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总理李强记者招待会的一点感想 -- 海中山

郭德纲曾说过一段相声：比如我和火箭专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烧煤，煤还得精选煤，水洗煤不行。如果那科学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

你是专家，你还会和他认真讨论一下并且向他科普这个问题背后的原理吗？不说科普的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这个提问者接不接受，能不能理解都还是问题，所以，我要是专家，估计会笑着和他解释说：“您说的对！” 哈哈哈！

每个人的知识和阅历不一样，对事物的理解和思考是不一样的！当你在讲解公司的基本面业绩和价值，PVDF价格时，人家只会说：不要扯这些没用的，你就告诉我明天是涨还是跌，你就告诉我去年最高点买的还能不能回本就行了！其实你只要回复说明天是跌，不能回本，你快点卖了去找那些能让你快点回本的股票就行了！不要讲太多了，不然明天涨了，可能没什么事，明天跌了你就变成托了！

前言

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与李先念二位领导人按照约定，来到老战友陈云的家中，三位领导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据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同志回忆，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6支香烟。

由此可见，谈话内容肯定涉及党和国家等重大机密问题。

除了三位老人知晓内情外，连身边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此次谈话的具体内容。

但是根据党史资料，以及那段时间党的一些重大决策，不难发现，陈云、邓小平、李先念三位领导人要商议的大事应该就是交班问题。

所谓交班问题就是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名老同志为首，主动退居二线，把舞台让给更加年轻有活力的同志。

号召其他老同志不要迷恋权力。

身为党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与二位好友商讨交班问题时，更是作出重要批示，这也体现在他日后的一系列公开谈话和实际行动当中。

那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是如何处理交班这个问题的呢？



图｜邓小平与陈云（左）、叶剑英（右）

一、着重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1977年7月，受到错误对待的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回到领导岗位。

摆在他面前的是反动分子留下的一大堆烂摊子。

重新回到领导工作岗位后的邓小平，在如何率领全党、全中国人民快速步入正轨等工作倾注较大精力。

与此同时，他对培养接班人，解决好交班接班这件大事，投入了更大的精力。

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五年，十年以后，老同志们或许都快走不动道了。

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要选就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性强，能团结的人。”

那或许有同学会说了：既然邓小平同志刚刚恢复领导工作，就要挑选接班人，为何他不在恢复领导岗位之前，就花大力气培养年轻干部呢？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治与革命形势较为复杂，想要快速拨乱反正，还是得仰仗那些有能力有经验的老同志。

只有把国家与人民带入正轨之后，邓小平与其他领导人才会腾出手，对培养接班人的事情上倾注更大的精力。

1978年6月初，邓小平在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又一次提出：“我们老同志眼光要放得远一些，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只有把这件事做好了，才有资格去见毛主席、周总理。”

不过，按照当时的国内外环境，邓小平同志只是把挑选接班人的问题列入计划，向党内老同志先打个招呼。

对于如何培养与选拔接班人，还得经过深思熟虑才行。

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交班是一个战略问题”。

他要求高级干部一定要认识到选好接班人是一个战略问题的概念，关系到我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

同时，邓小平还十分明确地提出自己已经准备交班。

经过成熟的思考，1980年2月底，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谈到组织路线方面的工作时，再次指出：“最重要的还是要选好接班人，让年轻同志走上一线，老同志多多支持他们的工作。”

往后几年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中央集体，对交班战略进行两个方面的扩充。

第一，选拔一批中青年干部；第二，选拔任用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特别是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

在交班和接班的问题上，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叶剑英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不约而同地认为它是一个十分重要且很紧迫的战略任务。

陈云同志在全体会议上提出：成立中央书记处，旨在在各级部门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就是准备接中央的班。

1982年9月，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把一批年富力强的优秀中青年干部选入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担当重任。

1987年10月25日，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图｜睿智的邓小平

在11月2日中共第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的新中央委员会中，又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进入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

