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 -- klxn

一 穷途末路的国际派

1938年9月，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在中共上层犹如引发了一场七级强地震，对王明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共核心层随即发生急剧的分化和新的组合。毛泽东虽未正式出任党的总书记一职，但从此他已理直气壮、当仁不让地独揽中共党、军一切大权。在毛的分化瓦解下，原先就已显现分裂迹象的王明营垒更加分崩离析，王明等开始丧失与毛争斗的意志，在政治上逐渐衰竭下去。

作为毛泽东头号政治对手的王明，自1938年底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实际上已被毛泽东锁在笼中。从莫斯科返国后，王明在政治上的风光岁月仅仅维持一年，王明初抵延安时的那种热烈、欢快的气氛早已烟消云散，现在王明只能依照毛泽东的安排，在某些节庆场合出来点缀一番，其政治上的权力已被大大削弱。

在毛泽东的控制下，王明在政治上的失势是一步步进行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在六中全会后还新兼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在1941年初，王明又被任命为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委员会等三个机构的主任，王明并担任了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从表面上看，王明一时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然而，王明的这些职务大多为空头闲职。1939年后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已完全由毛泽东控制，开会时间、会议议程等一切皆由毛决定，旁人不得置喙。至于中央统战部，则是延安的一个冷清衙门。统战部下辖三个科：干部科、友军科、各党派科，然而中共有关与国民党统战的所有大政方针，全由毛泽东亲自掌握，周恩来则起着辅佐毛及执行毛指示的作用，王明在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延安的中央统战部只有王明和副部长柯庆施、南汉宸（1939年9月至1941年初任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2月调往边区政府任财政厅厅长）以及少数工作人员。除了有时配合延安交际处出面接待几个来访的国统区知名人士外，统战部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指导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统战部的领导，从王明、柯庆施到干部科科长徐一新（即徐以新）都在女大任职。原先中央统战部对边区党委统战部也负有指导责任，1933年，时任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的王观澜表示反对王明提出的边区也是统战区的观点，引起与王明的争论。毛泽东一锤定音，决定新设边区统战委员会，由王观澜任主任委员，宣布今后边区统战问题由该委员会领导，大事直接请示中央，将王明任部长的中央统战部的最后一点权力也彻底剥夺干净。 中央南方委员会、东北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更是形同虚设。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底，本来是为了加强对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但事实上有关南中国党的工作，基本由设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领导。在抗战阶段，延安与东北的直接联系很少，特别是东北抗联失败后，中共在东北的工作几乎完全停顿，为此，1942年中组部曾挑选177名东北籍干部前往东北开辟工作。被派往东北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主要为苏联情报机构服务，间或也与延安发生电讯联系，但是在日军严密控制下的伪满洲国，从延安派出的中共地下党员很难开展工作，多数秘密机关被日军破获，因此设立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虚应人事。任命王明负责中央党校工作委员会，却是毛泽东的别出心裁之举。毛以此举有意挑起王明与张闻天等的矛盾，指望坐收渔人之利。王明真正负责的工作岗位，只是中央妇委和中国女子大学。而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和女大校长，则有明显羞辱王明的含意。

对于江河日下的王明，毛泽东无丝毫顾惜之意，反而谋求对王明的进一步打击。王明领导的中央妇委共有六名常委，包括其妻孟庆树，担任常委的蔡畅、帅孟奇，不时就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王明发生冲突。一度在国际和国内政治舞台上风光十足的王明，到了1941年初，竟不得不主持召开妇委保育工作会议。王明任校长的中国女大也受到种种限制，在解决生源、人员借调、学生分配等许多问题上，都碰到不少麻烦。1941年2月13日，王明为女大毕业生分配事写信给陈云，提议中央组织部将调做其它工作的女大毕业生的比例下降到25%，希望把来延的女学生均送入女大学习。次日，陈云覆信给王明，规劝王明「彼此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陈云在信中说，「女大是我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归中组部在中央总的意图下分配工作」，暗指王明将女大视为自己的私人范围。陈云向王明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 1941年6月，王明被免去中央妇委书记的职务，由蔡畅接任。9月1日，创办两年、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女大被合并进延安大学。蔡畅上任伊始，马上将妇委中原在中国女大学习的女干部召集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会议室开会，「了解一下王明当女大校长时，有什么错误言论」。 在蔡畅的领导下，中央妇委开始批判王明在领导妇委工作中所犯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对付王明最厉害的措施是切断王明与莫斯科的联系渠道。毛独握与斯大林的通讯系统，除毛之外，任何人不得染指。据师哲透露，1940年2月任弼时在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两套机要密码，由周恩来于3月随身带回延安。同年11月，延安与莫斯科新的通讯系统正式开通，「效果良好，通讯准确无误」，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掌握这个绝密的通讯系统的机构，对外称「农村工作部」，又叫「农委」，设在中央警卫团附近的小砭沟，部长为吴德峰，副部长是帅孟奇。毛泽东为了避人耳目，任命王观澜为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其实王观澜并不参与此事，吴德峰才是真正的负责人。但是，作为中央机要局局长的吴德峰也不能与闻毛与斯大林电报往来的内容。参与电报翻译的只有极少数中央社会部工作人员，如师哲等一、二人。极端机密的电报则由任弼时翻译，直呈毛泽东，从而避开了师哲。

在毛泽东的严密封锁下，身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王明，获知共产国际的信息，只能通过毛泽东的口头传达。而是否向政治局委员传达共产国际的来电，是全文传达还是部分传达，是向个别人传达，还是向全体政治局委员传达，这些全凭毛的个人意愿决定。为了防范王明与苏联和外界联面，毛还严格限制王明前往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只是因为得到周恩来的支持，王明才出席了1939年9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 ，而在这以后，王明就再没有去过重庆。

王明在六中全会后的一段时期内，似乎并无政治上受挫的明显迹象，但随看毛针对王明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他已完全明白毛的意图所在，只是有口难言，无力还手。1939年春夏之际，当毛泽东携带江青，由两名贴身卫士随从，乘坐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小包车――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前线将士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穿行于延安街道时，人们看到的王明则是形单影只，「时常独自漫步街头，也不带一名警卫，低着头，不发一言地，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

王明并不甘心自己在政治上的日趋败落，从1939年始，他就开始调整对毛泽东的态度，试图以向毛示好的行动，改善自己的处境，在政治上重新振作起来。1940年，王明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不惜对毛阿谀奉承，吹捧毛对「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甚至加封给毛三个头衔：「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的理论家」。王明认为，自己的言行至少会化解毛对他强烈的敌意，从而缓和并改善与毛的关系。

王明的这番表演十分拙劣，这种丧失了意志力和自尊的行为，使其在毛泽东心目中原本就不高的形象，更加一落千丈。毛在得意之馀，不仅毫不领情，反而视王明为一具可以任意摆弄的政治僵尸。1940年，因热烈吹捧毛泽东，王明的处境有所改善，毛泽东对王明还作出某种善意的姿态。该年，原红一方面军干部黄火青从新疆返回延安（黄曾加入西路军，后进入新疆），毛在接见黄火青时，特别关照黄一定要去看望王明。6 同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新再版了1931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企图论证自己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王明还凭籍其对马列原典的熟稔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广作报告。在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中「王明同志」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名字，其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口若悬河的王明，作起报告来条理清晰，出口成章，几个小时的报告可以不要讲稿。报告完毕，「再从头到尾归纳一遍，一二三四大项，下边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对照记录竟能丝毫不错」，有时一席演讲，竟受到数十次掌声的欢迎。王明的「口才」和「理论水平」赢得了延安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尊崇，人们普遍认为王明是「天才」，被公认为是「活马列主义」。 这一切不仅把王明捧毛的效果冲得一干二净，更增添了毛对王明的憎恶。

和心情抑郁的王明相比，1937至1940年，是博古心情比较舒畅的几年，主要乃是博古远离延安，长期与周恩来在南京、武汉、重庆从事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六中全会后，王明被调回延安，但是博古继续留在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重庆的南方局继续保持着长江局时期机关内互相配合、互相尊重的空气，丝毫没有在延安和其它根据地普遍存在的「书记专政」的现象。生活和工作在这种与延安迥异的氛围中， 博古暂时忘却了自己不甚光明的政治前途。

博古心情舒畅的日子到1940年11月终于结束。这时，国共关系正因新四军北调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毛泽东判断国民党即将与中共全面决裂，11月3日，毛及中央书记处覆电周恩来及南方局，命博古、凯丰即回延安。博古返回后，重新回到他原先担任的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工作岗位，1941年5月，被责成领导新华社和《解放日报》，从此，毛泽东将博古牢牢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下。博古与毛打交道多年，早已领略毛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领导气势。对他而言，忍受毛的权势，虽比王明相对容易一些，但终难气平。所以博古的反应就具有了两重性：一方面，博古自知气力不抵毛泽东，在返回延安后，很快就解除了精神武装，心如枯井，任由毛随意摆布；另一方面，博古对苏联的干预还抱有一线希望，在毛和康生的严密监视下，仍和苏联派驻延安的情报人员保持断断续续的来往，将自己对党内问题的看法悄悄传送给莫斯科。苏联当时派驻在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一书中曾描述过，博古如何躲过康生情报机构的监视，来见苏联人时的那种胆战心惊的状态。 弗拉基米洛夫的叙述得到师哲则面的证实。据师哲回忆，弗拉基米洛夫对他不止一次地说，「博古对他帮助最大，使他弄清了国际、中国国内和党内许多复杂问题的来龙去脉」。

作为原国际派第三号人物的张闻天，由于长期和毛泽东合作，他的处境要明显好于王明和博古。但是在1940年后，张闻天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已大不如从前，而有朝不保夕之危。早在1937年毛泽东、刘少奇政治联盟刚建立时，毛与张闻天的关系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张闻天作为毛的第一合作者的地位业已丧失。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失去了中共「负总责」的地位。到了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原拥有的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权力，也正式由毛泽东所取代。但在1939至1940年，当刘少奇不在延安时，毛为了分化张闻天与王明的关系，有意倚重张闻天而疏远王明。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张闻天似乎仍是延安的第二号人物。然而好景不长，张闻天担任的这种角色，在任弼时返回延安后便宣告结束了。张闻天虽然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但其工作范围只限于延安的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毛泽东开始对张闻天「横挑鼻子竖挑眼」了，据师哲称，四十年代初期，毛曾针对张闻天「大而化之」的「工作作风」，对其「提出过批评」。 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返国，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对中共领导人的评价，曼氏认为张闻天是中共党内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闻之勃然大怒，他讥讽道：什么理论家，张闻天从苏联背回的是一麻袋教条， 当场将周恩来挡回去。1941年春之后，毛对张闻天更加咄咄逼人，对张闻天负责的工作百般挑剔。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都曾给毛看过，再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均是经中央决议通过的，毛却出尔反尔，又来训斥张闻天。毛动辄出口伤人，经常骂张闻天「一事不懂」，使他满腹委屈，又无处倾诉。 在这个时期，张闻天仍领导延安马列学院等文宣单位，他去马列学院的次数不多，但留给学生的印象却十分深刻。有一份回忆资料这样描述当年张闻天的形象：高挑身分……头戴列宁帽……胸前别着一枚约伍分硬币大小的、用红色玻璃镶嵌的马、恩、列、斯像，不时地闪闪发光。 张闻天的学生们无法想象到，他们所尊敬的导师在经历了与毛共事几年的风风雨雨后，即将面临被毛抛弃一边的命运。

从表象上看，在1938至1941年，原国际派中最风光的人物是王稼祥。毛泽东为酬谢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功劳，在王稼祥返国后，立即封他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两个头衔。原国际派人物参与军委，在长征结束后，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由于毛的特别防范，王明、博古、张闻天均未能进入军委。派任王稼祥为军委副主席，至少在名义上，使王稼祥排名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军队第四号人物，表明了毛当时对王稼祥的特殊感激和信任。

但是，王稼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只是毛泽东给予的一种酬劳性质的安排，并不表明王稼祥拥有实际的军权。从未独当一面指挥过军队、在军内毫无根基的王稼祥，虽然足以使毛完全放心，但毛仍然留有后手。王稼祥在军委的职责主要集中于八路军的政治教育方面，并不能过问军中高级干部的任免事项。王稼祥只是在毛需要借助党的力量，弹压他所认为的军中分离倾向时才派上用场。1941年7月1日，在毛的直接授意和指导下，王稼祥与王若飞合作，起草了针对彭德怀等军中将领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为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只是承办毛书案工作的一名高级幕僚而已。

王稼祥政治上的顺境在1942年结束，从此，王稼祥开始走下坡路。1941年9月后，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任弼时在中央办公厅设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政策研究室等机构。设置这类研究机构，毛有其独特的运思。毛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将一批党的高级干部打发进这类机构，将他们原先担任的职务予以冻结和事实上的终止，同时，切断他们与党内外群众的联系，诱使这批老干部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反省自己的「路线错误」。对于毛的这个计谋，王稼祥似乎有所觉察。虽然毛亲自动员王稼祥担任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并出席了研究室成立大会，但是王稼祥对这个只有三个成员的国际问题研究室，丝毫「不感兴趣」。由于王稼祥的消极，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属于国际派另一个重要人物的凯丰（何克全），其境遇在1941年居然发生了柳暗花明的转机。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由于在遵义会议上曾发言支持博古，在长征结束后主动与毛接近。1938至1940年，凯丰先后随同王明、周恩来在长江局和南方局担任重要职务，1940年11月，奉毛的命令，与博古一同返回延安。对如何安排凯丰的工作，毛深有考虑。一方面，为了离间、分化国际派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对凯丰在长江局工作期间未积极参加王明「闹独立性」活动的一种奖赏， 1941年底，毛任命凯丰接任张闻天，担任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在这之前，凯丰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毛一箭双雕，既名正言顺罢免了张闻天的中宣部部长的职务，又赢得了凯丰的感激，同时也避免将凯丰安置在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在毛泽东的巨大压力和分化瓦解之下，国际派更加四分五裂、溃不成军。王明等为了保住在党内的地位，不惜互相攻讦，争相向毛讨好。

1940年11月20日，王明在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发表《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该文在歌颂毛泽东革命策略思想的同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博古。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在博古领导下的中共在三十年代中期所犯的错误，声称「苏维埃革命后半期，我们不能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各派别及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的许多矛盾和冲突，以利于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固然，王明的上述看法并非首次发表，早在1934年王明就有类似的意见，但当1940年博古正面临毛的巨大压力时，王明再次重申这类批评，无疑具有与博古划清界限、着意摆脱干系的明显意图。对于王明此番表演，毛只会暗中称好。因为至此以前，毛还没有充分的把握，公开批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王明对博古的攻击，使毛看到了国际派即将土崩瓦解的景象。

和王明竭力向毛泽东靠拢有所不同，王稼祥自恃有功于毛，早就以为自己已是「主席」的人马了。1938年后，王稼祥更是刻意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拉开距离，以示自己与王明毫无瓜葛。王稼祥几乎断绝了与王明等的一切私人来往。王稼祥自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与毛泽东的故旧、原长沙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之女、担任中央政治局保健医生的朱仲丽结婚，使与毛的来往又增加了一个渠道。王稼祥并在中国女子大学借调教员等枝节问题上，「抵制」王明的「错误」，以显示自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看似淡泊名利，恂恂有君子风度的张闻天其实早已和王明、博古分道扬镳。张闻天与博古有宿怨，在瑞金时期的最后阶段，博古曾公开批评过张闻天主持的人民委员会的「文牍主义」。1934年春夏，博古还排挤张闻天，将其派往闽赣几个县巡视，不让张闻天参加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博、张关系早在长征之前就已出现严重裂痕。

张闻天对王明更是抱有强烈不满。王明返国后，为了打击张闻天，曾散播「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支部书记期间，其所在支部党员都是托派」的流言。这一切都决定了当毛泽东向王明等发起进攻时，张闻天将只求自保，绝不会助王明、博古一臂之力。

在原国际派中，表现出最大团结意愿的只有博古一人。遵义会议后，博古一改过去骄横、咄咄逼人的态度，对所有的同事都表示善意和尊重。随着毛泽东权势的急剧膨胀，博古天真地希望原国际派人马能重新聚合起来，对毛加以一定的制衡。1937年，博古急切地盼望王明能早日返国，以为王明能担负起这个领头的使命。1937年9月初，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前往南京同国民党谈判，在南京期间，他还十分关心打探有关王明在苏联的消息。10月21日，博古致电张闻天，告知苏联《少共真理报》（即《共青团真理报》）刊有王明一论文的消息，要求延安将是否收到王明文章的消息迅速转告他，「以便译介」。 但是王明返国后的表现却令博古失望。虽然博古在武汉长江局期间和王明相处堪称愉快，可是只要一涉及过去的历史问题，王明马上就表现出一副与己无关、自己一贯正确的姿态，使博古对昔日的同事彻底寒了心，于是只盼望能长时间留在重庆工作。博古已预感到自己迟早将成为昔日朋友献给毛泽东祭坛上的一只羔羊。

国际派大将所暗存的侥幸和自保的心理，被毛泽东一一看在眼里，毛充分利用他们之间的各种芥蒂和矛盾，施用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策略，将王明等分别孤立在各个被动的地位。当王明等正在为与毛关系的改善而暗自庆幸时，毛泽东已将他们引人早已布设好的包围圈，正待一举「歼灭」之。

二 进退失据的周恩来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已获莫斯科的「承认」，随即开始调整与毛的关系，其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与昔日关系紧密的王明迅速拉开距离。

1939年6月，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准备出席预计于7至8月召开的讨论国共关系的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中共领导人撰写的文章，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博古、凯丰、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邓颖超等皆报上有文，唯独缺少王明的文章。《新华日报》不登载王明文章，并非是一般的工作疏忽。周恩来此时虽不在重庆，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是南方局宣传部长凯丰，若无重要领导人的指示或暗示，凯丰是没有理由、也无权力拒绝在《新华日报》上刊登王明文章的。

1939年8月下旬，周恩来为治疗臂疾，启程离开延安，转道兰州、迪化前往苏联，于9月中旬到达莫斯科。周在苏联居留的半年时间，除了住院治疗外，周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形势及中国党的工作。周恩来起草了长达数万言的《中国问题备忘录》，于1940年1月分发给共产国际各执行委员阅读。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季米特洛夫将这份决议当面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汇报并没有直接涉及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但明显突出了毛在中共党内的作用。周了解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同情态度，避免在正式场合批评王明，却在私下谈话中，对王明进行了抨击。季米特洛夫在与周恩来个别交谈时问到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及与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回答，不够好，甚至有一个时期，王明跑到武汉，企图组织自己的班子。 在这里，周若无其事，将自己与王明在武汉的密切合作全部勾去。当季米特洛夫对中共远离工人阶级、以乡村为中心表示担心时，周的答复则是，中共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 周恩来的这番言论十足像一个毛泽东的政策解说员，他以这种态度向共产国际表明他个人支持毛泽东的立场。

周恩来在莫斯科的又一个重要活动是参加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对李德的审查。1939年8月下旬，李德在华居留七年后随周恩来等同机前往苏联。同年12月，共产国际「根据中国党的意见」，开始了对李德的审查，参加者有周恩来、毛泽民、刘亚楼以及共产国际监委主席佛罗林。据李德回忆，周恩来在发言中批评了他在1934年对闽变的态度以及「短促突击」的作战策略。但是，在李德与红军的「消极防御」关系问题上，周的态度却「极其谨慎」。李德认为，这是因为此问题牵扯到周在内战时期的军事主张。 共产国际最后对李德问题作出结论，免予处分，改派与中国无关的工作。1940年后，李德被调往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从事苏联文学和列宁著作的德译工作。以后李德长期在苏联克拉斯诺戈斯克任教，直至1949年才返回苏占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尽管周恩来已经拉开了与王明的关系，翩然来归，毛泽东却对周很不满意。毛对周的不满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眼下现实的因素。1938年后，毛对周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周对国民党的温和态度，以及周对项英表现出的宽容。

如前所述，毛泽东与王明在理论上的重大分歧即是如何评价国民党抗战，以及中共在抗战阶段应对国民党持何种方针的问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将共产国际加强统一战线的精神与毛自己有关大力发展中共力量相调和的政治路线，但在如何掌握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却留下了极具伸缩性的空间。从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正式文件中，很难真正看清中共对国民党的方针、策略已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共对国民党的方针基本取决于中共领袖对瞬息万变的形势随时作出的灵活反应。由于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党的最高决策权已集中于毛个人之手，这就造成了极为尴尬的局面：负责具体处理与国民党交涉的周恩来，根据六中全会的精神，继续强调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毛泽东则拥有对六中全会的解释权，在毛的解释下，六中全会的路线应是反击对国民党「妥协」的「右倾投降主义」。

周恩来没有全程出席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30日，周在六中全会作完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后，随即离开延安于10月1日返抵武汉。周对六中全会精神的理解主要依据的是9月中旬至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其主要内容是讨论毛泽东即将在六中全会上宣读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周恩来就是根据这次会议和《论新阶段》的精神，在六中全会后，继续强调拥蒋杭日，加强国共两党合作。

然而，周恩来为贯彻六中全会精神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被毛泽东所欣赏，在毛的眼中，周恩来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上的不少作法都烙有「右倾投降主义」的印记。在毛的「账簿」上，周恩来为国民党办训练班一事，就是周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

1938年11月25至28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在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就中共为国民党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一事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此项动议出自中共方面，1938年10月22日，周恩来陪同抵达武汉的朱德面见蒋介石时，向蒋正式提出此议。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要求中共提供教官。于是，周恩来担任了该训练班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任副教育长，中共教官、工作及武装人员共三十多人参加了该训练班的工作。对于此类「为他人作嫁衣裳」事，毛泽东一向深恶痛绝。尽管周恩来此举最终得到毛的同意，但对毛而言，这不啻是在外力强迫下，对既成事实的无奈批准，而依其本性则是极不情愿的。

周恩来的这类「错误」在1938年底达到了高峰。1938年12月12日，周恩来、叶剑英等在给廖承志并报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似乎忘记了毛对国民党一向采取分化瓦解的既定方针，而提出中共应以「大党风度」调和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 周恩来的这种「抗战至上」的态度在1939至1940年继续发展。周在就统战问题与毛的往返电报中，也是多强调「击敌和友」。 1940年10月以后，在围绕新四军北移问题突然升温的两党冲突中，周和毛的态度更是存在根大的区别。与精神高度紧张、提出「作与蒋介石决裂的准备」的毛截然相反，周恩来、博古多次建议中央应作必要的妥协，「也让一步」，对国共分裂持相当谨慎的态度。

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毛泽东、周恩来的态度差异，并不涉及任何实质性的路线分歧。毛的强硬与周的稳健都是出于维护中共利益的同一目标。事实证明，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制定对国民党的方针过程中，十分重视并经常采纳周提出的外柔内刚、留有馀地的主张，毛和周构成的互补关系，有效地维护了中共的利益。尽管周的中和作用对毛的决策极为重要，然而在毛泽东心目中，周恩来作为一个「调和主义者」的角色也就固定化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另一不满是周对项英的态度。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新四军受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双重领导，在党的关系上，长江局直接领导东南分局。这样，王明、周恩来和项英就有了比较密切的工作联系。毛泽东对项英原本就无好感，除了三十年代初期两人在江西结下的深刻矛盾外，王明返国后，项英与王明关系的接近，更加深了毛对项英的不信任。1939年春，项英指令新四军军部秘书、抗战前曾任中共上海剧联书记的扬帆，写出江青在沪演艺界表现情况的书面材料，署名项英，将材料发电给延安，此电报明确提出。江青不宜与毛泽东结婚。 项英此举更进一步增添了毛对项英的反感。1937年后，毛泽东十分担忧项英因领导新四军而加强其在党内的地位，对项英明显表现出冷漠和排斥，对项英提出的一些工作方面的请求，也多加以敷衍和事实上的阻拦。

1938年春夏之际，项英为新四军组建事，多次致电毛泽东，请求调派得力的军政干部前往江南。项英在电报和信中提出，延安集中甚多的干部，「应抽调大批派到南方」,项英还提议中央派刘少奇、陈云到南方工作。在给毛的电报中，项英建议「中央负责同志也应轮流到南方巡视」，强调此举对「加强对于全国领导，实属必要」。项英的上述言论，在极度敏感的毛泽东那里，有影射其据守延安、从不前往前线视察的寓意。毛对项英提出的这类要求仅作一般性的敷衍，只派去周子昆、袁国平、李一氓等少数高级军政干部和五六十名团连级干部。毛在覆项英的电报中，语含轻慢，声称「如你处不要，则交长江局使用。究竟你处是否要这批干部」？对项英毫不掩饰自己的厌烦。 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慑于项英在党内、军内所享有的崇高声望，以及项英一身凛然的「共产主义清教徒」的气质（项英是少数反对任何特殊照顾，在生活上坚决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的中共领袖），对项英也无可奈何，只能在其背后多方加以掣肘。1939年后，随看毛政治地位的巩固，毛频频开始了对项英的指责，并采取一系列步骤削夺项英的权力。对于毛泽东的狭隘胸襟和毛、项之间的纠葛，周恩来完全清楚，他既附和毛对项英的部分批评，又试图维护项英的威信，在关键时刻助项英一臂之力。

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连续举行会议，听取周恩来就统战问题和南方党与军队工作情况作的政治报告。项英未出席这次会议，由张鼎丞代表东南局和新四军出席会议。周恩来在谈到新四军问题时，高度评价了项英的领导作用。8月25日，会议由周恩来而非毛泽东作结论，周指出，项英领导的东南局取得了许多成绩。

时隔一年，周恩来在1940年6月17日举行的讨论新四军工作的南方局常委会上，再次肯定新四军执行了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向北发屐，向东作战和向南巩固」的方针。在这之前，194O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东南局发出的指示中，对项英领导的新四军工作未尽展开，实力发展不大提出批评。项英感到委屈，于5月9日、12日致电延安，表示同意中央路线、方针、策略，但希望中央指明他的错误性质和具体内容，并公开宣布撤销他的职务。周在6月17日南方局常委会的发言中虽然对项英提出了委婉的批评，指出新四军没能利用有利时机大胆发展，但仍然强调「一年来东南局的工作在项英的领导下是正确的」。周恩来并面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中央仍以项英为东南局书记。

1940年8月4日，周恩来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周一方面批评新四军未积极执行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也未坚持党的立场；但同时，周再次提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周恩来的这番表态具有重要的意义。1940年，毛泽东在远离江南的延安，隔着千山万水，凭着电报对新四军实施具体指导。惯于为自己留退路，以显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料事如神的毛泽东，在给项英的电报指示中，前后矛盾，变化无端。毛既要项英尽速作好北渡转移的准备，又要项英维持「拖」的局面，来配合延安部署对国民党的谈判斗争。毛忽而判断国民党大军进攻在即，要求皖南部队立即分批移动；忽而又命项英向重庆要开拔费，要饷弹，「再拖一两个月」， 致使项英无所适从，始终难以最后确定新四军北上的时间和路线。而毛泽东只看结果，不管过程，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在延安对项英吹毛求疵，百般指责。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也随看毛泽东的调子，对项英多方挑剔。江南新四军所处的环境与华北八路军完全不同，国民党在江南留有强大的兵力，新四军的活动与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加之项英的领导确有缺失，对国民党顾忌较多，这些都严重削弱了项英在党内的地位。1940年11月中旬，延安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令项英在部队移动安排就绪后，返回延安参加「七大」。在项英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刻只有周恩来能体谅项英进退两难的苦衷，强调项英在东南局和新四军的领导作用，竭力维护项英在新四军中的威信。

周恩来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上的稳健态度及对项英的善意和宽容，都被毛看在眼里，毛只是需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向周恩来表明自己的不满。

1939年1月5日，在没有任何特殊迹象的情况下，毛泽东公然推出一项旨在削弱周恩来权力的行动。是日，毛隐身其后、以延安中央书记处的名义，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无端改变1939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关于设立南方局的决定，提议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的中央局（即南方局）易名为西南局。 此决定如果一经最后确定、必然大大降低南方局作为中共在延安之外领导南中国党最大的派出机关的地位，而将南方局等同于地位较低的北方局（杨尚昆）、中原局（刘少奇）等其它派出机构。周恩来立即对延安的这封电报作出回应，1月7日，周与在重庆的另两位政治局委员博古、凯丰共同联名，覆电中央书记处，强调新设立的中央局「以南方局名称为好」。只是在周恩来、博古、凯丰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才作出让步，于1月13覆电，同意仍沿用南方局的名称。

对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南方局的工作，毛泽东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的。1939年8月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一方面称赞南方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并指出「这是在恩来领导下的成绩」。但是，毛紧接看话锋一转，开始尖锐指责南方「党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战没有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 周恩来对于毛的批评迅速作出反应，在当天周所作的会议结论中，周承认南方局在巩固党、利用合法机会做群众工作不多，周还检讨了在统战中「偏重了联蒋」，「对中产阶级团结不够」。

和周恩来小心翼翼、努力协调与毛泽东的关系全然不同，毛则不时示周以颜色，让周明确地体会到两人的关系已今非昔比。1940年3月26日，周恩来、任弼时、蔡畅等从莫斯科返抵延安，尽管在抵达延安的前一天，周恩来在甘泉就和毛通了电话，但是当周抵达时，毛却仍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来迎接，而且主要还是接他的夫人蔡畅」。 两年后，毛却亲自迎接从莫斯科返延的地位远低于周恩来的林彪。这一回毛不睡觉了，他挽看林彪的手步入杨家岭他居住的窑洞。 毛对周、林的亲疏之别，一目了然。尽管毛有意怠慢周恩来，周却处处关心、体贴毛。1940年2月下旬，周恩来一行自莫斯科启程返国时，共产国际为周等准备了两大箱西式食品和烟酒，以备旅途食用。周却提议旅途中改用中餐，将这两箱洋式点心万里迢迢带回延安。返回延安后，周又亲自检查食品箱，命令将其送给毛泽东夫妇享用。 毛固然对周之细心周到心领神会，但对周的态度始终未越过公事公办的界限，这就使周永远感到头顶上有一个紧箍咒存在，至死不敢稍有懈怠。

1938年后，毛泽东准确地利用了周恩来的性格特点，对待周，有扬有抑，有紧有松，成功地瓦解了周恩来与王明的联盟，并重新理顺了毛、周关系。对于毛而言，周恩来是须臾不可缺少的股肱，周的崇高声望、非凡才干和对中共事业的献身精神，使周成为任何人都难以取代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毛了解周没有争当中共领袖的权欲，对毛毫无威胁。周既非王明集团成员，又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关系深厚，是可以代表毛与斯大林打交道的最合适人选，这一切都可使毛继续重用周。但是，毛绝非是一个能轻易忘记过去的人，周在1931至1935、1937至1938年两次与王明联手孤立毛的往事，使毛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周恩来身上散发着的那种儒雅、高贵的气质，也与毛一身的「山大王」气质格格不人。因此，毛时不时就要借机敲打一下周恩来，并执意提拔刘少奇作中共第二号人物，将刘作为制衡周恩来的工具，以防周恩来在党内形势发生突变的关头，再一次弃毛而去。

为了打下中共的江山，毛泽东必须借重周恩来的才干和忠诚；周恩来也在与毛的长期共事中，发现毛具有自己所缺乏的可作「人主」的霸气，断定凭藉这股霸气，毛能够一统江山。因此，周以其独有的机敏和灵活，很快适应了与毛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毛居于主导地位，周则安于作一个辅佐性的角色。由于毛、周都重视对方对自己的价值，各守分际，因而两人的合作虽时兴波澜但仍弥久而不坠。只是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毛、周合作的关系还刚刚建立，毛对周还有太多的怨气没能尽兴宣泄，故而毛有意让周体会上下不落地的虚空，使周恩来在很长时间内搞不明白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为自己昔日的「过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 初战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为在政治上彻底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小心翼翼，稳扎稳打，将王明等成功地加以分隔，逐步缩小包围圈，已取得了对王明、博古等的绝对优势。经过三年的精心策划和细致的准备，毛泽东在1941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向王明等下战书。

毛泽东向王明等挂牌的行动发生在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于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据当时担任会议记录的胡乔木的记载，这次会议「实际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五次会」。参加者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明、博古、康生、陈云、张闻天、王稼祥、朱德、邓发、凯丰等十一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缺席会议。毛泽东为了确保自己在会议上取得完全的优势，批准自己的支持者李富春、高岗、陈伯达、彭真以及杨尚昆、罗迈（李维汉）、林伯渠、王若飞、叶剑英列席会议。毛并指定王首道、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以至外界长期难以窥其真相。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为反击王明对毛泽东的攻击， 中共党史研究部门才有选择性地披露了这次会议的若干资料。直至1994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出版，才使得外界对历史上这次著名会议的实情有了初步的了解。

毛泽东为这次会议确立的目标是具体和明确的，这就是重新解释1931至1935年中共的历史，从根本上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逼王明、博古彻底下台。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基调发言，以谈「主观主义」对党的危害为突破口，迅速切人到「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的命题。毛严厉指责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毛说，1933年中央苏区反「邓毛谢古」实际上是「指鸡骂狗」，「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会精神……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为了防止王明等抬出莫斯科作挡箭牌，毛主动出击，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声称国际派师承的并非是斯大林正宗，而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毛说，主观主义来源之一即是「外国的传统，过去共产国际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影响」，一下子就将王明等与已被斯大林消灭的「人民公敌」捆在了一起，把他们一同打进「假马克思主义」之列。毛在集中攻击国际派的时候，没有忘了把周恩来捎上，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周恩来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5月11日作出的《关于领导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是完全主观主义的东西」（当时博古、张闻天仍在上海，苏区中央局书记为周恩来）。

毛泽东在1941年9月主动挑起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是经由他精心策划，不断试探，并判断在核心层已不会遭到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才进行的。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为了夺取军权，无心在有关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上纠缠。但是到了1937年6月，当毛已初步站稳脚跟，他却支持刘少奇向张闻天挑战，企图在对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问题上，打开一个缺口。只是在遭到多数人的激烈反对后，毛才被迫退却。1938年毛又想重新挑起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被共产国际明令阻拦，但毛不甘心就此罢休，再次放出试探气球。10月，毛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有意含混其辞，避免直接评价1931至1935年党的政治路线，甚至重复〈遵义会议决议〉，再次肯定遵义会议所纠正的党的错误，「并非是党的总路线的错误，而是执行当时总路线所犯的战争策略与战争方式上的严重原则错误」。但是毛同时宣称，这种错误具有「左倾机会主义性质」，为日后推翻原有结论预埋了伏笔。1940年12月，毛再次出击，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总结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毛说，遵义会议的决议须有些修改，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然而毛的这种说法又一次受到张闻天等的反对，毛只能被迫妥协，在12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没有提出「路线错误」的正式概念。半年多后，形势向有利于毛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已无后顾之忧。毛编辑的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号人座」的《六大以来》已经发至各政治局委员和其它负责干部。毛对党的组织、军队、保安力量的控制也达到坚不可摧的地步，现在他再无需违心地附和众议了，于是义无反顾，破门而出。

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战略家，深谙开展党内斗争也需像军事作战那样，要讲究以虚就实、声东击西等一套战法。毛要师出有名，更要撇清个人争权的色彩。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将整肃国际派的意图暂时模糊化，他说「要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以《联共党史》作为学习的中心……」。在他列举的「宗派主义」的各种表现中，首先是「首长至上」。（「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排挤非党干部」（「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明明毛要讨伐的是王明等的「宗派主义」，却故意施用障眼法，将「宗派主义」的外延尽量扩大。然后，毛宣布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尽管毛泽东说得冠冕堂皇，但是与会者个个都明白他所指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究竟是什么。王明作为毛泽东的头号政治对手，对毛的意图洞若观火，可是他的嘴却被自己和毛泽东双重地封死。王明多年前就曾批评「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现在毛只不过是重复王明昔日的指责，王明已无任何理由对毛的批评提出异议。因此当毛抨击「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时，王明明知其中隐藏凶兆（「左的错误」与「左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党语汇中有质的区别），却也无可奈何。王明表示赞成毛的报告，承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王明说，他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提出的「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决战」的主张，他也是「不同意的」。王明强调自己在莫斯科期间，就曾反对过博古的错误，博古应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 王明在发言中还爆出一个大冷门――他揭发博古道：1931年9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成立时曾有过约定，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因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张闻天皆非中央委员。 而事实上博古、张闻天抵达中央苏区后，并没有正式传达这个意见。王明所述基本符合事实，但是他自己对此也有责任，因为王明并没有从莫斯科打电报来纠正这个问题。再说，王明这番揭发也把周恩来、陈云、康生牵扯了进来，因为临时政治局成立时，周恩来仍在上海，陈云、康生均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周恩来等有可能也与闻此事。博古、张闻天到达苏区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局时，没有资料证明，周恩来曾向博古等提过这个问题。当然，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1933年在中央苏区成立的只是中共中央局，当时在上海也存在一个中共中央局。最后，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政治局的名单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在博古落难之际，王明的这些话无疑是对博古落井下石，同时也进一步把事情搞复杂化了。诚然，对于王明而言，是没有什么「朋友」概念的，只要能保护自己，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

博古在会议上处于被告者的地位，「墙倒众人推」，没有任何人向他援之以手。在一片指责声中，博古两次发言作了检讨。他承认自己「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德波林是布哈林派的哲学家――引者注），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博古对王明的「揭发」也作出了反应，他没有为自已辩护，相反承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没有交权「确有纂位之嫌」，但又认为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也有责任， 最后，博古表示他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张闻天在会议上的表现在原国际派中是最突出的。他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毛泽东在9月10日讲话中，多次把矛头指向张闻天――在国际派中，张闻天力量最为虚弱，毛先捡软的柿子捏。毛尖锐抨击张闻天负责的干部学习活动是「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毛嘲弄张闻天道，「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资格」。 面对毛的挖苦讽刺，张闻天第一个缴械投降。他在发言中除了表示拥护毛的报告外，还不惜自我贬损，称「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就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表示「现在要补课」。9月29日，张闻天再次发言，这一次他干脆把王明也拖下水，张闻天仿效博古，承认临时中央到苏区「确有纂位问题」，但马上强调王明对此也有关系，因为「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国际批准的，这些事情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 在这天的会议发言中，张闻天一改过去固守「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态度，宣布同意毛对苏维埃后期党的路线性质的评价，承认「当时的路线是错误的」，并且主动表示，「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 张闻天的这番表白究竟是出于真心，抑或是迫于毛的巨大压力的违心之论，看来两者兼而有之。张闻天在和毛的长期共事中，对毛的性格体会甚深，了解毛不做则已，一干则不择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张闻天的大转弯与其对毛认识的加深有密切联系。毛的文韬武略给张闻天以深刻的印象，也许张闻天已从内心对毛「服气」，正是鉴于内力、外力两方面因素的作用，张闻天决定向毛主动认输，以求早日解脱。

王稼祥、凯丰、邓发等几位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都知道毛泽东迟早要清算过去的历史，但是乍听到毛的严厉指控，仍不免受到强烈的震动。因为，毛在讲话中对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否定，直接威胁到他们在那次会议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地位。

在这三人中，王稼祥早已归顺毛，由于他和毛的合作，是以否定「三人团」的「左的错误」为基础，1938年后王稼祥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又与毛的大力扶助有关，因此王稼祥不可能转而为「苏维埃后期错误」辩护。在9月1O日的会议上，王稼祥检讨自己，「我也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习一些理论，虽也学了一些列宁、斯大林理论，但学得多的是德波林、布哈林的机械论。学了这些东西害多益少」。

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凯丰的心理压力也许是与会者中最重的一位。遵义会议上反对毛泽东复出的旧事，足以使凯丰心惊肉跳，后怕不已。在会议紧张的气氛下，凯丰除了作检讨外，别无其它选择。

邓发不属于国际派，也不在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之列，此时不握任何实权，他在会上也作了检讨发言。

在国际派各员大将和邓发相继检讨的同时，其它政治局委员也陆续发言，除了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外，还采取主动，纷纷作出自我批评。在毛的设想中，这次会议不仅要解决国际派的问题，即使那些现在属于毛营垒的人也应对他们过去程度不同的「错误」表明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在中共党内唯有毛泽东才是唯一正确的，也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确立毛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

