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1962年4月27日星期五晚上，一群穆斯林信众聚集在了洛杉矶中南部的二十七号穆罕默德圣殿参加晚祷。这座清真寺位于卡尔弗城以东，瓦茨以西。大约有两百名以利亚.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坐在金属折椅上，男女信众分列左右——女性信众一律戴头巾，穿拖地长裙，头巾与长裙大都是白色的，男性信众则穿着深色西装与吊带西裤，扎着领结，脑袋一律剃得锃明瓦亮。在他们正对面的讲台上摆着一块黑板，上面用大号字母写明了伊斯兰国度的主旨问题：“末日之战当中谁能幸存？”这个问句的左边画着一座十字架，一面星条旗，以及一具私刑受害者遗体的剪影，下面写道：“基督教，奴隶制，苦难，死亡”。在这套严酷选项的另一边则是一套对比鲜明的选项：“伊斯兰教，自由，正义，平等”。才思敏捷的阿訇约翰.X.莫里斯（John X Morris）指出，尊贵的以利亚.穆罕默德早就回答了所有宗教的核心难题之一——无缘无故的苦难与仁慈的上帝如何能够共存。以利亚.穆罕默德认为，真主安拉之所以允许基督教国家将非洲人当成奴隶——“三百年来嚼骨吸髓”——为的是测试受害者们重建宗教尊严的意愿。

穆罕默德创建的伊斯兰国度要求追随者们对于黑人的复兴承担全部责任。他要求黑人对白人给予应有的尊重，因为就算白人的道德并不高尚，但至少他们的创业精神极其强烈。以利亚.穆罕默德在他创办的报纸《穆罕默德发言报》上斥责道：“你们全都在昏睡，白人却头脑清醒。无论如何白人都不是笨蛋。他建立了当今的世界。白人的知识和智慧已经将他们送进了太空。”当然，严格遵循伊斯兰国度的教诲必然会影响到日常生活。例如当天晚上发表讲话的助理阿訇阿瑟.X.科尔曼（Arthur X Coleman）就颇有些无奈地向会众们坦诚，他的妻子已经被他气得跑回了田纳西州的娘家，因为他按照穆斯林饮食规范扔掉了冰箱里所有的甜土豆和猪肉制品。虽然科尔曼从一开始就很不待见伊斯兰国度的某些教义——他曾经向自己的祖父宣称他很怀疑穆罕默德先生究竟有没有本事与真主直接对话——但他依然十分努力地投入了伊斯兰国度的生活方式。这套生活方式可谓博采众长，目的则是帮助参与者重塑个人身份。具体内容包括戴尔.卡耐基公开演讲课程，军事化集体健身，关于古代文明的阅读计划，上街兜售穆斯林报纸，以及在街头“捕捞”路人们对于黑人地位以及伊斯兰教的看法。

二十七号圣殿的成员大都是坚韧粗粝饱经世故之辈，几乎没人接受过任何高等教育。这其中有一位德洛丽斯.X.斯托克斯（Delores X Stokes），她在会众当中小有名气，不仅因为她毕生都是穆斯林，还因为她曾经与以利亚.穆罕默德亲自面谈过。二战期间她的父亲虽然已经过了征兵年龄，却依然自愿与以利亚一起进入联邦监狱抗议白人的战争。1945年，也就是德洛丽斯十岁那年，他又前往密歇根州建立了伊斯兰国度旗下的第一批农场，并且总会分出一部分收成来养活城里的伊斯兰国度贫困成员。德洛丽丝小时候患过严重的小儿佝偻病，至今依然体质虚弱，话语温和，举手投足小心翼翼。但她上学时就表现优异，后来又称为了一名意志坚强的教师，她的丈夫是伊斯兰国度当中第一批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员之一，名叫罗纳德.X.斯托克斯（Ronald X Stokes），来自波士顿。两人于1960年8月完婚，随后来到西部经营伊斯兰国度在洛杉矶的前哨站。夫妻二人白天都是当地政府的员工，空闲时间则大都贡献给了圣殿，罗纳德在这里担任秘书。这对年轻夫妇在这个穆斯林小群体当中很受敬重，因为一般的伊斯兰国度成员往往一门心思想要报复白人，这两口子却超脱了像这样的入门心态，周身上下散发着宁静灵性的气质。罗纳德.斯托克斯正在学习阿拉伯语，为的是以原始语言来欣赏古兰经。

这个周五的晚祷活动一直进行到了十点钟，然后财务主管威廉.罗杰斯开始向会众们收取捐款。罗杰斯是一位停车场服务员，不过他的抱负是成为一名会计师。这次他收取了五百美元左右的捐款，大都是零钞。按照规矩，女性成员的义务是在圣殿活动期间看管儿童，男性成员则需要先行出门将车开到圣殿门口，从而保护女性。有一位名叫马布尔.甄诺（Mabel Zeno）的女性成员，她的丈夫查尔斯带着三个上小学的孩子去开车，但是半天都没回来。她不知道她丈夫去给他们家的福特旅行车加油去了。她先是与德洛丽丝.斯托克斯闲聊了一会儿，然后就离开了女性成员等候区，来到圣殿正门，打量着门前百老汇的车水马龙。尽管大部分会众都各回各家了，门罗.X.琼斯（Monroe X Jones）却留下来卖衣服。他的本职工作是S＆M干洗店的送货司机，偶尔能搞到几件客户不要的衣物。圣殿是转卖掉这些衣服的理想场所，因为即使是最贫穷的穆斯林也不得不在公开场合穿着正装。那天晚上十一点左右，琼斯邀请另一位会众弗雷德.X.金格斯（Fred X Jingles）——此人的本职工作是在长滩擦鞋——检查一套下半身有个窟窿的旧西装。之前琼斯找过两位裁缝，其中一位认为可以给他打个补丁，收费好商量；另一位裁缝则表示可以将破处的线头重新接起来，但是这样精细修补的花费恐怕要比这件旧西装本身的价钱还多出几美元。

与此同时，有两名警察正在百老汇大街上由北向南驾车巡逻，一位名叫弗兰克.汤姆林森（Frank Tomlinson），另一位名叫斯坦利.肯斯科（Stanley Kensic）。两人看到路边停着一辆后备箱敞开的1954年别克特款，车后面站着两名黑人男性，似乎正在检查一件塑料礼服套袋。这是两位年轻巡警成为搭档的第一个晚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有特殊意义——肯斯科第二天即将迎娶新娘，而汤姆林森的第一年试用期即将结束，今晚是试用期的最后一班岗。两人的心情都很不错。警车原本已经开了过去，但是肯斯科临时起兴，向汤姆林森提议过去看看那两名黑人是不是在偷东西。于是汤姆林森掉头停车并且打开了警灯。两人走出警车向对方逼近，肯斯科率先开口质问对面的两个人是不是黑人穆斯林。 对面的人操着一口公事公办的简洁口吻答道：“是的，先生。”近期警方接到情报称洛杉矶出现了危险的邪教组织，对面两人的回答恰好印证了这条情报。两位警官搜遍了两名嫌疑人全身上下，并没有发现武器。他们又将别克车的车牌号与最近失窃的车辆号码进行了比较，也没有结果。按照程序，下一步应该是查询两位嫌疑人的姓名并且与现有的逮捕令进行对照。不过在此之前两位警官问了一句西装的来历。两名穆斯林刚刚开口解释打补丁与精细缝补的问题，肯斯科就决定将两名嫌疑人分隔开来各自审问。他打算押送一名嫌疑人走到别克车的车头，让汤姆林森与另一位嫌疑人留在车尾。关于他的具体措辞日后出现了相互冲突的说法，总之他要么命令金格斯“跟我来”，要么告诉自己的搭档“咱们得把这两个黑鬼分开”。

此时这场街头骚动已经吸引了不少围观人员。这其中有一位罗斯福.X.沃克（Roosevelt X Walker），本职是垃圾工人，在圣殿里专门负责护送落单女性会众回家。看到这番景象他赶紧跑回圣殿找到了克拉伦斯.X.金格斯（Clarence X Jingles）：“你的兄弟遇到麻烦了。”两人随即沿着百老汇大街赶了过来。肯斯科警官后来承认，他押送弗雷德.X.金格斯走向车头的时候对方并没有表现出攻击性，没有试图逃走或者反抗，但是也并不算配合。肯斯科警官觉得自己的权威遭到了挑战，随即将金格斯的胳膊反剪到背后，用另一只胳膊勒住他的脖子，首先勒得他两脚离地，然后又把他脸朝下摔在了别克车的引擎盖上。可是金格斯不仅没有被这一招制住，反而开始高声尖叫并且奋力挣脱了肯斯科的把持。大出所料的肯斯科想要再次将金格斯按倒在引擎盖上，金格斯则与他扭打在了一起。门罗.X.琼斯此时也挣脱了汤姆林森的控制，冲到车头将肯斯科从金格斯身上拉了下来。一场混战就这样爆发了。汤姆林森紧跟着从车尾跑到车头想要帮助他的搭档，罗斯福.X.沃克与其他穆斯林则纷纷伸手拦阻他。日后汤姆林森对于这段经历的记忆十分模糊，只记得自己被人推来搡去好像争夺奖品一样。

二十七号穆罕默德圣殿附近有一家夜店，名叫五十四号俱乐部。一位名叫威廉.特里布（William Tribble）的黑人协警在这家夜店兼职担任门卫，斗殴爆发时他正好下班驾车回家。斗殴的景象令他大惊失色，赶紧停车上前查看。此时肯斯科已经被打倒在地，袭击者们纷纷冲过来趁他来不及起身或者拔枪的时候踢打他，他则手脚并用地拼命抵挡。特里布喝令袭击者从警官身边退下，可是谁都不听他的。于是他赶紧跑回自己的车后面，打开后备箱，摸到了自己的点三八手枪，拿出一盒旧子弹，站在马路中间给枪上膛，然后从后方靠近靠近别克车并且对天鸣枪示警。震耳欲聋的枪声让一干穆斯林的狂热激愤情绪为之一滞，但却根本没能驱散他们。打倒警察带来的胜利感受早已激发了他们的战斗欲望，现在他们的攻击目标变成了神色慌张的特里布。一度想要成为正式警察的特里布第二次鸣枪示警，但是枪却卡壳了。众多穆斯林向他围拢过来，所有人都能看清他手里的枪正在哆嗦。

日后汤姆林森将会为了自己接下来的举动而后悔不已。当时穆斯林袭击者们纷纷掉头转身将他晾在一边，他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特里布身上，他们的后背则全都暴露在了汤姆林森眼前。根据警方的训练规程，此时汤姆林森的标准做法应当是起身掏枪，命令所有人不许动，然后用车载电台寻求支援。但是怒火攻心的他却掏出随身携带的皮拍子，从背后向离他最近的穆斯林冲了过去。刚才他一直在挨打，却一个人都没能打着，现在他一心只想着要找补回来。此时特里布终于向人群开了一枪，击中了克莱伦斯.金格斯的身体侧部。人群立刻朝着子弹飞来的反方向四面逃散，被人群裹挟着跑开的汤姆林森一步不慎摔倒在了地上。与此同时，门罗.X.琼斯跑到了躺在人行道上的肯斯科身边，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就从对方的枪套里拽出了手枪。汤姆林森想要拿着枪爬起身来，但是琼斯抢先向他开了一枪。子弹从汤姆林森的左肩射入，在他的左上臂撕开了一条血路，从胳膊肘射了出来。然后琼斯调转头沿着路边冲到了特里布面前十英尺左右。极度恐慌的两人举枪相对，不约而同地打光了所有子弹。一阵乱枪响过之后，两人都惊讶地意识到自己居然没死。特里布毫发无损，琼斯也只是肩头挂彩。惊慌失措的特里布立刻逃离了现场，同样惊慌失措的琼斯则将肯斯科的枪扔进下水道上，然后就懵头转向地一路向前跑，直到在一间电话亭前耗尽了体力才想到打电话向他的母亲求救。

