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从伪满殖民地到共和国长子 -- 阴霾信仰

合作化本身没有毛病，为了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的发展一定是合作化，越来越少的人负责耕种土地，把其他人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上世纪五十年代搞合作化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人民的教育水平还很低下，解放出来的生产力不知道该干什么；另一方面合作化缺乏法制基础，用老话讲叫做没有立好规矩，新生事物还没有磨合好，其中的责任、权力和义务都没有捋顺，就大规模强制性推广，造成很多问题。

这样运行一段时间，一方面合作化没有给所有个人带来比较明显的收益，另一方面分配不公造成合作社内部贫富分化，积累很多矛盾，这些矛盾又影响到了合作社的运转；最后这些都转化为对合作社、对人民公社的不满，直到公社解体。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某些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的地方，像华西村、南街村，多余的劳动力被组织起来发展副业、进行工业生产，领导人甘当二百五，整合好内部分配机制，合作社都迸发出强大的活力，这还是在高层领导不支持的情况下取得的成绩。

所以，我的观点是：合作化是发展方向，但是搞得太急了，如果不是拔苗助长，让合作化自然发展壮大起来，中国的今天会更美好。

粮票发到了八十年代，甚至还发了肉票

粮票，肉票这些东西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餐饮店开不起来，你想想餐饮店就能解决多少就业。

知青回城，很多就开餐饮店，结果成了万元户。

总之我从小长到大，没有饿过肚子。

这哥们性格非常好，人也厚道，关键是特别能搞笑，是我们堆儿里面的“赵本山”。隔三差五的聚会，他要是有事晚到，我们宁可等也要推迟开席时间。只要有他在，整个小饭馆里都充满开心的笑声。旁边桌上的也跟着笑，漂亮的老板娘也经常下场边敬酒边跟他逗趣。

也就是他和我说，在七八十年代的鞍山，一般家庭里面都有好几个半大小伙子，媒婆走街串巷的介绍姑娘，男方家里有几个是在鞍钢上班都是重点加分项。就像问汽车发动机一样，大家都关心他们家“几个缸（钢厂）”的。“钢”越多，家里越殷实，感觉越牢靠。结果，到了下岗的年代，这些优势转头就成了莫大的麻烦和压力。

电影《铁西区》我十多年前就下载了，因为太长，始终断断续续都没看完，或许也是看得有点压抑，没有坚持看完。里面拍的很真实，就像电影《钢的琴》一样，那些当年带着技能的一代产业工人，顶着生存的压力，却乐观面对生活的爷们和他们的女人们，都值得人们尊重而不是落井下石的揶揄。

群里总有那么几个喜欢用咆哮体和大家交流问题的，让我渐渐理解为什么有些老坛友不再发言。而这些浑身是刺的坛友，只是为了得那么十几朵小花整天在论坛里上窜下跳刷存在感，还异常活跃。他们发言的历史和话风都列在他们名下“所有贴”那里证明他们的教养和见地。我现在也总结自己不必对他们认真。就像看到撒酒疯的无赖一样，无视他们就对了。谁和他们认真，谁先输

上海凤凰自行车厂，1958年至1990年，该厂累计生产自行车4500万辆，占全国自行车社会拥有量的七分之一。为国家创利高达25.5亿元，相当于该厂1990年固定资产净值的21倍。从1958年至1990年，上海手表行业累计生产手表5448万只。全行业实现利税102亿元，相当于1990年全行业固定资产净值的39倍。

这可比每年从农民头上收30%左右的收成还要收得狠多了。

看这一堆数字，我的感想就两个，一个建设一个有独立自主国防能力的工业国耗资真是一个无底洞，我们不像苏联能遇到大萧条这样有利的国际形势，靠自己积累真不容易。

第二个就是论收集原始积累的能力，计划经济甩市场经济N条街。随便换现在哪个企业，给国家交的税都不可能像毛时代这样等同于新建几十个工厂。。。那时候可没啥出口创汇的渠道，纯粹是猪八戒啃猪蹄——自己啃自己。

还好最困难的年代熬下来了，真不容易。

上海当年是纺织中心，到了90年代还有汪伪年间的机器在运作。。。我家里有人在纺织厂干过，最新的机器也不过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更新过一些。接下来市场化改革以后，工厂根本没余力再技术改造了，剩下一点点结余全给退休工人看病留着。