这就表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对待交班的问题上倾注大量精力，使得交班成为我党的战略问题。

1989年11月上旬，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讨论通过关于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这就意味着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班接班任务平稳顺利地完成。

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组成成员进一步年轻化。

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提出的交班战略主要特点

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三位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但根据党史资料以及中央接下来一段时间的重大举措，不难发现，三位老同志此次秘密谈话的内容，还是围绕交班接班这个问题展开的。

陈云同志早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发言时就说过：“党的交班和接班问题是交集体的班，接集体的班。”

基于这个纲领，党的第二代核心领导成员对于交班的主要内容提出了极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理性思考。

首先，中央要善于发现提拔，甚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

不要怕出错，就算犯错还能有容错率，可以进行及时更换。

其次要把中青年干部放到负责岗位上，让他们挑起重担，锻炼个三年、五年、十年，他们一定就能取得经验。

这就是陈云同志提出的“成千上万地提拔干部”的方法，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赞成。

另外，选拔培养接班人要拉开年龄层次，保持老中青这样的梯次不变。

关于年龄，这是保证年富力强必要条件。

首先要提拔40岁左右的青年干部，锻炼几年之后他们就不年轻了。

接着再让他们支持更年轻的领导同志，这就是从低年龄到高年龄的发展，保持党的领导集体代代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需要。

邓小平在1981年7月一次讲话中，提出建议修订两个一个五年计划，一个十年计划。

头五年选到五万左右50岁以下，40岁左右的干部，经过五年到十年培养，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陈云同志在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给予五年、十年计划的肯定。

他补充提到：干部队伍保持梯队的结构，可以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今后一定要继续做下去。

在坚决执行领导班子年轻化的方针时，党中央不会揠苗助长，步子肯定要稳妥。

也不只是注重年龄这一个条件，还要选拔者德才兼备，形成梯级结构。

总而言之，在党的第二代领导同志的集体推进下，重用年轻干部，妥善解决好交班接班问题，已经成了一场内部改革。

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同志为了实行退休制的建议，他们带头辞去职务。



图｜邓小平

虽然在改革过程中遇上阻力，但从最后结果来看，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党的交班战略已经得到传承和实施。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将继续保持蓬勃的朝气。

交班战略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中央集体，继承毛泽东主席生前极其关注的大事，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理论上进行的新创举。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叶剑英，包括此前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一生心系国家和人民。

无论在职与否，都把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用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

可以假设，如果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领导同志没有大力推行交班接班问题，并上升到战略问题的高度。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党内人员冗余问题肯定会非常突出。

只有老干部按照规定先退下去，年轻干部顶上来才能形成良性循环，让人民与党产生更加贴合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图｜邓小平与新一任领导成员合影

1987年，在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邓小平提出退休的愿望。

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后，决定留任邓小平军委主席职务，邓老对于这种状态不满意，认为退休应该就彻彻底底。

在他老人家的号召下，许多老同志以身作则，发扬风格，主动退居二线。

这些都是出于对国家的发展考虑，这份意见给“十三”大的人事调整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最终中央决定，党的“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图丨邓小平

前言

“请问您是什么军衔？”

这是上世纪80年代，我军一个代表团在抵达美国后，美方接待人员询问代表团团长胥光义的一个问题。对于对方的询问，胥光义也是明白对方的意思：想要通过军衔来确定这次的招待规模！

不过这让胥光义将军很难回答，在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可是现如今，我军取消军衔制已经20余年了……

美军接待人员在知晓后，只好上报上级，最终估算胥光义的军衔为“四星上将”（和平时期美军最高军衔）。

这次代表团从美国回来后，有一个深刻的体会，那就是：没有军衔，不利于国际交往！

邓小平在得知这件事后，也是颇为感慨地说：“实行新的军衔制，该提上日程了！”

毛主席：取消，搞掉那块牌牌

50年代中期，新中国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外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更使得我国军民激动不已。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正在酝酿一个大的举措。