9月12日，毛泽东的重要盟友任弼时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承认自己当年「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并说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在当年中央苏区召开的南雄会议上对毛所坚持的苏区内部也能打仗的正确主张不以为然。 9月11日、29日，陈云和康生分别就过去白区工作的「错误」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陈云提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 康生在发言中以当年王明副手的身分指责王明实际上与博古有着一样的思想，他还特别指出王明回国后也犯了错误。对于他自己有何错误，康生说，今天看起来是少奇的对，自己当时反对少奇，把少奇完全看成机会主义者，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国际说少奇是机会主义。康生还说，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中央那时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

陈云、康生的发言抬出了刘少奇，把刘少奇看作是中共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这在当时和毛泽东的战略目的并无冲突。毛虽然想独占「唯一正确」的光环，但毛早有将刘少奇扶持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意图，此时毛也考虑到中共尚有白区工作这一块，于是毛接受了「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说法。

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领导人已经就他们过去的错误作出初步检讨，迈出了「思想觉悟」的第一步。如何迈出下一步，似乎无需毛泽东的点拨，与会者几乎个个都无师自通，迅速而自然地就跨越了这一步：他们开始纷纷当着毛的面对毛进行赞颂。王稼祥说：「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 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罗迈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还有人当面向毛提议，「多作论着，教育全党」。 在这类对毛的赞颂辞中，只有任弼时的调门较低，他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

与会者的检讨和表态使会议出现了毛泽东所盼望的一边倒的局面，可是仅仅限于这一步仍是不够的。熟谙共产党斗争哲学的毛明白，若不将王明盯住，会议散后，王明仍有可能兴风作浪，只有「擒贼先擒王」，将火烧到王明的身上，才算真正断了国际派的后路。

如前所述，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张闻天是被批判的主角，对王明几乎没有正面涉及。在这段时间面，毛泽东两次找王明交谈，试图说服王明承认「错误」。 毛此时尚没有明确提及王明在「苏维埃后期的错误」，而是集中于对王明返国后「错误」的批评。毛提出王明在1937年12月会议上的报告和武汉时期的工作都有错误，强调王明的错误为：政治上犯有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闹独立性的错误。但是，毛与王明谈话并无结果，双方实际处于胶着的状态，直到1O月初，一个偶然的事件触发了王明向毛泽东作出正式回击。

1941年1O月4日，毛泽东将一份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查询中国抗战情况的电报交给王明，提议王明先作考虑，然后集体讨论如何给共产国际回电。季米特洛夫在这封电报中提出十五个问题要中共回答，其中有中共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德国法西斯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在中日战场打击日军，从而使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打击苏联；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采取什么立场等。 王明看到这封电报，如获至宝，觉得反击的机会到来了。

10月7日晚，毛泽东偕同任弼时、王稼祥到王明住所，共同商讨回电季米特洛夫的问题。王明在与毛的谈话中，就季米特洛夫来电所提有关中共统战政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明认为，「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王明又说，「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

10月8日晚，王明在杨家岭召开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全面阐述他对当前党的政策的看法。王明集中谈论三个问题。第一，批评中共（实指毛泽东）有些地方政策「过左」，「妨碍统一战线」。王明说，「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份，对地主搞得太过火」，「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馀地」。王明提出，在中国与苏联都异常困难的形势下，中共不仅应与民族资产阶级搞好关系，而且还应与国民党把关系搞好，此「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第二，对毛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异议。王明认为，「在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斗，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王明指出，「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第三，对毛就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长江局的指控提出反驳。王明宣称「十二月会议与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长江局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如「强调斗争性不够」，「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指与延安的关系），但王明紧接看又强调，「我在武汉工作时是讲独立性的」（指与国民党的关系）。

王明在10月8日的发言是他最后的背水一战。1938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遭到严重摧残，王明的恩师米夫因与布哈林有牵连，已被处决，王明失去了保护伞。共产国际出于现实的考虑，实际上已半抛弃了王明。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季米特洛夫未与王明直接联络（或许有联络，但电报被毛截留），备感凄楚的王明只能审时度势，违心地向毛低头。正当王明独自一人承受来自毛的巨大压力时，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犹如一剂强心针，顿时给王明注入了活力。他抱着孤注一掷的心理，向毛作最后一搏。

王明的反击被毛泽东当场粉碎。毛泽东针对王明的指责，反驳道，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毛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前几天与他谈话指出了武汉时期有这样几个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指八路军总部），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的同意，用中央的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现在王明同志谈了他的看法，大家可以讨论。

毛泽东的迅速反击有效阻止了王明再次聚合国际派的努力。参加当晚会议的任弼时、康生、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凯丰纷纷表态，一致批评王明，拥护毛的发言。王稼祥、任弼时还以当事人的身分。搬出了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当年对王明的批评性评价。任弼时回忆季米特洛夫曾向他说，「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 张闻天插话说，《救国时报》（王明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中文刊物）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 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当机立断，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希望王明对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在政治局会上作出说明。毛特别提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

据胡乔木记述，在10月8日书记处会议后，毛泽东随即写了一份「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准备在拟定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毛在这份讲话大纲中进一步扩展了自己在10月8日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认为王明的首要错误是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其它错误是，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有盲目乐观倾向；在军事问题上，只是空谈五个统一与七个统一， 以对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中央关于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意见置之不理；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坚持要到武汉去，使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开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胡乔木说，毛的大纲也指出了王明还有一些「对的地方」，但胡未予列出。

毛泽东在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王明的批驳，及会上出现的的一边倒局势，使王明深感孤掌难呜，只得全线撤退。1941年10月12日，王明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样，原定的会议未开成，毛泽东准备的「大纲」也未能宣讲（此「大纲」所列各点日后成为中共党史编纂学对长江局评价的定论）。次日，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报告说：今天李富春参加医生的会诊，医生要王明休息三个月。王明提出，病休三个月中，不参加书记处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实际上自此以后，王明就再也未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任何会议）。王明并提出两点意见：―、关于武汉时期的工作，「同意毛主席10月8日结论」。二、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处去谈，以后由政治局进行讨论，他病好后再看记录。

对于王明声称有病，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事，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被解释为「诈病」。 王明则在三十年后出版的《中共五十年》中说，10月8日，他的胄大出血，10月9日，毛泽东派其私人秘书叶子龙将他「从床上拖到了会上」。 从10月10日起，他就卧病不起。10月14日，王明被李富春等送进延安中央医院。王明说，毛泽东是为了「甩开」他，「强迫」其住院治病。

王明自动请假，使毛泽东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已不复存在。在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对王明表现出少有的温和态度。他请任弼时向王明转达，「对他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 然而就在同一天，毛一改数日前宣布的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错误」的决定，再谈过去历史问题。毛说，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张闻天算犯第二等的错误，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 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弼时、康生、王稼祥、彭真五人组成，以毛泽东为首，再次引导党的高级领导人把目光转回到过去历史问题。

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并不复杂，其实就是根据毛的意图重新改写中共党史。毛当然知道此项工作的意义所在，根本不需他人帮忙，而是自己亲自动手将改写党史的框架建立起来。据近年披露的史料显示，毛泽东在这段期间一共写了两组系统批判「左倾路线」的文稿：一组是至今仍未完全公开的长达五万多字的「九篇文章」；另一组为近两万字的作为九月政治局会议结论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

所谓「九篇文章」，是毛泽东针对原中共中央从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发出的九个文件而写的批判文章。这组文章以嘲讽怒骂的方式尖锐指责了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当时党的领导人。初始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以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再改为「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据看过「九篇文章」的胡乔木评论，该文「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是毛泽东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 毛在「九篇文章」中提出一些重要观点，如认为1931年秋成立的临时中央是非法的，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领袖人物」，文中还多处援引刘少奇的观点。文章写成后，毛泽东只送给当时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刘少奇、任弼时看过，没有在其它领导人中间传阅。 相信这是毛泽东在对刘少奇、任弼时进行「路线交底」。胡乔木作为毛的秘书，「看过此文，属于例外」。

1964年春，「九篇文章」从北京中央档案馆发现。毛泽东将这组极具攻击性的文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以及陈毅传阅，毛在批语上写「请提意见，准备修改」。1965年1月2日，毛又将此件批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传阅，让他们对文章提出意见，以便毛「修改」。毛在1965年1月2日的批语中写道，将删去文中提到的周恩来的名字，「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毛说，「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1965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对「九篇文章」作了修改后，将原文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在内容上也增加了一些文字」。据胡乔木透露，经毛修改的1965年稿。仍然保留了「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特点。此时，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原先不准备发表此文的想法，准备重新发表该文。毛解释道，「由于年深日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写得太尖锐，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 然而不久毛泽东再次改变了主意，打消了公布这组文章的念头――概因1965年春毛已开始酝酿文化大革命，毛着实不愿公开这组文稿给刘少奇脸上贴金。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将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尽行删去，「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 当时正是毛对周恩来再度不满、策动反周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毛似乎有意将此文作为反周的石头。毛在临去世前一个月的1976年8月，又一次对此文发生兴趣，「请人读给他听过一遍」。 此时刘少奇、周恩来、王明、张闻天、彭德怀均已不在人世，邓小平也被毛再次打倒，毛的「敌人」已尽情铲除，夕阳日下，毛重温旧稿，也许只是出于对这篇尽遂性情文章的特别珍爱，却再无发表此文的念头了。

与「九篇文章」有所不同，毛泽东写的〈结论草案〉具有较正式的辞章形式和较强的理论色彩。《结论草案》的核心精神是，首次明确认定在中央历史上，自「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的「三年零四个月」为「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改变了毛自1940年12月以来以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为「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起点的划分。毛的这个改动非同寻常，由此，可以将王明与「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挂上钩。由于这个改动，毛在起草《结论草案》时，对原先只点出博古一人的名字作出修改，加上了王明的名字。毛写道：

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系错误路线。

毛泽东并从思想形态、政治形态、军事形态、组织形态等方面具体剖析了这条「错误路线」的特征和对中共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特别指出，在长征前把中央领导变成「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事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以及「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张闻天）」，是这条「错误路线」最恶劣的表现方面之一。

〈结论草案〉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关于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评价。与中共党史编纂学的传统解释完全不同，毛泽东在这份〈结论草案〉中不仅没有将六届四中全会称之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起点」，相反，毛写道。

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详细材料经过详细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结论草案〉中列举了「四中全会的成功方面」：「反对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与罗章龙的反党行为」，恢复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的信任，放弃了组织城市暴动和攻打大城市，解决富田事变的争论。以及在粉碎第二次、第三次「围剿」中都作了工作等等。毛指出，这些都应肯定。「这是四中全会的主要的根本的方面」。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肯定以后遭致他强烈谴责的六届四中全会？综合两方面的因素，可得出下列判断：

首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派往江西的中央代表团在1931年4至10月，曾经全力支持毛泽东。正是在中共中央和任弼时的全力支持下，才最终把一度被项英翻案的富田事变重新定为反革命事变，有力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

第二，几个与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政治局委员，如任弼时、刘少奇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的（任弼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云、康生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不可避免将触及他们。有可能对任弼时、刘少奇等与毛的合作产生不利的影响。

至于毛泽东是否顾及到共产国际的因素并不是主要的。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召开的，毛既可以否定六届五中全会，就没有理由担心否定六届四中全会将遭致共产国际的不满。

然而毛泽东终究是要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的，非此不能彻底剥掉王明等国际派「合法性」的外衣。这一幕何时推出，还得取决于党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政治局多数成员态度的进一步转变。现在，毛泽东的老对手项英已死，只要任弼时能够配合，江西「肃A8团」的那一段历史，任何人都不敢牵扯到毛的身上，毛反而可将「肃反扩大化」的帽子扣到王明、博古的头上。只是眼下形势还未臻于完全成熟，毛泽东还需继续等待。

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虽然没能彻底否定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但是他的一些最重要的目标已经实现。毛已一举摧毁王明等国际派，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毛还顺利地打下了重写中共党史的基础。1941年秋，在毛的倡议下，中央政治局宣布成立几个机构：以康生为主任的「中央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9月26日成立的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以陈云为首的复查过去被错误打击干部的委员会，前两个机构成为毛领导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工具。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共政治生活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国际派已经土崩瓦解。王明实际上已退出中共核心上层，从此不再对中共重大决策起任何作用。毛泽东的下一步骤是乘胜前进，全面肃清王明等国际派在党内的影响，在全党搞臭王明、博古，彻底改变中共的面貌。

一 动员「思想革命」：毛泽东究竟要做什么？

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取得了对王明的决定性胜利后，在中央层陆续推出一些重要措施以扩大自己的胜利，同时开始调整战略，积极布置将反对王明、博古的革命引入到党的中下层。经过数月的准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正式登场，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动员全党整风的报告――《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选》时易名为《整顿党的作风》），2月8日和9日，毛又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两次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在此之后，毛亲自主持制定了几个有关整风学习的中央决议，至1942年4月3日，复以中宣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向全党正式提出开展「思想革命」的号召。

毛泽东在2月所作的报告和他主持制定的有关动员整风的决定，都没有直接点出王明、博古的名字，只是号召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一年前的1941年5月，毛泽东当看王明等人的面，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中，怒斥留苏派只是「言必称希腊」的留声机，控诉他们用教条主义来毒害青年，「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 现在毛在《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中又对留苏派及党内知识分子冷嘲热讽，他历数中共党内的苏俄崇拜情结在文宣形式的八大罪恶，甚至将留苏派等贬之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毛说：

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

毛的这番话已迹进《何典》风格，充分展现了毛个性中尖酸刻薄、狂傲不羁的一面。

毛泽东亲自登台作报告，矛头直指「比狗屎还不如的教条」，表明他已决心全力发动整风运动，并以此诏示全党，毛本人是整风运动的最高领导者。此时的毛早已被公认为全党的领袖，他也完全习惯了这个角色。毛已不愿像1936―1938年那样直接与普通党员见面，现在到了「定朝仪」的时候了。毛需要选择一个代言人，由这个人向延安各机关学校传达毛认为有必要公诸于众的指示，以显示毛的威严和神秘。

毛泽东所选择的代言人正是康生。1942年2月21日，康生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向延安二千二百馀干部传达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康生尤其对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作了「深刻生动的说明」，他说，「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工农分子反而有一点知识」。 3月7日，康生又在同一地点向三千多干部传达毛的《反对党八股》。4月18日，康生再在八路军大礼堂向中直机关、军委直属机关干部作长篇动员报告。在这几次大型报告会上，康生极力发挥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嘲讽，将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新概念，在延安三万干部中迅速传播开来。问题是毛泽东为何舍任弼时等不用，单单挑选王明昔日的副手康生作自己的代言人呢？

毛泽东看中康生的是他对自己的绝对顺从和康生这个「魔鬼」形象所具有的威慑作用。康生敢于最早向王明反戈一击，继而不为自己留半点退路，早已深获毛的信任。与毛的其它盟友相比，康生之于毛，有更多的亲和性。另外，毛也不对全党干部转变思想抱十分乐观的态度，毛要利用康生的专业特长，促成全党思想转变的工程。康生这个名字所象征的强制性，将有助于延安的干部在思想改造中加深对毛泽东权威的感性认知。

整风运动既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运动」，那么理所应当，负责全党文宣工作的中宣部将处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心地位。然而，作为「教条主义大本营」的中宣部自身就是运动的重点整肃对象。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后期阶段曾经决定成立以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为首的教育委员会，负责改革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但是张闻天十分知趣，他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后，实际上就离开了核心上层，这个所谓的「教育委员会」还没开展工作就无疾而终。张闻天为了「不妨碍毛主席整风运动方针」的贯彻，决定自我放逐，1942年1月26日他率领一个「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去了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中宣部部长由另一个国际派人物、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理。凯丰似乎忘记了他本人就是整风运动所要打击的目标，竟然煞有其事地在《解放日报》发表《如何打破教条主义的学习》的文章。凯丰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开口「毛泽东同志」闭口「毛主席」，他以指导者的身分，告诉延安的读者，「过去我们的学习方法，受教条主义熏染太深，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习惯太多」，凯丰试图以自己的「努力」和「紧跟」来换取毛泽东的信任，从而使自己继续留在革命的指导者的行列。 尽管凯丰对宣传毛的有关整风指示竭尽了全力，他为了「赎罪」，还自鞭自责，检讨中宣部没有把贯彻毛的整风报告作为目前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 但为时不久，毛还是派了自己的秘书，既非中央委员，更非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前去「暂代」凯丰， 用这种方式改组了中宣部，将其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1942年冬春之交的延安笼罩着一层厚重的浓雾，广大中下层干部并不知道眼下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们还以为这是类似1939―1940年学习运动的新一轮学习运动。延安各机关、学校在听了康生作的传达和动员报告后，纷纷成立了整风领导机构，基本停止了日常的业务工作。早已习惯遵从上级指示的干部们正兴趣浓厚的按照上级的布置，制定各人的学习计划，日夜精读指定的文件材料，一时间延安似乎又再现了前几年的景像，成了一所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大学校。

毛泽东如此兴师动众，将革命引入中下层，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仅仅着眼于夺取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毛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已经基本达到这个目标，经过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毛已完全控制了政治局。把原本对党的上层斗争毫不知晓的普通党员强行拉入到这场已见分晓的上层角逐中，果真有这个必要吗？在目前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把延安的日常工作停顿下来，全部转人政治学习，在道理上能站住脚吗？

毛泽东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除了中央核心层领导干部，上至各根据地多数领导人，下至广大中下层干部都不甚明白。不过，毛并不担心他们一时跟不上自己的步调。毛作为革命的策略大师对运动如何进行自有安排，各级干部只需顺看毛的思路，照看毛的部署一步步去做就行。

毛泽东执意将上层革命引入中下层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毁王明等的党内基础，在全党肃清王明等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从而确立自己「新解释」的至尊地位。多年来，王明作为俄式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拉斯大林的大旗作虎皮，在中共党内已建立起广泛的影响。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照搬马列原典和盲目崇拜苏联的气氛。王明等在这种气氛下，八面来风，如鱼得水，不仅争取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的合作和支持，王明本人也嬴得了全党的尊敬。眼下王明虽然已退出中央核心层，但还未正式缴械投降，若不乘势打碎党内根深蒂固的苏联崇拜情结，斩断俄式马列主义伸向中国的须根，在全党搞臭王明及其同伙，一遇风吹草动，很难排除王明有挟苏联支持、在最高层卷土重来而获全党普遍拥戴之巨大危险。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用自己的「新解释」填补王明之后中共在思想上的真空状态，然后用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中共，将党内原先对王明的崇拜引向对自己及其思想的崇拜。但是这种转换过程并非短期就能完成，必须使全党集中一个相对长的时间，用于进行这项除旧布新的思想改造工程。

然而，王明等在党内的实际影响力可能被毛泽东有意夸大了。事实上，王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党的上层和党内知识分子之中，在军队和党的中下层影响甚微。无论在红军时代，还是在抗战阶段，中共的主体都是军队，红军将士只知有朱毛，不知有王明和博古。 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的中共军中确实存有崇拜苏联的气氛，有留苏经历的军政干部在一段时期受到推崇，也是事实，但军中文盲比率极高，众多官兵文字尚不识，一些党员干部「听也未听说过马列主义」。 中共虽对少数高级军政干部进行过短期的马列基础教育，但这种教育以「少而精」为原则，受训干部只能略知马列皮毛，在这种情况下，何以谈得上「教条主义」！显而易见，在中共党内、军内占主导地位的并非是教条主义传统，而是经验--实用主义传统。毛执意要在基本由农民组成的中共党和军队内开展反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用心殊深，其结果可想而知。将污水泼在有留苏经历的军政干部身上，虽可解一时之愤，但其严重的后果却是从此也将鄙视理论、轻视知识分子的风气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扎根于党的理论与实践中。所以毛此举决非是无事生非，小题大作，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战略行动。

1941―1942年毛泽东的全部兴奋中心都围绕着一件事，这就是如何构筑以自己思想为核心的中共新传统，并将此注入到党的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整风运动确实是一场对马列原典的革命，它以教化和强制为双翼，以对俄式马列主义作简化性解释为基本方法，将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毛的理论创新，以及中国儒家传统中的道德修养部分互相融合，从而形成了毛的思想革命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的思想革命包含了四个重要原则：

一、树立「实用第一」的观点，坚决抛弃一切对现实革命目标无直接功用的理论，把一切无助于中共夺取政权的马列原典一概斥之为「教条」。全力破除对马列原典的迷信，集中打击中共党内崇尚马列原典的老传统及其载体――党内有留苏经历的知识分子和受过西方或国内「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精心引导下，中共党内最终形成了熟悉原典有错、少读原典光荣的新风尚。

二、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为集中打击俄式马列主义，毛泽东在短时期内借助党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围剿留苏派，一经利用完毕，毛迅即起用已缴械投降的原留苏派，联合围剿党内残存的「五四」影响。

三、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观念系统化、理论化，并将其贯穿于中共一切思想活动。

四、把宋明新儒家「向内里用力」的观念融人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理论，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培养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基本范式。

毛泽东的思想革命既有因袭的成份，也有独创的方面，它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和中国部分传统的混合物。1942年后，毛得心应手，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制两种手段，将思想革命的四项原则贯穿于整风运动的全过程。随着整风运动的深人展开，毛泽东的「新解释」迅速取代了俄式「老话」，成为中共的新传统。

二 冻结政治局，中央总学委的成立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由毛泽东倡议而成立的中央高级学习组逐渐成为延安最有权势的机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许多功能已在静悄悄中被中央高级学习组所取代。在延安经常出头露面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只剩下毛泽东、康生、任弼时、陈云等少数人。其它几位，或因病住进了医院（王明），或主动请求离职，悄然前往了农村（张闻天）。王稼祥、凯丰在整风之初活跃了一阵后，很快也销声匿迹了。博古、邓发则成了「问题人物」。至于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和坚守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虽然暂时还未被触及，但他们几乎对延安上层近几个月所发生的变化毫无所知，直到1942年2月21日，毛才致电周恩来，通报有关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讨论过去路线的结论精神。 在延安之外的政治局委员，也许只有刘少奇对延安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他几乎与延安同步，在苏北的盐城也开始了整风的部署。

面对政治局和书记处名存实亡的既成事实，毛泽东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作为其个人领导整风运动和全党一切工作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1942年6月2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以下称中央总学委）宣告成立，由毛泽东亲自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总学委设秘书处，康生兼任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总学委下辖五个分区学习委员会：

中央直属系统（中直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康生、李富春负责；

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军直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陈云、王稼祥负责；

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任弼时、高岗负责；

中央文委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周扬负责；

中央党校分区学习委员会：彭真负责。

中央总学委的设立标志着中央高级学习组成立后开始的权力转移过程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中央总学委具有最高权力机关的各种特征，总学委的秘书处作为毛泽东的办事机构，犹如清廷中的军机处，政治局和书记处虽未明文予以撤销，但其许多职能已被中央总学委取代。

毛泽东主控下的中央总学委具有广泛的权力。总学委有创设机构权，1942年后，中央总学委在延安各分区学委会普遍设立了党的常委会组织。总学委还有权向延安及各根据地发号施令，决定停止一切政治及业务工作，转入整风文件的学习。总学委有权决定参加各地高级学习组成员的名单，判别哪些干部可以进入，哪些干部不能进入。总学委派出的巡视团和巡视员享有至高的权威，可以任意前往各重要机关、学校检查运动进行情况，听取各单位负责人的汇报。

1942年6月2至15日，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总学委举行了三次会议，仅从这三次会议所决定的几项重要措施，就可以清楚看出总学委在整风运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和毛泽东领导整风的策略。

一、布置抽阅高级干部的整风笔记。

1942年3至4月，毛泽东亲自选编了供干部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下令所有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干部，必须对照文件精神，联系个人的思想和历史经历，写出整风笔记。

6月2日，中央总学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总学委有权抽阅参加中央学习组全体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并由康生拟出第一批抽阅笔记的人员名单。 6月7日，总学委第二次会议宣布了负责检查笔记的人选名单和分工范围：

一、四学校及文抗――凯丰、乔木、蒋南翔。

二、党校――毛主席、彭真。

三、军委――王家祥、 陈云、陈子健。

四、中央直属――康生、富春、尚昆、曾固、曹轶欧。

五、边区系统――弼时、康生、师哲、廖鲁言。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多么急于了解党的高级干部对他所发动的整风运动的真实态度。毛尤其关心中央党校学员的思想反应，这是因为1941年后大批延安及外地返延的高级干部被送入中央党校受训，中央党校已成为高干集中地，毛迫切希望了解他们的「活思想」。

二、运用「掺沙子」、混合编组的方法，将国际派孤立在中央学习组下的十个小组。

国际派分子大多为重要干部，一些人甚至是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无论是论其资格或是运动本身的目的，他们都应被列入中央学习组。为了防范这批「问题人物」在中央学习组「扎堆结伙」，互为呼应，毛泽东在编组上也作了精心安排。中央总学委将国际派成员分散编人各个小组，在不少小组都安排了属于毛营垒、但职位较低的干部作副组长，以收监督、牵制之效。1942年6月7日，中央总学委宣布中央学习组混合编成十个小组，组长与副组长名单分别如下：

正组长 副组长

第一组 毛泽东 高岗 谢老（谢觉哉）

第二组 朱德 彭真 吴老（吴玉章）

第三组 弼时 尚昆 徐老（徐特立）

第四组 家祥 贺龙 陶铸

第五组 凯丰 林老（林伯渠）方强

第六组 陈云 罗迈 蔡畅

第七组 博古 徐向前 定一

第八组 邓发 陈正人 师哲

第九组 富春 叶剑英 乔木

第十组 康生 谭政 萧劲光

以上十个小组的正组长除了李富春之外，均是政治局委员，但有几个小组，非政治局委员的副组长却比正组长有更大的权威。例如，博古虽是第七组组长，但小组的实际主持人却是毛的盟友陆定一。第八组组长邓发的境况与博古近似，副组长陈正人是毛在江西时代的老部下，为了加强陈正人的力量，毛还把中央社会部工作人员师哲安排为副组长。对于德高望重的朱德，毛甚至也未完全放心，他虽无意猛烈打击朱德，但却颇担心朱德「立场不稳」，于是特派出此时备受他信任的彭真担任朱德的副组长。

三、「引蛇出洞」，摸底排队。

自毛泽东整风报告传达后，延安各机关、学校陆续出现针贬「三风」（党风、学风、文风）的墙报、壁报，其中少数内容尖锐的壁报已引起延安杜会的震动。为进一步「收集材料」，1942年6月7日召开的中央总学委第二次会议部署进一步「放」：

要使领导者善于启发，使大家有话敢说，展开争论，暴露思想，然后从容结论。

6月15日，中央总学委第三次会议更具体要求：

各机关、学校出有墙报者，为着展开思想上、工作上的论争，对于投稿之选择，不论其正面的与反面的，正确的与不正确的，均应登载，不得抑制。

中央总学委密切注视看延安各单位的整风动态，全力引导整风朝看毛泽东规划的方向发展。总学委要求各系统分区学委对所属单位一一「摸底排队」，「择其必要者加紧整顿之」。至于「哪个机关、学校应特别注意，由总学委同志与各系统学委商定之」。

中央总学委作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最重要的机构，其地位与作用类似于二十几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是中央总学委的挂帅人物，是一切重大决策的设计者。中央总学委在毛的直接领导下行动，也只对毛个人负责。在中央总学委内，康生是第二个最有权势的人物，康生作为总学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具体秉承毛的旨意办事，其角色类似于文革期间的江青，但远比江青的地位显赫。1942年底刘少奇返回延安，一段时间后也担任了中央总学委副主任，排名在康生之前，但刘少奇似乎不愿多在幕前活动，因而人们一般仅注意到康生而忽略了刘少奇。在总学委的权力金字塔上，还有其它几个重要角色，他们分别是李富春、彭真和陆定一。

康生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权势得到进一步扩大，一跃成为集部分党权、情报权、干部审查权于一身的延安第二号人物。全面整风发动后，康生又成为毛泽东「圣旨」的传达人和毛与总学委之间的联络员。在党内，康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中央敌工工作委员会主任；在领导整风方面，康生是总学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康生还取代了凯丰，担任了指导整风的总学委机关刊物《学习报》的主编。康生大权在握，权势熏天，1942年4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在社论中，甚至将康生与毛泽东的名字并列，号召全党「细心研究一下毛泽东和康生同志的报告」，以「了解什么叫三风」。

毛泽东有意倚重康生，在经他亲自选定的整风必读「二十二个文件」中，其中有两份是康生作的报告。毛将康生和刘少奇并列，封为「马列主义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大大抬高了康生的身价。康生自恃有毛泽东撑腰，更加有恃无恐，竟将其妻曹轶欧也拉进了总学委，让她参与抽查高干笔记。康生的奸诈险恶使延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失去了安全感，神憎鬼厌，人见人怕，许多高级领导干部都避康生如避鬼神，惟恐躲之不及。1942年6月，康生向毛泽东提议，让担任各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协助他做整风的调查研究工作。康生的「调查研究」之真正含义是什么，毛当然一目了然，正可谓求之不得，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经「党中央同意」，康生正式要求胡乔木（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黄华（朱德的政治秘书）、廖鲁言（王明的政治秘书）、师哲（任弼时的政治秘书）、王鹤寿（陈云的政治秘书）、陶铸（王稼祥的政治秘书）、匡亚明（康生的政治秘书）等作他的助手，向他及总学委汇报「整风学习的进展情况」。 只是此时中共上层正处于急剧变动之际，各政治局委员与毛的关系深浅不一，毛对彼等态度也大有差别，因此，康生此项工作的成效也各不相同：凡与毛关系比较密切的政治局委员，他们的政治秘书多以工作繁忙为由，对康生交办的任务束之高阁，最后则不了了之；只有任弼时的秘书师哲和王明的秘书廖鲁言经常向康生汇报工作。 师哲当时任毛泽东的俄文译员和任弼时的秘书，又是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与康生接触较多主要是出于工作原因，但廖鲁言与康生联络频繁就显得颇为蹊跷了。因为王明自1941年10月生病住院后已脱离工作，廖鲁言的「工作汇报」又从何谈起？无非是将王明夫妇日常生活的动态和言论及时向康生汇报。1943年1月，王明对廖鲁言作过一次谈话，王明讲述了在中共历史上三次反对「莫斯科集团」的问题，廖鲁言对王明的谈话作了记录，事后迅速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廖鲁言对毛的忠诚自然得到了回报，事实是廖鲁言在中共建国后长期担任国务院农业部部长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并于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并没有因长期担任王明的秘书而受到任何打击。

中央总学委的另几个关键人物李富春、彭真、陆定一等也各手握重权。整风运动开始后，身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很快被任命为中央总学委副秘书长兼中直机关分区学委组长，主管中枢机构的清洗、整顿工作。在整风期间，李富春几乎与康生并驾齐驱，是毛泽东最倚重的干部之一。1942年6月7日，很可能是得到毛的授意，李富春在总学委第二次会议上提议成立中央总学委秘书处，由康生负责领导。李富春又提名吸收杨尚昆（中共北方局书记，刚从太行返回延安）、柯庆施（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参加中直系统学委会常委会。 陈云除参与领导军委系统分区学委，还负责对选派到中央党校受训干部的资格审查工作。彭真则全面掌管全党高级干部培训兼审查中心的中央党校。陆定一在历史上曾受过博古等国际派的严重打击，1941年从太行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宣传部长的任上调回延安，很快受到毛的重用。毛知人善任，授予陆定一的新职责也不平常，他成了凌驾于博古之上、监督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的舆论总管。

1942年6月，中央总学委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任弼时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被委派领导中共西北局的整风工作，没能如康生那样，成为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任弼时政治地位的变化，反映了中共核心层斗争的复杂性。任弼时为人较为方正，在整风初始的关键时刻，难免显得碍手碍脚，将其暂时打发一边，不让他与闻某些机密，以待其「觉悟」，可能是毛泽东暂时贬谪任弼时的原因。

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祈求多时的整风暴风雨终于向延安各机关、学校袭来。毛的得力助手康生、李富春等已全部披挂上阵，――中共重建工程已正式展开。

一 利用白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白由化」言论的出笼

1942年的初春，春寒料峭，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犹如一股春风，将延安知识分子干部的心吹的暖烘烘的。各机关、学校纷纷办起壁报，人们踊跃着文，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就在这时，毛泽东开始了一个重大行动：清剿「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延安中央研究院。

延安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是中共为培养高级理论干部而设立的一所「红色教授学院」，它的前身是马列学院，这是国际派的一个世袭领地，自1938年5月5日成立，即长期由张闻天兼任院长，副院长一职则由中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山人之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河上肇的弟子王学文担任。张闻天和王学文是中共党内极少见的掌握数门外语、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宿耆，但是毛泽东对张闻天、王学文领导下的充满浓厚理论学习气氛的马列学院并无好感。1940年5月，王学文因长期在日本留学，熟悉日本情况，被调到总政治部任敌工部部长，王学文虽然继续挂名副院长，但张闻天在工作中已失去一重要助手。1941年5月，马列学院改名为马列研究院，7月，又易名为中央研究院。毛将马列研究院改名的目的是为了淡化中共作为原型马列政党的形象，以凸显中共的民族主义色彩，此举也是为最后摧毁斯大林伸向中共的这块精神租界地尽早作好舆论和心理上的准备。

1942年1月，中宣部部长兼中研院院长张闻天，主动下乡进行社会调查，在临行之前，张闻天去中研院讲话，他「以庄重的口吻说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始终是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是全党学习的楷模」，号召大家要「老老实实」地向毛学习。张闻天随即话锋一转，开始自我贬损，声称：「我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我不过是一个缺乏实际的梁上君子罢了。」 毫无疑问，张闻天这番话会一字不差地报到毛泽东那里，张闻天用这种方式向毛传递了他彻底认输的信息。张闻天离开延安后，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以「带罪之身」奉命领导中央文宣部门的整风运动，但他极为知趣，不肯过问中研院的运动。罗迈（李维汉）则在毛的支持下，以中宣部副部长的身分坐镇中研院。罗迈系中共元老，也是毛青年时代的朋友，但曾一度依附国际派，得罪过毛。1935年后，罗迈审时度势，积极靠拢毛，更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查」，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毛的谅解。1942年毛泽东派罗迈主持中研院整风运动，就是要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进一步考察他。对此，罗迈心领神会，1942年3月16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的署名文章，指责1938年后的中共干部教育，造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马列书」的风气，将矛头直指领导中央文宣和干部教育工作的张闻天。罗迈十分清楚，毛正不动声色地注意着自己，他也知道毛早已派陈伯达挂职于中研院，陈伯达这个「包打听」将会把中研院的大小事情迅速禀告于毛。

毛泽东派罗迈前往中研院的目的十分明显：揭开中研院的「盖子」，先打掉院内那批留苏、留东、西洋的「理论权威」的傲气，再进而将斗争矛头直指「教条主义的祖师爷」――中研院院长张闻天和王明、博古。

中研院被毛泽东选作整肃国际派的重点单位绝不是偶然的。1938年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马列学院集中了一批中共著名的学者和理论家：担任中研院各研究室负责人的张如心、王思华等皆有留苏或留欧美、留日背景，且均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各研究室的一级研究人员也多是一时之选，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有的人还有译着出版。但由于后一类人入党时间较晚，且大多不曾留苏，所以在政治上的地位并不高。

毛泽东为了在心理上彻底打垮中研院内这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志，交替使用了两种手段：第一，在政治上和人格上公开羞辱他们；第二，挑动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放火烧荒」，将青年的怒火引至国际派身上。

出身于长沙第一师范的毛泽东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对所谓「大知识分子」一直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从来就怀疑党内那批理论家在内心深处并不承认自己，毛也猜度这批人甚至根本就否认中共党内有「教条主义」一说，他们完全可能以中共绝大多数党员没读过马列著作为由，拒绝接受「教条主义危害论」。毛泽东知道，对付这笔「红色教授」，仅仅用说理辩论那一套纠缠不清的「文明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他们臭骂一通，使他们在劈头盖脸般的责骂中，斯文扫地，无地自容。

对付「红色教授」，毛泽东自有其法术，其中最厉害的一着就是剥掉他们引以自豪的「理论家」头衔，赐他们一个「坏透了的留声机」的恶名。

秉持毛泽东的旨意，《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嘲笑那些以熟读马列为奇货可居的「红色教授」，自以为「谁背的书最熟，谁就是最好的理论家」，其实是在闹「天大的笑话J。社论声色俱厉地警告他们，必须自我脱帽（「理论家」之帽），并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口吻教训这些「理论家」：

会引证马列主义之警句的人不能称为理论家，能以马列主义精神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能称为理论家。

为了一举打掉「红色教授」身上的傲慢，毛的得力助手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上着文，干脆直接将他们喻为「废物」。当然，这样的骂人话实在太难听了。于是，胡乔木将「废物」从轻发落，改称为「坏透了的留声机」（「因为他们决没有把所见所闻背得一字不差的本领」），并且宣称共产党内这种人「多的是」！

毛泽东的凌厉攻势果然有效，中研院的「红色教授」们个个吓得胆战心惊，忙不迭地表态支持反教条主义。但是，毛却对他们思想的迅速转变十分怀疑，因为这些「理论家」并未将「教条主义」与他们个人联系起来，而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好似「教条主义」与他们无关。对这批「理论家」随风转舵毫不脸红的行径，毛泽东、胡乔木表示出极大的愤怒，他们借《解放日报》之口挖苦道：「他们叫得愈多愈响，就愈成为讽刺。任是什么漂亮的盒子，一触到他们的指头，就都变为顽石了」。

其实「红色教授」们已经够可怜了，仅仅在一夜间他们就从凤凰变成了草鸡。他们忍痛宣布自己原先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马列著作「比屎还没有用处」，6 这些昔日的理论家从最良好的愿望出发，尽可能地去理解毛的「新解释」，他们已对毛表现出最恭顺的服从，所未做的只是将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而阻碍他们达到这一步的则是个人的尊严感，然而毛泽东所要索取的正是这份个人的独立与尊严！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修改，由胡乔木撰写，堪称中国言论史之奇文的社论《教条和裤子》。7 这篇社论以大胆使用粗俗文字于政治斗争，开创了中共文宣语言的新范式。毛泽东、胡乔木通过《教条与裤子》的社论，责令「红色教授」们「脱裤子」：为什么要「脱裤子」呢?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还因为裤子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而各人「尾巴的粗细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而只有先脱掉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裤子上面出教条，这就是教条和裤子的有机联系，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

然而毛泽东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师们」能否自觉「脱裤子」并不抱奢望，他决定采取一项重大措施――动员青年知识分子帮助「红色教授」和老干部「脱裤子」。

毛泽东摆出一副青年知识分子保护人的姿态，频频发表同情他们的言论，将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步步诱人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进攻堑壕。

在毛泽东言论中最具鼓动性的内容是他对「宗派主义」的解释。1941年9月10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宗派主义」主要解释为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首长本位观」，而不是他以后惯所喻指的「王明、博古宗派集团」！

毛泽东说：

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

1942年2月2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遵照毛的上述口径，批评宗派主义「对于党内同志则轻视疏远，少团结，少帮助。对于党外干部，则少了解，少关心。对『三三制』的实行，又是不坚决、不彻底」。 一时间，毛泽东似乎在鼓动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反官僚」！

3月中下旬，毛泽东的言论向更「开明」的方向发屐，《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反宗派主义的社论。3月14日，《解放日报》刊载社论《从自己制造的囚笼中跳出来》，抨击某些共产党员的「孤立主义」错误，宣称党和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是党的生死问题，也是革命的成败问题。3月19日，又发表《发扬民主作风》的杜论，再度批判一部分党员排外的宗派主义情绪，要求中共党员「虚怀若谷」，「倾听各种不同意见」。毛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草案）》中亲笔写道（这份决定因王实味事件的发生，以后并没有下发和公布――引者注）：

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它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取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态度，须受到批评。

