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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量子》重启贴 -- 奔波儿
当时还没有物质波的概念，所以所谓的轨道应该还属于猜想范畴吧？
（老师们莫笑哈，偶纯粹是来健脑滴，怕生锈
）
1电子围绕质子不是象地球围绕太阳那样是个粒子，它是一个不变的几率波。（应该是电子被关在一个“势阱“里不停的振动，在某个能级轨道上运行而不会被质子吸入，因此没有辐射。）
2受外力影响，电子跃迁到另一能级才会发生辐射放出光子（能级和光谱线这一节没看懂）。
建议桥上老师去参阅《新量子世界》第四章原子与原子核。里面正好详细解释了您所提的这一问题，所以连忙跑上来插句嘴。
汉斯·汉森（Hans Hanson）比玻尔小一岁，还在哥本哈根读书期间，他们就成为很好的朋友，完成了哥廷根大学的学业以后，汉斯回到了丹麦首都。俩人会面的时候，玻尔向朋友诉说了自己关于原子结构的最新想法。汉斯在德国所做的是光谱学方面的研究，即研究原子和分子吸收和释放辐射的问题。他问玻尔，其研究工作是否会对光谱线的生成原理有所帮助。人们很早就发现当金属汽化的时候，火焰的颜色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钠会产生亮黄色，锂会产生深红色，而钾则生成紫色。19世纪，人们发现每种金属都会生成自己独一无二的一套光谱线。对于每种元素的原子，其光谱线的数量、间距以及波长都是唯一的，就像是指纹一样，可以作为辨别该元素的方法。
光谱看上去太复杂了，不同元素的光谱特征千差万别，没有人敢把它当作是打开原子内部奥秘之门的一把钥匙。这就好比蝴蝶的翅膀上有着五彩斑斓、引人入胜的彩色条纹，玻尔回忆说，“但是，没有谁会想到利用蝴蝶翅膀上的彩纹去探索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在原子和其光谱线之间，显然是存在着某种联系，然而在1913年的2月，玻尔却找不到其中的头绪。汉森建议他瞅瞅巴耳末公式（Balmer's Formula），该公式描述了氢的光谱线。玻尔回想了一下，他不记得存在这么一个公式，很有可能他忘记了。汉森写出了这个公式，并指出没有人知道该公式为什么成立。
约翰·雅各布·巴耳末（Johann Jakob Balmer：1825～1898）是瑞士巴塞尔的一所女子学校的数学教师，业余时间也在当地大学讲课。一位同事知道他对命理学（Numerology）感兴趣，正好他正抱怨没啥有意思的活儿干，就和他谈起了氢的四条光谱线。巴耳末一下就被这个问题吸引住了，他随即着手构建一个数学关系式来描述这些线条，而以前从未有人涉足这个领域。早在十九世纪50年代，瑞典物理学家安德斯·埃格斯特朗（Anders ngstrm：1814～1874）就精确测量了氢的四条可见光谱线（红、绿、蓝、紫）的波长，并将它们分别标记为α，β，γ和δ，其相应的波长分别为656.210，486.074，434.01和410.12nm。1884年6月，在巴耳末将近60岁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公式，能够准确计算出这四条光谱线的波长（λ），即：λ=b*[m^2/(m^2-n^2)]，其中m和n是整数，而b为常数，根据实验结果计算应为364.56nm。
巴耳末发现，当n固定为2，而m分别为3，4，5，6的时候，他的公式就能精确计算出这四条光谱线的波长。例如，当n=2，m=3，并代入到该公式中，就能得到红光的波长。然而，巴耳末所做的工作可不仅仅限于算出这四条已知的光谱线，为了纪念他的这一贡献，这些谱线后来被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巴耳末系（Balmer Series）。他还预测出，如果n=2，但m=7，则存在第五条线。埃格斯特朗在瑞典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也发现并测量出这条谱线的波长，而巴尔末当时还不知道这个消息。但是，这两个数值，即理论值和实测值，几乎完全吻合。
如果埃格斯特朗依旧活着（他在1874年去世，终年59岁），他一定会对巴耳末所作的工作感到震惊。巴耳末的做法很简单，就像他将n设成2从而计算出四条光线的波长那样，他令n分别等于1，3，4和5，然后轮流改变m的数值，就这样，他计算出了氢在红外和紫外区域的其它光谱线。例如，当n=3，而m分别等于4，5，6，和7时，巴耳末预测了红外区域还存在一系列光谱线，而他的发现在1908年被弗里德里希·帕邢（Friedrich Paschen：1865～1947）在实验中证实。根据巴尔末的公式所预测出来的所有的光谱线后来都被证实，但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释他的公式背后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秘密。这一公式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出了准确无误的预测，到底是什么样的物理原理在起作用？
“看到巴耳末的公式的一刹那，”玻尔回忆说，“我的眼前为之豁然一亮。”正是因为电子在不同的轨道间跃迁，才导致原子释放出这些谱线。如果一个氢原子处于基态，即n=1，电子只要吸收到足够的能量，就能“蹦”到具有较高能量的轨道，例如n=2。但原子随即会处于失稳状态，这时电子会从n=2蹦回到n=1，原子再次恢复稳定的基态。在这一过程中，电子需要释放出相应的能量，其数值为两个轨道间的能量差，即10.2eV。而且可以利用普朗克--爱因斯坦公式（E=hv）计算出所产生谱线的波长，在这个公式中，v为所释放的电磁辐射的频率。
当电子从不同的较高能级跃迁到同一较低能级时，就会生成巴耳末系的四条谱线。在这些过程中，释放的量子大小只取决于初始和结束时的能级，这就是为什么巴耳末的公式能够准确预测出波长的原因，他所作的只需令n=2，而令m=3，4，5，6。只要将电子跃迁的目的地，即最低能级，固定下来，玻尔就能得到巴耳末预测出的其它光谱线序列。例如，假定电子是跃迁到n=3这一能级，则就可以通过改变m得到位于红外区域的帕申系（Paschen Series）；而令n=1，则能得到位于紫外区域的莱曼系（Lyman Series）。