1955年的某天，中央军委正式发布了一份文件，从而引起了全军将士的注意：《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

1955年2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毛主席正式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同时，中央军委决定，要在1955年内全部结束对现役军官的授衔工作。

党中央这一系列文件的发布，立即引起了军内外强烈的反响！不少战士喜上眉梢，笑着说道：“太好了！我们也可以授衔了！”



图丨毛主席给朱老总授衔

关于授衔的事，党中央酝酿已久。其实，在中央军委发出指示的时候，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早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

按照党中央的规定，授元帅和大将的名单，由军委决定；授少将至上将的名单分别由总干部部和总政治部提出，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授校官的名单，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报总干部部和总政干部部在全军统一衡量。

对于授中将和上将的200多人的名单，都是罗荣桓亲自主持讨论的。对少将一级，罗荣桓委托徐立清、赖传珠等人负责，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议解决。

在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后，军委于9月初召开了总结会，由罗荣桓主持，彭德怀、徐向前、刘伯承、贺龙等人都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主动提出不要授予自己大元帅，而且还提出建议，那些已经在地方上工作的军队干部也不授衔。



图丨周总理

在场的中央领导们听后深受感动，于是周总理、刘少奇、邓小平等原本都在元帅人选名单上的人，都摆着手说：“也不要给我们评衔了！”

朱老总要表示要推辞元帅军衔，毛主席听后笑着说：“总司令就不要推辞了，没有你，这军衔就评不下去了！”

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在授衔仪式结束后，参加仪式的将帅们来到休息室内，他们将在这里稍事休息，然后去参加庆祝授衔、授勋的酒会和晚会。

晚上19时整，由周总理主持的庆祝授衔授勋的庆祝酒会正式开始，毛主席因公未出席酒会。在酒会结束后，在怀仁堂又接着举行了盛大的文艺晚会，整个庄重肃穆的怀仁堂顿时欢快起来，歌声四起，充满着祥和的气氛。

就在这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来了，全场人员纷纷起身鼓掌，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刻，能够看见领导自己取得胜利的统帅，在座的众将帅都感到非常的幸福。



图丨毛主席

毛主席坐下后，大家的内心十分激动，久久不愿落座。毛主席又起身示意，让大家坐下后，演出才正式开始。

1955年的授衔仪式，这无疑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开始迈出了向正规化、现代化进军的新步伐。对于军衔制度的实行，众将帅无疑是大力支持的，在他们看来：

军衔制对一支正规化的军队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军衔制有利于提高军人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加强军队的组织纪律，方便部队各兵种之间的协调指挥及保障管理，从而促进军队的正规化建设。

可以这么说，1955年实行的军衔制，对于军队实现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军衔制实行不过10年的时间，党中央便决定取消军衔制，这是为何？

在当时年代的局限下，不少将领对于军衔制还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比如说在1958年的某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不少将领纷纷认为军衔制不符合我军的实际，建议取消军衔制！



图丨毛主席

毛主席当时对于军衔制，也有自己的看法：

现在有“花”（指军官肩章上的军衔标志），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

对于军衔制，彭德怀元帅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对于别人叫他元帅很不喜欢，多次表示过：“我不喜欢我肩上的牌牌！”

彭老总对于军衔制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无疑能够代表军中将领的想法！后来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在1964年时，党中央便决定对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薪金进行调整，避免差距过大影响团结。

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和总参谋长罗瑞卿去向毛主席作汇报，毛主席听后点头答应了下来。这时，贺龙元帅又说道：“要不要把军衔牌牌一起取消掉？”

毛主席挥手表示：“取消，搞掉那块牌牌！”



图丨陈毅和贺龙穿元帅服会见外宾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1965年2月18日，国防部正式通知：中央已批准取消军衔制度，正在办理法律手续，决定从即日起停止授予和晋升军衔。

取消军衔制的决定，从1965年6月1日起生效。这一天，全军官兵摘下了55式帽徽、军衔肩章、领章、军兵种和勤务符号，开始佩带全红五星帽徽和领章，从此结束了我军首次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历史。

