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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邓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为社会主义找一条生路 -- 伯爵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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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这个敢问其详?
家园 改开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分田分地等同于改开了?

那现在羞羞答答的搞实行土地集约化经营又是为了啥?

工业化需要的要素是联产承包提供的??

逻辑是个好东西,但你起码找到关联吧。

你能找到工业化和邓氏小农经济逻辑上的关联不?

反向的关联倒是不少。

家园 那是你们的"社会主义",你们的"探索",你们就偷着乐吧。

那是你们的"社会主义",你们的"探索",你们的"生路",你们就偷着乐吧。

你们真要信心十足,你们不必这么到处找认同。

再说了,你们何必非要用"社会主义"这个词呢,你们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天下人都知道你们搞得不是"社会主义",何必非在这条道上挤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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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你们每次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国际歌只奏不唱,你要知道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是要全体起立唱国际歌的,你们为什么不唱呢?

我觉得主要是你们自己都尴尬的要死,演奏国际歌已经是敷衍塞责,要是非要你们唱国际歌,你们实在是唱不出口啊。

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政党居然国际歌都唱不出口,还谈什么社会主义呢?

你们要是非要人民认同你们搞得是"社会主义",你可以建议二共中央下次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让党代表们唱"国际歌",这样做没有任何成本,但确实很好的一块试金石。

如果你们连这么毫无成本的事情都不愿意做,你们是哪门子的社会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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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国际歌一定要唱出来呢?

任何语言的"国际歌"的"Internationale" 都是音译,而不是意译,就是为了让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共产主义者找到自己的同志。

你们二共的党员们是不会知道这句歌词"英特尔纳雄纳尔"为什么要这么翻译的。

所以你们二共也就不知道"国际歌"只奏不唱有多外行!

你们就是一帮西贝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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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共产主义者可以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用"国际歌"找到自己的同志。

我见过那么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共产主义者用各种语言各种腔调各种情感演唱"国际歌",而且都是那么的高兴。

我唯独没有见过你们二共的任何一个党员是发自肺腑的演唱"国际歌"的,因为你们根本就不认同社会主义不认同共产主义,所以你们是唱不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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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们非要说你们在搞"社会主义",我们也犯不着非堵住你的嘴。

我们就是告诉你们,那是你们的"社会主义",你们的"探索",你们的"生路",你们就偷着乐吧。

我们有我们的活路,我们绝对不会认为你们的"邓小平",们的"社会主义",你们的"探索",你们的"生路",和我们人民有什么关系。

通宝推:王铁墩,很高兴,
家园 应该对比一下1949年的中国与1976年的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作者应该对比一下1949年的中国与1976年的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才更有说服力。比如假如1949年的美国是中国的GDP的1000倍,到了1976年变成了15倍,那岂不是惊天的成绩吗?那可比1995年的15倍变成现在的1.3倍厉害多了。

家园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么,给那资本家,右派,地主,老干部补发的钱是那来的?和越南打仗的钱那来的?进口小汽车,法国小牛排的钱那来的?是邓掏的自家腰包补贴的吗?

当年经济要崩溃了,内债欠了多少?外债又欠了多少?物价是不是一天一个价的飞涨啊?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家园 没错!就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谁说的呢? 华国锋同志说的。

来源

1978年2月26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向大会作《197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华国锋同志提到了这个“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百度搜索: 五届一次人大 华国锋 政府工作报告 , 就可以得到这个报告的全文。

现在, 我部分摘录如下:

【 1978年政府工作报告

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1978年2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分六个部分:一、三年来的斗争和新时期的总任务;二、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三、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四、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五、加强政权建设,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六、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

报告的总题目是: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三年来的斗争和新时期的总任务

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我国经历了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激烈的反复较量,终于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这个伟大胜利,标志着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去年(1977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作了全面的总结。这场斗争确实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搏斗,是一场历史性的大决战。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实行“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是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我们同“四人帮”之间,正是围绕这样的中心问题,展开了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