特里布刚刚被吓跑，事发现场又来了一位保罗.库伊肯达尔（Paul Kuykendall）警官。当时他开着一辆福特猎鹰旅行车路过圣殿以南一个街区的位置，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大帮神色亢奋的人们围住了两名警察，于是赶紧停下了车。库伊肯达尔在洛杉矶警察局已经干了十五年老兵，他身材魁梧，长着一双蓝眼睛，而且肤色非常淡，以至于许多同事都从没意识到他是黑人。早在五十年代库伊肯达尔就成了洛杉矶警界第一个获准开车巡逻的少数族裔警察，因此在黑人警察当中很有名气。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在独自巡逻，或者与他的某一位黑人继任者一起巡逻，因为洛杉矶警察局仅仅在一年前才废止了反对跨种族警员搭档的政策。为了保护或者逃避他那模棱两可的身份认同，库伊肯达尔并没有因为政策变化就为自己找个搭档，而且多年以来一直设法回避了最有可能凸显种族问题的日常任务调配。

不过此时此地的极端事态已经容不得库伊肯达尔继续低调伪装下去了。眼看着一名全身是血的警察在愤怒穆斯林的当街围攻之下摇摇欲坠，已经下班身着便装的库伊肯达尔从汽车里跳出来就赶了过去。他看见的是肯斯科。刚才的交火之后，肯斯科的脑子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抓住那个抢走他的左轮手枪的人。此时他就像掉进陷阱的熊一样愤怒，但是毕竟寡不敌众，再一次被打倒在了地上。袭击者们——其中有一位身材健美的少年名叫特洛伊.X.奥古斯汀（Troy X Augustine）——根本没有注意到库伊肯达尔命令他们远离那名警官的呼喊声，直到库伊肯达尔也抽出配枪并且对天鸣枪示警，他们才注意到库伊肯达尔的存在。肾上腺素激发的凶性立刻又对准了他。库伊肯达尔一边用枪逼退人群一边靠近肯斯科，肯斯科表示自己的枪已经被人抢走了，自己的搭档也被打倒在了人行道上。一名黑人女子跪在汤姆林森身边，一边安慰他一边反反复复地发问为什么有人要向警察开枪。库伊肯达尔一边握紧枪支留意着正在逐渐散去的穆斯林，一边从驾驶座的方向倒退着靠近汤姆林森的警车，伸手拿起对讲机，发出了警局里最紧急的信息：警员遇袭。

呻吟不止的罗斯福.沃克是逃回圣殿的第一批穆斯林之一。他一瘸一拐地走进圣殿入口，然后就倒在了通往集会大厅楼上私人办公室的楼梯脚下。他的求救呼声将约翰.X.莫里斯以及其他圣殿领导层从楼上吸引了下来。他们看到沃克流血不止，口中大叫，“我中枪了！”特里布与琼斯对射的一颗流弹击穿了他的裤裆。莫里斯让秘书罗纳德.斯托克斯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几位穆斯林打算将沃克抬上楼休息，其他人认为他们应该自行送他去医院。这样一来沃克就堵在了楼梯当中间进退不得，有人想把他往上抬，有人想把他往下送，还有人不断冲进门口报告斗殴现场的最新进展。

圣殿门口传来一阵刺耳的汽车鸣笛声，不知道有多少人扯着嗓子大喊约翰.X.莫里斯阿訇赶紧出来看看。整整一车穆斯林高喊道克拉伦斯兄弟和他们在一起，他挨了一枪，现在应该怎么办？莫里斯从楼上窗口探出身子示意大家稍安勿躁，但是还没等他确定救护车到底来不来，场面就已经陷入了混乱，楼下的汽车也驶离了圣殿门口，车上爆发了歇斯底里的辩论：他们究竟应该赶快回家，赶快去医院，还是掉头回到圣殿等待莫里斯阿訇的明确命令呢？远处传来了警笛的声音，莫里斯推开众人走出正门来到人行道上——马布尔.甄诺还在那里等待着她的丈夫——竭尽所能地将门口的人们赶到了圣殿里面。

第一辆赶到现场增援的警车上坐着唐纳德.维斯（Donald Weese）与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Anderson）两位警官。他们看到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员倒在街上，库伊肯达尔挥动一只手臂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用另一只手臂指向了逃回清真寺的穆斯林。维斯与安德森顾不得减速就顺着库伊肯达尔的手指方向由南向北开了过去。清真寺门前既有从斗殴现场逃回来的离群散兵，也有人刚刚从清真寺里跑出来，后者包括罗纳德.斯托克斯，此时他正抬着罗斯福.沃克的脚从办公室入口往外挤。安德森大叫着让维斯赶紧停车，好让他下车抓人。就耽误了这么一小会儿，第二辆警车也由北向南赶了过来，一个急刹车横插在清真寺门口，车上坐着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和罗伯特.雷诺兹（Robert Reynolds）。在此之前不久，加油回来的查尔斯.X.甄诺（Charles X Zeno）将车停在马路对面，焦急地寻找着他的妻子。周围人们的表情与刺耳的警笛声让他意识到出事了，于是他告诉三个儿子等在车里，他要趁着事情还没闹大把他们的母亲接出来。

安德森警官追上几名穆斯林，用警棍在圣殿正门打翻了其中的一个并将他拖回人行道，同时大声喊叫所有人都不许动。从另一辆警车旁边看到这一幕的威廉姆斯警官也拔出枪来冲进了圣殿的双扇大门。跟在他身后的雷诺兹警官十分反对这种做法。他们手里没有搜查令，也没有直接进屋的正当理由，更何况这座建筑还是宗教场所。就算这一切都不考虑，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冲进建筑物内部也并不明智，正确做法应该是封锁建筑物直到援军抵达为止。但此时想什么都已经晚了，威廉姆斯已经冲了进去，雷诺兹也出于本能地压低身形跟了过去。毕竟，尽管威廉姆斯只是个入职半年毛毛糙糙的新人，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是他的搭档，雷诺兹不能眼看着他闯祸。但是雷诺兹刚刚冲进圣殿大门就一下子迎头撞上了查尔斯.X.甄诺。这一撞的力道如此之大，以至于两个人都斜穿过走廊，摔进了走廊右侧的男更衣室里。同样吃惊的两人相互扯住对方的领口谁也不放手，在更衣室的四面墙之间相互推搡冲来撞去，把饮水机上的玻璃罐子都碰翻在地摔了个粉碎。其他几位穆斯林也挤进更衣室给甄诺助阵，莫里斯阿訇大声喝令所有人都不能碰那名警官，威廉姆斯则冲过来用枪顶住了甄诺的太阳穴，甄诺这才松开手。雷诺兹挣脱纠缠之后赶紧从地上捡起了自己的枪，然后实在压不住火气的他一拳捣在了甄诺的下巴上。就在此时，圣殿门口的人行道上打响了第一枪。

维斯警官守在入口附近的马路边上，一手持枪指着大门，另一只手扶着膝盖，命令人们不许动。接二连三的支援警车纷纷堵在圣殿门前，一位李.洛根（Lee Logan）警官拿着枪从大门右边包抄了过去。安德森挥舞警棍喝令穆斯林们靠着外墙站好，穆斯林们则拼命抵抗反击。其中有一两个人喊道：“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几乎所有人都喊起了节奏分明的阿拉伯语祈祷词：“安拉胡阿克巴！安拉胡阿克巴！”（真主至大！真主至大！）穆斯林们的齐声高呼让警察们越发紧张起来，不知道对方念的是哪门子巫毒咒语；警方的大军压境同样吓得不少穆斯林不知所措，不知道警察意欲何为。有一位威廉.X.罗杰斯（William X Rogers）四年前曾在朝鲜战场上挂彩，从那以后就对枪械产生了病态的恐惧。看见这么多持枪警察，吓得他不顾一切地往入口里面冲，这时维斯一枪打穿了他的脊柱。

这一枪震得所有人都暂时停了手，但是立刻又全都变本加厉地投入了暴力当中。威廉.罗杰斯的弟弟罗伯特.罗杰斯冲着洛根警官接连出拳，洛根最终将他甩到几英尺之外，紧接着与韦斯一起开火，四次击中了对方的躯干。阿瑟.科尔曼正在低着头逃向一边躲子弹的时候髋部中了一枪。安德森警官从人群左边冲了出来，可是罗纳德.斯托克斯却一直死死地抓着他不肯放手，把他当成了人肉盾牌。安德森好容易才在一片空地上挣脱了对方，这时斯托克斯又高举双手向韦斯走了过去。两人距离大约八英尺的时候，维斯一枪打穿了他的心脏，然后开始重装子弹。

挣扎着想要站起来的科尔曼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洛根试图用枪柄将科尔曼打倒在地，但科尔曼反而抓住了他的手腕，两人面对面相互瞪着眼。洛根用膝盖顶住科尔曼的腹股沟想将对方推开，即便在极度惊恐当中，洛根也能感到科尔曼伤口流血的热度，不由得感到一阵恶心。两个人四只手死死抓着洛根的枪，谁也不敢松懈。洛根拼命扣动扳机，子弹打中了科尔曼的左胸，比肺部仅仅高了不到一英寸。尽管如此科尔曼依然不肯放手，他的手指与洛根的手指在扳机附近死死地缠在一起，两人都拼命想要将枪口扭向对方那一边。

就在这时库伊肯达尔从南边跑来，将左轮手枪顶在了科尔曼的头上喝令道：“快松手！”科尔曼喊道：“你疯了吗？他都打了我两枪了！”库伊肯达尔威胁要让科尔曼脑袋开花，科尔曼则置若罔闻。三个人之间的僵局吓得旁观者们一动不敢动——一名黑人男子与一名身穿制服的白人警官正在试图杀死对方，一个与僵持双方都有隐秘联系的第三者拼命想将两人分开，一只枪卡在三人之间进退不得。眼看着科尔曼慢慢地将枪口扭向洛根，库伊肯达尔不得不痛下决心，究竟是立刻杀死眼前这个人，还是听任此人杀死另一个人。他收起枪，拔出皮拍子，一下接着一下猛敲科尔曼的头部，直到科尔曼终于松开手躺倒在了人行道上。

清真寺门外的乱局此时已经接近了尾声。长滩地区的阿訇兰道夫.X.西德尔（Randolph X Sidle）突然抱着女更衣室里的饮水机玻璃水罐冲出来，将水罐拼命砸在了安德森警官的头上，然后又迅速逃回了清真寺内部。过了一会儿——这一切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发生在其间的自杀式冲刺看上去好像慢动作——弗雷德.X.金格斯也朝着警察冲了过去。他的兄弟中弹之后被送上车，他也跟着上了车。但是随后越发恶化的局面致使这辆车一直没敢开走多远，而是犹豫不决地围着百老汇街区绕圈子。终于受不了压力的金格斯跳下汽车，尖叫着向警察狂奔过去，从背后逼近了洛根警官，紧接着突然一跳多高，简直就好像打算骑上去一样。四五名警察立刻拿着霰弹枪和其他重型武器冲过来，将金格斯击倒在地并且戴上手铐，与其他四名已经中枪的穆斯林一起脸朝下压倒在地上。门外的局面稍微平定了一点的时候，清真寺内部男更衣室里的暴力依然没有终止。羞耻或者恐惧致使有些暴力参与者呕吐了出来。几位终于打赢了的警察则强迫穆斯林张开手脚靠墙站好，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接受搜身、辱骂与殴打，从后面踢他们的裤裆，将每一件西装都从后摆一直撕裂到衣领，扯开了每一条西裤的裤裆。半个小时之前由一件二手西服引发的冲突现在又毁掉了十几套西服。 马布尔.甄诺与德洛丽丝.斯托克斯一起从清真寺的后门逃了出去，想要穿过警方的封锁线将自己的儿子找回来——孩子们依然呆在枪击现场附近的福特车里面——这时她看到她的丈夫查尔斯与其他被捕人员排成一字长队走向警车，破烂的裤子垂到了脚踝。