对于取消军衔制，曾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兵，曾回忆说：

摘掉旧式领章帽徽后，领了全红的五角星帽徽和领章，还在连队唱歌小教员的指导下，学唱新歌《全军上下一片红》。

邓小平：出了问题，我承担

从1965年后，我军进入了长达20余年的“无衔期”。在这20年军队发展过程中，由于取消了军衔制，这就导致领导指挥体系的诸多不便。

比如说在1979年的某次重要军事行动中，坦克兵、装甲车和运输车等队伍在道路上拥挤在一起，可是无人出来主持秩序。当时这件事被众将帅得知后，内心很是气愤，可是他们又马上意识到，一样的服装和徽章，部队之间也无隶属关系，如何指挥？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说我国军事干部在进行外事访问时，对方在接待规格上缺乏相应的标准，很不利于我军进行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



图丨聂荣臻和陈毅身穿“一颗红星，一面红旗”的军装

正是在现实问题的影响下，众多将帅也意识到，恢复军衔制迫在眉睫。

邓小平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自然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过想要恢复军衔制，也需要适当的时机。以眼下的军队情况而言，想要推行军衔制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军队整体规模大，官兵比例不合理，各级领导班子臃肿等。

尽管军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邓小平认为恢复军衔制的问题，可以和众将帅探讨探讨。

1980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恢复军衔制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恢复军衔制，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对于我军而言，便于指挥，便于作战，便于管理；第二，为了鼓励先进。因为有人会提前晋级，军衔作为外在的标志，可以发挥一定的激励作用；第三，便于国际交往。

1982年初，中央军委常务会议正式作出“恢复军衔制”的决定。从此，人民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就进入了倒计时。



图丨邓小平

为能够顺利地实现军衔制，党中央作为万全地准备。一方面中央军委对军队进行精简整编和领导班子大幅度调整，另一方面则成立“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负责实行军衔制的准备工作，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直接领导。

在准备恢复军衔制的过程中，邓小平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考虑到当时绝大多数的现役军官都是从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相比较之前的将帅们，没有那么大的贡献。为此邓小平指出：“和平年代的军衔就搞的简单一点，元帅和大将就不再设立了。”

随着军队精简整编的完成，这也为军衔制的恢复作了必要的准备。

1986年8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常务委员会议，研究了“恢复军衔制”问题，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比如说，制定新的军官军衔条例，不能不考虑我军实际情况而设立，应该进行调查、商讨后，设置符合我国部队发展实际的军官军衔条例。

随着各项准备工作的完成，随着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决定，1988年国庆节前实行新的军衔制。



图丨邓小平

对于军衔制的评定标准，党中央于1988年7月2日下发了相应文件，在其中明确表明了军衔评定的基本标准和原则。正是随着党中央一系列文件的下发，全军推行新军衔也正式步入正轨，各级部门每天也是忙得如火如荼。

在具体授衔之前，邓小平组织众将帅进行了一场重要的会议。在这场会议上，有的同志表示，如果恢复军衔制，是否会出现之前一样的问题？

邓小平听后解释道：“这次实行的军衔制同1955年实行的军衔制，在军衔等级的设置和职务等级编制军衔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是借鉴1955年实行军衔制的经验，而不是生搬硬套。这次所实行的新军衔制，将会更加的科学和合理。”

这次实行新的军衔制，无疑是推倒了毛主席当初取消军衔制的决定，为此不少将军忧虑重重，担心背负历史骂名。邓小平也知道大家的顾虑，为此便说道：“一定要搞新军衔制，出了问题，我来承担！”



图丨邓小平和李先念等接见第一批被授予上将军衔的17位将军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了这次新军衔的授衔仪式。根据资料显示：