毛泽东的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啊！十五年后的1957年春，他不也说过类似的话吗？然而，若细心观察，毛还是在文件中预留了伏笔，毛在这份文件中给「批评」作了一个二分法分类――「善意批评」和「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至于判断何谓「善意批评」，何谓「恶意攻击」，其解释权自然属于党的领导机关和党机关的领导人。尽管如此，毛泽东在也42年3月下旬起草的这份以后被束之高阁的文件的主旨精神却是鼓动「放」！

1942年的3月，「自由化」的微风从毛泽东的窑洞里飘拂出来，从毛泽东窑洞里进出的客人有一位就是非党作家萧军。毛泽东在一次深夜长谈中甚至将自己在党内所遭受的排斥和打击的细节向萧军和盘托出。 从这件事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在1942年3月鼓动「自由化」的真正意图。然而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的博古并不完全知道毛泽东的打算，他眼见毛泽东「批评」的板斧又挥向自己负责的党报工作，于是迅速跟上毛的调子，在他的默许下，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推出由党员与非党员撰写的一组批评性文字，以示党报工作的改进。

1942年3月9日，就在《教条和裤子》社论问世的当天，《解放日报》刊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紧接着，由丁玲任主编、陈企霞任副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又先后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经毛泽东亲笔润色、作了修改的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 以及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这些文章一经刊出，立即轰动了延安。

丁玲、王实味、萧军等人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用文学的形式对毛泽东在1941年9月1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宗派主义的一段话：「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瞧不起」作具体的解释和进一步的发挥，尽管他们当时都不知道毛的这个讲话。

毛泽东的「煽惑」终于将瓶子里的「魔鬼」驱赶了出来！丁玲等尖锐抨击了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长至上」的现象。这些文章还曲折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基层单位的领导毫无政策和文化水平，对上奴颜卑膝，对下则横眉冷对，动辄用政治大帽子压制普通党员的不满。文章的作者纷纷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在「同志爱」的基础上建立充满友爱、平等精神的革命队伍的新型关系。

在《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的文章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中研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二 呼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王实味言论中的意义

王实味是受了五四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影响，满怀乌托邦社会改造的理想，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1926年，时年二十岁的王实味在其就读的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因与女友恋爱受到了中共支部书记的指责而不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从1926年起，王实味开始在北京、上海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1929年后，长期住在上海，有过一本创作小说集和五本文学译着问世。1937年10月王实味来到延安，先入鲁迅艺术学院，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几年中译述达百万字左右。王实味个性耿直傲介，看不惯马列学院编译室负责人陈伯达等谀上压下的种种表现，与他们的个人关系十分紧张，但却十分尊敬张闻天、王学文和范文澜（原任马列学院中国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8月后任中研院副院长）。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后，王实味转入由欧阳山任主任的中国文艺研究室作特别研究员，享受中灶待遇。

从1942年2月始，年届三十六岁的王实味受毛泽东整顿三风号召之鼓舞，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计有《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王实味的上述文章，从内容上看，与丁玲、萧军、艾青等人的文章完全一致，只是更具尖锐性和批判性。

王实味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理想渐趋破灭后产生的沮丧和失望的情绪，并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及其官僚化趋向表示了严重的忧虑。

1937―1938年，成千上万受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强烈吸引的知识青年，怀着对中共的崇仰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从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们的到来正好和急欲「招兵买马」、壮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现实目标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领导的热烈欢迎，而与外界隔绝多年的老红军也热忱欢迎给他们带来各种信息的知识青年。延安一时到处充满着青年的欢声笑语，似乎成了一座青年乌托邦城邦。

知识青年在延安感受到一种完全迥异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氛围，最令人振奋的是，在人与人关系上充满着一种同志式的平等精神。尤其从国统区中小城镇前来延安的女同志，更是觉得「卸掉了束缚在身上的枷锁，分外感到自由」。一首流传在延安的歌曲真实反映了当年她们的感受：

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发出自由的吼声……从此，我们……我们定要……打碎这锁人的牢笼！

在这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领袖权威还未最后形成，中共政治生活中的礼仪化色彩较为淡薄，毛泽东、王明、张闻天、朱德等党的领袖穿着朴素，言谈随和，经常前往各学校作报告，前呼后拥的现象还不突出。除了「毛主席」这个称呼已被叫习惯而继续沿用以外，其它中共领袖都可以被青年人直呼为「同志」，无论是「王明同志」、「洛甫同志」，还是「恩来同志」、「博古同志」，都未闻有谁将「书记」、「部长」一类头衔与他们的名字相联。集中在延安各学校学习的青年学生经常就马列基础知识和党的领导人的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无限崇仰『两万五』穿草鞋和会打草鞋的人」，「一到了自己的队伍里，就天真烂漫得很，虔诚到了家，对自己的领袖人物更是从心里往外热爱他们，一想到烈士，就肃然起敬」。为了表示与旧社会一刀两断，许多人甚至改了自己的姓名。艰苦的物质生活非但未减弱知识青年的热情，相反，在这种充满平等精神的新环境里，他们体验到心灵净化的崇高，对中共的政治目标产生出更为强烈的认同感。在这个时期，延安男女青年的交往还比较自由，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一度流行，一些重要干部率先「与传统作彻底决裂」，上行下效，「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成为新生活的一项标记， 使得理想主义的氛围更加浓厚。

然而1938―1939年后，随看国共关系的恶化，延安与外界的联系基本中断，在封闭的环境下，延安的社会气氛和精神生活领域开始出现重大的变化：

一、毛泽东有意利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带回的斯大林「反托派」精神为己服务，放纵康生在延安营造「肃托」精神恐怖，青年知识分子无端失踪的事件时有所闻。伴随「肃托」阴影的扩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逐渐升温，延安各学校原有的自由讨论的学习活动渐渐转变为对毛报告的歌颂，广大知识青年的主动性逐渐消失，自赎意识与沮丧感日益蔓延。

二、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逐步完善，新老干部的冲突逐步表面化。在任弼时的督导下，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党推行，舞会成为延安高级干部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领导干部的安全保卫工作已制度化。各单位的领导多由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担任，知识分于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受到严厉的指责，批评知识青年的词汇，诸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愈来愈经常出现在报刊和领导干部的口中，成为笼罩在青年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低气压。

三、恋爱自由逐渐受到限制。「杯水主义」现象显然与差序等级制度相违背，作为一种「时尚」它在1939年就告结束，而代之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

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忽然发现，他们已从青年乌托邦理想国的主人，一下子跌落至「等级差序」制度下的最底层！

从王实味给我们提供的延安两个女青年的对话中，不难看出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失望和激愤：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摆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和这一切相对应，王实味又为后世提供了一幅伴随革命「蜕化」，「新阶级」破土而出的逼真画面：

抗日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

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曲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食分五等，衣看三色」……

作为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面对这一切，王实味感到不平，有如骨刺在鲠。他似乎十分怀恋1937―1938年那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岁月，但他毕竟又信奉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于是王实味申明自己也属于「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放言直谏绝非为争个人利益。他甚至对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表现出最善意的理解，认为「对那些健康上需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只是处在当前「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许多人都失去最可宝贵的健康的时期」，为了「产生真正铁一般的团结」，「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共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

王实味确实太书呆子气了。他毕竟未亲身经历过1927―1937年的「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他不知道他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对于某些出身于农民的高干实在是强人所难。斗转星移，中共虽然还未打下天下，但已有几块相对稳定的地盘，一些人已做不来与群众「同甘共苦」、「吃一锅番瓜汤」那类事了！虽然从总体上讲，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干部物质待遇的差别还不是十分明显：大、中、小三灶伙食供应制度和斜纹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级服装供应制度，如果和1949年后的高干特供制度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但为何王实味竟感到「大人物」有如「异类」呢？

真正使王实味以及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产生疏离和异己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为特征的、与高干地位相联系的干部特殊待遇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干至上」的浓厚的社会气氛。

延安的重要高干的家里一般都有组织分配专门照顾首长孩子的保姆，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长的勤务员也由警卫员兼任，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 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和他们的家属沿着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们也不难看到首长派来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已早早守候在各学校、机关的门口。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至于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枣园戒备森严，明哨、暗哨密布，非邀不得靠近，这更是公开的秘密。1942年春，毛泽东派李卓然登门邀请塞克到其住处谈话，被塞克拒绝，理由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泽东吩咐撤去岗哨，塞克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 这一切在王实味和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眼中，全都成了背离革命道义原则的有力证据，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义愤和不平等感。

最令人心悸的是作为一个书生的王实味竟敢从抨击「食分五等，衣看三色」的现象进而试图剖析产生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间接或直接地向手握兵符和镇压机关大权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发起了挑战。

王实味看到的「革命圣地」绝非是纤尘不染的共产主义殿堂，在延安的阳光下，不仅存在着浓重的阴影，还有人「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证据之一，即是有人以「发扬民族美德」为等级差序制度辩护――而这类「民族化」言辞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王实味是一个十分敏锐的知识分子，他亲自体验了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在延安逐步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感受到在社会气氛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不会忘记也40年延安理论界所发生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正是随看这类讨论的展开，在「民族形式」的掩护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价值被堂而皇之地引入到中共的理论及其实践中。终于，王实味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已严重侵蚀了中共的肌体，即使在延安，「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而旧传统一旦与以「必然性」面目出现的俄式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等级差序制度的理论基础。

王实味质问道，难道我们可以用「了解国情」，「尊重国情」作借口，迁就、迎合中国的落后传统吗？难道因为「黑暗面」存在有其必然性，就欢迎、保护黑暗吗？王实味笔锋一转，忽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毛泽东独创的名言「天塌不下来」论：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下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

从四十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就愈来愈喜欢讲「天塌不下来」，在形势紧张，中共面临困境时，毛爱谈「天塌不下来」；在闻知党内外有不满意见时，毛更爱说这句话：

「有意见，你让人家讲吗，天又不会塌下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天塌不下来！」

「我劝同志们硬着头皮顶住，地球照转，天塌不下来！」

满腔热血的王实味慷慨陈辞：

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要想在今天，把我们的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灭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王实味继而警告道：

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王实味在1942年所发出的这番「危言耸听」的预测，终于事隔四十九年后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原先称作「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和东欧、蒙古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应验，苏联甚至都已不复存在。

只是，王实味当时还指望毛泽东警醒，以求防患于未然，但是王实味再一次失望了：

「『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指防止黑暗面的滋长――引言注），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

尽管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不着急，王实味却忧心如焚。他为防止「革命的天塌下来」，向全党贡献出他的药方：重振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光，在革命道义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共产革命充满永久的动力。

王实味饱含激情，无限感怀地回忆起为实现主义而牺牲了生命的李芬烈士，企图用追忆殉道烈士的方式来唤起人们胸中已沉寂的理想主义，用烈士滚沸的热血来涤荡革命队伍中已经形成的带有专制色彩的人身依附的现象。王实味更期盼借早期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圣洁之光，重振革命者已渐丧失的自豪感、自尊感和自信感。王实味梦想中共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先实践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的人道主义准则，让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成为「新社会」的自觉原则。 王实味热情歌颂青年的「纯洁、敏感、热情、勇敢」，呼吁当政者万勿因延安的青年由于得不到「爱和热」而发出「牢骚」就厌恶、嫌弃他们。王实味不无沉痛地说：「延安的青年已经够老成的了」，若再打击他们（例如某个在墙报上写文章的青年，遭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疯狂状态」），那么这个世界就太「寂寞了」。王实味甚至「超现实主义」地做起类似武者小路实笃笔下的「一个青年的梦」，以为凡为人者，皆存一颗温暖友爱的同情怜悯之心。他写道：

我底理性和良心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为「炊事员同志」（尽管在延安称伙夫为「炊事员同志」有些讽刺意味，因为即使不反对平均主义，也不会有「半个伙夫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

从抨击延安「歌舞升平」的景象到剖析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进而再开出一付「民主」、「博爱」的疗救药方，王实味的论调在延安领导人听来，的确太刺耳了！不仅如此，甚至听来有如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蜕化论」！在这里，他们的判断并不错，王实味的思想确实和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人。

王实味鼓吹的「平等」、「博爱」观念，从根本上说，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领袖至上」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从王实味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必然引发出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而确立「领袖至上」的观念的首要条件就是削弱乃至消灭人的自主性，使人成为「齿轮和螺丝钉」。1942年的毛泽东正全力追求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即是毛的）驯服工具」，如果听任王实味「蛊惑人心」的言论继续扩散；势必严重抵消毛的努力。因此，王实味及其思想就成了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碍。

王实味呼唤平等，抨击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也直接侵犯了毛泽东和享受等级制度之惠的老干部的利益，至于王实味言论中渗透的对革命的幻灭感，若从毛的角度看，则有可能「侵蚀」并危及毛「打江山」的伟业。

1927年后，作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主体的农民，已成了中共革命的主要动力，尽管因受俄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这场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农民革命战争」增添了许多新因素，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模式仍对中共武装革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不少参加这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农民看来，「打江山」的意义就在于「排座次，坐江山」，尤其随看毛泽东在三十年代中期控制了中共军队后。这场「农民革命战争」的俄式共产主义因素就逐渐被烙有毛个人印记的民族化共产主义因素所置换。深受农民造反传统浸润的毛泽东。极为重视利用农民的感情、行为和愿望为自己「打天下」的伟业服务，毛在马列主义的术语范围内，转换概念，引进大量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语汇和行为，使得中共军队既是苏联红军式的军队，又是一支具有浓厚中国传统农民起义军色彩的队伍。作为适应战时环境的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分配方法，和体现「论功行赏」传统原则的延安等级差序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新旧杂揉的混合物。这个制度一经建立就受到农民出身的军队高级将领的普遍欢迎和敬重，至于受过俄式教育的中共高级文职干部，也因它夹杂斯大林等级制的因素，而对其采取「欣然接受」的态度。如今王实味放肆攻击被他们视为是未来革命成功后将要实行的权力与财富再分配制度的先期象征符号，怎能不遭致高干们共同的愤怒？于是当某军队高级将领破口大骂王实味「反党」时，那些具有留苏背景的高级文职干部，也纷纷口诛笔伐，声讨王实味「反列宁主义」。

毛泽东对等级差序制度的态度要比某些「武人」复杂的多。毛在等级制度问题上的看法是灵活的，其变化中轴点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一统天下的伟业和他对权力的获得与巩固。从本质上说，毛泽东是中共等级差序制度的最大维护者，而当他的权力还未达到顶峰，或自感权力受到威胁时，毛往往又变成一个「反官僚主义」的急先锋，只有在这时，毛才会释放一些头脑中的「虚无主义」，换上一付「小人物」保护者的面孔，然后煽动下层「反特权」，驱赶群众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一俟目标实现或情况有变，毛则马上翻脸，挑出几个「替罪羊」，批判起「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将那些被愚弄的群众和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此种计谋毛一生屡试不爽，1942年则是牛刀初试。

王实味与一般左翼人士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执着于五四自由、民主的理念，他更受到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和继承发扬了这种思想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反斯大林主义的托洛茨基部分观点的强烈影响。

作为近代欧美文明一部分的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传统，在战乱频仍、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除了在五四时期及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引起少数知识分子的兴趣，犹如惊鸿一瞥，始终不曾在中国落户。它和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建立的中共几乎毫无思想联系，尤其随着1927年国民党屠杀中共的一声枪响。中共历史上的古典共产主义革命阶段的终结，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中共的影响已接近于零。王实味作为一个异数，他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主要来源于他对马克思和其它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著作的直接阅读，以及在关读基础上的独立思考。

王实味与托派的部分观点存在共呜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三十年代初期，王实味与托派有所来往，曾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的部分章节和被斯大林隐瞒的列宁（遗嘱），对苏共内部复杂、残酷的斗争有所了解。1937年王实味投奔延安，但头脑中的「异端」思想并未完全根除，托洛茨基所描绘的「工人国家官僚化」的景象，连同辗转传至延安的1937―1938年莫斯科「叛国案大审判」的不祥消息，刺激、震撼了王实味，逼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起「蜕化论」这把标尺，来衡量延安所发生的一切，而他在延安所见所闻正好与他头脑中的「蜕化」影像完全重合！

三 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刀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刊登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壁报上的其它言论一经问世，立即在延安引起轰动，一时间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中研院，也办起了各种类似《矢与的》的壁报，至1942年3月底，4月初，各大单位创办或计划创办的壁报有：

西北局的《西北风》；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向日葵》、《心里话》；

民族学院的《脱报》（脱者，「脱裤子」也）；

中央医院的《显微镜》（拟创办）；

延安学生疗养院的《整风》

这些壁报连同存在时间较久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构成了延安壁报群中的几朵耀眼的浪花。

与此同时，各学校、机关「反官僚，争民主」的浪涛正汹涌澎湃：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人员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研究院领导罗迈和张如心等成为众矢之的；

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势。在3月26日全体党员大会上，与会者控诉了「个别领导同志，以主观武断的态度处理问题，缺少民主精神，以『尊重组织』、『尊重领导人的威信』等为借口变相地压制民主，以致造成一部分同志不敢讲话和不愿讲话的现象」，会议「打破了过去大家畏缩不敢发言的空气，充分发扬了民主」，有人甚至提议，应以清算的方式，明确责任问题，「是非属谁。责任属谁，根究到底，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各支部代表一致认为：

领导者的威信是建立在自己的工作上，建立在正确的认识和主张上，若建立在别人不敢谈话的基础上，是非常危险的。

几个还未完全「脱」尽率真之气的党员老知识分子，竟然也在一时高涨的「呜放」空气中翩然起舞。

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是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1934年被捕，1939年赴延安后重新加人共产党。他在《矢与的》壁报上撰文，号召「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

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经历过中央苏区的党内斗争，讲话就含蓄得多，他提议不要多追究个人责任，但是也按捺不住，鼓励青年「大胆发言，认真检讨」；

已经奉命停课，或即将停课转入整风的各学校，和已转入整风检查阶段的各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动荡的局面，青年知识分子普遍要求「揭盖子」和割领导的「尾巴」……

此时的毛泽东又是何种反应呢？他是大畅所欲，抑或是「龙颜震怒」？据胡乔木回忆，当毛泽东看到在《解放日报》上连载的王实味的《野百会花》后，气愤地「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报纸作出深刻检查」。 毛泽东感到情况不妙；担心运动将失去控制，迅速改变原先制定的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的策略；在亲自前往看过在《矢与的》壁报后，毛召集高干会议，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先行将「自由化」打压下去。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放出「反击」的气球，他抓住「立场」、「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三个问题，向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严厉警告：

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毛泽东的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但是在1942年春天，延安大多数青年干部还未练就从报纸上观察政治风向的本领，竟然将毛的警告置之脑后，继续我行我素，「鼓噪」民主。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发出的政治信号熟视无睹，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中央研究院3月18日召开动员整风大会的前夕，《解放日报》就分别刊登罗迈、张如心文章， 已从侧面传达了毛对他们的保护态度，只是在当时，王实味和中研院的绝大多数干部根本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如果说上次的疏忽碰巧与毛泽东「放火烧荒」的意图相吻合，毛也并非不愿看到罗迈这个昔日的政敌被群众「火烧」一下，那么当毛已改变主意，将王实味视为首要敌人之后，中研院再「炮轰」罗迈，就属犯上作乱的行为了，只能增添毛剿灭自由主义的决心。

1942年4月3日，也就是《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警告的第二天，中宣部正式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 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特为「纠偏」而制定的。《决定》明确申明：整风必须在各部门的领导机关负责人领导下进行，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在检查工作时，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每人都必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 「四三决定」的颁布不仅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而且标志着自1941年10月就秘密酝酿的干部审查运动即将拉开帷幕（当时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整风不久将转人严酷的审干肃反阶段。

4月5日，《解放日报》刊登胡乔木起草的《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的社论，胡乔木在社论中指斥整风已出现了「不正确的方法」，再次重复毛泽东3月31日发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实味等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 4月13日，延安壁报的始祖，创刊于I941年4月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作出初步检讨，与胡乔木关系密切的中央青委的几个青年已从胡乔木处获知运动将转向的信息。《轻骑队》编委会的这份检讨正好与毛泽东的目标相一致。毛很清楚，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同情王实味而他却不能将他们全部打成反革命――毛只求杀一儆百，从此封住他们的嘴，继而改造他们的思想，使其心悦诚服，老实就范即可。因此毛乐意让《轻骑队》壁报在认错后过关，这也算是给中央青委书记陈云的一个「面子」。4月23日。《解放日报》果真发表了《轻骑队》编委会的《我们的自我批评》，他们在此文中申明自己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青年同志」，承认自己的言论「助长了同志间的离心倾向」，「产生了涣散组织的恶果」 《轻骑队》获得了解脱。

王实味此时并不知风向已变，仍在中研院振振有词，继续发表情绪激昂的演说，殊不知他已被毛泽东选中，即将被当作活祭推上燃烧看的火台，成为警吓众「猴」的一只待宰之「鸡」！

1942年4月7日，在前一阶段因遭到巨大的批评压力，暂时退避一旁的罗迈遵循毛泽东的「反击」部署，从容跃入前台。具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且十分熟悉毛泽东个性的罗迈，为了向毛显示自己的忠心，先将中研院出现的「自由化」与王明、张闻天挂起钩来， 再有条不紊、胸有成竹地部署中研院的反王实味斗争。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干部，被骤然降临的风暴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为求自保，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作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在这种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中，王实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断升级，到了1942年6月，王实味的头上已有三项「铁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6月初，王实味突发书呆子「异想」，宣布退出中共，以为就此可以摆脱一切。但是，王实味又大错特错了，罗迈等绝不会允许王实味退党，而是要将其开除出党。他承认或不承认「错误」，更是无关紧要，他的归宿早已由「上级」作了安排，作为一个难得的「坏人」标本，等待他的将是被捕人狱，即使王实味痛哭流悌，收回退党声明，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 1942年11月后，王实味已处于隔离状态，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 从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而被带出来向来延安的外国或国统区记者发表一番自唾自弃的说辞外， 王实味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交待材料，直到1947年7月1日在山西兴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

从毛泽东的角度看，整肃王实味，并下令在延安展开批王斗争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942年6月初，在批王斗争达到高潮时，一位与王实味友善又与萧军相熟的作家李又然，请求与毛关系较熟的萧军向毛代为说项，然而当萧军向毛陈述后，却遭到了毛的断然拒绝；毛并警告萧军不要插手。

1942年春，王实味这头从魔瓶中跑出的「魔鬼」使毛泽东大为震惊，毛本指望大大小小的王实味们可以把一把大火烧到王明、博古一类的「大尾巴」上，谁知王实味等乱燃野火，横扫一切，竟敢把矛头指向了新秩序的基石――等级差序制度，真可谓犯上作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时，毛方体会到等级差序制度的「甜露」还不很久，毛愈来愈相信，等级差序制度是建立新秩序的重要保障。在唤起农民「觉悟」，组成浩浩荡荡的「打天下」队伍时，一个「阶级斗争」，一个「论功行赏」，无疑是壮大和凝聚革命力量的两个最有效的武器，只不过「阶级斗争」是公开亮出的旗号，另一个则是在内部实行的方法。王实味向等级差序制度挑战，影射、讽刺这是旧中国的「污秽」，涣散人心，居心叵测，只能使青年知识分子顿生革命的「无意义感」，无疑是企图摧毁革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才勃然变脸，全然不顾自己曾抨击过延安「首长至上」的现象，以及大力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割大尾巴」的事实，厉声谴责起王实味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毛也发现，利用自由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一种格外需要小心驾驭的、充满巨大风险的政治游戏，不到绝对必要时不能轻易操之，否则极易引火烧身。1942年春，王明等已显出一副衰相，虽说国际派仍是毛在党内的头号敌人，但毛已再无必要利用王实味之流来围剿王明。当然，事情既已发生，也无需惊慌失惜，正好借此契机，因势利导，同时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将自由主义和教条主义一锅煮，把反王实味的斗争转化为一场整肃「异端」的运动，这也可叫做「将坏事变为好事」于是「延安之春」的帷幕刚落下。审干肃反的锣鼓就已敲响！最后在审干战役的高潮中，1943年5月，毛泽东干脆关闭中央研究院，把「红色教授」们全部赶进中央党校去受审。

总之，王实味是在劫难逃，延安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也命中注定要在这已置放好断头台的革命广场上经历一场红色风暴的洗礼，以实现脱胎换骨的蜕变。当然，最不幸的还是王实味，虽说每一场大革命都有一批冤死鬼，但王实味的毁灭却因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计谋的牺牲品而格外另人扼腕同情。毛泽东决定拿王实味开刀，挑选在当时社会知名度不甚高的他作斗争靶子，而有意放过了和王实味有相同思想的知名女作家丁玲，是基于一种深谋远虑的考量：若在延安打击1936年底就投奔陕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作者丁玲，势必将在国统区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极大震动；而清洗王实味，则犹如下一场「毛毛雨」，最多地皮湿一层，稍刻就会踪影全无，不致严重削弱国统区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对延安的向心力。尽管毛泽东政治行为中的功利主义的性质在王实味事件中得到充分的暴露，但是世人既有势利眼，也就不能单单责怪毛泽东的老谋深算，工于心计。毛泽东的策略果真获得了成功：虽然国民党当局围铙王实味事件出版了小册子，王实味的命运也曾引起国统区一些文化人的关注，但是王实味的名气毕竟不很大，而国统区的严重腐败使更多的人把国民党在王实味事件上的反应视为是老生常谈的「反共八股」而不予置理，――王实味终于被历史尘封了。

四 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延安文化人套上「辔头」？

1942年春王实味事件的爆发及其巨大反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王实味的拥护者和最忠实的听众基本上是那些前来延安的「文化人」，而在这些人当中，文艺界人士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毛泽东十分清楚，王实味事件绝非是一孤立、偶然的事件，王实味的言论集中反映了延安文艺界人士的不满情绪，代表了他们的观点、态度和立场，毛联想到延安文艺界多年来存在的问题，判断在延安文艺界存在看一股反叛的潜流。

延安文艺界果真有反叛的迹象吗？毛泽东的估计显然过于严重了。从1937―1941年，延安的文艺界人士想党之所想，急党之所急，自觉服从中共的政治需要，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延安文艺界以街头诗，活报剧，木刻版画，大标语，大合唱等文艺形式和小说、剧本的创作，热情歌颂抗战和八路军、新四军，抒发对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热爱，同时还根据中共的宣传口径，批评、抨击国民党。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一些作家还将自己的作品投寄给在国统区创办的左翼文艺刊物，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也不时刊登延安作家的小说和诗作。在国统区刊物上发表的延安作家的作品，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向往中共和延安。

延安文艺界对毛泽东也显示出充分的尊重。一度挂名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毛泽东曾多次在鲁艺发表演讲，在和鲁艺师生的接触中；毛表现出虚怀若谷的姿态，赢得文艺界人士的普遍好感。1938年春，途经武汉转赴江南新四军的一位署名「大漠」的青年，特将他所记录的毛泽东在鲁艺的演讲稿整理成《毛泽东论鲁迅》，投寄给胡风主办的《七月》，此文在武汉的发表使毛泽东在中共领袖的身分之外，还增添了「革命文学理论家」的色彩。 1939年底，毛泽东在和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交谈时提到延安文化活动不够活跃，提议排演曹禺的《日出》以丰富延安的文化生活。 戏剧界人士闻风而动，经过二十多天的突击，于1940年元旦正式公演了《日出》；不久又在胡乔木的「关怀下」排演了《雷雨》、《钦差大臣》等一批中外名剧，受到毛和延安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欢迎。 文艺界人士不曾想到，两年后，毛泽东会改变态度，将遵照他个人指示开展的所有这一切指责为「脱离群众」、「关门提高」、「顽强表现小资产阶级情感」的行为。

尽管延安文艺界为宣传中共政治路线竭尽了全力。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并不真正满意。他敏锐地感到在文艺界存在看一股与正在形成的新权威相对立的离心倾向，而这种离心倾向，在毛那里可以简化为两句话：文化人不听话，不尊重领导。

如果说「不听话、不尊重领导」是指文艺界人士在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某些个人独立性和原有的审美习惯、语言特点和生活习性以及文艺家独立不羁的个性风格，那差不多是事实：

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人士虽然尊重毛泽东，但并没有把毛泽东视为中共唯一领袖，尤其没把毛看成是精通文艺问题、可以指导自己创作的理论大师。不少文艺家还未养成尊重党在文艺方面领导人的习惯。一些来延安前就有较高成就的文艺家，「孤芳自赏」，独立特行，根本不把「文艺界领导同志」周扬放在眼中，经常对周扬的领导作风反唇相讥。

在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文艺界人士中，许多人还带着原有的小圈子的色彩，在延安就有以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和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派」两个摊子。1939年，周扬担任「鲁艺」副院长，实际主持鲁艺工作，在周扬的周围逐渐聚合了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沙可夫、沙汀、刘白羽、林默涵、贺敬之等。1939年5月，经张闻天同意，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成立，主要成员有丁玲、萧军、舒群、艾青、白朗、罗烽等。两个摊子互相排斥，势如水火，经常在延安打笔墨官司。1941年6月17至19日，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文学与生活漫谈》，他以领导者的口吻指责延安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8月1日，萧军、艾青、舒群、罗烽、白朗在争取到毛泽东的同意后，在延安「文抗」机关刊物《文艺月报》着文（此文寄给《解放日报》，但被退回），指斥周扬既「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却无端贬低其它人只知和首长闹平等争肉吃。萧军愤然写道：「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来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鲁艺），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 在这些纷争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创作思想的分歧。周扬称「鲁艺派」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派」主张「暴露黑暗」。 延安文艺界的这些纷争似乎表明延安的文化人还生活在上海的亭子间里，一句话，延安的文艺界仍然沿看过去的轨道运行，在逐渐形成的毛的「新秩序」下，文艺界自成天地，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

其实，文艺界的「不听话」并非有意与毛泽东的「新秩序」对抗，而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残阳馀韵和正旭日东升的毛主义的不协调而迸发出的火花。

「红色的三十年代」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由对西方制度的怀疑、动摇而产生的幻减感和深刻的精神危机，促使西方一部分知识分子将人类的前途寄托于斯大林进行的苏联共产主义试验上，因此，从三十年代初至1939年苏联参与瓜分波兰前，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纷纷向左转，而在向左转的知识分子中，情感丰富，且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变化最具敏感性的文学家又占有最大的比重。

和欧美作家从三十年代初才逐渐左倾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作家的向左转则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的环境比西方作家更加恶劣，左翼作家普遍将文学作为参与社会改造的特殊工具，赋予文学以巨大的社会批判的功用。作为中国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文学，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关照社会现实和直面人生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吸取了俄罗斯文学深厚的人道主义的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和激进化倾向。

中国左翼文学的另一特点是，左翼作家根少像他们的欧美同行那样以独立的个人形式向社会陈述自己的理念，而是结成比较紧密的集团，以集团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文学和政治主张。受逐渐斯大林化的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和领导方式的影响，中共在1928年后将很大的精力投放在组织以上海为中心的「普罗文学」运动上，并在1930年2月领导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文艺的集团化固然可以形成风潮，在吸引追随者方面发挥特殊作用，但也易于引发文艺家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尽管瞿秋白、鲁迅、胡风、冯雪峰、周扬等以「左联」为依托。集合了大批的知识青年，使左翼文学的队伍越益壮大，但中国文艺界从此也就埋下了长期纷争的种子。

三十年代初、中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国内局势的动荡，加之俄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广泛传播，中国左翼文学得到蓬勃的发展，蒋光赤、柔石、叶紫、萧军、萧红等一批作家迅速崛起，在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社会关怀，引起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共呜。贫穷至极的生活和对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现实的不满，将一批批青年吸引到左翼文学的行列中，促使他们走上用文学反抗社会的道路。

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北平等大都市中，创作具有社会批判内容的诗歌、小说、剧本成为知识青年和大中学生显示「革命精神」和自我价值的一种时尚。三两个朋友，凑一、两百元钱就可以自费创办一份文学刊物，如果再将几篇作品结集印成小册子，一个作家或诗人也就诞生了。尽管国民党当局也曾颁布「图书审查条例」，但是国民党图书审查的重点对象只是鲁迅、胡风、茅盾、丁玲等少数著名作家，对活动在上海租界内和大中城市的一般作者，「图书审查条例」形同空文，几乎不产生作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家多如过江之鲫，文学青年则更是不可计数。当然，作品有高下之分野，作家也有影响大小之区分。如果某一作品被鲁迅、巴金等主办的刊物选用，再经胡风、周扬等革命文艺理论家为之点评，那么，该作者从此就名声大震，顿时从一般文学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有影响的著名作家了。然而有此殊荣的作家毕竟不多，多数人尽管已出版了数本创作集和译着，但知名度并不高，除了作家周围的朋友圈子，一般读者是很少与闻的。

对于所有这些已出名或尚不出名的左翼文艺家，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是令人窒息和不堪忍受的，与此相映照的则是苏联小说中展现的和在自己头脑中存在的莫斯科的「光明天地」。正是左翼文学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对新社会的渴望，最终将大批左翼文艺家吸引至中国的莫斯科――延安。

对于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新村生活，赴延安的左翼文艺家并不陌生，除了早在书本上与之神交外，部分左翼作家在三十年代还亲身体验过。以作家碧野为例，出身贫穷而酷爱文学的碧野在三十年代初身无分文只身来到文化古都北平，就曾与十一个境况相近的青年组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寄住在潮州会馆。这些青年或写诗作文，或在北京大学旁听和去图书馆看书，过着极为贫困，但却是「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生活。在他们的脑海里，延安正是这样一个和他们心目中景仰的、「克里姆林宫塔尖上的红星光芒」照耀下的苏联完全相似的理想国，在那块土地上，充满着社会正义的原则，人们个性自由，到处都可以「自由呼吸」。 所以不少左翼文艺家「到延安一进边区，就匍匐在地上亲吻土地」。 诗人柯仲平更直接将延安比作但丁《神曲》中的天堂。

从1937年到1939年，投奔延安的文化人，除了个别名气较大由延安指名调入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为一般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只有少数人读过大学。这些名气不大的作家和艺术家，甫抵延安一身轻松，又是「自由呼吸」，又是「自由歌唱」，而中共为了发展实力，对来延安的文化人一度也做到「礼贤下士」，毛泽东更是真真假假，对延安文艺界取得的成绩满口称赞，甚至还和一些文艺家交上了「朋友」，于是文艺家们陶醉了。

这是一批「单纯到透明」的青年人，尽管延安缺吃少穿，物质生活极为艰苦，但是他们毫无怨言，只把延安视为中国的莫斯科。现在他们又传唱着这样一首苏联歌曲：

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无非（分）人种黑白棕黄红。

然而，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家的「蜜月」仅维持了两年。随着毛的政治地位日趋加强，和延安等级差序制度的逐渐形成，以毛泽东和红军老干部为一方，与以赴延安左翼文艺家为另一方的矛盾就逐渐公开化了。

逐渐地，延安的文艺家对一些老干部和老红军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看不顺眼了，许多青年文艺家竟发现原先心目中的英雄既无文化，更不懂马列主义理论，个别人开口「妈个×」，闭口「妈个×」，但却会摆「首长」的架势。于是他们开始拿起笔，批评起延安生活的阴暗面。

毛泽东和红军老干部对文艺家的不满则主要集中在文艺家的「无组织、无纪律」和个性的狂放不羁方面。1940年，丁玲在延安「文抗」主办的文学刊物《谷雨》上发表批评延安官僚主义的著名小说〈在医院中〉，毛泽东没有说什么，但已对丁玲严加注意。1942年2月17日毛泽东、王稼祥等参观华君武等主办的《讽刺画展》，毛虽对画展有所称赞，但在约华君武谈话时，却要求华君武在漫画创作上「要注意片面性」。毛并举华君武一幅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谈植树的漫画，说「不要笼统说延河旁所有植的树都枯死了，应当说是那一段地点的树，植得不好」。

如果说毛泽东对延安文化人的不满更多的集中在政治方面，那么一些老干部的不满则来自于对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歧视。许多红军老干部从未进过城市，更长期生活在疑惧知识分子的环境中， 抗战之初，一经接触满口新名词、思想和生活习惯与己迥异的知识分子，虽觉新鲜，但为时不久，隔阂即生，生怕这些见过大世面的城诗人瞧不起自己。于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念头再度复活，重又退回到原先怀疑、恐惧知识分子的蜗牛壳。

作为志在夺取天下的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自然有别于某些目光短浅的军中老干部（需要指出的是多数军中高级将领，如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关向应等都十分重视、尊重知识分子，工人出身的关向应因嗜读鲁迅作品，有「小鲁迅」之称。对知识分子抱有偏狭态度的只是个别高级将领和军中中下级干部）。毛一方面需要文艺家，另一方面又恐驾驭不住文艺家，因而一段时间内，毛的态度摇摆不定，既投之以饵，间或鼓励抚慰一番；又从内心深处鄙视舞文弄墨、吹拉弹唱的文艺家；更厌恶于彼等日空一切、抗上犯下之狂态，故时不时对文艺家旁敲侧击一下。只是这群文艺家旧习难改，依然故我，因而毛在1942年后对文艺家越发讨厌。据师哲回忆，一次他在陪毛泽东从杨家岭出来在延河滩散步时，正巧碰上一位作家，只见他手执拐杖不停飞舞，见到毛泽东打了个招呼，仍继续摆动手中的拐杖，遇到驮盐的毛驴队，仍然如是。毛泽东极为气愤，向师哲道，「这是流氓行径，目中无人。……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目空一切，摆臭架子」！ 当年在延安文艺界人士中有用拐杖习惯的只有萧军、塞克等数人，他们又何尝能想到，被自己称为「知己」的毛泽东，对自己的冒失和莽撞会如此愤怒，竟然在师哲面前将其骂作「流氓」！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反感又和对张闻天的不满掺和在一起，使毛和延安文化人的矛盾更趋复杂化。

张闻天是继瞿秋白之后中共党内对文艺问题有专门研究的极少数高级领导人。张闻天青年时代曾直接从事过文学创作，他具有比其它中共领袖丰富得多的文学素养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抗战以来，张闻天作为中共文宣方面最高负责人，多次代表中共中央就文艺问题发表意见，但是张闻天在有关文艺的几个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和毛泽东的看法并不一致。

关于新文化的性质问题。张闻天在1940年1月5日至7日作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又称《文化政策》）的报告较毛泽东提前四天，对新文化的性质作了具体阐释。张闻天认为所谓新文化，它应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 在这里，张闻天将「民主的」单独列出，表明他对新文化民主特性的重视。然而毛泽东在也年1月9日作的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以后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却对此问题话焉不清。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也是民主的」――毛泽东将「大众的」等同于「民主的」，是疏忽抑或是别具用心，人们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大众的」决不能取代「民主的」，因为「大众的」既有专制愚昧的内容，也可有民主科学的内容，毛以「大众的」代替「民主的」，实际上是模糊了新文化民主的性质。

关于「大众化」、「中国化」的问题。张闻天早在1937年11月就初步接触到这个问题。1940年1月，张闻天针对延安文艺界已出现的孤立强调通俗化的倾向，明确指出「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张闻天强调，「无论如何，现代文艺的各种形式比较中国旧文艺的形式是进步的」。 张闻天的上述言论是对在毛泽东鼓励下正在兴起的复归旧传统倾向的一次回击。

关于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毛泽东扣之以「对知识分子采取宗派主义极左态度」的张闻天等人，在对待文化人的工作方式、个性特点、生活习惯等方面都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其态度远较毛泽东温和。张闻天在1940年10月10日代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要求「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他指出：「爱好写作，要求写作，是文化人的特点」，「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对文化人的最大鼓励，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因此，「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张闻天进而提出，为了「保证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与写作时间」，「（文化）团体内容不必要很严格的组织生活与很多的会议」。至于对作家的批评，「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 张闻天的上述较为开明的意见，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他的影响，以及三十年代初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时的经验。相比较于毛泽东，张闻天更熟悉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历史。尽管张闻天不能彻底摆脱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反智主义传统的影响，但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张闻天以及博古等人却比毛泽东多了一分宽容，而少了许多农民式的狭隘。 1943年，正是由于张闻天和博古的保护，才使1941年11月投奔延安的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高长虹免遭中央社会部的逮捕。 而张闻天在有关党的文艺政策及对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所有意见，在整风运动期间，都被毛泽东斥之为「自由主义」而遭到严厉的指责。

