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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瞎扯篇1——内心的小宇宙

《论语》阳货篇有一段孔子和其学生宰予的对话,宰予就是那个因为白天睡大觉,而被孔子骂“朽木不可雕”的学生,这段对话比较有意思: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大概意思是,宰予认为父母去世要守孝三年的规矩不合理,应该只搞一年,于是问孔子可不可以,孔子未置可否,只问他这样做内心有没有心理障碍,宰予回答的爽快,说没有,孔子就说没有心理障碍的话,你就按你认为的去做吧,结果宰予一出门,孔子便在背后又数落宰予的不是。

之所以要说这段话有意思,是它改变了我们一个印象,我们总以为孔子是个很讲规矩的人,或者说原则性很强的人,特别在涉及孝道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一定是会毫不含糊的,可是在这段对话里,我们并没有发现孔子的原则性,倒是看出来,在原则之上,孔子认为还有一个内心的标准,而且这个内心的标准显然比外在的原则更重要。

与孔子看法大致的还有庄子,庄子在《逍遥游》里面,提到一个叫宋荣子的人,说此人:

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

意思就是说他甭管外面多吵吵,他都能坚守自己的内心,不为所动。

所以,在我们先贤那里,显然存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内心是大于外在的,孟子所言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说到底,富贵、贫贱、威武都是外在的东西,只要内心的小宇宙够强,这些都不在话下。

小宇宙如此厉害,什么人可以有?拥有内心小宇宙的人,一方面是有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更重要的是能够建立小宇宙的自有法则,这样的人应该都不是芸芸众生的一般人,而是一些比较特别的人,一种可称为悟性派,悟性很高,能从日常经验中自我总结出一些道道来,特点是天才+没文化;一种是学习派,通过学习,能够将别人的东西消化吸收成自己的道道,这后一种人,不妨称之为文化人。

在古代,文化人有了自己的小宇宙,有了自己的道道,便有了参与改造外部世界的冲动和欲望,所谓“立功立德立言”,排在第一位的是要去改造世界,搞事功,不成的话,再总结自己的道道教别人。可是搞事功,得有施展的舞台,现在有一句话叫“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听得很多年轻人热血沸腾,以为只要心大就OK了,图样图森破,心可以很大,舞台更是可以大的没边,可是没有梯子的话,如何登台开始你的表演。

古代文化人就面临这样束手的问题。

通宝推:笑不拾,
家园 2、登上舞台的梯子

自秦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的历朝历代,政治舞台上有三种人一般是跑不掉的,一是皇家以及与皇家有关系的,二是打江山立下军功的,三是通过各种不正经途径上去的(古人谓之杂途),通过正经途径,或者说制度化途径的这个梯子,登上政治舞台的第四种人,从汉武帝时期才开始形成,可以说,这帮人大都是拥有小宇宙的文化人,并且,这帮人自打登上台后,在历史的政治舞台上就牢牢的把住C位,正所谓“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但是,归根到底,如果没有那把梯子,也可能永远都是池中物。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搞了察举制,并在两汉时期成为定制,是文化人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把梯子。察举制最大特点为“乡举里选”,是自下而上的选官制度,这种自下而上的操作方式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地方上谁家宗族势力大,谁家上人,这一点看曹操的简历就很清楚,曹操20岁便举孝廉,然后出去做官,然后回家拉队伍,没有宗族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再比对现在的村委会选举,能当村主任的大都为当地家族势力大的,古今同理。因为宗族势力大,通过察举制能够派出自家子弟出去做官,自家子弟又利用政府资源壮大自家势力,累代积世,所以到东汉末年,基本上就是豪门望族的天下。

