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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四） -- 区块碳链
如果一开始就到农村到山区，未毕就能得到多少赞同。毕竟农村、山区都是苦地方，吃不起苦，不要说坚持下去，就连去参与的意愿恐怕都很小。后来建国后的上山下乡抱怨的很多，也就是这个写照。
按照当时的状况，几次起义连续失败，继续起义只会导致更多的失败，导致信心的丧失，最终导致消失的可能性极大。
能够在这种失败氛围下，想到农村包围城市，不但需要策略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对当时的中国整体社会有个清晰的认识，知道谁能够支持自己，凭什么支持自己，为什么支持自己。不了解当时的农村状况，不可能会想到农村的力量。
的目标。——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际相结合理论最光辉的地方——主席的历史地位就是这么出来的。共产国际出于摆脱英美控制建立一个新制度也好，宋庆龄的国民党左派要实现孙中山天下为公平均地权思想也好，道路是正确伟大的，但放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下，要实现中国弯道超车，只有主席才能历史性的充当这个舵手，蔡和森李立三（虽然也是湖湘学派）不行，周恩来（洋务派）也不行。谭平山澎湃这些广东视野的更不行。
依靠当时只有人口百分之五的工人阶级去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想什么呢？
俄国革命工人力量加上小工业者好歹还占百分之三十。
当然，必须向这些试错的每一个先辈致敬。那才是真正的现实的历史。
但是，毕竟还有诸如黄麻起义之类的农民军模式的起义，这是和历史的简单初级结合，其实大概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城市的呼应太少了。
所以他的说法，城市起义影响大，不可简单复制。也达不到效果，正如你所说，不断失败，怎么办？这种信心的丧失对我军也是影响很大的。
南昌起义作为第一枪，也不是没有阻碍力量，而且还是来自苏联，这里就很有意思，这么听话的总理，一切唯苏联是从的周总理为何突然自主了呢？周总理那时即便是年轻大概率也不可能不懂苏联的明显的意思，多次的阻碍。
他们执着的认为山沟里或者说农村出不来共产主义，是泥腿子主义。
应该说毛主席这类党员发现了历史的真相，其实农民起义初步也可以成功，然后继续发展也有可能，这就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城市派的意思是，起义轰轰烈烈起来了就好办了，实际上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绞杀力量也很厉害。而且面临军阀和封建地主的联合绞杀，这就难办了。
总之，中国自有国情。
正如楼主所说，澎湃海陆丰起义是三次而且第一次早于南昌起义。
1927年广东“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反动军队搜查和封闭了广东省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开展“清党”，大肆镇压工农运动。
海丰陆丰两县农军在5月1日同时发动武装起义，当天，海丰陆丰分别举行纪念“五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县临时人民政府。
5月9日，军阀部队三个团先后进攻海陆丰，经过激烈战斗，起义群众主动撤出两县城。
此后，为策应南下广东的南昌起义军，9月8日和17日，海陆丰农军再次起义，占领海丰陆丰两县城。
后迫于国民党军的压力，起义武装按计划主动撤离两县城，转移到山区和农村。
第二次起义失败后，海陆丰党组织更加期待南昌起义军的到来。他们认为“叶、贺军队能给反革命一个打击，影响各县农民起来斗争，于海陆丰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南昌起义军前委曾经派人到海陆丰招兵，海陆丰党组织“全力帮助，决招足三千人（他们原定二千人），因他们没有带招兵的款项，也预备一万元借给他们作招兵之用”。然而，当招募的农民出发时，南昌起义军便已经失败了。得知起义军失败的消息，东江特委还曾计划“分六路去找革命委员会，并请他们按原定计划到海陆丰来”。
南昌起义就是第一个包子，秋收起义就是第二个包子，后续的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等等就是第三个第四个包子，不能因为第七个包子吃饱了，就否定第一个包子的作用，说凉了、小了、没有肉了，这不是科学、辩证的态度。这就跟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一样，是最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评说历史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还是应该立足当时的历史环境跟认知，全面客观地去分析，尤其是党史军史已经有定论的，对比前后历史更不应当割断历史，用今人的思维去给前人前事随意否定。
痞子运动，农民运动糟的很不是秘密。
作为当年的说法一般强调工人身份，所谓劳动党、工人党。然而最后大概齐有了一个结论，孙中山三大政策包括辅助农工。
这说明和农民的结合是个很重大的政策问题，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讨论，毛主席和澎湃同志号称农民运动大王而不是别的，说明了他俩都在那个时期重视了农民的重要性，毛主席也致力于农会和农民运动的开展。
为此提出工农革命军就似乎是水到渠成了，因此，南昌起义的第一个包子就不那么精彩了。这不是单纯借助国民革命军力量的问题。
楼主说法的合理性是很大很大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我这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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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
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
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
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⑶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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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