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开玩笑说：“林登.约翰逊刚刚结束他在国会的演讲，我们当中就有两千万原本打算离家逃难的人们放下了行囊。”在民权运动取得突破性进展的1963年，格雷戈里亲身经历了格林伍德、伯明翰、芝加哥以及塞尔玛的一系列入狱运动。以他为代表的黑人群体看到林登.约翰逊入主白宫之后并没有摆出一副死硬派种族隔离主义者的面目，全都长出了一口气。身在北卡罗莱纳州的阿尔.洛温斯坦教授也写下了上千条观众留言当中的一条：“和其他人一样，我也被那枚子弹打了个粉碎。您今天在国会的演讲帮助我与无数其他人开始了将自己重新拼合起来的漫长过程……”洛温斯坦向来习惯随手抓一张纸就开始写字——上述这段文字写在了一张希尔顿酒店马德里分店的专用信纸上，这张纸是他在西班牙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时候收集的纪念品。

在华盛顿，民权运动的义工们搭乘长途车与房车抵达霍华德大学参加非学委感恩节会议。两位与洛温斯坦熟识的国会议员同意赞助非学委举行一场公众论坛，讨论这个月早些时候密西西比州模拟选举的政治意义，但是原本计划的议程遭到了暗杀的打断。一位紧张的志愿者面向围观人群与运动资深参与者发表了他对于当前《生活》杂志系列报道的分析，指出这套报道将学生们描绘成了盲动主义者和麻烦制造者，甚至比美共更糟糕。还有人提出结队前往肯尼迪总统坟前守夜以示敬意，不过这项建议遭到了投票否决。鉴于民权运动一直在与联邦政府渐行渐远，学生们大都认为这样的姿态有些虚伪。

鲍勃.摩西在会议上沉静地表示，美国的白人尚且没有领会到事关自由的更深层次问题，更不用说给出回答了。如今美国上下依然深陷在肯尼迪之死与暴力导致的悔恨当中，这样的心态在人们的意识表层结成了一层硬壳，致使他们根本无法相信南方腹地针对黑人投票权的全面压制有多么恶劣，也不愿去想种族政治将会推动美国走向何方。备受争议的夏季计划原本就打算发动一支战术力量，迫使整个美国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实。与此同时，运动志愿者们还要继续维持遍地开花的突击队模式，日复一日地“克服人们的恐惧”。由志愿者组成的小型代表团打入了首都的各家工会，敲开了一座又一座政府办公室的屋门，四处散播着民权阵营的信息。霍华德大学的志愿者则通过马拉松式自由歌曲大联唱鼓舞了运动精神。自从在维诺纳监狱遭受殴打后，当了一辈子佃农的范妮.卢.哈默突然发现自己具有非凡的嗓音。她在会场里领唱了《去吧，去山巅高呼》（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在节奏分明的拍掌声中，来自格林伍德的威利.皮科克时而讲述故事，时而演唱黑奴灵歌《涉水而行》（Wade in the Water）的即兴改编版本：“你若不信我去过地狱/不妨跟我去县监狱/涉水而行…”

会议即将结束时，来自纽约的罗伯特.斯通牧师（Robert Stone）找到摩西，想知道有组织的教士团体是否能够为了抗击密西西比州的恐惧尽一份力。斯通是联合神学院的毕业生，也曾经是一名自由乘车者。在10月份的时候，他还参加了新近成立的长老会宗教种族委员会——伯明翰教堂爆炸案发生时他恰好在当地，还曾经在教堂的废墟上手足着地寻找彩绘玻璃碎片当做这起惨案的证见。摩西告诉斯通，在密西西比州的历史上，州政府当局还从未容忍过以争取投票权为题的纠察线。或许北方白人教士的地位有助于打破这一屏障。此时摩西在三角洲地区还看不到什么胜算，于是他就介绍斯通认识了哈蒂斯堡的新一任非学委项目主管劳伦斯.古耶特。

在政治鸿沟的另一面，白宫官员同样把教会视为民权领域的催化剂。在感恩节周末，劳伦斯.奥布赖恩写信告诉约翰逊总统，除非他们能够打破众议院规则委员会长达几个月的缠斗僵局，否则民权法案就连送到众议院进行表决的机会都不可能有。要想打破僵局，仅凭民主党内民权支持者的选票肯定不够，必须将共和党的选票也尽量拉拢过来，唯此才有可能完成两项罕见的议会斗争手段当中的一项——要么推出一份由众议院多数议员签署的请愿书，强行要求规则委员会将民权法案诉诸表决，要么针对现任规则委员会主席、支持种族隔离的弗吉尼亚州众议员霍华德.史密斯（Howard Smith）发动一场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叛乱，罢免他的委员会主席职务。不管走哪条路，都需要一条有效的渠道来联系反对派共和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来自中西部与平原州，他们所代表的选区几乎完全由白人组成，而这些选民并不熟悉种族隔离问题。正打算与协进会主席罗伊.威尔金斯见面的奥布莱恩在信中告诉约翰逊总统，“各个黑人团体都并不具备完成这一任务所必需的广泛分布的力量，但是应该敦促威尔金斯向宗教领袖施压…”

与此同时，约翰逊总统也正在针对他选定的呼叫对象实施游说：“跟共和党人就得这么说，‘你要么支持民权要么反对民权，你要么是林肯的党要么不是。’”他认为有良心的共和党人至少应当支持民权法案接受众议院全体成员的审议。通过公开声辩这项主张，他希望能够将民权法案从规则委员会的泥潭里拉出来。“我相信我们可以将这个话题炒作得足够热闹，从而发动粉碎性的一击，”他这样告诉众议员理查德.博林（Richard Bolling）。“万能的上帝啊，我真不明白加州和芝加哥怎么也会反对民权，”他这样评价民权法案的反对者。

在为民权法案奠定基础的同时，约翰逊还在试图控制自从达拉斯以来政府公信力的逐渐流失。他与胡佛一起，他假意反对设立刺杀事件调查国家委员会的呼吁，认为“这样做将会非常糟糕，将会把争议请进白宫的大门。”胡佛对此表示同意，认为这样的委员会“无非是个杂耍园子而已”。*但是另一方面约翰逊又谨慎地告诉国会领袖们，胡佛的真正目的是阻止对于联邦调查局调查的任何独立审查。在感恩节过后的星期五，约翰逊打了几十个精心安排的电话。期间他警告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接下来很可能出现好几场不受控制的肯尼迪遇刺调查。他向拉塞尔暗示道，众议院的暗杀听证会将会陷入混乱且毫无成效可言，还很有可能泄露国家机密。得克萨斯州独立展开的调查更是只会加剧地区间的不信任，尤其考虑到奥斯瓦尔德正是在德克萨斯州被拘留期间遭到了灭口。随着逐渐接近原本的目的，约翰逊不吝溢美之词地称赞了自己在参议院曾经的导师，甚至声称假如现在是拉塞尔而不是他自己当总统，“那么国家的状况将会好得多”。拉塞尔嗤之以鼻地表示：“少来这一套，我至多还有两三年可活。”约翰逊随即报出了有资格加入单一国家调查委员会的人员的名字，并且忽略了最高法院的各位大法官，认为这些人不适合。他问拉塞尔，“要是大法官不予考虑的话”应该找什么样的法官最合适。

*【约翰逊要求胡佛帮忙抵制《华盛顿邮报》要求组织刺杀调查委员会的宣传攻势，可是胡佛并不情愿出力：“我对《华盛顿邮报》没什么影响力，因为我基本不看这份报纸。对我来说《华盛顿邮报》与《工人日报》也没什么区别。”约翰逊与《邮报》领导层的关系要比他与胡佛的关系要好得多。闻听此言他干巴巴地说了一句“这话你以前跟我说过”就打住了话题。】

五个小时之后，约翰逊再次给拉塞尔打了一通电话，语速甚快地通报了一份拟定的刺杀事件调查委员会成员名单。年迈的拉塞尔参议员一听见自己的名字排在大法官厄尔.沃伦的后面就不干了：“我可不跟沃伦共事，我不喜欢那个人，我完全信不过他。”约翰逊毫不客气地吼了回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拉塞尔只是看不上布朗案判决的主要负责人而已。现在种族问题只是细枝末节，尽快澄清关于刺杀事件的各种谣言才是当务之急，因为这些谣言已经将卡斯特罗与赫鲁晓夫都卷了进来，根据约翰逊的说法，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兴许会引发一场“足以在一个小时之内杀死四千万美国人的战争。”约翰逊冲着电话大吼道：“这个活就得你来干，而且你非干不可，别跟我说什么你能力有限。我不能逮捕你，也不能让联邦调查局来收拾你，不过你他妈别以为这样你就能躲得过去。我跟你讲，A.W.莫桑德（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已经入伙了，他让我转告你，我们两个都想死你了。”

放下电话没多久，约翰逊再次给拉塞尔打了过去。这次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对方，自己已经批准了刚才那张拟定名单上的所有人员加入委员会。这句话让拉塞尔叫苦不迭：“您不至于的吧？……您再想想啊，总统先生。”约翰逊回敬道多说无益，横竖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就刚才我刚刚发表了声明，现在已经见报了……”?接下来半小时里他拖拽着拉塞尔经历了好一通高低波折，时而吹捧拍马（“我可不怕让你与沃伦比拼智力。”），时而好言劝慰（“我知道你不喜欢沃伦，不过这次的事情很快就能办完。”），时而厉声诈唬（“别想那么多没用的，到时候你肯定得听我领导。”），时而大打感情牌（“迪克，除了我母亲之外天下人当中就数你对我最重要……我从小没见过父亲，这些年来我一直拿你当父亲……”）。尽管拉塞尔一开始还憋着一肚子气，但最终还是大笑着答应了总统的请求。

不过有一件事拉塞尔此时并不知情：厄尔.沃伦大法官一开始其实也不情愿加入调查委员会，同样是因为架不住总统的狂轰滥炸才最终就范的。拿下这二位之后，约翰逊又针对身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胡佛展开了糖衣攻势。总统在提问的时候将姿态放得很低，诱使胡佛简洁而又权威地通报了调查的最新进展，说着说着他就忍不住骂起人来。当众打死奥斯瓦尔德的凶手，鬼鬼祟祟的夜店老板杰克.鲁比在胡佛口中是“鲁宾斯坦”，鲁比的辩护律师梅尔文.贝里“这个西海岸律师与爱德华.巴奈特.威廉姆斯是一路货色，而且几乎像后者一样阴险卑鄙。”*接下来两人讨论了安保措施的升级。约翰逊想知道胡佛名下有几辆防弹轿车，胡佛骄傲地答道自己共有四辆，其中还有一辆停在加州，供他在当地度假时接送他观看赛马会。他建议约翰逊总统至少为自己搞来两辆防弹轿车，一辆停在白宫，另一辆停在得州老家的牧场。

*【身为华盛顿辩护律师的威廉姆斯率先推动了一套对抗控方的独特战术，即迫使控方公开政治敏感的政府行为，例如非法窃听。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让他成为了法律界的明星以及胡佛的死敌。】

总统坚持认为独立调查委员会是预防民间无序调查的唯一方法，对此胡佛并未提出异议。但是一想到总统居然觉得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不足以服众，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在手下员工面前，他声称独立调查委员会“无非只想研究研究我的报告再放放马后炮而已”。为了预防委员会审查带来任何负面结果，他命令手下人大量收集一切有可能用来向白宫甩锅的信息，无论看上去多么扯淡。一位助理局长开列了一份总统安保措施纰漏清单，其中包含以下内容：“在佛罗里达州以及科德角，肯尼迪先生经常跳到方向盘后面亲自开车。特勤部门认为他的驾驶技术很差，经常闯红灯，宁抢一秒不停三分。”

在感恩节清晨的亚特兰大，马丁.路德.金面向以便以谢教会的教众们进行了一场布道。现场有一位来自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名叫保罗.古德（Paul Good），他并不是被电视台派来的，而是偶然路过，出于好奇才走进了教堂。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识黑人教会的礼拜活动。在他看来，布道词的开场十分正式，甚至有些掉书袋，金对于刺杀事件仅仅做出了一带而过的评论，言辞清冷，让人听得不太舒服。尤其让古德大感意外的是，尽管会众之间的对话几乎全都浸透了悲伤，但是金却丝毫没有试图安抚人心的意思，而是将奴隶制当成了本次布道的主题。

金一直将肯尼迪视为一名领袖，他潜心研究过肯尼迪的演讲技巧，在伯明翰运动期间将JFK当成了自己的代号，此外还在一直努力理解究竟是怎样的政治压力迫使肯尼迪远离了民权运动。更有甚者，很久以前金就认定自己最终必然会成为一名惨遭横死的殉道者，就像肯尼迪一样。朋友们在评估他所承受的人身风险时也经常拿着肯尼迪作为参照对象。金的导师、摩豪斯学院院长本杰明.梅斯博士就曾在肯尼迪遇刺之后忧心忡忡地告诫金，“他们要是连他都恨到这种程度，那么只会更加恨你。”金如此认同肯尼迪，以至于肯尼迪家族没有邀请他参加葬礼弥撒的事实让他大感受伤。于是他自行来到了华盛顿，默默地站在路旁行人当中目送着灵柩从面前经过。

金始终隐隐地将肯尼迪总统视为同伴，与此同时他与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之间的关系却一度相当紧张。1962年民权阵营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市发动的示威运动导致了一项尤其难忍的后果：尽管民权阵营极力恳求联邦政府公诉人惩处那些暴力侵害当地运动领袖的暴徒，或者至少也要采取措施预防进一步的暴力行径，但是联邦公诉人却置若罔闻，反而以密谋罪名起诉了九名当地运动领袖。就在不久前，情急无措的金刚刚以个人身份请求司法部重审此案，但却遭到了副部长尼可拉斯.卡岑巴赫的回绝。肯尼迪遇刺之后，司法部长给金发来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起诉这九名金心目当中的英雄正是种族公正的体现。“我相信信中的信息能够消解你的顾虑，”罗伯特这样写道。

