斗中，刘少卿指挥的红三军团一师特务连继在莲塘歼敌两个连之后，又在良村歼灭敌军一个连，赵子立当时就是这个连的连长。当自己的队伍被红军冲垮完全失去抵抗力时，这位赵连长只身躲进了灌木丛中，胆战心惊地看着自己士兵们被红军缴械。赵子立对刘少卿回忆说，当时他躲在灌木丛中，记忆最深的一点就是，眼看着一位手持指挥旗的小个子红军连长，带着红军士兵们喊着“缴枪不杀！”冲到近前，操着湖北口音对放下武器的白军士兵们高声说：“大家不要害怕，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
这个场面令他刻骨铭心了一辈子。
赵子立说着说着刘少卿也兴奋起来，两人一同回顾起当时战斗的种种细节，赵子立有些奇怪，怎么眼前这位刘将军对那次战斗的细节也是那么地熟悉？随着交谈的进展和一个个具体细节的吻合，赵子里最后恍然大悟：原来面前的这位正是那位操湖北口音的小个子红军连长！这可真是一次历史性的重逢，两位当年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对手，如今到了晚年，竟然又这样戏剧般地坐到了一起。赵子立兴奋地拉着刘少卿的手反复端详，仔细搜索着记忆中的每一个片断，连连说道：是你！就是你！
赵子立对刘少卿说，他的女儿正在为自己编纂文集，一定要让她把这个戏剧性的情节写进去。遗憾的是，这次会面后不久，赵子立就与世长辞了，他的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得以实现。
刘少卿晚年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参与新四军五师战史的编篹指导工作。在这方面他的脾气也很犟，写回忆文章都是自己亲自动笔，还容不得别人动。五师在抗战期间是新四军发展力量最大的一支主力部队，豫鄂地区敌伪顽我各种力量犬牙交错，情况复杂转战也很频繁，其间还涉及到各种比较敏感的历史问题，编撰战史的工作当然也很复杂。有时候，为了一件史实的核实，刘少卿也经常直来直去跟人争辩得面红耳赤，时常也让有些人下不来台。据说湖北有些搞战史的同志很害怕见他，因为一进入历史状况他就跟平时那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形象判若两人，嗓门也大起来，仿佛回到了叱吒风云的“总长”岁月。一来二去就成了恶性循环，越怕见他他脾气越大，脾气越大人家也越不敢见他。
不过客观而言也难怪刘少卿在这个问题上有脾气，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五师的战史编篹工作的的确确仍然不如人意，湖北省曾搞出了一个《新四军五师抗日战争史稿》，材料支离破碎线索也非常不清楚——比如“三下江南”这样的重要行动，在《史稿》上就很难理出线索来；有些史实在时序上还需再作考究考证——比如进军河南过程中那些战役战斗；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评价也需深入剖析商榷——比如王树声、王震与五师三军会师后发起桐柏战役却打得并不理想，以致于未能摆脱被动中的种种复杂历史因素。还有就是战史不应只拘泥于宣扬几位主要领导者，有些重要的战事行动还是应该给有重要贡献的指挥者或建言者的适当地位。坦率而言，五师现有的史稿与五师在抗战期间的重要战略地位重要历史功绩极不相称，而把五师战史编纂完善，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后人负责的功德之事。
这也算是刘少卿将军一个重要遗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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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美中不足，是在讲到一些大人物的不那么光明或者错误的行为时，不敢点出他们的名字。作为纪实性文章，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想想要是汉书、三国志在谈到类似情节时用了“一位后来在蜀国国务院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这样模糊的语言，恐怕就不能称为良史了。为了准确向后人反映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何不秉笔直言？