第二天，正在中央接待医院养伤的肯斯科警官迎来了一位意外访客，洛杉矶警察局局长威廉.帕克（William Parker）。亚瑟.X.科尔曼原本在洛杉矶全科医院接受拘留治疗，将自己保释出来之后他也迎来了一位意外访客，伊斯兰国度全国总阿訇马尔科姆.X。马尔科姆.X专程从纽约飞过来，还带来了一台袖珍摄像机。这两位针锋相对的领导人刚一露面就将各自阵营的战斗员替换了下去，亲自登上了公共舞台。帕克局长率先发难，声称周五晚上的暴力事件是他从警二十五年来、担任局长十二年来“所见过的最残忍的冲突”。根据帕克局长的说法，他的手下人遭到了一个“致力于摧毁高加索种族的仇恨组织”的野蛮袭击。马尔科姆.X随即发起反击，在罗纳德.斯托克斯葬礼前一天，他将大量好奇的记者邀请到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开口第一句话就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七个手无寸铁的无辜黑人刚刚被冷血的洛杉矶警察打死了……”他口中的帕克局长是一个“权欲熏心的自大狂”，此人对于穆斯林抱有不管不顾的恐惧，以至于影响到了手下警官的做派。“他对穆斯林的看法也覆盖了整个黑人社区，甚至就连墨西哥裔美国人也很有可能遭到他的敌视，”马尔科姆.X指责“白人媒体”充当了帕克局长的工具，通过传播一面之词来“压制事实”，扭曲了洛杉矶惨案的真相：“《穆斯林在野蛮枪战中射击并殴打警察》。”

接下来，马尔科姆.X又出现在了一位厄尔.布罗迪律师（Earl Broady）的办公室里。布罗迪律师惊讶地发现，马尔科姆.X的本人形象似乎完全不同于新闻当中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黑人穆斯林极端分子。面前这个人说话不温不火却又一针见血，三两句话就将洛杉矶惨案的乱象分析得清清楚楚。马尔科姆.X认为政府肯定会针对黑人穆斯林提起刑事诉讼，因为这样做能够有效地抵挡黑人穆斯林向政府提出的民事赔偿要求。他希望布罗迪到时候能够为黑人穆斯林们辩护。布罗迪不止一次拒绝了马尔科姆.X的请求。他表示自己实在太忙，而且与帕克局长的私人关系太密切。布罗迪在1929年至1946年间一直是一名警察，后来才成为律师。他对于帕克局长的评价并不低，认为此人是一位堪比J.埃德加.胡佛的改革派独裁者。早在雷蒙德.钱德勒的时代，洛杉矶警察局算得上是腐败重灾区，帕克上台之后情况多少有了些许改观，这份功劳理应记在他的帐上。布罗迪的妻子是一位虔诚的卫理会信徒，她强烈反对丈夫接手这个案子，因为穆斯林公开反对基督教，就算最糟糕的罪犯也做不出这种事来。更何况伊斯兰国度的成员大都是典型的下层贫民黑人，假如她的丈夫当真成为了伊斯兰国度的辩护人，夫妻二人多年打拼才赢来的中产阶级黑人形象难免受到损害。最近布罗迪夫妇刚刚在贝佛利山上购置了一座气势逼人的的白色柱廊别墅，马尔科姆.X只要在办公室里找不到布罗迪就一定回来这里堵着他——马尔科姆.X日复一日地登门拜访，总是独自一人，总是带着一个公文包。警察出身的布罗迪亲身领教过洛杉矶警局内部严苛而又隐秘的种族隔离环境，马尔科姆.X抓住这一点反复做他的工作。这份水磨工夫再加上布罗迪从业以来见过的最大一笔律师费最终促使他接下了这个案子。

与此同时，马尔科姆.X也协助扭转了洛杉矶全体非白人人口对于本案的看法。他在洛杉矶白人与非白人之间插入的第一块楔子是一份他从纽约带来的电报，发报人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执行董事罗伊.威尔金斯，电文呼吁针对斯托克斯案件进行深入调查，尤其要调查警方究竟有没有野蛮执法。协进会手里早就攒下了一长串针对帕克手下的洛杉矶警局的投诉，这一次威尔金斯同样十分怀疑警方的说辞：一群手无寸铁的穆斯林居然整齐划一地袭击了武装警察。“根据我们的了解，穆斯林并不喜欢打架斗殴，”威尔金斯这样表态。起初威尔金斯与协进会的洛杉矶当地负责人还试图与穆斯林的标签拉开距离。他们表示就算支持种族隔离的白人公民理事会成员遭受了过度警方暴力，协进会的原则也要求他们为受害人辩护。但是马尔科姆.X与洛杉矶的白人掌权者们却不约而同地相向而行，共同掏空了建制派黑人领导人脚下四平八稳的阵地。帕克局长呼吁借助本案的契机组织大陪审团，一举在洛杉矶肃清穆斯林。在5月8日的监察理事会会议上，建制派黑人领导层一开始还表示支持这种做法，但是挤在会议室里的大量一般成员却将发言人轰了下来，他们大声疾呼理应接受调查的明明是警察而不是穆斯林。一名监察员表示，自从1944-1945年由于针对墨裔美国年轻人选择性执法而导致的“长西装骚乱”（zoot-suit riots）以来，洛杉矶的种族关系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张过。三天后，二十五名黑人牧师获得了紧急觐见帕克局长的机会。但是他们刚刚开口宣称大家应当齐心协力消灭穆斯林与警察双方的暴力行径，帕克局长就二话不说地大步走出了会谈现场。他声称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胆敢质疑他的警局处事不公，那他就拒绝听取这些人的说教。

随着集体吃瘪的消息传播开来，牧师们感到他们不得不召开弥撒大会来稳住阵脚。于是他们找上了洛杉矶最负盛名的布道坛之一——J.雷蒙德.亨德森牧师牧师的布道坛。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亚特兰大奥本大街上，亨德森牧师曾经是老马丁.路德.金的多年朋友与竞争对手。后来他迁移到加州并且建立了美国西部规模位居前列的会众群体之一。5月13日星期天晚上，三千信众挤满了亨德森的第二浸信会教堂，马尔科姆.X也亲临现场。作为一名非基督徒，他当然不可能获准登上布道坛，而且执事们还激烈争论过究竟该不该把他放进教堂里。但是马尔科姆.X毕竟还是来到了教堂，坐在了已经被子弹打成高位截瘫的威廉.X.罗杰斯的轮椅旁边。全体人员进行了忠诚宣誓，又热切地多次祈祷上帝带来正义，然后马尔科姆.X 站起身来要求发言。此时没有任何方法能够礼貌地让这位穆斯林稀客闭嘴，于是他就在黑人浸信会的圣所里滔滔不绝地宣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一家黑人报纸这样描述马尔科姆.X的表现：“一位杰出的发言人，一位下过苦功夫的演说家，能够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打动任何听众……” 帕克局长派去教堂的便衣警察则在报告当中记述道，亨德森牧师一度打断过马尔科姆.X针对警察行为的抨击，但是第二浸信会的会众们却向自己的牧师发出嘘声，并要求马尔科姆.X继续说下去。

与此同时，洛杉矶的白人当权者们也在战线的对面高高筑起了一道同样义愤填膺的墙壁。洛杉矶市长萨姆.约蒂（Sam Yorty）在去年当选。他曾在选战期间大力抨击帕克局长在警局内部推行隐性种族隔离，将洛杉矶警察局经营成为了“盖世太保的老窝”。黑人选票对于他的胜利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这一次他却“百分之百”地支持自己的老对手应对清真寺枪击事件的方式。他公开指责协进会领导层以及马尔科姆.X等人与背负案底的穆斯林勾搭一气，“按照共党的口径……疯狂且夸张地指控警方滥用暴力”。接下来约蒂市长与帕克局长一起飞往华盛顿面见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他们汇报了洛杉矶警察局长期以来针对穆斯林进行的情报活动，司法部长则许诺对本案展开联邦调查。这套协同战法催生了大量战时风格的新闻报道，彻底遮蔽了大多数新闻受众的耳目。例如《洛杉矶时报》就这样报道：《穆斯林仇恨威胁全市——据称狂热邪教正在毒害一切与其作对的白人与黑人》。

每逢政治动荡，总会有人趁机出头。这一次少数族裔情绪的反弹至少启动了一个人的政治生涯。此人名叫默文.迪莫利（Mervyn Dymally），是一位来自特立尼达的教师。他正在参与加州州议会选举，不过只是一位陪跑的边缘候选人。他向当地的穆斯林抱怨说，自己没能挤进第二浸信会教堂参加弥撒大会，不得不与其他挤不进去的人们一起站在外面淋雨。他原本打算借此机会与马尔科姆.X辩论一番，现在却只能在教堂门外干站着，而他那备受青睐的对手反而在教堂里面侃侃而谈，俨然成了本次大会的司仪。马尔科姆.X显然听到了迪莫利的抱怨。在第二周的弥撒大会上，马尔科姆.X不仅获准登上了布道坛，而且还获得了相当大的话事权。他向会众们介绍了一位印第安裔美国人发言人与一位墨西哥裔美国人发言人，敦促人气更高的少数族裔领袖们“与我们同心协力，要是我们穆斯林都能把白人从背上摔下来，那么他们就更没本事骑到你们背上去了。”然后他又向会众们引见了默文.迪莫利。迪莫利开口第一句话就是穆斯林惯用的传统阿拉伯语问候：“阿萨拉姆埃利孔。”（“祝你平安”）这句话惊得全体会众倒吸了一口凉气，然后就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庆祝社会边缘人们得到的包容。

迪莫利从小遵循母亲的影响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但他的父亲却是一位印度裔穆斯林，并且教会了他穆斯林之间的礼节。在迪莫利看来，洛杉矶警方对于宗教差异的恐惧尽管确有合理之处，但依然十分有辱人格。这位新任候选人本人就曾经多次遭受过洛杉矶警方的刁难，尽管他整天穿着一身中产阶级的标准行头，手里攥着好几个大学学位，但是路上的警察依然经常把他拦下来问话。这番话激发了台下听众共有的受伤情绪，就算最古板的黑人基督徒现在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被他们视为异类的黑人穆斯林。要想成为民权领导人的条件原本十分严苛，但是此时此地的情绪爆发却让迪莫利这样的新来者也侧身挤进了民权领导人的行列。迪莫利将会奇迹般地成为加州立法机构的第一位出生在海外的少数族裔成员，并且以此为跳板打入国会众议院。进入众议院多年以后，他认为自己当初之所以能够赢得加州州议会选战，根源就在于这第二场弥撒大会现场的情感共鸣。

斯托克斯案件之前，马尔科姆.X一直在公众视野之外打拼奋斗。这起案件标志着他终于浮出水面，从此成为了一个历久弥新的种族现象。他认为这次枪击事件彰显了好几个方面的根本危机——其中最首要的方面在于本案彰显了以利亚.穆罕默德关于男子汉气概与真理的教诲。自从1955-1956年的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以来，马尔科姆.X就一直在毫不留情地批判马丁.路德.金。他声称金是“黑人族群的叛徒”，非暴力理念“说得好听一点是消极抵抗，说的不好听一点则是‘用我忍气吞声换你回心转意’的自虐心态”。至于以静坐示威与自由乘车运动为基础的全国民权运动更是免不了遭到他的冷嘲热讽：“是个人就能坐着不动弹，老太太也能坐着，胆小鬼也能坐着……可是只有男子汉才敢站起来。”马尔科姆.X的主张永远包含着一丝狂妄嚣张的气息，有时还会摆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好战姿态：“……你们大概见惯了那些信奉非暴力的黑人，于是误以为我们也会打不还手，打我们左脸的时候还指望我们自觉把右脸也转过来——我把话放在这里：你敢碰我们一下，我们就弄死你。”