为了掩饰这封信带来的失望情绪，金并没有在以便以谢教会谈论新任总统约翰逊、刺杀事件的影响或者民权运动本身。古德原本要去达拉斯进行紧急采访，只是顺便路过亚特兰大而已。金的布道的前半部分很让他感到不以为然，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时金结束了抑扬顿挫的缓慢开场，开始分析列王记当中将忍受苦难放眼未来当做智慧的经文段落。他语气庄重地引用了经文当中一位不孕女性与先知以利沙之间的对话：“你平安么？不，我并不平安，但是感谢上帝我已经尽可能地平安了。”在金看来，眼下正是“人与人关系的最黑暗午夜”，充斥着各种长久不散的苦痛。他简要回顾了“上一周的事件”、伯明翰教堂爆炸案以及梅德加.埃弗斯遇害事件，然后又谈到了圣经典故与非裔美国人处境之间的共同点。古德万没想到金居然能利用这样的场合来思考奴役问题，“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早已死去的历史残留。”但他依然能感到金的布道“通过回忆奴隶制一点点地积蓄起了情感动能。”

“可别让他们骗了你，”金大声主张。“那么多人都在试图美化奴隶制，就好像黑奴整天不干别的光在木兰树下唱歌一样。”这句话引得全体会众一阵哄笑。此时金的布道进入了一路小跑的节奏，他的死党拉尔夫.阿博纳西在台下带领会众们与他一唱一和。“奴隶制低贱、肮脏而又邪恶。”（“没错。”）“男男女女像牲畜一样披挂铁索用船运来。将一个人从他的亲族、故土与文化当中强行掳走，实在是普天下最可恶的行径。”（“千真万确。”）“他们饱尝了监工手里皮鞭的滋味，深知毒辣烈日与一眼望不到头的棉田有多么可怕。”（“接着说啊。”）“他们的歌曲都是苦难深处的慰藉之歌，因为他们知道黑暗究竟是什么样子。”金引述了好几首知名黑奴灵歌的标题与歌词，声情并茂地描述了几百年来黑奴遭受的苦境，然后突然将会众们拽回了当前的世界。“我们已经从奴役的埃及逃出来了！”他高叫道。

金运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描绘将信众们的个人体验与圣经先知的经历融合在了一起：“迦勒和约书亚已经带着一份少数派报告回来了，他们说我们能够承受这片地土。”?（“没错。”）“感谢上帝让我们的处境像现在这样好。”（“继续说啊。”）“亚特兰大与三年前相比已经改善得太多了。”此刻的金宛如矗立在山巅一般，滔滔不绝地描绘着远方的应许之地。“我们可以这样宣称：‘忧愁年月的上帝啊/无声泪水的上帝啊/您护佑我们走了这么远……’”不能自已的金全文引述了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的黑人朝圣赞歌的最后一章，会众们也与他一起颂唱起来。与其说这篇布道词回避了肯尼迪遇刺，倒不如说流传自黑奴时期的文化遗产将肯尼迪的悲剧一口吞了下去。尽管礼拜仪式的大部分内容他都从没接触过，但是此情此景依然让古德在倍感新奇之余感到了一层无远弗届的慰藉。洋溢在教堂里的激情似乎具有抹平世间一切坎坷的力量，足以让源自古代的致命苦难成为当代人的贴心伴侣，足以让天空凭空洒下一股股希望的琼浆。他几乎当场就下定了决心，要向美国广播公司打报告要求将自己从目前的工作地点墨西哥城调任到美国南方。他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弥撒大会的感召下踏上另一条人生道路的人。

在纽约市皇后区的感恩节集会上，马尔科姆.X支持了一场针对牙买加大道商户的抵制，发动抵制的原因是这些商户拒绝雇佣黑人员工。这一举动违背了以利亚.穆罕默德禁止伊斯兰国度成员在白人世界参与世俗政治活动的禁令，不过这次抵制规模很小而且做派很老套，因此风头完全被更大规模的南方冲突掩盖了过去。接下来马尔科姆在肯尼迪总统遇害之后首次重申了自己的一贯主张：肯尼迪无非是看管美国黑人的“狱卒”——如果说乔治.华莱士州长是一头可恨的“恶狼”，那么肯尼迪就是一条满面堆笑的“狐狸”，两者没有本质区别。这番话遵循了马尔科姆一贯的“白皮魔鬼”理念，但是创痛未消的外部世界根本没心思关注他的论断。伊斯兰国度内部的派系隔离依然限制着马尔科姆的影响力。身在芝加哥的伊利亚.穆罕默德亲笔题写了一份又一份命令书，禁止各位阿訇们公开评论肯尼迪遇刺事件。12月1日星期天，他又在本人亲自主持的一场集会上点名提醒马尔科姆别忘了自己的禁令。连吃两发警告之后，马尔科姆平生第一次放弃了即兴演讲的习惯，提前撰写了一整篇演讲稿，然后在曼哈顿中心的讲经坛上逐字朗读了一遍。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论真主对白人美国的审判》。在这篇文章当中他像惯常一样指责肯尼迪总统胆怯懦弱，集中体现了白人的弊病。但是对于穆罕默德习惯成自然的顺从还是令他没有进一步说出更难听的话语，然后一位听众问他怎样看待肯尼迪遇刺，这下他终于憋不住了。

马尔科姆当场大声指责这位记者故意逗引他发表幸灾乐祸的言论。此外他也很清楚，自己在伊斯兰国度内部的死对头之一约翰.阿里秘书长也专程从芝加哥赶到了会场，此刻正坐在台下亲眼监督他究竟敢不敢违抗信使大人的直接命令。尽管如此，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朝着悬崖迈出了一大步。“母鸡要下蛋了，自然就会往鸡窝里跑。”他这样评论肯尼迪遇害事件。白人美国不仅在国内压迫深肤色人种，还将自己的魔爪偷偷伸向了世界各地的深肤色人种。美国政府早已阴谋杀害了许多外国领导人，最近的受害者包括刚果的帕特里斯.卢蒙巴与越南的吴庭艳。所有这些母鸡已经返回了美国这个大鸡窝，正是它们产下的毒卵致使美国最高执政者的妻子沦为了寡妇。台下七百多名听众们听了这番话之后纷纷吹哨呼号——一位颇为兴奋的旁观者认为听众们之所以反应如此激烈，主要是没想到马尔科姆“真有胆量说这种话”，至于这番话的对错还在其次——越发激动的马尔科姆趁势提高了叛逆的调门：他从小务农，“看到母鸡回窝从来都不会令我感到难过，只会让我感到高兴。”

第二天早上的《纽约时报》将马尔科姆.X当成了美国种族关系面临的全新威胁。报社的夜班主编迈克.韩德勒（Mike Handler）历来喜欢观察马尔科姆的言行。这次他亲笔写了一篇匿名文章当成新闻稿件刊发在了报纸上。接下来《纽约时报》又派遣一名现场记者接替韩德勒针对马尔科姆本人以及他那场“公然嘲讽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演讲”进行了追踪报道。马尔科姆早就做好了在震惊且充满敌意的广大读者面前为自己辩护的准备——不仅是刚刚认识他的白人读者以及伊斯兰国度内部的反对派，还有一直在跟进主流白人新闻的大多数黑人读者。尽管他并不知道约翰逊总统在私下里为了吴庭艳之死而感到难过，也不知道约翰逊很害怕涉及卡斯特罗的阴谋，无论是出自卡斯特罗本人的策划还是针对卡斯特罗进行的策划，但是他依然主张人们看待刺杀事件的视角有问题。那么多人都声称本次刺杀的元凶是“仇恨的氛围”，马尔科姆却认为这一因素远没有美国社会本身起到的作用那么重要。一位先知就这样面向整个国家下达了挑战书——在他看来，饱受尊敬的该国领袖并非死于宵小恶徒之手，而是遭到了昭彰天道的制裁。他的措辞听上去像极了圣经当中的先知前辈，例如拿单、阿摩司以及开口之后即刻被人用石头砸死的耶利米。

母鸡演讲后的第二天，以利亚.穆罕默德将马尔科姆传唤到了芝加哥，约翰.阿里一路陪同着他。见面之后，穆罕默德命令今后马尔科姆将要在公开场合保持缄默，以此作为惩戒。但是在马尔科姆走后穆罕默德又使出了一记阴招：他指示自己的手下人通过电报向所有曾经报道过母鸡演讲丑闻的新闻媒体通告了马尔科姆遭到惩戒的事实。于是马尔科姆刚刚回到纽约就遭到了新闻界的团团包围。他原本以为伊斯兰国度与白人世界素来音信不通，因此就算他背负训诫不能面向白人发言，也总还有些余地在民权运动的侧翼继续活动。可他万万没想到穆罕默德居然利用他在白人新闻界的恶名来给他拆台。

万分震惊的马尔科姆.X立刻向穆罕默德位于凤凰城的越冬公寓打电话，想要知道信使大人是否真的向各家白人新闻机构刻意散布了关于伊斯兰国度内部事务的信息。穆罕默德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接下来马尔科姆想知道针对自己的惩罚条款是否允许他被动接受新闻界的提问，穆罕默德表示他只能对外表示自己完全接受惩处，除此之外一个字都不能多说。进退不得的马尔科姆只好举手投降。穆罕默德随即将他安抚了一通：“我认为你这次受罚对于全体穆斯林都很有益处。”这句话的意思是新近皈依的穆斯林可以将马尔科姆当成谦卑美德的榜样。身为信使大人手下的著名信徒，长期以来马尔科姆一直在耳提面命地告诫各位穆斯林要接受穆罕默德的半神地位，唯此才能迎来奇迹般的重生，这次他正好以身作则。马尔科姆则答道自己早已经受益良多了。

母鸡演讲引发的公共争论标志着穆斯林在美国政坛的首次亮相。在北方大城市的贫民区里孕育滋长了将近三十五年之后，伊斯兰国度终于通过马尔科姆的刺耳演讲赢得了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以利亚.穆罕默德在新闻报道当中则被设置成了与马尔科姆针锋相对的角色。这位作风奇异、久经风霜、头戴刺绣菲斯帽、颇有几分亚洲气质的老者似乎正在为肯尼迪总统出言辩护。“这个国家依然还在哀悼我们这位总统的辞世，”穆罕默德在关于马尔科姆遭到训诫的公开声明中这样说道。此外他还在下一期的《穆罕默德发言报》头版刊登了一张纪念肯尼迪总统的照片。记者问他是否有意软化之前一贯宣扬的所有白人——尤其是历任总统们——都是魔鬼化身的主张，穆罕默德表示一码归一码，身为国家元首的肯尼迪理应得到最基本的尊重。洛杉矶某报社主编进一步追问道，此前在斯托克斯暴乱过后，马尔科姆也曾经声称杀死了上百名亚特兰大市白人市民的空难事故大快人心，为什么那一次穆罕默德没有训诫他呢？穆罕默德答道：“我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执行真主的计划。”平等大会的詹姆斯.法默曾经许诺要告诉约翰逊总统，大多数黑人都很欢迎穆罕默德对于马尔科姆的申斥。对此穆罕默德则轻描淡写地表示自己的行为不过是“稍微拍了他一巴掌而已”。像这样云山雾罩的回答进一步彰显了穆罕默德在伊斯兰国度内部说一不二的权威。《纽约时报》将他称作黑人穆斯林的“统治者”，这也是伊斯兰国度内部称呼穆罕默德的通行术语。

关于伊斯兰国度即将陷入分裂的的谣言几乎立刻就浮现了出来。但是在大多数读者眼中，这些谣言意味着肯尼迪悲剧的掌控力如此无远弗届，甚至就连这个古怪的反白人群体的领导层都因此而陷入了内斗。伊斯兰国度内部几乎没有人认为教派分裂近在眼前，因为信使大人依旧掌控着全盘局势。马尔科姆刚刚表示臣服，以利亚.穆罕默德就在私下里扩大了禁言令的范围，不仅不允许马尔科姆公开发言，还禁止他在私密场合面向穆斯林信众讲经，就算在他的大本营纽约哈莱姆区也不行。此外他还向纽约第七号圣殿的约瑟夫队长以及其他几位主要“做工之人”发去信件，详细布置了马尔科姆停职期间圣殿的运作方式。假如马尔科姆试图面向会众说话，那么他们几个人必须用身体挡住他。凭借着维护穆斯林正统的大义名分作为掩护，穆罕默德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不仅在公开场合封住了马尔科姆的嘴，还截断了他退回哈莱姆区休养生息的退路。大惊失色的马尔科姆随即采取了试探性质的防御手段。根据古兰经对于努哈以及达乌德国王的描述，马尔科姆自行杜撰了一个寓言：为了实现先知的使命，先知的妾室理应被视为正妻，先知的私生子也应当得到超越世俗丑闻的养育。12月7日星期六，在获得了以利亚.穆罕默德的批准之后，他精心找来了几位代理阿訇来到七号神殿代替他讲经——最初上台的两位阿訇分别是来自华盛顿的路易斯.X（Louis X）与朗尼.X.克罗斯（Lonnie X Cross）——并且将这个寓言告诉了他们。表面看来这个寓言无非是充满警惕的提醒，告诉人们要小心针对穆罕默德的流言，从而让他们更有效地为穆罕默德提供辩护。但事实上这却是一招投石问路之计，马尔科姆希望这个寓言传递的信息能够帮助他找到志同道合的盟友，从而发动反击。

同样是在这个周六，林登.约翰逊在华盛顿举行了就职总统以来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约翰逊承认自己尚未搬进白宫，因为杰奎琳.肯尼迪与孩子们还在往外搬。不过他同时又阴郁地表示总统职位本身已经让他产生了恍如隔世的感觉，尽管他两周之前才刚刚就任，但是“我感觉自己已经干了整整一年了。”除了向外界传达冷静镇定的气质之外，约翰逊还强调了节俭的主题。他宣布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刚刚主动提出要在五角大楼削减两万五千个文职岗位，然后又详细陈述了自己打算如何在来年1月提交一份不超过一千亿美元的联邦预算 参议院里的健全货币保守派逼着约翰逊给联邦预算施加了上限。他们认为预算必须保持平衡，如果政府开支不削减，他们就拒绝支持针对德州的减税。等到约翰逊正式搬进白宫之后经常在夜里到处溜达，亲手将空房间里的电灯一盏盏关上，从而节省开支。他向记者夸口道：“我这人一分钱都不浪费。”（他还在私下里告诉经济学家沃尔特.海勒：“我绝不同意为了证明自己是自由派就必须胡乱扔钱……我是哈罗德.伊克斯那样的自由派。”）