估计说的是李先念
唉，看了这些，不由得一声叹息，
果然，革命队伍也不是那么纯洁的
双石访问过毛阿姨吗？能否替我向她问好，她应该算是刘将军的第三个妻子了
无情未必真豪杰，将军原来是慈父/上级与下属，出门有软卧座的首长经常会不出钞来/土葬与火葬之争，刘老太太最终还是没有入土为安/原则原则，老将军是不是有点“过份” /百战余生，“还是活着好啊”！/再也迈不动舞步，英雄迟暮终成事实/走过世纪长河，红色星河依然灿烂
刘少卿去世前一直住在王府井菜厂胡同的一个四合院。
如果说道起来，这四合院很有点历史渊源，好象有点排场。这是原来紫禁城御膳房放蔬菜的场所——所以叫“菜厂胡同”，民国时期又变成了资本家的私宅，在已经现代化了北京城中，算起来也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刘少卿将军一家人大约是70年代初期搬到这里的。
其实这个四合院非常破旧，怎么瞅怎么不象是个将军府第。笔者第一次到刘少卿将军家造访时，也着实吃了一惊。刘宅院里陈设也非常简单，除了电视机外，基本上就看不到了任何时髦新潮的家俱。床上的凉席都是打了补丁的，旧沙发一坐上去也吱吱作响，刘少卿平日里写写划划的办公桌也是油漆斑剥。据说有不止一个来访者劝他对这个破房子破家俱“改组改组”，而刘少卿将军总是正色道：“这就很不错了，现在不是还有很多人没房子住么？我们这些老家伙，现在已经不能为社会创造什么了，那就该为社会多节约一些嘛。我的老家湖北老区，有的人家只有三个木头碗，一床补了又补的被子，一条裤子全家轮流穿。要跟他们比，我就是在天上，他们就是在地下。我凭什么？不就是凭毛主席凭共产党么？……”
刘少卿是个很爱漂亮的将军——当然他人本身长得也很帅，不信你可以去瞅瞅他授衔时的戎装照，衣着从来都很整洁头也从来都是梳得光亮整齐，然而平常衣着都很简朴，直到耄耋之年的他穿的毛衣的两肘都打着补钉，外面都是一身旧军装。
这简朴的家风从他身上也传递给了他的孩子们。
这个四合院曾经是个很热闹的院子，一大群孩子都在中间叽叽喳喳。
由于刘少卿有过三次婚姻，7个孩子分别出自于三位母亲。一大堆孩子在一个院儿里，肯定是翻天覆地，当然也免不了有淘气捣蛋的。但战场上咤叱风云脾气暴烈动不动就要“老子毙了你”的刘少卿对孩子们却是温情脉脉，不管孩子们怎么惹出麻烦，他都从来没动过拳头——当然象征性的“打”还是有的。孩子们上学上幼儿园回来，他总是要挨个问寒问暖问功课问身体，不厌其烦不象个将军倒象个老婆婆。要是有哪个孩子到时间没回来，他都要问清楚来没来过电话，留了饭菜没有，操的心好象比当妈妈的还要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放任的父亲。他对孩子们的要求也很严厉——有时也很武断甚至“霸道”，不过他的方法不是喝斥和巴掌，而是开会——开家庭会。人常说共产党的会多，会都开到家里来了，刘少卿就是个常常把共产党的会开到家庭里来的主儿。孩子们成人了，工作了，这会仍然常常开。一听到社会上有什么不良现象或中央有什么关于干部子女教育的精神，他就要把一家人找到一起开会。一开会当然免不了一番谆谆告诫：全家人包括我在内，都不要忘了自己是革命家庭的一员，不要忘了自己是共产党员，要时刻警惕，无论如何不能走错路，犯了错误！完了还要一遍遍问听明白没有？这时候大家非得全体一致大声说“听明白了！”否则这会就很可能没个完……
刘少卿将军还是个护犊子的父亲，尽管他表面上非常严厉。
