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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推荐下秦晖的书，河里居然搜索不到相关讨论。 -- 两个黄鹂鸣翠柳
或许有被欺骗的成分，但是几十岁的人也不是小孩子，一切选择都是自己亲自做的，谁也怨不了。
不过我倒是挺佩服的，作为西北汉子，乔木看不惯咱们国家，人家真的就走去心中的灯塔国，比起赖在体制内“口嫌体诚实”的反贼们起码表现得很真诚。
内容【 以下引用知乎TXT文本】
我在2009年访问德国时，曾和东德最后一任共产党总理莫德罗长谈三个小时，我提出一个问题叫“昂纳克寓言”。
昂纳克是前东德的斯大林主义独裁者，1989年东德民众推倒柏林墙，昂纳克倒台，接着在民-主的基础上两德统一，西德把东德“吃掉”了，此后20多年德国取得了很大进步，这一点莫德罗也承认。他当年属于党内民主派，对民主化也是有贡献的。但统一后他所属的党派成了反对党，自然对现状批评甚多。
莫德罗承认昂纳克不得人心，统一是个进步。但他认为统一后也有严重的问题：东德制造业垮了以后，新的制造业并没有建起来。德国东部地区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去工业化”状态。虽然所有西欧国家都有这个问题。但东德的问题更严重，他们原来全靠制造业，制造业一衰败，虽然第三产业填补进来，但并不能完全解决就业问题。
更何况他们从西方又引进了高福利、强势工会这些制度。本来这些都曾经是他们所期盼的，但是由此带来的投资不足使他们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解决相应的问题，于是左派包括莫德罗，就对现状骂得很厉害，说我们吃亏了，西德捉弄了我们，搞得我们这里失业率上升。
莫德罗看到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就说中国是个标杆，跑到中国来，大吹中国-模式。德国左翼党的基金会也给我发了邀请。我之所以想去跟他谈话，是因为我看到他在中国发表的言论。这人好像吃了后悔药，以为中国这样做才是出路所在。
其实我们都知道，东德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它的制造业垮了，西德的资本又不来投资呢？道理很简单，两德统一后很快实现了东西马克1:1兑换，两边的收入基本拉平了，社会保障、强势工会、劳工权益等等，都变得和西德一样，资本就流向低成本地区了。 那西德的资本凭什么跑到你这里来呢？你有什么吸引力呢？我说资本愿意跑到中国，也不愿意跑到你那里去。
我对莫德罗说，你设想过另外一种可能吗？比如说两德统一，你们可能把西德“吞”掉吗？莫德罗说，我觉得不可能，我也不指望东德“吞”掉西德，我只是说统一后他们应该对我们更好一些。我问他，真的一点可能都没有吗？他说，我们搞原来那套制度很明显失败了，如果转而搞民-主化，仅仅一个投票我们就“吞”不了他们，他们西德有6000万人，我们东德只有1600万，一人一票的话，怎么也不会是我们吞掉他们啊。
我说，我给你设计一个办法：假如20年前，东德没有发生民主化，柏林墙还存在，东德人没有自由，不存在东西马克1：1兑换，也没有引进西方的高福利制度、工会组织等等，东德的工人工资仍然很低，更谈不上什么政治权利。
但是昂纳克先生到西方逛了一趟拉斯维加斯、红磨坊，觉得花花世界妙不可言，突然间对市场经济发生了很大兴趣，说我不搞什么计划经济了，要赚钱，赚大钱，而且对西方资本完全把门打开，当然前提是西方也开门让我把商品卖过去，我可以用专-政手段提供最好的招商引资条件，土地你看中哪块，我就拿过来给你，工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老百姓的财产我想拿过来就拿过来，想怎么集中就怎么集中，国家财产我想给谁就给谁，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当然也可以给一部分你们西方这些愿意来投资的人……等等。如果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呢？
莫德罗说不可能这样，因为我们东德人就不会这么做。同样的问题，我其实不光问过莫德罗，还问过东德各种政治派别的人，他们都说不可能这样，东德人不会这样干的，西德人也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干。
我就问，假如他们真这样干了呢？道理很简单，如果这样干，前提是东德人又可以接受，那样我们看到的现象可就跟现在完全相反：西部的资本用不着跑到中国来，也不会跑到罗马尼亚，（现在德国很多汽车厂是在罗马尼亚投资，但他们不会在东德投资。）甚至他们都不会用土耳其人，而是一窝蜂跑到东德来，把东德人当农民工用，然后把生产的产品卖到西方去。这样我们看到的情况跟今天恰恰相反。