如果说1941年前，毛泽东因忙于应付内外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尚无暇顾及文艺问题，对张闻天的一些与己不同的看法还能容忍的话，那么到了1942年当毛已腾出手时，他就再也不能允许张闻天就文艺问题说三道四了。

于是，王实味事件的爆发，就成了毛泽东整肃延安文艺界的最佳突破口，毛泽东决心利用这一「反面典型」，扩大战线，一并收拾延安所有的文化人，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文化界的所有问题，最终确立自己作为文艺界大法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五 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得到全党公认的首屈一指的学问大家。毛具有党内无人企及的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他不仅极其熟悉并爱好唐诗宋词、《昭明文选》、红楼、水浒、三国、野史稗记一类古典文学，同时也嗜读鲁迅杂文，然而毛对鲁迅之外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却很少涉猎，一是兴趣不大，二是长年深居军中无机会阅读。毛对外国文学作品就知之更少。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他的助手为他准备的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部分论述，第二是他在周扬、胡乔木等向他提供的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上海左翼文艺活动的背景资料基础上所作的总结。

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主要顾问是周扬和胡乔木这两个新朋友，而不是昔日的熟人冯雪峰。和张闻天、博古、杨尚昆等人完全不同，毛在1937年以前与上海左翼文艺界几乎毫无联系。1933年底，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冯雪峰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毛泽东曾约见冯雪峰，两人进行过一番有关鲁迅的著名谈话。 但是，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最为失意的时候，毛除了向冯雪峰打听鲁迅的情况，对上海左翼作家的活动并无很大兴趣。毛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的冯雪峰也很少接触，更谈不上彼此间已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在这个时期，中共文艺工作的元老、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的瞿秋白虽和毛泽东偶有接触，但彼此都是被冷落的人物，心境不佳，加之双方性格并不投合，因而也无雅兴讨论文艺问题。遵义会议后，面对繁重的军务与急剧变化的形势，毛泽东更是无暇顾及文艺问题。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张闻天等决定启用冯雪峰，让其秘密赴沪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此时中共生存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文艺工作一时还排不上主要议事日程。1936年4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指派冯雪峰携电台和活动经费秘密返回上海，临行前，周恩来、张闻天向冯雪峰交待的任务是，在上海建立电台，与沉钧儒等上海救国会领袖取得联系，重新恢复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和情报系统。「附带管一管」左翼文化活动。 1936年一月25日，冯雪峰抵沪，遵照张闻天的吩咐，第二天即移居鲁迅家中。出于特殊的谨慎，冯雪峰返沪后，没有立即与以周扬、胡乔木为首的中共文委系统取得联系（冯雪峰相信陕北有关中共在沪地下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的说法），4月27日冯雪峰与鲁迅、胡风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随即以鲁迅为一方，和以周扬为另一方的「两个口号」的论争正式爆发。

冯雪峰乃是一文化人。他虽衔重大使命来沪，但是冯的兴趣仍在他过去领导过的左翼文化方面。在他于1936年12月领导、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后，冯雪峰就将有关中共组织与情报工作交由潘汉年等承担，他自己则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文化界。1937年1月冯雪峰返陕北向毛泽东等汇报后又折回上海，遵延安命将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全盘工作向刘晓作了移交。至此，冯雪峰的「中央代表」的身分即告结束。然而由于冯雪峰曾疏远周扬而与鲁迅、胡风关系密切。已触犯了周扬等人，激起了周扬等的极度不满，周扬等产生了被抛弃、冷落的深深不平感，并拒绝与冯雪峰见面。

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被指名调往延安，不久周扬被任命为边区教育厅长，旋又被任命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实际主持鲁艺的工作（鲁艺院长为吴玉章，但他并不到院主事），这样就和毛泽东建立起工作上的联系。恰在这时，冯雪峰因与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负责人博古发生严重争执，一气之下，竟向潘汉年请长假，于1937年12月返回家乡浙江义乌，脱离中共组织关系长达两年之久，至1939年下半年才由中共中央东南局恢复了组织关系。冯雪峰此举带来严重后果，毛泽东从此埋下了对其反感、厌恶的种子，而周扬则在延安与毛的关系日益接近，周扬的才干逐渐引起毛的注意。

周扬原名周起应，最早是以俄苏文学翻译家于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崭露头角的。自1933年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瞿秋白、冯雪峰相继进入江西中央根据地后，周扬就成了左联和中共文委的领导人。1935年2月，周扬躲过了国民党对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毁灭性大逮捕，与夏衍、胡乔木等组织了中共临时文委，团结了一百馀名文化界的中共党员。但此时周扬领导的中共临时文委实际上已和长征中的中共中央毫无组织联系。在「左联」前期，周扬曾译过几本介绍苏联文学、音乐的读物，编译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和周立波合译过一本介绍苏联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但基本上没有自已创作的文学作品问世，因而曾被鲁迅讽刺为「空头文学家」。但是，周扬却因政治倾向的因素和对俄苏文学的爱好，对俄国十九世纪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理论，以及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及日共文艺理论十分熟悉。1937年周扬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译着《安娜?卡列尼娜》，加上他曾撰写过一些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因此当周扬赴延安时，除了翻译家的头衔外，他已获有「文艺理论家」的声誉。

周扬的「文艺理论家」的身分，在延安得到重视。在1937年后前往延安的文化人中间，尽管作家、诗人、艺术家比比皆是，但是「文艺理论家」却寥如晨星，尤其周扬还有前中共上海临时文委领导人的政治身分，所以周扬很快被委以重任。1937―1940年，周扬紧密配合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有关指示，经常在《解放》周刊、《新中华报》发表阐释文章。 由于周扬善于引述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言论为毛的论点作注脚，周扬逐渐赢得毛的信任，在1942年以前，就成了毛在文艺方面的首席代言人。

在周扬为确立自己在毛泽东那里的地位而努力奋斗时，周扬昔日的朋友胡乔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5―1937年，胡乔木在沪活动期间，是躲在「左联」和「左翼社联」幕后活动的一个不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虽然胡乔木并没有写出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但他却是1935年以后以周扬为首的中共上海临时文委的主要成员，与周扬有着密切的关系。1936―1937年，胡乔木经历了周扬与冯雪峰等的对立与冲突。是属于周扬派的主要成员，但胡乔木在「两个口号」论争中较少出头露面，因而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1937年7月，胡乔木虽较周扬早几个月进入陕北，但长期被留置在安吴堡青训班，和在延安正日渐走红的周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到了1941年2月胡乔木调入毛泽东身边做政治秘书，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胡乔木的地位迅速超过了周扬。由于胡乔木对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活动的历史十分熟悉，他成了毛了解文艺问题的主要顾问之一（江青也起类似的作用），而胡对「左联」内部矛盾等问题的看法，十分自然地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

1939年胡乔木调回延安，胡乔木与周扬在延安又有了经常接触的机会。此时胡乔木已较少以自己的名字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周扬则在精心研究如何运用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为毛泽东构筑文艺理论。周扬集中精力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试图从这位俄国革命文艺理论家那里发掘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信条。然而周扬对毛作出的最大贡献无疑是他精心编选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鲁迅等论文艺的语录。

周扬、胡乔木对毛泽东的另一个重大帮助则是向他介绍有关「两个口号之争」。对于「两个口号」的争论，早在1937年1月，冯雪峰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时，毛泽东就有所了解。1937年9月后，周扬、艾思奇、王学文等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又从另一方（「国防文学派」）那里，详细了解了双方的观点及其有关背景。1938年5月，毛泽东还与「国防文学派」的重要人物徐懋庸作了详细交谈。从陈伯达处，毛更了解到既非周扬派，又非鲁迅、冯雪峰派的第三种看法。在周扬与鲁迅两种对立的观点间，尽管毛泽东较倾向于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不大欣赏「国防文学」这个烙有王明印记的文学主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毛泽东毕竟不是文艺家，他根本无意拘泥于这种文人间的无谓的争论，毛所关心的是「国防文学」的口号确实有助于实现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而眼下帮助自己构筑文艺体系的正是这帮「国防文学派」。现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口号的鲁迅已经作古，冯雪峰又目无组织私自离队，胡风虽然在国统区十分活跃，然此人既非中共党员，政治面目且十分可疑，毛泽东毫无必要为了已死的鲁迅而抛弃周扬。于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两个口号无优劣之分，皆是革命口号， 毛泽东并在私下对周扬说，鲁迅也有「党八股」， 对周扬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对于鲁迅，毛泽东所持的是政治功利主义的态度。从读者的角度，毛固然惊叹、钦佩鲁迅对中国历史、社会和中国国民性的深刻认识和尖锐的剖析，毛也激赏鲁迅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种种浅薄所作的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但是，毛泽东在阅读鲁迅作品时更多的是站在中共领袖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鲁迅对于毛泽东有时就显得并不可爱。鲁迅蔑视一切权贵的个性和独立不羁的精神虽然可以与毛的精神世界形成沟通，但毛决不认为，在延安也需发扬这种精神。至于鲁迅倡导的抨击时弊、揭露丑类的杂文形式，毛明确无误地表示，在共产党区域，它已基本失去作用。有鉴于鲁迅对毛的价值及其局限性，毛迫切需要将鲁迅和鲁迅的遗产修改成适合于自己政治需要的样式：一方面，毛要利用鲁迅打击左翼文化人的「虚狂」；另一方面又要创作出鲁迅如何「服从共产党领导」的故事，以防止文化人援引鲁迅来反抗延安的新秩序。正是基于这样的需要，毛泽东才看中了被鲁迅鄙视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周扬。与鲁迅有隙、生恐有人援鲁迅反对自己的周扬，对塑造毛氏版本的鲁迅新形象最为积极，周扬又因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党同伐异，树敌甚多，只会在延安的新环境下更猛烈地打击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的作风」。于是被毛慧眼看中的周扬就在胡乔木的暗助下，摇身一变，成为毛氏鲁迅学最权威的解释者和统领延安文艺界的「领导同志」。

1942年春，毛泽东在胡乔木的协助下，分别召集了一批文艺界人士前来住处个别交谈。在被毛召见的文艺家中，既有属于周扬派的陈荒煤、何其芳、刘白羽；也有当时处于受压制状态的萧军、艾青等。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将自己已成熟的文艺主张公之于众的时刻到来了。

1942年5月2日，有一百馀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发表讲话，5月23日，毛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是为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几经修改，发表于次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

毛氏「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的「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下列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从创作主体、文艺功能，到创作题材和创作形式等文艺学的所有领域，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党文化体系。从表面上看，毛氏党文化观竭力强调文艺的社会和政治功用，与中国文学中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文以载道」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文艺的审美功能，将文艺等同于试帖课和八股文。毛泽东在这里将「文以载道」夸大到极端的地步，同时又吸取了明清颜习斋等鄙薄读书人的反智思想，结合斯大林主义，最终建立起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共官方文艺路线。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将文艺视为图解政治的宣传工具，将文艺家看成是以赎罪之身（身为知识分子的「原罪」）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战士」。

毛泽东极为看重文艺界对其《讲话》的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结束，周扬就立即担负起宣传、解释毛泽东党文艺观的新使命，从此延安文艺界的气氛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伴随这种变化，以周扬为核心的中共文艺统制体系也迅速得到确立，周扬终于成了名副其实、手执响鞭的「奴隶总管」。

1942年后，中共对文艺家的行政和思想控制进一步严密化，延安及各根据地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被完全置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由周扬领导的官办文艺领导机构的领导之下，同人性质的文艺刊物已不复存在，所有的文艺家均被纳人各类行政组织之内。在延安的文艺家只有萧军不堪被日渐官僚化的体制所束缚，于1943年12月自我放逐，前往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的刘庄，与妻子儿女劳动垦荒，过着几近穴居人的原始生活，半年后萧军全家返回延安，仍旧被纳入到行政组织之内。

和苏联作家协会一样，由周扬领导的鲁艺和边区文协承担着许多与文艺无关的政治功能。延安鲁艺在1942年后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和各单位的审干肃反领导小组密切合作，在延安文艺界大挖「特务」，结果文艺家大多成为特务嫌疑和被「抢救」的对象。1943年延安几乎全部的文艺界人士都被集中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在那里逐个接受严格的政治审查。

对于周扬来说，配合中央社会部在文艺界肃反固然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但是周扬要提高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主要还取决于他能否组织创作出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于是周扬将少数作家暂时调出中央党校第三部和鲁艺，住进设于桥儿沟的「创作之家」， 希望他们能够创造出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艺作品。

被周扬挑选，获准进入「创作之家」这个「世外桃源」的作家大致分四类：

最有希望和最有可能在近期内创作出符合毛泽东党文化观的作品，思想较为「纯正」的作家，如周而复、杨朔；

思想虽未完全改造好，但具有特殊才能，可能创作出为党急需的文艺作品的非党文艺家，如塞克夫妇、艾青夫妇；

少数资历较深，一时无法安置的重要作家，如从苏联返回延安的萧三；

个别来自国统区且较具影响力，有可能返回重庆的非党作家，如高长虹。

住进「创作之家」的大多数作家，除了高长虹一人外， 都对能在急风暴雨的审干抢救高潮中被保护，心存感激，他们中的一些人果然不负周扬的厚望，创作出最早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使周扬在毛泽东面前挣足了脸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毛泽东、胡乔木还加强了对周恩来领导下的重庆左翼文化界的干预。自抗战爆发以来，周恩来在武汉、重庆团结了大批文艺界人士，在这些人中既有原属周扬系统的夏衍、田汉，又有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还有中立作家老舍、巴金等。对于老舍等非中共作家，周恩来十分尊重，即便对于思想一贯左倾的胡风，周恩来一般也不干预他的创作活动，相反，在胡风创办刊物遭遇困难时，还曾给予经济上的资助。 重庆《新华日里的副刊上，不时刊载胡风和与胡风关系密切的文艺家有关文艺理论的文章，这一切在1942年之前均未受到延安的非议。

但是到了1943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胡乔木在已完全掌握了延安的文宣机构后，将手掌伸向了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延安对《新华日报》和重庆几家有中共背景的刊物上发表的乔冠华、舒芜等几篇烙有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文章十分不满，指责《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XX论民族形式，XXX论生命力，XXX论深刻等」。 显然，在毛泽东、胡乔木的眼中，《新华日报》等以工作环境特殊为借口，提倡感性生活，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实际上是在宣传与毛氏「党文化」观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文艺主张。

为了彻底纠正《新华日报》的自由主义倾向，1944―1945年，毛泽东、胡乔木特派几位已经「改造好」了的周扬手下的重要干部林默涵、何其芳、刘白羽、周而复、袁水拍等从延安前往重庆，宣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重庆的左翼文化界人士进行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思想改造的现身说法式的训导。然而对于何其芳等人的训导，除了郭沫若等极少数人之外，重庆大多数左翼文艺家都以沉默相对，只有胡风一人公开表示了少许的疑问和保留，而冯雪峰则十分不以为然。 然而胡风、冯雪峰并不知道，延安方面早已在密切注意着他们对毛氏党文化观的任何反应，为他们以及其它国统区的作家，建立了一本「功过簿」，以待日后进行总清算。

如果说，在重庆和大后方的左翼作家，在1942年后为自己所受到的毛氏「党文化」的压力而感到困惑，那么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就是这么一些，他们毕竟还未失去创作上的自由，而在延安的文艺家则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选择：或者走王实味自我毁灭的道路，或者走何其芳抛弃旧我、追求「新生」的自新之道。延安的文艺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后，纷纷开始「脱胎换骨」。丁玲也许是延安文艺家中最早「脱出」的一个。在1942年4月初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关于王实味、丁玲问题的高干学习会议后，丁玲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丁玲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王实味思想批判座谈会上，一方面斥骂王实味「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号召「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又自恼自责，称自己的〈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要求那些同情她遭遇的读者「读文件去吧」。 为了摆脱与王实味的牵连，丁玲在1942年10月19日延安纪念鲁迅的大会上，还极不礼貌地对待在王实味问题上仗义直言的萧军，声称中共的朋友遍天下，丢掉箫军，不过是九牛一毛。 其实在丁玲「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性」的背后掩藏青很深的痛苦，几十年后，她自称〈三八节有感〉使她「受几十年的苦楚」，给她带来一生的灾难，因而不敢随意为文，生恐「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 但是在1942年丁玲却心甘情愿地接受胡乔木、周扬的指导，按照他们解释的毛泽东的「党文化」观，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的符合党的路线的作品。 于是丁玲暂时成了一名「毛泽东的文艺战士」，然而懦弱乖巧的丁玲何尝料到，十多年后她又跌入几乎和王实味一样悲惨的深渊。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丁玲没被处死，而是被送到了北大荒，文革爆发后又被关押进秦城监狱。

一 重建「党的喉舌」：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

在中共的政治――组织构成中，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一直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意识形态宣传对于中共之重要，不仅在于它可为党的政治、军事等一切实践提供全套的解释，使中共全部活动奠定在学理和道德基础之上；而且还可以被党的领袖运用作为对付党内政敌的有力工具。正因如此，三十年代末之后，毛泽东一直在为控制中共意识形态部门而奋斗，由于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报刊在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系统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对中共报刊寄予了最大的关注。1941―1942年，毛泽东依靠坚强的组织机构：中央高级学习组――中央总学委全面占领中共舆论阵地，最终将其置放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改版就是毛泽东这一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改组《解放日报》是为推动全面整风而精心策划的一个攻坚战，此举标志着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开始的毛个人控制舆论工具过程的最后完成。六届六中全会后，虽然毛泽东已在制定中共文宣政策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对文宣部门的控制尚未达到绝对化的程度，中共文宣部门尚留有一些国际派人物在主持工作，对毛仍存有一定的制约，因此毛对中共文宣系统还是左右看不顺眼。

首先，毛泽东对由博古担任主任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抱看根不信任的态度。中央党报委员会是一个在中共历史上存在很长时间的组织，它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央政治局领导、监督中共所有报刊的言论活动。自三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一职长期由张闻天担任，1938年后博古虽继任此职，但由于博古留在重庆南方局工作，中央党报委员会实际上仍由张闻天掌握，直到1940年11月博古返回延安，中央党报委员会才由博古真正负责。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延安的报刊开始把毛的言论及活动置于突出的地位，但对毛泽东也就做到这一步为止。在张闻天、博古的安排下，毛泽东只是比较突出的一名政治局委员而已，为了体现集体领导的原则，延安的各种报刊仍然大量刊登张闻天、王明、凯丰等人的理论文章。这种舆论导向使广大党员无从减退对王明等人的崇仰，也无从增添对毛泽东的认识。对于这种局面，毛泽东虽然气愤，但一时也无可奈何，毕竟毛当时还不便主动提示别人来歌颂自己，然而毛泽东执意搬去张闻天、博古这两块石头的决心却已下定了。

毛泽东的另一个不满对象是由王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新华日报》。《新华日报》作为中共机关报，于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以后随中共代表团迁至重庆，是唯一不受毛直接控制的中共重要报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上起着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作用。对于《新华日报》的中央机关报性质，在1938年的中共党内是无人会公开提出疑问的，事实上延安也予以默认。1938年4月2日，中共长江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地方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各地方支部订阅《新华日报》，并且在党的会议上讨论《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社论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 在技术方面，《新华日报》也无可争辩地处在所有中共报刊的首位。《新华日报》的采编人员大多为著名的中共文化人。王明、周恩来甚至还邀请了中间派人士陆诒参加《新华日报》工作。和大型日报《新华日报》相比，延安的周二报《新中华报》只是一张小报，很不符合中央机关报的身分。

1938年7月初，王明指示《新华日报》暂不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引起毛泽东的极大愤怒，尽管不久王明、周恩来即指令长江局以「新群丛书」第十五种的形式另出了《论持久战》单行本，但这并没有消弥毛对王明、周恩来等的怨愤。1939年5月17日，毛泽东抓住周恩来同意《新华日报》暂时停刊、参加国民党提出的《联合版》一事，严厉指责周恩来：「你们未征求中央书记处意见，即同意停版，实属政治上一大疏忽。」 在毛泽东眼中，《新华日报》不仅成了王明、周恩来用之于和延安分庭抗礼的工具，更成了「第二政治局」指导全党，对外代表中共的舆论喉舌，实属不能容忍。 尽管毛泽东对《新华日报》强烈不满，但是对于国统区这唯―一份中共公开发行的报纸，毛当时尚无法直接支酉己。同时，毛也相倍，如果能促使周恩来改变观念，并对《新华日报》施加毛个人的影响，使之在政治和思想上改弦易辙，《新华日报》自有其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只是《新华日报》作为中共唯一机关报的地位必须改变。

1941年春，毛泽东整肃中共新闻机构的措施相继出台。第一步。毛泽东以「技术条件的限制」为由，提议暂时裁并延安的大部分党刊。财政困难固然是事实，但毛的着眼点却并不在此，因为遭受裁撤的刊物在经济形势好转以后并没有恢复。裁并结果是，由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共产党人》等一批报刊纷纷关门大吉。 中央党报委员会名存实亡，几乎不再有党刊党报需要管理。毛泽东的第二个行动则是，在1941年5月15日，宣布将《新中华报》和新华社内部刊物《今日新闻》合并，于次日正式创办大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毛并通知全党，今后中共「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

创办《解放日报》是毛泽东在统一中共全党宣传舆论机构方面获得的一项重大进展。毛对《解放日报》倾注了强烈的关心，他亲自为该报撰写了〈发刊词〉，然而时隔不久，《解放日报》的表现就令毛大失所望。毛发现该报在言论方面与已经停刊的延安党刊并无任何实质区别。毛泽东选择博古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新华社负责人，虽属是对博古的降级使用，但也是对曾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博古的一项安抚。毛相信，在他本人的鼻子底下，博古绝不敢违抗自己的旨意，《解放日报》将忠实贯彻自己的意志。可是情况却非毛泽东设想的那般顺利，博古与该报主编、另一国际派人物杨松配合默契，竟将《解放日报》办成了苏联《真理报》的中国版！

《解放日报》创刊后不久，苏德战争爆发，此事自是延安共产党员关心的头等大事，于是博古、杨松等在报纸上以最显着的地位，突出报道苏德战争和苏联红军抵抗人侵德军的战况，有关国际问题的新闻、社论和文章在报纸版面上占了压倒优势；而对中共及其军队及陕甘宁边区的报道，一时则数量相对较少，位置也不显着。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直接使用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极为恼火，认为这种「有闻必录，不加改写」，将外电直接桶上报纸的方法，使读者看不出党对某一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立场和倾向性，是在为别人做「义务宣传员」。

《解放日报》对有关毛泽东个人活动及整风运动的宣传，也令毛泽东强烈不满。《解放日报》创刊后，毛几乎不加任何掩饰地要求杨松在报上突出宣传自己，他开导杨松，「讲中国历史，要多讲现代，少讲古代，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党如何挽救危局，要多加宣传，让大家知道正确路线是怎样把革命引向胜利的」。 但博古、杨松领导的《解放日报》却对毛的这番话置若罔闻，未将有关他的活动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解放日报》只是在第三版右下角以三栏题报道了毛泽东于2月1日在中央党校作整顿三风报告的消息，遂被毛看成是对他个人权威严重的藐视。于是，毛就认为博古领导下的《解放日报》对整风运动的宣传，既无广度，更无深度。

对《解放日报》经常刊载张闻天、吴亮平等人所撰写的谈论马列和宣传苏联的「又臭又长」的文章，毛泽东更是感到难以容忍。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号上就刊登了戈宝权译的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另一个法国〉。张闻天等人除了自己在报上发表文章，还指使马列学院的干部从苏联一些理论刊物翻译大块文章，然后移植于《解放日报》，致使本来版面就紧张的《解放日报》充斥大量「洋八股」，显得更加「贫乏无味」，「面目可憎」（1941年5月16日至9月15日，《解放日报》只出版两个版面）。

凡此种种，都成了毛泽东决心整肃《解放日报》的理由，毛多次尖锐批评《解放日报》，强调：我们在中国办报，在根据地办报，应该以宣传我党的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为主。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决定《解放日报》进行改版，并把此事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

1942年2月，毛泽东整肃《解放日报》的行动正式开始，他亲自调派陆定一进入《解放日报》社，在暂时维持报社领导班子的情况下，陆定一成了凌驾于博古之上、事实上的《解放日报》最高负责人。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为改进党报的通知〉，要求中共各地组织「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又亲自主持《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在会上鼓励与会的七十多人，对《解放日报》的缺点展开批评。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至此，《解放日报》完全被纳人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之下。

凭心而论，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批评，有一些是符合事实的，但由于毛批评的出发点是为着巩固个人对报纸的控制，因此毛的批评在许多方面又是夸大其辞，攻其一点，不及其馀。

即以令毛泽东极为不满的为外国通讯社做「义务通讯员」一事而论，毛的批评也是有欠公允的。《解放日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弥漫全球之际，突出报道苏德战争和美英盟军反法西斯战场的战况，不仅完全符合读者的阅读需要，而且是抗战期间持爱国立场的任何一家严肃报纸都必须履行的职责。

对毛泽东个人活动的报道保持一定的适度，这与当时毛在党内的地位有关。从中共组织原则上讲，毛仍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一名成员，并不是名正言顺的「总书记」，「多宣传集体，少宣传个人」的集体领导原则，至少是毛泽东表面上也赞同的。

《解放日报》大量刊载「洋八股」也是事出有因，概因毛泽东本人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开展学习马列的运动，才引燃了这场火。至于国际派借机「掉书袋」，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毛泽东的鼓动客观上为他们的卖弄提供了机会。张闻天等人只是在奉命办事的过程中顺带一些私货借以自炫罢了。

其实，在延安日益低迷的政治高压下，博古、杨松为办好《解放日报》一直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尤其是杨松，几乎达到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地步，生怕工作中稍有失误，引致毛的不满，使自己本来就黯淡的政治前途更加险恶。

杨松原名吴绍镒，曾用过吴平、瓦西里、戈里等化名，湖北黄安（现大悟县）人，是一位与毛泽东毫无历史与工作渊源的老共产党员。杨松自1927年1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长期留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与王明有密切的关系。1931―1933年，杨松被调入苏联远东海参崴任太平洋职工会中国部主任，从事华工教育及搜集日本情报的特殊工作。1933年夏秋，杨松又被调驻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东方部。1934至1935年，杨松奉王明命令，多次代表共产国际，冒看生命危险秘密潜人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向中共领导的东北抗联游击队传达指示，协调东北抗联内部关系。杨松还多次保护即将遭判刑和流放的被调入苏联接受审查的东北抗联干部，使之免遭康生的荼毒，曾结怨于康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杨松并因长期在极其艰苦的东北地下环境中从事秘密工作而患上严重的肺结核。1938年2月，杨松辗转来到延安，在张闻天领导下做理论宣传工作，曾任中宣部秘书长兼宣传科长，并在马列学院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解放日报》创刊后，博古、杨松有意将《解放日报》办成像《真理报》、《大公报》、《新华日报》那样具有广泛影响的权威报纸，他学习《真理报》、《大公报》重视社评、每日一篇社论见报的模式，在博古的要求下，也坚持每天亲自撰写社论一篇，由于写作任务繁重，工作环境极差，杨松已痊愈的肺结核再度复发，但杨松仍奋力带病工作。

博古、杨松虽然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意图有所疑虑，但在报社工作中，却不敢稍有怠慢。 杨松更是极其谨慎，每天从社论到消息报道都逐字逐句的仔细检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开始后，《解放日报》紧紧跟上毛泽东的步伐，频频发表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杜论和专论。9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社论，9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的文章〈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10月14日又发表艾思奇的〈主观主义来源〉一文，提出主观主义具有书本教条主义与狭隘经验主义两种基本形态，将毛发动整风意欲整肃的两种对象正式揭示出来。

尽管《解放日报》对整风宣传尽心尽力，但博古、杨松再努力也是白费劲。1942年2月，奉毛泽东命接管《解放日报》的陆定一甫抵清凉山（延安《解放日报》所在地），就拿杨松开刀祭旗。陆定一等批评《解放日报》每日撰写社论是虚应故事，徒费劳力，杨放之等人甚至指斥杨松「粗制滥造」。 陆定一等的行动并非就事论事，而是以社论事为突破口，谋求一举改组《解放日报》。不言而喻，博古、杨松决非是有毛作后盾的陆定一的对手，陆定一的意见最后被采纳，《解放日报》很快取消了一日一篇社论见报的惯例。1942年8月15日，陆定一正式取代了杨松，担任了《解放日报》主编。而杨松则在抑郁中于1942年11月23日病故。

二 陆定一、胡乔木与毛氏「新闻学」原则的确立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虽仍由博古任社长，但在很大程度上已属挂名，尽管博古仍在报社继续负一些具体事情的领导责任，然而《解放日报》的实权已在主编陆定一和中宣部代部长胡乔木的手中。

《解放日报》在陆定一和胡乔木的具体领导下，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从报道内容和版面设计等一系列环节，对原《解放日报》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逐渐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从而建构了毛氏「新闻学」的框架。

毛泽东「新闻学」最显着的特征是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的本质，而否认新闻具有超阶级性属性的观点。毛泽东早年对新闻学就有强烈兴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听过民国初年新闻大家邵飘萍的演讲，曾参加北大学生社团「新闻学会」的活动，以后也曾创办《湘江评论》，并一度担任过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宣部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笔。但是，身受五四「自由办报」思潮之惠的毛泽东，并未接受自由主义新闻学的观点，尽管毛泽东一贯喜好阅读政治倾向性较为中立的《大公报》、《申报》等报刊，然而他始终将自己的阅读偏好与出于政治功利而对中共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划分得一清二楚：毛要了解一切公开的和内幕的新闻，而中共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只需知道党要他们知道的那部分新闻。毛泽东的这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新闻观正是通过陆定一和胡乔木的解释，最早在延安《解放日报》体现出来，它以五个核心原则为中心，包含了一系列互相联系的概念：

一、「党性第一」的原则。

毛泽东、陆定―、胡乔木认为，任何报纸都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世界上绝不存在超阶级的客观报道，中共创办的报纸无可争议的应是反映党的政治路线的党报。由于共产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报不仅应是「党的教科书」，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书」。为了不使人民失望――胡乔木说，「人民的希望就是读教科书」，中共应把党报办成像「章章都好」的《联共党史》那样，使人民能「读一辈子」。 为此，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 举凡一切评论、消息、照片都必须以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为标准而加以取舍和编排，并以党的立场来判断一切。党报绝不是「有闻必录」、单纯报道消息的新闻纸，而是为了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的宣传工具，为了保证党报的性质，必须将党报置于党的领导机关的绝对领导之下。

二、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

陆走一等提出一个有名的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 虽然从字面上，陆定一也强调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然而这个「事实」必须置于「革命立场」的统帅之下。于是，陆定一等从列宁那儿引进了「两种真实性」的观点：一种是所谓「本质真实性」即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事实，尽管它尚处于萌芽状态或尚未发生，但从本质上讲它却是真实的；相反，「虚假真实性」只反映事物的「表像」和「假像」，而不反映事物的本质，因此它必定是不真实的。如果以为它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把个别现象夸大成为整体现象」而加以报道，那就必然会犯「客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错误，而无产阶级的「真实性」和「客观主义」、「自由主义」是截然对立的。

三、「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

「抢新闻」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恶劣表现，正确的「无产阶级新闻观」将发布新闻的快慢完全服从于党的需要，「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压一下才发表，有的压下来不发表」，总之，一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绝不允许报纸和记者有丝毫的「独立性」和「自由主义」。

四、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

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利用」报纸， 尤其要学会运用报纸指导政治运动，在运动初起和达到高潮的一段期间内，集中报道，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五、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

抗战前，《红色中华》报和以后改名的《新中华报》便开始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一部分在报纸上发表，一部分编印《参考消息》，每天印五十至六十份，供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阅读。《解放日报》改刊后，正式出刊了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阅读范围较前有一些扩大。出版《参考消息》的指导思想在于进一步明确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因为群众有左、中、右的划分，党员干部中也有左、中、右之区别。既然人之有区别，在「知」的权利上就不能不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中低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不足以抗御国内外新闻报刊散布的「毒素」的侵袭，因此只有久经考验的少数高级干部才有资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闻消息，干部级别越高，阅读限制就越小，由此逐级而递减。至于一般普通老百姓，为了保证他们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纯洁性，就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党报以外的其它消息了。当然，党员和群众还是有区别的，即便是普通党员，组织上也会给其比普通百姓多一些的信息，这主要通过阅读党内读物，听上级的传达报告来体现，以显示党员在「知」的方面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只是一般党员「知」的权利和高级干部相比，早已不能以道里计。

实际上，毛泽东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与王明、博古等并无实质性的分歧，追根溯源，毛泽东与王明、博古一样，师承的都是列宁――斯大林的新闻理论，只是毛泽东比王明、博古更加党化、更加斯大林主义化，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斯大林。与毛相比，或许博古所受的五四影响稍大一些。早在1925―1926年，博古就曾在其家乡无锡和上海主编过一份影响颇广的政治刊物《无锡评论》。 1941年5月，博古将边区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调入《解放日报》，放手让其主持文艺栏，正是由于博古的宽容，丁玲才有可能在1942年的《解放日报》上推出王实味、丁玲本人，以及萧军、罗烽、艾青等人撰写的一系列批评性的杂文和短论，及至《解放日报》改版，所有这类「暴露性」的言论被斩草除根，彻底实现了毛泽东所要求的「舆论一律」。毛泽东所达到的对新闻的垄断，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斯大林都难望其项背。在文网严密的苏联报刊，偶而还有几篇批评官僚主义的小品文问世，而在延安，1942年后的报刊上已不复有任何「暴露性」的文字。在抢救运动期间，延安还揪出了一些「写不真实的新闻」的「特务分子」。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在陆定―、胡乔木的领导下，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了一份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党报」。在版面安排上，《解放日报》彻底改变了「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的惯例，而变为「一边区，二解放区，三全国，四国际」的报道和版面安排的顺序，将国际和国内新闻降至次要地位。对刊登国际新闻更是从严掌握，所有国际新闻，一律须重新编写，严禁照登外电原文。

《解放日报》既为「党报」，它就必然同时又是已掌握了党的毛泽东的个人喉舌。1942年4月后，报社遵从毛的指示，多次发表经毛修改的讲话和文稿，而发表这类讲话的时间一般都较毛作演讲的时间推迟很久。例如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演讲，其文字稿推迟约一年半才经修改整理完毕，于1943年10月19日刊登在《解放日报》。

作为毛泽东严密控制的宣传工具，《解放日报》忠实地执行了毛利用该报指导整风的意图。陆定一调入《解放日报》后，奉毛泽东之命，将工作重点放在新辟专刊〈学习〉上，使〈学习〉很快成为指导整风的信风标。〈学习〉专刊于5月13日出版，共办了八个月，出版了二十四期，对于如何学习文件、如何开展小组讨论，怎样写反省笔记，都针对性地发表各类文字予以指导。当整风进入到干部思想反省阶段后，〈学习〉专刊还配合登载了一批各类干部的自我反省文章作为示范。至1943年初，延安整风转入审干、肃反阶段，〈学习〉专刊的使命遂最后完成，终于在也43年1月16日宣布终止。

《解放日报》还开创了中共利用报刊整肃「异端」知识分子的新模式。1942年6月报纸用两版篇幅集中登载批判王实味的文章，范文澜、张如心、罗迈（李维汉）、温济泽、李伯钊、陈道、蔡天心等纷纷「口诛笔伐」，陈伯达更在大批判文章中将王实味称之为「王屎味」。但报纸绝不为王实味提供为自己辩护的版面，使《解放日报》成为一边倒围剿王实味的主要战场之一。1942年6月20日，《解放日报》复发表冠之以「延安文艺界」名义的〈关于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的总结性长文，最终将王实味扫入「反动派」的行列。

《解放日报》为贯彻毛泽东的意图尽心尽责，全面发挥了其作为党与领袖喉舌的功能。然而即使是训练有素的驯马，难免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1942年4月10日和以后一个短时间，《解放日报》竟忘了「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居然在整风运动的高潮中分别报道了中央党校一男学员自杀和延安大学一女生自杀的消息，此「错误」被毛泽东迅速抓住。毛严厉指责《解放日报》「仍不和中央息息相关」，报纸「尚未成为真正的党的中央机关报」。他称，「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并表示，《解放日报》的几篇社论仍有错误。毛再次重申，「以后凡有重要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均须与中央商量」。 和毛泽东相比，《解放日报》编辑们头脑毕竟简单一些，他们耳闻目睹在延安不时发生的干部、学生自杀事件，以为选择一两条消息刊登也无妨，却未料道无意中他们已犯下「暴露阴暗面」的严重政治错误。在毛泽东大喝一声后，从此在《解放日报》上就再未有任何有关延安消极面，诸如自杀事件的报道了。

三 邓发被贬黜与中央党校的三次改组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四面出击，向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国际派发起全面进攻，毛的进攻的步骤是先行夺回被国际派长期控制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和延安各类学校的领导权，继而全面整肃党和军队中的留苏分子，用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全党，中共中央党校的改组就是毛为实现这一目标，将两个战役一并进行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

中央党校是中共为对党的中高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训练而设置的干部教育机构，1933年3月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之名创立于中央苏区「红都」瑞金。由于处在战争环境，设置极其简单，学制也较短，分别从两个月到六个月不等。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不久，因长征而停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陕北瓦塞堡复校并易名为「中共中央党校」。虽然自1933年后，董必武长期具体领导中央党校，但是张闻天作为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最高负责人和前「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他在中央党校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所以中央党校的教学安排或讲授内容，一直都处在张闻天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下。1937年5月，董必武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由李维汉接任中央党校校长。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又改由康生担任校长一职。康生就任中央党校校长虽仅半年左右，但他在党校营造出的神秘紧张的气氛却给当年在党校学习的干部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党校校长一职空缺下来，陈云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身分代管中央党校，直至1939年底邓发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为止。

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是邓发在中共核心层的地位进一步衰落的反映。遵义会议后，毛迅速疏远与周恩来、博古关系密切的邓发。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一抵达陕北，毛就将邓发贬为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长，1936年6月，又以向共产国际汇报为借口，将邓发打发去莫斯科。1937年9月，邓发自苏联返国后，毛泽东不准邓发返回延安，而让邓发在迪化作地位较低的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在中共实现战略大转移，加紧调兵点将，竭力发展军事力量的关键时刻，毛把邓发箍在远离国内政治中心的迪化，使邓发彻底丧失了在八路军、新四军建功立业的机遇。1939年未，邓发奉命返回延安，随即就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40年初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职务均是1938年春毛为考察刚从苏联返国的康生而有意让他担任的闲职，随着康生获得毛的信任，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留下来的这两个闲职就改由昔日权倾一时的中共「契卡」首脑、今天正在走下坡路的邓发来填补了。在这段时期，邓发应张闻天的邀请，还曾前往马列学院，在张闻天主持的「十年苏维埃运动」全院大课上讲过苏区保卫工作。

邓发是参加过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组织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中共党内少数出身工人阶级的著名领袖，一身兼有早期共产主义者清教徒式的理想主义和狂热的苏联崇拜者的性格特征。1935年后，因被剥夺了情报肃反大权和在中共核心层影响力的下降，邓发的狂热性大为减弱，开始对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复杂性逐渐有所认识。1936至1937年，邓发居苏联一年，参加了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王明有了较多的工作联系。返回延安后，邓发对毛表现出有尊严的承认态度，但是并无曲意的奉承和吹捧，与毛的关系始终限于正常的工作范围。

