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我们应当怎样纪念李文亮医生 -- 任爱杰

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的消息在网上迅速传播，掀起一阵狂潮。除了各界哀悼，一股愤怒之情也在酝酿之中，以李文亮医生的去世为宣泄口有了突破的苗头。

这次疫情对中国的冲击远超当年的非典。非典虽然也是人心惶惶，但并没有弄到封城封省，全国宅居的程度。这次冠状病毒的危害其实还没有非典严重，但对社会造成的恐慌却远远超过了非典。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湖北和武汉当局最初应对失措，错失了控制疫病的黄金时间。二是因为这次疫病对社会各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为要防疫工厂开不了工，学校开不了学，物流受到巨大的影响，各种订单无法交货，相当大一部分商店停业，这还是表面的经济冲击。

从心理上说，虽说现在互联网充分普及后很多人都很宅。但这是基于知道自己随时都有走出自己蜗居的自由的前提下的。现在被勒令宅在家中，出门好似放风，来回必受检查。这是很容易让人产生焦虑情绪的。更主要的是现在各种“好消息”不断，一会儿某中成药成了紧俏商品，让人冒着感染的危险抢购，一会儿某治疗方法申请了专利，似乎明天就能让人痊愈。然而不论有多少“好消息”，致病人数仍在上升，宅居禁令一延再延，疫病消失的曙光仍然看似遥遥无期。

与此同时，各种负面消息，各种丑陋表演也纷纷登场，从红十字会丑闻到主管官员一问三不知，从医疗物资短缺到大理截留抗疫口罩。各种阴谋论也甚嚣尘上。各位公知们也没闲着，什么市场调节，“合理涨价”之类的私货屡屡见诸报端。

这种情况下，李文亮医生的殉职就成了一个宣泄愤懑的出口。而在大多数人还是善良得哀悼这位医生的不幸遭遇的时候，某些“大腕”们却突然摆出一副义正词严的嘴脸，继续批评李文亮医生“没有遵守规则”、“被申斥是合法的”等等。

例如某“大腕”冷冰冰的说：

从扣字眼的角度来说，“大腕”们的确没有错。从控制恐慌的角度看，删除李医生等八人的微信，给予申斥也是合法的。

但问题是现在大家纠结的到底是什么？如果诸位“大腕”们没有健忘的话，李医生等八人被加上的罪名是“散布谣言”，不但被公安约谈申斥，并书面处分，还上了央视在全国当作了反面典型。

那么李医生等人“散布谣言”了没有？显然没有。他们说的是事实。诚然，李医生说是病人是“非典”并不准确。但这也是基于化验结果，而不是信口开河，更何况当时无人知道这是一种新病毒，最相近的临床表现就是“非典”。

于是又有人说李医生等人没有按规定上报，而张医生则上报了。于是形成对比，如何如何。

张医生上报是正确的。更应该注意到的，张医生是“连续上报”。可见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湖北有关部门在得到疫情通报以后，居然在十多天时间内不做准备，逆势而动，于是错失控制疫病的最佳时机。而李医生作为眼科医生，向本院领导汇报也就足够。在有关部门毫无动静的情况下，提醒自己的亲人注意，并不是什么“造谣”。

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怎样看待言论的问题。

人，天生有言论的自由，同时也要对自己言论负责。言论既出，如果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恐慌和灾难，当然要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代价。同样，如果言论造成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则应当受到奖励。这里如何衡量一个言论的效果就成了关键。

具体到李医生等八人的情况。他们的言论出于事实基础，并非造谣。流传也不广泛，只是在亲朋好友之间。那么不分青红皂白得把他们打成“造谣者”，给予处分，全国典型，却在不久后就被事实重重打脸，这对于政府的公信力无疑是巨大的损害。而在事实水落石出的情况下，某些“大腕”继续死鸭子嘴硬，楞说当初没有处理错误，恐怕更不是真正的吸取教训的态度。

那么，应如何处理这类事件呢？我年轻的时候，碰到这类事情，并不是一棍子打死，立刻把人当作“造谣者”（或者当时流行的“反革命”）。而是先要调查事实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当事人的动机是什么。像李医生等八人的情况，动机是善良的，说话是基于事实的，影响是可控的小范围的，一般就是组织谈话，告诉他们前因后果，告诉他们言论广泛流传后的影响，消除他们发出的消息，告诫他们下次再次发言前要慎重考虑可能的社会冲击。