新闻发布会之后，约翰逊与拉塞尔参议员再次煲起了近乎打情骂俏的电话粥。“你把我塞进（沃伦）委员会可是坑死我了，”拉塞尔抱怨道。

“要是你说话能信，我都把你坑死过一百次了，”约翰逊反唇相讥。

“哪有的事，这是头一回，”拉塞尔坚称。

一通相互调侃之后，约翰逊承认这次打电话来是因为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面临着“弹药短缺”的窘境，在越南与韩国都是如此。因此他打算通过五角大楼的预算弄一批弹药——拉塞尔在参议院里专管五角大楼预算——而不是经由争议不断的对外援助一揽子计划解决问题。拉塞尔表示愿意为国尽力，但是随即又抱怨道：“当初我费尽气力不让他们往老挝与越南派兵，就是害怕出这种事。”1954年驻越法军土崩瓦解之际，身为国会领袖之一的拉塞尔曾经与其他几位国会领袖一起紧急赶赴当地“与法国人进行了艾森豪威尔时期的最后一次会面，那之后我们就开始往那边派兵了。”他提醒约翰逊，“当时我就说过我们这一去就别想再脱身，没有五十年这里的麻烦消停不了。”

耳听得拉塞尔越扯越远，约翰逊提醒他先把眼前的军事决策处理好。然后他又邀请这位老朋友到白宫游泳池来“泡泡温水”。尽管拉塞尔一口拒绝（“我呼吸不太好，经常喘不上气。”），但是约翰逊还是不由分说地派出自己的专车将拉塞尔从参议院接了过来。不知是出于冲动还是算计，总之两人一见面连招呼还没来得及打，约翰逊就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一定要让民权法案闯关成功的决心。他面对面地告诉拉塞尔，“迪克，我不打算动摇，我也不会妥协。现有的法案必须一字不改地得到通过。你要是挡我的路，我就从你身上碾过去。我之所以提前通知你是因为我关心你。”

拉塞尔也以同样直率的态度做出了回应：“总统先生，您或许是对的，但是您要是从我身上碾过去，代价将不仅仅是失去南方，您还会输掉选举。”他警告总统，如果民主党与南方在种族问题上公开决裂，那么就不可能赢得全国大选。这种事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绝不会有。各自亮明立场之后，两人随即拾起了更加融洽的话题，并且一起扒光膀子下到游泳池里玩起水来。

在整个12月，约翰逊一直在重新发动与整理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政治人脉，有些人自从他在三十年代刚刚来到华盛顿的时候就认识了。比方说他与詹姆斯.罗伊（James Rowe）达成了和解。此人曾经担任过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的书记员，他安排了年轻的约翰逊众议员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间的最初几次会面。约翰逊夫妇与新政团队当中的许多青年才俊家庭都结下了长久的友谊——罗伊的妻子莉比一直将约翰逊称作“林登叔叔”，因为约翰逊对她的女儿十分友善——不过约翰逊本人与罗伊之间的关系在接下来风云动荡的几十年间经历了不少坎坷。1949年3月，约翰逊首次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演讲词充斥着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倾向——演讲主题是为阻挠议事规则进行辩护，演讲词当中净是些“我们南方人如何如何/不能用立法迫使人们相爱”之类的套话——当时罗伊站出来反对了他。接下来在1954年两人又闹翻了一次。身为民主党的罗伊尽管出于党派分歧而很不待见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但还是寄给约翰逊一封警告信，要求他与拉塞尔参议员不要妨碍共和党在印度支那地区对抗共产主义的努力，否则世界末日将会近在眼前，“到那时参议院将会不复存在，另外对我来说远远更加重要的是，我的子女们也将不复存在。”这一次他们两人同样达成了和解。再然后到了1960年肯尼迪对阵尼克松的时候，罗伊一直在督促约翰逊展现出当年让他在新政团队当中大受欢迎的广泛激情，而不要仅仅满足于为肯尼迪拉拢南方选票。如此持续不断的场外指导最终惹恼了原本就很欠缺安全感的约翰逊，两人大吵了一架，罗伊最终当面骂他是个“土皇帝”。接下来三年间相互赌气的两人始终没有说过话。现在约翰逊将罗伊叫到了椭圆办公室。一见面两人都一口咬定三年前那场傻乎乎的纠纷全都是自己的责任，最后约翰逊只得把总统的架子端起来：“该死的，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地成为第一个当面接受第三十六任美国总统道歉的人吗？”

在约翰逊的人脉网络当中，罗伊是十分有用的一员，因为他早就成为了一名政治底蕴深厚的华盛顿律师，认识很多政界高层人物。不过新政团队当中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并不像他那样发达。由于常年坚持行动主义，这些人只能在政坛边缘栖身，甚至还被视为危险分子。现在约翰逊也向这批人伸出了双手。比方说他将一位阿瑟.“泰克斯”.哥德施密特（Arthur “Tex” Goldschmidt）请到了白宫做客。新政时期哥德施密特在内政部负责扶贫，当初约翰逊为得州丘陵地带接通电力也有他从中帮忙。眼下他正在联合国负责协调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国际援助事务。约翰逊当然还忘不了自己曾经的政坛偶像，1935-1937年的直属上级奥博利.威廉姆斯（Aubrey Williams），新政时期此人是国家青年总局的局长。不过约翰逊并没有请他也前来白宫，因为威廉姆斯的政治生命遭到了种族问题的戕害。当初他坚持要向全国青年总局的全部青年岗位支付与种族无关的平等工资，因此在参议院招致了很大的政治阻力。后来罗斯福总统原本打算任命他担任农村电气化总局局长，但却遭到了参议院的否决。从那以后威廉姆斯就公开与黑人联系在了一起，拒绝用伪装或者虚伪来粉饰自己的立场。再然后种族隔离主义者发动的抵制摧毁了他在阿拉巴马州经营的《南方农民报》，致使威廉姆斯陷入了半退休状态，只会偶尔捐一两笔钱作为被捕黑人抗议者的保释金肯尼迪遇刺前不久，路易斯安那州警方突击搜查了南方大会教育基金会当地办事处并且查抄了办事处的文件，以此为依据声称威廉姆斯以及其他几位经营该办事处的种族融合主义者——包括弗雷德.夏特沃斯与迈尔斯.霍顿——是美共的爪牙。即便身为总统，约翰逊依然无力保护自己的老上级免于指控。不过他依然公开表示，得知威廉姆斯的身体每况愈下让他感到非常难过。而且他还经常提醒人们别忘了当年全国青年总局的口号：“全体行动起来！”

马丁.路德.金与奥博利.威廉姆斯仅仅是点头之交而已。约翰逊总统眼看着威廉姆斯陷入困境而爱莫能助，金则遭受了威廉姆斯的连累。路易斯安那州抄捡事件之后，金随即向司法部长提出抗议，认为这起非法之举是“针对民权团体一以贯之的威胁与骚扰”。接下来路易斯安那州非美行为委员会随即抛出了整整一卡车遭到查抄的记录。像往常一样，这次反民权阵营依然没能找到任何关于莫斯科特务或者美共余孽的痕迹。但是民权阵营内部传出来的闲话已经在金的支持者当中撒下了异议的种子。有人从这批记录当中窃取了几封信送给纽约的克莱伦斯.琼斯，信件内容令琼斯大为光火，立即建议金“与奥博利.威廉姆斯切断一切联系，如果确有联系的话。”写信与收信的白人自由派在信文当中抱怨金这个人好摆架子，优柔寡断，而且总是迟到。（威廉姆斯本人在一封1960年的信件当中写道，“金的心机太重了。”这句话是在批评他不愿为了支持早期静坐运动而与协进会决裂。）

琼斯会抱有这样的立场并不令人意外。他自己就曾亲口向金承认，“我这人性格的一大缺点就是不够博爱，也不太情愿原谅别人。”金本人的立场则与琼斯正好相反。眼看着威廉姆斯遭到抹黑与厌恶，他实在忍不住站出来说两句话。适逢有一位大学生到他家来采访他，金趁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一项很有趣的事实：当初他们在高地人学校抓拍民权领导人照片的时候，我在照片上正好坐在奥博利.威廉姆斯身边，他唯一的罪过就是身为来自阿拉巴马州的白人竟敢声称黑人应当得到公平对待。”他这里说的是1957年高地人学校建校二十五周年庆祝时候的事情，当时他在学校露面的照片被反民权阵营贴到了高速公路旁的广告牌上，搭配的说明词是“金视察共匪训练营”。罗斯.巴奈特州长与乔治.华莱士州长在国会听证会上将这张照片的放大版当成了核心展品，借此主张民权法案是外国颠覆势力的手笔。

“是啊，是啊，他们只会这么说，”金告诉这位学生。“奥博利就是这种人……这套说辞用来对付他已经有好几回了。”在金看来，关于高地人学校的负面宣传充斥着感情用事的因素，因此在回应负面宣传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掉进坑里：“我在那里除了发表了一次演讲之外什么都没干过，但是我一旦主张我从未在那里‘受训’过，听上去就好像我在无意中承认了那座学校确实有问题。”田纳西州政府之所以摧毁了高地人学校，是因为这一机构“让黑人与白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走到了一起……安排他们同吃同住，”这一点自然加剧了种族隔离主义者们歇斯底里的恐慌。高地人“就像南方的许多白人自由派一样都被贴上了共产主义者的标签……南方大会教育基金会也遇到了同样的困境。”

12月初，金第一次见到了约翰逊总统。令他大感意外的是，约翰逊在会面期间丝毫没提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与此反差鲜明的是，6月份肯尼迪在白宫约见金的时候一心只关注这个问题——这一点令金大感宽慰，尤其是因为白宫门前正有好些人高举着纳粹万字纹标志放声叫嚣：“打倒马丁.路德.黑皮！”“我们也要见总统！”就像其他人一样，金也觉得新任总统往好处说热情健谈，往坏处说则有些话痨。四十三分钟的见面时间里约翰逊几乎没住过嘴，滔滔不绝地阐述了自己打算怎样在圣诞节到来之前将民权法案从国会规则委员会里面拽出来。总统的谈话风格直冲直撞而又平易近人。谈话期间炼钢工人工会主席戴维.麦克唐纳打来电话，约翰逊接过电话寒暄了几句之后就冷不丁地说道：“巧了，金博士现在就在我跟前站着呢，我们刚刚谈到这个问题。”然后就不由分说地将话筒塞到了金的手里。会面之后金向记者称赞约翰逊总统是平等权利的捍卫者，但是政府其他部门依然传来了警告声。有一份没多少人注意的报纸报道声称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很快将必须决定是否曝光黑人领袖的“赤色纽带……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黑人选民注册运动与苏联特工关系密切。”倘若司法部长当真这么做，必将导致严重后果——用金的话来说就是“那也太吓人了”。

正当约翰逊忙着接管总统权限的时候，金也在自己的圈子里忙得一脑门子官司。由于员工轮替，领导大会筹款办公室的工作陷入了混乱，欠款通知单堆积如山，致使金不得不再次取消了好几张信用卡。他手下的律师们此时正在与若干位很不般配的合作伙伴进行着拉锯战式的谈判——比方说他们正在与四方四正、官僚作风浓厚的协进会法律辩护基金合作，他们的谈判对手则是冲动急切的纽约自由职业律师，曾在1962年为弗雷德.夏特沃斯辩护过的威廉.孔斯特勒。双方的谈判议题包括日常事务的控制权归属，费用结算，以及大量积压未决的民权案件的对外宣传口径。福音歌星马哈利亚.杰克逊不久前与金共同出席某活动之后接受了一次牙齿护理。领导大会声称这位牙医的服务是免费奉送的，牙医本人却催着他们交钱。除此之外，怀亚特.沃克刚刚提交了辞呈。自从1960年起他就是金的大管家，小到预约牙医，大到行政策略，各种事务都由他来安排。他的辞职理由有两个，首先他没能在伯明翰运动胜利之后获得加薪，其次他很反感金整天纵容詹姆斯.贝弗尔想一出是一出的作风。金手头有两位替代沃克的人选，不过这两人的性格却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极端，实在令他难以取舍。一个是性情无常的组织天才、在华盛顿大游行之后成为公众人物的贝亚德.拉斯廷，另一位是沉静内敛的教会管理人员安德鲁.扬。

扬本人此时也正因为此前一年的动荡而焦头烂额。他在给金的信中写道：“自从夏天以来我一直在竭力挣扎，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万幸了。”之前的几个月对于扬来说十分堵心，因为他一直游走于南方各地的抗议现场，时而鼓动抗议气氛，时而阻止抗议步调，使其维持不温不火的状态。“正当我们试图解放别人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因为生长在种族隔离环境当中、缺乏必要的背景而受到束缚，”他这样总结道。“我们所遭遇到的一切情绪问题，包括倦怠、方向偏差的热情以及冲动不安，全都要归因于我们是南方黑人。想要克服这些令我们彼此疏离的弊病需要时间……”领导大会的识字教师赛普提玛.克拉克提出的批评尤其让扬感到心头沉重。老太太斥责金手下执行层的布道人们一味追求戏剧效果与掌声，却忽视了基层人员的辛劳与付出。此外她还警告称民权阵营内部存在着“仇恨的焖火”，那些克服恐惧投身监狱的年轻活动家尤其受到这一隐患的荼毒。

对于金来说，各种上述日常事务层层叠加的压力与大型示威相比也毫不逊色。顶着心急如焚的出版商施加的沉重压力，金费尽心思想要对伯明翰运动进行一次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诠释。一开始他将伯明翰运动描述成为了一场集中力量针对局部环境展开的攻击，但是在夏季这场运动的范围大幅扩张，成为了感染全国的乐观主义潮流，接下来这股乐观主义又接连遭受了教堂爆炸案与肯尼迪遇刺这两记重拳，最终崩碎了一地。用斯坦利.利维森的话来说，“本书的写作过程一直处于悲惨死亡阴影的笼罩之下。”?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内容表明，尽管他情愿不再与金见面，但是“我必须将已经开头的这本书运作完成。”利维森是深受金信任的联系人，负责协调金的文学经纪人乔安.戴维斯、为金出书的新美国图书馆出版社以及受雇修改手稿的编辑人员之间的关系。尽管不得与金直接接触的禁令让他难以自由行动，但他还是竭力协调了各种修改意见“从而体现变革的方向”。1964年初他这样告诉乔安.戴维斯：“这样改过之后更加符合马丁的本意，也更符合他的用语习惯。”