当初为了国家财政，哪个工厂不是把固定资产折旧都作为利税上缴的。到了改开背一堆养老，医疗，财税等等包袱直接市场化，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改革是要改，就是毛时代，政策也改过好几回，不过这么一杆子包字进城，不顾国企都失血几十年了，太急功近利了。

互助组，合作社从低级社到高级社，一大二公狗肉汤，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中间这几十年农村的政策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

网上有人把《深翻》的序摘出来了，我贴在河里。

作者：佐伊23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91902256/answer/1379194410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深翻》中文版序作者：韩丁今天，把这场运动（指农业合作化运动）否定为“过失、极左、历史性的错误”的说法是很时髦的。中国现今的（某些）土地所有制理论家们甚至提出一种理论。他们说：“从本质上讲，农业搞集体组织是经不起考验的。”他们说，播种与收获间隔时间太长，以至于，在合作制下，农民很难想像出他们个人的努力舆未来几个月后分享的报酬有什么关系，因此起不了物质刺激的作用。由于缺乏物质刺激，从而导致工作质量不高，对庄稼漠不关心，低产量、低报酬。因此，合作社的结果便是“吃大锅饭”——也就是说，这是分享贫穷的一种委婉的说法。这些理论家更说，因为分配额小，每个人得到同等的报酬，因此是均贫。到今天，这种理论似乎已成了“真理”。现在，无论何人只要说到“农业合作化”都会说“那是一口大锅”。现今还有一种时髦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是长官通过武力，或是通过命令把合作化强加给了全中国的农民。他们还说，从互助组开始，到低级社再到高级合作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最后又合并为公社化的集体化运动的发展是教条主义者梦想出来，再强加给农民来满足某种理论的专横武断的作法，而不是对生活的需要和愿望的任何反映。我认为，通过阅读《深翻》会彻底推翻以上两种说法。《深翻》描述张庄村在建立一个广泛的合作集体农业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发展，个人的利益不但没有被否定，而且是整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在互助组阶段，各家各户在互助的基础上交换劳力、畜力和大农具，小孩对小孩、成人对成人、牛对牛、车对车。被划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来交换。照习惯，当个人、家户的贡献不可能平衡时，小组就以粮食来补齐，这样，没有人占便宜也没有人得负担别人。实际上，这样等价交换有时是会有困难的。因为，并非所有的粮食都一样，重量、湿度、是否发霉，都会影响一斗粮食的价格，量具（例如斗）有时也会与标准不符。而且，对人力的估价也难免有某些主观因素。但是总的来说，在一个小组里的组员们都能克服这些困难，能收到互相帮助的效果，会使所有组员都感到公平满意。当耕畜、车甚至小农具不足时，分工合作的优点就更明显了。后来，进入初级社阶段，农民们合并了土地、耕畜和大农具，他们收入的分配是按照工分，这是一种按工作效果、技术和贡献来分配的制度。这不是“吃大锅饭”，而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分配原则。张庄使用的主要办法是，为许许多多不同的工作确立定额标准。自从村里实行了小（生产）队核算开始，每个小队由50——60农户组成，队里为一百多种不同的农活制定了标准——一天的工能锄多少亩地、能拉多少车粪、能犁多少地、能种多少玉米。这样，一天完成满工作量可得10分。但是有些工作不能以个人的贡献而轻易地定算工分，在这样情况下”，小队根据每个人的力气和技术来定工分，最好的每天可得12分，最差的得4分。生产队的会计有帐，等到分配所得时，每个社员根据所挣工分分配粮食和现金。但在个人所得分配前，要从全队的总收入先交税金，再扣留公基金和公益金。公基金用来投资在生产工具的购买，公益金用来作教育、医疗保健和对病、老成员的补助。这样，虽然像张庄这样的村对集体收入所制定的基本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但在公积金和公益金的分配上却应用了一种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补充原则“按需分配”。在这一范围内，核算单位中的每一个活着的人，不分年龄、性别、健康水平和能力，对集体资产有同等的所有权，而且在教育、医疗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力，对病人和老人都得给予帮助。正是“按需分配”，这条补充原则导致了那些管理不当、领导不力的大队有时会犯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毛病。产量低的地方，社员们所付出的劳动只能挣得刚够自己吃的粮食。这时，往往口粮（按人口分配的粮食）和福利就要用掉队上所有的收入。