此次授衔，全军共授予将官军衔1452人，校官军衔18万人，尉官军衔40.5万人。

1988年10月1日，全新的军衔制开始实施，全体官兵脱下旧军装换上新式服装，以积极高昂的面貌出现在老百姓面前。

时隔20多年，人民解放军重新实行了军衔制，这也标志着军队正规化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毛主席逝世后，江青恬不知耻地毛遂自荐起来，表示自己可以担任中央的主席。1976年9月23日下午3点30分，江青吩咐秘书，联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她来自己这一趟。张玉凤被人接到钓鱼台的江青住处。



张玉凤试探性地问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后，我们的主席该谁来做？”江青回答：“主席还未定，中央在开会，许多事情要讨论，斗争很激烈。你要清醒些，知道吗？”张玉凤点头说“知道”。张玉凤明白，这是江青在提醒自己，不要站错队了。

江青接着说：“主席的事，中央还要讨论，要开全会决定。”张玉凤知道江青爱听什么，便半真半假地捧了一句：“我想是你当。”江青听了之后很高兴，稳操胜券地说：“不错！斗争很复杂啊。”张玉凤很识趣地追问了一句：“怎么个复杂法？”江青回：“要同这个斗，要同那个斗，还要注意斗争策略。”

1976年9月29日晚上9点，政治局会议召开。除刘伯承一如既往地请病假缺席外，15位委员，4位候补委员全部到场。这个会议原定议题之一，是讨论如何过好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问题。江青率先发言，手里摇着“红宝书”，提议在天安门城楼召开毛主席著作学习会，以表示对毛主席的悼念。



讨论时，有人同意江青的想法；但更多的委员认为，应以更加庄严隆重的形式，在大会堂召开国庆27周年纪念会议。这个意见很快通过。接着，江青又扫视一眼，公开提出一个问题：“毛主席逝世了，中央的领导怎么办？该谁来？”

其实这是个顺理成章的事，既然还没开全会选定，那么就该是华国锋来。理由呢？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总理兼第一副主席。“副主席”前面的“第一”两个字，是毛主席特地加上的，就是为如今这个情况准备的。江青此举，公开提出的这个问题，无疑是表示自己有异议，不认同。

说着说着，江青哭了起来：“我相信大家都是会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毛主席明明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如今江青装糊涂一样，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按既定方针办”；在后来，“四人帮”发动宣传攻势，铺天盖地地宣传起“按既定方针办”，说这是毛主席的遗嘱。



江青打起了感情牌，说自己跟毛主席的关系，一同生活了40多年，对他十分了解；毛远新对毛主席生前的思想和文稿理解得很深，张春桥、王洪文和自己都要求他留下，起草三中全会报告，却遭人反对；毛主席刚刚逝世，就对毛远新采取这种态度，不令人寒心吗？

坐在一旁的王洪文，听得心潮澎湃，涨红了脸，难得大声说话：“是谁反对呀？”此话一出，叶帅就接话表态：“我，是我叶剑英反对！”接着，叶帅说起自己跟毛主席工作的经历，解释起毛远新回辽宁的原因。

叶剑英的话，像是一把火，点燃起会场的气氛。说到后面，王洪文不知怎么，突然提到：“很多同志纷纷向我提议，让江青同志出任主席。我个人觉得，江青同志完全有资格担任主席的职务。”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心里一惊，不得不开口说：“同志们不要吵了，这么重要的问题，要开全会讨论。这次会议不讨论。”话题被立即引到毛远新回辽宁的问题上，“夺权”危机暂时解除，但并没有彻底结束。



毛主席晚年当着华国锋的面，评价江青，说：“江青有野心。我死后，她会闹事。”