伯明翰运动一言难尽的意义几乎每天都在迫使金面对南方各地示威的呼唤——也包括伯明翰在内——致使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他的困境被提升到了国家乃至国际高度。 约翰逊总统告诉他，眼下任何新近爆发的街头示威都会危及民权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的历史机遇，但是切身经验却告诉他要趁热打铁，尤其是因为投入民权阵营的新来者的数量每天都在稳步增加。12月15日，金参加了《纽约时报》口中“肯尼迪总统遇刺以来南方第一场大型示威活动”。在亚特兰大警方的严密护卫之下，金在市中心公园向四千多名顶着冰冷细雨赶到现场的人们发表了演讲。他形容种族隔离在他出身的城市是一项“刺目的现实”，并且警告称旷日持久的谈判已经让市政当局失去了信心。“我们感到我们就是美国的良心，是这个国家饱受折磨的灵魂……让我们团结向前，牢记奴隶先辈的教诲：‘一起走吧，孩子们，别嫌累。’”

这场大型抗议又在亚特兰大引发了后续的一连串长期小型抗议，不过金全都没有参加。非学委主席约翰.刘易斯试图在亚特兰大某餐厅用餐，不顾店方拒绝反复提出要求，最终被捕入狱。这是他自从1960年以来第二十七次进监狱。他这次入狱还有一项意外收获：餐厅里有两位白人女性食客第一次见到黑人因为试图在种族隔离餐厅用餐而被捕，处于一时义愤也站起身来向警察声称自己是黑人，并且一起遭到了逮捕。在冬季期间，亚特兰大市的种族隔离餐厅门口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身穿长袍的三K党以及愤怒的食客们与种族融合纠察线相互对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勒布精品烤肉店，店主本人都亲自上阵，抡起双拳试图将种族融合抗议者们打跑。金对待这些抗议活动的态度始终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借此维持着与抗议双方的密切联系。严格来说，他确实遵守了自己曾经做出的决不在家门口参与或者加入示威的承诺。许多学生示威者眼看着自己的长期斗争没能吸引公众注意，都对金的决定感到很失望。不过金同时又参加了监狱门前举行的街头守夜仪式，以此声援学生们的勇气，并且向一贯倾向于妥协的亚特兰大黑人领导层——包括金老爹在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美国广播电视台记者保罗.古德刚刚完成工作调动从墨西哥城正式搬到亚特兰大就赶上了戏剧性的一幕：金老爹来到某个弥撒大会现场想要登坛布道，却被会众们轰了下去。）

从椭圆办公室到伯明翰图书修订再到自己的员工队伍与家人，金的目力所及之处无不充斥着裂痕与不确定性。他召集了二十位顾问来到北卡罗来纳州一出由教会所有的度假地，打算商定一下1964年的斗争目标。用金的话来说，“这是一场决定我们该往何处去的讨论”。金要求顾问们在会上提交一份报告，研究一下强迫斯坦利.利维森退出民权运动的政府禁令有没有可能在政府换届之后遭到终结。这次碰头会原定于1964年1月6日召开，但是后来又推迟了两周，因为金接到了克莱伦斯.琼斯的通知：拖了三年的苏利文诉《纽约时报》案有了最新进展，金、琼斯以及大部分预定参会人员都必须1月6号当天来到华盛顿，在最高法院进行口头辩论。

在密西西比州牛津市联邦政府办公楼，约翰.多尔手下的公诉人们呈交了针对去年6月涉嫌在威诺那市监狱里殴打民权运动参与者的五名密西西比州警察的起诉书。在证人席上，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向陪审团解释了涉案的实物证据，例如最年幼的受害人朱恩.约翰逊身穿血衣的照片。两名黑人囚犯——其中一人是通过法庭命令从帕奇曼监狱提出来的——告诉陪审团，他们曾在警方胁迫之下用大头棍殴打过被害人，直接威胁他们的人正是威诺那警察局局长。事后他们两个各自得到了一品脱玉米威士忌作为犒赏。赛普提玛.克拉克与非学委资深顾问艾拉.贝克每天都会来到法院旁听案件审理情况，观察自己曾经的学生们以及教学助理安奈尔.庞德在证人席上表现如何。庞德在证词中表示自己至今尚未“彻底克服”被告带给她的恐惧。辩方律师则主张她的证词都是“共党培训学校”——也就是公民课程的发源地高地人学校——教出来的谎言。案件审理期间，克拉克给高地人学校负责人迈尔斯.霍顿写信通报了庭审情况：“他们没提到你的名字，但是作为民权赞助方的学校被提到了很多次。我前排有个人说：‘我就知道这是俄国人在捣鬼。’”

不出所料的是，联邦陪审团仅仅讨论了一个小时就判处全部五名被告人无罪释放——其中包括一名蒙哥马利县警长，一名高速公路巡警，威诺那警察局长以及另外两名警察。有几位旁听人员自我安慰道，司法部这次非同寻常的努力或许能为当地警方敲响警钟，让他们今后作恶的时候不至于这么肆无忌惮。联组委的密西西比州负责人艾伦.亨利则担心为控方作证的两位犯人回到监狱之后遭到打击报复。（为了多少为这二人提供一点保护，亨利聘请了几位布道人经常前去探监。）在法院里，克拉克与贝克这两位民权阵营当中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宽慰受害人们不要沉湎于厌恶当中。劳伦斯.古耶特苦涩地向克拉克抱怨道，折磨他的凶徒凭借谎言与粗鄙的种族侮辱打赢了官司。克拉克则劝解道：“你们的心胸可以比起这种事情更加宽广。”就像克拉克一样，艾拉.贝克同样将强权的压迫贬低成为了孩子气的愚行：“看开些，不要与傻瓜置气，不要让这种事阻止你前进。”

古耶特回到了联组委新近派遣他驻扎的哈蒂斯堡，向当地民权领导人们呈交了他的自由日计划。这一计划的原型是去年10月在塞尔玛举行的活动。在他看来，只要当地的选民注册员瑟昂.莱德继续成功地抵御着司法部针对他的马拉松式诉讼，密西西比州全境的黑人就不可能得到投票权。莱德的蔑视法庭罪诉讼已经将上诉书提到了最高法院，与此同时当地民权运动则因为逮捕入狱的威胁遭到了瘫痪。鉴于这样的局面，古耶特提出举行一场足够激烈的一日示威，促使联邦政府强迫莱德执行法令，让胆怯的黑人们能够“看到他去蹲监狱”。为了支援早已被监狱折磨得苦不堪言的资深运动参与者们，古耶特计划招募一批各界名人以及来自北方的教士志愿者——以白人为主。（他的教会联系人表示，“我认为大约能来二十五名布道人，尽管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加入纠察线——也就是进监狱。”）

审视这项计划的责任主要落在了自耕农弗农.达默尔头上。投票权运动不仅让他遭到了教会的驱逐，还让他失去了好友克莱德.肯纳德。“你有足够的力量完成这项计划吗？”达默尔质问古耶特。“你知道我们这边的白人都能干出什么事来吗？”得到达默尔的首肯之后，招募工作静悄悄地开展了起来。与此同时人们的注意力则投向了是否应当在当年夏天的密西西比州全境发动大规模民权运动的辩论。在12月中旬的联组委会议上，这项早在11月遭到否定的计划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一开始该计划主张要发动十万大学生涌入密西西比，然后这个数字一再遭到削减，最终只剩下了一百人。“你知道你会害死多少人吗？”威利.皮科克在投票的时候喊道。鉴于鲍勃.摩西此时身在纽约而非会场，一大部分参会代表都不情愿针对这个问题最终表态。他们的做法招致了激烈的批判：这些参会代表平时总喜欢以思想独立自诩，可是事实证明他们只会给领袖听差。支持夏季项目的古耶特表示：“我并不是在攻击摩西，我之所以生气是因为居然没人想要到挑战他的看法。”另一位发言人则在私下里表示担心：“鲍勃.摩西简直成为了神话人物——一直以来我们对待他的态度就好像上帝正在借他的嘴说话一样。”

摩西试图减轻或逃避身为领导的重担，结果却只是增强了自己的道德权威。圣诞节过后在亚特兰大举行的非学委会议重新启动了关于密西西比州夏季项目的辩论，在此期间摩西很不情愿针对这一话题发表意见，因为他觉得这个话题太容易分裂民权阵营，与之相伴的责任又太沉重，以至于他无论表示支持还是反对都不合适。非学委文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对于富有人格魅力的领导人抱有保留态度，不情愿将领导人的重要性摆在民主制度本身之前，摩西的顾虑正是反映了这一点。相比之下，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其他民权领袖一直在积极地培养发号施令的技巧。这两种思路可谓格格不入。就像金的领导大会一样，非学委的资深参与者们也经常私下争论冷战时期特有的“赤色诱饵”问题——从原则上来说，将所谓的颠覆分子纳入民权阵营带来的收益是否能够超过与这些人交往而受到的污损呢？*他们担心万一哪天这些颠覆罪嫌疑人捅出大篓子来，很可能会连累非学委遭到摧毁。但是非学委对于等级制度的偏见与摩西强烈的反省精神结合在一起，强调了辩论当中出于个人的净化品质。大约五十位非学委领导人聚集在亚特兰大，他们不仅讨论抽象务虚的话题，还纷纷坦诚了组织当中这样那样的“上级主义”。针对非学委目前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附近遇到的麻烦，参会人员纷纷给出了自己的诊断。有些人认为在奥尔巴尼当地“解放人们的思想”这一运动目标过于模糊，为非学委笼罩了一层“失败的意象”，也有些人认为弥撒大会的局限性是问题症结所在，还有些人认为项目主管查尔斯.谢罗德聘用白人员工的数量太多了。

*【?1963年12月非学委在亚特兰大开会，摩西在会上表示：“我们必须务实。”他指出非学委早已接受了多项与选民注册资助金挂钩的政治限制。】

谈到民权运动内部种族关系紧张的尴尬问题，发言者们纷纷起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些人认为民权运动尚且还不知道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白人工作人员，也有些人认为白人员工更需要监督，因为民权运动的参与者以黑人为主，加入其中的少数白人难免会经受一番心理波动。（“非学委当中有些白人员工是黑人民族主义最坚定的倡导者，”一名白人工作人员如是说道。“诚然，这是心理建设的必要步骤之一……但是非学委的白人员工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全部成为黑人。”）“由阿尔.洛温斯坦一力推动的”密西西比州夏季项目提案需要参会者们拍板。无论将其视为生长痛亦或是警告信号，对于白人参与民权运动的担忧都浸透了这项若隐若现的决策。摩西在亚特兰大会议上表示，这项提案假如得到通过，也就意味着“数千名学生将会涌入密西西比州，迫使当地政府和联邦政府在选举年摊牌。”这些学生将会几乎全部都是从未经历过实务磨练的白人新手，迎接他们的则是南方各州当中民权斗争环境最恶劣的一个。民权活动家们哪怕仅仅只是在密西西比州的公共场合举一下标语牌，都会被不由分说地扔进帕奇曼监狱并且被手铐吊在门框上。如此骇人的前景让所有参会者都感到心力交瘁，因此会议像往常那样一致通过了马里恩·巴里提出的含糊决议，即非学委“有意”在1964年的密西西比州“实现”普选，具体手段是 “发动尽可能多的人手”。至于等到1月下旬古耶特的自由日运动结束之后，他们将会在哈蒂斯堡举行一场题为“最后摊牌”的辩论。夏季项目的行动细节要到那时候才会最终商定。

12月23日星期一清晨，白宫工作人员从国务室的吊灯上取下了大片的黑色绉纱，全国各地为了悼念肯尼迪总统而降下的半旗也重新升了起来，长达一个月的官方悼念活动就此结束。 与此同时，七名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聚集了在国内安全处主管弗雷德.鲍姆加德纳（Fred Baumgardner）的办公室里开了整整一天的会，会议主题是“如何消解金作为实际黑人领袖的地位”。罗伯特.尼科尔斯（Robert Nichols）是从亚特兰大飞来华盛顿开会的两名探员之一，在会上他表达了对于新近窃听行动的疑虑。常规的窃听线路从电话公司延伸到联邦调查局亚特兰大办公室，针对金的窃听却需要尼科尔斯成立一个虚假的工程公司作为掩护。他为这家皮包公司起了正式的名字，还在市中心新建的桃树塔地区租赁了办公场所与办公陈设。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自然是为了避免有人将窃听行为与联邦调查局联系起来，但是这套折腾早已引起了亚特兰大探员们的流言蜚语，他们都认定胡佛局长当前这番操作肯定没有得到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法定授权。

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威廉.苏利文向亚特兰大的探员们保证，总部手里掌握着每一次安装窃听器的签字命令书。这些文件彻底架空了罗伯特.肯尼迪，使其根本无法监督或限制联邦调查局对于金的追击。另一方面，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已经恢复了与白宫之间的传统直接联系渠道，因此可以随心所欲地地向新一届政府透露秘密监视的成果。这一点令亚特兰大的调查局探员感到十分兴奋。（会后苏利文给胡佛的办公室发了一份备忘录：“两位外勤人员为了自己有机会成为政府的座上客而表示感谢……并且都对这一案件充满热情……”）不过他们更希望本次会议能告诉他们针对金的调查的最终目标是逮捕定罪，因为外勤人员要想获得尊敬就必须拿下几起刑事案件。尼科尔斯探员尤其觉得自己进入调查局以来没干过别的，一直陷在冷战忠诚度审查当中无法自拔。亚特兰大的调查局探员全都不想成为反金小组的成员，因为加入这支队伍就意味着久坐不动的案头工作与等待——破译截获的谈话，竭力试图弄清另一个世界当中的人际关系动态，然后还要撰写报告。就连等级最低的外勤人员——也就是虚开支票小组的人员——都拒绝被调拨到国安处室，因为他们至少还能出门追捕嫌疑犯而不是呆在室内当文秘。