玻尔发现了与电子的量子跃迁相关的一种奇怪的现象，即在电子跃迁的过程中，根本不可能判断出电子实际处在什么位置。不同轨道，即能级之间的转换必须在瞬间发生。否则，当量子从一个轨道转移到另一个轨道的时候，必然会不断辐射能量。在玻尔的原子模型中，电子在不同轨道之间是不能容身的。就像是被施了魔法，电子从一个轨道上消失，瞬间就出现在另一轨道上。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频谱线的问题与量子的问题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这是普朗克在1908年的2月间写在一个笔记本上的文字，这实在是有些让人感到意外。但是，由于普朗克一直以来就试图将量子的影响因素降到最低点，当他接触到了卢瑟福的模型后，就止步不前了。对于原子是以量子的形式释放和吸收电磁辐射这种理论，玻尔是衷心拥护的，但在1913年，他并不认同电子辐射本身也是量子化的。甚至一直到六年以后的1916年，普朗克在他那篇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论文中说玻尔的量子原子就是“人们孜孜以求的那把开启神秘的光谱学大门的钥匙”，这时，依旧没有几个人愿意接受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学说。
1913年3月6日，玻尔向卢瑟福寄出了他的论文三部曲中的第一篇文章，请他将这篇文章投到《哲学杂志》去。在那个时代，以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所有像玻尔这样的青年科学家都需要卢瑟福这种资深人物与英国期刊“联络”投寄论文，这样才能确保文章能顺利得以发表。他在信中对卢瑟福说：“我特别想知道你对这篇文章有什么看法”，而且他非常关心卢瑟福对他将量子和经典物理学融合在一起会有什么反应。玻尔很快就收到了回音——“你所提出的观点，即频谱的产生模式，非常有新意，而且看上去很有效；但是，如果你将普朗克的观点和旧有的力学理论混合在一起，这将会使你创建一种物理理论的努力陷入困境，尤其是这一理论是你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
和其他人一样，卢瑟福无法在头脑中想象出氢原子的电子是如何在不同能级间进行“跃迁”的。造成这一困难的原因是玻尔违反了经典物理学的关键法则。环行的电子是一个振荡的系统，其中，整个轨道即为振荡路径，而每秒钟电子绕行轨道的次数就是振荡频率。一个振荡系统会以其振荡频率辐射能量，但是由于电子在进行“量子跃迁（Quantum Jump）”时涉及到两个能级，因此存在两种振荡频率。卢瑟福批评说在这两种频率之间，以及在“旧的”力学机制和电子在能级间跃迁时所释放的辐射频率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同时，他还指出了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我认为，而且我相信你自己也完全明白，你的假说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当电子从一种稳态转移到另一种稳态时，电子如何判断自己应以什么样的频率进行振荡？在我看来，你必须得假定电子应该事先知道它将去往何处。”一个处于n=3能级的电子可以跃迁到n=2或者n=1这两个能级中任意一个。为了实现跃迁，电子应该“了解”它的目的地，这样它所释放的辐射才能具有正确的频率。对于量子原子所存在的这些缺陷，玻尔还没有给出答案。
另外，还有一个轻微的批评意见，但却让玻尔烦躁不安。卢瑟福觉得这篇论文“真的需要缩减一下”，因为“长篇大论会吓坏读者的，而读者是没有时间深入研读这种长文章的”。在对论文的语言部分做了必要的修改之后，卢瑟福附了几句话：“我自作主张删减了你的论文中一些在我看来有些多余的内容，我估计你不会反对我这么做吧？请回复。”
玻尔收到信后，被骇住了。写论文的时候，玻尔几乎是字斟句酌，打了无数的草稿，改写了若干版本，而这个时候，让他允许别人哪怕是卢瑟福对他的心血进行改动，这让他感到又惊又疼。在寄出最初版本后的两周之后，玻尔又寄出了一份加长的修改过的手稿，里面包括一些改动以及添加的内容。卢瑟福认同改动内容“很出色，而且非常有道理”，但他再一次要求玻尔缩减文章的篇幅。在他收到这篇回信前，他写信告诉卢瑟福说自己要在休假期间访问曼彻斯特。
玻尔敲响了卢瑟福的家门，这时，卢瑟福正在和好友阿瑟·伊吾（Arthur Eve）相谈甚欢。伊吾回忆说卢瑟福马上就把那位“腼腆的小伙子”带进了自己的书房，卢瑟福太太向他解释说这位不速之客是位丹麦人，他的丈夫对“他的工作非常推崇”。那个晚上，他们的讨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而且又延续了好几个漫漫长夜，玻尔试图捍卫自己论文中的每一个词语，但他承认卢瑟福“保持了极大的耐心”。
筋疲力尽的卢瑟福最后不得不表示屈服，后来他在款待朋友和同行的时候，谈起了这次会面：“我能看出他对文章中的每一个字都认真考量过，对于每一个句子、每一段描述以及每一处引用，他都坚定捍卫，这让我印象颇深；尽管起初我觉得很多句子都是多余的，但在他对我解释文章是如何进行构思以后，我明白他文中的每一段话都有其明确的涵义，而且，想让他修改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年以后，玻尔坦承卢瑟福当初对他使用过于复杂的表述方式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
在《哲学杂志》上，玻尔的论文三部曲《论原子与分子的结构（On the Constitution of Atoms and Molecules）》先后被原封未动予以刊登。第一篇的发表日期是1913年4月5日，但正式面世是在当年的7月；而第二、三篇先后在九月和十一月发表，这两篇主要是讨论电子在原子内部的可能的分布模式，而在以后的十余年间，玻尔利用他的量子原子模型中的这些理论去解释周期表以及所有元素的化学特性。
在创建自己的原子模型时，玻尔将经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融为一体，就像是调制了一杯夺人魂魄的鸡尾酒。在这一过程中，他将物理学中的那些公认的金科玉律踩在脚下：原子内部的电子只能占据一定的轨道，即稳态；电子在这些轨道上是不会对外辐射能量的；原子只能处在一系列离散的能量状态，而其中能量最低的是“基态”，电子可以从具有较高能量的稳态跃迁到具有较低能量的稳态，而两者间的能量差值将会被电子以能量子的方式释放出来。然而，他的模型正确地预测了氢原子的很多特性，例如原子半径，而且还对光谱线的产生原理做出了物理解释。卢瑟福后来评价说量子原子是“心灵战胜物质的一次凯旋”，在玻尔做出这一发现前，他曾经认为“需要几个世纪”才能揭示光谱线的奥秘。