在第一次紧急飞往洛杉矶之前，马尔科姆.X曾经向同事们坦诚，眼下这样的时刻要求穆斯林遵循本心做出回应，换句话说就是做好进一步流血的准备。马尔科姆.X开展的调查是以伊斯兰国度独立司法体系的名义进行的。就算在程度最轻微的情况下，这一体系也会准许全体穆斯林击杀一名根据调查罪行最重的洛杉矶警察。马尔科姆一直在偷偷推进这项计划，可是没过多久伊斯兰国度的秘书长约翰.阿里（John Ali）就向他下达了毫无通融余地的干涉命令：无论如何不许报复白人。 “在一切场合都要装死……”以利亚.穆罕默德这样命令道。“告诉马尔科姆把脚步稳住。”

马尔科姆.X服从了上级的命令，但并非毫无怨言。 5月14日，全由白人组成的验尸官陪审团花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对斯托克斯案作出裁决，认为警方击杀斯托克斯的做法完全合理，尽管韦斯警官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开枪射击的对象手无寸铁，对方之所以抬高双臂是因为感到威胁。记者们询问马尔科姆.X是否已经丧失了在法庭上实现正义的期望，如果是的话接下来他又打算怎么做。这位洛杉矶最新的公众人物这样答道：“我只能说幸亏真主会在必要时给我们的人民带来真正的正义。”为了将如此超脱的口径与他一贯的冰冷现实主义调和在一起，他又补充了一句：“真主会以祂自己的方式行使正义。”

在纽约那边，哈莱姆区的《阿姆斯特丹新闻报》编辑敏锐地指出，马尔科姆.X不该将真主抬出来充当挡箭牌，因为这样做太跌份了。接下来到了6月初，美国国内紧张局势引起了一阵短暂的公众骚动：一架法航客机在巴黎附近坠毁，造成超过一百名来自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白人公民死亡。此前不久，洛杉矶法院针对斯托克斯案件的涉案穆斯林下达了第一批刑事判决。在抗议本次判决的集会上，马尔科姆.X表明了他看待巴黎坠机事件的态度：“今天真主给我发来了电报……许多人一直在问，‘你打算怎么办？’我们知道有人正在每天跟踪我们，只要抓到一丁点我们打算还击的苗头就会把我们关进监牢，于是我们就向真主祈祷。真主大手一挥就干掉了他们当中的一百二十个人……我们希望每天都有一架这样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台下顿时响起一片欢呼与掌声。但是接下来马尔科姆.X话锋一转，又夹枪带棒地将听众们教训了一顿：“真主知道你们都是懦夫，真主知道你们害怕，真主知道你们一看见白人就吓得直哆嗦。所以真主就不让你们自己保护自己了。”

一位便衣警察录下了马尔科姆.X的发言并且交给了尤蒂市长。市长拿到这段录音之后简直如获至宝，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当众播放了这段录音，并且义正辞严地痛斥道：“这个魔头的扭曲内心已经昭然若揭了。”随之而来的新闻报道——《市长警告穆斯林“口无遮拦”》——成为了第一条涉及马尔科姆.X并且引起全国媒体关注的新闻。在亚特兰大，马丁.路德.金和哈里.贝拉方特刚刚因为坠机事件取消了针对市中心种族隔离商户的静坐示威，在陷入悲伤的城市面前摆出了和解的姿态。记者问金如何看待马尔科姆.X庆祝白人陌生人意外死亡的态度。金小心地回答道：“如果穆斯林领导人当真是这样说的，那么我肯定不同意他的看法。”

“信使大人理应做得更多，”马尔科姆.X在自己主持的第七号神殿里这样告诉几位他信赖的同事们。“搞民权运动的那帮人被白人暴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却在一边干看着不帮忙。这也就算了，现在咱们自己的弟兄也被白人打死打残，我们居然依旧干看着不帮忙。”马尔科姆.X亲手训练出了一批无限忠诚于穆罕默德命令的穆斯林，对于这些人来说，哪怕仅仅在私密场合匆匆瞥见马尔科姆.X对于上级命令的抵触也足以令他们大吃一惊。伊斯兰国度是一个采取准军事化管理的组织，各级队长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捍卫组织的信条，打击异端思想乃至“泄气话”。此外这个组织还会通过严格的调查、审判以及制裁体系向会众征收会费。拖欠会费的行为视情节轻重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惩罚，首先是训斥，然后是通报批评，再然后是集体排挤，最严重的手段则是开除教籍。穆罕默德要求所有男性会众上街售卖他创办的报纸《穆罕默德发言报》，而且必须卖够定额。为了保证销售业绩，每一位卖报人都要自己出钱买下定额数量的报纸，然后再转手卖给街头行人。“信贷会毁了他们，”他告诉自己的手下人，“他们刚刚才离开丛林呢。”这份报纸不遗余力地报道了斯托克斯案件，致使报纸销售在全国范围内骤然飙升。到1962年夏天，穆罕默德不乏惊喜地宣称一万五千美元这样的数额对于当前的伊斯兰国度来说“仅仅是零钱”。因此他同意支付十二万美元的天价为伊斯兰国度的洛杉矶成员进行辩护。

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厄尔.布罗迪与他的合伙律师劳伦.米勒（Loren Miller）造访了以利亚.穆罕默德位于凤凰城的第二套住宅（这是他从蓝调大师路易斯.乔丹手里买下来的）进行开庭之前的准备工作。两位律师原本以为，能够让马尔科姆.X这样的精明干练之辈俯首听命的伊斯兰国度一把手肯定不能是一般人。但是当真见到以利亚.穆罕默德的时候两人却大吃一惊：面前这位六十四岁老者身材瘦弱，气喘吁吁，头戴一顶土耳其式菲斯帽，看上去活像个庄稼把式，见识显然十分短浅，而且说起话来口齿含糊不清，只会嘟嘟囔囔地感谢两位律师帮助“我的人”*。穆罕默德身边的随从对这位“圣使徒”毕恭毕敬，两位律师却不敢相互对视，唯恐一不小心笑出来。但是对于伊斯兰国度的其他人来说，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卑微做派无非证明了他所具有的神奇力量，正是这股力量将成千上万个未经开化、堕落不堪的“迷失灵魂”转变成了热情不灭的穆斯林。马尔科姆.X本人在纽约主持的第七号神殿里有一位风纪主管名叫约瑟夫.X，此人向来作风严厉，会众们无不闻之色变。可就算是这样强横的人物在信使大人面前也忍不住牙关打战。穆罕默德对于洛杉矶枪击事件的发表的每一句观点在约瑟夫.X听起来都是毋庸置疑的真理：目前伊斯兰国度十分虚弱，在这个当口报复白人无异于自杀。

*【穆罕默德在二战期间坐牢的时候，监狱方面的精神病医生认为他患有严重的妄想症，心智能力仅仅相当于十一岁的儿童。】

1962年12月，斯托克斯案的被告们——阿瑟.X.科尔曼、弗雷德.X.金格斯、约翰.X.莫里斯阿訇、罗斯福.X.沃克，查尔斯.X.甄诺以及另外八名穆斯林——接受了初审。马尔科姆.X笔挺地坐在审判庭后排，时常前往外面的走廊召开临时新闻发布会，批评各位白人记者们“只会遵循控方的口径进行报道”。联邦调查局驻扎在芝加哥与凤凰城的监听人员——这些人自从1957年起就在维护针对以利亚.穆罕默德布设的室内与电话窃听器——打报告表示穆斯林团体内部可能正在发生摩擦。他们听到穆罕默德向各位队长们发牢骚：“谁都管不住马尔科姆。”尽管穆罕默德在面对面的谈话当中仍然会夸奖马尔科姆.X堪称“现代保罗”，并且具有赢取公众注意力的天赋，但他偶尔也会突然抛出一两句警告：“我希望安拉能让你一直保持明智。”

马尔科姆.X在伊斯兰国度内部有一位亲密盟友，此人注定要在他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马尔科姆.X的恶名有多么如雷贯耳，此人的成功就有多么悄无声息。他没能参与斯托克斯案件的早期进展，因为自从1961年二十八岁生日那天他就一直呆在明尼苏达州桑德斯通的联邦监狱里。此人名叫华莱士.D.穆罕默德（Wallace D. Muhammad），在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八个孩子当中排行第七。伊斯兰国度的创始人W.D.法德（W. D. Fard）用自己的名字为他命名，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穆罕默德的子女当中就属他最虔诚。法德是一位作风神秘的丝绸商贩，他在华莱士出生之前不久失踪了，再没人见过他。在大萧条期间，成千上万的黑人佃农为了追寻传说中遍地黄金的美好世界而纷纷向北迁徙，但是他们的希望却最终遭到了现实的无情粉碎。法德为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们创建了一套革命的宇宙观，将他们纷纷聚拢在了自己身边。他的铁杆亲信之一名就是日后的以利亚.穆罕默德，原名以利亚.普尔（Elijah Poole），出身佐治亚州，大萧条期间由于在领取救济时频繁遭受侮辱而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多亏法德的支持才得以康复。法德的教派运动刚刚发起没过多久就囊括了八千多名成员，还引起了少数白人的猎奇心态。社会学家艾德曼.贝农（Erdmann Beynon）在1938年的《美国社会学期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底特律黑人移民当中的巫毒崇拜》的文章。伊斯兰教的教派特点让贝农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教派成员的整体表现依然为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教派当中没有已知的失业人员。”新成员要向法德申请新的阿拉伯名字，作为找寻失落文化的第一步。“他们每天至少沐浴一次，并将房屋收拾得一丝不苟，”贝农写道。“恢复原本的名字能够让他们摆脱奴役，严格讲究个人卫生则是为了抹杀奴隶制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所有痕迹，。”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联邦检察官不承认华莱士.穆罕默德是符合资质的神职人员，因此无权延期服兵役。曾经在1960年成功为阿拉巴马州政府诉马丁.路德.金偷税案件辩护的两位芝加哥律师威廉.明和昌西.埃斯克里奇这次又成了华莱士的辩护人。两位律师的既定策略是让华莱士申请成为担任良心拒服兵役者并且加入医务部队，但是以利亚.普尔（现在已经改名成为了以利亚.穆罕默德）出乎意料地拒绝了律师们的安排，宁肯送儿子去坐牢也不肯按照白人的法律提出抗辩。华莱士对此自然十分不满。他认为父亲存心要将他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让他沦为一名无用的废人。但他还是乖乖进入了砂岩监狱。他在监狱里抓住一切机会宣讲伊斯兰教义，平时将监狱洗衣间当成教室，天气晴好的时候就在放风的操场举行公开课。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要为自己的思想负责。尽管他吸引大量皈依伊斯兰教义的新科穆斯林成为了他的追随者，致使砂岩监狱当局的大多数人都十分害怕，但是典狱长却十分看好伊斯兰信仰促使信徒保持个人卫生的副作用。他坚信个人卫生对服刑人员的改造十分有益，于是邀请华莱士为1962年圣诞节出版的监狱期刊撰写一篇关于伊斯兰教牺牲理念的文章。杂志出版之后，华莱士将一份样刊寄给了他的母亲克拉拉。克拉拉尽管在伊斯兰国度当中扮演着的国母的角色，但是收到儿子寄来的杂志时依然忍不住哼唱起了小时候在佐治亚州圣洁教会学会的赞美诗。儿子显然已经在信仰层面站稳了脚跟，具备了向其他宗教取经学习的自信，这一点让她十分骄傲。华莱士也很不情愿地感谢了他的父亲。以利亚.穆罕默德宣讲的个人版伊斯兰教多有穿凿附会之处，华莱士对此一直很有看法。被父亲送进监狱之后，他终于获得了与父亲的伊斯兰教理念叫板的底气，这也可以算是塞翁失马了。