这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本意。

然而，李医生等八人的遭遇还有更深刻的教育意义。

中纪委的习骅几年前写过一篇《从癸酉之变看作风建设与历史周期律 》（又名《“癸酉之变”与嘉庆帝的反思》《癸酉之变：官员都在坐等出事》等）。其中提到清中期以后官场人浮于事，各类官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要升官发财，一要“多磕头，少说话”，二要让上司满意，谁都不肯担责任。三要报喜不报忧。于是整个官场，因循疲顽，没人敢做任何决定。所有的决策都要推给上司。于是整个吏治败坏。甚至天理教要造反，进攻皇宫的消息一再走漏，一年多的时间里，清朝从台湾知府到豫亲王到京幾卫戍司令（九门提督）到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都得到过准确翔实的情报。但由于怕担责任，各级官吏要么捂盖子，瞒上不瞒下。要么推诿扯皮。要么干脆把情报视作谣言。于是天理教这个漏洞百出的谋反计划竟然得以顺利实施，二百多人攻进紫禁城，杀得守卫部队丢盔弃甲。幸亏大清气数未尽，嘉庆皇帝不在皇宫，而他的儿子（后来的道光皇帝）组织人力指挥得当才把谋反镇压了下去。

这种“因循疲顽”（嘉庆皇帝语）其实是比贪污更可怕的腐败。中国自古有言“昏官之害胜于贪官”。盖贪官被逼着干活的时候还有可能把事情办好，最多从中谋取自己的利益。而昏官可能一文不贪，两袖清风，但无所作为，办事不利却可以导致整个大局的败坏。上司自有上司，最后只有皇帝是没地方推诿的。清朝的皇帝们其实一直都很清醒。例如嘉庆皇帝就知道老百姓造反其实是因为穷得过不下去，官逼民反。道光皇帝也知道捐班要回本，哪能指望他们清廉。但是皇帝清楚有什么用。执行他命令的官员们一点主观能动性都没有，于是事事都要发上谕，官员们是算盘珠子，拨一拨才会动一动。而牵扯到他们直接利益的，甚至拨了都不会动，弄不好还要反推回来。

说回来，官员们没有主观能动性，倒也不是天生如此。造成清朝这种局面的，是清朝过于细密的问责制度和从根本上的思想禁锢。清朝算是落实“岗位责任制”，官员们办事得力，不讨上官喜欢，不一定升官。一旦办坏了事，贬官削职是轻的，流放杀头也是常态。到清朝中期开始，尤其是乾隆朝搞出“议罪银”之后，官员们的主观能动性迅速衰退。“议罪银”动不动以万记。正常官员如果不贪污根本凑不起数字。而贬官削职流放杀头的大罪，只要能交出银子就可以“戴罪立功”。这样官员们要么拼命贪污以积攒下足够的银子将来赎罪，要么就啥都不肯担责任。盖不办事就无责任，无责任就不会被问责，就不会被贬官削职流放杀头。清朝，尤其到了乾隆时期，文字狱又达到了一个高峰。下至贫民百姓，上至王公贵族，说错了话，甚至都不用直接得罪皇帝，自有人会罗织罪名，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这种现象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是编《四库全书》的时候，都不用皇帝发话（皇帝其实根本都没看到），词臣们就自动把“人道寄奴曾住”改成“人道宋主曾住”。马屁拍得如此之响，连古人也不放过了。这种情况下，谁又敢说话呢。这种现象甚至到了民国，茶馆里还要贴着“莫谈国是”的标语。而连话都不敢说，整天只知道拍上官马屁，互相推诿，又怎么会有什么主观能动性呢？国势又怎会不衰落呢。

风起青萍之末，一个社会风气的养成，一个官场习气的造就都是从细微末节开始的。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可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不让民众说话。民众如果说的真是谣言，那么怎么打击都不为过。民众如果说的是基于事实的实话真话，那么就不能随便打成“谣言”。不然这和政府公然诬陷良民又有什么区别呢？有人也许会说，网络上那么多言论，又有那有这个精力来一一查证呢。李医生等八位说的可能是事实。但这个事实一旦泄露很可能在民众中造成巨大恐慌甚至灾难。所以方便起见，就把他们打成造谣者，让他们的话失去信用好了。

这里就又要回到一个基本的原则“实事求是”。一个人民的政府是不能因为图省事就随便给公民罗织罪名的。罗织罪名而被揭穿的后果就是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政府一旦没有了公信力，就无法维持应有的权威了。政府可以说李医生等八人的行为是未经授权，泄露重要信息。或者违反有关规定，私自扩散重要信息（如果由此规定的话）。这是“实事求是”（当然，是不是应该扩散又是另一个话题）。唯有“实事求是”，才能让人心服口服。不能“实事求是”，反而罗织罪名，这就是以诈术来治天下了。治天下，首重诚信。如果让诈术成为常态，那么谁又愿意相信骗子，支持骗子呢？狼来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可是连天下都丢了。