真是一点没错。

1979年汪东兴宣布辞职，为何没过多久，华老也辞职了？

“华汪组合”是当年我国领导班子中一个十分出名的组合，汪东兴和华老都是伟人相当器重的两人，但为何就在汪东兴宣布辞职不久后，华老也相继提出辞职了？

要说起汪东兴，他从抗战时代就开始陪在毛主席身边，担任其警卫处处长，因为他在工作上的尽职尽责，认真信心，也让毛主席多次称赞，更对其高度评价道：“有汪东兴在，我才习惯。”后来，汪东兴凭自己的实力是一路从被授予少将军衔晋升为中央委员。华老与汪东兴属于同一时期的人物，拥有20年基层工作经验的华老，同样深得主席看重。在第一次与主席见面时，华老身穿一身土布衣服，衣服甚至还因多次清洗而略微泛白。这让毛主席一眼看出：“这小伙子是个能吃苦，做实事之人。”一次党的大会上，毛主席还破例邀请当时只是个地方干部的华老参加，会上，毛主席向众人介绍华老道：“这是我的父母官呐”足以看出主席对华老寄托了多大的希望。而毛主席病重之时，还对华老写下：“你办事，我放心”将华老钦定为自己的接班人。事实证明，毛主席的眼光没有错，汪东兴与华老两位中央大将，在粉碎四人帮等事件中，都为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不过，在国家的一个转折期，就在大家都以为“华汪组合”将继续联手为祖国贡献自己一份力量之时，汪东兴却宣布辞去自己的职位，对此，他则表示：“自己的能力已经有限了，应该让更适合的人来接受这个位置，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就在汪东兴辞去职务的一年后，华老也辞去了主席职务。这又是为何呢？就在大家都纷纷猜测时，华老作出了回应道：“我就是一个普通党员，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上，不需要的时候我就退，将机会留给更有能力的人，让他们推动国家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不好高骛远，更不贪慕虚荣，汪东兴与华老两位国家元老辞职的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切以国家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在这样的领导人带领下的祖国，难怪会越加繁荣昌盛。

美联社访谈中疾控等方面人士，回顾2022年中国“全方位综合防控 (https://t.me/tnews365/22356)”始末。

国务院2021年末曾组织一班专家研究防疫政策转向，并在2022年3月形成逾百页的报告，包括推进免疫接种、扩容ICU、储备抗病毒药、轻症居家隔离等策略，并提议在海南岛先行先试。

但与此同时，老年人接种率较低、香港第五波疫情死亡数畸高、国外“长新冠”报道等使当局有所吓退；上海周边省份向中央抱怨疫情自沪输入，而自身流调能力和医疗资源都不如上海，要求将上海封城。

上海封城后，专家们不再公开谈论防疫转向，以维护习近平权威。有专家受访说自己当时被媒体“拉黑”禁采。另有一位“直接知情人士”说，欧盟商会4月11日致胡春华副总理的信是国务院方面披露给传媒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173879/chinas-foreign-firms-desperate-shift-away-old-toolbox-mass)，官员们自己不敢建言，只好以此方式激起争论。

全球化智库事后披露 (https://ccgupdate.substack.com/p/ccg-in-april-recommended-chinese)，中疾控主任高福4月29日在其研讨会表示，中国应把握时机尽快调整清零政策；数周后在德国驻华使馆私下座谈，高福亦赞同应作放开计划。

二十大闭幕后，吴尊友 (https://t.me/tnews365/24229)10月28日通过民进北京市委上书 (https://twitter.com/dakekang/status/1638110078082400256)，批评限制进京“毫无科学根据”是扭曲中央正确政策的层层加码。钟南山更是两度给习近平写信，强调清零不可持续，应考虑逐步放开。孙春兰11月上旬召集多领域专家座谈，钟南山在会上指出，香港经过第一波疫情高峰后死亡率便非常低。

11月10日政治局常委会颁布“二十条”，石家庄市响应要求，一度取消常态化强制核酸，习近平对此作批示“政策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

中央11月下旬决心终结清零政策 (https://t.me/tnews365/25755)。孙春兰11月30日在卫健委开座谈会 (https://t.me/tnews365/25242)，宣布中央拟“快步”转段，有与会者形容中央意见“比专家更激进”。

（美联社 (https://apnews.com/article/zero-covid-exit-china-reopening-investigation-05e1bf6d14e3b77ade26b719093ac4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