1963年1月10日，华莱士走出了砂岩监狱的大门，心里只想着接下来如何与父亲斗上一斗。但是开车接他回芝加哥的兄弟小以利亚却给他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伊斯兰国度正在面临一触即发的危机。 威胁、盗窃、丑闻、阴谋以及背叛死死纠缠着这个组织。人们都在担心，假如以利亚.穆罕默德不久于人世，马尔科姆.X很可能趁机篡权夺位。罗纳德.斯托克斯暴力事件的持续后果正在越发严重地威胁到伊斯兰国度的财政收入、公众形象以及社会地位。家里人原本指望监狱生活能让华莱士对于别人的物质追求采取更宽容的态度，但是华莱士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他后来表示：“组织高层充满了腐败的伪君子。一般成员抽根烟他们就闹着要开除人家，可是他们自己却每天晚上痛饮香槟狂欢作乐。”由于身处假释期间，华莱士没办法亲自前往凤凰城与父亲当面较量，于是他给父亲写了两封长篇批评信，其中大量引用了古兰经的原文。

动荡的局势很快就在2月底将华莱士.穆罕默德与马尔科姆.X甩到了一起。这一天是伊斯兰国度设立的救主日，也就是组织创始人W.D.法德的生日。约有四千多名乘坐公交或者自驾的穆斯林聚集在芝加哥参加年度救主日大会。按照以往的惯例，各位演讲人都要高呼“尊贵的以利亚.穆罕默德”。但是台下的听众们却人心惶惶，因为这一年以利亚.穆罕默德本人第一次缺席了救主日大会。由于哮喘发作，他不得不呆在凤凰城静养。尽管不少穆斯林都相信以利亚.穆罕默德能够永生，但是当前情况依然让会众们十分担心，以至于很多人都大声疾呼要求华莱士赶紧站出来主持局面。许多会众都认为救主在所有儿子当中钦定了华莱士担任接班人，因此华莱士刚刚出狱就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关注，另一部分人则对他大加赞美。但是华莱士拒绝在大会上发言。他寄给父亲的批评信始终没有收到回应，因此他觉得父亲要么正在躲着他，要么正在试探他。此外他还十分反感救主日本身，认为这个节庆日集中体现了他父亲在三十年代最离谱的亵渎言论：伊斯兰国度的创始人W. D.法德是真主的人间化身，就像耶稣被称为基督教上帝的化身一样。华莱士不止一次质问父亲，既然古兰经明文规定“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那么父亲怎么能要求人们按照如此明确的标准去崇拜法德这样的凡人呢？以利亚.穆罕默德只有一句回应：这其中的道理太过高深，儿子根本无法理解。

马尔科姆.X作为以利亚.穆罕默德的代言人主持了本次大会，并且通过预先安排让华莱士躲过了公开发言环节。这两位最有可能继承伊斯兰国度的年轻人在大会期间极其隐秘地私下碰了碰头。这二人的关系亦敌亦友，彼此惺惺相惜，两人都严重威胁到了伊斯兰国度上层人物的地位。华莱士向马尔科姆.X坦诚他决心抵制父亲自创的非正统伊斯兰教义，马尔科姆.X则表示以利亚.穆罕默德对于伊斯兰教义的改造——例如主张白人生来就是魔鬼的化身——虽然看似荒诞，但却并非全然不可取，因为这些改造十分契合黑人的日常体验，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等到黑人群体“找到自我”的那一天，以利亚完全可以针对这些比较离谱的信条进行进一步纠正。华莱士还承认自己家里有几位根本不了解伊斯兰教的亲戚将伊斯兰国度当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整天为了珠宝房产之类的俗物争斗不休。这些内幕消息马尔科姆.X并非一无所知，但是听到内幕人士亲口告诉自己依然让他感到很不舒服。两人决定联手应对这个问题。

在2月份的芝加哥大会期间，马尔科姆.X召集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家人开了一次小会。在会上他小心翼翼地表示，身为领导家属的他们目前的行为表现为伊斯兰国度带来了许多难缠的问题，他打算在这些问题造成严重损害之前提出解决方案。这些问题的性质十分微妙，既包括微不足道的个人纠纷，也包括严重的个人行为不检点以及不尊重教义。私下里，他告诉一位以利亚的家人，他只是想帮忙而已——很久之前他就知道伊斯兰国度芝加哥分支的经营存在各种缺点，但是他不敢深入调查，唯恐一不小心伤害了伊斯兰国度的根基，反而招致真主降罪。他还想再与以利亚的家人们召开第二次会议，但是却遭到了对方的集体抵制，凤凰城那边也打来了愤怒的问责电话。华莱士的姐姐埃瑟尔.沙里夫告诉父亲，马尔科姆.X一直在皮里阳秋地暗示他们几个有问题，“聪明”的马尔科姆.X必须充当他们的家长。其他人则警告以利亚说，马尔科姆.X正在耍手腕分裂现有领导层并且宣传自己，最终目标则是彻底接管伊斯兰国度。马尔科姆.X居然事先不向以利亚汇报就擅自针对他的家里人召开批斗会，这种做法简直是将造反二字写在了脸上。家人们还向以利亚告状说，马尔科姆.X擅自动用了以利亚本人的凯迪拉克汽车在整个中西部地区发表巡回演讲，从而为自己造势。3月中旬，以利亚.穆罕默德在凤凰城下达命令，要求伊斯兰国度各级人员从马尔科姆.X手中夺回自己的凯迪拉克钥匙，取消马尔科姆.X的讲座，并命令他返回纽约。

马尔科姆.X很快就采取了还击手段。此前华莱士向他提到过伊斯兰国度内部存在三个方面的腐败问题：首先是敛财无度，其次是扭曲教义，最后是利用斯托克斯枪击案为个人谋取政治资本。现在他也向华莱士透露了第四个方面的腐败问题。就在救主日前一天，两位曾经为以利亚.穆罕默德工作过的女秘书出现在了以利亚的芝加哥住所的门前草坪上，两人的怀里各自抱着一名婴儿。她们宣称自己要在寒风中一直站下去，直到穆罕默德先生亲自出面将遭到遗弃的骨血认领回去为止。马尔科姆.X告诉华莱士，以利亚一家人对于这件事的反应十分值得玩味。他本人一开始也以为这是有人在恶意中伤以利亚，但是两名惊恐万分且走投无路的女性很快就亲自来到了他的面前请求帮助。他想问问华莱士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华莱士不安地回答道，这两名秘书他都认识，他要去亲自查看一下。他很快向马尔科姆证实他相信这两位女性的说辞。当初以利亚告诉她们，就像穆圣的妻子赫蒂彻死在穆圣之前一样，他的妻子克拉拉也死在了他之前。他觉得真主准许他寻求处女保留良种。

事态的发展令华莱士.穆罕默德大为震惊，他认为父亲的做法非常对不起他那遭到抛弃的母亲。这一下他彻底站到了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对立面上，认为父亲是一位只会远程指手画脚的人造偶像。华莱士从小就没怎么接触过以利亚.穆罕默德，因为以利亚在三十年代曾经整整消失过七年。当时法德的其他继承人将以利亚视为眼中钉，花五百美元要买他的人头。虽然伊斯兰国度的追随者们每天都会登门造访华莱士母子，送来各种生活必需品以及信使大人本人的激励话语，但华莱士在整个童年时期仅仅亲眼见过以利亚几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1942年，当时遭到警方追捕的以利亚回家避难，华莱士眼看着母亲与哥哥们手忙脚乱地将父亲裹在地毯里面塞到床底下，可惜没能骗过警察。现在这位刚刚走出监狱的年轻人不顾一切地想要挣脱过去的奇异征兆。在它看来，伊斯兰教能够让美国的非洲人后裔第一次通过属于自己的神灵来自我定义，而为了让伊斯兰教在北美扎根，父亲犯下的这些罪孽也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他一方面咬紧牙关面对事实，另一方面又将历史先例当成了用来回应马尔科姆的标准答案：任何一门宗教在诞生之初的几十年里往往都会伴随着难看的创伤。

联邦调查局三年多以前就知道以利亚.穆罕默德有私生子并且试图广泛传播这一事实，但是并没能取得太大的成功。1962年末，联邦调查局芝加哥分部开始了一项名为反间谍计划（简称COINTELPRO）的反伊斯兰国度长期行动。按照日后的内部评估，这项行动“将始终在‘最高层次上’进行，不会涉及种族主义、人身攻击或者抹黑污蔑。”具体来说，这项行动招募了许多社会地位显赫的黑人公民——包括一位芝加哥法官——让他们按照事先写好的稿件公开发表抨击穆斯林的言论。不过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也并不介意在较低层次耍耍手段。通过电话窃听得知以利亚.穆罕默德有私生子之后，调查局决定好好利用一下这条伊斯兰国度内部最敏感的秘密。于是有几位富有想象力的探员向以利亚的贴身小圈子发送了一系列匿名指控信件，包含着两年窃听积累下来的丰富细节。不过这些信件并没能起到预期的效果。 “没有迹象表明穆罕默德的妻子或他的任何追随者因为这些信件而与他直接对抗，”芝加哥分部的特别代理负责人这样总结道。“他的妻子确实因此对某几位秘书产生了反感，但穆罕默德依然在推进他的活动，可能还会继续推进下去。”

在斯托克斯案件的陪审团选拔期间，窃听人员截获了大量“‘王室家庭’的内部纷争”，芝加哥分部建议J.埃德加.胡佛对伊斯兰国度进行冷处理，听任其陷入内耗，“不要依靠匿名信或者匿名电话之类的干扰手段。”芝加哥分部在3月7日的汇报当中谦虚地表示，目前针对伊斯兰国度采取的各种挑拨离间手段其实只能算是隔靴挠痒，说到破坏力根本不能与正在伊斯兰国度内部自然传播的“极度不满”相提并论，后者很可能“致使马尔科姆.X在以利亚.穆罕默德面前失宠”。马尔科姆.X给以利亚.穆罕默德寄信，试图为自己的芝加哥倡议进行辩护。通过凤凰城与芝加哥之间的被窃听电话线路，调查局特工们听到伊斯兰国度的高层人员极力谴责“这封可恶的信件”，认为信中充满了关于信使大人家庭生活的谎言，一边假装帮忙，同时却又在“戳刺试探，寻找弱点”。还有几位高层人员直接向以利亚.穆罕默德告状，指责马尔科姆.X“出风头成瘾”，是个“被宠坏的孩子”。以利亚有时会赞扬马尔科姆.X用意良好，并且十分擅长在全国各地“为我们提振士气”。但他也会嘲笑马尔科姆.X不知深浅妄图篡位，在他面前像羔羊一样弯腰鞠躬，到了外人面前就假装自己是威猛的狮子。

以利亚.穆罕默德预言马尔科姆.X永远没有勇气与他当面信中描述的神秘“问题”，但是马尔科姆.X确实在4月份飞到了凤凰城。尽管他在信使大人面前显得有些胆怯，但还是壮着胆子告诉以利亚，他正在与信使大人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华莱士一起进行一项旨在防微杜渐的棘手任务。马尔科姆.X字斟句酌地表示，目前关于女秘书抱着孩子认爹的谣言已经传播得到处都是了，他和华莱士正在从古兰经中收集可以用来辩护的先例，以防谣言的确属实。以利亚不紧不慢地地点了点头，推荐了几条经文——达乌德（大卫）国王的不忠，努哈（诺亚）的淫荡，鲁特（罗得）的乱伦——并且丝毫没有流露惧意。在这场初步较量当中，他与马尔科姆.X都还保持着相互帮助的姿态。