四届人大的筹备和召开,是我们同“四人帮”斗争的一个重要回合。在这以前,我们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一九七三年八月召开了党的十大,全国形势大好。当时,毛主席、党中央就决定筹备召开四届人大,选举和决定我们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早就和林彪反党集团相勾结的“四人帮”,这个时候跳了出来,更加疯狂地进行捣乱破坏,妄图篡夺国家的最高权力。一九七四年,他们利用批林批孔的机会,搞突然袭击,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疯狂反对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干部。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不少地方党政军机关无法正常工作,有的地方被他们的党羽篡夺了领导权,资本主义泛滥,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严重损害,科学教育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毛主席批判了他们的破坏活动,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主席还多次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四人帮”不仅顽固对抗毛主席指示,而且加紧秘密策划,阴谋利用四届人大的召开由他们来“组阁”。毛主席及时戳穿了他们的阴谋,尖锐地指出江青有野心,不准她露面,不准她批文件,不准她组阁。毛主席无限信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明确指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确定周总理负责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同志协助周总理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届人大的胜利召开,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是对他们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一个严重打击。

四届人大以后,在执行还是反对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的问题上,我们同“四人帮”之间,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毛主席在四届人大前夕所作指示的基本精神,就是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周总理正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极大地激励了亿万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篡改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拚命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反革命谬论,又一次大搞分裂活动,大搞阴谋诡计,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毛主席针对他们的干扰破坏,反复批判他们违背“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多次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四人帮”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在这期间,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召开了铁路会议、冶金会议、国防工业会议、军委扩大会议和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等重要会议,抓紧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落实党的政策,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发动群众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开始对工业、农业、财贸、科学、教育和军队等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努力清除“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恶果。中央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国民经济开始好转。

一九七六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在这前后,“四人帮”猖狂地反扑过来,迫不及待地要把党权、政权、军权都夺到他们手里,这就展开了又一个极其严重的斗争。他们施展种种阴谋,压制和迫害悼念周总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诬陷邓小平同志。他们全盘否定一九七五年我们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把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污蔑为推行“修正主义纲领”,把各方面的整顿污蔑为“全面复辟”,把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污蔑为“资本主义化”。他们制造谣言,罗织罪名,恶毒攻击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妄图把国务院和中央各部的工作搞瘫痪。他们挥舞“唯生产力论”这根大棒,到处打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妄图把整个国民经济搞瘫痪。他们这样干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搞乱全国,乱中夺权。毛主席英明果断,采取了非常的措施,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底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确定了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事安排;四月初又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确定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人事安排。

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并且为后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是,“四人帮”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到处煽风点火,甚至公开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煽动层层揪“走资派”,妄图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统统打倒。党中央的绝大多数同志,团结一致,坚持原则,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干部、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表现出很高的路线觉悟,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抵制和反对,以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顶住了他们的压力。

一九七六年九月,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与世长辞。全国各族人民万分悲痛,忧心忡忡。就在这个非常时刻,“四人帮”利用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国人民遭到的严重困难,更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步伐。他们又是阴谋切断党中央同全国各地的联系,又是策动向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又是加紧进行粉墨登场的各种准备,又是秘密策划“镇反”、“杀人”,尤其严重的是他们伪造了一个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的“临终嘱咐”,造谣污蔑党中央“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公开煽动推翻党中央。他们要动手了,要发动反革命政变了。在这个万分危急的紧要关头,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举国上下,万众欢腾,热烈欢呼我们党取得了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回顾这一段历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斗争。“四人帮”这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利用他们窃据的地位和权力,网罗地富反坏以及一小撮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乱党乱军乱国,大搞法西斯专政,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疯狂破坏国民经济,摧残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家园 看到没?这个报告。这个不是小平同志说的,是华主席说的!

1978年2月,华主席在五届一次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说的。

这个时候,正是华主席如日中天、说话算话的时候说的话,这可没有哪个强迫他说的啊。政府工作报告,能被人强迫作吗?

这可怪不到邓小平同志身上去,对不?

同理,当初抓捕四人帮,也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老同志搞的,也和邓小平同志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对不?

所以啊,这个“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说法,来源于华国锋同志的报告。这个,既怨不着邓小平同志,也怨不着任何人。

要怨,你们去怨华国锋同志。去怨他为什么要这么“污蔑”四人帮。呵呵。😄😄

家园 朱琦的事情我可以回答你一部分原因

朱琦在37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二年,现在党内的口径是没有暴露,否则就会被杀。

这句话真假混杂。

如果有一股势力一直在迫害朱琦,那么这股势力在结束文革打倒四人帮之后的1983年依然存在。1983年朱琦的儿子朱国华在严打中以流氓罪被枪决。

朱国华的案子实际上是有诸多疑点的,这个案子有很多地方不合理,但是严打嘛在严打称托下就不那么显眼了。

最后朱德前妻贺芝华(或贺治华、贺兴华、何芝华、郝稚华)作为明确的叛徒,由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决定处决。