对玻尔的成果最好的检验方法就是看看大家对量子原子的最初反应。1913年9月12日，“英国科学促进会（BAAS：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第83届年会在伯明翰召开，玻尔的模型在大会上首次被公开讨论。当玻尔出现在听众席时，人群中一阵窃窃私语。参加会议的有汤姆森、卢瑟福、瑞雷和金斯，还有包括洛仑兹和居里夫人在内的外宾。当有人征询瑞雷对玻尔原子模型的看法时，他的回答颇具外交辞令——“年逾七旬的老人就不必对新理论草率发表什么观点了”。但是，在私下里，瑞雷根本不相信“大自然会是这种面目”，而且坦承自己“无法接受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现象”。汤姆森也对玻尔的量子化的原子持反对态度，认为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詹姆斯·金斯的态度是先不着急发表什么意见，他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针对玻尔模型的唯一的检验方式就是找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功范例”。
在欧洲大陆，人们对量子原子的态度是普遍的不信任。“这是胡扯！麦克斯韦方程组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成立”，马克斯·冯·劳厄在一次激烈辩论中说，“环形轨道上运行的电子必须要释放辐射。”保罗·埃伦费斯特则开诚布公地对洛仑兹说，玻尔的原子“让我感到绝望”。“如果这就是达到目标的方式，”他继续说，“我一定会弃物理学而去。”在哥廷根，玻尔的弟弟哈纳德则告知哥哥，大家对他的研究非常感兴趣，但却一致认为他的假说过于“勇敢”和“奇妙”了。
玻尔的理论还是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因为他赢得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人的支持。当时，大家认为太阳的光谱线序列是来自氢元素，但根据玻尔的计算，这些序列实际是来自离子化的氦，即原来拥有两个电子的氦现在却失去了其中一个。玻尔对于这条皮克林---福勒谱线（Pickering-Fowler Lines）的解释与其发现者们的看法差别很大。谁才是正确的呢？在曼彻斯特大学，根据玻尔的请求，卢瑟福的研究团队对这条谱线做了详尽的调查，最后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伯明翰的BAAS年会开幕前，他们验证了丹麦人所主张的皮克林---福勒谱线是由氦引起的论断。九月底的时候，爱因斯坦在维也纳从玻尔的好朋友乔治·冯·海韦西那儿听说这个消息的。“爱因斯坦的大眼睛，”海韦西在写给卢瑟福的信中报告说，“睁得越发显得大了，他对我说：‘那么，这就是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几乎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了正确的方向，甚至在当时被一片声讨的情况下最后还是不可思议的逆转。
鄙人深通周易命理学，看看利用一下这个特长为科学做点贡献，呵呵
看来西西河的人很多都不喜欢科学啊
1913年11月，玻尔的论文三部曲的末篇发表，当时，卢瑟福的研究团队中的亨利·莫塞莱（Henry Moseley：1887～1915）通过实验验证：对于任何元素而言，其原子核所带有的电荷数，即原子数是一个整数，而且决定了它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玻尔在七月份访问曼彻斯特的时候和莫塞莱谈起了原子，随后这个年轻的英国小伙子就开始用电子束轰击不同的元素，并检测了X-射线的频谱。
当时，人们已经知道X-射线是一种电磁波，其波长仅为可见光的几千分之一，当带有足够能量的电子轰击金属时，就会产生X-射线。玻尔认为当最内侧轨道的一个电子被轰出了原子以后，就会有较高能级处的电子进入最内侧的轨道去填补空位，并释放出X-射线。这两个能级间是存在能量差的，而这一跃迁过程中所释放的能量就是X-射线。玻尔意识到，依靠自己的原子模型，利用所释放的X-射线的频率就可以得到原子核的电荷数。在和莫塞莱讨论时，他谈到了这个有趣的想法。
莫塞莱精力异常旺盛，当其他人都去睡觉的时候，他却留在实验室，通宵达旦地工作。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测量了从钙到锌在内的很多金属所释放的X-射线的频率。他发现当他所轰击的元素越来越重时，所激发的X-射线的频率也随之增高。莫塞莱预测了一些人们还未发现的元素，即原子数为42，43，72和75的这些元素，他所基于的认识就是每种元素都会产生一套独特的X-射线谱线，而在元素周期表中相邻的元素应该具有类似的谱线。莫塞莱逝世以后，这四种元素先后被人们所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莫塞莱加入皇家工兵部队，担任信号官。1915年8月10日，在加里波利（Gallipoli），莫塞莱因被子弹贯穿头部而死。这位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年轻人，就以这种悲剧方式告别了人世，年仅27岁。卢瑟福个人对莫塞莱予以很高的评价，称赞他“天生就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
由于玻尔成功地预测了皮克林——福勒谱线，再加上莫塞莱所做的与原子核电荷相关的突破性发现，量子原子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拥趸。1914年4月，使这一模型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更重大的转折点到来了，年轻的德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1882～1964）和古斯塔夫·赫兹（Gustav Hertz：1887～1975）在用电子轰击汞原子的时候发现，电子在撞击过程中损失了4.9eV的能量。弗朗克和赫兹认为他们成功地测量出将一个电子从汞原子上轰击下来所需要的能量。但是，由于当时德国物理学界对玻尔的理论普遍持批判态度，他们并没有读到玻尔的文章，因此对他们的测量数据进行解释的任务就落在了玻尔的头上。