尽管两人都没有把话挑明，但是马尔科姆.X的行为事实上已经越界了。伊斯兰国度是一个根本不允许成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教团，因此马尔科姆.X的行为无异于以下克上。伊斯兰国度的最高领导者声称自己有权辖制追随者的灵魂以及主张黑人的终极命运，可是马尔科姆.X却未经批准就开始自顾自地修补这位领导人的形象。由于伯明翰以及其他地区的种族关系动荡越发危及伊斯兰国度的存续，两人都回避了这种做法的后果——倘若他们当真一拍两散，马尔科姆.X将会失去以利亚.穆罕默德的授权，以利亚.穆罕默德也将会失去一位知名度最高的穆斯林发言人。

民权时期的伊斯兰国度的名称是Nation of Islam

state和nation

就在华莱士.穆罕默德从砂岩监狱回到芝加哥家中的那一周，马丁.路德.金也来到了芝加哥。华莱士回到了城南的家里，受到了冷冰冰的对待；金则来到城北，被人引见给了一位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Abraham Heschel）。这两人的出身背景差异极大，足以与两人各自与伊斯兰国度之间的差异相提并论。金出身于亚特兰大黑人浸信会布道人世家，家族传统可以追溯道奴隶制时期；赫歇尔是生在华沙的正统派犹太教徒，?出身于哈西德派拉比世家，这个家族涌现过许多在东欧犹太文化圈里无人不知的名字——比方说伯里切夫的伊扎克拉比（Yitzhak of Berdichev），里津的以色列拉比（Israel of Rizhyn），与赫歇尔同名的阿普特的赫歇尔拉比，还有哈西德派创始人以色列.巴沙姆拉比（Israel Ba’al Shem）的十八世纪继承人、梅泽里奇的多弗贝尔拉比（Dov Ber of Mezeritch）。最后这位先辈曾经在给赫歇尔的信中写道：“我们应当从灵魂中放逐忧郁，由此发现身为犹太人的不可言状的喜悦。”自从希特勒将阿姆斯特丹到基辅之间的犹太人聚居区化作墓地之后，赫歇尔在他的一本书中这样记录这份被强行抹杀的文化遗产：犹太教文化并不依靠战争或者物质成就来衡量资深历史，而是“关注日常存在当中的精神实质。”

1963年1月，宗教与种族大会在芝加哥召开。赫歇尔与金的道路在这里交汇在了一起，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跨教派联合大会，参会代表近千人，其中包括保罗.田立克这样世界知名的神学家以及美国境内几乎所有宗教团体的领导人。在私下里，各路神职人员之间自然免不了相互较劲。新教徒认为自己正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因为南方种族隔离纷争的所有直接与间接参与者几乎全都是新教徒，都引用同一套新教教义为自己的行为背书，像这样的教门内斗只能让外人看了笑话。将近九年前，最高法院裁定中小学内部的种族隔离制度不合法。自从这项里程碑式的判决生效以来，新教各个教派始终不愿意针对种族问题摆明立场。多亏了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大力鼓动，不情不愿的新教团体才勉强发表了几篇充满陈词滥调的种族关系声明。好几位芝加哥会议的组织者都希望借助本次大会让新教教会摆脱如此尴尬的记录。包括犹太教与天主教在内的少数派神职人员则普遍将种族问题视作打翻身仗的好机会，这些教派的领导层都希望乘着种族平权的东风摆脱掉信众数量有限或者教义不够正统带来的耻辱。天主教的考虑尤其还要更深一层：眼下新教被种族问题缠住了手脚动弹不得，如果天主教在这个当口采取偏向自由派的路线，与新教形成鲜明反差，或许能趁机吸引一批全新的信众。有好事者指出，参加芝加哥大会的天主教代表团等级之高，简直创下了天主教美国发展史上的记录——整整来了二十四位主教。除了天主教内部会议以外，还从没有人见过这么多主教聚集一堂。在这些好事者看来，此等做法的背后的盘算可谓路人皆知。

此外大多数参会代表都并没有意识到一项严峻的事实：赫歇尔与金这两位大会关键发言人在各自“主场”的处境远比看上去更加危险。外人想当然地以为拉比都会支持赫歇尔，黑人布道人都会支持金，但是情况并没有这么单纯。他们两人的交情还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深入到可以相互透露底牌的程度，那时他们将会向对方揭露自身的困境以及他们在芝加哥各自肩负的秘密使命。不过在此之前很久，这两个人对于希伯来先知的语言与经验的共同追寻就一直在促使他们相向而行。金与赫歇尔之间的长期交往也是本次普世会议留下的许多历史遗产之一。

赫歇尔这次差点就没来。自从1945年加入纽约犹太神学院以来，同事们一直将他视为另类，而他对此也听之任之。按照坊间流传的说法，学校之所以聘用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充当摆设。一直有人批评纽约犹太人神学院包庇了太多信奉重建主义的教师，这些人认为受训成为拉比的神学学生们完全可以甚至十分应该将无神论当成个人信仰。所以校方才要雇佣一位赫歇尔这样出身东欧的正统派犹太教信徒来缓和此类批评。当年被纳粹逼得逃出欧洲之前，赫歇尔赖以成名的招牌课程是犹太教哲学与犹太教神学，现在他的雇主却偏偏不允许他教授这两门课，而他负责的犹太神秘主义选修课几乎被全体师生当成了投机时代的古怪残余。像这样的限制使得赫歇尔十分火大，以至于经常发表一些吓得学生们张口结舌的言论：他们现在接受的培训仅仅局限于犹太会所日常事务管理，充其量只能让他们假装成拉比糊弄一下外人。按照校方的安排，就算完全不参加关于犹太教上帝理念的课程也完全可以顺利把学上完。 赫歇尔警告学生们：“逃避智识思考是当代犹太教的重大罪过。当代犹太教对于紧急问题避而不谈，信仰的困难遭到忽视……犹太教思想十分荒芜。我们只能呼吁信徒们忠于犹太民族，对于信仰本身的发挥却说不出多少道理。”

随着英语水平的不断提升，赫歇尔开始越发频繁地参与校外活动，出版书籍，发表演讲，致使犹太教领导层大为紧张。他主张犹太教不仅能滋养犹太人，也能滋养非犹太人。他口音厚重，造型醒目，留着一口雪白的美髯，两眼炯炯有神，乍一看去活像是精灵族的长老。他曾在艾森豪威尔的白宫宣讲过自己的招牌比喻（“智慧好比天空，不是任何人的私产。真知识则是研究精神的天文学。”）。最近他还在肯尼迪总统面前谈论过关于衰老的话题（“对于年轻的盲目崇拜无异于拜偶像。亚伯拉罕是一位可敬的长者，浮士德的传奇则是异教精神的体现。”）。一部分同事很为赫歇尔感到自豪，认为他打破犹太教思想茧壳的努力很值得称道。其他人则认为他的做法危险且冒昧，甚至贬低了犹太教的价值。

到目前为止，赫歇尔参加过的最敏感的活动就是提倡天主教改造古代教义——包括天主教会的官方声明，教义，教科书，甚至宗教艺术——在纳粹大屠杀的高潮时期，这些教义似乎加剧了针对犹太人的仇恨。为了即将举行的梵蒂冈会议，若望二十三世教皇下令进行一场针对基督教反犹主义的研究。他将这项研究托付给了一个专门研究非基督教宗教的秘书处，领头人是奥古斯丁.贝阿红衣主教（Augustin Bea）。1961年11月，贝阿开始与赫歇尔进行秘密磋商。这件事办得极其机密，以至于贝阿自己的员工也只是在事后才听到传闻声称有一位饱学的拉比头两天偷偷潜入了罗马。赫歇尔向贝阿提交了一份私人备忘录，题目是《如何改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关系》。他在文中写道：“从未有过哪个时代见证过如此之多的内疚、伤痛、焦灼与恐怖。从未有过哪个时代浸染过这么多鲜血。从未有过哪个时代对于上帝如此麻木不仁。”他请贝阿考虑四项提案，其中包括请求梵蒂冈会议进行一次历史性投票，议题是犹太人究竟是不是一个犯有弑神罪的民族，是否因为杀死耶稣而遭受了上帝的永恒诅咒。赫歇尔还在另一份措辞微妙的声明当中补充道：“根据我们的理解，天主教会认为全人类都承担了杀死耶稣的罪孽。”通过这些声明，赫歇尔与贝阿开始一步步向对方靠拢，加深了对于对方教义的认识。两人都在搜肠刮肚地找寻最合适的沟通语言，一方面不能蔑视对方，另一方面也不能贬损自己。贝阿与赫歇尔的共同目标是切断个人反感转化成社会灾难的路径。“言论具有切实的力量，极少有人能意识到词语永远不会消逝。以声音作为开始的事物必定会以行为而结束”

此时的赫歇尔是犹太人在梵蒂冈的秘密说客，一旦这一身份遭到曝光，必将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讦，因此他一开始并未接受芝加哥大会的邀请。不过后来他咨询了专门研究美国种族政治问题的专家。赫歇尔尤其想知道马丁.路德.金究竟是什么人。他很清楚，金的参会必然会为本次大会招致充满争议的关注。他在犹太神学院里也曾经听到过反对金的窃窃私语。金难道真的仅仅是一位专门混黑人圈子的浅薄民粹政客吗？莫非他当真只会到处惹事，还装着一肚子不可告人的共产主义盘算吗？莫非他当真应该老老实实呆在经常光顾的监狱牢房里不出来吗？

专家们向他保证，金的反种族隔离使命具有十分过硬的属灵基础。于是赫歇尔把心一横，在芝加哥宗教与种族大会的开场致辞当中抛开了历来惯用的模棱两可言论。“宗教和种族，这两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如果依照宗教的精神来行事，那就要将原本分开的联合起来，要记住全体人类都是为神所爱的孩子；如果按照种族的精神来行事，那就要将活生生的人性大卸八块……也许这次会议应该叫做宗教或种族大会。你不能一边敬神一边将其他人当成牛马牲畜。”目前犹太教的主流观点依然认为种族问题是基督徒们的内部矛盾，犹太人只要保持安全距离充当啦啦队就行了。赫歇尔却反其道而行，宣称种族斗争的结果关系到犹太教的灵魂归属，自从当年摩西与法老王进行“第一次”宗教与种族首脑会议以来就一直如此。用他的话来说，“出埃及记还远远没有结束。今天以色列的后裔们跨越红海远比黑人穿越某些大学校园更容易。”

金与赫歇尔遥遥相对，在芝加哥大会的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这次他选取了批判教会自满态度的标准布道词：“星期天早上十一点还是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钟点，主日学校上课的时候仍然是美国中小学一周当中种族隔离最严重的一天。弥尔顿认为最不可饶恕的罪孽就是自欺欺人，就像路西法那样宣称‘恶呀，你来做我的善’，以至于失去了辨别善恶的能力。奉行种族隔离的美国教会距离这样的立场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金的平静外表掩饰着他对于教会体制无所作为的极度不满，布道词的文字几乎约束不住他的愤懑情绪。 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在伯明翰有意识地承担了危及生命有进无退的风险，期间既没有依赖也没有等待来自其他神职人员的协助。