所以就没有剩余可以去奖励勤劳的和有技术的社员，在这样情况下，会挫伤了积极努力工作的人，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勤劳工作，但收入并不高於不努力工作的人。这样的平均主义，不但会引起士气下降，连粮食产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会随之下降，情况就会越来越糟。但是，因为一些陷入了仅有口粮水平的搞得很糟的集体，因此，就指控整个体制是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对的。就整个国家来说，这些贫穷的集体只是少数，贫穷并不是解散它们的很好理由。集体化体系是牢固地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它是有物质利益为基础的。在全国它应用的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它给几亿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因此，应该把那些搞得不好的队，重新组织起来，走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陈永贵带头走的路。陈所做的是发动群众在每个村选出有社会主义觉悟和献身精神，能先公后私的有能力的男女，由于他们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能够团结和组织起全村人，集体改造自然和集体建设，搞好副业和工业。陈把这样的人放到领导岗位上，他们先改变了家乡继而改变全县的面貌。张庄虽然离大寨很远，但也受到了大寨的影响。七十年代初，在不同领导干部的领导下，社员们的庄稼收成很少，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在春天就到河南去买红薯乾，但经过挫折和失败，这里最终产生了有觉悟和献身精神和领导班子。这个以党支书王金红为首的领导班子一上任就发挥村里所蕴藏的智力和能力，把张庄由一个“老、大、难”村变成了一个工业和农业都出色的先进村。由于有十几个繁荣的工业和在山西水平较高的农业机械，张庄变成了一个十分令人羡慕的模范村。我认为中国三十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事实驳倒了“农业合作社是极左、乌托邦，导致了长期平均主义，是吃大锅饭”的说法。70年代末期，中央农业政策调研组多方面的研究，总结道：30％的大队搞得好，40％虽然面临严重问题，但仍可维持，还有30%搞得很差，不能轻易地重新组织起来。如果这些数字准确，那就与我在我最了解的几个地方的有限的观察结果相吻合了。这样，就有二亿四千万农民在集体化下生活得很富裕，另外三亿两千万农民起码能顾住自己。有据可查的这么大的数字很难证明“农业生产从其本质上就不适合集体所有制形式”这样说法的正确性。如果还有搞得不好，很明显的，原因不出在集体化，而是领导得不好，训练失误和政策贯彻不力——过早地迈向更高一级、隔阶跳跃、命令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和其它官僚主义现象。仔细阅读《深翻》，这一点就会得到证实。仔细阅读〈深翻》还会帮助反驳第二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合作化运动在各个阶段的前进，从互助组到低级合作社，又到高级合作直到公社是被那些革命的教条士义者强加在农民身上的武断专横的理论公式，根本不根据农民实际经验，而强加在农民身上。从互助组开始，真实的生活告诉我们的是，每一种形式的组织，在其发展中都存在著内部矛盾、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矛盾中有一部分是较严重的，解决这样矛盾最有效的办法是或采取更高一级的机体化，向更完整的集体形式迈进，或干脆放弃集体生产。如果当时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发展个体经济，相似的矛盾终究会以更严重的、对抗性的和不可解决的形式产生出来，难道不是吗？否则，我们今天所目睹的又是什么？如同毛zd所预料的，集体化道路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梯子，一套连续的台阶或阶段，从私有制到公有制，在各个方面都处在危急中，靠老天支配、受波动的市场支配、受个人年老体弱支配的个体生产者，到全国性的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的集体网络，在这个范围内，生产力达到了充分的解放，个人安全由于整个团体的力量得到了保证。毛的见解是辩证的，他描述了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各个不同水平的集体都以他们自己力所能及的和他们自己内部的潜力所决定的速度朝着更高的多方位的合作生产前进。陈永贵十分清楚地理解了这个见解。在《深翻》题为“肥田沃土”一章中，他指出了大寨及周围村庄，在一旦达到了平均水平的兴旺后如何希望前进到全公社核算，最终发展到全县核算。到那个阶段，最大的集体、在更高水平上的、具有相等繁荣程度的公社就和国家合成一体了，这样，集体的财产就变成了全民所有，而县作为一个整体则转为一个大的农业单位。陈说“这个成为事实后，我就可以领导整个县那么大的农场进行生产了”。