邓发上任后不久，很快就因中央党校的课程设计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邓发就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已是毛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口号的一年后，中共文宣部门的气氛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1940年2月，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针已被中央书记处规定为「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 然而这个时候的中共文宣大权仍由张闻天掌握，而邓发对莫斯科原教旨主义的敬意并未因自已境遇的改变而稍有减退。中央党校的教学计划尽管已作了较大的变动，但是作为中共干部理论教育的重镇，中央党校的学员，尤其是高级班的学员仍需学习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等课程。尽管教学课目已一再精简，但是毛泽东仍然很不满意，因为只要讲授这些课程就必然给那些留苏、留日的「红色教授」提供「掉书袋」的机会。毛泽东另一个说不出的恼怒，则是邓发对学习毛的著作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毛相信，自己的著作是不大被「红色教授」看得起的。中央党校虽然也组织学员学习讨论毛的论文，但在毛眼中，这些大多属应景之举。特别令人生气和无可奈何的是，即使深受毛泽东青睐、被毛指定干部必读的《联共党史》也不得不由那些号称精通俄文，熟悉苏联情况的「红色教授」来讲授，于是在毛泽东的眼里，中央党校不啻是一座被冥顽不化的「教条主义者」统治的堡垒。

毛泽东原先对中央党校并不十分重视，和军队相比，中央党校一类文宣单位在毛的政治天平上只占较轻的份量。对于信奉「枪杆子万能」的毛泽东而言，掌握并牢牢控制军队是其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有了军队可以造党」这句名言，最典型地反映了毛在军队与党关系上的「唯枪杆子」主义的倾向。因此，1935年后毛有意让国际派继续控制中共文宣阵地，作为对方让出军队领导权的一笔政治补偿。但是，随看毛泽东权力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毛已不满足于仅仅领导中共军队，毛现在已基本控制了党，并正努力以自己的意志全面改造党，正是到了这个时候，原先不甚被毛泽东看重的中央党校等一类单位就变得极其重要了，现在毛不仅有时间而且有精力来过问中央党校的「教条主义教学方法」了。

当然，毛泽东关心的绝不仅仅是中央党校的「教学改革」，他对中央党校之所以有强烈兴趣还基于另一现实考虑：根据中共中央原先的决定，中共七大将于1940年在延安召开，各根据地和国统区党组织推选的七大代表已陆续来到了延安。但是毛泽东并不愿在无绝对胜利的把握下召开七大，他迫使中央政治局接受自己的主张，将中共七大推迟举行。但是毛又不愿放这些代表返回原地，他要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对七大代表进行逐一的考察和清理。将七大代表安排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是毛泽东要求七大代表留在延安的最能说出口的理由，而中央党校又是安置这批干部的最佳场所。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党校的责任不可谓不大也。一方面；中央党校要进行自身的改造；另一方面，它又被毛赋予了特别任务。显然，邓发将不足以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无论是邓发对毛的态度，抑或是邓发与王明等国际派的关系，都使毛对邓发不能放心。但是，邓发毕竟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毛一时又没有充足的理由可将邓发的校长职务罢免，于是，毛泽东再次施出他惯用的「掺沙子」办法――继续保留邓发的校长职务，但调彭真任中央党校教育长，让彭真掌握中央党校的具体实权，从而架空邓发。

1941年上半年，毛泽东将担任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的彭真从华北调回延安。同年12月，毛泽东对中央党校进行第一次改组，邓发虽然继续留任校长一职，但却又在中共中央内专设一个中央党校五人管理委员会，用以分散邓发的领导权限。该管理委员会除邓发为委员外，毛的两个重要助手彭真、陆定一，以及中央组织部的王鹤寿、军委总政治部的胡耀邦也名列委员之中。

离中央党校第一次改组不到三个月，整风运动就在延安全面展开，一时延安各机关、学校高干约三百至四百人，被集中进中央党校。为了落实毛的整风计划，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宣布对中央党校进行第二次改组。这次毛泽东亲自出马，任命政治地位远逊于邓发的彭真为中央党校主管整风运动的最高负责人。毛又一次施出釜底抽薪的谋略，将中央党校的领导权进一步分散，宣布将党校划归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由毛泽东负责对中央党校的政治指导，任弼时负责组织指导，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主持，取消1941年12月成立的党校管理委员会。 这次改组后，邓发虽继续留任党校校长，但他的权限已被削夺殆尽，仅负责主持教务会议。彭真则被委以主持权力极大的政治教育会议，并和陆定一一道主编指导整风的刊物《学习报》。至于林彪，虽被责成主持中央党校的军事会议，但林彪并没到中央党校就职，而是前往重庆代表毛与蒋介石会面，并留在重庆中共代表团，直至1943年7月才返回延安。

经过第二次改组，原先对党校工作事无巨细「都事必躬亲」的邓发在中央党校已成了一个光杆校长。从现有资料看，邓发没有对毛作出任何抵抗，他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屈辱性的安排，不仅如此，邓发在公开场合对毛泽东的整风计划还表示了一般性的支持。 然而他仍被完全排除在彭真领导的整风领导核心之外，而他所负责的教务会议，也因中共中央下令中央党校废除原有的所有课程，事实上已名存实亡。 这样，邓发这位被中央党校炊事员、勤务员亲切称呼为「邓大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党校校长，在党校已处于无事可干的境地，邓发除了过问一下党校的蔬菜生产和扩大猪圈等一类杂事， 只得将工作重点转入延安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

1943年3月，邓发挂名中央党校校长的日子正式结束。邓发被解除了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被打发到由刘少奇担任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下属单位――民运工作委员会作一名空头书记，毛泽东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林彪担任副校长。林彪之被毛泽东挑选作党校副校长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毛需要借用林彪的军人身分，震慑党机关和党的高级干部，然而林彪对此新职似乎并无兴趣，他固然全力支持毛泽东，却不愿多出头露面，更不愿以自己的手去惩治别人。对林彪的倦怠，毛泽东表示宽宏大量，他允许林彪只挂副校长的头衔，不到中央党校去视事，而将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交彭真主持。至此，中央党校完成了它的第三次改组。

四 彭真与中央党校的彻底毛化

毛泽东为甚么挑选彭真作中央党校的总管，让这个既非中央委员，又未参加过长征，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城市职业革命家」来主持审查包括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这样一个涉及要害的工作？答案只有一个：彭真是中共党内刘少奇系统的第一号大将，毛意欲借助刘少奇的支持，利用彭真在中央党校整肃异己，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彭真又为什么在中央党校为贯彻毛的整风部署日夜辛劳？答案也只有一个：刘少奇、彭真要借助毛泽东的力量，利用主持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难得机会，整肃其在党内的政敌，为刘少奇作为「白区正确路线代表」奠定基础，这就是彭真之被毛泽东责成领导中央党校，和彭真在中央党校大树毛泽东权威的全部底蕴。

彭真调入中央党校后，立即将校长邓发撇在一边，当仁不让地将党校的所有重要权力抓在手中，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落实毛泽东的整风意图，使中央党校的里貌和风格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为适应中央党校作为大规模干部「再教育中心」的需要，彭真将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全面引人中央党校，实现了中央党校的机关化和官僚化。中央党校原先就有按入学干部的原有级别分班的惯例，但是在1942年前，由于学制较短，高级班与中、初级班学员的政治待遇差别并不十分明显，学校的管理机构也较为精干。但是随着来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和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中级干部陆续进入中央党校，原有的管理机构已不能适应新的局面。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干部，他们的身分兼具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接受教育和审查的学员；另一方面又是曾掌管一方或一个部门的负责干部；如何使这批干部既能接受审查，又不致过份影响他们的情绪，这就成了一项急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彭真制订了两项制度：第一、将依照干部级别分班的原则固定化和制度化，在中央党校分别成立代表班（七大代表）、旅级地委及旅级以上干部班、团级及县级干部班等不同班次，使即将展开的干部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局限于同级干部范围内。第二、在中央党校确立优待高干的政策，明文规定凡中央委员、旅级及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其妻子愿意随丈夫入中央党校学习者。一律可照顾人校，而免除其家属的资格审查程序。 同时，原配有勤务员的高干，准许其将勤务员带人学校归自己使用。

与上述两项制度相配套，中央党校还增设了新的管理机构，从学校总部机关、各部及附属的组织教育科、秘书科直至各支部，建立起垂直的组织系统，并配备了专职政工干部（部组织教育科在各支部都派有负责联络的组织教育干事），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网络。经过这番改造，党校的机构迅速扩大，在1944年初至1945年夏党校的鼎盛时期，全校人数共约六千多人，其中一半为教职员工。 伴随着机构扩增，官僚化趋向急剧增长，原中央党校曾经存在着的学员与学员之间、学员与学校管理干部之间的那种相对平等的关系基本就被扭转了过来。

彭真领导中央党校后党校发生的第二个重大变化，就是彻底废除了党校系统讲授马列基础知识的传统，而代之以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等的论着，以及经过选择的斯大林著作和《联共党史》，并将「学习」与展开党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按照1941年底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中央党校计划〉，第一次改组后的中央党校，仍然必须讲授经过重新编排的马列基础知识，以及中国和世界近代革命史。此计划还对中央党校学员的学习时间作了明确规定，将原先半年至一年的学习时间延长为两年。 然而到了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时，毛泽东干脆宣布自即日起，中央党校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对学员的学习期限也不再作出硬性规定。显然党校学制长短必须服务于毛的政治目标，当毛泽东要打击张闻天等人时，他一再抨击延安的干部教育制度既繁琐又费时；而当毛泽东要利用党校达到自己功利主义的目的时，他又执意将大批干部长期集中在党校，不把他们的头脑「洗干净」绝不善罢甘休。彭真对毛泽东的意图心领神会，他巧妙地将中央党校的「学习」引向对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怀疑和攻击，又使这种「矛头向上」的批判和对干部本人的清算挂起钩来，结果无休无止的学习、批判、审查将学员拴在党校长达三至四年。在毛泽东的总策划下，彭真使中央党校完全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大舞台。

中央党校由彭真担任领导后所发生的第三个变化，也可以说是最重大的变化，是彭真和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密切合作，使中央党校在长达二、三年的时间内，成为中共最大的干部审查中心。

把党创办的军政学校权充「有问题」干部的审查收容所在1942年前即曾有过先例。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在这前后，一批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被送入抗大「学习」，抗大校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专门编了三个班。 许世友、王建安等著名将领都曾被安置在该校「揭发、清算国焘主义」。因不堪忍受株连，许世友、王建安等曾议论率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干部返回鄂豫皖或川陕打游击，但被人打了「小报告」，为此许世友等曾受到以董必武为主席的审判委员会的审判，并被处以徒刑。毛泽东权衡利弊后采取怀柔政策，最终陆续开释了被拘押的许世友和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这样抗大作为「有问题干部」的审查和收容中心的历史才告一段落。

中央社会部渗入中央党校作政治情报工作，也不是自1942年始，然而在整风运动前，中央社会部在党校的活动处于极其秘密的「地下」状态。抗战爆发后，中央党校对外的代名一度称作「中山图书馆」，康生领导下的中央社会部主办的「敌工训练班」，将毕业的学员，作为中央社会部的耳目，秘密打入「中山图书馆」。这些潜伏在党校各个部门的耳目必须定期回社会部全面汇报在中央党校的地下侦察活动。

中央党校与中央组织部存在密切关系则完全是公开的。中共中央规定凡进入中央党校的干部，除来自军队系统和边区系统先由军委总政治部和西北局审查其政治条件、再报中央组织部统一审查外，中央直属系统及外地来延安的党政军干部一律得由中央组织部审查其政治条件，才可人党校，而干部在中央党校「结业」后，也统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

1942年，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公开进入中央党校，与彭真须导的中央党校，陈云、李富春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密切配合，结成了一个完全效忠于毛泽东的「铁三角」：

中央党校作为高干的「思想改造」中心，入校条件十分严格，须由中央组织部逐个审查认可后方能入学；

中央党校又是审查中心，经中央组织部审查批准入校的学员，还得再次接受中央党校的政治审查，学员在校期间非有特殊情况一概不得调出；

中央社会部配合党校的政治工作，凡经审查认为「有问题」的人，「情节严重」者移送中央社会部，「一般问题」者留校隔离审查。

因此，除了一部分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高干和一般中下级干部外，进入中央党校的干部还包含下里两类人：

一类是虽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但曾在不同时期，程度不同地与国际派或「经验主义者」有较多关系的干部；

另一类是政治历史有「嫌疑」的干部。

例如1943年8月16日，中央书记处在致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的电报中就要求送「有造就前途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和「犯错误难处理的干部」来延安学习。

由于进入中央党校的干部情况各异，中央党校在学员编班问题上采取了特别的安排：在党校内，既有按干部级别分类组成的班；也有依「政治可靠性」的类别组成的班。1943年后，送入中央党校的干部人数大增，其中大量是所谓「有问题」的干部，在彭真的主持下，分别将这类干部集中在下列单位：

中央党校三部：其成员多为被解散合并至中央党校的前中央研究院的知识分子干部。

中央党校第六部：其成员多为来自国统区的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

上述两个部是中央社会部在党校深入活动的重点单位，也是「挖」出「特务」、「叛徒」最多的单位。中央党校三部和六部学员的最重要工作就是「交待问题」。

在彭真的主持下，中央党校整风领导班子借助保安和组织两股势力在校内「大破大立」，破对国际派和「经验主义者」的迷信，立对毛泽东、刘少奇的赞颂和服从。从1942年春始，中央党校就充斥着捧毛、捧刘的浓厚空气，到1945年，校名也曾一度改为「中共中央毛泽东党校」。

1942年5月14日和5月16日，《解放日报》分别发表彭真撰写的社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和〈怎样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文章对毛泽东的整风意图详加阐述，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并用来「反省自己的工作，反省自己的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彭真尤其要求党校学员要反复精读《二十二个文件》中所收载的刘少奇的文章，以加强学员对刘少奇的认识。

彭真在中央党校担任主要领导期间，和毛泽东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1942年7月，中央党校学风学习阶段结束，中央党校拟定的干部考试的四个题目，是报请毛泽东亲自修改后才确定下来的。彭真对党校运动中所发生的争论，事无巨细，都向毛泽东及时汇报，甚至一些鸡毛蒜皮事，诸如某个军队学员对结了婚的干部每周六过夫妻生活表示不满这类的事，毛都知道。 毛泽东也经常到党校彭真处了解情况，会见党校干部。

彭真的忠诚和高效率的工作能力赢得了毛泽东的称许，相比之下，张鼎丞、江华等毛的嫡系干部虽然也在中央党校，但是张鼎丞只担任了党校的二部主任，而江华仅为一部的普通学员。毛泽东的信任使彭真信心倍增，干劲十足。1943年10月党校在肃奸、抢救高潮中转入路线问题「学习」，彭真重翻历史老帐，率先批判1928年的顺直省委和1935年的中共北方局，明批柯庆施、高文华，实际上将矛头暗指1928年底代表中央政治局处理顺直省委问题的周恩来，堂而皇之地将刘少奇树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勿庸置疑，树立刘少奇就是树立彭真自己，刘少奇既然是「正确路线」的化身，彭真作为当时刘少奇的副手自然也身居正确路线之列，这样彭真就为自己进入中共最高核心层准备了充分的法理依据。

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为彭真加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提供了最佳的机会，1943年7月，刘少奇、彭真在北方局时期的老部下安子文被调入党校，担任二部副主任，作张鼎丞的副手，但安子文实际上是彭真最得力的助手。彭真和安子文在党校细心观察，仔细物色「忠于正确路线」的干部。1944年，陈云卸去了担任七年之久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彭真立即填补空缺，晋升为中组部部长。在毛泽东的支持和默许下，彭真和安子文利用筹备召开中共七大的时机，将一批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时的部下，或者安排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或者委以党政军关键部门的领导职务，于是，刘少奇系统羽翼渐丰，成了中共党内最大的「山头」之一。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由中央党校开创的学校官僚化、机关化的管理体制，贬低理论知识的反智主义倾向，和动用政治保安力量开展思想斗争和组织整肃的方式，构成了正在形成的毛氏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党校的整风经验不仅逐渐在各根据地的党校得到推广，成为开展党内斗争的一种基本形式，1949年以后，它的基本精神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在经过若干修正和补充后，成为中共在机关、文宣部门和高等院校进行持续不绝的政治运动的传统方法，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未。而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创立的官僚化、机关化的学校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今天中国高等院校管理体制的基础。

1942―1945年，是中共历史上大动荡、大改组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彭真互相支持，携手合作，将中央党校搅得天翻地覆。毛泽东、彭真利用中央党校整肃异己的方法，其实和1929―1930年间斯大林利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整肃布哈林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方法并无多大的差别。所不同的是，斯大林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搞清洗的时间不到两年，而毛在中央党校搞整风竟长达三年半，中央党校成了名副其实的整风的「风暴眼」。

一 教化先行：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

1942年春，整风运动初起之时，其主要内容是号召全党干部学习中共中央指定阅读的一系列文件。整风以学习文件先行，反映了毛泽东在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上所具有的独创性。与斯大林三十年代推行的大规模肉体消减政策相区别。毛泽东领导的整风并不单纯依赖暴力镇压，和斯大林相比，毛更擅于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制两种手段。毛泽东进行党内斗争手段的多样化，主要乃是因为四十年代毛的政治目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是在苏共执政的条件下，为强化自己的独裁地位而滥施暴力，毛政治上的首要目标则是彻底打倒党内的留苏派，完全确立并巩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进而谋取抗战胜利后取代国民党，建立共产党和他本人对中国的统治。在中共尚未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毛必须将党内的整肃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主要依靠自己的路线、方针、乃至个人的作风和风格吸引追随者。其次，诉诸教化手段是中国儒家传统的基本方法，它既有可操作性，又有易于被人接受的亲和性。毛相信，借用儒家传统的若干概念和方法，再配之以列宁主义的部分内容，基本可以达到转换人的意识的目标，从而避免了单纯使用暴力手段可能给党带来的破坏。在1941年9至10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已获得对王明等的绝对优势，但在全党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毛很难迅速将党内上层的分歧向全党公开。然而为了彻底摧毁国际派在党内的基础和影响，又必须在政治上「搞臭」对手，只有将上层与中、下层的斗争全面展开，才能为全党转变思想、接受「王明是机会主义」这一命题扫清障碍。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发动全党思想改造――学习毛的论述和经毛泽东审定编辑的有关文件，才成为整风初期的中心任务。

中共中央通令全党在整风运动中必读的文件通称「二十二个文件」，但在1942年4月3日中宣部颁布的〈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只规定了十八个文件为必读文件，在这十八个文件中只有两份是斯大林的作品。可能是毛泽东感到如此编排文件，倾向性过于明显，4月16日，中宣部又增添了四份必读文件，除一份为季米特洛夫的论述，其它三份均为斯大林、列宁的论述，这样就正式形成了「二十二个文件」。

在「二十二个文件」中占据最重要位置、被列人首篇和第二篇的是毛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被列人第三篇的文件则是康生在延安两次干部大会上作的「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报告」和「痛斥党八股的报告」。

康生作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从整风之初就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康生在2月21日、3月7日这两次大型报告会上，竭力发挥毛泽东对国际派及知识分子的嘲讽、挖苦，将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新概念在全党广泛地传播开来。

除了康生，毛泽东在延安的其它盟友1942年春也纷纷行动了起来。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任弼时以及政治地位正在上升的彭真、李富春、陆定一、胡乔木等人，或在《解放日报》发表阐释性文章，或亲赴中央党校作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辅导报告。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宣部代部长的凯丰，为了立功赎罪，也打足精神，跟在康生等人的后面摇旗呐喊。至于陈伯达、艾思奇、张如心、何思敬等理论家更是积极辛劳，不时在《解放日报》上推出长文或短论。一时间，密集的理论灌输，犹如暴风骤雨，在延安倾盆落下，就在这强大的宣传攻势下，延安干部的思想改造过程已经开始。

如果与整风运动中后期大规模的审干、肃奸、抢救斗争相比，整风运动发动之初的干部学习文件的活动就显得比较轻松了。尽管自毛泽东发表演说和康生传达毛的报告后，延安出现了一段为时不长的「自由化」时期，但为时不久，「矛头向上」的风向就被迅速扭转。3月下旬，毛泽东紧急刹车，精心部署对王实味的「反击」。中宣部「四三决定」更具体落实毛的战略意图，明确强调广大中下层干部也和高级干部一样，同属整风对象， 并宣布研究文件的时间为五个月。4月18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学习「四三决定」的动员报告，在这次有二千人参加的大会上，康生要求各机关成立学习分委员会，由该组织统一领导各单位的运动。 4月20日、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处和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别召开文件学习动员大会，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主任王首道和负责领导边区工作的任弼时作了和康生报告相类似的动员讲话。 于是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大规模活动在各单位迅速展开。

「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包括三个阶段：

一、粗读文件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要求将「二十二个文件」全部浏览一遍，读后要做笔记，并进行初步讨论。

二、精读文件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要求将所有文件分类反复精读，达到「眼到」（精细研读）、「心到」（深思熟虑，领会文件的实质和精神）、「手到」（写读书笔记）、「口到」（质疑、漫谈、开讨论会）。

三、考试阶段

从1942年6至8月，延安各单位的文件学习进入到考试阶段。中央党校在6月23至7月4日举行了第一次考试，所拟定的四个考题事先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 考试题目是：（一）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二）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经验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经验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三）你听了或读了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和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后，你对过去党内的教育和学习反省的结果如何？有些什么意见？你如何改造自己的学习或工作？（四）你接到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后，怎样根据它来检查并改造或准备改造你的工作？ 中央党校规定，在考试期间，学校关闭，除星期天以外，停止接待来访。文化程度低不能执笔的学员，可以口授，由文化教员代为执笔。

在中共历史上，由党的中央机关动用组织行政力量，安排大批干部暂停日常工作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文件学习，这是首次（以往中共党员也有组织安排的政治学习，但为时一般较短，性质更与延安整风期间的文件学习完全不同）。毛泽东利用新成立的各级学习委员会，使这个新设组织成了各级党组织的核心，借助于学习委员会高效、有力的组织措施，毛将自己一系列新概念强制性地灌输进广大党员的头脑，初步打击了党内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为下一步的思想改造奠定了心理方面的条件。

二排队摸底：命令写反省笔记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延安干部的「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活动，尤其关心高级干部和知识分于对文件学习的反应。为了及时掌握延安各级干部的思想动态，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作出决定，命令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反省笔记，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

用检查私人笔记的方法，来了解干部的「活思想」，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这说明毛泽东对全党能否真正在思想上接受自己的主张并不十分乐观。毛很清楚地知道，由于他不能用准确无误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真实想法，全党在思想上极有可能造成大的混乱。毛的最大困难在于，他不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相反必须对斯大林、共产国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毛暂时也不能将党内上层斗争的真相完全公开，用明确的语言直接批判王明、博古等，从而暴露出党的核心层的分歧，相反，毛必须维护党的核心层表面上的团结一致。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毛泽东只能小心行事，而决不可对延安干部草率处之以粗暴手段，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法就是「文攻」――不战而屈人之兵，要求干部写出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就是实现「文攻」的有效途径之一。

对于毛泽东而言，建立抽阅干部反省笔记制度至少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就此观察全党接受自己新概念的程度如何，以因势利导。

第二，在干部反省笔记中搜寻异端，择其典型打击之，以起警戒之效，用大棒配之以胡萝卜可纠「和风细雨」思想改造之弊，使全党对新权威顿起敬畏之心。

提倡干部进行思想反省，并写出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反省笔记。对于延安的广大干部固然是一种压力，但是这还不至于超出他们的心理承受范围。因为全党对于「反省」一词并不陌生，刘少奇更在1939年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中借孔子「吾日三省吾身」之说，鼓吹共产党员应加强「党性锻炼」，事实上，许多共产党员已经按照刘少奇所要求的那样去做了。中共元老吴玉章自述：他「恍然觉得我们现在的整风工作，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谓『克己复礼』『正心诚意』的修养」，「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中庸》），虽然旧思想是唯心的，但他的严于自己省察，行为不苟，是可宝贵的。」 由于列宁主义的「新人」概念与中国哲学中的「内省」、「修身」并无明显矛盾，因此对于中共广大党员，接受这种兼顾新旧、融合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改造方法并不十分困难。

毛泽东的方针已定，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文件学习与反省思想加以结合并用来指导眼下的运动。1942年3月9日，经毛泽东精心修改，由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教条和裤子〉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胡乔木在这篇社论中第一次提出「脱裤子，割尾巴」――在全党进行思想反省的问题，社论要求每个党员对照毛的讲话，勇敢地解剖自己，与旧我告别。继之，中宣部的「四三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参加整风的干部「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4月18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联合举行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重申必须「运用文件反省自己」，并具体指导写反省笔记的方法：「内容要多写自己阅读（文件）后的心得，自己的反省」。康生并且首次宣布：「学习委员会有权临时调阅每个同志的笔记」。

两天后，为了给秉承自己意志的康生撑腰，毛泽东亲自出马，在中央学习组召开的高干会议上，动员全党自上而下「写笔记」。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口吻说道：

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也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大爷，那就不行。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

在4月20日中央学习组的会议上，毛泽东甚至引述康生两天前在中直和军属机关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说：

康生同志在前天动员大会上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是整个的，但自我批评就是说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

毛泽东表示自己也要「写一点」笔记，但事实上，他只是以此作一个幌子。毛所谓「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 完全是针对其它领导人和一般党员干部的。果不其然，5月1日，中央党校在制定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计划中作出规定，参加整风学习的学员必须「联系反省个人思想及与本身有关工作」明确宣布中央党校的各级领导机构均有权「随时检查笔记、记录」。

经过约一个月的试点准备，到了1942年5月下旬，毛泽东认为，将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转入对照文件进行思想反省的时机已经成熟。5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写反省笔记〉，至此，整风进入到思想反省的阶段，调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随之在各机关、学校迅速推广开来。

从现象上看，动员干部写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并没有遭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抵制和反抗，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放松警觉。他完全明白，联系个人的思想与历史进行自我反省决不同于一般的阅读文件，许多干部往往会避重就轻，不愿进行彻底的自我否定。为了引导干部作出比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须及时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省标本，作为引导全党进行反省的示范。1942年6月后，《解放日报》陆续刊出一批反省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包括四种类型。

一、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干部政治表态性的反省。所谓「经验主义」，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期间给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袖贴上的政治标签。「经验主义者」因在政治上曾经支持留苏派，或虽朱明确表示支持留苏派，但曾一度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因而也与「教条主义」同列，是毛整肃的对象。但是，「经验主义者」大多有较长的革命历史，在党内的基础也较深厚，所以只是处在被整肃的第二层，而毛对「经验主义者」的策略是分化他们与王明、博古等的关系，将他们争取到自己的一边。「经验主义者」只要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管这种「承认」及「反省」是否表面化，毛泽东一般均放他们过关。中共元老王若飞的反省即提供了经验主义领导干部自我反省的范例。

1942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王若飞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的文章，王若飞在该文中以毛泽东的立论为依据，对照检查自己：

是多少带有陶渊明所说的某些气质，「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造饮辄醉」，这种粗疏狂放的作风，每每不能深思熟虑，谨慎其事处理问题，即令自己过去曾是时时紧张的埋头工作，也常陷于没有方向的事务主义，以致工作无形中受到很多损失。严格的说，这是缺少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

王若飞的上述反省，严格的说，并不「深刻」。他不仅没有对自己的过去历史作出严厉的自我批判，更没有将批评的矛头对准王明、博古等留苏派，与此相反，王若飞甚至在作「自我批评」时也没忘了为自己评功摆好，例如，王若飞反省道：

过去我对党性的认识，只注重从组织方面去看，认为党是有组织的整体、个人与党的关系，是个人一切言行，应当无条件的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只要自己埋头为党工作，不闹名誉，不闹地位，不出风头，不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对立，便是党性，并以此泰然自安。

人们从这些话中实在难于判断王若飞「对党性的认识」，究竟是属于缺点，还是属于优点。尽管王若飞的反省只是检查自己「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方法，但是仍然受到毛泽东的欢迎。王若飞属党的元老，因在1926至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与陈独秀关系密切，长期遭受莫斯科与国际派的排挤。王若飞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紧密。抗战后王若飞获毛泽东容纳，成为毛泽东核心圈外第二层的重要干部。王若飞平时对毛的态度十分恭敬，现在又在报上进行自我反省，在政治上公开表示对毛的支持和效忠，对于这样一位在党内享有较高声望的老同志的政治表态，毛泽东又如何可以求全责备？此时此地，毛泽东所要求于中央领导层干部的就是像王若飞这样在政治上表明态度。更重要的是，王若飞身为中央领导干部，带头响应毛的号召进行自我反省，其影响不可谓不大，其它干部焉能不从？

二、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高级文职干部的反省。

对于一批有留苏或留日、留欧美背景，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研究院等文宣系统工作的党的高级文职干部来说，理解延安整风的真正意图并不困难。当传达了毛泽东的几篇演说和《解放日报》的〈教条和裤子〉社论发表后，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自己是这场运动首当其冲的目标。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或拒绝反省，最终被他们寄托于生命全部意义的党所抛弃；或遵循党的要求，彻底与过去告别，脱胎换骨，用毛的概念取代过去被他们视为神圣的俄式马列的概念。习惯于听从上级指示的文职干部几乎不加思索地就选择了第二条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不平坦，首先，他们必须对自己罪孽深重的过去痛加谴责；继之又需对毛泽东的「伟大」，表示心悦诚服。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王思华的反省文章〈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就堪称教条主义高级文职干部自我反省的标本。

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的王思华原是三十年代颇有名气的左翼社会科学家，曾留学德国专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充分领会了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意图，在他的反省文章中，对自己以往二十年的理论研究活动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王思华写道：

我在大学和在外国留学时，所学和研究的，不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与李嘉图，便是法国的魁奈和萨伊，……所学的是外国的，自己在大学里教的，自然也只能是这些外国的。这样做，不但省劲，而且受学生的欢迎。因为在一般的大学生中，有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无兴趣，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外国。学生的这种反常心理，先生这种投机取巧的态度，普遍的存在于中国大学生，这种轮回教育，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它是害了青年时代的我，而我又拿来害青年！

王思华上述有关对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弊端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问题在于，王思华的兴趣似乎并不在对此种弊端展开严肃认真的分析，而是企图以此作为迎合某种政治新风向的手段。为此，他不惜将纷繁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为毛泽东的论断提供具有个性特征的注解：

十三年前，当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又把它「生吞活剥」地搬到中国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上还是主观主义的。在这种态度下，还是只想懂得希腊，不想懂得中国；……把马克思的一切东西当作千古不变，放之于四海皆准的教条了。

紧接看，王思华使用了一系列羞辱性的词句进行自我贬损。他承认，教学生「啃《反杜林论》则是为了迎合学生的好高骛远的奇特心理」， 到延安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之下，不得不联系到中国」，但这仅是「以资装饰门面」，自己仍「只想在《资本论》本身上来翻筋斗」。

王恩华痛骂自己「夸夸其谈」、「不老实，企图取巧」、「只知背诵教条」、「向马列主义开玩笑」。在对自己口诛笔伐的同时，王思华竭力称颂毛泽东对发展马列主义的贡献。他表示，「为了彻底消灭『比屎还没有用处』的教条」，「彻底打垮我这样根深蒂固的不正确的思想方法」，自己已决定「到实际工作中去，不仅是到实际研究中去，而且是真正变为一个实际工作者」。

王思华的反省开创了教条主义高级文职干部自我批判的模式。范文澜、王子野等的自我反省文章同属于这一模式。

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历史学家范文澜对前一阶段中研院出现的以王实味为代表的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局面痛悔不迭。范文澜谴责自己「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声称这是「难以忘怀的一件痛苦经验」，他对此「衷心抱疚」。

中央政治研究室资料组和国际政策研究室成员王子野则专门检讨了自己「夸夸其谈」的「不正派作风」，他痛陈自己往往仅凭「一知半解」，「凭着想当然」大发议论，现在回想起来，「实在荒唐之至」。

在毛泽东发起的劝导反省的巨大压力下，大批高级文职干部纷纷自我批判，口诛笔伐「比屎还没有用处」的教条本本，那些当年翻译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更因积极传播教条而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是一个老党员，早在二十年代末就是国内闻名的红色社会科学家，曾翻译《经济学方法论》等多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但在整风之初，柯柏年并没有在《解放日报》发表自我谴责的文章，于是柯柏年被攻击为「教条主义者」，罪名是曾翻译过教条本本。此事给柯柏年很大的刺激，他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1943年春，毛泽东根据已变化了的形势（教条主义者已被搞臭，苏联对德国已取得优势），认为有必要恢复中共的马列著作翻译工作。可是当毛泽东征求柯柏年意见时，柯柏年却向毛坚决表示，今后再不搞翻译了。 柯柏年以后转入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外事系统，改行做对外统战工作，再也没回到中共马列著作编译部门。毛泽东的「反教条主义」所要达到的效果极为显着，及至1945年春，谢觉哉私下也感慨，「自从反教条，有人不讲书本子了」。

三、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高级军职干部的反省。

和党的高级政治生活毫无牵涉的军队一般高级干部，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整风的重点整肃对象。然而整风既为全党性的运动，军队干部也不能完全置身于外，他们同样应在运动中「提高认识」。但是，对于来自不同军队系统的干部，他们所需「提高」认识的内容并不一致。一般而言，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有必要检讨自己在张国焘「另立中央」事件中的立场和态度，而原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则只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即可。我们以曹里怀的反省为例：

曹里怀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老部下，他的「自我检讨」重点反省了自己的四大缺点：一、在日常工作中，解决和处理问题不细心，草率从事。二、爱面子。三、理论和知识的修养太差。四、自己的经验不能很好地整理。曹里怀给自己贴的标签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倾向确是浓厚地存在着」。

饶有兴味的是，曹里怀的「自我检讨」有一半的篇幅是歌颂毛泽东的内容，若将其和「教条主义者」嘴里发出的赞美相比较，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军队高级将领对毛的赞美似乎更加诚挚和热烈。曹里怀径直将毛泽东与列宁并列，声称毛的著作是「活的马列主义」，言外之意其它均是「死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的著作）告诉了我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这些著作，是完全从客观的现实出发，而又向客观实际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

曹里怀更进一步将歌颂毛泽东与谴责国际派结合起来，他写道：

（毛泽东的）这种有高度布尔什维克原则性和极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内容的政策，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所能办得到的。

四、革命历史雄厚，且不掌实权的党的元老的反省。

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居住着几位德高望重、受到全党尊敬和爱戴的革命老人，他们分别是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徐特立。除了这四老，张曙时等尽管也年届六十，但是依当时的习惯，他们尚不够「革命元老」的资格。在「革命四老」中，只有林伯渠担负边区主席的实际工作，吴玉章等大多挂个虚衔，并不掌握具体部门的领导实权。整风运动初起，吴玉章等也积极行动起来，以自己的反省现身说法，为毛发动整风的「正当性」、为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论断，提供最具说服力的证明。吴玉章写道：

中国旧时社会最坏的习惯，就是稍有聪明才智的人都变为知识分子而脱离生产，结果，小的变流氓，大的变政客，都为社会的毒害。而从事生产的广大群众则蠢蠢无知、任人鱼肉。

……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则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尽了什么责任呢？这样来一个反省，恐怕不汗颜的没有几个。我自己一反省就觉得「才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而还往往「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党八股的馀毒很深。这能免「欺世盗名」之诮吗？我虽从事革命四十馀年，只有力求前进到底不懈这一点足以自信自慰，其它能力太缺乏了！

吴玉章的反省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在延安的一些革命老人的共同心态：李六如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五四前后湖南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即与其相识，二十年代李六如就加入了中共，延安时期，曾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秘书长。1942年李六如已经五十五岁，他对老友谢觉哉说，「以前自以为不错，自以为立场稳定，整风后才知自己政治水平低，『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此系毛泽东在整风中发明的名言）。谢觉哉说，他对李六如所言「很有同感」， 谢觉哉不仅自我反省，还在《解放日报》化名发表〈一得书〉短评，向教条主义发起攻击。谢觉哉指出，教条主义「如只放在案头上摆样，虽然比屎还没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于人无干。若拿了去对付革命，那就为害非浅，容易把革命弄坏」。

以上四种类型的干部反省的样本，为全党展开思想反省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统。毛泽东、康生、彭真、李富春、胡乔木、陆定一利用报纸，大力推广这些反省经验，再结合于组织措施的落实，对延安干部的心理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和震荡，尤其使有「教条主义」背景的干部自惭形秽，无地自容。至此，毛泽东设计的思想改造工程的关键性步骤――清算过去的大门已经打开。下一步就是广大党员挑选适合自己的政治标签，对号入座；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依照报上发表的反省样本，如法炮制各自的反省检查。

三 审查在后：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

1942年秋冬之交，延安各机关、学校正遵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将学风和党风学习纳入到干部自我反省的方向，就在广大干部和党员纷纷写出个人反省笔记的时候，忽然间，运动的风向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942年12月6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各单位又迅速开展了以反对「小广播」为中心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

所谓「小广播」，与「脱裤子、割尾巴」一样，是中共在延安时期创造出的政治新词汇。「小广播」系指和党的宣传口径等「大广播」相对应的，在同志之间对党的政治、人事关系的私下议论。被中央总学委列为「极端危害党的大患」的「小广播」有下列五种类型：

―、泄露党的政治、军事、党务、组织、经济、教育、锄奸、情报等秘密消息和行动；

二、散布与党的宣传口径不一致的对国际国内战争形势的看法。例如，传播对苏德战争、中日战争的悲观言论；

三、有关对整风运动目的的怀疑和议论，「散布整风是为了打击某些人的谰言」；

四、攻击党的领导，「对党内同志任意污蔑，造谣中伤」；

五、同情「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论、蜕化论的宣传」，「替反革命分子『广播』反党思想」。

那么，最有可能散布这些反革命「小广播」、「实际上变成了敌人义务的情报员」的又是哪些人呢？中央总学委的〈通知〉提示各学委会必须严密注意下列对象：

一、在思想和组织上存在浓厚的自由主义，厌恶党的原则、组织纪律和秘密工作制度的人。

二、「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人。这些人敌我不分，「对『私交』可以无所不谈」，「就是反党的分子也可以作为他们的朋友」。但他们「对党的组织可以欺骗隐瞒，甚至听到反革命的言论，也可以不报告组织」。

三、「喜欢溜门子」，「打听个人的生活起居，加以评头论足」的人。

具有上述三种表现的人是运动的重点整肃对象，然而，中央总学委并不想把运动仅限于这三种人中间。因为在广大普通党员中，因历史、职业、地域、个性等背景的相近，「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人比比皆是，而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逻辑，凡具有这种特性的人，皆有成为敌人「义务的情报员」的可能性，所以〈通知〉明令：

每个党员深刻的反省自己与严正的批评别人，检查自己和别人是否犯了「小广播」的错误，曾泄露了一些什么秘密，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消息，向党隐瞒了一些什么问题，听到了一些什么不利于党的消息没有向党报告，对于这些问题每个党员应向党诚恳坦白的报告出来。

如何坦白？中央总学委这一次又创造出新的办法，每个干部必须填写「小广播表」！

中央总学委规定，各机关学校应根据〈通知〉的精神和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发『小广播』调查表」，并将其

分发每个同志填写，以调查本机关的工作人员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及由内外向本机关的工作人员广播了一些什么，这种调查材料，应加以整理研究，并向总学委报告。

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动员并强制广大党员交代自己的言行，涉及面如此广泛，这在中共政治生活中尚属头一回。虽然在这之前，延安的党员和干部已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普遍写出反省笔记，但反省内容大多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如今更深入到个人的私生活领域，调查党员的私下言行和个人间的交往，这反映了毛的「思想改造」极端强制的一面。尽管〈通知〉通篇都是「党的原则」、「党的纪律」、「党的团结」等意识形态术话，但调查党员私下言行毕竟与要求党员反省思想不是一回事，其正当性颇令人怀疑。于是，针对党员中有可能出现的对填「小广播调查表」的消极不满情，中央总学委又「适时」提出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口号。1942年未，围绕动员填「小广播表」一事，各机关学校布置反复学习毛泽东1937年所作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报告。毛的这篇演讲稿与其说是论述自由主义的论文，勿宁说是毛在阐述其理想中的共产党员人生哲学的范式。毛在这篇演说中。撇开「自由主义」一词的规定性，对「自由主义」一词作出新的解释。把「自由主义」等同于中国传统的人际交往的一般习惯。毛所要反对的自由主义，除了指政治思想上与党的路线背离外，重点是指党内的「一团和气」，换言之，就是在共产党员中所存在的「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现象。现在，重新翻出毛泽东当年的报告，把「客观上帮助敌人」的「自由主义」和眼下要肃清的「小广播」串联起来，为反对「小广播」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12月6日中央总学委反对「小广播」的通知下达后，延安宣传媒介的反自由主义的宣传攻势紧紧跟上。1943年1月19日，陈伯达在《解放日报》发表〈应用辩证法，反对自由主义――在整风中纪念列宁逝世十九周年〉，延安各机关学校除了动员每人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外，还纷纷组织以反对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学习会」和「讨论会」。