如果轰击汞原子的电子所带有的能量少于4.9eV，则风平浪静。但如果电子的能量高于4.9eV，则在撞击发生时，它将失去这部分能量，同时汞原子会释放出紫外线。玻尔指出4.9eV就是基态与第一激发态之间的能量差值，这会引发汞原子内部的电子在这两个能级之间进行跃迁，而这两个能级间的能量差正好可以根据玻尔的原子模型准确预测。当电子回到第一能级，汞原子即恢复基态，这时，它会释放出一份量子能量，这份能量所引发的就是汞的谱线图上的紫外光，其波长为253.7nm。弗朗克——赫兹实验的结果为玻尔模型以及原子能级的存在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虽然弗朗克和赫兹起初在对他们的结果解释时，犯了错，但他们还是因此被授予192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玻尔的论文三部曲的第一篇文章是在1913年的七月发表的，当时，他终于获得了哥本哈根大学的教职。但没过多久，他就开始郁郁寡欢，因为他的主要工作是给医学院的学生讲授基础物理。1914年初，玻尔声名鹊起，这让他有了更大的野心，他想为自己谋一份理论物理学的教授职位。但这件事情比较困难，因为理论物理学虽然是一门显学，但在德国以外却很少被人真正重视。卢瑟福在给宗教与教育事务部（Department of Religious and Educational Affairs）的推荐书中写道“在我看来，玻尔博士是欧洲当代最杰出和最能干的青年数学物理学家之一”，对玻尔及他的提案表示支持。由于玻尔的工作激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并得到了国际上广泛的承认，很多教员纷纷表示对他的支持，然而，再一次的，大学当局所做的决定是搁置待议。正在玻尔黯然神伤之际，他收到了卢瑟福的一封信，在信中，卢瑟福为他指出了一条出路。
“我敢说你一定知道达尔文的工作合同已经到期了，我们现在正在招聘一位继任者，薪水是200英镑”，卢瑟福写道，“初步的筛选表明适合人选屈指可数。我想找一位年轻人，他得有点创新头脑。”卢瑟福曾经说过玻尔的工作成就说明他具有“伟大的创新力和优点”，尽管没有直接说出口，但卢瑟福已经认定玻尔就是他寻找的那个人。
1914年9月，玻尔申请到一年的离职休假，因为他明白那个申请教授的提案在他休假结束前是不可能有任何答案的。玻尔夫妇搭船前往英国，途中在苏格兰海域遇到了暴风雨，但他们最终安全抵达，并在曼彻斯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形势大变。爱国主义的狂潮横扫英伦三岛，实验室里几乎所有适合打仗的人都报名参军，房间里看上去空荡荡的。人们起初都认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当德国人击败了比利时，打进了法国以后，这种乐观的估计破灭了。那些不久前还是同行的男人们如今正在互相射击。马斯登去了西线，而盖革和海韦西则加入了轴心国（Central Powers）的军队。
玻尔抵达曼彻斯特的时候，卢瑟福并不在那儿。他在六月份就离开了，去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参加英国科学促进会在那儿举办的年会。作为一名新晋的爵士，卢瑟福拜访了他在新西兰的家人，这之后，他又按计划访问了美国和加拿大。一回到曼彻斯特，卢瑟福就忙于与反潜战相关的研究。因为丹麦是中立国，玻尔被禁止参与任何与战争相关的活动，他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工作上。由于学术期刊纷纷停办，而与欧洲大陆的学术交流也陷于停滞，研究工作举步维艰。
起初，玻尔是计划在曼彻斯特仅待上一年时间，但实际上呢，直到1916年的5月，他依旧原地未动。这时，他被正式任命为哥本哈根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他的研究工作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也帮助他获得了自己企盼以久的这一职位，但是成功的例证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量子原子依然无法回答一些问题。如果原子拥有的电子数目超过一个以上，则根据这一模型所预测的结果会与实验结果相左，甚至该模型无法解释仅仅拥有两个电子的氦原子。更糟糕的是，玻尔的原子模型所预测出的频谱线根本无处可觅。为什么某些谱线可以观测到，但另外一些却无法观测？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人们引入了所谓的“选择定律（Selection rule）”。在1914年底的时候，玻尔所提出的原子模型理论中的所有核心概念都已经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包括以离散形式存在的能级，环行电子所具有的量子化的角动量，以及谱线的成因。然而，只要还有那么一条谱线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无论如何引入新的定律，量子原子的地位都是岌岌可危的。
1892年，利用更加先进的设备，在以巴耳末命名的氢原子谱线中，人们发现红色的α线和蓝色的β线并不是单独的一根线，实际都分别是由两条线组成的。二十多年来，人们一直在为这些谱线是否是“真正的双线（true doublet）”争论不休，玻尔属于反对派阵营。1915年初，最新的实验结果显示巴耳末线中的红、蓝和紫线都是双线，玻尔因此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利用自己的原子模型，玻尔无法解释这些被称为“精细结构（Fine Structure）”的分裂开的双线。当时，哥本哈根大学教授玻尔上任伊始，发现案头摆着由一位德国人寄来的一堆信件，这位德国人通过修改他的模型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阿诺德·索末菲 （Arnold Sommerfeld：1868~1951）时年48岁，是慕尼黑大学的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在以后的数年中，很多才华横溢的青年物理学家和学生投入到他的门下，而他也将慕尼黑大学变成了理论物理的重镇。和玻尔一样，他也喜欢滑雪。在巴伐利亚州的阿尔卑斯山中，他有一座房子，有时他会邀请学生和同事去那儿滑滑雪、聊聊物理学。1908年，当爱因斯坦还在专利局上班的时候，他曾经写信给索末菲说：“但是，我保证，如果我现在是在慕尼黑，而且有时间的话，为提高一下我的数学物理水平，我一定会好好研读你的文章。”谁能想到一个当初在苏黎世被自己的数学教授蔑称为“懒狗（lazy dog）”的人会如此称赞别人？
为了简化自己的模型，玻尔将电子限定在原子核外围的环形轨道中。索末菲的方法是抛弃这个限制，允许电子在椭圆形轨道中运行，就好比是行星围绕太阳运行那样。他认为，从数学意义上讲，环形轨道不过是椭圆形轨道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因而环形的电子轨道仅仅是所有量子化的椭圆形轨道中的一个子集而已。在玻尔的模型中，量子数n被用来标定不同的稳态，即那些限定的电子环形轨道及相应的能级。同时，n的大小决定了环形轨道的半径。但是，要确定一个椭圆形轨道，则需要两个数。因此为了对该椭圆形轨道进行量化，索末菲又引入了k，即“轨道（orbital）”量子数。当n被固定以后，k就决定了椭圆轨道的形状。