曹操的曹魏政权就是这样起家的,自然深明其中的关窍,所以曹操死后不久,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推出了第二把梯子——九品中正制,开头自然只在魏国实施,其后则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选官制度,与察举制不同的是,九品中正制是自上而下的选官制度,所谓九品就是将人分为九个档次,中正则为代表中央政府确定档次的官员,总的来说,其操作方式属于当政者“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那种,比较粗暴,文化人自然受不了这个,所以出了很多不合作分子,像竹林七贤之类的,豪门望族也受不了,也不能老杀人,所以到后来,就成为不看人只看家世的局面,出现所谓”寒门无上品”的情况,这其中有合理的成分,因为有了一定的标准,而非此前的没标准,完全靠鉴人术,但对整个社会来说造成了阶层固化,阶层当中又固化为就那么几家。不管怎么说,九品中正制确定的自上而下的选官思路从此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变过,要变的只是具体的考试内容,也就是选官的标准问题,指挥棒是牢牢的掌握在中央。

以考试为主的科举制是第三把梯子,起因应该就是解决自上而下选官的标准问题。科举制其实自隋就有推出,但没有真正实施过,真搞起来的是唐代。唐代科举的考试内容很复杂,各个时期又有变化,粗略的说,主要是三块内容,一块考死记硬背(明经),一块考议论文(策问),一块考诗赋。唐初主要考议论文,太宗时期增加了死记硬背,大概是为了考试政策向豪门倾斜,因为考死记硬背,就是将典籍经文以及注释,随便抽出一句来,扣掉其中几个字,让考生填空,出题人为了增加难度,拉开成绩,要出一些比较生僻的句子,这样一来,谁家书多,谁读书早无疑占优势。到了武则天时期,考试政策的方向又一变,向寒门倾斜,增加了不限题材的“杂文”(玄宗时期干脆明确为诗赋),而且还动不动搞殿试,因为是自选动作,能够最大程度的反映考生的个人才华,加上武后亲任考官(武后称帝,骆宾王写檄文骂她,武后读之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可见武后的文学水平不低),应该说这套办法确实好,也确实选出了不少有才能的人,后来的开元盛世与此有极大关系,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即通过加试“杂文”以及殿试上来的这帮人,又有才,升职又快(随才授任),其风头几乎将其它所有通过正经或不正经途径上来的盖过,致使当时“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者,谈者所耻”,所以结果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到了玄宗时期的开元24年,玄宗下诏,将科举从吏部划归礼部管辖,相当于从组织部划到宣传部或者中科院,这一槽糕之举其实就是将科举变成了单纯的学问名誉制度,另外在用人路线上采取“因循资格”,所谓“因循资格”,顾名思义,就是在选人用人上只看其官场资历,不看才能和业绩,也不管怎么上来的到此,这第三把梯子算是名存实亡。都说安史之乱是唐自盛转衰,可是强盛如斯的大唐,怎么就说乱就乱了?原来祸根起自20年前。

(未完)

通宝推:尚儒,审度,发了胖的罗密欧,笑不拾,青颍路,梓童,
家园 2之花絮之女人的裙子---读武后的《如意娘》

如意娘 唐 武则天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武后14岁进宫;

23岁时太宗病重,武后在身边侍疾,彼时,19岁的太子李治听政,并入侍药膳,二人相识;

26岁时太宗驾崩,武后入感应寺出家为尼;

27岁时,已是高宗的李治进感业寺行香,与武后相见;

28岁时,武后再次入宫。

这首诗据说是武后在感业寺为尼时写下的,如果不了解其上述狗血经历,可能就不太容易理解该诗要表达的真正意思。

首句“看朱成碧”四字,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字面意思,即把红的看成绿的,表达恍恍惚惚、心不在肝上的状态;另外一种理解为看一树花红渐渐变成一树新绿,表达漫长的相思。无论哪种理解,意思都通,搁一块理解,相思的强度和维度都有了,更好。

总之,一、二句充分表达了对某人的相思之情,而且表达的很强烈、很直接。

问题来了,这个某人是谁?武后就认识两个男的,太宗和太子,如果是太宗,从诗的最后一句看,死人是不会爬起来“开箱验取”的,所以只能是太子,于是问题更大了,作为先皇的女人,武后为什么会对差一辈的李治有如此强烈的情感、并且敢于大胆的表达?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二人在此之前已经建立了很亲密的的关系。要知道二人在太宗病榻前可是共同战斗了三年,且武后当时的才人地位很低微,不那么引人注目,在外部条件宽松的情况下,熟女遇上小男人,不姐弟恋一把才怪。在骆宾王著名的讨武檄文中,说武氏“秽乱春宫”(春宫特指太子的后宫),“陷吾君于聚麀”(聚麀语出《礼记?曲礼上》:夫惟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意思是多个公鹿共有一个母鹿),也说明其实当时的人对此已有结论。