但是贺治华最后结局又有些神秘。

关于罗亦农一案,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李维汉(即罗迈,时为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巡视员)曾有详细回忆,他说:“他(罗亦农)的被捕主要是贺稚华出卖的。贺稚华夫妇原来在瞿秋白那儿住机关,瞿秋白住在楼上,他们住在楼下,伪装成二房东,晚上两人总是吵得很厉害,这样就把他们调到新闸路看机关了。新闸路机关弄堂外面就有巡捕,后来查清楚,贺稚华早就和巡捕房联系,预先作了布置,当时听说贺稚华出卖罗亦农的代价是3000元美金,和送他们出国。罗亦农去后,贺稚华就以打开水为名,叫她丈夫何家兴报告了巡捕,巡捕就打电话给巡捕房,说罗亦农来了。何家兴回来后就躲了起来,贺稚华在楼上。后来来了两个懂德文的巡捕,贺稚华在德国住过,懂德文,就用德文和他们打招呼说话。巡捕当场捕走了罗亦农和山东省委书记吴××。贺稚华、何家兴没有被捕走,抽屉中党的文件也没有被抄走。后来特科的同志到他们那儿去,贺稚华说,来的巡捕懂德文,我骗他们说,我们是搞翻译的,那些材料是我们的译稿,用来卖钱的,德国人不懂中文,我就这样把他们敷衍过去了,所以没有被捕。其实,当时我们已经通过内线知道是她告的密,但装作不知道。以后,我和小平同志作出决定,要把他们干掉。在秘书处楼上我和特科同志接了头,作了布置。为了使贺稚华、何家兴相信我们对他们没有怀疑,我派人告诉他们,新闸路不能住了,要他们先搬个地方,搬到南京路去暂住。南京路上有许多大铺子,有的底下两个大铺面中间还有个小号子,楼梯上去,上面是相通的,有几个后门。我们就给他们找了这么个地方,一个小楼梯上去,上面是个客栈。我约他们在那儿见面。去之前特科作了布置,在楼上派了人,街上也派了人,万一有事,可以掩护我从后面跑掉。我到那儿,他们已经住下了,住的地方很阔气,有个大客厅。见面后我说了些应付的话,说你们受惊了,还是要躲一下,另外找个房子住,要他们在搬家后把地址告诉某某同志,还给了他们一些钱。因为我是亲自去的,他们就相信组织上没有怀疑他们,所以搬家后就把地址通知了某某同志,而这个人就是特科的人。罗亦农被捕后,我们曾布置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抢救,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不久罗亦农就牺牲了。罗亦农牺牲后,特科派人去惩治叛徒。当场把何家兴打死,贺稚华受了伤。国民党特务把她转移到医院中去治疗。我们布置人准备在医院把她打死,但特务在医院中防范得很严,没有办法下手。‘文化大革命’初,‘造反派’怀疑罗亦农的牺牲是我设的圈套,是我的一个阴谋,要我交代,把过程都讲了,以后没有再追问过。但他们进行了调查,后来告诉我贺稚华还活着。”(《李维汉等回忆罗亦农》,金再及整理,原载《百年潮》2002第6期)

我有很多东西不懂,但是朱琦为什么不能提拔,朱德一定清楚。我目前猜测是和过去某些粘连切割和保护。

通宝推:桥上,
家园 邓著名的两个跟着走

邓有两个著名的跟着走。一个是长征时跟着毛主席走。另一个同样著名,跟着美国走的都富了。所有邓就定下了跟美国走的决心。莫非他这社会主义的新路就是跟着美国走?这淡扯大了。

家园 想多了,长征他是跟着周走而已,跟毛走

你想多啦。毛主席是不得不带着这些傻子。唉。

这些历史不恢复,这是不行的。

一两次的抛弃周其实也没事!唉!

家园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8次危机

温铁军的八次危机里确实有一次就在74年至76年的文革末期,看上去符合文革末期经济崩溃的描述。可实际却是另一种描述,该次危机是43方案导致的支出大于收入,解决方案是747576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控制了支出。不管怎么说,到76年的这次危机确实依靠大规模上山下乡抗过去了。但是温铁军在文章中说,到了77年77年华国锋一方面继续加大了进口,一方面有无法继续进行大规模上山下乡。开支更大了,又没有在其它方面节流,按照76这次经济危机的标准,78年经济的危机是更大了还是更大了呢?