12月23日总部会议的议程包括了若干个雄性气息浓厚的选项，例如从民权阵营内部招募线人或者“在金的办公室里安插漂亮的女性卧底”。调查局以往招募线人的标准做法是广撒大网，同时考察多名潜在人选，但是苏利文局长提前禁止了这种做法。事实上他严格禁止一切面试线人的做法，更不许外勤探员主动登门向金与他的身边人“炫耀徽章”，以免让外界意识到联邦调查局对于金感兴趣。他在行动总结当中前后五次反复重申了行动的第一要求，即必须避免“让调查局蒙羞”。从实操层面上来说，这些保密要求意味着联邦调查局只能通过监听等技术手段收集信息，收集到的信息也只能在暗地里使用。不过电话窃听也能为调查局带来特有的战术优势：通过提前在电话里截取金的出行计划，联邦调查局的窃听人员可以在金入住预定的酒店房间之前就在房间里安放窃听器。根据会议制定的计划，电话窃听只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的第二步是在金置身的私密空间里放置能够获取一切声音的窃听装置，借此窥探金与身边人在放下一切戒备之后的言行。这样的监听与其说是为了收集证据，倒不如说是为了刺探绯闻。监听信息并不适合作为呈堂证供，但却是人身攻击的绝佳弹药。“我们最大的兴趣在于以某种方式揭发他的真面目，从而毁掉他的声誉。”会议举行之前的议事安排如此宣称。

会议的结果令尼科尔斯特工以及他手下十五名窃听员十分失望，因为总部基本上把他们限制在了速记员的岗位上——冗长乏味的蹲守，时而穿插着几句争论，论题无非是如何在耳机里面将某一个低沉的声音与另一个低沉的声音区分开来。为了苦中作乐，他们养成了对金的世界评头论足的兴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设身处地地将金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 短短两个月的窃听之后，许多窃听人员都理所当然地认定了金是本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演说家。关于怀亚特.沃克的离去，金的身边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窃听人员也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了两派。一些人赞同金的反复主张，即金钱是罪恶的根源，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金钱本身并没有罪，“爱钱之心”才会导致腐败，这是沃克为加薪要求提出的理论依据。

然而在更深的层次上，窃听小组依然认同总部的看法：金是一个具有根本缺陷的人，正是这一缺陷使他成为了一名最难捉摸且最危险的共党盟友——这一缺陷就是他不相信美国正面临着共产主义颠覆的迫切威胁。作为一名外勤探员，罗伯特.尼科尔斯并不会假装理解调查局当中专门研究共产主义的高级专家、副局长苏利文在智识层面上对于共产主义的批驳，但是长期耳濡目染还是让他具备了最基本的相关常识。为了迎合上意，他专门指出马丁.路德.金有一次在闲聊时“非常认同黑格尔”的辩证法。他知道德国哲学史上的这一原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前身。调查局很清楚，金违逆了美国总统的明确个人命令，依然与斯坦利.利维森相互勾结。在12月的联邦调查局会议上，这句关于黑格尔的评论成为了理解此等骇人行径的现成解释。此外窃听站的标准理念就是金正在为美国的种族关系火上浇油。亚特兰大分部的有限作用就是为总部在最有料的两大方面——也就是金钱与性——提供情报弹药。鲍姆加德纳引用了一位阿拉巴马州议员的怀疑：“所谓的民权组织……很可能只是成熟的勒索集团的幌子。” 基于这一前提，会议决定争取美国国税局的合作，以调查金和他的财务支持者是否存在逃税避税或者反常奢侈的问题。至于性爱方面，窃听结果显示金喜欢在巡回演讲的空闲时间里沾花惹草，总部的目标是继续跟进，深入挖掘。苏利文在12月会议结束时自信而又坚决地表示：“我们将在不至于连累调查局的适当时刻揭露金的真面目：他是一个不道德的机会主义者，他的为人口是心非，一心只想利用种族问题为个人谋取私利。”

像其他成功的联邦调查局高官一样，苏利文准确地解读了胡佛的情绪。不到一个星期之后，《时代》杂志将金评选成为了年度人物，他的照片也登上了杂志封面。这期杂志的社论高度评价了金在伯明翰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声称他已经成为了“无可辩驳的黑人代言人——以及白人良心深处的谴责之声。”*与此同时，胡佛也针锋相对地在联邦调查局总部传达了自己的反应：“他们这次的年度人物还真是从垃圾堆最深处挖出来的。”针对金的敌意在联邦调查局的政策层面几乎不受约束，只要不至于“让调查局难堪”就行。金成为《时代》年度人物之后没过几天，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给调查局总部送来了一封包含多重暗杀威胁的恐吓信，信件的行文十分粗陋：“我们要做掉马丁.路德.金、威尔肯森（即罗伊.威尔金森）和迈尔.艾伦（时任亚特兰大市长）。我们都不会放过。在华盛顿我们还要杀两个人，要杀鲍勃.肯尼迪和两个黑鬼，然后约翰逊要是胆敢推动种族融合我们也要宰了他。我们发誓不会失败也不会死。我们失败不行。”按照标准做法，联邦调查局针对约翰逊总统可能面临的危险发出了全面警告，并且通知了信中提到的其他几位目标人物，唯独金是个例外。自从肯尼迪遇刺之后，胡佛说话办事的底气比之前更加充足了。他暂停了联邦调查局的官方礼节，丝毫不顾及金的安危，并且宣称金没资格接受预警。根据胡佛的指示，联邦调查局亚特兰大分局仅仅通知了当地警察。但是接下来罗伊.威尔金斯要求调查局提供一份恐吓信的副本，希望将其添加进自己的个人档案里，这一来情况就复杂了。如果“威尔肯森”看到金的名字在威胁信当中还排在他的前面，难免会在交谈当中向金提起，这样一来金就会意识到自己遭受了联邦调查局的信息封锁，而封锁的根源则在于胡佛随手发出的谕令。为了避免这种风险，胡佛办公室命令纽约人员“巧妙地拒绝”威尔金斯的要求，并且提出了几条煞有介事的借口来安慰他。

*【按照《时代》的主张，在1963年之后，“黑人再也不会继续安守原本的社会地位或者社会角色了。”】

约翰逊总统对联邦调查局的反金特别会议一无所知。他离开了华盛顿，在德克萨斯农场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一大帮联邦工作人员将这栋1890年兴建的乡间别墅以及周边建筑改造成了总统行宫，配备了用来安全通信的密码设备，保障空中安全的碟形雷达，还为整天惦记着刺客行凶的特勤局配备了探照灯。约翰逊其实很喜欢各种小装置，但他更偏向实用性更强的器物。他的心爱物品包括一个超强喷射力淋浴头，一套能够将厚厚的牛排切成得克萨斯州形状的特制刀具，一辆水陆两栖吉普车——他尤其喜欢用这辆车拉着不知情的乘客“一不小心”开进湖里——他的林肯巡回式敞篷车上还安装着一具特制的汽车喇叭，喇叭的声音能够刺激附近牛群的交配本能。每当总统口中的“城里人”宾客被远近四周的公牛们纷纷提枪硬上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时，总统总会笑眯眯地在一旁看笑话。

这座农场历来是约翰逊的自家地盘，不过这块地盘还从来没有像这些天来那样完全被外来人占据。依照家庭惯例，约翰逊本应与二十多位亲戚共进圣诞晚餐，但是这个圣诞节他却不得不推迟了家庭聚餐的时间，亲自带领五十多名记者在自家宅邸参观了一番。《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张总统骑马的照片——马的名字叫做B夫人。另一张照片上，总统正站在干草垛顶端发表露天演讲。假日期间，西德总理路德维希.埃哈德来到农场造访约翰逊总统，两人举行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元首级户外烧烤招待会。足足坐满五辆灰狗巴士的记者围在聚餐现场周边进行报道，著名钢琴家范.克莱本也来到现场弹琴助兴。埃哈德走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与大多数内阁成员也来到了农场。约翰逊向客人们分发了纪念品烟灰缸，还用待客专用的大碗端出了精心摆放的香烟。

约翰逊总统承受的压力往往会在私下里流露出来。每当约翰逊夫人看到总统拿着一支烟，她就会以醒目的动作同样拿起一支烟，从而默默无言地与总统对峙——根据她的经验，与其口头劝诫总统不要吸烟，倒不如以身作则地威胁总统，如果他恢复了吸烟习惯，那么她也要有样学样地将烟卷拾起来。通过行为劝诫总统戒烟不仅效果更好，也更不容易惹总统生气。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批评也有可能一连几个星期都让约翰逊觉得不痛快。比如他注意到《黑玉》杂志错误地声称他拒绝和马丁.路德.金合影，于是他首先拿出了相关照片以证明《黑玉》所言不实，然后又恳求城市联盟的惠特尼.杨让《黑玉》“别再继续糟践我们，说什么我们讨厌黑鬼”。圣诞节当天他与罗伊.威尔金斯通电话的时候又愤愤不平地把这件事提了起来：“他们还要我怎么样？我跟他们挨个合影都合过一圈了！”情绪激动的总统说到这里甚至有些喘不上气来，吓得威尔金斯反复插话：“您多保重身体啊。”

新任总统还在劳心费力地试图赢得肯尼迪总统亲信们的认可。之前他竭力拉拢了肯尼迪的文胆西奥多.索伦森——他在背地里向朋友抱怨道：“这件事把我的自尊基本消耗光了。”——这次他又要求索伦森到自家农场过圣诞，于是一脸茫然的索伦森就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子来到了农场。过去的一年里他不仅失去了一位总统，还与妻子陷入了分居状态。在新任总统家里他始终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但是约翰逊咄咄逼人的套近乎攻势还是让他有些吃不消。总统满口恭维话，为他戴上牛仔帽，滔滔不绝地讲述牛仔冒险，殷勤得简直有些过分，完全没注意到客人脸上的表情。此情此景就连约翰逊家里的女佣都看得直皱眉。

令人难受的不安情绪一直延续到了在乡村客房里举行的马拉松式扶贫工作核心人员会议的会场上。这栋有着绿色外墙的客房坐落在一片牧场上，白脸的赫里福德牛在门前悠然吃草。 索伦森与比尔.莫耶斯以及经济学家沃尔特.海勒等人一起参会，集思广益地分析了约翰逊即将发动的扶贫立法攻势。按照总统的设想，这场攻势既要声势夺人，又要切实可行。财政背景的人们希望总统搞一个“实验性”的扶贫项目，换句话说既要高调又不要多花钱。政策背景的人们希望这项计划能够涵盖在卫生、教育与职业培训等领域相互竞争、自以为最专业的多家官僚机构。会桌上堆满了纸杯与揉成一团的草稿纸，各种提案纷纷摆在约翰逊面前要他点评。有一项提案认为应当在华盛顿联合车站建立一个试验性的“一站式”扶贫中心，方便扶贫专家与贫困人口打成一片。贺拉斯.巴斯比（Horace Busby）是跟着约翰逊进入白宫的原班人马之一，他的座位在会场靠墙的位置上。听到这个车站扶贫中心的建议，他忍不住站起来大声质问道：穷人怎么会到车站去找工作？就算他们真去了，又要把车停在哪里呢？这句话一出口约翰逊总统立刻狠狠剜了巴斯比一眼，然后把他叫到外面训了一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他们都是肯尼迪的人吗？”唯恐白宫内部离心离德的恐惧压倒了约翰逊对于德克萨斯州的骄傲。他担心自己原本的班底作风土里土气，会赶走那些留守在白宫的藤校毕业生，而他还需要后者来为自己的政府营造一层思维缜密谋定而动的形象。

不过约翰逊的为人极度敏感且情绪波动极大。散会之后没过多久他就参加了得州大学校友们专门为巴斯比举办的接待会，原因之一自然是为了让巴斯比面子上有光。二战期间巴斯比是校报《得州人日报》的主编，现在又成了总统的特别助理，因此在校友当中堪称名人。接待会的举办地点是大学校园之外一处专供教职员工休息放松的场所，名叫四十英亩俱乐部，乘坐直升机从约翰逊家牧场出发很快就到。就像得州大学本身一样，这家俱乐部在过去三年里也因为坚持种族隔离与法庭命令僵持不下，在政界人脉发达的俱乐部管理层始终死守着最后一道防线不肯认命。尽管此时得州大学已经招收了二百多名黑人学生，但是各种各样的校规与禁令依然致使这些学生们无法参加校运动队或者在校剧院担任主角。教职员工的长期抵制也未能打破四十英亩俱乐部的严格隔离。当年还是副总统的时候，约翰逊曾主持过若干场晚宴为参与抵制的教授们打气，但是这些调停行为的效果都不能与他在新年夜赴宴时做出的姿态相提并论：他选择自己的秘书格莉.惠廷顿（Gerri Whittington）担任了自己出席巴斯比招待会的陪同女宾。接待会现场的教职员工一边或郑重或诙谐地向新任总统致意，另一边又假装没看见挽着总统的胳膊一起走进来的黑人姑娘。并没有哪个不长眼的人胆敢公然告诉约翰逊，惠廷顿小姐是历史上第一位进入这家俱乐部的黑人。这次晚宴之后没过多久，俱乐部管理层就接受了种族融合餐桌的预订：“美国总统在新年夜为我们实现了种族融合。”其他大学也纷纷松动了相关的校规校纪，似乎只要将黑人放进俱乐部玻璃窗的另一边就算彻底解决了种族问题。