搞明白这点,有助于理解三、四句的真正意思。

对三、四句的解读,一般理解为:我最近因为思念你常常流泪(比来的比同比翼的比,近的意思),不信的话可以打开箱子,看我石榴裙上的泪痕。这样理解一直觉得很牵强。其一,当尼姑是要穿素衣的,哪来的石榴裙穿,又哪来石榴裙上的泪痕?其二,从诗的结构上,前面两句已经把相思的情感表达的很充分了,后面再来说同样意思就啰嗦了,不完美。还有一种解释是因为我思念你,所以瘦了,不信的话,我穿上以前的石榴裙给你瞅瞅,这种解释牵强的近乎弱智,胖瘦都看不出来吗,还用试穿裙子,欺负人眼瞎?

那么怎么理解后面这两句呢。

当年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事情曝光以后,克林顿死扛着不认,但莱温斯基的蓝裙子一展示,克林顿立马认怂,因为铁证如山。有人说莱温斯基这妞也太不讲个人卫生了,那么久了也不知道把裙子洗洗。问世间,情为何物,因为是爱的痕迹,好歹留个念想是吧。

说到这应该豁然开朗。武后的石榴裙上不是什么泪痕,是和千古以后莱氏蓝裙子上相同的东西,都是爱的痕迹。

所以,三、四句真正的意思是:我最近常常流泪,因为我看到当年你在我石榴裙上留下的爱的痕迹,不信的话,你可以打开箱子查验,我还保留着我们共同的美好回忆。

这样一来的话,从整个诗的结构上,前面说相思之苦,后面说怀念从前美好,言外之意就是带姐走吧,姐会像从前一样让你快乐。诱之以利,要比一个劲的诉苦,显然更能打动李治,因为李治面对的压力是相当大的。

通过这看似简单,其实心思巧妙的小诗,多少反映出武则天不愧为一代女皇,厉害了我的天。

通宝推:楚庄王,笑不拾,
家园 曹操掌权搞的是唯才是举,曹丕能力不行才弄九品中正制换支持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搞了察举制,并在两汉时期成为定制,是文化人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把梯子。察举制最大特点为“乡举里选”,是自下而上的选官制度,这种自下而上的操作方式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地方上谁家宗族势力大,谁家上人,这一点看曹操的简历就很清楚,曹操20岁便举孝廉,然后出去做官,然后回家拉队伍,没有宗族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再比对现在的村委会选举,能当村主任的大都为当地家族势力大的,古今同理。因为宗族势力大,通过察举制能够派出自家子弟出去做官,自家子弟又利用政府资源壮大自家势力,累代积世,所以到东汉末年,基本上就是豪门望族的天下。

曹操的曹魏政权就是这样起家的,自然深明其中的关窍,所以曹操死后不久,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推出了第二把梯子——九品中正制,开头自然只在魏国实施,其后则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选官制度,与察举制不同的是,九品中正制是自上而下的选官制度,所谓九品就是将人分为九个档次,中正则为代表中央政府确定档次的官员,总的来说,其操作方式属于当政者“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那种,比较粗暴,文化人自然受不了这个,所以出了很多不合作分子,像竹林七贤之类的,豪门望族也受不了,也不能老杀人,所以到后来,就成为不看人只看家世的局面,出现所谓”寒门无上品”的情况,这其中有合理的成分,因为有了一定的标准,而非此前的没标准,完全靠鉴人术,但对整个社会来说造成了阶层固化,阶层当中又固化为就那么几家。不管怎么说,九品中正制确定的自上而下的选官思路从此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变过,要变的只是具体的考试内容,也就是选官的标准问题,指挥棒是牢牢的掌握在中央。”