今天前东德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去工业化”。用我的话讲，出现了一大堆哥特式的尖顶，少了很多烟囱。德国东部最近二十多年来做的最大的一项工作就是修复那些教堂，发展旅游业。如果按照我刚才讲的做法，你们会出现比现在多十倍的烟囱，但不会有那么多哥特式尖顶；会出现经济奇迹，把西德的资本都吸引过来；你们的商品、血汗工厂的廉价商品可以把西德的产业和制造业全部替代了。
这样，制造业萧条和失业问题就会发生在西德，而不是像现在那样发生在东德。当然，东德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血汗工厂、环境污染。如果东德人可以忍受这种状况的话，西德会碰到什么状况呢？
西德现在的这套社会制度将会完全崩溃。首先工会会垮掉，福利瓦解了，资本家可以跑到东德享受“专-政”体制下无工会经济的待遇，西德工人还有什么谈判本钱？产业东移、税基丧失，还搞什么高福利？整个100多年来建立的所谓文明资本主义制度将荡然无存。
如果东德不发生变化的话，西德只有三个选择，一个是西德人搞自己的柏林墙，把东德的商品挡住不让进来，搞贸易保护主义；或者把投资管住——我的资本不许出去，你的商品不让进来。现在的西方就在这样搞，贸易保护主义越搞越厉害。但这样做，在道义上就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这套自由贸易制度本来是西方自己倡导的，这样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二，如果西德不修柏林墙，就要把条件降低到东德水平，否则就不能跟它竞争，福利和自由都要大大往下降，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向东德看齐。如果西德真的做到这点，也就被东德统一了。因为从社会制度上讲前者已经向后者学习了。
第三，西德现行的体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管是自由还是福利的减少都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不要说别的，看一下现在的希腊，福利减一点，马上就有人上街，而且闹得天翻地覆，更不用说引进东德的制度了。如果硬要这样干，西德就会发生社会动乱，果如此，东德就有可能用强制手段实施统一。东德这么做也可能会乱，就看谁先乱了。
以上三种可能都不乐观。可是真正的问题是，我问，莫德罗先生作为左派政党的一个领导，如果这样的现象出现了，你愿意看到吗？
众所周知，左翼党现在讲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他们老说福利还不够高，工会还不够强大。如果出现上述状况，那确实是东德吞掉西德，可这绝对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甚至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把自由资本主义给打败了，当然更不是斯大林主义把自由主义打败了，而是血汗工厂把福利国家打败了，野蛮资本主义把民主社会主义给打败了。
最后我说，右派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作为左派，你希望看到这个局面吗？如果你希望，那我没话说，如果你不希望，那么你在这里讲中国-模式有多么值得学习，就没有考虑到这个后果吗？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所有人都要考虑的。这些事情在德国并没有发生，所以我把它叫做一个寓言——“昂纳克寓言”。但这个预言虽然在德国没有发生，却在世界范围内上演。
风气之先，他在中山大学（还有南方科技大学?）首先开设了通识教育课，之后全国各大学逐渐都跟着开了。
通识这事，我觉得就不用教育。只要小孩有时间，他自然会去看通识那些东西。就像河里上了些年纪的，当年也没通识教育啊，还不是都自学会了。
现在的问题是，小孩18岁以前的时间完全被抢走备考，一点都没留下，所以啥通识内容都不会。这又哪是开一两门通识课能解决的呢。
他的很多观点都受到过赵俪生、高昭一夫妻的影响。
读他的书之前可以先看一看《赵俪生文集》，能有不小的收获。
可能也是客气吧。
秦晖太恶心，瞪着眼睛胡说，如果说有这事，还叫党员吗？
我说，我给你设计一个办法：假如20年前，东德没有发生民主化，柏林墙还存在，东德人没有自由，不存在东西马克1：1兑换，也没有引进西方的高福利制度、工会组织等等，东德的工人工资仍然很低，更谈不上什么政治权利。
但是昂纳克先生到西方逛了一趟拉斯维加斯、红磨坊，觉得花花世界妙不可言，突然间对市场经济发生了很大兴趣，说我不搞什么计划经济了，要赚钱，赚大钱，而且对西方资本完全把门打开，当然前提是西方也开门让我把商品卖过去，我可以用专-政手段提供最好的招商引资条件，土地你看中哪块，我就拿过来给你，工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老百姓的财产我想拿过来就拿过来，想怎么集中就怎么集中，国家财产我想给谁就给谁，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当然也可以给一部分你们西方这些愿意来投资的人……等等。如果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呢？