在索末菲所提出的改进模型中，主量子数（Principal Quantum Number）n决定了k的大小。若n=1，则k=1；若n=2，则k=1和2；若n=3，k=1，2和3。对任一给定的n，k值的大小可以是1到n在内的所有整数。如果n=k，则轨道形状为环形。但是，如果k小于n，则轨道为椭圆形。例如，当n=1且k=1时，轨道为环形的，且其半径为r，被称为玻尔半径（Bohr Radius）。当n=2且k=1是，轨道应该为椭圆形的；但如果n和k都等于2，则又变成了环形轨道，且半径为4r。因此，如果氢原子处在n=2的量子态时，其所拥有的唯一的那个电子可以处在k=1或者k=2两个轨道中的任意一个。当处于n=3状态时，电子则有三个轨道可以选择：n=3且k=1的椭圆形轨道；n=3且k=2的椭圆形轨道；n=3且k=3的环形轨道。在玻尔的模型中，n=3只代表一个环形轨道；而在索末菲改进过的量子原子模型中，则有三个轨道可以选择，而这些额外的稳态可以用来解释巴耳末系中存在的谱线分裂现象。
为解释谱线的分裂现象，索末菲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寻求帮助。就像是围绕太阳运行的彗星一样，椭圆形轨道中运行的电子在朝向原子核运动时，其速度会加快。但和彗星不同的是，电子的速度非常之高，以至于依据相对论的理论，其质量应该会增加。这一相对质量（Relativistic Mass）的增加会引起微小的能量变化。当原子处于n=2状态时，所存在的两个轨道k=1和k=2所具有的能量是不同的，因为k=1是椭圆形轨道，而k=2是环形轨道。这种微弱的能量差导致两种能级的存在，也就引起相应的两条谱线，而玻尔的模型只能预测出一条谱线。然而，玻尔-索末菲量子原子（Bohr-Sommerfeld Quantum Atom）模型依然无法解释其它两种现象。
1897年，荷兰物理学家彼得·塞曼（Pieter Zeeman：1865～1943）发现在磁场中，一条谱线会分裂成几条单独的谱线或者分量，这种现象被称为“塞曼效应（Zeeman Effect）”。而一旦关闭磁场，分裂现象随之消失。接着在1913年，德国物理学家约翰内斯·斯塔克（Johannes Stark：1874～1957）发现当把原子放在电场中时，一条单独的谱线也会分裂成几条线。当斯塔克公布自己的结果以后，卢瑟福写信给玻尔说：“如果现在你能用自己的理论解释塞曼效应和电场效应（即斯塔克效应（Stack Effect）），我觉得你有必要就此写点什么。”
卢瑟福并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在玻尔发表了他的论文三部曲的第一篇文章以后，他就收到了索末菲的一封贺信。“你会用你的原子模型解释塞曼效应吗？”他问道，“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玻尔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但索末菲却做到了，他的方法非常巧妙，他先是选择椭圆轨道，当电子处于某个固定的能量状态，例如n=2时，增加电子所能占据的量子化轨道的数目。玻尔和索末菲所设想的轨道，无论是环形还是椭圆轨道，都是处于同一平面中的。但当索末菲试图解释塞曼效应的时候，他认识到自己忘记考虑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即轨道的方向性。在磁场中，电子所能选择的轨道相应而言可以有不同的方向。索末菲引入了他所命名的“磁（magnetic）”量子数m，从而能够解释这些轨道的方向性。对任一给定的主量子数n，m的取值范围是从-n到n。当n=2时，m的取值可以是-2，-1，0，1，2。
“我相信我从来没有读过比你的研究更加美妙的东西”，玻尔在1916年3月写信给索末菲。电子轨道的方向性，即“空间量子化（Space Quantisation）”在五年后的1921年被实验结果所证实。当存在外部磁场时，现在通过标定三个量子数，即n，k和m，电子就可以占据额外的能量状态，从而引起塞曼效应。
必要性是创新之母，正是为了解释实验中所发现的结果，索末菲不得不引入两个新的量子数，即k和m。由于索末菲的方法所带来的有益启发，其他学者也对斯塔克效应做出了解释，即当存在电场时，不同能级之间的间距会发生变化，从而引起这种现象。尽管玻尔——索末菲原子模型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无法复制谱线的相对强度，但已经取得的这些成功还是使玻尔声望日隆，并使他在哥本哈根拥有了自己的研究所。正如索末菲后来所赞誉的那样，玻尔通过自己的工作成果，以及他给予他人的那些灵感，正一步步成为“原子物理的引路人”。
这一赞誉之辞让玻尔非常高兴，一直以来，他就想做卢瑟福那样的人，有效地领导着自己的实验室，并打造出一种无所不在的创新精神。从自己的导师身上，玻尔学到的东西并不仅仅限于物理学，他目睹了卢瑟福是如何督导一群年轻的物理学家，使他们尽其所能。1917年，玻尔开始原版照搬他有幸在曼彻斯特所学到的东西。他向哥本哈根的管理当局提议在大学里建立一所理论物理研究所，这个提案获得了批准，朋友们筹集了为购买土地和进行施工所必需的经费。第二年，也就是一战刚刚结束之后，施工就开始了，地点离市中不远，紧邻一处美丽的公园。
工作刚刚展开之时，一封来信却让玻尔惴惴不安。信是卢瑟福寄来的，他在曼彻斯特大学为玻尔提供了一个理论物理学的终身教授的职位。“我觉得我们俩人可以试一试，一起推动物理学走向繁荣”，卢瑟福在信中说。这是多么诱人的一个提议，但玻尔却不能离开丹麦，因为他将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也许如果他听从卢瑟福的建议，卢瑟福就不会在1919年离开曼彻斯特去剑桥接替汤姆森，担当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主任一职。
哥本哈根大学的理论物理实验室（Universitetets Institut for Teoretisk Fysik），即后来广为人知的玻尔研究所（Bohr Institute）于1921年3月3日正式建立。这时，玻尔已经把自己那个添丁进口的小家迁到了新居，这是一套带有七个房间的公寓，位于二楼。在经历了纷飞的战火以及战后的艰难岁月，这个研究所正如玻尔所设想的那样，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港湾。就像磁石一样，它迅速地吸引着全世界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但是，他们中的那些最有才华的人士一般却置身其外。