汉武帝选拔人才方式多种多样,杀刘家人在内豪强一点不手软。“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是东汉的事情

曹操掌权搞的是唯才是举,曹丕能力不行才弄九品中正制换取政治支持,跟效颦蛤蛤纵容贪腐异曲同工

所谓“竹林七贤”,有的因为出身不得不站在司马家对立面,有的是做秀方式

不是因为反对不公正的九品中正制

另豪强和九品中正制当道,中央实际权力大大缩水

家园 快了快了

快看到墻里了

家园 不会是你先有论点再改古人的话吧?

三不朽, 指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要说小宇宙,那些我们现在看到的奸臣呀、汉奸呀、腐败分子呀,但若没有自己的小宇宙,也干不出这种事情呀,跟套子里的人似得,搞点小事就自己吓死自己了

吴化文那套汉奸前途的讲话,实在是世事洞明,也是牛人哪~~~

家园 谢谢指正,难怪写的时候感觉引用这句话别扭

呵呵,因为想表达文化人先有了自己的道道,便有了改造外部世界的欲望这个观点,顺手便引了这句话,但引过之后,又觉得不是很恰当,但没想起来记错了。

立德,有自己道道;立功,改造世界;立言,教别人,这个意思就顺多了,不别扭了。

为什么先扯小宇宙,是忽然发现南宋直至以后的元明清,文化人虽然还在读圣贤书,但控制不住的堕落,于是看看能否从科举这条线索理出个所以然来。

家园 2、登上舞台的梯子(续1)

科举的本义是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但是自唐玄宗开元24年将科举从吏部划归为礼部以后,科举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学问荣誉制度,想要做官,还需要吏部的审核,组织部审核与凭个人本事考试完全是两个概念,因此,金榜题名的含金量大大降低,这个本义基本上就丧失了。

到了宋代,科举说是因循唐制,但是具体操作上做了关键的调整,科举虽仍属礼部管辖,但主要负责人是由皇帝亲选的重臣的来担任,并且最后一关由大BOSS皇帝直接镇守成为常制,相当于成立了一个中央领导小组,规格自然在国务院的各职能部门之上,除此之外,最厉害的调整是考中以后可以直接授官,无需再经吏部审核,学而优则仕的大门畅通无阻,恢复了科举的本义。

两宋对科举的重视以及相关科举制度的完善,让文化人迎来了春天,有人统计过,两宋300多年,仅经过御试的正奏名进士就4万多人(正奏名相对于特奏名说的,宋史《选举志一》说“二十一年,御试得正奏名四百人,特奏名五百三十一人”,特奏名指屡试不中然后特赐出身),规模远远超过前后各代,135位宰相中95%是考上来的,整个官僚队伍基本由考上来的垄断。后世都说两宋的文化最灿烂,科举热功不可没。科举鼎盛,还带来书院和蒙学的兴起,大概与现在的课外辅导班铺天盖地的情况类似,原因就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包括活字印刷的发明,估计也是教辅材料满天飞的需求所致,值得注意的是蒙学中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后来最流行的教材。

如此的科举热为两宋带来什么?好的科举应该是为国家选拔出优秀的人才,并带领国家走向强大(抑或复兴)而不是沦亡,而且这个沦亡是整个文明第一次遭遇到的彻底的沦亡,从这个意义上讲,两宋的科举是失败的,不仅如此,还流毒至明代,以致造成文明的第二次沦亡,可谓彻底的失败。

TG早期老是失败,别的不论,有两个现象是明显的,一个是领导以学霸为主,一个是领导写不出好的诗词,对应到两宋科举,也差不多有这两种情况,一个是官僚队伍被学霸承包了,另一个是王安石变法中,在科举方面将自唐以来的“诗赋取士”改了,科举不再考诗赋,最后一关大BOSS殿试,考议论文(策论)。这一改之后,我们发现两宋名臣基本上都集中在北宋前期,王安石变法以后就没出什么人才,更有一则史料让人深思,言者为两宋之交,一个叫汪藻的人,他说:

自崇宁以来 ,功利之说兴 ,士大夫不复知有廉耻。赃污之人横行州县 ,非特不忧绳治 ,而挟赀谐结者辄得美官。故小人相效,于人仕之初即汲汲干没,以不能俸外经营为耻。此风相承 ,至今未殄。

崇宁为宋徽宗年号,距王安石科举改革之后差不多30年。

(未完)

家园 发重了
家园 2、登上舞台的梯子(续2)

王安石在科举方面以经义策论替代诗赋取士的改革,其出发点是通经方能致用,诗赋之类的与国无益,而所谓的“通经”,“通”的自然是儒家经典,于是儒家从一种学术思想正式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此外由于“经”乃入仕的敲门砖,而经文又晦涩难懂,很自然的大量的注释解读之类的教辅材料应运而生,情况有点类似于今人不读《资本论》,只读学校里的马哲课本,教辅材料当中集大成者为朱熹的《四书集注》。

蒙古人灭宋过程中,遇到抵抗便屠城,但儒生、道士、和尚、医生、算卦的不杀,在打德安(大概江西九江那一带)时,“德安以尝逆战,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这俘虏里面就有一个叫赵复的儒生,赵复先是“以九族俱残,不欲北。。。欲投水而未入”,后来还是跟着蒙古人到了北方,此前,“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赵复到了北方以后,便将《四书集注》之类的东西也带到了北方,开始在北方流行。

蒙古人成立元朝以后,搞得是“外汉内蒙”,即形式上采取汉家体制,但在内容上仍旧实行草原政权的那一套,这比满人聪明,满人搞的是“外满内汉”,最后搞得老窝都没了。

“外汉内蒙”表现在科举方面,大致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蒙古人对儒家比较轻视,蒙古人是有国际视野的人,他见过的各种宗教多了去了,所以他认为儒生和和尚、道士以及其它宗教一样,不太明白儒家的另类,居然总是想搞科举做官;二是即使装装样子搞科举,儒生科举入仕的比例非常低,

太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由宿卫者,十一之;由儒者,十分一之半;由吏者十九有半焉。
三是科举考试不平等。按鲁迅先生的说法,蒙古人统治,被征服的越晚,地位越低,所以有四等人之说,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北方的)、南人,于是考试也分,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考《四书集注》,而汉人和南人除《四书集注》外加考程朱版本的《五经》。

蒙古人抽掉儒生科举入仕的梯子,差点没把读书人憋死,所以读《元曲》,能够真切感受到读书人对“小桥流水人家”那种极具农耕文明鲜明场景的怀念,感受到断肠人的亡国之恨,好在蒙古人对文化的漠视,也带来对文化这种力量的无知,他们对办学校很开明,社学和农村蒙学在元代很普及,包括市井文化的发展,与儒生们所处的困境关系极大,而这些对赶走蒙古人应该起了不小的作用。

家园 太厉害了,裙上的东东都能考的出来

补个直接经验:看白成朱。

当年IBM PC 的屏幕都是黑屏绿字符,作为电脑科班生常有连续4小时或8小时上机作业。下来之后看黑板上的白粉笔字,就变成粉红色的了。这是人体的补色作用。相信当年武媚娘的看碧成朱,也是写实的真实体验。

家园 请教一下IT大神,

我用的是360安全浏览器,为什么上西西河,有时挺顺溜,有时就打不开,但其它网站可以?