莫德罗说不可能这样，因为我们东德人就不会这么做。同样的问题，我其实不光问过莫德罗，还问过东德各种政治派别的人，他们都说不可能这样，东德人不会这样干的，西德人也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干。
秦晖真是资本主义的好狗。
左翼党的公告对莫德罗评价很高，主要突出了这样三点：
一是作为原民主德国总理，他为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安全，将新的公民倡议行动组织和政党纳入政府及参与政治决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是强调他在原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联邦议院、欧洲议会所做的工作以及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名誉主席，总是代表原民主德国人民中不受欢迎且其利益经常受到侵犯的那部分人。
三是肯定德国统一的整个和平进程是他的一项特殊功绩。这将是他的政治遗产。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莫德罗在1959年至2019年间13次访华，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去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他给中国送了一份独特的生日礼物，那就是他编著的《点赞中国》一书在中国出版。
关于中国，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是一个与我们很近的遥远国家。”他就任东德总理时就这样说过，随后在不同场合也这样说过。
中新社去年7月专访他的时候，莫德罗说：“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世界大国。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我们都希望中国继续以独立自主的方式行事。因为各国人民应该得到和谐，而不是西方主导的、主宰整个世界经济模式的霸权。”
同时，他也掏心掏肺地对记者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不想隐瞒一个事实，即我们的观点是少数观点。大多数德国人还是追随政府的宣传，而媒体上广为流传的对中国的看法不太友好。关于中国，德国政治精英并未客观介绍，比如中国的脱贫攻坚和社会进步。尽管如此，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却无法掩盖。联邦德国的政治阶层及其信息传播者没有准备好在没有偏见和客观的情况下接受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形态。
去年10月，他还给中共20大写来贺信：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的党代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全世界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个民族，都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寄予厚望。我们欧洲的共产党人早就说过：社会主义越强大，世界和平就越稳定！这一说法迄今仍然有效。社会主义中国越是强大，世界和平就越是稳定！”
“我祝愿二十大获得成功。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北京。”
莫德罗辞世，中国人民向他表示深深的哀悼！
俗话说天下，关注躬耕牛
这样的左翼党也配？
莫德罗被称为“民主德国的戈尔巴乔夫”。同戈尔巴乔夫一样，莫德罗当年也被要求在充满巨大动荡的时期开启过渡。他在就职典礼上呼吁逃离者回国并参与民主法治国家的建设。他的政府试图推动变革，但一切为时已晚。
莫德罗上任之前对民主德国的运转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因此他才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总理的职位。他在2019年接受法兰西24电视台采访时说：“我当时想改变现状，让国家实现民主化。”