作为反「小广播」斗争的试点单位，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学委会早在11月20日就布置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大讨论会」。大会历时十九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学校领导机关广泛搜集「犯自由主义」的材料；第二个阶段，动员师生展开互相批评；第三个阶段，则将斗争重点转移到「犯自由主义特别严重，错误思想特别顽固」的人和事件上。

12月6日，就在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通知的当天，中共中央材料室（即中央政治研究室资料组）向每个工作人员发出考试试题，要求回答下列问题：

―、到今天为止你对党还有什么隐瞒的事情没有？还有什么不满意党的地方没有？

二、你的自我批评精神如何？你对其它同志的批评还有不坦白的没有？其它同志对你有什么批评没有？你的认识和态度如何？有无自由主义的毛病？自己还有什么缺点需要揭发呢？

上述试题与半年前中央党校学风考试的内容已完全不同，延安的干部在遵命填写「小广播调查表」，搜肠刮肚地检讨自己的自由主义错误时，愈来愈对整风运动的转向感到迷惑。

四 为运动重心的转移作准备：毛泽东、康生的幕后活动

整风运动既以反对主观主义开场，运动展开以后，延安干部又相继经历了整顿学风和党风的阶段，但在12月份，运动的风向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中央总学委12月6日发布的肃清「小广播」的通知，强调党员和干部必须彻底交待个人一切言行和日常人际来往情况，并运用组织力量对所谓「串门子」、「爱打听」的情况进行大规模的调查，这早已和批判「主观主义」与「党八股」风马牛不相及，而更类似于保卫机关的肃反侦察手段，尽管1942年12月18日，中央总学委又部署开展反对「党八股」的文风检查，延安的报纸还在继续宣传整顿三风，然而事实上，原先以教化为重心的学习运动，现在已迅速向以镇制为重心的审干、反奸运动转移。

将整风运动导入审干、反奸轨道的总策划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和他亲密的助手康生。为了顺利地将运动重心转移，从1942年春开始，毛泽东就在康生的协助下，作了长时间精心的酝酿和准备。

促使毛泽东萌发审干、肃奸念头的导火线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虽然已经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但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个委员会似乎还未正式开展工作。1942年春，〈野百合花〉的发表及其在知识分子中激起的广泛共呜引致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感，王实味文中所流露出的强烈的人道主义和反特权思想，连同延安文化人蔑视领导权威的种种行径，使毛感到自由主义、人性论已对自己的政治目标和个人权威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本来毛泽东就对「和风细雨」进行思想改造的局限性有看充分认识，委派康生作为领导整风运动的第二把手和自己的代言人，本身就蕴含着整风运动所具有的惩戒性质，现在王实味和延安文化人公开跳将出来，更使毛相信，欲统一全党思想和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必须一手拿笔（教化），一手持剑（镇制），使文武两手并行不悖。从这时起，毛泽东就产生想法，要以王实味事件为突破口，在肃清王明等国际派的同时，一并消灭党内的自由主义。

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开始陆续发表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从表面上看，这个时期报上批王的言辞并不十分激烈，毛泽东其至还两次通过秘书胡乔木，向王实味转达他个人希望王实味「改正错误立场」的意见。 但在内部，中共上层已决定对延安的自由化思潮采取强硬措施。

4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央杜会部部长康生作有关国民党方面对延安动态反应的汇报。康生在讲话中没有提及大后方对〈野百合花〉的反应，只举出了中央青委的《轻骑队》壁报已被敌人所利用。康生说：「国民党特务称赞《轻骑队》为延安专制下的唯一呼声。」 康生提供的情报激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应，其中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发言中历数延安「特务分子」的种种罪恶：

特务分子利用党内自由主义乘机活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检查工作中，故意扩大党内的缺点和错误，散布思想毒素，反对各学校机关的领导，并写文章、出壁报、进行小广播，团结不坚定的党员来反党。

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位「中共领导同志」究竟是谁？1942年4月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康生、任弼时、陈云、王明、博古、朱德、凯丰、王稼祥、邓发等十人，王明因病住进了医院，早已不出席政治局会议。当时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属于「中央领导同志」之列的还有彭真、李富春、陆定―、胡乔木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等人，在上述这些人中，较有可能发表这番关于「特务分子」讲话的仅任弼时、彭真、李富春、凯丰、贺龙等数人，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发言的意义在于，他不仅预设了中共党内存在「特务分子」的活动，并且具体描绘了「特务分子」的特征和进行破坏活动的手段。

在这位「中央领导同志」的眼中，「特务分子」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一、故意扩大党内的缺点和错误。

二、散布思想毒素。

三、反对各学校机关的领导。

「特务分子」反党的活动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写文章。

二、出壁报。

三、进行「小广播」。

从这位「中央领导同志」所描绘的「特务」图谱看，早在1942年4月中旬，延安上层已将表达批评性意见的党内知识分于划入了「特务」之列，不管王实味是否承认错误，其被扣以「国民党特务」、「探子」的帽子早已是命中注定。

就在这次会议上，在听了康生的汇报和其它人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话，他明确表示：

在学习和检查工作中，实行干部鉴定，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实行审查工作：在审查工作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

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最早布置审干、肃奸的资料――时间是1942年4月中旬。

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作的报告中，猛烈抨击自由主义，他将自由主义比喻作「诸子百家」，历数了延安「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种种表现：

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

毛泽东表示，一定要在整风中「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

如果打起仗来，把延安失掉要哇哇叫，鸡飞狗跳。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那就不得了，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栏也要搞。

在这次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地表明了他要肃清党内自由主义的决心，此时，他已将自由主义排在「主观主义」之前，将其列为头号清除对象。在宣布人人必须「写笔记」之后，毛又向与会的各机关学校的领导干部部署了新的任务，要求从政治上对延安的党员普遍进行一次排队，他指示：

要把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平常分子，落后分子分开，对思想有问题的，党性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

毛泽东4月20日的报告，虽然没有直接谈及王实味和审干问题，但是毛的讲话已将反对自由主义异端的问题凸现出来，所谓对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实际上就是动员审干、肃奸的代名词。

毛泽东在4月中旬和4月20日的两次内部谈话已给审干、肃奸开了放行的绿灯，康生及其领导的中央社会部雷厉风行，立即行动起来。本来，康生的情报系统在「搜集材料」、「钻研材料」方面，就已成效卓著。举凡一切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阶级关系等方面的相关材料，无不在他们关注的视野之下。1941年11月未，康生的政治秘书匡亚明就曾专门着文介绍他们那种「带着高度科学性的」「调查研究」的方法，例如如何「一点一滴地从各个方面，各个角落，用各种方法去搜取」材料；如何「随时留心，随机应变，善于适应环境，善于和人接近，善于选择对象，善于灵活运用调查项目，达到调查工作的目的」；如何「掌握材料，分析材料，运用材料，而不为材料所束缚」。 如今，中央社会部的这一整套经验全部被派上了用场。

1942年4月底或5月初，康生在中央社会部宣布：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已于4月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 不久，康生正式宣称，王实味是托派分子，也是复兴社分子，是兼差特务。 对王实味的这个政治判决究竟依据的是什么，康生避而不谈，但显而易见，最重要的证据便是香港的报纸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另一个证据便是王实味于1940年，向中央组织部提交的有关自己与托派分子历史来往的书面材料。如果依据王实味自己撰写的书面材料，推测王有托派嫌疑，虽然武断，但仍有迹可寻；但是指称王实味是复兴社分子则纯属向壁虚构，完全是「不为材料所束缚」、滥用想象力的结果。大概康生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证据就是香港的报纸发表了王实味的文章。耐人寻味的是，康生为何执意「选择」王实味作「调查对象」，一心要将王实味制造成「特务」，而有意放过了同样受到国民党方面称赞的《轻骑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参加《轻骑队》的干部先后都隶属陈云领导下的中央青委，而陈云与毛的关系十分密切，与康生同属毛所倚重的核心圈子，康生不得不有所顾忌；王实味则是张闻天的属下，将王实味揪出来，足以令张闻天难堪，正可说明教条主义与自由主义乃一脉相承，是祸害革命的一对毒瘤！第二个原因则因为王实味的自由主义异端思想更典型、更严重，更符合「领导同志」眼中的「特务」标准。

有了康生对王实味的政治结论，正式给王实味戴上「特务」帽子就只是时间和手续问题了。1942年6月11日，在康生的指导下，中央研究院负责人罗迈在批判王实味的斗争暂告结束之际，公开宣布王实味是一个托派分子。

毛泽东对中央社会部和中央研究院配合作战，挖出王实味的战绩大为赞赏。6月19日，毛在一次会议上对此加以充分肯定，并对如何扩大审干、肃奸的战果作了进一步的指导。毛说：

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他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他谈过话的人有二十多个。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要发现坏人，即托派、国特、日特三种坏人。……各机关都要冷静观察，此项工作应有计划的布置。

在上述这段话中，毛泽东不仅首次将原先不太明确的「特务」范畴加以丰富和补充，而且还明确划定了审干、肃奸的工作重点和目标：

―、与「问题人物」来往密切的人是审干的重点对象。

二、「坏蛋」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中。

三、「好人」也有被「坏蛋」拉过去的可能，因此需要通过审干加以「拯救」。

四、审干、肃奸工作应秘密进行，以免打草惊蛇。

中央社会部积极贯彻毛泽东6月19日讲话的精神，将「调查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王实味的社会关系和知识分子当中。果其不然，又再次发现「敌情」：1942年7至8月，中央政治研究室揪出了成全（陈传纲）、王里（王汝琪）；9至10月，中央研究院又开展了对潘芳（潘蕙田）、宗铮（郭箴一）的批判斗争。以上四人为两对夫妻（潘芳为中央研究院俄文研究室副主任，其妻宗铮，原名郭箴一；成全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其妻王里在中央妇委工作），他们或因与王实味比邻而居，平时有些私人来往；或在历史上曾与王实味相识；或因与王实味在思想上存有共呜，47 最后无一幸免，全被网入「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宣布揭露出「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的同时，中央党校也传出揪出了「党校的王实味」――李国华和吴奚如的消息。李国华曾任延安马列学院党总支常委，是曾经留苏的红军干部；吴奚如原名吴习懦，大革命时期曾任叶挺团的连党代表，1933年到上海参加「左联」，1934年冬转入中央「特科」，1938年，吴奚如受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周恩来的派遣。随同叶剑英在南岳军事训练班为国民党军官讲授游击战，以后又担任中共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后转入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俘，后逃脱来延安。他还是1940年成立的延安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现在竟被宣布为国民党特务。消息传来，在不大的延安城激起了强烈的震动，惊悚、戒惧的空气迅速弥漫开来。

4月间方秘密部署的地下审干活动，到了9月，就已获得很大进展，陆续破获的「特务案」为毛泽东的论断提供了「有力」证据――党内暗藏有托派、国特和日特，而自由主义则是产生敌人的土壤。此一形势大大鼓舞了毛泽东，促使他调整整风战略，将整风的重点加速转移到审干、肃奸的轨道上来。

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词中再次强调审干、反特的问题，将原先秘密进行的审干扩大至半公开的状态。毛向与会者发出号召：

我们各个机关学校，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的、精细的、长期的去清查。

毛泽东严厉指责各级领导思想麻痹，斗志松懈，丧失了阶级的警觉性，他抨击道：

过去我们对这些是采取不看不查的自由主义！

11月21日和23日，毛泽东花了两个整天时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长篇报告，毛在报告中严厉抨击他所称之为当前存在的两种错误偏向――「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毛厉声谴责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反党活动，他说，「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 毛并且正式宣布：

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更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

毛泽东对整风目的的新解释，清楚表明从1942年4月开始的教化与镇制并重的整风正快速由教化向镇制全面转移（2至3月，是整风的动员和「呜放」批评阶段）。很快，原先交叉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公开战线是以学习文件至为中心的整顿三风运动，隐蔽战线是秘密进行的审干、反奸试点活动――迅速汇合为汹涌的审干、反奸狂流。

整风既以「弄清」党员是否是「半条心」、「两条心」为目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主张固然不会遭到党内领导层和一般高干的反对，但是如何「弄清」，即运用什么手段对广大干部进行清查，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棘手难题。自从毛泽东秘密部署开展审干、反特斗争后，也只是由中央社会部选择几个重点单位作了小范围的试点，绝大多数机关和学校对于如何进行审干、反特仍然是一知半解。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各单位领导的肃反意识。

1942年12月6日，就在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通知的当天，康生以领导整风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和领导审干反特的首脑机关――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双重身分，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有关审干肃奸的动员和情况介绍的报告。康生首先描绘了一幅特务猖狂活动的恐怖画面：敌人已经大量渗入延安和边区，潜伏在各机关、学校，尤以经济和文化单位的敌清最为严重，以致一年来，各种破坏和阴谋活动层出不穷。紧接春康生严厉谴责对「反革命的麻木不仁态度和自由主义倾向」,警告领导干部，敌人可能就隐藏在身边，必须提高警惕，不得姑息养奸。

1943年1月4日，审干试点单位――中央党校负责人彭真，继康生之后也前往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反奸肃反报告。彭真在会上结合党校破获的「吴奚如特务案」详细「介绍如何与反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给到会干部以锄奸工作具体方法的启示」。

康生、彭真的报告为毛泽东有关「弄清」「半条心」和「两条心」作了形象化的解释，对于将审干、肃奸推向全党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共西北局书记高岗不甘落在康生、彭真之后，他也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1943年1月13、14日所作的西北局高干会议的总结中，正式将「反奸」列为西北局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高岗鼓动各级干部「要从深入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清查暗害分子」，同时指示各级领导务必「自己抓紧对于本部门的审查和防奸的领导」，不得单纯依赖边区保安处与组织部，「所有干部都必须学会如何与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办法」。 最后，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出决定，实行党员重新登记，并划出了清洗人数的比例，将占党员总数中的10%，包括奸细在内的坏党员清除出党。

于是，原先以打击党内自由主义异端思想与异端分子为主要目标的秘密审干、反特斗争，在毛泽东、康生等的精心领导下，已经发展到普遍清查党员的审干――肃奸运动，斗争的范围也从原先的重点人群扩大到延安的所有党员干部，而动员党员干部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就成了全面审干肃奸的前奏曲和突破口。

五 向党交心：交代个人历史

1942年12月6日，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肃奸报告和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的通知为标志，整风运动已过渡到审干、肃奸阶段。初期，审干仍在地下秘密进行，由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与各机关学校首长负责对可疑人员进行背靠背的侦察，在公开的场合，则仍以整风为号召。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整风似乎进入到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的阶段，在许多单位，甚至一边布置干部填写「小广播调查表」，一边还在动员干部检查各人身上表现出的「党八股馀毒」。但是，进入1943年后，反对党八股的学习检查活动很快就告结束，表面的遮盖一旦揭去，审干、肃奸的主题顿时凸现出来。随着审干的节奏加快，中央总学委继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后，又发动了坦白运动，指令每个党员和干部以书面的形式详细交代个人历史。

1943年6月6日，毛泽东给在太行的彭德怀发出一份电报，具体传授延安开展运动的经验、方法和步骤：

一、关于写反省笔记的问题。毛要求彭组织干部对照季米特洛夫的四条干部标准进行反省，让「各人」都写一次反省笔记。

二、关于写思想自传的问题。毛指示，「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

三、关于发动坦白运动及动员填「小广播表」。毛要彭德怀「发动填『小广播』表格及社会关系表，在这两个表上叫各人将平日所作一切带政治性而不应泄露的『小广播』及本人历史上各种社会关系统统填上去」。

四、关于审干。毛指示，上述一切都搞完后，「才实行审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内奸）。毛告诉彭德怀，这些工作做好，「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57 毛泽东这份电报的中心意旨是将调查干部个人历史、审干提高到一个过去从未达到的高度。然而根据中共组织原则，凡申请入党的人员在入党之前都须向党组织交上自己详细的履历以供审查，非党人士也得经过这道审查手续，方可在中共根据地的经济、教育、文化等部门工作。在中共党内，隔三差五，要求干部填写履历表更是常事，在1940年的审干中，延安的党员干部都已向党组织再次交代了个人历史，因此，仅就党员干部向组织提供自己的书面履历而言，此举并没有多少新意，也谈不上是什么新创造。

但是此时此地重提此事却是别有一番深意的。这是毛泽东为了深化审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加紧控制全党而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

首先，党员提供的个人历史材料可以立即用于审干斗争。通过分析个人交代的历史材料，中央社会部和各机关学校的首长，能够迅速排查出可疑分于。

第二，从长久的战略性眼光看，此举有利于在每一个党员心目中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整风之初，胡乔木秉承毛泽东的旨意，提出「脱裤子，割尾巴」的口号，但在当时，其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教条主义者」和一批有留苏背景的知识分子，广大中下层党员普遍认为与己无关。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意识到可以将「脱裤子，割尾巴」的内涵丰富化，使「脱裤子，割尾巴」的对象从「教条主义大师」扩大到每一个党员，让全党上下都「脱裤子，割尾巴」。要求党员将自己的历史事无巨细和盘向党交代，同时「将一切对不起党的事告诉党」，就是「脱裤子，割尾巴」的具体化。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党员不断的透明化，另一方面随着党员自我意识的日益消失，毛作为党员良知和共产党道德判断的最高存在，已在党员的精神世界中牢牢占据主宰地位。

正因为毛泽东对干部交代个人历史一事极为重视，并寄以很高的期望，各单位在1943年审干的过程中，都对干部交代个人历史作了极其详细、严格的规定，所要求的范围几乎涉及个人的历史与现实的一切方面。

按照中共组织部门的要求，干部交代个人历史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填写干部履历表。二、书写详细的个人自传。在这两种形式中，以个人自传为重点。

一份合乎要求的个人自传通常由五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一、个人的一般概况。包括年龄、出身、专业特长和配偶姓名，政治面貌等。

二、个人的学历，参加革命前的经历，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及受奖惩情况。这一部分为自传的核心部分。传主必须按年月叙述，不得有任何省略，并且需要提供每段时期的证明人及证明人的工作单位。

三、家庭状况和社会关系。传主必须详细交代自己的阶级出身，家庭经济收人状况，家庭成员的姓名、职业、政治态度以及自己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传主也必须交代自己与一般同学、老师、同事的关系，他们的姓名、职业、社会地位和政治面貌。

四、个人对革命的认识以及思想变化情况。在这一部分中，传主必须详细交代白己参加革命的动机，以及对当时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看法。尤其需要提供入党时的详细情况：由谁在何时何地介绍入党，是否履行过审批手续。更要提供是否曾经被俘、被捕及受伤脱队的详情，传主必须交代事情的原因及所有细节，以及各项事件的旁证人。

五、党性检查。传主必须根据整风文件的精神，详细反省个人参加革命后的一切言论，工作表现及工作作风，对上下级的态度等各方面的表现。

按照中共组织和干部管理部门的一般常规看，一份包含了上述五个方面的个人自传应该算是合格的了。因为无论从调查项目的细密程度，或是涉及干部历史背景的广泛和深入程度看，这样的历史交代材料都足以使中共组织对干部个人情况有一个完全、彻底的了解。换言之，当某个党员向组织交上这样一份自传后，他已无任何个人隐密，实际上已成了一个透明体。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毛泽东对干部交代历史还有更高的要求，他提出此类材料「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

组织部门对干部自传的撰写已有严格要求，事实上已到了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的程度，为何毛泽东还不放心？他的「写好」的标准又是什么？

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毛泽东要求干部「三番五次」写自传至少基于两个原因：

一、通过「三番五次」的写自传，给干部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以彻底摧毁党员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所谓「写好为度」，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无非是要求个人交代地更细致。更广泛、更深入。问题的要害是干部在「三番五次」写白传的过程中，必然进一步否定自我，而对党的领袖和各级领导愈加敬畏，因为最后判断是否「写好」，除了要看是否符合整风文件的要求，主要取决于各机关、学校首长的态度。

二、在干部提交的不同版本的自传材料中，发现漏洞和自相矛盾之处，再结合个人的现实表现，对照传主的反省笔记、「小广播调查表」和多次填写的履历表，在多种材料中，进行排比、分析，从中确定可疑分子。

如此看来，干部交代历史一事的意义可谓大也。一方面，它可以用毛泽东的新概念来锻炼干部，考察和提高干部的党性觉悟，使党组织持久、全面、彻底地掌握干部的一切；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借此发现敌人。作为审干的一个中心环节，干部交代个人历史，终于成了锤炼「新人」成长的铁砧。

六「脱裤子，割尾巴」：在双重压力下涤荡灵魂

从写反省笔记，到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再到「三番五次」写个人历史自传，延安的党员干部所面临的思想和精神压力步步升级。对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1937年后入党的新党员完全陌生，即使是老党员和老干部一时也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毛泽东的这一套毕竟与过去的审干肃反方式大不相同。

毛泽东的「新」就在于融理论灌输和暴力威慑于一炉，配之以强有力的组织措施，给广大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制造了一座强大的压力场，使其在反复震荡中蜕尽「旧我」，换上一颗全新的灵魂。

对于毛泽东的这套思想改造术，谢觉哉有十分生动贴切的解释，他援引王阳明临死前说的「此心光光地」一段话，要求共产党员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把心中的一切杂念，连根除掉。 谢觉哉说，改造自己，就是「把自己完全变个样」，他写道，如此过程，「好比生肉煮成熟肉」：「『五个月』学习是紧火煮；『长时期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四三决定）是慢火蒸。煮过了，并不就算『熟』，还得长时期的熬炼，一直到要『而今而后，吾知勉夫！』」

谢觉哉用一首诗形象地描述了如何脱胎换骨的要诀：

紧火煮来慢火蒸，

煮蒸都要工夫深。

不要捏看避火诀，

学孙悟空上蒸笼。

西餐牛排也不好，

外面焦了内夹生，

煮是暂兮蒸要久，

纯青炉火十二分。

又是「蒸」，又是「煮」，广大党员犹如进了一座思想高压炉。

压力之一，是来自个人内心的白我压力。经过对「二十二个文件」的逐字逐句的精读，和反复对照检查，个人的自我意识开始分裂。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知识分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尤其严重的是，自己甚至还会在客观上危害革命，简直是罪孽深重！这样的自我压力有如大山般沉重，使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原有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荡然无存。

压力之二，是来自集体的压力。党公开号召党员在批评白己的同时还需揭发别人，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来自其它人的揭发和批判，而这些都是以集体和组织帮助、关心同志的面目出现的。陇东驻军「大渡」部队政治处别出心裁，甚至发动了「小册子运动」鼓励每人准备一个小本子，封面上写着「请为帮助同志而提上意见吧」，让持本者挨门挨户征求意见。 中央党校一学员先后征求了所在支部三十多人对他的意见。 集体帮助的形式也有两种，一种是温情式，另一种为斗争式，在更多的情况下，两种方式交替使用。一般而言，领导同志和整风小组的骨干分子会不厌其烦、亲自登门，苦口婆心地启发、引导当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历史问题，其态度之热情、诚恳。往往使当事者为之感动，于是将自己的「坏思想」和盘托出。如果当事者仍然冥顽不化，拒绝深刻反省，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党组织立即采取下一步行动，布置小组批评会，让所有的同志，包括与当事者有同乡、同学关系的人，对你展开面对面的揭发和「同志式的斗争」。首先「帮助」你端正态度，继而批评你的「错误言行」，众口铄金，千夫所指，使你孤立无援，有口难辩，直至当事者彻底「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在自我压力与集体压力的双重重压下，个人的灵魂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撞击，犹如历经一次漫长的心理炼狱的过程。在整风审干期间，干部们普遍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许多人因思虑用度，「头痛、失眠、减少饭量，面色发黄」，以至「旧病复发」。 更有个别人因神伤气虚，心情极度焦虑、紧张，以致「午睡遗精」。 为了使自己的反省获得组织的首肯，绝大多数干部都竭尽全力，反复撰写有关材料，惟恐对自己的挖掘、批判不够深入而难于过关。中央党校有个学员检讨自己的「小广播」，竟写出八百多条交组织上审查。 中央党校二部学员的反省材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学员的材料「修改了八次才完成」，少数人甚至「修改了十三遍」。 与工农干部相比，知识分子干部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中央党校三部学员刘白羽自陈，「在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里」，他「惶恐不安，彻夜难眠」，「产生过种种幻灭之感」，后来在党校三部副主任张如心的具体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刘白羽回忆道：

我受到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在这个基础上，使我受益最深切，真正从精神领域进行一场自我革命的，是用整风文件精神对照重新写自传，这是使知识分子客观地认识世界，对症下药良好的方法。当时张如心同志是党校三部的副主任，由他负责对我进行了审查。我详详细细从诞生之日起一点一点严格剖析自己，对自己进行再认识。我写了一稿，自以为不错，谁知张如心同志看了却不以为然，一方面严正地指出不正确之处，一方面推心置腹耐心交谈，于是我又从头到尾写了第二稿，还是不能通过，最后写了第三遍稿，张如心同志才点头认可。

刘白羽的回忆为人们提供了一幅精神炼狱的逼真画面，尽管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他的两稿自传都没被通过的原因，也没有具体描述张如心是如何指导他抛弃「旧我」的，但我们仍可以从上述文字中窥见当年审干严厉之一斑。问题是，如此酷烈的灵魂搏杀，能否产生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答案是肯定的。据刘白羽称，他就是经由审干的洗礼，「在党的热切关怀，强大威力推动之下」，才犹如一只小船，「终于漂向真理的彼岸」。

和刘白羽的情况相类似，丁玲也经历了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丁玲在整风运动中一度是延安文抗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的组长，也曾写下两本学习心得：一本名为〈脱胎换骨〉，另一本叫〈革面洗心〉。1950年，丁玲曾含蓄地描述了当年她的那段心路历程：

在陕北我曾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许多愉快，……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走过来这一条路，是不容易的……凡走过同样道路的人是懂得这条道路的崎岖和平坦的……。

不言而喻，不管是刘白羽，还是丁玲，要想「得救」，到达「真理的彼岸」，都是「不容易的」。这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 向党献上一颗赤诚的心，最后彻底埋葬「旧我」，走向新生。

七「得救」：「新人」的诞生

对于已在组织内的一般中共党员和干部，能否「得救」，即获得党组织的真正信任和被组织完全接受，首先取决于党员个人对党组织的态度，而判断其态度的重要标志，是看他（她）是否向党敞开心扉，将自己的一切向党和盘托出。换言之，一个普通党员若想从孤立、苦闷、绝望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党忏悔。对于个人而言，寻求「得救」一旦成为内心的强烈冲动，就使原本带有强迫性质的坦白反省挟有了一丝愉悦的快意，许多干部为了赢得组织的好感，忽然变得异常积极、主动，甚至不惜以精神自虐的方式渲泄个人的隐秘。一时间，延安出现了群体性的自我悔过的热潮，在坦白内容的广泛性和自我鞭挞的严厉性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我们以中央党校三部女学员朱明的反省为例。

朱明原先是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学生，1938年到延安后参加了中共，被分配在文化单位工作，以后进入王明担任校长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继而调入中央研究院，最后被送入审干、肃奸重点单位――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

朱明反省的最大特点是她的坦率性、深刻性和广泛性。

―、首先，朱明直言不讳地坦承自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上与党的观点相左，承认自己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仇视新生阶级，仇视共产党，怀疑毛主席。朱明说：

回忆北伐前，我们住在安徽，当时在军阀统治下，不仅财产要受勒索，就连精神也受威胁，尤其是太太小姐们，不敢抛头露面，总是坐在家里。……当时蒋介石军队到南京后，我们可高兴了，因为我们现有的资财不仅有了保障，就连安徽的财产也被蒋介石解放了。……精神上的成胁，同时也被解除了。

接春朱明反省了自己对十年内战的看法：

十年内战究竟是谁打谁，对这个问题我也怀疑。书里说蒋介石要坚决消灭共产党，可是我在外面听说共产党「捣乱」，想要得天下，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复兴民族，所以才打。当时我认为应该打，因为共产党不安份守己，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国不统――，民族焉能复兴？所以应该打。

朱明其至坦白了自己原先对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领袖的怀疑：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开始我听这句话，也是怀疑的。因为在我思想中一贯认为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统治中国，他领导抗日，共产党也是在他领导下抗日的，为什么要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呢？说他是边区人民的领袖还差不多，因为只有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大后方的人民，我想还是承认蒋介石是领袖吧。

对于中共所宣称的蒋介石是「假抗日」之说，朱明也表示了强烈的反感：

到底为了什么东西大家都说蒋介石抗日是为了消灭异己，不是为了中华民族？在这种气氛中，我口里也不得不跟看大家一样说，可是心里却想蒋介石抗日虽然是要消灭异己，但也是为了中华民族。记得「八一三」我在上海的时候，亲眼看见中国飞机和日本飞机战斗。晚上也听到中国飞机去轰炸日本军舰。我也看到过前线运下来的伤兵。能说蒋介石不是抗日？……过去我一听到说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我就反感。我想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那里代表什么民族，代表民族的是蒋介石，他要复兴民族。

二、朱明反省的另一特点是她将自己作为反面典型，执意以自己的错误来证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与知识分子劣根性存在着密切关系。

朱明来延安后曾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受校长王明的影响，女大较注意对学生进行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教育，对此，朱明专门结合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反省。朱明一方面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另一方面不指名地批评了女大的「负责同志」：

几年前读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有一句：「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我很反感，我想你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就打就分好了，为什么要去糟踏那些小姐少奶奶们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我的阶级立场，警惕性很高。

……我对毛主席的文件，是这样反感。但是，我对蒋介石的东西怎样呢？在这里我附带地反省在女大时的投降主义。当每年「七?七」的时候，蒋介石发表的宣言，女大总是配合看时事来讨论的。有时候负责同志还帮助我们指出宣言里哪些是比较进步的：「譬如说团结吧，虽然提到，但还不具体，所以他的进步还不够」，我呢，总是希望在宣言中找出一些「进步」的东西，因为我不希望国共关系不好，负责同志有时还说：「我们党在抗战中是发展了，可是国民党呢？只要他和我们合作抗日，也是有前途的。有些工作他做不好，我们还可帮助它。譬如保卫大武汉，我们还帮助他动员哩。」我听了这些话，就很能接受，我总是希望共产党能帮助国民党，这样两党不会分裂，统一战线也才能持久。因为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当我想革命的时候，我又怕吃苦，我总想过资产阶级生活，但又要无产阶级的事业，这个矛盾如何能统一呢？我就想到了统一战线工作，所以我不希望国共分裂，从我自己讲，我就希望国共长期合作，我的矛盾也就长期统一了。从家庭来说，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从国家民族的前途上讲，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因为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三、朱明坦承自己由于在思想上与党不断抵触，最后发展到在政治与组织上与党对抗，承认自己对党组织阳奉阴违，「总是采用合法的手续来超越组织」。

朱明交代自己羡慕周恩来、林伯渠，总想做「特别党员」，希望到大后方作统一战线工作，「也坐汽车，也住大饭店」，所以经常以要求学习为名，逃避具体工作：

比如我在大众读物社的时候，那里的会计因为生孩子到医院去了。支部书记和我谈话，让我暂时代理一下，我心里不高兴，可是没有办法，因为自己是候补党员，又是支部书记和我谈话，只好勉勉强强地答应了。因此在工作中，手里拈看帐条子，心里想着统一战线，我做梦也没想过我会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不安心做具体工作呢？朱明坦承自己对延安的生活感到了厌倦：「在延安老是风平浪静的」，「也感觉不出什么阶级友爱」，在几次申请随林伯渠前往重庆做统战工作的要求被拒绝后，经过个人的顽强努力，排除了种种障碍，终于以「要求学习」为名，转换了工作单位，先进了延安大学俄文系，又转到中央研究院，到了研究院后，「一心想进国际问题研究室，将来好做外交家」，「从来也没有想到，白己要服从组织」。

四、朱明从自己的「剥削阶级」出身挖掘思想的根源，认为自己之所以「与党一切都是分歧」，与她的阶级出身有密切关系。

对于阶级出身对自己带来的严重影响，朱明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两部分进行反省。朱明说：

我的家庭是百年以上的剥削阶级，直到民国初年，才逐渐没落。……外祖父本来是前清学者，其家庭也是百年左右的剥削阶级，是地主式的书香门第。……

我的母亲和姨母们都懂得一些封建的艺术，早晨起来，还临帖临《灵飞经》，什么《高山流水》、《桐叶舞秋风》等曲谱也都懂得一些。我自幼即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所谓是三岁念唐诗，十二岁看《红楼梦》的角色。……记得小时候听故事，从来就没听过工人和农民的事情，专门是歌颂统治阶级的人物，就连外国故事也是一样，总是讲什么公主、王子的遭遇，飞行船、玻璃鞋等神乎其神的事情。

为了「说明阶级斗争不仅限于武装斗争」，朱明列举了她在衣食住行方面所受到的「家庭的阶级教育」：

吃饭要慢，要不带声音。否则就骂你象饿死鬼，没有吃过饭的，……说话更要轻声慢语。尤其是女孩子，要温存，还要深沉含蓄，所谓轻声浅笑，不准张开嘴，哈哈大笑。否则就要为你是莽张飞，……连走路你也不能随便，站也没有自由，必须要按他们那套去做。比如走路要稳重，不能东张西望，一步一步走，走要端正，站要站得笔直。否则就要骂你小家碧玉，像牵牛花一样依靠墙壁。所谓大家闺秀，像梅花，像牡丹，不仅要风骨凛然，而且还要仪态万方。

接着，朱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的罪恶；声称「资产阶级教育的中心，就是培养大私无公的个人英雄主义。不管科学也好，艺术也好，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

朱明检讨道：

我在资产阶级的学校中，受了一些什么样的教育呢？……因为我是一个女的，家里希望我懂得一些文学，学一些艺术，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文学。斯大林同志说，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说无产阶级的文学家，资产阶级也有雕刻灵魂的工程师。我的灵魂就是被他们雕刻过的。我喜欢反映自然的印象派的东西，什么月亮怎么亮，花怎么香，……可是鲁迅的东西，我就不喜欢。……对于旧俄时代的东西，我是喜欢的，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社会主义的东西我就不大喜欢。譬如《安娜?卡列尼娜》，我很喜欢，觉得很熟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我就不感兴趣。什么牛、猪，我觉得没有意思。再说音乐，我到延安后，就很少唱歌，因为我喜欢「山在虚无飘渺间」这样一类东西。劳动人民的歌声，我是不感兴趣的。……讲到画呢，我也喜欢资产阶级的一套，比如鲁迅介绍的版画，我虽然买了，但不喜欢。我喜欢古典的画，如意大利画家画的「蒙娜丽莎」的像，我非常喜欢。

五、朱明给自己戴上一串政治大帽子，用自唾自责、自我鞭笞的方法表达她「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决心。

朱明的反省通篇充满自我责骂的词句，诸如：自己一贯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站在蒋介石方面，替大地主资产阶级说话」，「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是与党不一致的」，「对国民党有感情」，自己希望「站在广大人民的头上」，「总想做一个特殊人」，到延安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等等。朱明甚至将自己贬低到贱民的地步，她痛悔由于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致使「我的血液都带有剥削阶级的成分」。为了表达她的思想转变，朱明干脆直接歌颂「血统论」的合理性：

今天我明白了，党为什么珍惜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和革命后代，以及先烈遗孤，因为不仅他们的思想有传统，就连他们的血液也是干净的，党为什么不珍惜他们呢？

最后，朱明表示，从今以后，自己将心甘情愿「做无产阶级的牛」。

朱明反省提供了延安干部自我反省的合格样本。也许朱明的反省确有若干真实的内容，但是，这份反省人工雕琢的痕迹太重，它简直堪称标准的「反革命百科全书」。它几乎具备毛泽东所要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所有表现，并为毛的有关知识分子的论断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出身剥削阶级的党员知识分子，其思想与行为明显烙有反动阶级的烙印，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和感情上并未真正入党。

二、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而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党员，在一切问题上与党和革命格格不入。

三、知识分子党员极易由思想上与党的对立发展到在组织上对抗党。

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中共党内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社会基础。

五、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改造，知识分子党员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才可能转变。

问题是，知识分子所有的劣根性难道都集中在朱明这「一个人」身上吗？从朱明的反省所暴露出的思想看，她岂止是一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而更像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可是人们又不禁发出疑问，朱明既然有那么多的反动思想，为何又要投奔延安？

种种迹象表明，末明的反省是在领导的诱导下写成的。为了给毛泽东的论断提供具有个性特征的实证资料，一定有某些「灵魂工程师」对朱明的反省进行精心的设计和加工，使其符合毛所需要的一切特征，而这种设计加工现象在坦白运动期间是普遍存在的。在康生等人的速成训练下，许多单位的审干领导小组的成员已学会了「政治诱导术」，他们巧妙地利用干部们急于解脱的心理，交替使用大棒与胡萝卜，劝导被审查的对象给自己层层加码，上纲上线，使他们相信，非经自唾自责，不足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在这种巨大压力下，当事者只得依据诱导者的逻辑推论，硬将自己描绘成极反动、极卑鄙的「两条心」，以满足领导者的「关心」和「爱护」。在精神几近崩溃的状态下，当事者从「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逐渐发展到主动的忏悔交代，然后进入到亢奋性的渲泻状态，最终，外力与内力产生了奇妙的结合，当事者开始出现旧皮蜕尽的喜悦。因此朱明的反省，不仅是思想改造能工巧匠手上创作的一件工艺品，也是朱明心理状态复杂变化的产物。

向组织彻底交代自己的一切，只是标志着当事者已初步迈入无产阶级的门坎，如何巩固既有的成绩，防止旧思想复辟，还须经由一定的形式才能完成，这就是当事者必须在公开的场合暴露自己的丑恶思想，接受同志们的批判。

在思想改造过程中，个人进行坦白的形式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庄重的、富有礼仪色彩的坦白形式对加强党组织的权威，增强党的凝聚力，教育当事者和其它党员起看重要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党支部或党小组召集会议，让当事者当众宣读自己的书面交代，接受每一个出席会议的党员的质疑和批评。在这种会议上，每个人都应积极发言，为了表明自己党性强、觉悟高，宁可说过头话，也不可显出「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当事者则必须拿出小本子，虚心记下同志们的批评，而决不可作申辩。如果某人急于解释，强调各种客观原因，那么大家就会众口一声，指责此人态度很不老实，坦白极不深刻，结果这位党员必须再次写出交代，直至领导和与会者一致认可才能过关。如此循环，该支部或小组的各个成员，每人都需经历这一程序。会议的组织者，由于他受到上级的信任，负责所有人的最后鉴定，他的个人权威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与会者都众星拱月般地簇拥在他的周围，以他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而他本人的交代，往往一次就能通过。党支部或党小组的负责人，还负有发现、培养坦白典型人物的责任，一旦某人的反省被认为具有典型意义，负责人将推荐这个党员到更高一级的会议上当众忏悔，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引导更多的人走坦白道路，同时，也以此向上级表明本支部开展运动所取得的成绩。

经由这套程序，「新人」终于诞生了，随着党组织给每个党员作出政治鉴定，个人有了新的归属――此生不仅思想上，而且身体和生命都无保留地属于党。从此，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一个个人主义者或小资产阶级分子（「半条心」），而又多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一条心」）。