文革初期的1967年初，刘少卿的三儿子刘锦捷在学校被定为“联动”分子，被勒令到学校去接受“批判”，那会儿正值“文攻武卫”大行其道的时候，这要一去可就吉凶难测了。刘锦捷是个火暴脾气，在军训部大院儿里是个很有点号召力的“孩子王”，当下便准备吆喝上他的一帮小哥们儿去学校大闹一场。刘少卿知道后很严厉地制止了孩子的鲁莽，决定自己去学校代替孩子接受批斗。那天他没没有坐车，一个人徒步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学校接受“批斗”。造反派们虽然比较生猛，但看见一位穿军装的老将军来了也没敢动武来粗的，当然谩骂和“批判”是免不了的。而脾气暴烈了一辈子的刘少卿却表现出罕有的大度与泰然，批判会上从始至终竟然没有一点脾气，显得极为随和。
大概是弄了个将军来批斗了一把，学校的这场风波算是有个交代了，后来再没来闹了。
多年之后，刘锦捷的许多同学都对此事记忆犹新：那么大年纪的一老将军，为了孩子作到这一步真是不易。
将军夫人毛文秀也是个很贤慧也很旷达的东方女性，对刘少卿两位前妻的孩子都视同已出，关爱备至。作者曾和刘少卿的二儿子刘楼松谈起过他的这位后母，这位马上就要退休的大学体育教师对“毛文秀妈妈”很有感情：与同类型的家庭情况相比，他就没见过比“妈妈”更好的后母，今年一办了退休，他就要到北京照顾这位操劳了一辈子的妈妈。刘楼松和他的哥哥刘海松都是在战争年代出生的，幼年都是和生母一起在刘少卿在黄冈的老家中隐蔽，既要躲避国民党军的搜捕，饱尝了人生磨难和世态炎凉。他的这种感受，当然是发自内心很具份量的。
刘少卿虽然说起是个将军，大首长，但因为孩子多，还有老人要奉养，家境经济状况其实还是很拮据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困难。一大帮孩子，还有家中的老母。陆训部的有些参谋都还记得，刘家的孩子有时到他们家中，还很羡慕地说：“叔叔，我们家的伙食能象你们家里就好了。”
军训部一些跟刘副部长出过差的参谋们都还记得，刘副部长虽然是出门就有软卧坐的大首长，但常常也是个兜里没人民币的主儿——当然他那卧铺车也是大家伙一些聚会热闹的场所，那时候没有首长没有下属大家没大没小玩儿作一团。有时候和参谋们一些进饭馆，首长会不出钞来，还常常红着面孔说不好意思让你们笑话了，我这兜里没钱了。而参谋们有事儿到了首长府上，首长一般都不由分说留饭的干活。有什么困难找首长说道说道，只要不坏原则，首长总是想方设法地予以解决。直到现在，笔者与他们交谈起来，他们称呼首长夫人仍然是直截了当地地唤“小毛”，自自然然全无一点障碍……
穿了一辈子军装的刘少卿对孩子们有许多期望，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孩子们都象他一样穿上军装，而且要当他自己那样的兵。这样一旦有了战事，孩子们也可以子承父业，象自己一样保家卫国扛枪打仗。然而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虽然刘家孩子们当过兵的不少，但后来都转业各自选择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道路。刘少卿虽然遗憾但也没能量拧过外面这个越来越丰富多彩的世界，对孩子们的选择他还是更多地表现出了一个慈父的豁达与尊重。
这似乎是他们这一代将星族的共同特点。
刘少卿将军是个孝子。
在北京定居后，刘少卿把母亲接到了自己身边，准备让母亲在这里怡养天年。
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家妇女，一辈子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儿孙满堂合家平安。现如今一家人和和美美在一起，她自然也是满心高兴。然而笃信神佛和因果轮回的她还有一件很在意的事，那就是自己百年之后的归宿。那时城里已经在提倡和推广火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还带头签名移风易俗，承诺作火葬的带头人。然而老太太却特别惧怕这个，一脑门子还是打的“入土为安”的主意，一再跟儿子说我死后一定要入土为安，还要有口上好的棺材。
开头刘少卿夫妇和子女们还想着哄住老太太，说北京城里大家都是土葬。然而老太太既然在意这事儿，当然就更在意周围的红白喜事。大约60年代初，邻里有位老同志去世，老太太就向刘少卿打听：“×部长去世，用的是什么棺木？”刘少卿也顺口打马虎眼儿，还跟老太太比划：“用的棺木好呀，比我们这间房子大多了。”