所以，要长治久安，要富裕强盛，一要不怕麻烦，实事求是。二要以诚信待民众，民众自会以诚信报之。如果把民众当作敌人一样防范，而不主动去了解民众，组织民众，引导民众，只靠诈术、官威甚至暴力，那么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证明这么做的人必将被人民和历史所唾弃。

是为纪念。

李文亮医生永垂不朽！

哦，对不起，病毒不留俘虏，病毒搞的是你死我活。

病毒这边，看不到一丝曙光。该纪念谁，先熬过这仗再说吧。

李文亮病情突然急速恶化，提示我们对这个病毒还有着相当地不了解。这大概应该是眼目下最值得记住和警惕的事。

底层不需要，不应该知道这些关乎他们生存，健康，亲友存亡的宝贵信息，这样利于统治，不引起恐慌，然而总是事与愿违。

为什么底层自发地纪念这位医生，因为没有任何人希望被人忽视，被人视若无物，他的遭遇引起了这些人的共鸣。

主席曾言：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这支军队战意滔天，神鬼辟易，只因为士兵们都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作战，怎么作战，首长牺牲了有副职，副职牺牲了有下一级主官层层递补直至最后一个小兵。唯有如此，主席才敢豪言：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怀念主席。

任老师这篇文章非常好，我这里续个貂。

某些“大腕”坚持

李医生甚至被扣上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帽子：

陈王奋起挥黄钺:12月31日你那只眼睛看到官僚要求瞒报？

我可不可以说一句：责任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

政府有制定法规并暴力维护法规的权力，同时有维护群众利益的义务；

群众有服从法规的义务，同时有要求政府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权利。

在这个事件中，某些官僚(包括专家)所代表的政府，有没有把人们群众的合法权益放在首要位置？显然没有！

在官僚所代表的政府已经违约的情况下，依然用暴力手段对付自救的群众，合法性在哪里？

看某些“大腕”的论述，虽然对政府也表现出各种义愤填膺，而在具体的细节上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对群众多讲义务少讲权利，对官僚多讲权利少讲义务。

谈到李医生，就是什么保密纪律啊、法规啊；谈到政府呢，就是等检测结果啊，虽然没有通知老百姓但是已经按程序上报啊(制定规矩是官僚的重要权力，制定的规矩都是保护官僚阶级的)；避而不谈这种官僚习气对百姓利益的巨大危害。

更有意思的是当被河友问及：

陈王这样回答：

合着老百姓如果碰到官僚渎职，就只能乖乖等死，然后青天大老爷来为他们伸张正义。

我想问一句：就咱们这官僚的素质，官僚渎职是不是小概率事件？

如果不是，你凭啥要求老百姓在官僚渎职的时候乖乖等死？然后老百姓不乖乖等死的话，你就直接上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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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句，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非常诡异。

一个派出所的小案件竟然能上CCTV；上了CCTV后很快就被打脸；李医生那么年轻，身体看着也不错，竟然因病去世了。

如果一切都是巧合的话，只能说相关的各方运气都太背了。

就像陈经之流，一切不过是冷冰冰的统计数字而已。

当我们的社会开始全民捂嘴时，我就担心会有这么一天。

在前三十年，党和主席的做法是努力教育人民，说服人民，称作和人民站在一起，实际上对人民予取予求。

真正的转折是平方事件。在那之后，人民尤其是青年被培养成不讲社会理想（表面还讲但越来越弱），只讲实用主义的一代代人。政府的最大合法性变成了经济发展。近几年变本加厉，就是所谓的我不在乎你支持还是反对，只要捂住你的嘴。网络管控，删帖训诫越来越驾轻就熟。当经济繁荣时，人民愿意忍受，而且还出现了不少小粉红。其实多数小粉红们也是实用主义信徒并无坚定信仰。但当人民的生活甚至身家性命受到重大威胁时，必将产生反噬之力，依照惯性的维稳捂嘴也必将面临危机。

处理果断迅速控制舆情，这是有能的表现，当上报中央露脸。

这是惯性的逻辑，平时一千一万次都没问题，可遇到这种突发危机事件就倒霉了。

第一是加强基层党的领导问题。

非常赞成楼主所言，如李医生等8人的情况，最多是单位内部进行组织谈话教育，如果顽固不化，又确实是涉嫌触犯法律，再由公安处理不迟，结果一下到训诫书，那么李医生单位党的领导体现在哪？天天学习要加强党的领导，都学到狗肚子里了。