然而，在此我要强调的不是长期以来还没有人能够实现的集体化的伟大的未来（当然在个体体制下是无法实现的），而是把集体生产从一个水平推动到另一个水平的内部经济和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这不是主观理想主义的法令的结果，而是由它们的成功而产生的和遇到的矛盾的结果。互助组，这个合作化的最简单的形式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冀罐、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种机，贫穷的农户，几户才拥有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车，有车却没犁，在这样的村庄，互助是很有优越性的，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并且相对容易组织。互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自愿”，相等劳力或相等价值彼此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另外，为了容易贯彻这个原则，互助组不宜过大。这些原则虽易制定、易理解，却难以切实贯彻，特别是时间长了以后。各家各户一但开始在一起劳动，在决定上就发生困难。譬如说，下雨了，土地疏松易锄，我们该先锄谁家的地呢？庄稼干旱，又该先浇谁家的地呢？你的骡子拉了我的车，我们该用什么比率来交换？为了扯平我欠你一些粮食，但我的粮食有点发霉，我又该打多少折扣呢？要决定这些事就需要开许多次会，因此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解散互助组来避免这些问题，或通过合并土地、耕畜和大农具，合作起来种地，分享收成来绕开这些问题。如果决定合并土地，我们就解决了以上许多问题，但一连串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般地讲，虽然我们都是些相对贫穷的劳动农民。但我们所拥有的土地、耕畜和农具的量却各不相同。如果我拥有的多，合并的多，我就应该得到的多，等到分红时我就要求为我入社的财产分配一部分，而不只是按劳分配。如果社员们能在按劳和按财产的分配比例上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个比例常常是一半对一半），那么以上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但时间一长，小组里的生产关系（谁投入了多少）就一定会变化。如果集体领导得好，大家都辛勤耕作，毛收入就会增加，剩余额自然也以积累资金的形式相应增加，这样就可以进行新的投资。这个积累和投资主要地应归功于组里那些强壮的、正在成长的青年社员的劳动。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会对那么多的粮食和钱分给那些靠财产分红、不劳而获的人感到不满。为了公平合理，小组就必须降低靠财产分红的人的分配百分比，增加劳动工资的百分儿。到后来，由活劳动所创造的新的财富越来越多，社员们就会要求全部废除财产投入的分配比例，这样，就在较低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较高级的合作社。这并非任何人的武断决定，而是现实形势的必然结果，是村里劳动与资本之间比例产生变化的结果。当劳动创造的新财富超过了合作开始时所依赖的旧财富时，如果还根据旧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比例，就会把财富从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的人身上转移到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甚至这些人已经不再劳动了），这样，就成了剥削。反对新剥削的社员们会站在耕畜集体化一边。在互助组阶段，农民们开始合并土地和财产时，对耕畜的集体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并不是某些领导干部的要求，而是在实际经验中，生产过程中牲畜私有这个关键性的环节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反映。土改以后，互助组中的一员借给另一个农民一头好的耕畜，它一天的劳动可以换来一个人力5天的劳动。在张庄，李胖子有一头驴、一头骡子，农忙季节把它们借出去，就可换取大量人的劳动力，数量之大，以致他根本不必为别人干活，甚至很少给自家干活，而向他借耕畜的人则要加倍干活。这样，显然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更像是按拥有的财产分配，是一种更隐蔽的剥削。最后，村委会按公道的市场价格为所有的牲口估了价，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新成立的合作社。耕畜成了集体的财产，由集体喂养和管理。毛的集体化“阶梯”描述了从小到中到人的核算单位，最后又与国家的最低一级的单位联合起来的不断的进步，给了农民们一个像国家工厂的工人们一样的后盾和安全。这不是一个传统的、容易被意外的天灾虫灾打碎的泥碗，而是一个由整个国民经济保障的铁饭碗。