老太太却并不放心，自已不知从什么渠道打探到了这位老同志实行的是火葬。于是便在北京呆不住了，执拗地要回黄冈老家。刘少卿夫妇左劝右劝，横竖就是哄老太太不住，只好按老人的意愿送她还了乡。
为抚慰住老太太，他们夫妇还专门上街去为老太太置办了一大堆寿衣寿鞋。
母亲回家后，让家里人给自己置办了一套上好的棺材，就摆在自己的床前。那时她已经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每天早早晚晚就抚摸这口棺木，天长日久，把棺木的黑漆都摸得锃亮。这付棺木，简直就成了她全部的精神寄托也是她想象中在另一个世界的居所。
19××年，老人去世了。
这时候，黄冈县里也在推行土葬，这个举措在乡间的阻力是可以想见的。刘家屋基村同时期也有两位老者去世，家人却迟迟不发丧，其用意就是要看看刘少卿这个京城大官儿是怎么给自己母亲办后事，究竟是土葬，还是火葬。而黄冈县里的同志也感到非常为难，如果刘少卿这位大首长按母亲的生前意愿实行了土葬，那么另位两家人的工作将非常难做——而且不止这两家人，还牵扯今后的类似工作的开展。
刘氏家族的人们对土葬一事儿非常上劲儿，因为母亲一生为人非常善良平和人缘很好，吃苦受罪一辈子，如今98岁高龄得以善终，实在是不易。这位老人家一辈子的念想就是这口棺木，作为晚生后辈，按她的愿望发送她，应该理所当然的情理中事。加上刘少卿“首长”的身份，刘氏一族人都认为实行土葬让老太太“入土为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县里的同志当然很为难，他们也不好对正在悲痛中的刘少卿提什么要求，只是非常委婉地向他讲了村里另两户死了人却拖着不发丧的人家的情况——其中有一户干脆就放出话来：就是要看看有儿子在北京做大官的刘老太太，究竟是怎么个发送的。
而让大家极感意外的是，刘少卿的意见非常简单也非常明确：按政府倡导的办，火葬。
抗战时刘少卿在这里就名震一方，本来就是说一不二的人物，现如今在刘家人面前说话当然更是如此。刘氏家族的人们谁不敢跟他争辩，又不甘心这么着简简单单地把丧事儿办了，于是乎磨磨叽叽地打起了“迂回战”。
“老太太天天摸着这口棺材，现在能不能把她抬下床，挨着这棺材？”
——母亲去世后躺在床上，一直等着刘少卿回来入敛。
“不行。”刘少卿一口咬定。
大家还是不死心：“老人家要是火葬了，到了阴间她还是要回来背这棺材呀？……”
“你看看老太太那个样子，她背得了么？”刘少卿指着安祥地躺在床上的母亲道。
……
不管家人们怎么“迂回”，刘少卿就是不松口，一定要火葬。
孝子刘少卿最后还是违拗了母亲的遗愿，没有让母亲“入土为安”。
村里其他两户一看见这个情况，很快也就发了丧——当然也是火葬。
县里的同志非常感激：“太谢谢首长呀，要不是首长带这个头，我们的工作还不知道怎么做哩。”
这件事在他的家乡播下了口碑。
其实类似的事情在刘少卿来说还有不少，有一个原则他是始终笃信不疑。那就是党的决定高于一切。林彪叛逃事件后，刘少卿很早就听到了内部传达。那时老战友王智涛刚被解脱，到他那里打探情况，左说右说刘少卿就是不告诉他，弄得王智涛还跟他火了一把，火了一把他还是不说：这是纪律我可没有权利随意违反……。
将军夫人毛文秀后来与人谈起刘少卿拿“原则性”对她随便“上纲上线”还很有些“不平”气：“我是一个爱好面子的人，希望对周围的人和事尽量做到让大家满意，谁也不要得罪，故而有些时候失去原则。他为此多次批评我，特别有一次，他竟然说：象你这样的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在白色恐怖中一定会成为一个叛徒。我为此气得发抖，吵着争辩，说这是平常生活，你为什么要和政治联系起来？他更坚持起来，说平时不坚定，战时更坚定不起来。……”
与其他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诸多战将一样，刘少卿对生死之事一直看得很淡。