1990年4月中旬，即选举一个月后，莫德罗将总理职位移交给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选举获胜者洛塔尔·德梅齐埃，后者与社会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并着手谈判两德统一。
其实真正做工作的似乎是埃贡克伦茨。不管怎么说，他们俩都没有从新加入德共，也算是可笑至极了。
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好吧，我还是很厚道的。
他特别爱讲西方是高人权劣势，中国是低人权优势。但是他却很懒于去思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所谓倒挂现象。因为在他内心深处不能承认中国的制度是更好的。
人权难道只有某个人的权利才是人权，因为集体的强大而使得全体个人获益的，难道就不是人权了？他作为个体思维的拥护者恐怕很难承认这点。
西方的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初期难道就是高人权？那时的血汗工厂不比中国的更残酷？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这样血腥的，你不能因为富了以后穿西装打领带喝咖啡了，就忘记了他们曾经也是丛林里厮杀过来的。中国站上制高点以后也可以穿西装打领带喝咖啡，而且，因为中国的规模优势与勤劳智慧，有可能会实现史上最强大的人权优势呢。他敢想象吗？
他总是一种论调，中国做的越多错的越多。反正在他眼里中国做的不好就是天生下贱，做的好了就是畸形发展带有很大隐患。
承认点中国的好就那么难吗？
八十年代声誉鹊起那波知识分子，大多是有点“媚外”的。
甘阳还好，不过他那时候也是被认为“全盘西化”派的。他自己的说法是从西方后现代进入，比如海德格尔这些，这些本来就是从西方的角度来反思西方、批判西方现代性的，所以当然没有那种仰视。但整体上他们八十年代还是推崇西学的，甘阳自己说法是你要先进入，然后再说，他也说过很尊重那时候搞中国哲学的那波人，但从整体上那时候是反对回到传统的。
甘阳的特立独行倒跟北大关系不大，北大历史上也出了不少“反贼”。甘阳主要是第一个个性本身就桀骜不驯，恃才傲物，所以很多人和事他都不放在眼里；第二是家学，父亲是浙大教授，家里是读书世家；三是八平方后到西方，看了学了更多的东西，尤其是又在学术重镇芝加哥，很多东西看明白自然也就没有滤镜了，所以九十年代就越来越“左”，越来越民族主义（补充一下，跟当下的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整体上他和汪晖都属于我总结过的“思维民族主义”：
甘阳一直关注年轻人，他还鼓励年轻人要多谈恋爱多享受青春，不要都落在消费主义和学术桎梏里。
北大当年搞“燕京学堂”，在堂堂北大校园里搞“租界”，正常北大学子变成二等人，激怒了很多师生，与校方对话，然后甘阳等都出来发声，还有辛德勇，我对那批出来说话的知识分子印象都很好。
甘阳刘小枫撰文炮轰燕京学堂项目：北大自我背叛
啸海楼 2014-07-25 | 91阅读 | 1转藏
甘阳刘小枫撰文炮轰燕京学堂项目：北大自我背叛
2014年07月25日 09:44
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网络流传的燕京学堂效果图
作为八十年代黄金时代曾在北大（三院，六院，25楼）度过几年无拘无束日子的人，我们从前一直认为北京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以后我们到过欧美很多著名大学，但我们至多认为它们和北大一样好，从不认为北大比任何大学差。北大就是北大，北大只能从其自身的文明属性和文化气质来内在衡量，以任何外在的比较和量化指标来衡量计算北大，只能毁掉北大的傲气和灵性。
一、“英文北大”？
可是，在我们先后回国以后，我们十分沮丧地被不断告知，我们曾经就读的北京大学其实是根本不入流的大学，我们尤其惊诧地发现，对北大最不满，认为北大太差太烂而必须动大手术以至休克疗法的，不是别人，正是北京大学行政当局。我们随后发现，北大行政当局对北大的全部不满，其实集中在一点，那就是：北京大学居然至今仍然是一所讲中文写中文的土鸡大学，这怎么可以！不是英文大学，怎么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从2003年的北大聘任制改革，到2014年的所谓燕京学堂，其实贯穿的是同一条改革思路，想达到的是同一个改革目标，那就是：英文！英文！英文！必须下死决心把北京大学彻底改造为一所英文大学，如此才能真正与国际接轨，如此方可与新加坡大学香港大学竞争亚洲第一（君不见，英文的新大港大被西方评为第一第二亚洲大学？君不见，中文的北大怎么与英文的新大港大相比？君不见，现在是大学国际化时代也就是英文化时代，不转英文怎么成？）