所谓的78年经济崩溃边缘是事实,但锅恐怕要扣在华国锋自己头上。

但是别急,接下去的锅就不是华国锋的了。

78年后依然是支出远大于收入,胡耀邦时期的分田单干本质是切了国家对农民的投入,来缩减开支,但国家开支依旧没有没控制。毕竟收买人心也是很费钱的,75回乱的那些人平反花了多少钱?那个清真寺纪念碑花了多少钱?经济危机依然在连续发生,依然可以怪到四人帮造反派破坏上。

然而我一直想问问大家,80年代那些被平反的人主要成分是什么您知道吗?老干部?知识分子?这些人有,但被平反的主体成分其实正是文革时期各种不同派别实行暴力的造反派,最少8成以上是这些人。老干部知识分子其实真的是少数。

家园 你什么都没说清楚。我把朱琦的资料摘录如下:

1912年秋天,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朱德同昆明师范学院的学生萧菊芳结婚。1916年初,朱德随讨袁护国军第1军北征,开往家乡四川。 [2]

9月底,菊芳为朱德产下一子,朱德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遂为之取名“保柱”。生子4个月后,萧菊芳患了类似赤痢的热病,于1919年6月24日病逝。

少年

未满三岁生母便去世,而生父朱德为祖国的富裕强盛在外奔波探索,朱琦就留在了故乡四川,由继母陈玉珍(朱德第三任妻子)在泸州抚养长大。

1937年朱琦被抓壮丁。

重回父亲身边

红军到达陕北后,朱德在繁忙之余,常会勾起对离散多年子女的思念之情。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的1937年8月,朱德到南京开会,从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辕主任龙云那里得知朱琦在他的部队里,就曾向在四川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吐露过。

周恩来颇能体味老总这番情愫,亲自布置人员依线索寻找,并将朱琦送往延安,据说当朱琦被带到朱德身边时,朱德不由自主地扳过他的头,在右耳际处轻轻摸索,当触到胎生的“拴马柱”时,便抑制不住激动喃喃道:“没错,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

1938年,朱琦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参加革命并入了党。

毕业后赴华北抗日前线,战斗中腿部中弹致残,由于伤病,1943年从前方调回延安,被派往抗大七分校工作,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队列科长。

在延安,朱琦和赵力平相遇了。为他们牵线的,是赵力平的顶头上司、抗大七分校校长彭绍辉将军。

然而他们秦晋相结的路程并不平坦。当赵力平隐隐约约听出彭绍辉的话里,含着要她和朱琦建立比同志更亲近的关系那重意思时,她惶惑了。

一来年轻的她根本没考虑过婚嫁问题,二来朱琦是德高望重的总司令的儿子。

接下来自然是回避、躲闪加踯躅,连朱琦邀她到自家做客,见一见朱德和康克清,她都没有答应。由普通的红军战士成为朱军长妻子的康克清,看中了赵力平的人品,也理解她的心情,就请女将军李贞、晋绥军区司令贺龙,帮忙做赵力平的工作。

1945年9月,七分校校部迁离延安,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内蒙古丰镇。

好事多磨,这一磨就磨了两年。1946年3月,赵力平、朱琦的爱情进入了瓜熟蒂落的时节。

就在丰镇,3月23日,喜欢当红娘成人好事的贺龙,为他们主持了婚礼。还在延安的朱德、康克清,终于等到了儿子新婚的佳音。

经过了晋绥、晋察冀的辗转,朱琦夫妇到达河北,和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聚合。但新媳妇还未来得及同公公婆婆见上一面,她就和朱琦加入了由邓颖超当团长、黄华当副团长的土改工作团,赴河北阜平县搞土改。

1948年阜平的土改结束,赵力平随丈夫到西柏坡,才第一次与公公婆婆见了面。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她亲身感受到了两位老人的慈善、平易和温和,正如别人向她介绍的一样,她觉得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会很温馨和轻松。由于怕引起公公婆婆伤心,她和朱琦的第一个孩子,因环境艰苦只来到世间三天就早夭之事,赵力平就没有马上让两位老人知道。