（第四章完）
本来以为周末才能看到大作，没有想到现在就更新了。
这种创新精神的传承是中国现在最需要学习的地方。
现在中国就缺这这种精神
这是位于布拉格的德意志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一间办公室，爱因斯坦和一位同事正向窗外眺望，他对这位同事说“那帮对量子理论嗤之以鼻的家伙就是一群疯子”。自从他在1911年4月离开苏黎世来到这里，他一直对一件事情疑惑不解，外面那块地上在早上的时候只有女人，而到了下午则只有男人。对这个现象，他一直试图给出一个答案，但后来他才知道原来旁边那个美丽的花园隶属于一个疯人院。爱因斯坦发现要想让量子和光的波粒二相性共处一室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他对亨德里克·洛伦兹说“首先，我要向你保证，我绝对不是你所认为的那种死脑筋的光量子论者（light-quantizer）”，并且声明这种错误的印象“源于我在文章中表述得并不准确”。很快，他甚至放弃在“量子是否真的存在”这种问题上面纠缠。在1911年举行的第一次索尔维会议上，讨论的主题是“辐射及量子理论”，爱因斯坦从那儿回来以后做出了一个决定，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推翻量子理论，那就让一切顺其自然吧。在接下来的四年中，玻尔和他的原子模型成为大家瞩目的对象，爱因斯坦则离量子渐行渐远，而专注于发展他的相对论理论，并将引力问题囊括在内。
布拉格大学是在14世纪中期创建的，由于民族和语言因素，该大学在1882年被拆解成两个独立的大学，即捷克大学和德意志大学。这一分裂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状，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狐疑猜忌和不信任感。爱因斯坦在瑞士特别是苏黎世这个大都市的时候，所处的生活环境轻松而平和，因而布拉格让他感到很不舒服，尽管他在这儿得到了正教授的职位，而且薪水优厚，足以让他过得很舒适。他只有通过工作的慰籍来抵御那种慢慢沁入心头的孤独感。
1911年底，在玻尔还正在为要不要离开剑桥而转到曼彻斯特而苦恼的时候，爱因斯坦也在为是否返回瑞士而挣扎。这时，一位老朋友出手拯救他来了。马塞尔·格罗斯曼刚刚坐上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的数学与物理部的教务长的位子，他邀请爱因斯坦回来出任教授一职。尽管这份工作是属于爱因斯坦的，但格罗斯曼还是有大量的流程工作要做。在这些流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包括他就将教职授予爱因斯坦一事，征询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的看法。在这些被咨询的学者中有一位是法国的首席理论科学家昂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1854～1912），他认为爱因斯坦是他所知道的“那些最具有创新精神的人物之一”。这位法国人非常欣赏他对新概念的驾轻就熟，超越经典物理学的高瞻远瞩，以及当“他面对一个物理问题时能够及时预见所有的可能性”。1912年7月，在这个爱因斯坦曾经连助教都无法申请到手的地方，他，作为一位名声显赫的物理学家，回来了。
爱因斯坦一下火车就遇见了普朗克和能斯特，他知道他俩来的原因，但并不清楚他们具体带来什么样的消息。前不久，爱因斯坦已经被推选为鼎鼎大名的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而且他同时获得了一份带薪的职位，而全科学院仅有两个这样的位子。这份职位已经是一项无上的光荣了，但这两位德国科学界派来的特使还带来了另外一个独一无二的工作机会，即请他去威廉皇帝理论物理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of Theoretical Physics）担任研究教授兼院长，且不附加任何教学任务。
面对史无前例的这三个工作机会，他需要时间去斟酌权衡。在他考虑自己是否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的时候，普朗克和能斯特将搭乘火车做一个短途的观光之旅。爱因斯坦说等他们回来的时候，瞧一眼他手中拿的玫瑰花，就会知道答案。如果是红色玫瑰，他将去柏林；如果是白色，他会留在苏黎世。当普朗克和能斯特走下火车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人会跟自己走，因为他们看见爱因斯坦手中的玫瑰花是红色的。
对爱因斯坦而言，柏林的诱惑之一是他将拥有充分的时间“去全身心地投入到思考中去”，而不用做任何教学工作。但是，随之而来的还有无形的压力，他必须得在物理学上不断有所建树，这才配得上自己作为科学界宠儿的荣誉。“在柏林人眼中，我是一只会下金奖的母鸡，”在告别晚宴后，爱因斯坦对一位同行说，“但我不清楚自己是否依然能产下这样的蛋。”爱因斯坦在苏黎世庆祝完自己的35岁生日以后，于1914年3月末启程前往柏林。尽管他对返回德国还有一丝顾虑，但很快他就充满了热情：“这儿每一个角落都遍布智慧的灵感，而且是源源不断。”他之所以如此欢欣鼓舞的原因之一是普朗克、能斯特和鲁本斯都近在咫尺，而在他眼中一向“惹人生厌的”柏林变得使他兴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表姐艾尔莎·洛文塔尔（Elsa Lowenthal）。
早在两年前的1912年3月，爱因斯坦就与这位36岁的离婚妇人有了一段婚外情，当时她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女儿——13岁的伊尔莎（Ilse）和11岁的玛戈特（margot）。“我的老婆对我而言就是一位雇员，而且我永远不得将她解聘”，他告诉艾尔莎说。一回到柏林，爱因斯坦经常情绪很低落，连着几天，他一言不发。不多久，他就搬出了家，留下一张纸，上面列了一长串条款，声明只有接受这些条款，他才愿意回家。但如果米列娃接受这些条款，她就真的变成了一个雇工，而且是她的丈夫随时可以解雇的那种雇工。
爱因斯坦的要求如下：“1. 我的换洗衣服必须叠放整齐；2. 我在‘自己的房间’必须获得有规律的膳食供给；3. 我的卧室和办公室必须要保持清洁，特别是，书桌仅供我一人专用。”另外，他还要求妻子“切断所有个人联系”，不许“当着孩子的面，在言语和行动上”羞辱自己。最后，他坚持要求米列娃还要做到“以下几点：1. 你不要指望能从我这儿得到任何亲密的举动，也不能以任何方式责备我；2. 一旦我发了话，你必须立即停止对我唠叨；3. 如果我下了命令，你必须马上离开我的卧室或者办公室，不许抗议。”