要把北大改造成一所英文大学，谈何容易！最大的障碍自然首先是现有的北大教师，因为他们大多只讲中文不讲英文。于是，2003年的北大改革倾全力集中于聘任制改革，目的就是想大换血，希望用最严酷的聘任制尽快把北大的教师都换成说英文写英文的教师，当时的北大行政当局公开放出狠话：“北大是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教师”！为什么北大教师都是二流呢，不就因为他们不说英文，不写英文嘛，不就因为他们不与国际接轨嘛！但2003年的北大改革由于吃相过于难看，水平又过于低下，最后落得灰溜溜的下场（参见甘阳2003年的《北大改革四论》，收入甘氏著《文明·国家·大学》，三联书店2012）。如今2014年的北大改革多少汲取了2003年的教训，知道正面强攻不如迂回，于是绕开土鸡们，先在北大内部建立一个鹤立鸡群的校中之校。这个把土鸡们都踩在脚下的超级豪华学堂凭什么牛呢？两个字：英文！不仅是英文学堂，还是英文住宿学院！整个改革的关键词仍然只有一个：英文！除了用英文取代中文以外，北大当局其实不知道大学还应该做什么。在中文的北大心脏挖出一个英文住宿学院，有如当年上海天津划出“租界”，这无论如何是太有想象力的改革创举！正是以这种划出一方租界的方式，北京大学终于迈出了走向英文化大学的第一步，改革真来之不易啊！
不幸，2014年的改革激起的反弹已经大大超出2003年，尤其是北大学生的强烈反弹远远超出2003年。为什么？因为这个鹤立鸡群的校中之校分明告诉北大人：不但北大的教师是二流，北大的学生也是二流！只有“租界”内的豪华学生才是一流，他们都来自所谓“世界顶尖名校”，说的都是呱啦呱啦的英文，哪像北大这种不入流土鸡大学的学生还在说中文。“租界”内外，代表两个不同世界，两种不同价值：“租界内”说的是英文，这是国际日常语言，还是国际学术语言，代表“文明”和“进步”；“租界外”说的是中文，既非国际语言，亦非学术语言，代表的是“野蛮”和“落后”。简言之，“租界内的英文北大”代表北京大学已与国际完全接轨，提前摸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门槛，而“租界外的中文北大”则代表北大的陈腐过去，必须被彻底淘汰。北大当政自许的“担当”，似乎就是要以“租界内的英文北大”为据点，逐步改造以致彻底淘汰“租界外的中文北大”――只有彻底以英文取代中文，只有“英文北大”完全取代了“中文北大”，北京大学才可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正因为如此，北大会把任何研究型大学都不当回事的一个一年制硕士项目提到北大战略发展的最高地位，反复宣称，这个一年制硕士项目是北京大学进入新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改革举措，事关北大的命运北大的未来，甚至牵涉到中国梦是否能实现。
何以一个小小的一年制硕士项目对北大如此举足轻重，竟然能承担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这一点，北大说不清楚，也永远不可能说得清楚。因为“租界学堂”的最终目标即用“英文北大”取代“中文北大”这一点，北大官方不能说，只能做。但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校方改革的人对此都看得一清二楚，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例如，支持北大校方的北大国关应届毕业生罗同学就用实名在网上发文挑明：“这个事情，很多北大人都看得很清楚，碍于情面，讲不出来。我反正离开北大了，我来讲，任何改革都会有哭泣者，北大要与国际接轨，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当然要淘汰无法用英文做研究的学人。”这位支持校方的同学还特别举出辛德勇老师为例，认为虽然辛老师现在“已经变成公认的北大良心”，但“根据辛的学术履历，恐怕很难达到与国际学人同行对话的英文资质，那他就可能是北大改革方向的牺牲品”。
二、“租界英文学堂”？
用英文矮化北大教师，用英文矮化北大学生，用英文矮化北大本身，这大概就是2003年到2014年的北大改革轨迹。这股不可抑制的英文冲动或自我殖民冲动，推动北大不断自我矮化，最终形象地表现为一个鹤立鸡群的“租界英文学堂”把整个北大踩在脚下。“租界”内外的关系，非常典型地象征着“国际化＝英文”对“中国本土大学”居高临下的宰制性关系，也非常典型地象征着北大的自我异化与自我扭曲。遗憾的是，北大主事人不仅毫无反思地接受这种宰制，甚至还千方百计主动寻求被宰制，不惜让北大处于毫无尊严的臣服地位。在北大主事人心目中，英文等于国际化，只要是用英文教学的大学就高北大一头。正因为用英文等于有学术，租界英文学堂的硕士当然一年学制足矣！北大主事人想当然地认为，“租界英文学堂”的学生来自国外名校，水平当然大大超过北大学生，这些英文脑瓜学一年“英文中国学”当然抵得上甚至远远超过三年学制的中文北大硕士，甚至超过四年学制的中文北大博士，给他们的奖学金自然应当十倍八倍于北大的土鸡硕士博士，甚至应该高于北大土鸡讲师的工资！须知“租界学堂”讲国际学术语言，岂可与非国际非学术的中文相提并论？三年学制的中文北大硕士算什么，四年学制的中文北大博士又算什么，你们读得再多也是中文，写得再多也是中文，又不是英文！只有英文是学术，只有英文是思想，只有英文出精英甚至出领袖！一切非英文莫能！今后北京大学王牌的王牌，就是北大“租界学堂”出身的一年制“英文中国学硕士”，用北大主事人在《人民日报》刊登的宣传广告说法，这些“英文中国学硕士”代表北大“用中国学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以后要靠他们去实现中国梦。