自从1955-1956年的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以来，金在追求种族平等的道路上已经历尽了各种挫折，因此他才逐渐下定决心抛开建制派教会独自投入这场赌博。事实证明，公交车抵制运动采取的非暴力回避策略难以移植或者推广。于是他转而依赖自己千锤百炼的演讲才能，比照着葛培理牧师的圣战模式进行了一系列马不停蹄的反种族隔离巡回布道之旅，一连布道数百场。葛培理十分看好金这位后辈，偶尔还会指点一下他。在五十年代后期，这种拉人入教的斗争方式让身为演讲家的金尝尽了甜头，他收获了无数掌声与赞美，让无数听众泪流满面，至少暂时改变了他们的心意。但在日常生活中，黑人依然是一个遭到隔离的族群，除了金本人这样的名人之外，绝大多数黑人依然是无视与轻慢的对象。等到大学生们在1960年的静坐示威与1961年的自由乘车运动当中率先采用非暴力对抗的新策略时，金已经承认了他们的观点：种族问题极其棘手，光靠一两个演说家给听众灌鸡汤于事无补。只有在经过无情事实的连番教育之后，像金这样的人才会逐渐承认单凭口才不足以成大事，即便有社会地位与教育背景的加持也是枉然。虽然他诚恳地赞美学生的勇气，但是他本人却一再拒绝了来自学生们的战鼓传唤——“你的身体在哪里？”这是学生们摆在黑人领导层面前的第一场测试，要想通过这场测试既不能依靠说教也不能依靠资历，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承受暴力。

金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投入非暴力运动，而是继续坚持着更适合他这位黑人教会巨头的方法。他一方面花大力气向白人领袖们请愿，另一方面动员自己的盟友去争取全国浸信会大会的控制权。他们的梦想是一手掌握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黑人志愿者团体。全国浸信会大会共由一万多名布道人和五百万成员组成，可谓是一个现成的民权斗争军团。如果能将这支力量抓在手里，金只要一声令下就能针对任何种族隔离目标发动大规模抗议。彻底掌握全国浸信会大会的先决条件与黑人教会政治的普遍抱负不谋而合：在与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们进一步对抗之前，金集团打算首先在父辈和祖父建立的隔绝世界里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他们的计划却遭到了现任“黑人教皇”J.H.杰克逊牧师的当头痛击。在先后两次全国大会上，好似足球骚乱一般的肢体冲突替代了惯常的布道与唱诗班活动。杰克逊的势力在冲突当中压制住了金的势力，最终在1961年堪萨斯城的会场上赶在警方到来之前实际控制了布道台，将金的势力挤到了旁边。取得胜利之后，杰克逊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声称一名不慎摔死在斗殴现场的布道人是被金害死的，并且将金驱逐出了全国浸信会大会。这一举动导致了一场大分裂，约有两千名布道人——包括金的密友、来自布鲁克林的加德纳.泰勒，以及金的师长、摩豪斯学院院长本杰明.梅斯博士——跟随着金一起脱离了大会。但是还有许多金家的老朋友以及杰出的布道人——例如小亚当.克莱顿.鲍威尔——选择了留守。专属于黑人的全国性机构少之又少，而他们早已将自己的身份认同锚定在了国家教会当中。

直到借助黑人教会推动社会改革的路线被彻底堵死之后，金才正式投入了不断升级的非暴力运动。他参与的最主要事件就是1961年底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开始的大规模入狱游行。这段艰苦经历让他意识到，在任何足以引起新闻界集中注意的种族冲突当中，记者都不可避免地会将报道焦点集中在他本人身上，因为他是大多数读者最熟悉的角色。而且新闻报道的核心问题往往并不是金的事业具有怎样的道德价值，而是每一场斗争的胜败结果——金与种族隔离主义者，谁能占上风？不得不与整个南方的法律和文化标准相对抗的金在1962年背负着输家的烙印离开了奥尔巴尼，因为种族隔离仍然存在，而且他本人还因为在斗争期间盖过了同事们的风头而受到了怨恨。然后到了1963年1月1日，也就是林肯解放宣言生效百年纪念日，金再一次吃了个暗亏。在过去两年里他一直私下推荐肯尼迪总统围绕这个日子发表一份历史性声明，借助总统行政命令至少部分废止种族隔离。而肯尼迪总统却始终顾左右而言他，最后还是躲过了这个自然截止日期。

几天之后，金召集十位最亲密的同事来到了佐治亚州萨凡纳附近的一处私人度假胜地。他告诉他们，对抗种族隔离不可能一蹴而就，他们与政坛上层人物之间也没有达成任何盟约。 所有还算体面的斗争路线都被堵死了。在他看来，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撤退，要么跳崖。他还担心最高法院在1954年针对布朗案做出的种族融合判决以及肯尼迪执政时期的改革能量将会很快消散，因此决心进行一场精心计划的孤注一掷。金的首席助理怀亚特.沃克为伯明翰行动制定了一套阶段性的非暴力攻击蓝图。伯明翰是种族隔离的象征性堡垒，这座城市将周边阿拉巴马州的种植园态度与钢铁厂经济的露骨政治结合在了一起，象征这一结合的关键人物就是当地警务专员尤金.“公牛”康纳。

金的人马既没有回避风险，也没有一味抱怨媒体在道德层面上的愚昧，而是尽力促成了金与康纳之间充满戏剧性的公开摊牌。最重要的是，金从此确定了自己的行动策略，决不再为其他人搞砸了的行动充当“消防员”，而是要主动采取行动，充分发挥自从公交车抵制以来累积的所有经验。经验之一在于出其不意。因此金并没有邀请父亲前往萨凡纳开会，也没有寻求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理事会的批准，因为他知道惯于长篇大论的理事会成员们肯定会不着痕迹地阻挠他的设想。他将要分阶段打基础，然后一声令下发动突击行动。非暴力学生委员会也向他强加了另一条教训：在在这个自私的世界当中，仅凭理性并不足以成事，还需要平白无故的受苦受难作为补充；非暴力战争的烈度丝毫中不低于动刀动枪的战争；要想打动戒心十足或者漠不关心的陌生人，戏剧性的风险与痛苦是最可靠、最敏捷的信使。金在散会时警告各位朋友们，他相信“今天坐在这里的人们不可能全都活到本次斗争结束。”尽管如此，参会人员还是一致决心投入行动。离开萨凡纳之后，金就去芝加哥参加了宗教和种族问题大会。

尽管金严格保守了伯明翰运动的机密，但是惯常围绕着他的轰炸压力却没有因此而得到丝毫减轻。南方理事会的莱斯利.邓巴与金乘坐同一航班飞往芝加哥，两人的座位靠的很近。在飞行期间，邓巴俯身探到金的身边，非常严肃地告诉金，他有一则来自政府高级官员的重要口信。这位官员不希望邓巴透露他的名字，但是金肯定能猜出来他是谁。邓巴觉得自己必须采取语焉不详的冷战风格间谍语言。他是金最亲密的白人盟友之一，并且大部分注入选民登记项目的基金都来自他的筹措，传达这条口信对他来说十分痛苦。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情愿地警告金，华盛顿的某些高级官员认为金身边的某几位顾问是美共成员——这一指控金已经听腻了——他们希望金能够摆脱这几个人，从而保护民权事业以及包括他本人在内所有人的最大利益。

“好的，好的。”金操着他那口浑厚的布道人嗓音回答道。他的语气十分平淡，听上去既不感兴趣也不害怕。

邓巴接着说道，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人马一直在极力敦促联邦调查局替选民登记工作者出头，反对强大的南方种族隔离利益集团，但是这项工作进行得极不顺利。只要联邦调查局声称这些工作人员遭到了美共的渗透，就能将司法部长憋得无话可说。金必须与自己的首席顾问斯坦利.利维森一刀两断，权当此人已经死了——不仅不能与他见面，甚至都不能在电话里交谈。邓巴在政府那边的联系人声称，民权运动必须像君主的妻子那样声名无暇。

“是的，是的，”金一边回答一边点头如啄米。 邓巴转达了罗伯特.肯尼迪通过自己的民权事务首席助理、司法部副部长伯克.马歇尔告诉他的主要观点之后，金终于答话了： “我同意你所说的一切，但我必须权衡其他因素之后才能彻底抛开某个人。 你看，莱斯利，我是个牧师，我负有牧养的责任。”

这个观点将邓巴打了个措手不及。为了政治算计而强迫金接受黑名单已经让邓巴感到很不舒服了，没成想金还能更进一步，反客为主地让他感到自己的行为既残忍又亵渎，好像自己沦为了忏悔室里的刽子手一样。负责国家安全的政府官员认为自己有权定义国家敌人并且规定对待这些人的正确方式，金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基于宗教标准的民主理想：他不会回避任何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这是非暴力运动的基本原则。邓巴认识到，如果金决心与所有人保持接触，即使是那些用防滑铁链殴打非暴力活动家的隔离主义者也不例外，那么他肯定不会与他信任的朋友、六年来一直投身民权运动的斯坦利.莱维森一刀两断。因此邓巴再也没有向金提起所谓的美共渗透问题。他知道虽然罗伯特.肯尼迪和伯克.马歇尔也像他一样对于秘密黑名单心怀顾虑，但是这两人依然主张民权运动必须谨慎从事。另一方面，颠覆政治也使得他们能够通过联邦调查局将责难推回到民权运动本身。

金不知道联邦调查局对于民权运动的敌意有多么强烈。他对于联邦调查局的了解大都来自罗伯特.肯尼迪以及其他司法部人士——正是这些人通过邓巴向他传递了口信。他们的观点软化了金对于胡佛的看法，致使他没能意识到促使联邦调查局官员反对他的最强大动力之一——近四十年来，身为联邦调查局创始人的胡佛越来越听不得批评意见了，可是金却不止一次批评胡佛办事不力。当初肯尼迪政府即将上台的时候，金撰写过一篇执政建议文章，在文中他主张多家联邦机构以身作则，率先在员工队伍当中推行种族融合。联邦调查局也被他点了名（除了五名胡佛身边的亲随之外，联邦调查局一名黑人探员也没有）。这条看似微不足道的言论随即被一路呈交进了局长办公室。这是胡佛第一次接收到关于马丁.路德.金的报告，从此以后他就将金当成了对头。

1962年末，有记者询问金，在他看来联邦调查局为什么没有逮捕几名公然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市以及周边地区殴打非暴力黑人的地方官员——被害者当中包括一名律师，遭到殴打的地点还是在法院内部——金表示当地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本身也是南方人，在文化层面上同情那些信奉隔离主义的地方官员。这一评论的发表引起了联邦调查局最高层的长久愤慨。胡佛授权他的政治与公共关系特使、副局长卡萨.“德克”.迪洛克公开驳斥金的言论，迪洛克则动用了包括主要黑人报纸在内的全部新闻界人脉。《芝加哥捍卫报》的约翰.森斯塔克（“我们跟他关系最好，”迪洛克这样向胡佛夸口道）以及另外四家黑人报刊都抓住了金针对胡佛的某几句非正式评论大做文章。甚至就连杜鲁门与肯尼迪这样不喜欢胡佛的总统也总会在公开场合习惯性地夸奖他几句，相比之下金的言论在胡佛看来简直大逆不道。

早在1963年，联邦调查局特工就通过窃听情报得知金邀请斯坦利.莱维森参加了在萨凡纳附近举行的会议。无论是现场监视还是线人告密都没能让联邦调查局获悉金的秘密目的——在伯明翰来一场非暴力豪赌——但他们想当然地认为金肯定不怀好意，更何况他还无视联邦调查局的指令继续与利维森保持接触。因此恶意十足的迪洛克向联邦调查局总部提交了一份盖棺定论的总结，声称金利用“欺骗，谎言和背叛作为宣传手段，从而实现自己的野心”，还建议联邦调查局从此将金当成一个不值得接触的“恶毒骗徒”。“附议，”胡佛在备忘录底部潦草地写道。从此金就正式成为了联邦调查局的敌人。这一天是1月15日，金的三十四岁生日，也是赫歇尔为芝加哥宗教与种族问题大会上进行开幕演讲的前一天。