80年代的改革开始时，集体所有制还没能达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当然更没能达到建立公社核算（登上集体化“阶梯”重要的一步，但离全民所有制还相距甚远），改革摧毁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上，既使是大寨这个社会主义的典范村也只能达到大队核算。这是因为大寨是一个很小的村庄，总共90户，只有大多数地区一个小队的规模。别的地方更糟的经历说明，在小队变成大队或村级核算之前，他们必须是同等富裕起来，它们的劳动日的现金标准不得相差太大，否则，硬把他们扯在一起核算就是平调（一平二调）——一个集体将另一集体的财产进行非补偿性调拨，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行为成了众所周知的“共产风”；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它通过命令让人们平等，而不是帮助村里的所有小队克服生产上的问题，达到生产队之间收入上的真正的平等，以便为公社作为核算单位创造条件。然而，如果合作化运动继续搞下去的话，随著生产的发展，合作的问题就会像合作社的兴起、土地合并、取消土地股份和合并牲畜一样很自然地被列入议事日程。陈永贵相信，一旦当地公社各大队的劳动日报酬都达到了1.5元（为了不与他们相差太远，大寨当时执行的就是这个标准），他们就可过渡到公社核算。陈说：“一旦实行了公社核算，我们就可以重新安排生产计划。我们可以在应该植树的地方植树，在收成最好的地上种庄稼。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块地上，充分利用农业机械。这样，一切事情就就绪了。光靠我们大队管理不了我们能造出的新的土地，我们得和别的大队携手，过渡到公社所有，一起来管好所有的事情。如果有人说这样错了，应该重新分开，那就让他解释一下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怕合并财产，我们有很多财富，应该共同享受，这和平分穷困不一样。”陈永贵所描述的是一种真正的经济发展，一种成功的土地建设，它在朝着毛泽东为社会主义道路所描绘的所有制阶梯上更上了一层，爬上这个阶梯不是乌托邦，不是唯意志论，不是教条主义，这是一个为中国农民描绘的，只要中国农民不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实现的未来。那么，在为支撑更大的组织而逐步扩大集体化规模的同时，农民们究竟可以得到些什么呢？规模经营、生产力发展、投资积累、机械化、多种经营、专业化、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妇幼保健、医疗服务、照顾老弱病人，对各个年龄层次的所有人的各种水平的教育。从长远来看，这就意味着最终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从短期来讲，将意味著动员全部的人力物力为当地的发展而奋斗。毛的“以粮为纲”一直被嘲笑为片面的，并因诸如砍伐果树、森林种粮食等行为而受到指责。但“以粮为纲”只不过是下面这一段话中的一句“以粮为纲，为发掘农村所有的潜力发展股、林、牧、副、渔业。”毛的观点远不只一个方面，而是全面而有综合性，具有远见的，它指出了中国广大农村的方向。那些拒不解散的大队，全面贯彻了毛的指示，都繁荣起来了。在那些集体解散了的大队中（实际上是绝大多数的大队），只有那些特殊优惠的地区——像长江下游、珠江三角洲、山东北部沿海、天津和北京周围的华北平原、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的东北地区，搞起了一些多种经营，当然主要是搞起了与所属地区的城市中心有联系的工业活动。其余的地方，绝大多数都停滞不前。尽管粮食价格和主要农产品的价值升高了，尽管化肥、农药和良种的投入增多了，但由於投产缺乏（譬如在搞个体生产或大队不再积累的村庄），又分开了耕地而使得有效的机械化实际上不可能了，而地势偏僻和交通通讯状况差，导致必要的农业投入和他们的产出之间不合理的价格比例，使他们受到了制约。主要地，是由于“单干”意识所引起的混乱状态使他们受到了制约。坏事的不是激发人类美好品质的“先公后私”；而是诱发坏事的“发家致富”。如果这些地区不重新组织起来，如果他们不以各种形式重新学会如何在一起工作，那么他们的问题就会变的更糟，两极分化只会加剧，经济萧条只会加深，“像面条一样的细长的农田”不可能发展，只是死路十条。我认为《深翻》写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本质和这个运动的正确性，它澄清了当前歪曲合作化运动的愚民宣传。……我现在认为毛是对的，像我解释的那样，不仅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立面的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个尖锐的现象，这个斗争从一解放就一直支配着中国的政治。……在前进中的每一步，毛的路线都会遇到反对和抗拒，这反对和抗拒主要来自中央围绕在……一群较保守的人……这些人不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依靠的是计划者，他们强调专家和技术、等级制度和一人专政。他们片面地把物质刺激作为社会进步的关键，否定把个人世界观的改造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基本的工作。