绩，必须至少读过多少英译中国典籍并通过什么考试。北大主事人从未想过这些问题，正如他们从未想过，也根本不敢提出“租界学生”是否应该至少通过初级中文考试。在北大主事人心里，怎么可以对人家提出学中文这样的要求呢，他们能够来北大就已经很给北大面子啦，例如奥巴马的女儿，巴马奥的儿子，巴巴巴的外孙，奥奥奥的女婿……倘若他们肯来北大，那是我们北大多大的荣耀啊！学制当然不能超过一年，要人家正而八经来读三年书，那怎么行，谁还来啊，我们北大毕竟是土鸡大学，是求人家来啊，重要的是把人家招待好，住宿制是必须的，食宿必须超一流嘛！面对这些想象中的“租界学生”，北大显得低三下四，要求降到最低，待遇提到最高，今日北大怎么会沦落至此？
介绍西方的思想。应该说，他是思想界的弄潮儿，是影响时代的人。
我一直觉得中国比较媚外的学者都是投机者，因为他们懒于思考，只是简单的把中西的差距归因于文化差距。其实，只要不带偏见的认真思考一下，就不可能这样轻易的下结论。
甘阳汪晖刘小枫等都不算这群懒人。
那些学者其实是在思想上先已经跪了，之后就很难再做到独立思考了。
金观涛《走向未来》，甘阳他们的《文化：中国与世界》，还有汤一介的《中国文化书院》。
中间还有一个事很有趣，金观涛想把《走向未来》跟《文化：中国与世界》合并，结果甘阳那边的人说，老金你以为合并了你当总编委，甘阳当副总编，我告诉你甘阳未必让你当编委啊！金观涛大吃一惊。
确实甘阳这波人是不太看得起金观涛那边的，认为他们主要还是想去影响政治，跟体制发生关系，而甘阳他们都认为自己是认认真真的做学问，研究最深的理论问题。
李泽厚后来总结八九十年代，说了一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其实大部分时候，人都是被引领的，学问家多了也不是坏事，只要是认认真真做学问的。
从这点上，九十年代之后就看出差别了。就拿汪晖来说，一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皇皇百万言，出版快二十年了，学术界尤其他当年的对立面自由主义派别，几乎没什么人能提出像样的批评，只好假装看不见。就像有的学者说的，很难跟汪晖讨论问题，因为在知识上跟他是不对等的。
甘阳也是如此，他过去老批评国内知识界，说你们言必提西方，西方，你们知道西方人尤其学者到底在研究什么吗？然后列举出的书目，大多数人都没看过。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他们自己未必认同这个身份），在学问上的扎实程度要远远超过他们的对立面尤其是自由主义。
上面有人提到通识教育问题，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现在大学里受功利主义影响太深，到处都是刷论文，SCI，KPI，没有人主张安安静静下来读点书。其实本科生就应该认真读书学习，把经典弄清楚，到研究生阶段才是逐步进行独立研究的时候。所以甘阳推行通识教育也是这个道理。
当然从网络键政起来之后，中文领域的思想状况又是另一幅情景。现如今我们在物质财富、经济成就上成绩远远超过以往，处于历史最好阶段；但在思想水平上，却真的一言难尽。我认为光就学问水平，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当下的新民族主义，都是远远比不上老的民族主义者和新左派的（何新，汪晖，甘阳等）。
1990年代的一次红二代聚会上，他拿着一杯红酒坐在旁边冷冷地听着红二代们口水四溅地谈着股票、证券、地产等，对此哀叹“如果我们这样出身的人都只会关心这些东西，那我国就没希望了。”
他的那篇《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被中办打印成内部文件供高干传阅的研究报告在刚面世的时候还被外媒传成陈云长子陈元所作，后来才知道是高层故意放出作者是陈元的风声。还有他的“政改标签”也得益于那篇被媒体称为“政改报告”的长文——《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这篇长文作为内部文件直接供江长者等中央最高领导层作为决策参考，因而有人称之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政改奏折”。
他的前岳父刘华清非常看好他，看好程度甚至超过了自己的亲生子女。
当年重庆还有高喊着“废除私有制、公有制万岁”而纵身一跃的男子（后面获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