米列娃答应了他的苛刻要求，于是爱因斯坦回了家。但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7月底，也就是他们到达柏林仅仅三个月之后，米列娃就带着儿子返回了苏黎世。当爱因斯坦站在月台上挥手道别的时候，他流泪了，但并不是为了米列娃，也不是为了那些随风飘逝的陈年往事，而是为了和他分离的两个儿子。但是，没过几周，爱因斯坦就开始“在我的这所宽阔畅亮而静逸无比的公寓里”尽情享受这种单身生活。在战争阴云笼罩下的欧洲，又有几人能够享受这种宁静呢？
“总有一天，这帮巴尔干佬儿会干出点什么蠢事，搞个欧洲大战出来，”据说这是俾斯麦（Bismarck）曾经讲过的话。1914年6月28日，星期天，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在萨拉热窝街头被刺身亡。在德国的支持下，奥匈帝国立即向塞尔维亚宣战，德国在8月1日向塞尔维亚的盟国俄国宣战，两日后又向法国宣战。8月4日，德国入侵保持中立的比利时，英国为了维护比利时的独立于同日向德国宣战。“欧洲现在疯了，已经变成了不可思议的荒诞世界”，爱因斯坦在8月14日写给朋友保罗·埃伦费斯特信中说。
爱因斯坦对战争的感觉是“既遗憾又厌恶”，而50岁年纪的能斯特却志愿做一名救护车司机。在爱国激情的感染下，普朗克宣布：“能称自己是德国人，感觉太好了。”作为柏林大学的校长，普朗克认为这是人生在世最辉煌的时代，因此他把自己的学生们以“神圣战争”的名义送进了战壕。包括普朗克、能斯特、伦琴及维恩等在内的93位著名的科学家在《对文明世界的呼吁（Appeal to the Cultured World）》上签名，当爱因斯坦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根本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这份呼吁书于1914年10月4日在德国及其他各国的各大报纸上发表，“在这场被别人强加的生与死的斗争中，德国被敌人以谎言和诽谤肆意侮辱”，签名的人士对此表示严正抗议。他们声明德国对这场战争没有任何责任，并不曾破坏比利时的中立性，而且从未有任何暴行。德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度，在这里，伟大的歌德、贝多芬和康德就像我们的家园和土地那样神圣无比”。
没过多久，普朗克就为自己参与签名一事后悔不迭，在私下里他开始向他的那些外国科学家朋友们表示歉意。这个著名的“九十三人的呼吁书”掺满了谎言和空话，在所有参与签名的当事人中，爱因斯坦只对普朗克还抱有一丝希望。的确，这位德国校长公开承认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被侵犯，他说：“我们正在做错事，为了实现军事目标，我们不惜采取任何行动。”
作为一名瑞士公民，爱因斯坦并没有被要求在呼吁书上签上他的名字。但是，对于这份呼吁书所体现出来的歇斯底里的国家沙文主义，他在心中怀有深刻的忧虑，因此他参与了与此争锋相对的另一份呼吁书《对欧洲人民的呼吁（Appeal to Europeans）》的起草。这份呼吁书号召“所有各国受过教育的男人们”一起确保“和平降临的条件不会成为下一场战争的根源”，并挑战了“九十三人的呼吁书”中所宣扬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与全世界目前所能理解的文明一词背道而驰，如果该观点真的变成了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共识，那将会是一场灾难。”。同时，文中还有力地鞭挞了德国知识分子，认为“尽管他们已经不再渴望拥有和谐共处的国际关系，但是他们的行为几乎与外部世界格格不入”。然而，包括爱因斯坦在内，仅仅只有四个人签名。
1915年的春天，国内外同行的态度让爱因斯坦心灰意冷，他说：“甚至不同国家的学者们都如此行事，就像他们的大脑都在八个月前被人给摘掉了似的。”再后来，所有那些以为世界大战只是暂时的期望全都化为泡影，而“我们不得不目睹着一幕幕无休无止的惨剧”，这让爱因斯坦在1917年的时候“总是感到异常绝望”。“即使是当我习惯性地躲入物理学的领地，也不能使我的心情有丝毫好转”，他对洛仑兹坦承道。然而，这四年的战争岁月却是爱因斯坦在其学术生涯中最为多产和最富创造力的时期，他出版了一本书，发表了50篇科学论文，并在1915年的时候完成了他的杰作——广义相对论（General Relativity）。
早在牛顿之前，人们就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固定的，且相互独立的，它们是宇宙洪荒这幕无始无终的大戏上演的舞台，是绝对的永恒的质量、长度和时间的竞技场，是相互间存在空间距离和时间间隔的各种事件演出的剧场。但是，爱因斯坦却发现质量、长度和时间并非是绝对和永恒不变的，空间距离和时间间隔与观测者所处的相对运动状态有关。例如，如果有一对双胞胎兄弟，其中一位留在地球上，而另一位则是宇航员，以接近光的速度在太空旅行，相对于他那位地球兄弟而言，宇航员这儿时间减缓，空间收缩，任何运动的物体都会获得质量。这就是“狭义（Special）”相对论所预言的结果，而这些论断在20世纪都将先后得到证实；但是，该理论并没有考虑到加速度的影响。“广义（General）”相对论则考虑了这个因素。在爱因斯坦构建这一理论的过程中，他认为该理论让狭义相对论看上去就像是“小孩子的游戏”。当量子理论不断挑战原子领域那些约定俗成的观点之时，爱因斯坦正帮助人类一步步接近空间和时间的真实面目。广义相对论是爱因斯坦所创造的引力理论，该理论将最终导致人们发现与宇宙起源相关的大爆炸（Big Bang）理论。
根据牛顿的引力理论，任意两个物体之间，例如太阳和地球间，是存在吸引力的，该引力与它们各自的质量呈正比，且与其质心间的距离的平方呈反比。这两个物体并没有相互接触，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体系所描绘的引力是一种神秘的“超距（action-at-a-distance）”作用力。但是，在广义相对论中，一个拥有巨大质量的物体会引起了空间的扭曲，并因此导致了引力。地球围绕太阳运动，并不是因为有某种神秘的不可见的作用力拽着它，而是由于拥有巨大质量的太阳引发了空间的扭曲。简而言之，物质引发空间的扭曲，而扭曲的空间决定了物质该如何运动。