以利亚.穆罕默德在新年夜采取了行动。身在凤凰城的他逐个通知了约瑟夫队长以及其他几位高阶教士。此前马尔科姆.X之所以要编出一套关于先知的作风问题的神秘“寓言”，就是为了试探一下能否争取这些人支持自己反对穆罕默德。所有这些人都警告穆罕默德当心马尔科姆即将发动的叛乱，但是穆罕默德却没给他们留下两面三刀骑墙观望的一丁点余地。他毫不留情地斥骂马尔科姆的寓言无非是一堆“烂货”。马尔科姆曾经主张要在魔鬼的宣传散播开来之际捍卫伊斯兰国度，这一主张同样遭到了穆罕默德的讥讽：“你们觉得我倒是有多傻，才会听任他跟别人这样编排我？”再没什么好说的了，马尔科姆就是个叛徒。“很久以前我就已经看透他了，”穆罕默德说道，“不过当时我还真没想到他能搞得这么可笑。”他宣誓要解除马尔科姆的一切职务。“我要剥夺他的一切，”他这样告诉波士顿的路易斯.X阿訇。他警告各位阿訇们不要被马尔科姆的名气迷住双眼，跟他一起走上叛变道路，因为“马尔科姆在大学里进行的那么多场演讲并没能带来一名皈依信徒，在哈莱姆区之外他劝人入教的成绩也很可怜。”归根结底，皈依信徒才是伊斯兰国度的基石，无条件服从才是伊斯兰国度的核心信条。穆罕默德要求各位阿訇们仔细权衡一下这场较量的对阵双方，“想一想你更情愿跟谁站在同一边”，究竟是“安拉与祂的信使”，还是“那个家伙”，也就是马尔科姆。

各位阿訇全都宣誓忠于穆罕默德，并且恳请信使大人不要听信谗言。路易.X告诉穆罕默德，华盛顿的朗尼.X阿訇——也就是那位数学博士——因为马尔科姆的爆料而感到“心如刀绞……完全拿不定主意”。他还自告奋勇地向信使大人提出愿意接管马尔科姆的纽约教区。穆罕默德则表示要等到马尔科姆“彻底被解决”之后再考虑教区的归属问题。与此同时各位阿訇们要放话出去：信使大人将会“毫不留情”地收拾一切胆敢与马尔科姆站在一起的人们，“无论是做工人还是阿訇，只要沾染了一丁点毒药都要立刻解职。”穆罕默德还警告巴尔的摩的以赛亚.X阿訇，“我决不允许这样一号人在我面前捣乱，败坏整整二百万人的人心。”

穆罕默德整整等了两天，让自己的警告充分回荡开来，然后才打电话与马尔科姆.X当面对质：“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拿起这毒药到处播撒，还告诉他们这是毒药……如果你敬爱安拉，那也理应敬爱身为安拉信使的我。”马尔科姆先是半心半意地为自己辩解了一阵，然后又承认自从去年2月在芝加哥露面以来，自己已经丧失了一大部分工作动力。当时华莱士.穆罕默德向他确证了自己的父亲有非婚生子女的谣言。穆罕默德训斥道：“你当初在芝加哥与华莱士发现火苗的时候就应该扑灭，而不是到处去胡乱放火。”接下来马尔科姆与自己在伊斯兰国度上层经济腐败问题上的两位主要敌人——约翰.阿里秘书长与雷蒙德.谢里夫（Raymond Sharrieff）总队长——进行了电话会议，联邦调查局的窃听人员也不请自来地旁听了会议。在会上马尔科姆乞求安拉能够原谅自己。

另一方面，穆罕默德也在极力控制早已传播开来的马尔科姆讲话的影响力。他的一位助理向他汇报说他的妻子克拉拉因为他给一名女秘书买了一套孕妇装而感到十分难过，穆罕默德则声称这一行为“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他通过中间人与另外两名秘书伊芙琳与露希尔进行了步步惊心的谈判，后者“已经有了”，这将是她为信使大人生下的第三个孩子。露希尔早就因为伊斯兰国度仅仅为她的每个孩子提供每月一百美元的生活费而感到愤愤不平，这次她坚持要求拿到八千美元搬家费而不是伊斯兰国度提出的五千美元，因为她打算一路搬到夏威夷去，彻底避开本土的各种危险。穆罕默德下令赶紧给钱了事，“就算她们打算搬去斐济岛也无所谓。”与此同时，他又告诉约瑟夫队长彻底控制住纽约第七号圣殿，决不能继续允许马尔科姆自行选择客座阿訇。穆罕默德还让自己的助理告诉华莱士.穆罕默德，马尔科姆指责他才是这一切背后煽风点火的元凶——“务必要让我儿子知道这一点”——接下来他又传唤这两人在1月6号来凤凰城接受质询：“我和马尔科姆还没了事呢。”

这次听证会显然是为了坑害两位被传唤人而召开的。华莱士.穆罕默德表示他的假释官不让他离开芝加哥，借此躲过了这一关。马尔科姆独自来到了凤凰城。穆罕默德将他的停职期限从九十天延长到了无限期，是否终止停职期取决于马尔科姆的信仰是否坚定。马尔科姆对此没有发出一句反对。作为第一项测试，穆罕默德命令马尔科姆亲自收回他所说过的一切。于是马尔科姆紧急要求华盛顿的朗尼.X与巴尔的摩的以赛亚.X两位部长在华盛顿与他碰头，因为他的航班要在华盛顿转机。在机场，马尔科姆告诉两位同事，他说了好些关于尊贵的以利亚的谎话，现在正在忏悔当中。他说话的时候踱来踱去，看起来焦虑得几乎有些语无伦次。在赶飞机之前，马尔科姆向两位同事保证说肯定会尽快告诉他们自己怎么会犯这种错误，但是那之后他就消失了，朗尼.X再也没见过他。

回到纽约之后，马尔科姆.X用录音机口述记录了一份事无巨细的供状，详细描述了自己此前针对伊斯兰国度芝加哥地区领导层提出的指控，指控内容生活作风与财务两方面的腐败、宗教信仰不真诚以及外行领导内行——他声称有好几位占据伊斯兰国度高层领导位置的穆罕默德家族成员就连五功六信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然后他将这份磁带邮寄给了穆罕默德，以此证明自己忠心未变，按照指示将所有麻烦都呈交到了信使大人面前。不出所料的是，这盘磁带记录的语气语调以及谈话内容都让穆罕默德大惊失色。磁带内容恰似一把双刃剑，一面是坦白认错，另一面则是兴师问罪。尽管马尔科姆的语气十分谦卑，但却掩藏不住威胁的意味。一开始穆罕默德向一位助手袒露了自己的焦躁不安，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要拿着这个伊斯兰国度的变色龙怎么办：“有时候他说话真好听，还有些时候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接下来马尔科姆很快又寄来了一盘磁带与一封信，他在信中声称好几位阿訇正在讥讽他，希望借此夺走他的职位，而他将会尽一切力量阻止这些人的所作所为。穆罕默德认为这些接二连三的通信表明马尔科姆已经走投无路了：“下坠的人不管碰到什么东西都会拼命抓住。”

1月14日，马尔科姆躲进了一家机场酒店的客房里，与一位杂志撰稿人亚历克斯.黑利（Alex Haley）独处了七个小时。这两个人的搭配可以说十分出奇。黑利的父亲是一位不苟言笑的大学教授。1939年，迷糊懒散的黑利挂掉了大学里的法语考试，令父亲非常失望，于是老黑利将儿子送进了美国海岸警卫队。孤身在海上漂泊的年轻黑利很快就发展了一项很有油水的副业：为肚里墨水不如他多的白人战友们代写书信，每一封信都根据发信人的个人特点量身定制，尤其是寄给岸上女友们的火热情书。二十年后，凭借海岸警卫队退休金的支持，黑利把他的文学爱好变成了第二职业，成为了美国为数不多的黑人自由撰稿人之一。1960年，《读者文摘》雇他他写了一篇诋毁以利亚.穆罕默德的文章。三年后，受雇于《花花公子》的黑利又采访了马尔科姆.X。从那次见面之后，黑利与马尔科姆的合作逐渐密切起来，最终他成为了马尔科姆自传的写手。

黑利知道马尔科姆不信任录音机，于是就耐心地坐在了打字机前，而马尔科姆则尽力将自己的思想传达给他。身背罪名的穆斯林派系领头人与温文尔雅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某种基于共同兴趣的工作关系：两人都很热爱莎士比亚戏剧。尽管马尔科姆逐渐向黑利披露了自己的生活，但他在私下里依然保持着对于穆罕默德的严格敬意，换句话说黑利根本不知道马尔科姆与芝加哥方面的爆炸性分裂。马尔科姆对于这件事守口如瓶，仅仅借用名人名言暗示了一两句，黑利将这句话草草记在了记事本上：“堵住某人的嘴并不能使其认同你的观点——约翰.莫莱。”

机场会面结束后，马尔科姆带着怀孕的妻子贝蒂与三个女儿飞往了迈阿密。这是夫妻二人结婚六年来的第一次家庭旅行。联邦调查局迈阿密分局接到了一条奇怪的线人报告，声称有一位举止张扬的年轻人在机场迎接了马尔科姆一家人并且将这家人护送到了酒店。此人名叫小凯瑟斯.马塞勒斯.克莱，是一名职业拳击手，圈内人称“路易斯维尔的嘴唇”。眼下他正在备战2月份的一场比赛，对手是重量级冠军桑尼.利斯顿。联邦调查局的分析人士早已通过窃听充分掌握了伊斯兰国度内部的政治生态，只有极少数几位伊斯兰国度领导人才比他们知道的更多，因此他们一开始并不太相信马尔科姆会和这样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走到一起，所以也就并没有将这条情报在第一时间上报给总部。五天后的1月21日，迈阿密分局又收到了另一条线报声称凯瑟斯.克莱将会与马尔科姆一起飞往纽约并且参加七号圣殿在洛克兰宫举行的晚宴会。马尔科姆没有在晚宴现场露面，以示自己依然遵守着穆罕默德的放逐命令，但是克莱却大大方方地面向四千多位会众道了一声“平安与你们同在”，晚宴结束后又与马尔科姆一起飞回了迈阿密。联邦调查局迈阿密分局与纽约分局都通过无线电报将这条令人费解的消息发送到了总部。

1964年的第一周，教皇保罗六世来到耶路撒冷展开了为期三天的朝圣之旅，吸引了全世界新闻媒体的关注——他不仅成为了第一位乘飞机上天的教皇，还成为了自从公元一世纪使徒彼得离开巴勒斯坦前往罗马以来第一位踏足圣地的教皇。座机在约旦安曼落地后，走出机舱的教皇说了一句“平安与你们同在”，他的车队随即向埃米尔阿不都拉桥驶去，一路上遭到了围观群众的团团包围。来到桥上之后，保罗六世默默地伫立了片刻，俯瞰着脚下的约旦河。年轻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则亲自驾驶一架直升机大桥上空盘旋以保平安。穿过大马士革城门，教皇走进了耶路撒冷老城区。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狂热的崇拜者，以至于几名负责安保的约旦警察都被推倒在了地上，教皇的随从们一度还满心恐惧地以为自己会被活活挤死。

1月5日，教皇在拿撒勒举行了一场历史性的弥撒，大量各国政要参加了这场弥撒并且私下觐见了教皇，其中就包括来自美国的和平部队主管萨金特.施莱弗，他为教皇送来了一封约翰逊总统的亲笔贺信。尽管满心敬畏，但是施莱弗依然鼓起勇气请求教皇为他的木质受难十字架赐福。不久前肯尼迪总统遗体接受公众瞻仰时，这具十字架就摆放在棺材的一角。保罗六世则邀请施莱弗陪他回到耶路撒冷，那天晚上他要去迎接东正教牧首君士坦丁堡的阿特那哥拉斯。两位宗教领袖在橄榄山上会谈了二十九分钟——上次天主教教皇与东正教牧首计划对面相谈还是在1431年，时任教皇与牧首分别是尤金四世与约瑟夫二世，不过那次会面终究没能真正进行——保罗六世与阿特那哥拉斯承诺要结束自从1054年以来教皇与牧首相互开除教籍的状态，正是从这一年之后，基督教世界才分裂成为了东方与西方。

与施莱弗一起在会面现场充当人肉背景的还有一位东正教大主教纽约的雅科沃斯，他是牧首在西半球的代理人，过去几年他一直代表东正教教会试图与天主教会达成秘密和解，就像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在梵蒂冈所做的工作一样。到了1965年，雅科沃斯与赫歇尔这两位高阶神职人员将会陪同马丁.路德.金一起在塞尔玛无视死亡威胁进行游行。但就目前而言，大多数世俗观察家们还在费尽心思地试图弄清教皇与牧首之间的古老宗教分歧究竟是怎么回事。毕竟，这两位宗教领袖总共代表了五亿白人基督徒，他们两人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然非同小可。

觐见过教皇之后，施莱弗继续以信使的身份环游世界，向尼泊尔国王以及其他世几位统治者递送了总统的信件。，在最宏大的层面上传播着普世精神。另一边，教皇则面向圣地的穆斯林听众引用了使徒彼得的话——彼得说这句话则是引用了诗篇的作者大卫国王：“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须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圣经文辞的背后是沸腾不息的宗教政治。虽然教皇在全程出访期间始终小心回避了“以色列”一词，与以色列领导人见面时也从未作出承认这个犹太国家的表态，但是访问本身依然激起了强烈的反以情绪。在2月份的一次非公开会议上，代表中东基督教少数群体的主教与罗马的神学至上主义者协力发难，从梵蒂冈会议的秋季议程当中删除了长期以来得到提议的与犹太人以及犹太教进行友好休战的声明。

1月6日，保罗六世教皇返回了罗马，马尔科姆.X在凤凰城接受了会审，而马丁.路德.金则来到美国最高法院，坐在了为他预留的座位上，为的是参加苏利文诽谤案的口头质证。法庭里人头济济，一眼看去全都是法律界的名人，光是前任司法部长就来了三位。所有人都意识到了本案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庭审刚开始就有一位大法官警告称本案意味着“自从共和国成立初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宪法危机。阿瑟.戈德伯格大法官不动声色地让人将自己的《迈向自由》——也就是金为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撰写的回忆录——送到了金的座位上，书里夹着一张字条，恳请金为这本书签名。