战场上的生死既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选择，身经百战的刘少卿应该算是多次闯过生死关的幸运者了，其生命力应该是属于极其旺盛的一类。既或是当他步入耄耋之年，他每天的活动也是安排得很有规律，既有劳作也有娱乐。劳作就是在院里浇花，拔草，把一件东西从东头搬到西头——有可能第二天又把它搬回原处，娱乐当然就是跳舞——这还是他在军调部工作时练会的，尔后一直保持到后来卧床不起。
然而自然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他终于还是走到了每个人都要走到的那一天。
这一天来得并不突然，2002年4月间，92岁高龄的他又一次住进了医院。
从前的刘少卿也不止一次的住过医院——有时甚至很危急，但却从来都是站着走出医院的。在家人们的心目中，这位老者一直就是一种生命不死的象征。他不喜欢医院，因为这不是一个自由的天地，他从来就把住医院当作一种例行度假，去去就要回……
然而这一次不同了，无论是他还是一家人，都对这次住院的后果缺乏思想准备。
两年前，当他九十华诞的时候，在京的原新四军五师的数十位老人们聚会为他贺寿，给还热情洋溢地为他衷心祝祖福：
体健心畅，百岁可期。
按刘少卿当时矍铄的精神状态，可能谁也没有对这个“百岁可期”产生过怀疑。
而一年多之后的这一次住院，却与以往不同了。以往的刘少卿是个非常健谈的老人，可以滔滔不绝地一讲就是几个小时。而这一次，他的思维不及往常敏捷，身手也变得非常迟纯。这一次不光是他这个年龄的老年人常见突发性的心血管疾病，而且还有脑部和肺部疾病的肆虐，他的精神状态也大不如前，一家人也被医院一次次报的病危一次次组织的抢救搅得乱作一团……
一家人不能不面对他们或许永远都不愿直面的问题：老将军临近了那一天。
然而刘少卿却显得比一家人更为沉着更为坚定：这不过他经历过的无数生死中的一次。面对一次次的危机他显得非常从容：治疗中他在一次次输液中双手布满了针眼，血管从清晣变得模糊，以至于不得不从脚上输液，再后来，脚上的血管也不能使用，又换到了颈部，他都神态平静地接受和配合，如同当年在枪炮轰鸣的战场上步入绝境，却仍然奋起一战要杀开血路……
7月间，刘少卿还坚持出院住了几个星期。虽然家人们是以诀别的心境来看待他这他的这次回家——也确确实实是他最后一次回家，但他自己却全然没有这份沉重。他回家是因为掂记着家中那一方自由的天地，也掂记着他不久前还常常去赴的舞会。家人都记得，这位昨天还在病榻上的耄耋老者午休后就早早坐起，自己穿好衣服刮完胡子梳好头，站起来就说要去跳舞。
然而他虽然勉强站起来，却再也挪不动步了。
刘少卿极为意外也极为沮丧，也许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才真正意识到，健康已经在离他而去，而且永不再来。这对他的精神真正是重重的一击，其沉重或许远远超过了疾病本身。也许在这个时候，对生命的依恋之情才真正全部充满了他的心灵，……
他曾对子女言：当年打仗，从来没有怕过死，现在看来，还是活着好啊！
据将军家人言：将军晚年对生命非常看重，很在意各种生命现象，喜欢养花养小动物，还曾经在家里养了两只羊。而且他一直到去世，最着迷的电视节目就是赵忠祥主持的《动物世界》，一集不拉，比我们都看得仔细，这其中也许就包涵着他对生命的热爱和重视，不过他的内心感受就不是我们能了解的了……
虽然不能赴舞会，但刘少卿仍然在追逐生活的快乐。回到医院，因吞咽功能的弱化准备接受鼻饲的前夕，他突然对家人提出想吃香港美食城的螃蟹，而此前，他是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要去吃大餐。小儿子刘俐还记得，他到饭店花了600元钱订下了两只螃蟹，回来怕吓着母亲只敢说是“花了两百元”，结果母亲还是吓了一跳啧啧连声，而重病的父亲却全然不管这些，一个人吃得是津津有味儿。
刘俐说，这是他一生最不会后悔的一次花销。
虽然刘少卿全然明白家人们为他生命续所作的努力，也全然明白这种努力已难以抗拒自已生命逝去，但他仍然以一个父亲，一个战士的形象给家人以无声的支持和安慰。比平日里多了的，还有那难得一见的脉脉温情——孩子们去看望他时，他总是默默而又慈祥地看着他们，用双手反复摩擦着孩子的手为他们取暖……