此时金还没有意识到联邦调查局的敌意，眼下他更担心近在身边的威胁。J. H.杰克逊牧师在全国浸信会大会打垮了金之后，又禁止了所有忠于金的牧师参加大会。在过去一年里，一大批各个教派的基督教领袖都曾经来到芝加哥造访杰克逊名下的橄榄山浸信会教堂，并且游说杰克逊参加宗教与种族问题大会。毕竟这可是美国第一次跨种族宗教大会，而且举办地就在杰克逊的家门口。但是杰克逊的态度却令他们大吃一惊：无论他们好说歹说，他都坚决不肯参会。会议策划人员当中有一位杰出的黑人学者极其反感杰克逊的表现，以至于干脆脱离浸信会并且加入了长老会。见过杰克逊的少数几位白人神职人员只能推测他陷入了原教旨主义的泥潭，听不进别人讲的道理，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已经请到了金这位最负盛名的黑人牧师。讽刺的是，杰克逊的抵制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反而增强了金作为黑人神职人员总代表的地位。而且由于黑人与白人各自的宗教文化相互隔绝，白人主流社会并不知道金曾经在杰克逊手下吃过怎样的败仗，而金也一直很小心地维护着这一现状。私底下，他与盟友们毫不怀疑杰克逊仅仅是拒绝登上任何一座被叛徒污染的布道坛而已。他们认为杰克逊的敌对行为在政治层面上十分亲切，像这样抓住一点小事大动干戈的做法简直充满了人情味。*此时的金还并没有意识到，不仅只有金家的老朋友J.H.杰克逊才会与他结下私怨，像埃德加.胡佛这样遥远的国家象征也正在以同样强烈的私密目光关注着他。当金抵达芝加哥时，庞大的联邦调查局正在冲着他睁开充满敌意的隐秘之眼，而杰克逊则两眼翻白，假装金并不存在。

*【又过了七年，在金遇害之后，杰克逊还会斥资五万美元封住橄榄山教堂的南大门并且新开一座门，为的是让橄榄山教堂的地址永远不会与新近更名为小马丁.路德.金博士路的街道联系在一起。】

大会正式开始之后，一位又一位发言人应和了赫歇尔的开幕演讲。这其中有一位威廉.斯特兰费罗（William Stringfellow），他的讲稿将所有听众都惊得哑口无言。他声称白人牧师已经听任种族仇恨渗透进入了美国的国民性，甚至超出了宗教范畴。“现在最实际的事情就是哭泣，”他建议道。一位著名圣公会神学作家在讲台上冷冰冰地抛出这番话来，致使台下的大人物们纷纷面红耳赤，循声而来的记者们则忙着争相报道最新的争议话题。谁也没想到接下来又有一位威尔.D.坎贝尔牧师（Will D. Campbell）抛出了更加劲爆的言论。这位生在密西西比的神学家是少数几位长期以来一直在南方倡导种族融合的白人神职人员之一。这一次他警告各位白人同工们不要认为黑人会欢迎或等待他们的祝福。他在预先向大会提交的讲稿当中写道：“恐怕就在我们这一代，白人孩子就将会被黑皮肤的民众们扔进毒气室，这些孩子临死之前将会把玩具紧紧拥在胸前，就像奥斯维辛里面的同龄人那样。”这番话虽然听上去耸人听闻，但其实仅仅传达了他的一贯思想。1961年自由乘车运动在州际长途车线路上推进种族融合的时候，坎贝尔曾经担任过运动的顾问。黑人乘车者的勇气与坚毅为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极力主张，白人们不能指望黑人永远咬紧牙关克制下去，不能指望圣徒的作风能在黑人当中长久延续。就像一战之后的德国人因为战败而心怀怨恨一样，一个经历了上百年奴役与羞辱的种族也必定憋着满腔恶意。如果德国人仅仅因为打输了一场战争就能将希特勒簇拥上台，，那么黑人能干出来的事情简直让人不敢想象。

埃奇沃特海滩酒店的会议楼层嗡嗡作响，人们为了是否应该允许坎贝尔说这句话而吵得不可开交。有些参会代表指控他这是在宣扬反犹主义。私下里，坎贝尔在全国教会委员会的雇主也要求他删除掉这句话，以免种族隔离主义者借题发挥，声称黑人具有集体作恶的能力。种族隔离的民意基础在于恐惧，而坎贝尔的危言耸听对于缓解恐惧毫无益处。不堪围攻的坎贝尔最终用一句简短的警告取代了原文：“我们今天的这场会议已经太迟了。”所有人都因此而长出了一口气，但是与会代表们依旧因为各种相互冲突的立场而忧心忡忡。正当各位名望显赫的宗教领导人纷纷发出尽快采取行动的紧急呼吁时——大会主持人、芝加哥红衣主教阿尔伯特.梅尔（Albert Meyer）宣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以及一个宗教民族的未来可能完全取决于我们在未来几年如何应对种族问题。”——一些最有经验的教会活动家却认为宗教人士已经丧失了改变局面的机会。

金也用手写补充的方式修改了自己原本的讲稿。修改后的版本平添了几分粗粝急躁的气息，或许是因为他刚刚做出了一条忧郁的判断：他现在决不能宣布自己打算独自一人前往伯明翰掀起民权斗争，因为这种做法对他来说只能是有损无益，就算在宗教圈子里也是一样。“我们已经听取了基督教和犹太政治家口中的滔滔雄辩，”他近乎讽刺地写道。“我们仔细分析了这个令人困扰的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阴暗荒凉、庞大无比的不义幽谷正拦在我们面前，我们能看到这其中的每一座贫民窟，形形色色的经济不平等，以及意气消沉的上帝子女。这次会议是否会像太多的其他种族会议一样那样无疾而终呢？”金相信仅仅只有言词是不够的。金本人在事工道路上虽然资历尚浅，但是已经接受了好几场最难以下咽的教训。他呼吁全体神职人员都要“让自己的见证成为现实”。他还引用了著名前美共成员惠特克.钱伯斯的遗言：现代宗教已经“失去了呼吁任何人为之献出生命的力量”。如果是在五年以前，金或许确实会为了这样一场大会而感到信念倍增，可是现在他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急躁情绪了：“一个人不仅要用声音布道，还必须用生命来布道。”

促使金与赫歇尔走到一起的关键因素是一个困扰芝加哥大会的棘手问题。宗教对话一直在顽固回避种族问题，大多数代表都在极力克服这一点。（用和平部队的主管萨金特.施莱弗的话来说：“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一年可以去五十二次教堂，但却从不会听到任何一场关于种族关系实际问题的讲道。”）为了打破这一藩篱，几乎所有的神学家都觉得需要采取足够平静的方式，将种族偏见定义成为微弱的时代错误，前现代非理性思想的残余。像这样缓和矮化种族偏见的冲动自然为他们招致了现实主义者的抨击，例如斯特兰费罗与坎贝尔就指责他们无非是在装模作样，假装自己正在解决问题。现实主义者的批判固然一针见血，但是这其中的宿命论色彩却让赫歇尔忍不住想到了犹太历史上留下的一项可怖遗产——他的族人总是忍不住在不可解的灾难面前放弃一切神性存在的希望。“最可恶的异端思想就是绝望，”他如此严厉地反驳了斯特兰费罗的言论。自从二战以来，他一直秉承这样的基调面向纳粹受害者与美国的世俗化犹太人大声呼吁：“我们全都死在了奥斯维辛，但我们的信仰依然幸存于世。我们知道，否认上帝就等同于继续大屠杀。”

为了证明人类就算面对最要命的危机也不至于必定陷入经典的两极陷阱——哭天抢地的虚无主义或者熟视无睹的麻不不仁——赫歇尔高举起了希伯来先知的理想。希伯来先知们总是坦然面对甚至欢迎自己与族人遭受毁灭的命运，但是话里话外仍然充满了救赎的目的。他们绝不会用甜言蜜语来麻痹读者，而是将日常的痛苦与困境打造成了犀利的象征。“各个时代的道德家们都很擅长赞颂美德，希伯来先知与他们的区别在于先知们还会无情地揭批不义与压迫……”赫歇尔关于先知的开创性研究刚刚在美国出版，由德文原文翻译而来。这本书一经问世立刻吸引了以金为代表的一大批黑人牧师的关注，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听着摩西与以赛亚的事迹长起来的。黑人布道人的独特个性十分贴近耶利米与但以理这样炽烈夺目的心理原型——这些先知的生平无不激情四溢，充满了关于奴役与救赎的生动意象以及世俗与超脱的紧张结合。金和赫歇尔都将先知传统自然而然地当成了宗教语言的基础。

两人在芝加哥发出的呼声也极其相似。金再次引用了阿摩司书：“我希望美国的种族问题很快就会在人心当中燃烧起来，好让先知们纷纷崛起……并像阿摩司那样喊道：‘直到公平如大水滚滚，直到公义如江河滔滔！’”赫歇尔也在书中引用了阿摩司书中的同一段文字来说明先知对于正义的理解包含着怎样的情感力量，与希腊哲学理想当中毫无人性的纯粹理性形成了怎样的对照。他们也都引用了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言论。尼布尔是赫歇尔在纽约的私人朋友，也是金在神学院念书时的偶像之一。当金宣称经久不息的种族罪恶强调了“人们对于先知的需求”时，他并不像一般人那样将先知当做预言家，而是按照赫歇尔的说法，将先知们视作“上帝借给沉默的受苦人们的声音”。只有通过先知，人们才有能力且有意愿直面人世间的毒水横流。两人在这个意蕴丰富的主题上可谓心意相通，这一点对两个人来说都堪称惊喜。两人都认为今后必须加强交流。而且赫歇尔的演讲功夫也丝毫不在金之下。“要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撒下一粒先知的种子！”赫歇尔高呼道。

面对金与赫歇尔呼吁人们投身于先知见证的号召，各位参会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不过在行动上却十分谨慎。观察家们刻薄地指出，本次大会批准的唯一决议无非是“向美国人民的良心提出呼吁”，并且要求任何参会宗教团体不得约束自家信众参与民权运动。毫无疑问，许多神职人员都曾希望针对种族问题提出富有洞见的斥责，但是当这一挑战当真被摆在他们眼前时他们依然觉得措手不及。就在会议进行期间，芝加哥的繁华郊区传来了一条种族丑闻：当地交响乐团打算邀请第一位黑人乐手——一位小提琴家，但是却遭到了市民团体的阻挠。“我们只是觉得我们这个团体并不适合在社区里推进争议性话题，”芝加哥交响乐协会主席日内瓦.帕尔默颇为无奈地说道。 “你知道，橡树公园那边根本没有种族融合的设施。” 当地的教士们试图干预，将这一事件上报给了大会，但是参会代表们却纷纷顾左右而言他，甚至还有人声称交响乐团指挥之所以如此热衷种族融合仅仅因为他本人是犹太人。《时代周刊》嘲笑芝加哥会议无非神学家们的又一次“痛心疾首”，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些人仍然没有太多智慧可以与人分享。”

志愿神职人员并没有被此类嘲讽吓倒。他们决心将四天会议确定的任务推进下去，在全国各地设立永久性地方委员会。摸索阶段的工作自然免不了各种尴尬。内部分歧依然还在不断冒头，甚至在主要白人群体当中也免不了，新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尤其明显。敌视芝加哥大会的大主教牢牢捆住了洛杉矶与费城的天主教徒的手脚。大会组织联盟当中的一位天主教领袖报告称，白人与黑人神职人员之间的相互沟通在全国各座城市都几乎见不到。此人亲自走访了一座又一座城市，想要填平这道鸿沟。他发现最勇敢的新人们并不喜欢将这项任务当成迈向未知的一步，而是认为自己正在重建某种想象当中的过去，旨在让种族关系“重归理性”。在芝加哥大会上遭受打击并且获得激励的人们艰难地将种族问题提上了大多数即将到来的基督教与犹太教会议的议程。到了4月份，正当金将第一批志愿者送进伯明翰监狱的时候，全国各地三十个州都成立了初步的种族问题地方宗教理事会。

可能是重要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