在指定的开庭日，最高法院根本没有涉及到与金的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案情。大法官们将上诉书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涉及四位黑人布道人，另一部分则涉及《纽约时报》。这一天他们花费了额外的时间来争论《纽约时报》的上诉是否合理。根据阿拉巴马州法院的裁决，《纽约时报》在1960年为金筹措辩护费而刊登的广告犯下了诽谤罪。至于针对金的四位同工——拉尔夫.阿博纳西、约瑟夫.洛厄里、S.S.西伊以及弗雷德.夏特沃斯——的诽谤判决则要等到明天再做讨论。这一耽搁尽管让金有些泄气，但也让他有时间得以在当天下午与全体辩护律师打了个照面，会面地点是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任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的华盛顿办公室。瓦赫特尔聘请他负责口头质证。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金的余生当中，瓦赫特尔都会被金身边小圈子里的黑人成员称作斯坦利.利维森的“双胞胎”。他们戏称，在金的所有白人顾问当中就只有这一对纽约来的犹太裔律师可以相互替换——根据更加戏谑的说法，甚至就连这二位的妻子们有时都分不清谁才是自家老公。瓦赫特尔在1962年才第一次见到金，成为金的亲信的时间也相对较短。他是一位很有实力的企业律师，长期以来一直渴望着重新拾起三十年代求学期间的激进理想主义激情。他与克莱伦斯.琼斯一起起草了苏利文案件的上诉简报，还为金的非暴力项目设计了一条名为甘地协会的避税渠道。瓦赫特尔的性格与冷静缜密的利维森恰好相反，平时为人大大咧咧，说话办事咋咋呼呼。自从利维森不情不愿地与金拉开距离之后，瓦赫特尔就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他留下的空白。尽管他的文笔赶不上利维森，与金之间也没有长年养成的情感纽带，但他也有自己的长处：他是一名身经百战的执业律师，虽不敢说手眼通天，但是在上层社会也算如鱼得水。当他向金介绍罗杰斯这位声名显赫的法律顾问时，直接将后者称作“比尔”。

在律师团队面前，瓦赫特尔说话十分不客气。他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了《纽约时报》首席法律顾问赫伯特.韦克斯勒（Herbert Wechsler）当天的表现。诚然，当年韦克斯勒曾经在法学院当过他的老师，还曾经给过他全班最低的分数，但是瓦赫特尔一脸坏笑地表示这一次他绝没有公报私仇的意思。瓦赫特尔坚称他的前任老师在大法官们面前的陈述只能用懦弱没种来形容。为了将《纽约时报》与更富争议的黑人被告们隔离开来，韦克斯勒将涉案的广告描述成为了对于新闻自由的理论检验，完全回避了种族主义者打击报复民权阵营的因素。而且即便如此，他依然不敢坚定主张新闻媒体有权依照第一修正案攻击公职人员，而是为大法官们提供了好几条不必诉诸第一修正案也能颠覆原判决的途径——比方说他们可以在公职人员免于诽谤的权利与积极政治辩论受到保护的权利之间进行一场“平衡测试”。此外韦克斯勒还认为，《纽约时报》早已按照阿拉巴马州长的要求发表了收回广告言论的道歉书，因此蒙哥马利市政专员苏利文依照同一则广告提起的诽谤诉讼不应当再次将《纽约时报》牵扯进来。瓦赫特尔认为这样的辩护论点一看就让人觉得当事人底气不足。

这时威廉.罗杰斯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觉得韦克斯勒当天的表现非但称不上胆小懦弱，而且简直是有勇无谋。在罗杰斯看来，九位大法官当中只有乌戈.布莱克与威廉.奥道格拉斯有可能仅仅基于第一修正案而逆转原本的判决，其他七位大法官都会希望为那些声称遭受诽谤的公众人物至少保留些许法律追索权。罗杰斯希望韦克斯勒的辩护词能够更贴近中间立场，这样做不仅更有利于赢得决定性的摇摆选票，而且也能让罗杰斯觉得更舒服。听到这番话，马丁.路德.金站起来打断了辩论。他告诉罗杰斯，“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也是个公众人物，我也不希望别人能够在出版物上随意编排我却依然得到法律保护。”这句话让在场的律师们全都大吃一惊。他们原以为金的立场会更加倾向于教条主义，因此并没能在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他在多大程度上与媒体诽谤的目标人物们感同身受。威胁和诽谤对于金来说可谓家常便饭，因此他至少在原则上很尊重他的死对头们要求法律为他们撑腰做主的诉求。他很难想象一个攻守易形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假如他与同事们当真能够凭借法院裁决针对任何胆敢宣称民权运动威胁到了美国生活方式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施加严厉惩罚，那么对方的心情肯定会像自己现在一样难受。

当天在大法官面前，韦克斯勒用了一个在正式法律当中很少使用的词来描述案情：“太神奇了。”根据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裁决，即便是最细微的细节出入也足以让一条公共声明沦为谎言，比如《纽约时报》广告中关于金在1960年被捕次数的错误陈述。凭借这一点不算把柄的把柄，阿拉巴马州的法律首先允许陪审团将从未被这则广告提及姓名的所谓当事人视作受害者——例如蒙哥马利警务专员苏利文，他声称这则广告对于种族隔离的一般性批评对他本人造成了损害——接下来又允许陪审团随心所欲地确定赔偿金额——根据陪审团裁决，苏利文将会得到五十万美元的赔偿金，这是阿拉巴马历史上赔偿金额最大的诽谤罪判决，相当于法定赔偿金额上限的一千倍。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最主要的解释自然就是种族因素。但是威廉.罗杰斯并不比赫伯特.韦克斯勒更打算迫使最高法院认定阿拉巴马州的法官和陪审团为了维护种族隔离而颠覆了司法正义，因为这一概念破坏了整个法律制度现有的工作推定。罗杰斯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小心应付。他向金的律师们提出建议，认为他们目前为四名黑人教士设计的辩护词当中种族因素太过浓重。别忘了本案归根结底是个司法问题。不过他并没有提到自己身为著名共和党人所承受的来自各方各面的政治压力。他在参议院里有好几位朋友都很不乐意见到他接手这个案子，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让共和党陷入派系政治的泥潭。

第二天律师们遵从了罗杰斯的策略。尽管他们一肚子牢骚，但还是心甘情愿地将四位黑人被告的命运与《纽约时报》捆绑在了一起。不管怎么说，要是苏利文与阿拉巴马州的其他原告们当初仅仅起诉了四位黑人被告，或者将他们与另一家地位远远赶不上《纽约时报》的小报社一起送上法庭，那么四位黑人被告恐怕早就完蛋了。黑人被告们通过惨痛的亲身经历意识到了这条道理，罗杰斯与其他几位律师们则是通过观察舆情领会到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苏利文案件的一审结果在阿拉巴马州已经执行了一大部分——夏特沃斯的汽车被没收了，阿博纳西家的祖传地产也遭到了强制拍卖——但是公众舆论却丝毫不关心这些细枝末节，各路新闻报道都在担心《纽约时报》正面临着怎样的历史性大危机。这一冷一热之间的对比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韦克斯勒放弃了昨天瞻前顾后的辩护策略，直截了当地在各位大法官面前声称苏利文案件的一审裁决“一旦推而广之，对于任何一家报社而言都相当于死刑。”而且这个推而广之的过程已经开始了。目前南方各地法院诽谤诉讼的赔偿金额诉求总额已经达到了三亿美元，苏利文案件的涉案广告还牵扯到了另外四起诽谤诉讼。美国的新闻体制正面临着巨大无比的危机。因此威廉.罗杰斯决定不在四名黑人布道人是否有罪的问题上多做纠缠，收缩力量为《纽约时报》进行辩护，这才是本案胜败的关键。

在罗杰斯律师事务所进行了漫长的战略会议之后，金于1月6日晚上回到白宫附近的威拉德酒店。在他入住之前，联邦调查局的“音响师”们早就拿着袖珍电钻与电线在酒店管理层的配合之下将窃听器装进了房间的墙壁里。隔壁房间里的监控技术人员用一台大录音机记录下了所有接收到的声音。这台录音机到目前为止已经录满了四卷磁带，内容全都是两名女性之间的闲谈，然后金就推门走了进来。窃听记录当中的金一进门就撕掉了在最高法院披了一整天的端庄外衣，显露出了纵酒取乐的另一面。这天晚上窃听员们总共录制了十一卷磁带，时长共计十四个小时，内容都是些玩闹戏谑的话语，以及拿着胆小的黑人牧师与死板的白人老板开涮的笑话，再接下来则是一片男欢女爱之声，伴随着个人特色鲜明的辞藻。在最高潮时，窃听人员能听到金那独特的嗓音压倒了房间里其他人的声音，话语中充满了不管不顾的脉动：“我这一炮是为了上帝打的！”“今晚老子可不是黑人啦！”诸如此类的狂叫声平息过后不久，一位公事公办的服务员敲了敲门，表示动身的时候到了。*

*【本文作者并未亲耳听到过威拉德酒店的窃听内容。上述引用内容以及下文第十七章提到的同类内容都来自针对三名联邦调查局官员的采访。这三人的职级与观点各不相同，但是都亲耳听过窃听内容。这些通过隔墙有耳的手段获取到的信息残片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敲诈者眼中的金。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凭借着创造历史的劲头大肆利用这些信息，撰写了一大堆旨在毁掉他的汇报与口头简报。金的婚外情历来让他的仰慕者们感到极其痛苦，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承认有这回事。这样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联邦调查局肆无忌惮的恶意抹黑所导致的。】

第二天清晨，针对金的第一次绝密窃听监控的内容让联邦调查局总部指挥层陷入了一片欢腾当中。好几位探员与官员证实了这就是金的声音——之后还有好几波人反复确证了这一点——然后情报部门就剪辑了一盘“重点内容”磁带交给了胡佛，并且附上了一份长达十八页的书面汇总。胡佛得意地叫嚣道：“这个毛绒脑袋这回终于要完蛋了！”诚然，胡佛在华盛顿各大酒店客房里不止安装了一具窃听器，这些年来也积攒了不止一份社会各界人士抽插交媾的录音材料，几乎每一份此类材料都意味着能让当事人身败名裂的丑闻。胡佛这个间谍头子能够如数家珍地说清每一份黑材料的来龙去脉，这些材料让他感到自己掌控着局面，甚至几乎能让他感到安心。但是金的录音又是另一回事。除了婚外性行为的赤裸证据之外，最让联邦调查局局长着迷的因素在于这些录音呈现了某种他从未接触过的文化，这种文化既热情又亵渎，充斥着戏剧性的宣泄，用洪亮的嗓音震撼着他的窃听器听筒。“金是一位‘大种马’，怀有强迫性的、道德败坏的性冲动。”胡佛在备忘录中这样写道。当天晚上他就将详细指示发给了亚特兰大的窃听中心。（“你部门应当做到每日或者尽量每日提交监控内容……”）第二天，也就是1月8号，苏利文副局长记录下了他的工作决心：“将其（金）从神坛上拽下来，彻底消除其影响力。”与此同时，他手下的一队技术专家们联系上了美国国税局，因为他们觉得“金最近的所得税退税情况很可能揭露有用的信息，有助于调查局摧毁他的声誉或者消解他的办事能力。”

1月7号，金又在最高法院的法庭里旁听了一天。威廉.罗杰斯当庭辩称四位黑人上诉人在本案当中只是被无辜卷入的旁观者，他们的名字是在自己不知情或者不认可的情况下被添加进了涉案广告所开列的支持者名单。只有让刽子手兼职充当法官的法庭才会根据如此站不住脚的证据认定他们是诽谤广告的作者。罗杰斯辩称：“这则审判结果无非是个实力有限的先头兵。假如最高法院允许它成立，那么大部队必将紧跟其后杀将过来。”他的协理律师塞缪尔.皮尔斯（Samuel Pierce）则从种族角度出发恳请大法官们否决这一判决，因为种族隔离法庭里的全白人陪审团未能让四位黑人教士获得公平受审的机会。当天中午，上诉人的朋友们在华盛顿大饭店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告别午餐会。金感谢各位律师与支持团体在过去四年里的辛勤工作，他们刚刚接手这起案件的时候还是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静坐抗议运动依然处于萌芽阶段。金告诉罗杰斯，当初自己做梦也不敢想象艾森豪威尔的司法部长居然能在最高法院为自己辩护。

接下来苏利文案件进入了闭门讨论阶段。在长达九周的时间里，九位大法官反复争论这份里程碑式的判决书究竟应当如何撰写，以至于整整起草了九份草稿。威廉.布伦南大法官不仅要拿出一份有利于《纽约时报》与黑人被告们的意见书——从而阻止人们明目张胆地利用州立诽谤法律来捍卫种族隔离——同时还要避免激化派系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抓住赫伯特.韦克斯勒的一段口头辩护加以引申，将苏利文案的一审判决置换到了二百年前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历史环境下。1798年，联邦党人控制下的美国国会颁布了《惩治煽动叛乱法案》，旨在将政敌当成刑事罪犯来加以打击。布伦南在意见书中写道：“尽管《惩治煽动叛乱法案》从未在本法庭得到过检验，但是针对该法律正当性的抨击却在历史的法庭上赢得了胜利。”通过如此富有戏剧性的类比，布伦南将历史拉出来充当缓冲，免去了过于显著的种族考量。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美国的民主理念当中存在着若干道互不相交的深谷，这些理论深谷之间又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通过与历史进行类比，布伦南巧妙地强调了这一冲突的存在。他引用了杰斐逊总统当年赦免所有《惩治煽动叛乱法案》定罪人员时采用过的公开理由：“过去与现在我都认为这项法律毫无效力，因为这项法律如此绝对而又如此浅显，简直就好像国会要求我们跪下来崇拜一尊黄金偶像。”

通过布伦南大法官深思熟虑的措辞，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让州立诽谤法首次经受宪法的检验。大法官们认为，第一修正案对于政治辩论的保护意味着公共人物在提起诽谤指控时必须按照全新且更高的举证标准。原告不仅要证明涉案言论内容不实以及个人名誉受到损害，还要证明发布涉案言论的被告人“‘确有恶意’——既明知自己的言论不属实或者毫不关心自己的言论是否属实。”这一决定不仅颠覆了阿拉巴马州法院的裁决，还堵死了日后发动类似起诉的路子，因为就算是苏利文本人也从未生成过四位不慎卷入本案的民权领袖或者《纽约时报》广告部的员工们亲自炮制了广告当中的不实内容。最高法院裁决对于本案当事人带来的实际影响几乎完全被“确有恶意”测试的深远意义比了下去，这部分裁决内容开辟了宪法的全新领域，对于美国境内每一家新闻机构、每一位公职人员以及每一名公共人物来说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布伦南法官将本案裁决包装成了杰斐逊时代遗留下来的未完成事务，从而让公众的关注点永久性地远离了本案的根源，也就是沆瀣一气的种族压迫。“四位个人上述人的案情无需太多讨论，”他在判决书中这样写道。就这样，阿博纳西等人在苏利文案件当中的戏份就永远被《纽约时报》的遗产遮蔽住了。*多年以后，布伦南法官的传记作家只能揣测，蒙哥马利警务专员之所以要因为一份纯良无害的《纽约时报》广告而发起诉讼，“显然是因为他这人脸皮太薄。”