2003年3月13日16时33分，刘少卿将军安详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他到另一个世界，去和他的红色星族会师了。
一个缩微的红色景观，在沉寂中，永远镌刻在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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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我会来执笔来写刘少卿将军的故事。
我知道刘少卿将军的名字纯属偶然。在千余名开国将帅中，他的名字虽不显赫却很惹眼，按中国人传统命名习俗，刘少卿这个名字总象是跟一位地位非常显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着某种亲缘关系。20多年前正在上大学的我与几位原新四军四师、五师的“老家伙”说起当年的故事，四师的说彭雪枫、张爱萍，五师的说李先念、刘少卿，关于“刘少卿”这个名字我问起第一个问题也正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是引来“老家伙”开心一笑且作了否定的回答，稍带着也把这位五师参谋长的个人形象和一些传奇故事给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当然从此也在我的脑海中就刻下了“刘少卿”这个名字。以后在阅读相关历史资料时，对这个名字下的故事自然也就凭添了许多关注。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缘，我接触到了刘少卿将军的口述录音带和一些回忆文字，因而对他颇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不断地被他讲述的故事所感动——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言，刘少卿将军的人生经历，可以称得上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一个缩微了的“红色景观”，既具典型性也有普遍性，值得一书。随着我对刘老将军讲述的故事的步步深入，一个性格鲜明人物在我的面前站立了起来，于是便产生了把他的故事变成文字的创作冲动。在取得刘老将军和他的家人们的同意后，我以刘老将军谈话录音为线索，通过参阅有关史料和寻访有关人士，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整理出了这部数十万文字的传记文学故事。
历史是一个不规则的多面体，丰富而又多彩，站在不同的视角当然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观察效果。刘少卿将军的自述当然也是站在他的视角体验的结果，或许也仅仅只能作为一家之言成为那段大历史的一个小小参照系。作为刘少卿将军传记故事的作者，作者本人其实也和故事的主人公一样徜徉在历史的时空中，因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视角局限也属必然。把这部传记故事奉献给读者的同时，作者自己心中也是诚惶诚恐，唯恐学识浅薄笔力粗陋有负刘老将军也有负读者，但想到或可以为二十世纪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增添一个个性鲜明的剖面，或许还能使后人对前人从事伟大革命斗争的艰辛与曲折有更深刻的了解，所以也就勉为其难地击键几度春秋，最后敲出了这本《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
作者在写作得到了刘老将军的家人和诸多老战友、老部下的帮助，这本书其实应该是刘老将军和他们共同的作品，在此向他们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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