此后不久,根据工作的需要,朱琦被调往石家庄铁路局。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朱德对他说:“你一直在部队工作,不懂技术,调到铁路局以后,不能当领导搞管理,要从头学起。”

朱琦先后当火车机车的练习生、司炉、副司机、司机。

1949年后,朱琦在天津铁路分局机务段工作。

晚年

(以下为朱琦妻子赵力平口述)

朱琦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因为爹爹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周总理等不时地保护,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爹爹,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是家常便饭。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

1974年6月10日,朱琦突然去世,没有留下一句话。孩子们都不在家,他们都当兵去了。怕爹爹经受不住这个噩耗,只对他说“朱琦突然犯病了,在医院抢救”。爹爹很担心,整整一个星期睡不好觉,总是问情况怎么样,还需要什么药,得到的答复也总是“还在抢救”。

6月20日,朱琦去世后的第10天,我们回北京去见爹爹。康妈妈才告诉他:“抢救无效,朱琦走了,追悼会都办好了,孩子们想回来看看。”那天,爹爹显得很虚弱,他看着我,喉结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什么,但一时没有说出声。这时,坐在我旁边的康妈妈,轻轻地拍了拍我,示意别再哭了。爹爹说:“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很可惜。他上过中央党校,受过高等教育,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

爹爹曾说:“假如我不在了,我没有任何财产,房子是国家的,还有这个桌子,全部交给国家,你们要不上。但是我有一部分书是自己买的,还有一部分是国家发的,你们可以看,可以拿去学习。我的会客室有一个主席像,这个你们可以拿走。”事实也是这样,康妈妈病逝以后不到24天,中央管理局就把家具全拿走了。

朱琦病故后,当时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对康妈妈说:“你看朱琦病逝了,可是力平一个人在天津,把她调到你们身边,对你们本身也是个照顾,对力平也是个安慰。”当时我也在场,康妈妈没说话,爹爹说:“力平在天津工作这么多年了,有群众基础,工作也不错,调到北京的新单位也不好参加工作,还是在天津好吧。”一句话否定了。(离休之后的1996年,我才调到北京。)秘书抱不平说,总司令太正统了,从来不为孩子说句话。 [5]

1974年6月,朱琦病逝,享年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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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百度“朱琦”得来的资料,那用得着你来解释。百度上说的清清楚楚。

其中一段,朱琦的历史解释得很清楚:【1938年,朱琦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参加革命并入了党。毕业后赴华北抗日前线,战斗中腿部中弹致残,由于伤病,1943年从前方调回延安,被派往抗大七分校工作,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队列科长。】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朱琦是上前线负伤的;1938年在中央党校学习,并在延安入了党;是残疾军人。曾经担任七分校队列科长,是正宗的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

朱琦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就已经担任我军的团级干部了;这说明,朱琦完全符合我党干部晋升的一切条件(否则怎么晋升到团级干部呢?)

但是,你看看他49年解放后,他还有过晋升吗?

没有。再没有了。

是他参加革命晚吗?

压根不是,在延安他就进过中央党校。延安啊。

是他有历史问题?

那他是怎么进延安的中央党校学习和入党的?

是他没人脉?

他是朱总司令唯一的儿子。

好吧,不晋升也行。干嘛要他去从火车司机干起啊。。

没他不行啊? 人家是个残疾军人啊。。

好,这也算了,为什么文革期间要批斗他、要整他?

还有,向轩也是啊。。

贺龙元帅的亲侄儿,正宗的烈士后代,还参加过长征,1955年就是中校团级干部了,结果到后来离休了,还是个团级干部。

再对比毛泽东和林彪的亲属在文革期间的飞黄腾达,呵呵。

家园 其实我第一段就说清楚了

尤其结合您材料中的这一段。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的1937年8月,朱德到南京开会,从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辕主任龙云那里得知朱琦在他的部队里,就曾向在四川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吐露过。

至于文革时候为什么要整他,我查到资料是叶翔之在文革初期通过各种渠道提供了大量黑材料。初期很多案子确实是冤案,但批斗一方手上确实拿到了一批超出他们辨别能力的完整真假参杂的材料。这批心战材料和相关成果是明确写进叶翔之给严家淦的工作报告的,成效可能有吹牛皮,事情是真的有。朱琦在不在里面我不知道,但从身份上来看是有可能的。我相信朱琦确实清白的,可是基础是朱德让他远离了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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