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艰不拆讲笑话之六 2023年新楼 -- 骨头龙

作者：章立凡

来源：章立凡网易博客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

　　 ——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一．原著版

　　马恩二老这段话，一百三十七年间引发了无限遐想和无穷攻击。据说读经典要读原文，查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初版，“公妻制”用的是一个比较生僻的德语词汇“Weibergemeinschaft”，不习惯德语语境的人，不大容易理解其涵义。有人解读为“communal wives”（公社妻子），还有一篇论文解释为：“a kind of sexual free-for-all for men”（一种性自由——为所有的男人）。

　　1888年的英文版是恩格斯与译者共同校阅过的，其中对“公妻制”有两种译法：资产阶级指责“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这句，“公妻制”译为“community of women”；到了后面为共产党的主张辩护时，改用了“free love”。“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译作“an openly legalized system of free love”。英译本从正面意义上更认同“free love”，但在德文版中，自始至终都用“Weibergemeinschaft”。

　　我以德译英的方式在线查“Weibergemeinschaft”，解释是：Woman community（妇女共同体），与英译本“community of women”意思相同；再查在线Webster英语辞典，“free love”解释有二：

　　1 : the practice of living openly with one of the opposite sex without marriage（一种异性无婚姻的开放生活实践）

　　2 : sexual relations without any commitments by either partner（没有任何承诺的性关系或伴侣）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谈到了“粗陋的共产主义”，其特色是“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用公妻制（也就是把妇女变成公有的和共有的财产）来反对婚姻（它确实是一种排它性的私有财产的形式）”，他指出：

　　一切私有财产，就它本身来说，至少都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化慾望，这种忌妒和平均化慾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个忌妒和这种想像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

　　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倒是与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平均主义颇为神似。

　　二．俄国山寨版

　　“公妻制”在德、英文间似有歧义，更有人认为，中国人对此的解读，很可能源自俄文。可惜我没查到《宣言》的俄文版，但从“十月革命”前后的历史来看，俄国人理解的“公妻制”，更像是“粗陋的共产主义” 之山寨版。

　　对革命的误解往往在于：为了实现崇高的目标，手段可以不计。女革命家克朗黛在题为《家庭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小册子中写道：“出於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俄国小说中亦曾有女革命者充当妓女筹措革命经费的描写，卖淫被理解为对革命的献身。

　　按照马克思学说，消灭私有制和家庭是解放全人类的关键。俄国革命不仅实行了财产公有化，也包括性资源。革命者获得了“全面解放”，以“性革命”方式“公有化”资产阶级及非革命妇女的行为十分普遍，到处都有集体强奸事件，满足了“忌妒和平均化慾望”。叶卡捷琳娜堡党组织曾公布命令：“16至25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由该市党政官员签发“公有化”许可证。当时《真理报》曾这样描述：“年轻人显然认为，对性爱问题最原始的观点就是共产主义观点，每个男性青年都必须满足自己的性欲，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

　　革命政权对帝俄时代的卖淫制度采取了纵容的态度，警察和官员甚至成为妓院的保护伞。战乱、饥荒和失业迫使大批女性加入淫业大军，许多布尔什维克党员、共青团员和工人参与嫖娼，性病迅速泛滥，仅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干部学院）的性病感染率就高达五分之一。到20年代末，性乱现象又从一个极端被引向另一极端，党的喉舌开始将卖淫问题政治化，批判腐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宣传禁欲主义和性生活的可耻。国家权力强力干预公民的私生活，任何越轨行为都将受到严厉惩处，但特权阶层除外。

　　40年代中期，俄国国内继续推行禁欲主义的同时，山寨版“公妻制”却抖起征服者的雄风在德国尽情宣泄。英国军事历史学家比弗在《柏林：1945年沦陷》一书中，根据俄、德、美、法、瑞典战争档案及受害人忆述披露：近三年多的时间内，红军强奸了200万名德国妇女（其中有些是被轮奸），受害人中包括德国前首相科尔的夫人及其母亲。仅在柏林就有13万妇女受害，1万人自杀。

　　三．中国山寨版

　　近代中国革命带有秘密会党特色，清末民初的史料中，革命党人在堂子里策划革命的记载屡见不鲜。“五四”运动带来了个性解放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包括各种新式性观念。从娜拉的出走到女革命家柯伦泰的“杯水主义”，都有人力倡践行。反抗封建包办、离弃发妻另结新式婚姻成为时尚，蒋介石的“婚姻革命”足以垂范，“革命尚未成功，宋家还有一女”成了当时一句著名的玩笑（尽管宋家闺秀已全部出阁）。

　　“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带有浓烈的平均主义色彩，随着革命进入“以俄为师”的新阶段，“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之类的教导，足以引发无限畅想。“共产公妻”被视为对革命的恶毒污蔑，但也不可避免地起到反宣传作用：叛逆青年的革命浪漫主义憧憬、贫苦农民狼狈的光棍生活、流氓无产者卑琐的性幻想……，都有可能诱发参与的冲动。

　　脍炙人口的颂歌《东方红》，原歌词系由陕北“信天游”改编之《白马调》，其中一段唱道：

　　三八枪，没盖盖，

　　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

　　待到那打下榆林城，

　　呼儿嗨哟，

　　一人一个女学生。

　　今天高唱红歌《十送红军》时，已很难想象那些缠绵相送的女人们日后的命运。“战地黄花分外香”，对革命性观念的开放式理解、动荡战争生活中的性饥渴，工作地点的频繁调动以及组织安排，在“革命需要”的名义下，都可能导致伴侣的不断刷新与批量结合。革命成功时的干部结婚热潮，多以城市知识女性为新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解决官兵的饥渴，曾从湖南、山东等地大量招收女兵，创造了“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奇迹。这些在革命回忆录及文学影视作品中都有所印证。

　　与俄国不同的是，中国社会在共和国成立后直接进入禁欲主义时代，不仅查封了妓院，还首创了“坏分子”这一模糊社会身份，将一切无从归类的社会不容行为者纳入其中，但大小特权者的纵欲则是例外。“文革”期间基层干部利用权力大量奸污女知青的血泪史，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最黑暗的一页。

　　物极必反，偶像和信仰倒塌后是普遍的道德沦丧，国人深陷一个人欲横流的“性革命”时代。如今不仅存在“半公开的公妻制”——娼妓，还有一夫多妻制——从二奶到N奶。据统计，90%以上的贪官都有“情人”，其中最接近“公妻制”的，是多位高官“公用情人”的事件。榜样的力量无穷，邓贵大强要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是落实“公仆享用公妻”潜规则的基层典范。“性贿赂”已成为中国官场的公关利器。

　　四．“free love”还是“动物庄园” ？

　　马克思认为：“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拿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品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他指责“粗陋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动物的形式”：

　　人们可以说，公妻制这种思想暴露了这个完全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的秘密，正像妇女从婚姻转向普遍卖淫一样，财富即人的对象性的本质的整个世界也从它同私有者的排它性的婚姻关系转向它同整个社会的普遍卖淫关系。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到马、恩的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从原始社会的群婚、斯巴达的军事共产主义到欧文的哈莫尼村社，“公妻制”经历了各种理论探索与实践。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从“忌妒和平均化慾望”到贪欲“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山寨版“公妻制”已花开遍野。

“free love”还是“动物庄园” ？无语中……

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婚姻制度的

“共产共妻”不是中国乡下土包子想出来吓唬土包子的，而是早期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逻辑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