个人一经获组织的肯定和接纳，就「像越过一道阴阳分界线」，精神面貌顿时焕然一新，萎靡之气一扫而空。有人形容这种感觉如同「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看到鲜红的晨光」。

经由坦白、审干运动铸造的新人已具有某种特有的气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确实已牢牢记住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并学会用这套概念来观察世界和指导个人的言行。表现在行动上，则是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任何表现，非党性勿言、非党性勿听、非党性勿动，绝对服从领袖、组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

然而就在「新人」成批产生的同时，保守苟且、浑浑噩噩的「机械人」作为「新人」的伴生物，也开始在革命队伍中出现。为了服从现实生存和政治发展的需要，根据地内的许多党员学会了隐瞒真实想法，而随声应和上级的指示。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先基于共同政治理想而结合的「同志」关系，慢慢向人身依附的关系转变，冷漠、猜忌、互相防范逐渐取代了同志间的亲爱、坦诚。 口是心非、投机钻营、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之辈渐渐充斥中共党内。由于人性毕竟非强力和说教所能完全改变，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现象。具有双重人格的党员在整风审干后开始出现。

勿庸置疑，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力方法锻造「新人」是毛泽东的一项「伟大」的发明，与斯大林的清党和肃反运动相比，坦白审干运动在触及和改造人的灵魂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一经细致考察，我们仍可发现，这场基于明确政治目的而发起的运动。除了套用列宁、斯大林的若于概念和方法之外，在其运作方式和操作实践的背后，还有着浓厚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干部坦白交代和自我剖析与宋明新儒家的「格物致知」，寻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几乎异曲同工，只是词汇和解释系统不同，而在手法上更具强制性。

一 康生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

在中共历史上，将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的政治生活，使用强制手段调查党员的思想与历史情况，在1949年之前，以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最为典型，但是，抢救运动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抢救运动的思想逻辑和运作方式有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实际上，早在江西时期就已显出端倪，而1937年后在延安和其它中共根据地秘密进行的「肃托」则在一定程度上是抢救的先导和试验。

然而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却有一个建立在对历史事实改写基础上的系列神话：王明不仅是江西时期肃反「扩大化」的罪魁，而且是1937年后「肃托」的总策划者。对于王明与「肃托」的关系，中共党史编纂学却语焉不清，除了揭露出王明在莫斯科厉行「肃托」的一些事例外，对延安及其它根据地的「肃托」则一直讳莫如深，即使对具体领导延安「肃托」的康生也只是点到为止，似乎特别吝惜笔墨。毛泽东，这位延安的最高统治者，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更成为与「肃托」毫无关系的局外人。

毛泽东、王明与江西时期肃反的关系，本书前一部分已有专论，这里从略。「肃托」虽非毛泽东首创，怛需要指出的是，与毛在江西肃反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类似，毛对于从莫斯科泊来的「肃托」主张，也是依据自己的需要迅速加以利用，使其完全服从于自己的政治目标，毛的所作所为不仅远甚于王明，更在中共党内造成不良的影响，为将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政治生活开辟了一条危险的信道。

毛泽东在「肃托」问题上所要承担的责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毛对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带来的「肃托」主张没有作过任何祗制，而是移花接木，接过「肃托」的口号，为其政治目标服务；第二，毛放手支持康生在延安「肃托」。

「肃托」的真正始作俑者是斯大林。王明作为这一主张在中国的主要引进入之一， 对中共党内的「肃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27年始，斯大林就开始以「肃清反对派（托洛茨基派）」为由在苏共党内，继而在全苏范围内，大肆清洗、镇压他所认为的公开和潜在的政治对手。这种清洗、镇压在1937年后甚至演变为超恐怖的大屠杀。王明、康生在莫斯科期间，正是「肃托」逐渐趋于激烈的时期，1937年10月下旬，王明、康生在苏联「肃托」恐怖达到最高潮的时刻返抵新疆迪化，同年12月下旬，盛世才以「托派」和「阴谋暴动」的罪名，将由苏联派往新疆工作的俞秀松、周达文逮捕。俞、周过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曾反对过王明，而王明返抵迪化后也曾散布俞秀松、周达文有托派嫌疑的言论，因此，俞、周被捕，王明、康生是摆脱不了干系的。1938年6月25日，俞秀松被苏军押往苏联，不久就被苏联格伯乌秘密杀害。1938年春，原红四方面军重要干部、参加西路军后撤退至新疆的李特和黄超在迪化被秘密处决。然而李特、黄超被杀的内情极为复杂，因为王明、康生与彼毫无个人恩怨，相反，李特、黄超却因参与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对立，与毛的关系极为紧张。李特、黄超之死，究竟是王明、康生为讨好毛而对邓发施加了影响，抑或是邓发得到延安密电而加害于两人？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已回到延安，在迪化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邓发在两人被杀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知道其详情的，早些年也许只剩当年在迪化担任中共代表的陈云一人，而陈云数十年一直对此事守口如瓶。

毛泽东对王明从莫斯科贩来的「肃托」主张的态度颇为微妙。原来，在陈独秀重回中共问题上，毛已有所松动，但此议遭王明反对后，毛就不再坚持。毛原本就对陈独秀重新回党一事兴趣不大，既然奉斯大林之命的王明反对陈独秀回党，毛就更无必要为区区陈独秀事而与莫斯科把关系搞僵，王明还指责张闻天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思想曾受托派影响，由此毛就更不反对「肃托」主张了。王明打击张闻天，正做了毛泽东自己想做又一时不便做的事，他所希冀的国际派的分裂眼看就要成为现实，何乐而不为？于是，从1938年初开始，毛迅速接过「肃托」口号，不论演说和撰文，都忘不了数说一遍「日帝、托派汉奸的罪恶」。

毛泽东对「肃托」的热心远未停留在一般号召，与1938年后仅在口头上说说「肃托」的王明不同，毛立即将「肃托」与日常的肃反锄奸工作相衔接、毛在涉及军政肃反机要方面一向精细异常，然而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康生动用社会部，在来延安人员中进行了秘密调查和秘密逮捕，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

1937年后的延安「肃托」，其处置对象主要集中在下列三类人员身上：

一、被怀疑与中国托派组织有联系的来延人员。

1938年3月，边区保安处秘密逮捕陕北公学学员张醒及随张醒同来延安的两位青年妇女。保安处根据「情报」，认定张醒是托派山西分委书记（张醒的公开身分是阎锡山晋军的一个军长），两位女子，其中一人是项英前妻，1934年红军长征后被国民党逮捕，并与一国民党「特务」结婚；另一位女子是胡宗南下属的宪兵队长的妻子。1938年6月前后，在经历数月的审讯后，张醒援引张慕陶的话，交代康生在1930年被国民党逮捕后曾参加托派。当审讯者陈湖生按规定向边区保安处负责人周兴汇报后，张醒即迅速被秘密处决。张醒的一副翻毛皮手套和高级皮大衣随即出现在周兴住的塞洞外的院子里。与张醒同时被捕的两位妇女从此失踪，下落不明。不久，阎锡山还专门来电，向保安处要张醒，覆电是：延安无此人。很快，负责审理张醒一案的保安处侦察部部长陈湖生被投人监狱，险遭杀害。后在滕代远等人的保护下，陈湖生虽免一死，但仍长期坐牢。1944年2月，时任边区参议会党团书记，并参加边区司法领导的谢觉哉调阅陈湖生案卷，认为陈湖生「所犯罪尚无反革命嫌疑，因某种顾虑致久羁抑殊有不妥」。 谢觉哉日记所言「某种顾虑」即陈湖生触犯康生事也，直至1944年6月，陈湖生在坐牢七年后才被释放。 1937年后，在延安类似张醒这样的托派嫌疑分子被秘密处决的事件，并非个别。据司马璐回忆，1938年初，曾经在边区医院住院的张抱平（1935年温济泽曾和张抱平同囚于苏州江苏省陆军军人监狱）、镇江左翼青年李明、边区剧团演员林萍均因被怀疑为托派而遭秘密逮捕，从此永久失踪。 另据陶晶孙 之于陶坊资披露，陶晶孙的两个妹妹1937年奔赴延安，其中之一的陶凯孙，「被康生打成反革命，在1939年被秘密杀害」。

康生认为中共广西党已被「托派」破坏，将在延安的一批广西籍干部秘密关押，其中有广西工委书记陈岸（八十年代任广西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和刘毅生（八十年代任广西自治区党委秘书长），陈岸被关押了两年半。

二、曾经在苏联学习工作过的人员。

顾顺平，上海人，1935年底随张浩经外蒙辗转来到陕北，后作为重犯，长期被戴上脚镣秘密关押，与陈湖生同监。在关押期间，顾顺平曾在某夜偷锯脚镣企图逃跑，因陈湖生告发而事败。 顾顺平以后的下落不明，最大的可能是在逃跑失败后被秘密处决。

三、虽与托派毫无牵连，但被强加于「托派反革命」之名的原西路军干部。

据陈湖生揭露，1938年后，某些返延安被集中审查的原西路军干部惨遭康生及其保卫机关秘密杀害。 这些历经千辛万苦返回延安的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因与张国焘有较多的工作关系，遭到了与李特、黄超同样悲惨的命运。陈湖生之说是否属实？如果是假话，为何没有人出面澄清？如果属实，在延安被秘密杀害的西路军干部究竟有多少？至今仍不详。这悲惨的一页，徐向前、李先念等原西路军领导人都不忍重新揭开，直至去世都未泄露一字。

西路军干部被秘密处决，究竟是康生私自所为，抑或是奉旨行事，迄今仍无第一手档案资料证明，但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1938年的康生在没有得到明确的指令前，似乎还无胆量向红军干部动刀。1937年后，返延的原西路军高级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张琴秋、李先念一直处于受压状态，毛决不放心让徐向前等执掌大战略区领导权。1939年，毛委徐向前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头衔，让其带领一支小队伍前往冀南和山东，仅仅一年后，毛又以参加七大为由，将徐向前召回延安。陈昌浩则于1939年前往苏联，张琴秋被安排在延安中国女于大学作教务处长。李先念运气稍好一些。毛让李赤手空拳返回鄂豫地区，使李获得了重建功业的机会。在此种形势下，徐向前等绝无能力保护自己的部下。

「肃托」的罪恶尤其体现在非人道的审讯方式方面，在早期红军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的基础上，康生又系统输人苏联格伯乌惩罚经验，使「逼供信」成了审讯业务中根深蒂固的传统。

中共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形成于国共长期残酷的战争环境。从中共革命的角度来看，在面临生存巨大危险的非常时期，运用红色恐怖手段，用快速和极简单的程序处置敌对分子，本是天经地义。但是。这种依赖于暴力惩戒和单纯口供的审讯方法在执行中极易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被审讯者一般惧于肉刑而乱咬口供，而主持肃反机关的某些品质不良的领导者则有意利用虚假的口供向上邀功，这样，在革命队伍内部就不可避免发生持续性的自相残杀的惨剧。1932年周恩来抵达瑞金后，虽然基本纠正了保卫机关受毛泽东影响而处于肃反狂热的极端行为，使肃反机关的矛头重新对外。 然而，由于周恩来等忌惮于毛泽东可能产生的过份反应，对毛多有退让，既未正面批评毛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也未建立起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审讯制度。结果，这种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在康生接管社会部后，不仅重又萌发，而且和苏联格伯乌「先进经验」迅速融合，甚至被视作中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经验结合的产物被逐渐固定化，从而成为中共审讯工作的基本方法。

康生机关审讯案犯的常规方法就是动用肉刑逼供、诱供、套供。肉刑又包含有拷打、坐老虎凳、用电话线通电等种种刑罚。然而对于康生，一般的肉刑逼供也许已不能满足其虐杀心理的需要，他还需要更尖端的虐杀才能填补其灵魂的空虚。也正是在康生的主持下，延安「肃托」演出了令人发指的一幕。据原社会部成员、任弼时政治秘书师哲揭发：1940--1941年间，师哲与陈郁参观延安柳树甸和平医院，曾被一女护士长带到一间大厅，发现一个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年约三十岁的男尸。护士长介绍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师哲、陈郁听了颇觉诧异，便询问他们被送来时是否是活人，女护士长回答，「当然，以医疗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

和这种处置方法相比，对于监禁的犯人采取特殊的着装与蓄发制度，就是小巫见大巫了。1937年10月27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曾为此发出通知：「……为防止犯人逃跑及易于辨认起见，特令犯人穿看半红半蓝的衫裤，发蓄在头之左右方，头顶及前后部之发，一律剃光」。 1939年这种制度曾经在一部分刑事犯中停止执行，但在政治犯中间仍然继续推行，因触犯康生而被秘密关押的原边区保安处侦察部长陈湖生，就穿著这种「以胸背的中线为界，左边红，右边黑」的对襟衣服，头上留着「一条不宽不窄的『马路』」，戴看手铐脚镣，在延安过了「五年零四个月的带镣生活」（卸镣后又押了一年零七个月）。

在1939年秘密「肃托」的同时，康生还一手制造了三起著名的假案：

一、「钱惟人案」。钱惟人系当时的边区公路局局长，曾负责与边区交界处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商谈修路事宜，却被康生无端诬蔑为「内奸」，并利用钱的妻子对钱进行侦察。钱惟人在延安被关押长达七年。

二、「王尊极案」。十九岁的王尊极陷入冤案系由她的家庭背景所致，由于王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就被康生凭空定为「日特」和「国特」。王尊极于1939年被捕人狱，受到三天三夜的车轮战，「搞得她两腿粗肿」，最后被迫招供。

三、「李凝案」。李凝原是东北地下党员，1938年前来延安，只因「走路像日本女人」，「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就被逮捕入狱。李凝最后下落不明。

以上三个案件当时在延安都曾被康生作为自己的反特「政绩」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这和「肃托」的隐蔽化大不一样。

延安的「肃托」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基本由康生领导的中社部负责执行，主管干部审查和管理的中组部并不能广泛与闻有关「肃托」的详细过程。有资料显示，当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在「肃托」问题上持有比较谨慎的态度，曾经保护过被指称有「托派嫌疑」的同志。1938年秋，曾参加过平津同学会南下宣传团的丁秀（1949年后曾任中共鞍山市委副书记）夫妇因「托派嫌疑」被调回延安。在陈云的关照下，仅仅两周就查清了问题，陈云当面向丁秀夫妇宣布，不存在托派问题。如果不是陈云亲自过问此事，快速澄清问题，而是将案例移交中社部。丁秀夫妇以后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尽管陈云在「肃托」问题上态度比较谨慎，但是在中共党内，除了毛泽东，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刹住「肃托」快车的狂奔，其它人充其量只能做些纠偏一类的工作。

延安的「肃托」对其它根据地产生了恶劣的示范作用。1939年8至10月，山东湖西地区（亦称苏鲁豫边区），在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呜、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和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主持下，掀起疯狂的「肃托」运动，滥杀党政军重要干部约三百人，被处决的方式有集体被刺刀捅死、马刀劈死、集体枪杀、活活打死、集体活埋、任凭狗咬、并用木榔头将脑壳砸烂。 在湖西「肃托」中，被关押待处决的党员、干部多达数百人，所使用的刑罚包括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过电（用手摇电话机）、点香烧脸、用子弹刮肋骨、压杠子等七十二种酷刑。 在「红色恐怖」的风暴下，「肃托」中心地带的中共党政组织纷纷解体。只是由于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11月赶到湖西，才制止住这场疯狂的内部屠杀，并从屠刀下救了郭影秋（1953―1957年任云南省省长）等人的生命。

湖西事件的消息传到延安后，陈云于1940年初在中组部主持召开了湖西事件汇报会，康生、李富春、王鹤寿及原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参加了这次会议。陈云就湖西事件作了基调发言，认为湖西肃托的错误在于当地党、军队领导人在主观上夸大了托派的力量，同时简单地将一切工作表现不好的人员都看成了托派，凭口供任意拘捕，使暗害分子王须仁有机可乘，以逞其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会后，根据陈云的意见，起草了〈中央关于湖西地区锄奸工作错误的决定（草稿）〉，经中央批准发至各根据地。 这份文件在制止「肃托」极端化方面有积极作用，但是仍坚持认为「肃托」是正确的，湖西确有「七个真托派」，错误仅在于圹大化。由于有这个基本判断，1940至1942年，鲁南、滨海继续发生残杀干部的「肃托」事件，虽然罗荣桓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进行了干预，挽救了一百多人的生命，但山东的「肃托」，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在前往延安、路经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停止下来。建国后，湖西「肃托」中深受迫害冤枉的人员在1955年的审干肃反运动中又遇到麻烦，被杀的「真托派」的家属遭受到数十年的歧视。 湖西的「肃托」案件的彻底平反是在1983年底， 距当年惨案的发生整整过去了四十三年。

在远离延安的山东，「肃托」已燃成野火一片，可是在「肃托」的策源地延安，「肃托」却一直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各学校、机关不时发生人员神秘失踪的事件，不久就传来失踪人员是「托派」的流言。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在紧张、神秘的氛围中，延安的干部和党员都患上了「托派恐惧症」，「托派」一词成了瘟疫的代名词，个个谈「托」色变，惟恐避之不及。人们愈加护言慎行，生怕交游不慎，一下子上了保卫部门的「勾魂簿」。

在日益紧张的气氛中，康生机关的形象愈来愈高大，人们怀着恐惧、紧张的心情注视着枣园（中央社会部所在地），因为延安的人逐渐意识到，社会部是延安最有权势的机关，每个人的政治命运都操在它的手中。

二 1940年的审干与干部档案制度的建立

进入1940年后，「肃托」继续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秘密进行，与此同时，新一轮「审干」已在公开状态下全面推开，与以往的情况类似，这一次的审干也是在社会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

对干部进行经常性的政治审查是中共的一项既定政策，但是1940年的审干却有其特定的背景，这次审干的主要目的在于对1938至1939年党员大发展阶段吸收入党的新党员实行政治过滤。

如前所述，「审干」发端于国共激烈对抗的十年内战时期，基于对国民党和国内其它党派的高度警惕，中共一向极为重视清理内部，即使为此错整或错杀了「自己人」也在所不惜。1937年抗战爆发，中共获得合法地位后，大批青年投奔延安，一些原先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也纷纷归队，中共组织部门在社会部的配合下已对进入延安的每一个人实行了严格的审查，换言之，只有经过组织审查的人，才能被分配至各机关、学校、部队。

抗战初期，中共为了要在战时国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及为了未来与国民党一争天下，对于发展中共党员的数量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十年内战结东时，中共的党员数量只剩下不足三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在军队。显然党员数目之少已与中共在国内政治舞台所扮演的第二大党的角色十分不符。当时担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就力主要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他认为「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否则将来悔之晚矣」。 为此，1938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在以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前往延安与各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被吸收入党，以至于个别部门和地区，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发展党员的任务，反复动员、说服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造成所谓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拉夫主义」的错误。待发展党员的任务基本完成后，中共中央又重新回到过去那种严格入党条件的道路。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审查党员成份和各级干部，但又明确提出，这种审查「不应成为普遍的清党运动」。在一年半之内，中共在发展党员的政策上，一下子从敞开大门到暂停发展，其实并无矛盾，中共为了壮大党，需要「广招天下士」（陈云语），中共也是从现实需要出发，认定只有经过严格的审查，才能真正巩固党。在毛泽东和其它中共领袖看来，中共应该网罗天下英才为我所用，至于是否有嫌疑人员乘机混人共产党则大可不必惊慌，中共自有妙计对付此事，这个法宝就是审干。

就在党员大发展的1939年，针对新党员和从事白区斗争干部的审干就已同步进行。这个时期，中央社会部通过其密布在各个机关、学校的「网员」，对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类人员进行秘密调查，这种调查虽然有成效，但是局限性也很明显。

首先，由于调查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不易得到各级党组织的配合，调查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

其次，中社部工作人员较少，无法应付延安几万名干部的秘密调查，大量的材料上报社会部后被长期积压。

正是基于以上情况，1940年，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开展审干工作。这次审干的目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为了发现干部的长处与优点，以便加以「适当的培养、使用、提拔和调动干部」；第二，「为了发现混在党内的异己分子，以便清洗他们出党而巩固党的行列」。 在这之前不久，中共中央也改变了中社部原垂直侦察系统，改由各级社会部受同级党委和中社部双重领导。在这次审干中，中组部和各级党委的组织科（干部科）处在前台，中社部则在幕后予以配台和协调。

1940年审干所获取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初步建立起中共干部的档案资料管理制度。

十年内战时期，中共对党员的个人档案资料管理尚处于非正规化的水平，由于战争环境和地下斗争的险恶，干部的个人档案资料很难予以有效的保存。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艰险抵达陕北，带至陕北的党和军队的核心机密文电总数仅五十馀斤。 为了安全的因素，干部的个人档案资料在长征前夕已尽行销毁。

党员干部个人档案资料管理制度的建立及逐渐正规化，开始于抗战初期。七七事变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纷纷来到延安，中共也获得了陕甘宁边区这块较为稳定的地盘，于是，在中组部干部科的策划下，逐渐建立起党员干部的个人档案管理制度。

1938年初，司马璐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后，又经中组部部长陈云面谈，由中组部分配去位于枣园的「敌区工作委员会」报到。中组部工作人员交给司马璐一封信，要他面交枣园机关主任秘书曾希圣，司马璐在途中偷拆了信，发现其中一份是介绍信，另一份是中组部对司马璐作的「鉴定表」，上面写着几段评话：

有组织能力和斗争经验，但具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个性强，骄傲，缺少劳动观念，组织生活锻炼不够。

这个时期，中共的组织和干部工作尚处于恢复和重建时期，许多手续还不健全。以后，组织部门给干部的「鉴定」一般不由干部面交，即或交由干部转交，也需在信封放口处加上火漆，以防干部偷拆。

延安初期的干部档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干部填写的履历表，

二、党的组织部门对干部履历的鉴定或结论，

三、干部所在部门党组织对干部政治思想及各方面表现的鉴定，

四、有关干部履历的其它证明材料。

干部个人档案由各机关、学校的干部科（组织科）管理，领导干部的个人档案由上一级组织部门管理。

审干开始后，运作方法仍是动员干部自己报告个人历史，审干人员则从干部填写的材料中查找疑点，在党员按照组织要求，多次填写的各种履历表格中很快就可发现各种问题。

1940年6月，延安马列学院在29个抗战后入党的新党员填写的表格中，发现前后一致的仅103人，占总数的33%，「其它67%都是经过了党的无数次教育解释工作才改正了、补充了自己的历史的。」

为什么会出现前后表格不一致的现象？基本情况有两类：

一、许多新党员担心自己的阶级成份是地、富，害怕受到歧视。因此将家庭出身改成贫农、中农或「没落的小资产阶级」。

二、一些在白区工作的老党员一度失去组织关系，深恐引起组织的怀疑，来延安时没有详细交待，现在仍「将错就错，填下去」。

上述情况在延安各单位都普遍存在，自然引起中组部的高度重视。1940年3月，陈云发表了〈党员对党要忠诚〉的文章。中组部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审干教育，对党员进行反复的说服、教育、启发，解除党员「惧怕」、「怀疑」审干的心理，让党员明白审干「是有利于党，有利于他自己的」，只要党员改正了过去填表不真实的错误，他过去的行为，不仅不会受到党的怀疑，相反，党会认为他在政治上取得了进步。与此同时，中组部还要求从事审干的同志要加强对干部表格和各类资料的分析、调查。由于干部填表前后不一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中组部形成了几个基本的看法：

党员最初填写的表不一定是完整和真切的，有的干部是不会一次向党老实交待自己历史的，为此必须多方搜集干部的个人资料。

如何搜集呢？

首先要求干部提供个人历史的证明人，这又包括几个环节：

一、在干部本身的材料中找证明人；

二、从干部提供的证明处找证明人；

三、从谈话中找新的证明人；

四、从相同时间、相同地区、相同事件中找证明人；

五、从此人的材料中发现彼人的证明人。

即使有了证明人，也不能完全相信，因为存在几种可能性：

一、提供证明人与被调查对象暗中串联，互相包庇，互相吹捧对方。例如，经常会出现证明人提供这样的材料，证明某人是「非常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同样在监狱中出卖过同志。

二、有的证明人因惧怕牵累，不敢为被调查对象出具证明。

经过反复细致的说服动员后，干部的各种审查资料都陆续到齐，下一步就是具体地分析和判别这些材料。这个过程又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一、首先研究党组织对这个干部的介绍资料，这种介绍材料一般具有两个核心部分：

组织上对这个干部的基本评价，

提出对该干部需要重点考察的问题。

二、检查这个干部本人写的材料：

先看他最近写的材料，再从中找出疑点，即组织介绍材料中所提出的重点考察部分，把两者进行互相印证。

继而从他本人写的各种材料中找出可疑与不清的问题。

三、检查他人提供的旁证材料，这也需要几个步骤：

首先确定旁证人的可靠程度，

从旁证人材料中找出组织介绍材料中提出的重点问题，

从旁证材料中再找出受审干部自己所写材料中暴露的可疑部分。

经过对以上材料的反复对比研究，就可以查明该干部所存在的问题的性质。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将问题提到干部科科务会议，进行逐个研究，对这个干部作出组织结论或鉴定。

在作出组织结论之前，还有一个程序，这就是干部科的同志与受审干部进行个别谈话。

这种谈话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核对材料，或发现该干部过去在填写各种表格时未予反映的内容，因此在谈话中，审查人员不应打断对方的谈话，尽量从被审查对象的谈话中发现问题。当这一切都完成后，就到了做正式结论的阶段。

结论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历史审查的结论。一般由干部科会议集体作出，可以向当事者公开。在这部分的结论中，应对干部的历史中已搞清楚的问题，作出肯定的结论。但是，如果问题仍不清楚，旁证材料不够齐全，肯定的结论也可不做。

至于干部某段历史尚无证人证明，则对干部有证人证明的历史，和组织上已清楚了解的历史作出一般的结论。但需写明，某段历史尚不能肯定。

对另一些问题严重的干部，一时无法找到证人证明，则将其所有问题提出，全部保留，并由组织上对此人做出一般结论，以供日后继续考察。

二、在单位表现的鉴定。这类鉴定由党员所在的党小俎、党支部在会议上讨论并作出鉴定，被鉴定者本人可以列席会议并表示自己的意见。在党支部鉴定的基础上，该干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结合对干部历史的考察，做出干部在单位表现的鉴定。党组织对干部表现的鉴定通常不与本人见面。它应该包含被鉴定者的政治思想状况、党性修养以及干部个性、特长、工作经验与能力，以及对干部今后工作发展方向的建议等方面的内容。

到了这一步，对干部的审查就可以告一段落，而审干过程中形成的具体文字资料就成了干部的个人档案。从此这份档案就尾随干部，像一个无形的影子，干部调到哪儿，这份档案就跟看他到哪儿。以后每逢审干或政治运动，这份档案都会增加内容，党组织都会在这份档案中写上对这个干部的考察意见，它将决定这个干部在政治上的前途，或被提拔重用，或「不得重用」，或被「控制使用」。于是干部档案就成为决定干部命运的一件利器，它同时也成了一只「不死乌」。它既属于这个干部，又是完全独立于干部个人的异己物（干部通常不知道领导在自己的档案中写些什么），两者相依相随，一直到这个干部离开人世，这份干部个人档案也还未寿终正寝。它被置放在某个文件柜中，在对这个干部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的政治审查中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审干工作正紧锣密鼓全面展开的同时，社会部的秘密侦察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同步进行。

如前所述，1939年后，社会部加强了对延安各机关、学校人员的秘密考察业务，被列人考察对象的人员包括以下几类：

从国民党监狱释放来延安的人员；

来延安时介绍信不清的人员；

年龄与相貌不符的人员；

喜欢打探小道消息的人员；

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空隙可以被敌人利用的人员……

社会部如何得知这些干部的背景？没有组织部门的协助和提供介绍，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社会部在各机关、学校派有单线联系的秘密情报员――「网员」，但依当时的规定，各单位的工作人员互相不得打听彼此的背景（有些同志或有可能被派往国统区工作），因此，社会部获取干部资料的渠道主要是各级组织部门。

1940年9月20日，中央社会部发布〈除奸工作指示〉，要求延安各机关、学校划出审干中的嫌疑对象，将其材料上报社会部。 根据这份指示，一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被集中到社会部，另有一些人，嫌疑程度尚不足上报社会部，其材料则由各单位组织部门自行掌握。

从1940至1941年上半年，社会部会同各机关、学校的组织部门和保卫委员会，对集中在社会部的嫌疑分子材料进行鉴别，并展开对这些嫌疑分子的秘密侦察。

然而，确定「嫌疑对象」并没有太多的事实依据，对大多数嫌疑分子的怀疑，主要依据的是他们本人所填写的各种表格，而这些表格中所反映的问题，也大多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一类。以及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复兴社。

当时，这批已被内定为「嫌疑分子」的人员大多是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他们之中，除了少数人是在国统区自行报考进入延安的（陕北公学曾在国统区刊登过招生广告），绝大多数人都是经各地中共党组织或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推荐介绍来延安的，在「嫌疑分子」中也有一些党龄较长的老干部。可是他们依据事实填写的各种表格竟成为将他们定为「嫌疑分子」的唯一依据，他们将由此被长期秘密审查，一「挂」就是几年，非党员的不得入党，也不被分配到急需干部的前线。

林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政治处副处长，1940年秋在审干高潮中被王明主持的校务委员会免去职务，将其调往由张琴秋担任处长的教务处，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一概不予宣布。林纳被免职的真正原因是受到其夫的株连，因而受到党的怀疑，被认为是「嫌疑分子」。林纳与其夫都是留苏干部，抗战爆发后，夫妇俩奉命返国，但在临行前，其夫被苏联格伯乌逮捕，林纳一人返回了延安，被分配在女大任政治处副处长。女大的审干由政治处处长孟庆树（王明之妻）和政治处干部科科长叶群负责，但立案审查林纳，是中央社会部的决定。为了让林纳「坦白交待」问题，叶群经常找林纳谈话，对其施加种种心理压力，有时「拍桌子，瞪眼睛」，有时又显出「很怜悯林纳的样子」。每一次谈话后，林纳总要「大哭一场」（其实在这时，叶群自己也因历史上的问题受到审查）。以后，中组部也参与对林纳的调查，经过反复研究，报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才作出了「林纳无问题」的结论。

在社会部调查的「嫌疑分子」中，著名作家萧军也榜上有名。萧军来延安后，长期未被分配工作，他被安置在兰家坪招待所，成为一个闲散人员。萧军性格粗犷，初来延安时对纪律严明、等级井然的新秩序颇难适应。由于没有工作在身，萧军经常到桥儿沟鲁艺找朋友聊天，言谈中对延安的生活常有牢骚之语。某次，中央文委负责人艾思奇奉命与肃军谈话，由于话不投机，萧军竟「从怀中掏出了匕首」。萧军的言行立即引起上级的警惕，「一些领导干部」要求社会部尽快拿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以确定萧军究竟「是友是敌」，而另一些人则要求社会部从快对萧军作出处理。

包括肃军在内的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集中在社会部等待鉴别，这项工作量大繁重，而主持调查的社会部治安科人手又少，治安科工作人员陈龙（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系东北抗联出身，曾在苏联学习，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对排查「嫌疑分子」的简单化方法持有保留意见。陈龙征得治安科科长汪金祥（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同意，两人一起向康生提出改变「反革命嫌疑分子」确定方法的意见。此时正值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前夕，康生接受了陈龙等的建议，将此作为他重视开展调查研究的一项政绩。

在此背景下，1941年4月10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指示〉，文件提出各地已经「堆积着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嫌疑案例，没有切实审查」，是因为「各地侦察工作薄弱所致」，另外的原因则「是由于有的除奸同志幼稚，主观夸大，推测附会，捕风捉影，自造了一些所谓的嫌疑分子……」。文件要求在重新审定原有的嫌疑分子时，必须做到「详细研究」和「慎重考察」，「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把党内错误、思想意识不好或组织关系与历史不清等问题与反革命问题分别清楚」。

1941年春夏，中社部已全面开展清理嫌疑分子的工作，尽快对萧军作出结论，是清理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陈龙此时已升任社会部治安科科长，他布置治安科青年干部慕丰韵装扮成从其它根据地来延安的干部，住进兰家坪招待所邻近箫军的塞洞里，就近观察萧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慕丰韵发现萧军喜爱京剧，正好慕会拉京胡，就以操京胡伴箫军清唱与箫交上了朋友。萧军毫无城府，「不出几天就对慕丰韵无话不谈」，慕丰韵将所了解到的萧军的思想动态向陈龙和社会部领导汇报后，最终才解除了对萧军政治上的怀疑。 1941年7月，毛泽东会见了萧军，与他进行了颇为友好的交谈，萧军当然不知道，在此之前社会部已对他进行了这么细致的侦察活动和甄别工作。

萧军是延安的知名人士，得到中央的特别关照，由中社部直接经手对萧军的甄别工作也进行得比帆利，但对于那些已有工作单位的其它「嫌疑分子」，这项工作的开展就并非一帆风顺。

延安各机关、学校对于中社部提出重新审查嫌疑分子的决定，反应并不一致，有的予以配合，有的则以各种借口加以推诿，甚至认为，保留嫌疑分子没什么不好，「清不清没什么必要」。 在陈龙、汪金祥的努力下，决定以中社部的名义再发一个文件。1941年8月2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嫌疑分子的指示〉第二号，文件分析了各单位清理工作开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一、把组织中个别未查清或未解决的个别问题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二、把通常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三、把各种不良现象或倾向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四、把一般不满言论和牢骚与有意制造破坏混淆起来；五、甚至还有把出于正义感的某些批评与恶意的政治污蔑混淆起来」。「总之，……是把现象当本质，把可能当作事实，把推测附会当作具体事实，不分内外，不分性质，自造了一批所谓的嫌疑分子……」。

从中央社会部1941年4月和8月两份文件的提出，可以形成以下几点看法：

―、中社部确有一批政策水平和文化素质皆高的干部，他们因广泛接触各方面情况，视野较为开阔，有的干部对过左的审干方法持有异议。例如，陈龙曾力主排除对萧军的怀疑。在党内形势比较正常的气候下，这些干部会从自己的业务工作的角度出发，向上级机关提出不同意见。

二、中社部负责人康生在一般情况下无法兴风作浪。在较为正常的大气候下，康生也会接受下属的建议，提出慎重处理不同性质矛盾一类的意见，尽管他抱有私心，一心想突出自己，并把下属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三、1941年4月、8月的两份中社部文件也存在不足。例如在第一份文件中说，「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既然是主观附会、传说自造，就不能再视为是「反革命嫌疑分子」。文件中某些用语措词方面的模糊，在实际贯彻中不可避免将向过左的方面倾斜，从而影响纠偏的进行。

与以后的历次审干运动相比，1940年的审干是属于比较温和、比较稳妥的，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审干方法上没有渗人强制的因素。社会部虽然全面渗人审干，但社会部并不直接主持审干，社会部在这一时期甚至还起着某种中和的作用。正是在社会部的主导下，1941年春夏开始进行对嫌疑分子的甄别工作，解脱了一批干部。1940年的审干基本依据「审查干部的材料，主要的依据本人的报告」的原则。没有动用「逼供信」、「车轮战」等手段；在组织部门与被审查干部的关系上，也没有事先假定被审查对象是「特务」的框框；在与被审查对象谈话时，审干人员的态度也较和气，一般并不采用「法官问案式」的谈话方式。这个时候还强调，对新同志的谈话要注意「客气些」，让他们自由地随便地去谈」，「务使被召来谈的人不感枯燥而乐于畅谈」。

1940年审干未酿成严重事件的更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党内政治生活还较为正常，主持审干的中组部部长陈云以及负责延安文宣工作的中央书记张闻天等人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持有比较慎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陈云、张闻天持有相当开明的观点，陈云提出中共不仅要「广招天下士」，还要「诚纳四海人」，主张信任和提拔青年知识分子。陈云并参与起草或代中央起草了几份关于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张闻天也强调中共应尊重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特点。陈云认为，审干是必要的，但务必慎重。他们的看法与毛泽东的意见并不一致，而在1940年毛毕竟还不能在延安完全决定一切。在他们的影响下，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1940年审干没有采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也没有事先划定框框，规定一定要排出多少百分比的「叛徒」、「特务」。尽管1940年的审干已经包含某些过左的因素，但是在对干部历史问题的估计上，多少还是考虑到「干部是生长在中国错综复杂社会」这层因素，因此在对干部作出政治结论和鉴定时，一般还比较客观。

以丁玲为例，丁玲1933至1936年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在她赴延安后，成为套在她头上的一道紧箍咒，「自首分子」的帽子若隐若现，长期在她的头上浮动。1938年上半年，康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公开在党校大会上宣布，丁玲「不是我们的同志」，党校不接受丁玲前来学习， 致使丁玲长期蒙受严重的政治压力。1940年审干中对丁玲这段历史正式作出结论，明确宣布，丁玲应被视为忠诚的共产党员。

再以王实味为例，王实味在赴延安前曾与托派有联系，在1940年审干中，王实味主动向中组部谈出这个问题，事后王实味仍在马列学院工作，他的中共党员的党籍也继续保留。

以后随着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1940年审干对丁玲、王实味的结论分别在1957年和1942年全被推翻，不再做数了。

1940年延安的审干在1941年上半年基本结东，然而时隔一年半，从1943年初起，一场比1940年审干规模不知要大多少倍的新一轮审干又平地掀起，由于这一次审干的规模和范围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审干，使其有了「审干运动」的名称。

既然1940年审干已经结东，1940年后也没有大量新人进入延安，为何还要兴师动众进行又一轮审干呢？其根本原因是进入1942年后，党内的大气候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兼之中共在长期的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已经形成某种习惯性的思维，这就是国民党特务无孔不入，任何审干都不可能彻底，总会有漏网之鱼潜伏下来，即使搞了审干，也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进行审干，对自己的内部进行经常的、无情的洗刷，而共产党就是在与外部和内部敌人的不断斗争中壮大起来的。上述习惯思维早已成为党的性格中的一部分，如果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它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但是，一旦党内环境发生巨变，极左的敌情估计马上就会占据上风，将原先比较稳妥的审干政策冲得一干二净。1942年整风之初，延安知识分子批评时政一时蔚为风潮，引致毛泽东的极度警惕，其结果是重新祭起审干肃反的宝器。社会部在1941年4月、8月制定的文件，被康生白己废弃一边，重演一遍文件中所列举的各种极左的错误，且比1940年更加变本加利。曾经在1941年春夏被解除嫌疑的人又被翻了烧饼，问题更是连升几级，从「特嫌」上升为「特务分子」，其中多数人在1943年4月被秘密逮捕。究其原因，系党内恶化的大气候所致，大气候之形成，其主导者为毛泽东，尽管康生在其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 「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

整风运动与审干运动、抢救运动的关系是研究延安整风历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 是康生的名言，此话究竟是康生对毛泽东整风部署的蓄意篡改，抑或是他对毛泽东整风意图的正确理解和阐释？换言之，整风运动发展到审干和抢救（反奸、肃反）阶段，是康生一个人的「错误」指导所致，抑或是毛泽东、康生共同规划、共同领导的结果？

1980年代以来，大陆史学界（包括党史学界）对抢救运动与整风运动之关系有过短时间的探讨，占支配性的意见认为，整风审干是毛泽东正确、英明的决策，抢救运动则是整风运动后期出现的一个插曲，是由康生为破坏整风、蓄意背离毛泽东的部署而擅自发动，且一经出现，很快就被毛泽东所制止，是故，抢救与整风审干无关，抢救运动不能纳入整风的过程，延安整风运动与抢救运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对上述看法作出最具权威性表达的是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1942年中央政治研究室成员）。1991年12月10日，邓力群在接受《党的文献》编辑采访时说，抢救运动只「搞了十来天」，以后很快进行「甄别」，「没有一个同志受到冤屈」，「全都做了符合实际的结论」，「实现了同志间没有芥蒂的真诚团结」。 显而易见，按照邓力群的上述思路，仅仅搞了十来天的抢救运动非但不能归人延安整风运动之中，甚至连提一下的必要也没有，即使要涉及这个问题，也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多从其积极效果方面看眼，因为「没有抢救运动，恐怕就没有九条方针」（指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提出的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