有什么贡献呢

本溪那个高炉，1915-2008，用了93年。再说上海得到多少照顾，本溪有吗？

从90年代初到现在一直是南方人的天下，以四川农民工为主，哪怕是大下岗的最高峰，就连往楼上搬水泥这种活都找不到本地人。俺爹的企业当时有个施工队伍，俺爹动用关系把好几个下岗的亲戚安排进去了，不到一年都跑了。还有00年代初，真人老市长去视察棚户区改造工地，发现工人里找不到说东北话的，当时就发火了。。。

不过沈阳的四川农民工们是注定要被遗忘的，虽然是他们把铁西从一个工业区变成了住宅区，但在下岗工人就是惨的主流叙事中，他们从来就没存在过，同样是工人，有没有编制就是不一样啊。。。

这个前提很重要，计划经济崩就崩在技术迭代，迭代越快，计划越亏。前苏就死在这上面，大规模工厂刚建好，还没投产呢，那边技术迭代了，效率甩老技术几条街，你越生产越亏。

我所在的黑龙江，当年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主流也是以四川和山东为主。大都是老乡圈子里面有个工头主事，负责人员招募、管理和分配工种。配合领导打压刺头，也经常为了立威替老乡们向工程单位争取更多权益。既能力大压事，也不乏偶尔活活稀泥。还能顶补任何岗位，也需要有些领导智慧——毕竟，管人这种事比搬砖费脑筋多了。同时还亲自下场挥汗劳作，没有一点高人一等的架子，但只要说话，人群里就有些份量。我其实有点佩服这些工头的。我认识的一个建筑公司的家伙喝酒闲聊时候说，他更愿意与四川人合作，因为四川人干活，喜欢动脑子。

在马路边等活的木工瓦匠，当年就是湖北人多一些，加上本省一些相对偏远的地区过来找活的。路边的活计质量，大都全靠运气。不像工地有人监管，从路边找回家干活的，有些人真是混子，水平不高，还经常暗中刁难业主，或者偷工减料耍滑头，经常惹得户主一肚子气——这方面，本省手艺人概率略高，可能是赖着本乡本土的，不怕吵架闹事。我遇到的一对湖北的哥们手法细腻，责任心也强些。毕竟人在外地，只赚踏实的钱。但也听过周围人说发生过不愉快的矛盾。

本地的木匠貌似很少需要在路边等活，不知道是不是技术含量比瓦匠高的缘故。木匠活，大都是亲戚朋友之间的口碑互相介绍，赶上当年新房建设高潮，他们而且基本不太有空档时间。

本市下岗工人，当年其实看不太到在路边等活，估计也有一层面子的考虑。毕竟一个城里的熟人太多，谁都不太想让周围的人看到自己局促的一面。还有一层原因，我觉得可能是当时并没有马上就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毕竟有补偿金，还有中国人最喜欢积蓄的传统。我在早前的帖子说过，其实这群已经五六十岁的当年下岗工人，现在才是比较难的时候——温水煮青蛙的熬过这些年，看不到希望，年龄又已让自己无可奈何。

但至少当年，在我那个轻工业小城，最惨烈的九十年代前后的下岗高峰时期，老实说，从未闻所谓下岗站街女，全家自杀这种耸人听闻的事情，若真的发生，传的快着呢。前些天有个坛友，在跟帖里居然反问我听没听说全国传遍的下岗女工卖淫的事情——一个道听途说的外地人要和我这个东北人讨论真假虚实，我实在是懒得搭理他。想卖，什么社会什么时候都有人干，但用这种事情来给下岗工人身上抹屎，真的有点恶心。

说到抬水泥，我倒是也想起来，当年市财政局，新建了一栋比较高的，而且还带电梯的家属楼。那时候也没有所谓物业，就是本单位派人去管理。估计电梯这种高级事物当年还算比较新鲜，自然管理也比较严格——避免超载损坏或者出现意外事故，所以严禁沙石水泥等重物搭电梯上楼。

那些住在高层的住户就各显神通了。水平一般的，就花钱找路边民工或者厚着脸皮发动亲友，一点点的蚂蚁搬家。有天，有人看到来了一辆军车，呼啦啦的下来一群兵，呼呼的把某家的东西都搬上去了。又有天，又有人看到来了一车穿着囚衣的牢犯，呼呼的就把某家的东西都折腾上去了。

俺这几个亲戚，从工地辞职了以后都去摆摊。凌晨就出摊，沈阳大冬天零下三十度，冻得要命，所以并不是不愿吃苦。摊子都摆出来了，街坊四邻都来买，自然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想抛头露面。要说赚钱，沈阳下岗工人摆摊的一堆，都从五爱市场进货，低水平竞争，还能有多少利润？其实主要就是不愿受管，宁可自己干个体。。。

很多浙江人，尤其是温州人在改开初期就去东北，刚开始没有资本，就从事弹棉花，补鞋，裁缝，剃头等活，后来慢慢地从小本生意到大生意。我90年代初期坐轮船从温州去上海读书，春节后很多人先坐船到上海，再从上海坐火车去东北。当年也有从温州到东北的长途大客车，可能时间更长。后来2005年后我去了好几次营口出差，发现那里的眼镜店几乎是温州人垄断的。

手艺好的木匠都被装修公司和家具厂养起来了，在街上接散活的，本来就是木匠里水平比较低的那群人，这也是我听给我打家具的木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