*【大法官们针对苏利文案件的象征性清洗预示并且极有可能促成了少数族裔口头论辩内容在官方记录当中的彻底缺失。1968年之前，为了保存史料，最高法院誊写了一大批官方录音记录，但是第四十号案件——也就是阿博纳西等人诉苏利文案件——并不在此列。到了八十年代，最高法院图书馆干脆销毁了相关的录音带，因此黑人原告们在1964年1月7日的当庭发言内容也就再不可能为人所知了。】

正当大法官们劳心费力地想要将种族激情掩埋在宪政讨论之下时，联邦调查局高层正在辩论是否应当将金的维拉德酒店性爱录音呈交给司法部长。苏利文副局长认为打草惊蛇乃是下策：罗伯特.肯尼迪是个很冲动的人，假如他们当真将录音交给他，他很可能会因为此等不检点行径将金“狠狠申斥一顿”，以至于金从今往后将会更加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狐狸尾巴。 苏利文在写给胡佛的报告当中指出，无论罗伯特是否动怒，金的反应都很可能剥夺联邦调查局“通过现有手段进一步获取此类信息”的机会。一想到窃听器的安装可能将会徒劳无功，胡佛就下定了主意。“不行，”他这样批复了苏利文的汇报。“不必将录音交给司法部长。”不管怎么说，自从去年11月22日以来胡佛就已经不把司法部长当回事了。他转而利用维拉德酒店的材料重建了自己曾经习以为常的与白宫之间的直接联系。1月14日，也就是金的三十五岁生日前一天，胡佛安排约翰逊总统以及总统的幕僚长沃尔特.金肯斯（Walter Jenkins）私下看了一眼维拉德酒店录音的整理文稿。为了这项任务，胡佛精心挑选了德克.迪洛克作为觐见总统的使节。此人当年曾经是联邦调查局驻国会联系员，与约翰逊以及金肯斯都是老相识。迪洛克带来的材料为总统与幕僚长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调查局总部。

可是迪洛克还没来得及将此次任务的汇报交上去，约翰逊总统就给联邦调查局来了一记当头闷棍。调查局原以为总统肯定会从此疏远乃至切断与金之间的政治联系，但是从联邦调查局的角度来看，总统接下来的行为只能用莫名其妙来形容，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是在犯浑。约翰逊的选择完全背离了调查局的希望。白宫助理告诉记者们，1月18号星期六，总统将会亲自接见金、威尔金斯、法默与惠特尼.扬一行四人。金与其他民权领袖即将迎来一连串惊喜，这份请柬只是开了个头而已。见面之后，约翰逊并没有敦促金一行人接受即将迎来投票表决的民权法案的弱化版修正案，反而向他们保证说自己下定决心要让现有法案“一个逗号都不改”地获得通过。眼下的统计结果显示民权法案支持者的数量很不容乐观，很多人都担心法案脱离规则委员会的时间还会进一步延迟。但是约翰逊却满不在乎地预言道，早在国会因为林肯诞辰而休会之前，民权法案肯定能够脱离规则委员会并且获得通过。民权领袖们都没想到约翰逊推动民权法案的热情居然比他们还高，而且约翰逊此时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民权法案以外的其他领域。1月8日，他在国情咨文中宣称要“对贫困开战”，现在他则要求各位民权领袖鼎力相助。总统希望他们不要局限于种族问题专家的角色，而是要作为关心社会整体福祉的公民来与他合作。约翰逊授权四位客人公开宣讲自己的上述言论，不过金等人在面对白宫门口的记者时还是采取了庄重而又含糊的政治家专用话术，声称他们与总统“就我国目前普遍关切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长时间讨论。”

1月20日，金来到北卡罗莱纳州艾什维尔附近的黑山度假村，将十几位顾问召集到身边，让他们帮自己拿个主意：应当怎样看待约翰逊总统目前的激进策略呢？所谓的扶贫战争是一支不可轻忽的历史力量吗，又或者不过是肯尼迪遇刺导致的情感错位营造出来的海市蜃楼呢？民权阵营现在就开始为了终结种族隔离法律以外的议题而进行谋划是否稳妥呢？关于经济压迫与经济赔偿的议题是不是政治陷阱呢？此时金的伯明翰运动回忆录已经进入了出版前的最后赶工阶段，而约翰逊的愿景对书稿的最终内容起到了切实的影响。在目前的书稿当中金回忆了一件1959年自己访问印度时的轶事，那时他曾问过尼赫鲁总理，印度新近提出的就业与疆域国家项目为什么要向贱民种姓倾斜——这样做算不算歧视呢？尼赫鲁回答道：“或许确实算吧，但我们要用这种方式来赎罪，因为过去千百年来我们已经向这些人施加了太多的伤害。”在书稿结尾，金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希望美国能够在国家层面上矫正奴隶制与种族隔离几百年来累积的沉疴。可是现在这项看上起很刺激的理念却被约翰逊的扶贫路线打了个措手不及。如果要将种族问题与贫困问题分开来讲，也就等于放弃了一整套强有力的历史论据，这些论据原本可以让广大美国人意识到无数女佣、短工与半文盲农户过的是怎样难以为继的生活。但是如果将种族问题与贫困问题捆在一起讲，难免有人会质疑民权阵营为什么只关心黑人贫民却忽视了白人贫民。倾听了各位顾问之间的激烈辩论之后，金决定在贫困问题上采取脚跨两边的立场。一方面他不会放弃黑人在历史上始终承担着经济重负的论点，并且以二战老兵福利法案为原型提出了若干项帮扶黑人群体的主张；另一方面他又修改了这些论点与主张的具体措辞，从而与约翰逊总统的外宣口径保持一致。因此原稿当中的《黑人权利法案》就变成了最终定稿当中的《弱势群体权利法案》

在辩论期间，哈利.瓦赫特尔一直在现场用录音机记录发言内容。这次的三天假期他过得十分充实。他与妻子打了垒球，在山里吃了野餐，还见到了五六位以前没打过交道的金的熟人，例如史学家文森特.哈丁与劳伦斯.雷迪克——后者曾陪同金出访印度，金与尼赫鲁会谈时他也在场，还有非暴力策略家、纳什维尔学生运动曾经的导师詹姆斯.劳森。但是在私下里，瓦赫特尔依然忧心忡忡地警告金，必须要假设政府密探已经渗透进入了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并以此为前提开展日常工作。他的录音机里录下了许多很容易就能拿来对付金与民权阵营的话语，例如贝亚德.拉斯廷就预言道，目前美国的经济正在经受着结构性崩坏，每周都有四万个蓝领工作岗位被自动化设备取代，因此政治动乱很快就会到来；金本人也声称目前经济生活当中的若干领域或许需要加以社会化，从而解救长期失业人口。一想到心怀敌意的政府当局能拿着这些言论做出怎样的文章，瓦赫特尔就感到不寒而栗。在他的一再劝说之下，金终于销毁了三天辩论留下的全部录音。

克莱伦斯.琼斯也来到了北卡罗莱纳州，带来了斯坦利.利维森对于金目前所处险境的坦诚评估。利维森表示自己在几年前就已经与阿尔伯特．布隆伯格以及其他主要美共成员切断了关系——琼斯在私下里告诉金，根据利维森的说法，美共成员们指责他过河拆桥，全然忘记了美共历来主张并且践行种族平等的理念。利维森认为自己的某位老对头正在向联邦调查局或者中央情报局提供关于自己的不实资料，但是他无法证明这一点。无论怎样有一点他很肯定：政府发动的忠诚度清洗的高压态势最近确实有所减轻，但这种情况肯定是暂时性的。因此他将继续保持自己与金之间的距离，由琼斯担当代理人，从而继续为民权阵营服务。讽刺的是，尽管利维森身上贴着共产主义者的标签，但是眼下他却忙着设计金的新书的促销计划。他通过自己在出版界的人脉争取到了更高的宣发预算，制定了主打精装硬皮书商业书店而不是“宗教性质”特种书店的经销策略，还希望《纽约时报书评》能为这本书美言几句。此外在整个冬天他都在纽约竭力雇佣更加高效的员工并且彻底整理了邮寄筹款地址清单。他告诉琼斯，自己的目标是依照企业管理的模式来运行领导大会筹款办公室。

金在黑山会议上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领导大会最基本的目标与存在意义是什么？”在经历了将近十年的停滞不前之后，非暴力运动终于借助伯明翰运动这个突破口淹没的抵抗的墙壁。现在金本人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成为了最高法院的焦点，以及白宫的座上客，他借机要求顾问们“对于1963年的非暴力直接行动进行评估。”他们究竟改变了哪些方面？还有哪些方面保持着原样？“我们是否应当在1964年继续发动大规模抗议？”又或者他们应当集中全力为了民权法案获得通过以及总统大选而进行游说？领导大会是否应当一直是南方布道人组成的共同体，又或者应当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会员组织呢？

*【金登上《时代》封面固然将J.埃德加.胡佛气的够呛，但是金本人的自尊也因此而颇受刺激。这期杂志的“年度人物”评论将金描述成为了一名毫无幽默感、不招人待见并且丝毫没有威信的领导人，“他的一切伟大之处都是外界强加在他身上的。”尤其让金感到痛苦的是，这篇文章还将他年轻时采用过的若干最糟糕的比喻挖了出来——比方说他曾经将种族隔离比作“不义与不道德之间的淫乱通奸……凭借渐进主义的凡士林并不能平息这两者的欲火。”根据联邦调查局的电话窃听记录，斯坦利.利维森将这篇限定条件一大堆的赞扬文章称作“典型的人身攻击”。不过金还是给《时代》杂志创始人亨利.鲁斯去了一封感谢信，信中并未提及自己的不满。】

和往常一样，关于替代方案的讨论虽然表面看来彬彬有礼，其实却反映了民权阵营的激烈内斗。那些支持一个全国性的会员组织的人准备升级这个被控制的对手。目前领导大会与与罗伊.威尔金斯的协进会之间的相互较劲受到了刻意的限制，而那些支持领导大会发展成为全国性会员组织的人们已经做好了与协进会展开竞争大战的准备。怀亚特.沃克想要集中力量在亚特兰大发动一场足以与伯明翰相媲美的示威，但是此时依然与妻子黛安.纳什一起在阿拉巴马州推进投票权运动的詹姆斯.贝弗尔却辩称沃克的专横态度只会致使学生示威者与金本人离心离德。除非摆脱掉他，否则领导大会将无法继续发展下去。此时沃克正打算在纽约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不过同时他也希望能自己能负责监督领导大会在北方的扩张，尤其是考虑到自己的继任者很可能是贝亚德.拉斯廷，他实在感到放心不下。纽约劳工领袖、金的密友之一克利夫兰.罗宾逊（Cleveland Robinson）直截了当地声称拉斯廷此人惯于自吹自擂玩弄权术，就算让他上街抓野狗都不够资格。而拉斯廷则坚持自己必须获得直接向金汇报工作的权限。此时拉斯廷本人也正在经历转型，他的声誉还从未像眼下这样强盛过。他刚刚关闭了华盛顿大游行办公室，还写了一篇得到广泛讨论的文章，认为民权运动今后的策略重点应当从抗议示威转向政治活动。金谨慎地提出愿意雇用他，前提是他不能让领导大会卷入1960年那样的“麻烦”——这一含蓄的说法指的是当年金的浸信会布道人同工们因为拉斯廷的性取向而集体排斥他的事件。拉斯廷则反过来要求金为他提供更有力的保护。他在黑山告诉金：“这种事我说了又不算，他们赶过你一次，就能再赶你第二次。”

在这一片内斗的泥潭当中，频频冒头的各种突发事件依然提醒着民权阵营的各位参与者，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无论金走到哪里，都会遇到若干完全领会了他的核心理念并且感到深恶痛绝的人们。1月22日，怀亚特.沃克在北卡罗来纳机场为金送行。他在机场打电话的时候无意中听到身边某位不知名女性声称她希望飞机上的炸弹能够让艾什维尔摆脱掉金这个祸害。机场当局起初认为这一威胁只是恶作剧而已，并且允许乘客们登机，不过终究还是在最后一刻召回了已经驶上跑道的飞机，疏散了全体旅客，并且将飞机搜查了一番。三个小时之后皮埃蒙特航空四十五号航班才升空飞向亚特兰大。四天之后，金来到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打算在马其顿浸信会教堂举行一场早间布道。有一位自称“亚当斯先生”的匿名人士打电话通知消防局，声称一颗炸弹将会在金布道期间将这座教堂夷为平地。当天下午金又在山景大道长老会教堂举行了布道，在此之前军方派遣一批防爆人员搜查了教堂。又过了三天，密尔沃基市警察局汇总道，共有四名呼叫人警告《密尔沃基期刊》以及其他当地新闻机构办公室，市政礼堂里已经布设了炸弹，等到金在礼堂举行集会时就会引爆。金一如既往地呼吁新闻界无视此类威胁，以免让参加集会的观众们感到恐慌，当地报纸也很配合地采取了低调淡化的手法，将这些威胁电话描述成为了不顾颜面的危言耸听。密尔沃基警方宽慰金说他们已经通知的联邦调查局的爆炸物专家。但是他们与金都没有意识到，在调查局看来刺探金的床笫之事才是眼下的正经公务，炸弹威胁无非是分散精力的横生枝节。当地探员在有线电报当中表示，金在密尔沃基下榻的施罗德酒店加强了安保措施，加派了陪同在金身边的保镖，这一点很可能暂时打消金对女人的胃口，致使提前安置的窃听器无法发挥作用。胡佛密切关注着监听人员之间的辩论，并且在书面指示当中预言称金无论如何都会做出下流之举。或许是因为不敢与局长大人作对，密尔沃基分局第二天提交的监听汇报带上了一丝请罪的口吻：“目标在昨晚并未采取值得注意的举动。”

倒真是有想象力，不过也还是有点恶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