1915年11月，由于当时人们无法用牛顿的引力理论解释水星的轨道，爱因斯坦决定拿这一现象作为广义相对论的试金石。在水星围绕太阳运动的过程中，水星的轨道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天文学家对此做了精确的测量，发现其轨道发生了微小的旋转，爱因斯坦利用广义相对论对轨道的偏移进行计算。当他发现计算结果与实测数据吻合很好且误差极小，他激动得心跳加速，并预感到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他写道“通过比较理论和观测值可以看出，这一理论完美至极”。爱因斯坦最大胆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这让他志得意满，但为此所付出的艰巨努力也让他精疲力尽。在他恢复元气以后，他又回到了量子领域。
其实当爱因斯坦还在琢磨广义相对论之时，在1914年五月，弗兰克——赫兹实验反映了原子中能级的存在并因此“决定性地验证了量子假说”，爱因斯坦是对此独具慧眼的几个人之一。在1916年的夏天，爱因斯坦有了一个“出色的主意”，他对原子是如何释放和吸收光有了自己的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他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推导，我说，其实就是推导了一下普朗克的公式”。不久，爱因斯坦心满意足地看到自己的“光量子理论已然定鼎”。但是，他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他不得不抛弃经典物理学中那些严格的因果关系，而将概率论引入到原子领域。
以前，爱因斯坦也曾用过其它替代方法，但这一次他却是从玻尔的量子原子模型推导出普朗克的公式。他首先是从一个简化的仅仅拥有两个能级的原子模型开始的，然后确定了电子从一个能级跃迁到另一个能级的三种方式。当电子从一个较高的能级跃迁到一个较低的能级时，它会释放出一份光量子，爱因斯坦称之为“自发辐射（Spontaneous Emission）”。只有在电子处于激发态时，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当电子吸收了一份光量子，从一个低能级跃迁到高能级后，其将处于激发状态，这也是电子跃迁的第二种方式。玻尔曾经提出过这两种量子跃迁方式，以此来解释原子的吸收和释放光谱，但是爱因斯坦却揭示了第三种方式——“受激辐射（Stimulated Emission）”。如果原子已经处于激发态时，当光量子击中其内部的电子时，这种跃迁就会出现。这时，电子并没有吸收自投罗网的光量子，而是“受到激发”，被碰飞到低能级，同时释放出一份光量子。四十余年后，受激辐射成为激光的理论基础，所谓激光，就是“通过受激辐射增强后的光”。
爱因斯坦还发现光量子具有动量；但和能量不同，动量是一个矢量，既有方向，又有大小。然而，他的公式清晰地显示出电子从一个能级自然跃迁到另一个能级的发生时刻，以及这一过程中光量子释放的方向是随机的。自发辐射和放射性标本的半衰期类似。在一定的时间，即半衰期内，一半的原子会发生衰变，但是人们并不清楚原子衰变发生的确切时刻。与此类似，尽管自然跃迁发生的概率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但要了解具体的细节却只有靠运气了，也就是说此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存在。这一“跃迁概率（transition probability）”的概念使光量子释放的时刻和方向成为一种纯粹的“几率事件（chance）”，但也正是爱因斯坦理论的一个漏洞。但当时，他却坦然接受这种问题的存在，并希望随着量子物理的发展，这一问题会得到顺利解决。
虽然爱因斯坦发现几率和概率在量子原子的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对此他显然觉得有些如芒在背。尽管他并不怀疑量子的真实存在，但其理论中的因果关系看上去却处于危机四伏之中。“为了处理好这个因果关系，我也费了很多精力”，三年后的1920年1月，爱因斯坦在写给马克斯·伯恩的信中说“能够完全按照因果关系来理解光量子的吸收和释放吗？或者说，是否一定得用到统计理论？我不得不承认我对自己的判断缺乏勇气。但是如果要完全抛弃因果关系，我会非常难受的。”
这种情形让爱因斯坦备受煎熬，有点像一个被临空举着的苹果，手松开了，但苹果却没有落下来。当苹果可以下坠的时候，相对于它落在地上的稳定状态而言，它处于不稳定状态，因为重力这时候作用在苹果身上，把它正往下拽。如果苹果这时像一个处于激发态的电子一样，那么它并不会在松手的那一刻就立即下坠，而是悬浮在空中，并在某个无人能够预测的时间内掉下去，而这个时间只能靠用概率论进行估计。最大的可能性是苹果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下坠了，但也存在一个很小的概率，即苹果悬浮在空中好几个小时。原子内部的一个处于激发态的电子会坠入到较低的能级，从而处于较稳定的基态，但是跃迁发生的时刻则是个概率问题。1924年，爱因斯坦已然不太情愿接受他自己所发现的事实，他说：“当我发现辐射轰击下的电子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其跃迁的时刻和方向时，我觉得这个理论实在是有些让人难以接受。在这一刻，我宁愿做一个鞋匠，哪怕是做一个赌场的小工，也不愿意当什么物理学家。”
社会条件下进行这种研究？他们以及当时的社会为什么对这些感兴趣？哪些人或机构在支持（钱财物等）他们的研究？怎样支持？为什么目的？对世界的好奇还是觉得会有什么实际用途？我觉得当时大家好像并不知道这些会有什么实际用途。这些伟人进行的这些基础的研究推动了整个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什么就没有发生在中国呢？我觉的不仅仅是因为缺钱和缺乏交流。那些明清的江南富豪八旗子弟有的是钱，但为什么对世界不好奇？只是琴棋书画美食花鸟？我觉得在文化的这方面我们现在还是很落后。看看我们有关自然和科学的纪录片就知道了。与欧美甚至韩日比比，数量之少水平之低内容之肤浅惨不忍睹。还不如改开之前。怎样改变我们现在的文化来让中国的民间有钱有闲阶层和政府都能在对自然和世界的认知上充满好奇积极进取，不止基于功利和实用，才能彻底改变我们科技落后总是跟在西方后面跑的状态。
只是我没有爱因斯坦那么大的本事，呵呵
在去柏林的时候，他的光量子理论还是他的”负资产“或者说”笑柄“，而且那时爱因斯坦还比较年轻，抗压能力未必很高。至于出现他不喜欢的”概率“也许只是一个可以说得出的原因吧。毕竟爱因斯坦或者他的追随者也不愿意说是全世界对爱因斯坦的”迫害“导致了爱因斯坦淡出量子领域，大家都要混生活，得罪了太多人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