第二是依法治国的问题。

这个训诫书让国人开了眼界。所谓依法，只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有罪，要么无罪，没有灰色地带，发明一个训诫书出来，似罪非罪，执法者就是这样理解依法治国，只能让人无语。

批判当下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容易陷入“今不如古”的思维怪圈。本次疫情也一样。因为本次武汉和湖北的官僚拖延了20天，全社会就开始痛骂官僚因循守旧，拙于任事，勇于甩锅。以至于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官僚的这种风气是今天才产生的，尤其是在某人反腐败、加强对官僚监督之后才产生的。用这种思路做宣传的人，要么就是在为党内派别斗争服务，要么就是已经上当受骗了。

我前几天就说过，不说大清，本朝以前就没有官僚打压异见，推诿卸责，缺乏主动性的恶性事件吗？先帝在位的时候非典各地不约而同地捂盖子长达四个月之久，西藏、新疆连续暴乱，无辜百姓死伤无数，内里的盖子到现在都没揭开。这难道能是先帝所任官员勇于任事的表现吗？至于再往前，恶例就更多了。只说先帝，就是针对九龙治水年代体制内某些拒绝受监督，拒绝建立法治社会，妄图利用群众对基层缺乏民主的不满抵制上级巡视，扩大官僚团体自由裁量权的坏分子。这些人的做法，和文革时期扛着红旗反红旗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一样的。

本次疫情其实应对措施都远比往年要有力，无论是纵比（2003年SARS或者1967年脑膜炎），还是横比（美帝H1N1）。感染人数和经济影响虽然超越非典，这是因为这次病毒本来传染性就高。如果按照2003年非典时期拖延四个月的水平，这次的病毒早就打爆全国的医院了。更何况，武汉官僚的拖延，正是由于他们遵守了2004年依据非典经验制定的卫生防疫法依法上报，等待上级批复，在此期间没有权力公布信息。武汉警察处罚李文亮等八位医生，依据的是2005年的治安处罚法。有人说官员不应该“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是不是说官员就应该无视既存法律，随意行使权力呢？如果这样做，那只能说中国离法治社会越来越远了。

群众如今对疫情的不满，有自身生活受影响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提高，思想自由，舆论活跃，此外对政府能力要求提高。维稳时代拟定的法律已经不能适应于新形势。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任何过去的年代都不能比拟的。朝廷只要顺势而为，对热点问题给予开诚布公的交代，该道歉的要道歉，该平反的要平反。事后还要修订落伍的法律。只要这样做了，国家的治理能力自然会提升一个台阶。而如果按某些人说的，停止监督，允许地方官员“积极主动”地无视法律，那才是倒行逆施的取祸之道。

“清朝过于细密的问责制度”执行好了清朝就成清廉楷模了

结果“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常态

根本原因是各级官员初心就是压榨老百姓

于国于民有利的，跟人家什么关系

同样，现在官僚不作为或作为差也不是因为你说的——

是严重借机固化和逆向淘汰下整个选拔机制出了问题

能把小案件迅速弄上CCAV的能量可不一般

如果是霉菌的生化战，那也是有高层内贼配合的

与你全文主题不合。

永垂不朽这个四个字是毛主席用来评价为人民利益做出英勇行为的人民英雄的。人为拔高李医生的地位并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在中国已经极少人敢站出来说真话了，这才是这次疫情扩散到这个地步的根本原因。

而且此病非常凶险，根本不是轻症自愈，而是有医疗才能自愈，武汉现在医疗过饱和，所以已成人家炼狱，刚刚还在微博看到一个女人在楼上敲锣，一声声哭喊老公快不行了，救命，你们都知道是我，我也没办法。中央督导组已经一再说应收尽收，但无法做到。所谓的方舱，内部并无隔离，把所有人放在一起，完全就是病毒培养皿，天知道要培养出什么来，但是有办法吗？没有办法，这是尽可能的圈住感染者，保护外面未感染者，但到底有多少感染者，弄不清楚，弄不明白。女将军也说了，张专家也说了，要做长期抗战了。如果全中国都过饱和，全中国都成武汉，那就要完蛋了。

最可笑，我们的国师们，高级专家们第一批到达武汉，他们给出判断的标准是，哪怕有症状，但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就不算，从一开头就排除了人传人，所以武汉市长接受采访觉得自己冤枉，受了科学家的误导，也确实没错。

为了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

不管李医生初衷如何，他的行为客观上是维护了人民的利益。

问迹不问心，永垂不朽四个字，不过分。

不能因为有人吃人血馒头，就说英雄的血是招惹蚊蝇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