我上的西西河是这个网址:https://www.talkcc.net。

家园 要问铁手吧

这个问题我可回答不了

家园 续3——登上舞台的梯子

蒙古人又回到了大漠,但在科举方面留下两块遗产,一块是普及了基础教育,一块是明确了考试大纲,于是明朝建立以后,自然是老猫上锅台-----熟门熟路。朱熹搞的一些教辅材料在南宋还上不了台面,经元代普及强化以后,俨然成为圣学。

也确实没法不圣,因为考试的标准答案全在里面,而考试又何等重要,考中最低一等生员(生员、举人、进士、庶吉士)的,则“乡邻敬重,不敢欺凌;官府优崇,不肯贱辱”,考中举人的,则可以去“中下”的州县做官,考中进士就更了不得,因为“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至于从进士当中选出名次靠前的庶吉士,则是可以直接到皇帝身边工作。

但是,这种为应试而生的圣学,与其本来面目必然相去胜远,如果儒学在孔子是1.0的话,到朱熹大概只有0.5,到明代剩余个0.2算不错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文化人的知识结构、学术思想、价值观从多元走向单一。

明初很有名的大才子解缙,19岁考中进士,紧接着又被授庶吉士,朱元璋非常喜欢他,经常带在身边,有一天老朱对他说,我俩虽是君臣,但恩同父子,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只管讲来,结果解缙回去当晚便写了份万言书,万言书开篇不久就说“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然后便长篇大论的劝老朱要读儒家的书。可见解缙虽称才子,年纪轻轻,思想却狭隘至极,可惜老朱杂书还是读的不够,否则他应该像汉宣帝那样斥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儒家极端主义思想在明代的泛滥,其结果确实如宣帝所言的“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朝中一帮儒家文臣,动不动就为名分大义斗来斗去,死去活来,而真到社稷存亡了,又毫无作为,从明代发生的几件大事中可窥一斑。

第一件事是靖难之役。靖难之役与玄武门之变一样,实质均为皇家内部的皇位之争,与臣子们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情况完全不同的是,不顾朱棣的招纳,甘愿为建文帝死节者一大把(明灭亡反倒没怎么听说死节之事),灭十族都愿意,人肉炸弹分子大概都没如此的决心,反观玄武门之变,就没一个为太子李建成死节的,原是太子手下的魏征,事变之后太宗吓唬他,说你以前为什么老是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魏征回答说,太子要早听我的话,就无今日之祸了,魏征以后跟着太宗干的挺欢,君臣二人成就了一段贞观佳话。看来,有时并非时代越发展,人的想法就越正确。

第二件事是嘉靖时期的大礼仪之争,大致情况是爱胡闹又没儿子的明武宗暴亡之后,作为堂兄弟的嘉靖继承皇位,于是一帮人非得要嘉靖认明武宗的父母,也就是他的叔伯为父母,而对他自己的亲生父母,他只能以侄皇帝自称,这个要求嘉靖当然不干了,做皇帝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敢认,那还有啥意思,于是双方斗了好几年,斗至最激烈处,反对嘉靖的高喊:“国家养士150年,仗节死义者就在今日”,在皇宫大殿外聚众闹事,可把嘉靖气着了,逮捕、停职、廷杖,据说,廷杖就打死了十几个人。后世的清人在评说这件事时就说:“顾杨慎则以为仗节死义之日,王元正、张翀则以为万世瞻仰之举,俨然以疾风劲草自居,止图博一己之名,而于国事亳无裨益”,可谓一针见血。

第三件事是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所谓国本,就是立太子的问题。万历不喜欢老大,想立小儿子为太子,于是便与儒家的规矩产生了冲突,这种事在历史上常见,但万历的国本之争闹的动静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持续15年,搞得全国政治治理体系基本瘫痪,倒是成就了历史上最扯淡的团伙---东林党的美名。

这三件大事后人往往从皇帝与大臣的权力斗争角度分析,总是觉得有点牵强,倒是文臣们誓死捍卫儒家的政治正确,或者说儒教分子将宗教的教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能说的过去。

的确可以说,有明一代,儒学从一种经世治国的学术思想已然演变为一种宗教,因为宗教的最大特点就是教义至上,世俗政权的权威还要往后摆一摆,所以无所谓朝代更迭,只要它的教义能通行天下,也就是说可以为教义死,为皇帝、国家死不干,甚至到了南明小朝廷,势如累卵之际,一帮人还在扯名分大义的淡,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演变,起自两宋,经蒙古人的无心插柳,到明朝终成硕果,科举考试内容的局限性,以及随之带来的僵化保守的应试教育是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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