笔者认为，将抢救运动强行从整风运动中分离开来的观点严重违背了历史事实。邓力群的看法值得商榷，抢救运动并非仅进行「十来天」，所打击的对象更不是「全部都做了符合实际的结论」。至于整风、审干、抢救对党内团结的影响，则是见仁见智，这里暂不作讨论，可是用「坏事变好事」的眼光来评价抢救运动则是很不恰当的。因为，我们绝不能因为有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就肯定法西斯运动，同样，我们也绝不能因为中国在八十年代进行改革开放，就肯定「文化大革命」。

整风运动与审干、抢救运动的关系本来并不特别复杂。某些人之所以有意回避、曲解这段历史事实，纯粹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简言之，他们是为了维护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的形象，而有意将毛泽东等与康生截开，让康生一人扮演魔鬼的角色，由他承担所有的历史责任。

「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是康生对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整风――审干――抢救三运动之有机联系性的准确、客观的体会与描述，毛泽东开动的整风机器就是依照其内在逻辑，沿着整风――审干――抢救的轨迹依次快速递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处于决策的主导地位。

毛泽东作为延安整风的总策划人，他发动整风的目的和为推行其意图施展的基本策略本身就蕴含整风运动逐步升级的内部动因。

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彻底肃清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打击和争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进而确立毛个人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原本就孕育着可能导致中共分裂的巨大风险，为了避免整风可能带来的这种危险，使即将发生的党内结构的重大改组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毛泽东始终小心翼翼，稳扎稳打，绝不轻易冒进。谨慎地施用说教（文的一手）和镇制（武的一手）两种手段，成为毛的基本策略。

文武两手的交替使用并非始于1942年，早在1941年9月，毛泽东决定和王明正式挂牌之际，毛就将此种策略用于中共党内的高级政治生活。一方面，毛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挑起争论，以「反主观主义」为名，诱使王明集团四分五裂；另一方面，毛又频频向王明显示自己一手控制的中央警卫团的力量， 给王明施加压力。1942年后，康生更加强了对王明、博古的监控，将国际派与中共其它重要干部和驻延安的苏联代表的联系基本切断。

对于1942年2月揭幕的大规模的全党整风，毛泽东在一个短时期内（从2月至3月）主要施用「文」的一手（动员学习整风文件，反省思想），但随看3月末开始反击王实味，「武」的一手在整风中所占的比重急剧增加。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经由康生、彭真、李富春等的协助，文武两手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和促进，已经完全渗入整风的过程，并且一直持续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

文武两手在整风运动中所占的比重是灵活而富于弹性的。变化的时机、节奏不仅依据于毛泽东的意志和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而且还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分清「一条心」和「两条心」，使「文」的一手退隐于「武」的一手之后，从1942年12月至1943年底是整风镇制的一面大显身手的时期。

毛泽东、康生、刘少奇（1942年底抵延安）、彭真根据整风运动进行中所发生的新的变化，因势利导。先是铺开坦白、审干运动，继审干运动之后，又在延安和各根据地领导了为时近一年的抢救运动（部分单位和地区的抢救及其扫尾工作一直持续到1945年）。但是在遭到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和党的核心层内多数成员的消极反对后，毛泽东又审时度势，决定终止抢救，引导整风运动转入「文」的方面――学习中共两条路线斗争历史。文武两手的交替使用，终于使毛泽东的既定目标完全实现。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决议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至此，针对党内的文武两手遂被搁置，中共的全部力量集中于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上。

在毛泽东运用文武两手重建中共的过程中，毛与康生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和互相依赖，康生以自己的忠诚和「创造性」的工作全力辅助毛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毛则予以康生特殊的信任，提升和扩大康生在中共党内的影响。毛、康的亲密合作不仅源于彼此充分看重对方，还在于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完全一致，毛对康生的赏识和信任程度远超于当时其它与毛关系接近的中共领导人。因此，在康生遵循毛的意志具体领导整风、审干、抢救的所有重大战役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都积极支持康生，为康生开展工作创造有利的环境：

一、1942年春，毛泽东舍弃较孚众望的任弼时，委派康生出任自己的副手――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全面主持整风的日常工作。在毛的支持下，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全力负责延安各重要单位的审干业务，使康生机关的力量急剧膨胀，其特派人员渗透于延安中央各机关、学校和边区一切重要单位。

二、毛泽东在对待王实味问题的看法上也与康生完全合拍，毛对康生处理王实味的措施给予全面肯定。1942年夏秋开始的审干、反奸试点工作得到毛的充分支持和高度重视。

三、1943年4月3日，中宣部颁布第二个「四三决定」，有充分证据说明此决定是由毛泽东参与制定的。该决定强调整风――审干――肃反的必然联系性，全面反映了毛泽东的肃反观――对于奸细、特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运动初期必须打击自由主义的右倾思想，大胆怀疑以造成普遍震动；运动后期，则适当纠偏――康生在1943年4月初的行为完全符合毛的肃反观。4月后，康生放手大干，毛泽东听之任之，不作任何干预，使抢救野火四处蔓延。

四、1943年7月后，抢救运动形成高潮，毛有意维护康生，虽然在8月15日颁布审干九条方针，但对落实执行却一反常态，不予强调。结果九条方针颁布后，抢救不仅未停止，反而在更大范围内发展。

五、抢救是在1943年12月下旬毛泽东接到季米特洛夫干预电报后才真正刹车的，尽管中共其它高级领导人对康生都表示了不满，毛仍竭力保护康生，结果康生有恃无恐，即使当毛向被伤害党员道歉后，康生也拒不作任何自我批评。当然，从康生的角度看，他没有理由承认错误，因为毛从未说整风、审干是错误，所以，即使康生拒不为毛承担责任，毛也无可奈何。好在毛、康两人心中都有数，只是未捅破那一层纸而已。

六、1945年后，整风中的抢救一幕成为毛泽东最大的禁区之一，毛严禁任何出版物涉及抢救的历史，即使在康生政治上失意的五十年代前期，亦不准语涉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错误。 1967年2月，毛闻知陈毅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批评四十年代抢救运动时，顿时勃然大怒，不仅将陈毅打人冷宫，还一举废黜了中央政治局。

上述事例只是说明康生所描绘的「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并非康生的个人发明，而是毛泽东、康生共同的思路和整风运动发展的客观过程。所谓客观过程，不仅是指整风、审干、抢救的依次递进性和不可逆性，而且也是当年运动开展情况的真实写照。当时担任中共晋绥分局书记的林枫曾对此有过具体描述，他在其所作的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中指出：晋绥整风三个时期各有其特点：第一个时期主要是整学风，性质是党内斗争，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第二个时期是反特斗争，这个时期是从党内斗争转到党外斗争。第三时期又开始整风（指「路线学习」――笔者注），成为党内党外两种斗争的汇合。 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泽东施用文武两手彻底改造中共的工程中，除了康生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外，其它领导人也或多或少起了他们的独特作用。将整风、审干和抢救割裂开来，将全部历史责任推在康生一人身上，都是背离历史真实的虚构。

四 毛泽东的「肃反」情结：

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从江西时期到延安时期，和毛泽东直接有关的中共几次内部整肃斗争：「肃AB团」、「肃托洛茨基派」（「肃托」）和「抢救运动」，都是以「肃清国民党渗透奸细」、「肃清反革命」和「肃清汉奸托匪」等名目进行的，然而每到运动后期，党的上层都发现，兴师动众开展斗争所取得的实际结果与原有的估计大相迳庭：所发现和已被镇压的「敌人」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同志，于是再来进行一番甄别和抚恤工作（但为了维持领导者的「英明」形象，照例保留一批「问题人物」不予解脱）。可是隔不多久，新一轮肃反斗争又在酝酿中，……在毛泽东主政的年代，这已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导致残酷的肃反斗争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一是毛泽东对党内敌情的过份估计，极左的肃反观已形成固定的思考模式；二是毛出于其个人的目的而对「肃反」的误导。

毛泽东的极左的肃反观是中共对国民党屠杀中共政策的激烈反应，以及他个人对国民党特务活动超常估计的产物。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中共和毛习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对诸如国民党向共产党区域派遣破坏特务，国民党利用「自首政策」胁迫中共人员充当特务等问题上，毛看得尤其严重。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间，任何人都未超过毛泽东。且不论王明等人从未执掌过军队和肃反机关，即使作为中共情报肃反机关创始人的周恩来，在对待「敌情」的估计上，也从未像毛泽东那样持如此极端的态度。由于对「敌情」的极端警惕和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审查和防范措施，在江西和陕甘宁边区，中共确实挫败了多起国民党针对中共的破坏活动。但是。从总的情况分析，国民党对中共组织所造成的破坏，基本限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在中共区域，由于中共组织的高度严密化及对社会的全面和彻底的控制，国民党的渗透几乎不可能，国民党特务活动对中共的危害远小于中共肃反所造成的自相残害的严重程度。

另一方面，利用「肃反」为其政治目标服务，又一直是毛泽东功利主义政治谋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谋取个人对中共武装的控制、进而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的长期斗争中，具有极强自信的毛泽东对来自党内的任何异见都予以强烈的排斥，尤其对向他个人权力挑战的举措更是怀有高度的警觉。为了打击党内异己，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毛在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内，善于巧妙利用来自莫斯科的口号和条文，「拉大旗作虎皮」，或自创罪名，将反对派和潜在的反对分子，指为「反革命」。在镇压「AB团」的过程中，毛发明了「扯起红旗造反」的概念，用来打击党内那些敢于向其权威发起挑战的人。抗战时期，他又放任康生制造「红旗党」冤案，把一大批共产党员打成执行国民党「红旗政策」的「特务」。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更是创造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概念，把大批被诬为「叛徒」、「特务」的老党员、老干部投人监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尽管毛泽东肃反手法多变，与一味屠杀党内同志的斯大林有明显区别，但两人在利用肃反消灭政敌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毛泽东运用肃反手段打击党内不同意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中共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毛泽东个人地位之强弱成了决定毛肃反态度变化的基本因素，表现在肃反手段上也有显着的差别。在毛尚未掌握全党领导权之前，其肃反手段更直接且更具残酷性；在毛实际已控制中共后，为维护自己作为全党领袖的贤明和公正的形象，他对运用肃反手段处理党内不同意见则稍存谨慎之心，一般多喜施一纵一收之术，以威慑为主，以镇压为辅，且擅长幕后操纵。但在其个人地位完全巩固后，毛的暴戾之态复又重现，对使用肃反威慑手段解决党内问题的兴趣愈来愈浓。

一、苏维埃运动早期（1930―1931）。

这个时期江西中共根据地处于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毛泽东个人在全党的地位不仅还未确立，甚至在根据地内部，毛的领导地位仍然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反对。偏于山沟一隅，远离上海中央给毛泽东提供了行动上的充分自主性，为了实现其个人对江西红军的全面控制，毛将「野性一面」（「虎气」）充分发挥，「山大王」的气质不加丝毫约东。结果，由毛泽东直接参与，在赣南造成数千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共产党员无辜被杀的人间惨剧。

二、延安前期（1937―1941）。

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使中共所处的环境大大改善，在中共内部，毛泽东也取得了优势地位，并正积极谋取对中共党领导权的全面控制，但正是在这个时刻，莫斯科对中共的影响力也得到恢复。在新的形势下，迫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毛开始收敛个性中的「野性的一面」，而有意显示作为全党领袖的气度，对中共核心层的不同意见，一般多用迂回、曲折的方式予以分化、消解。在党内斗争中，主要诉诸政治策略的运用，而较少显示暴力震慑。但是，国共长期兵戎相见造成的警觉意识以及对党内外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防范并未有丝毫减退。尽管毛不再、也不能将肃反手段直接用之于党内上层的政治纷争，也没有再重演「肃AB团」那样大规模的镇压事件，但对于党内中下层的假想敌却继续沿用肃反手段，这主要表现在1937年后，放任康生及其保卫机关在延安及各根据地推行「肃托」的镇压政策。历时数年的「肃托」，其残酷性和血腥性并不亚于1930―1931年的「肃AB团」，只是规模较小，且极端隐蔽。

三、整风时期（1942一1945）

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的加强和巩固，毛故态重萌，再一次祭起肃反的宝器。面对党内知识分于大规模的不满，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蔓延，毛迅速决定，将「肃托」、「反特」、「肃奸」正式纳入整风轨道，以便使全党在自己的新权威下彻底就范。毛泽东有意放虎出笼，支持和放纵康生将原处于秘密状态下针对少数重点对象的肃反手段公开施之于党内，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当然，此时的毛泽东已身为中共领袖，他十分清楚，在延安的干部和党员中，根本不可能有大批「托派」、「国特」和「日特」，因此毛执意在党内开展肃反的最终目的，主要还是在全体党员的心目中植下对自己的崇拜和敬畏，所以毛声明，在审干肃反中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于是，从形式上看，1942―1945年的整风审干运动远没有「肃AB团」事件那么残酷。

在长期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中共肃反政策，由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思维定式，加之毛泽东出于其个人目的，滥用权力，对肃反有意误导，久而久之，致使中共领导人和广大高、中级干部培养成一种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的习惯：阶级敌人既可以是「国民党特务」、「暗害分子」，更可以是党内任何有异于当道意见的分子。正是由于有了如此深厚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每发动一次肃反运动，中共组织和广大党员都闻风而动，积极予以响应，不管有无确凿证据，先挖出一批反革命，运动后期再说。至于这种运动的方式对中共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伤害，则是从不予以考虑的。作为极左的肃反政策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在运用这一套手法对付他的假想敌人时确已达到得心应手、出神人化的地步。虽然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毛的操作形式有所不同，但极左的肃反观却是一脉相承，其基本精神并没有任何重大改变。只是毛泽东的角色变幻莫测，忽跃至台前，忽退隐幕后，致使人不易看清毛的真实意图和毛在历次肃反运动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五 毛泽东、中央总学委和中央社会部的关系

自整风运动展开后，中共中央的组织形态也随之出现若干新变化，尽管在与各战略根据地和与重庆南方局的联络来往方面，毛泽东继续以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但在延安，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大部分权限已被中央总学委所取代。中共中央大多数部委的职权范围也大大缩小，仅限于维持一般业务工作的水平。在毛泽东的精心策划下，中央总学委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的中共最高决策和权力机关，尽管毛在1942年已完全控制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但他还是感到这两个机构有些碍手碍脚，毛要创设一个完全听命于他个人，由他一人支配的组织。然而中央总学委并非是一个固定的实体，它只是毛泽东为掩饰其在党内实行一人统治而设置的临时机构，在整风运动期间，它时而出现，时而又消失的无影无踪――中央总学委的存在及其退隐全凭毛的个人意志决定。1942年是中央总学委大显神威的时期，在它的核心层仅有毛泽东和康生两人，而康生则完全听命服从于毛。中央总学委的关键部分是由毛、康直接领导的各系统分学习委员会，各系统分学委作为贯彻毛泽东意图的得力工具，在整风初期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在各分学委唱主角的同时，长期被宠罩着一层神秘面纱的中央社会部，也从过去所处的幕后一步跃入到前台。

中央社会部「出山」的直接和表面的原因是，各分学委的审干工作超负荷运转已难以为继，急待社会部支持。整风转入审干阶段后，中直系统、军直系统等分学委的工作量急剧增加，各基层单位汇报上来的有关「重点人群」的反省笔记、「小广播表」和个人历史自传以及其它交代和审查材料堆积如山，大量的文字材料需要整理、汇编和核实；各系统的分学委还承担了与被怀疑对象个别谈话、对某些人实行侦讯、布置监控等繁重任务。对于这类具有「特工」性质的工作，经历过江西时期肃反斗争的各分学委的领导，虽然并不陌生，操作起来，一般也得心应手；但是，今天的形势早已不同于江西时期，某些特殊的调查已非各分学委独立所能完成：首先，被审查对象面广量大，互相交叉，几乎覆盖延安各机关、学校，没有社会部的协调，调查几乎不可能进行；其次，审查要求也有所提高，某些审查项目已带有特殊的专业色彩，例如通过电台异地调查、邮检等，使许多分学委的领导同志深感有社会部配合的必要，甚至如何提高审讯工作的效率，也急需专门机关的指导；第三，运动的发展和深化令人目不暇接；一些参加各分学委、原先负责审查别人的干部不久自己就成了被怀疑对象，并被关押和「控制」起来。上述情况使得各分学委普遍感到人手紧张，纷纷向中央总学委告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共情报肃反的专门机构――中央社会部，被毛泽东、康生引入到领导审干的中心位置。于是，从表面上看，在延安主持整风审干的机关仍然是各分学委，但内里却是中央社会部在掌握、控制和操办一切。

中央社会部在毛泽东的部署下，迅速介人正在展开的审干运动，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由康生领导的社会部绝对服从和效忠于毛，是毛完全可以支配的力量。

中央社会部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该局由原上海中共中央特科部分成员和中央苏区原红军干部组成，邓发长期担任局长一职，其副手是与周恩来有较深历史渊源的原上海特科重要干部李克农、潘汉年和李一氓。 在1932至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对国家政治保卫局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在周恩来、博古、张闻天有意识的安排下，一些与毛泽东关系密切、曾参与「肃AB团」的干部，如曾山、陈正人、古柏等，被安置在地方党政部门或军队工作，因此从1932年起，毛泽东对中共肃反机关已不再具有影响力。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江西时期，周恩来还直接主管中共的机要情报部门。邓颖超具体承办中共最核心机密――与莫斯科的秘密电讯联络工作。由于处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共的机要情报、肃反、反间谍工作常常是互相交叉重迭――在长征之前，还有一个大概的分工，即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处，中央军委秘书处负责党和军队系统的机要联络，国家政治保卫局主管肃反和情报收集工作。但是在长征前夕，为了军事行动的需要，中共所有的机要情报系统就已全部集中于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秘书处事实上已停止活动，只保留个别工作人员。邓颖超作为中央秘书长，和刘英（以后成为张闻天夫人）一直随博古、李德、周恩来率领的首脑部门转移，主要承办会议记录一类的文书工作，而未和其它妇女干部被安置在「干部休养连」。

毛泽东对周恩来一手掌管机要、情报、肃反部门极为不满，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就开始采取行动，逐步蚕食周恩来的领地。1935年6月后，毛泽东亲自派自己的秘书王首道接管中央军委机要科，不久又派王首道接替原由邓发负责的政治保卫局领导一职。尽管1935年末召开的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恢复中央秘书处和中央各部委，并任命原保卫局干部张文彬为秘书处长，但不久张文彬即被调做统战工作，实权仍控制在副秘书处长王首道手中。

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情报肃反部门职责分工的关系开始逐渐理顺。在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基础上，先建立方面军保卫局，继而改称西北政府保卫局，由周兴担任局长，受王首道节制。中央军委机要科则一分为三，分别组成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方面军保卫局（西北政府保卫局）机要科。中央秘书处机要科负责党务机要电讯；中央军委机要科负责红军军事机要电讯；保卫局机要科负责情报系统电讯和秘密电台的管理。从形式上看，中共已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机要情报系统，然而实际上，所有机要情报大权已完全集中于毛泽东一人之手。因为，这三个系统全归王首道领导，而王首道则对毛绝对服从，深获毛的信任。为了彻底控制中共的机要情报机构，毛还将自己的老部下曾三调入中央秘书处机要科，配合王首道开展工作。与此同时，邓颖超因病远赴北平治疗，完全离开了机要情报系统。

由王首道统掌中共机要、情报、肃反系统的局面在1937年11月康生返回延安后发生变化。毛泽东经过细心考察，对康生的忠诚、情报专业经验和工作能力作出了肯定的判断，遂在1938年9月以后。任命康生担任新成立的中央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中社部正式成立于1939年2月，但在这之前，实际上已经运作）。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将中共情报、机要、肃反所有大权完全交给康生，康生仅负责肃反和反间谍业务，同时兼管一部分情报业务（1939年情报部成立半年后，毛即宣布撤消情报部），党务机要、国际通讯等情报业务仍由毛的老部下王首道和王观澜掌管。

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进而成为中共情报保卫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并在党内占据更重要的地位，1938年后，康生在全力支持毛泽东对付王明等国际派的同时，竭尽全力加强中央社会部的内部建设，将社会部办成了一个机构齐全、集中大批专业人员、情报网密布全国的中共第一大部。

在康生的主持下，社会部依照苏联格伯乌的结构加强了组织建制，使社会部成了门类齐全的情报反间谍机构。社会部下辖有五个局：一局主管组织、人事；二局主管情报；三局主管反间谍；四局主管情报分析；五局主管特工训练。社会部还有两个直属部门：保卫部和执行部。为了培养派往国统区的特工人员和根据地内的情报、肃反干部，社会部还办有西北公学。

在社会部系统，一批经验丰富的老情报专家：李强（真名叫曾培洪，原中央特科成员，1938年初从苏联回到延安后被任命为军工局和军委三局副局长，是老资格的电讯专家，其工作与中社部有交叉）、许建国、曾希圣、邹大鹏、冯铉、李士英、罗青长、黄赤波、杨奇清等分别担任了各局室领导职务，少数具有外语、电讯业务知识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例如符浩等也被吸收到各局工作，社会部可以称得上是延安专业人才最集中的单位。

在康生的领导下，社会部在延安广布情报侦察网，触角伸及四面八方。在延安重要的党、政部门和教育系统，都有社会部的特派员和秘密网点，在特派员之下，另有受特派员领导的「网员」，专门从事情报搜集和侦察工作。受社会部直接领导和管理的秘密情报员，一般都具有公开活动的合法身分，他们或是各单位的负责人，或是学校在读的学生。社会部还建立起对延安社会情况的全面监控，在邮局、旅店、饭庄、交通车队、供销合作社等单位都派有专门人员从事情报收集工作。延安著名的「西北旅社」即为社会部所办，社会部干部汪金祥、曲日新都曾担任过「西北旅社」的经理。社会部对前来参观访问的外来人员的监控更是极端重视，主持接待来访人员的专门机构――延安交际处，名义上属边区政府的编制，但边区政府对交际处并无支配力，因为交际处实际是社会部的下属部门。

在毛泽东的首肯下，社会部也将它的工作网络扩伸到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在延安时期，这两个机构是融为一体的），与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皆属于格伯乌的情况相类似，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社会部成员，不仅叶子龙参加社会部工作，甚至毛的妻子江青在组织关系上也隶属社会部。 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毛对康生领导的社会部在政治上是完全信任的。

毛泽东对在康生领导下的社会部所发生的变化深表满意，康生的凌厉的工作作风和对毛的绝对效忠，给毛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进一步削弱周恩来在中共情报和肃反系统中的影响，在情报和肃反部门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同时也为了彻底弄清机要情报系统干部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的思想表现，毛决定对康生进一步放权。

1942年4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成立机要局的通知」，宣布将原先三足鼎立的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合并为统一的中央机要局，由康生兼任局长。 康生终方全实现了梦寐已求的对中共机要情报系统的控制权，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共情报和肃反系统的首脑，同时成为中共核心层中仅次于毛泽东的最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

1942年康生的职务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中央党和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

中央社会部部长；

中央情报部部长；（1941年10月成立）

中央机要局局长。（1942年4月4日成立）

康生在获得中央机要局局长一职后，为了报答毛泽东的信任，在原中央秘书处机要科和军委机要科厉行清洗，将一批资深的机要干部清除出机要系统，使原先三个机要科的二百个工作人员，在机构合并后只剩下九十九人。 在人数减少一半，工作量急剧增加的1943年，中央机要局的干部（1942年4月18日又易名为中央机要科）超负荷运转，然而这一年却被誉为是「大转变的一年」，并获得毛的高度称赞。

康生身兼数职，直接掌管中共的机要、情报、肃反、反间谍事务，但中央社会部却仍是所有秘密机关的真正核心部门。由于社会部的干部技能全面，经验丰富，很快就取代了合并单位原先的干部，成为各主要科室的骨干。康生并布置社会部干部从事整风审干的新任务。于是，康生机关的势力在1942年后迅速膨胀，其工作性质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毛泽东的支持和关心下，正当中共中央各部委纷纷萎缩时，中央社会部却成了唯一获得大发展的部门，成为毛泽东领导整风审干运动所依靠的核心组织。

中央杜会都插手整风审干运动一般通过下列方式：

一、社会部隐身于总学委和各系统分学委之中，以总学委和各系统分学委的名义开展活动。康生身兼中社部部长和总学委副主任两职，为社会部的渗透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更多的情况下，总学委与社会部的关系就如同两块牌子，一个机关那样，几乎很难看出两者的区别。只是在公告有关整风全面部署时，才动用中央总学委的名义。

二、社会部与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分学委等重要部门密切合作，派员直接指导有关单位的审干。康生与中组部部长陈云均是1931年5月顾顺章事件后改组成立的中央特科负责人，1935至1937年，两人又在莫斯科长期共事，1937年11月同机返回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陈云与康生同属毛泽东所倚重的少数几个中共领导人之列。中央组织部作为党的干部管理和审查的专门机构与中央社会部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中组部负责为社会部选送干部；社会部在侦讯、调查重点怀疑对象时，往往也需要中组部提供有关背景材料；两部门关系一向十分紧密。彭真虽与康生无历史渊源，但从整风之初，两人关系就十分密切。中社部直接派人深入到中央党校各部配合审干，而中央党校「挖出」的重点「反革命」，也大多移送社会部关押。中社部还具体指导关押边区系统嫌疑干部的西北行政学院的审干业务。

中央社会部虽然广泛深人地卷入党内斗争，但是并没有越出毛泽东的控制范围。因为早在1940年，社会部派驻各单位的特派员制度就被取消，而代之以新成立的保卫委员会，由各单位的党组织和社会部共同负责考察嫌疑分子的工作。此举改变了社会部原先模仿苏联格伯乌搞的垂直型的情报和侦察制度。整风运动展开后，毛在扩大康生权限的同时，为了防止康生权力的过份发展，从而威胁自己的地位。还采取了一些特殊的防范措施。

首先，毛泽东不允许康生插手他本人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来往的电讯联系系统，而是指定任弼时具体负责此事。王观澜、吴德峰（吴崇宝）、帅孟奇领导的「中央农委」（农村工作部）受毛和任弼时的直接须导。中共其它任何领导人不得过问毛和莫斯科的来往秘电。康生和社会部只是负责绝密电讯系统的外部保卫工作，及对该系统人员的政治审查。尽管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属于社会部系统，但师哲作为任弼时的秘书和毛泽东与斯大林来往文电的译员，与康生仅维持一般的工作关系，而绝不向康生透露有关毛和斯大林来往密电的内容。康生则因师哲所处的特殊地位，不断向其示好。

第二，毛泽东在社会部内安排非康系人物作康生的副手，以牵制康生。周恩来由于历史因素，对中共的情报工作，长期承担重要的领导责任。1938年后，周对情报工作的领导权虽被毛部分转移到康生的手中，但是，因周恩来在毛与王明的斗争中迅速转变立场，加之周的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和从事统战工作的便利条件，毛泽东仍让周恩来分管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情报及对英、美的国际情报的工作。同时，在社会部内，继续保留大批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的情报干部。周恩来的两个老部下：李克农和潘汉年，经毛的同意，也一直担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职务。1941年3月，李克农自重庆返回延安，毛一方面用康生圈住李克农，压抑李在政治上的发展，不让李克农参与自己与王明等争斗的上层核心机密；但在另一方面，又将李克农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情报专家使用，使李克农成为康生在社会部的第一副手。毛的这种安排，虽说并非有意针对康生，但站在康生的角度，毛让一个周恩来的老部下做自己的副手，也包含对康生某种制约的含意。在康生的社会部系统，毛泽东还另外安插了一些与自己有着较深历史渊源的老部下担负重要工作，例如毛指定曾三长期负责中共的核心机要，即使在中央机要局系统一归由康生领导后，曾三仍然是康生不敢轻视的人物。毛让彼此背景不同，来自各个山头的情报干部在社会部内协同工作，使康生永远难以达到「清一色」。

第三，毛泽东在让康生兼管中央军委情报工作的同时，限制康生在军队的情报和保卫部门发展自己的势力。1942年前后，毛泽东对军方尤其对彭德怀的不满十分强烈，因此毛有意让康生进入毛一向护卫极严的禁脔――军队情报系统，以挫伤彭德怀等军中将领的「傲气」。然而，毛又十分掌握分寸，决不允许中央社会部垂直在八路军中建立组织，而是规定由各大战略根据地的党委和军队领导各自的社会部。中央社会部与各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军中保卫部门的关系，只限于业务指导，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军队和党的特工部门的冲突，同时也避免了康生系统尾大不掉的危险。

第四，毛泽东有意给予边区保安处一定的独立工作权力，让社会部与边区保安处形成某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边区保安处是延安地区公开的治安管理机构，在形式上隶属边区政府领导，但实际上，边区保安处的真正的上级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的前身是1935年成立的方面军保卫局，1936年易名为西北政府保卫局，由毛泽东的老部下，当年「肃AB团」的活跃分子周兴任局长，1937年又改名为边区保安处，成为拱卫中共中央的主要机构之一，仍由周兴负责。中央社会部成立之前，边区保安处代行社会部的职能，组成社会部和情报部的工作人员，基本上也是从边区保安处调出，所以保安处与社会部原本是一母所生的关系。但是，由于隶属关系的交叉性和工作分工的差别，保安处开始受到高岗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工作范围和干部队伍，已不单纯是社会部的下属机构。边区保安处事实上成为仅次于社会部的第二个保卫系统，而康生对边区保安处并不具有绝对的支配力。

综上所述，康生和中央社会部纯粹是毛泽东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当毛需要借助康生打垮政敌、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时，毛就「放虎出山」，授予康生及其机关极大的权力，将社会部的职能扩大为既对外，又对内，使其成为仅服从自己，而凌驾于党的其它部门的太上机关。然而就在社会部最风光的1942至1943年，毛也留有一手，他要使康生明白，毛永远是他的主人。

六 在「试验曰」里制造出的「张克勤案」

1942年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延安各重要单位的整风领导机构已开始秘密将运动的重心向审干方面倾斜，此时此刻，毛泽东最大的需要不是别的，而是一批从事地下破坏活动的「特务」：为给整风转入审干的必要性提供生动、直观的充足证据，毛需要特务；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极左肃反观出发，毛也相信，延安有大批特务。

1942年6月19日，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就审干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借王实味事件大加发挥，明确指示，要在干部中发现托派、国特和日特三种坏人。毛并暗示审干反特的重点对象是知识分子。毛对审干的策略和方法也作了明确的部署：「要区别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各机关都要冷静观察，此项工作应有计划的布置」。

然而在毛泽东6月19日讲话后，延安审干的「战绩」并不明显，也许是毛的「要区别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的指示发挥了作用，除了破获了中央党校「吴奚如特务案」和「王实味、成全、潘芳、王里、宗铮五人反党集团案」等几个案件外，一时乏善可陈。延安大多数机关和学校都还没有挖出特务的捷报，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10月19日，毛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词中怒斥对敌特破坏麻木不仁的自由主义。11月，毛更有意扩大审查范围，指示不仅要查清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心」，还要查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半条心」。康生对于毛泽东这种焦灼和愤怒的情绪心领神会，他在经过「冷静观察」和「有计划的布置」后，迅速向毛泽东奉献上一个特务标本――张克勤案。

「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是康生精心培育的一株「奇葩」，1942年9月后，康生在挖出「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后，即在其直辖领地社会部情报学校――西北公学，开辟了一块审干试验田。

设在延安枣园后沟的西北公学其前身为社会部主办的保卫干部训练班，经常有学生三百多人，1943年在校学生有五百馀人，由社会部副部长兼情报部副部长李克农任校长，社会部第一局局长李逸民任副校长。该校的重要领导成员还有汪东兴（中社部第二室主任）、毛诚（女，延安时代曾任中社部秘书长）和吴德（1942年被调入西北公学，负有监视李逸民的秘密使命）。 在康生的主持下，1942年夏秋之际，西北公学日常的情报训练业务活动已经停止，成为秘密审干的试点单位。

张克勤原名樊大畏，原在陕北公学学习，后作为情报侦察干部的候选人员被调入西北公学接受训练。从张克勤各方面的情况看，他被康生看中选为特务标本，实属「理所当然」，因为张克勤太符合一个「特务」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他简直就是康生臆想中的特务世界的一个标准的特务：

在这里，我们暂且站在康生的角度，为张克勤整理出一份政治和历史履历表：

姓名：张克勤

性别：男

年龄：十九岁

政治身分：中共党员

家庭成份：自由职业者

本人成份：学生

何时参加革命工作？何时入党？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因被国民党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共代表林伯渠介绍调回延安。

主要社会关系及政治面貌：父樊执―，1939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妻朱方兰，1939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党。

党组织对张克勤近期表现的考察：

一、1942年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重庆李炬寄给张克勤的一份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据张克勤称，李炬可能是和他妻子鬼混过的特务。

二、西安三青团的报纸曾经刊登过一批共产党自首人员的名单，为首的便是张克勤。

三、延安鲁艺转来一份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

这份人事材料对于张克勤实在是太不利了，纵使张克勤满身是嘴，他也澄清不了履历表中所反映的大量疑点，因为按照康生的逻辑：

一、张克勤年仅十九岁，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特务最容易从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

二、张克勤来自国统区，国统区的中共组织早已被国民党特务渗透，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延安也一直采取派遣特务打进来的策略。

三、张克勤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复杂，父、妻皆是叛党特务，张克勤必然受到反动家庭的思想影响，甚至极有可能已经叛党。

四、重庆方面与张克勤迄今仍有通讯联系，寄信人就是特务。

五、西安三青团报纸已刊出张克勤自首的消息，虽然同名同姓的人不少，但难保不是延安的张克勤。

六、有外单位揭发材料，且不论揭发是否属实，揭发本身就说明问题。为什么别人没被揭发，而只揭发张克勤，且揭发人又是与张一同前来延安的。

有了上述六个方面的推理，张克勤已被假定有罪，下一步就是取得当事人的口供，来证实假定了。

1942年11月间，遵照毛泽东审干要「有计划的布置」的秘密指示，在康生、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西北公学审干领导小组几位领导成员：李逸民、吴德、汪东兴、王涛江、毛诚开始在汪东兴办公的审洞里提审张克勤。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怎样来延安的」？张把自己来延安的详细经过叙述一遍。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来延安干什么」？张陈述自己是由兰州党组织依正常组织手续介绍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就正式切入主题了，审讯者单刀直人对张克勤说，「已有人揭发你在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被这突如其来的提问震住了，但他迅速冷静下来，坚决否认指控，并为自己的清白辩解。

审讯者开始向张克勤迂回进攻，他们将主攻方向转移到张克勤的家庭关系――盘问张的父亲（医师）与其病人的关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审讯者步步深入，坚持要张克勤承认其父与国民党官员有着政治上的特殊联系。

此时，或许是审讯者并未真正掌握张克勤其父叛变的确凿证据，一时拿不出过硬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张克勤并不知道其父在他赴延安后已叛变的消息，因此双方陷入了僵持局面。入夜，一枝腊烛早已点完，李逸民和大多数审讯者主张暂停审讯，集中研究下一步的审讯战术。但是汪东兴却援引他在江西中央苏区搞肃反斗争的经验，坚持应连续突击审讯。于是李逸民、吴德、汪东兴等分成两个小组，对张克勤施行「车轮战」，自己轮班休息。可是，直至「第三天天快亮时，腊烛用完了，但张还未交代」。这时李逸民建议休息一下，给李克农打了一个电话，但未料却遭到李克农的批评。李克农指示，关键时刻已到，应该继续审讯，并派人送来一箱腊烛。这样，审讯一直坚持到第三天凌晨五时，果然张克勤支持不住，表示愿意坦白了。

在三天三夜轮番「轰炸」下，张克勤的精神终于彻底崩溃。一旦缴械投降，马上就进入到与审讯者密切合作的新阶段，换言之，审讯者要什么，张克勤就提供什么，其主动、积极与几天前的顽抗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张克勤身上表现出的积极变化，使中央社会部的领导欣喜异常。在康生、李克农的指示下，李逸民、汪东兴等迅即将张克勤「包装」完毕，第二天就召开西北公学全校师生大会，邀请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参加，让张克勤在大会上现身说法。张克勤似乎也具备某种「表演」才能，在会上，他「痛哭流涕地讲着自己如何参加了甘肃假共产党，又如何受派遣来延安搞特务活动」。当然，张克勤只是一具供人摆布、操纵的玩偶，这场活剧的真正导演是中社部的大人物，因为张克勤活剧已具备了上级领导所需要的一切要素：在他的现身说法中，不仅有白己参加特务组织的内容，还有揭发同伙的内容――张克勤一口气交代了十几个「特务」，当然包括那个最先揭发他是特务、与他一同从兰州来延安的朋友。最后，张克勤交代的最精彩的一笔是，他还谈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张克勤衷心感激党组织对自己的抢救，表示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这样，一个既具特殊性，又有普遍性，兼能体现党之感召力和对自新特务给出路政策的「特务」样板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延安的政治舞台上了。「张克勤特务案」向延安干部和全党敲响了警钟：国民党特务已渗入中共各要害机关，「张克勤」、「李克勤」、「刘克勤」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张克勤案」也给全党一个提示和启发：出身于知识分子，来自于国统区的干部在政治上是最不可靠的，而国统区的中共组织十之八九已被国民党渗入，成了执行国民党「红旗政策」的红皮白心的「红旗党」。

对于康生及其后台，张克勤案的另一重要价值还在于它为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全面推开肃奸、反特运动提供了具体的工作方法和经验。「张克勤案」的被破获充分说明对于被怀疑对象，事先假定有罪，再运用各种手段取得口供，以证实假定，是克敌制胜、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获得口供的过程中，使用诱供、套供、逼供，再辅之以心理感化，任何顽固的堡垒都可以攻克。从破获「张克勤案」中还可以总结出对敌斗争的一条成功经验，这就是办案人员首先必须破除右倾思想，只要肃反干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车轮战，疲劳战），再狡猾的敌人最后也会缴械投降。

如此观之，「张克勤案」对康生及其后台的好处实在太大，一方面，它为打击周恩来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党制造了舆论；另一方面，又为毛泽东的「反右倾麻痹」、「开展反特斗争」的论断提供了生动、直观的证据。攻下张克勤，不仅是反特斗争的一个重大战果，而且通过此案还创造出一整套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工作方法和斗争经验，为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反特斗争提供了可供仿效的样板，同时又可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培养、锻炼党的肃反保卫干部。果然时隔不久，康生宣布河南党是国民党特务领导的「红旗党」，大后方的四川、云南党也被国民党「红旗政策」所破坏，而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已在热火朝天地批斗着各自的「张克勤」、「李克勤」、「刘克勤」……！

七 「抢救」的全面发动与刘少奇进入「反奸」领导核心

对于康生一手炮制的假案――「张克勤特务案」，毛泽东的反应如何？据师哲回忆，毛和其它中共领导人都「传阅」过张克勤的口供。可是，毛的态度究竟怎样，师哲没有明说，他只是说，康生对毛泽东「是多少有些影响的」。

如前所述，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他是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康生所取得的这项最新成果的，正是由于得到毛的鼓励（师哲声称，对于康生的工作，「党中央和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不便轻易开口」）， 进入1943年后，延安的审干规模迅速扩大。

康生充分认识到张克勤案的价值，现在扩大审干已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康生对张克勤案作了如下的解释：

（这个案子）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目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

康生对张克勤案的分析将毛泽东对审干肃奸的指示进一步具体化了。因此，当1943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康生「搜集审查干部的经验」时，一套符合毛意图的审干经验很快就由康生制造了出来。

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整风不仅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毛说，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 3月20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审干工作，他的发言中心意旨有二：第一、康生提出，抗战以来，国民党对中共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第二、康生提议，1943年党的工作，要把审干作为重要的一项，并把延安的审干经验，写成文件通知全国。

康生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审干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举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审干的高度重视和毛对康生的有力支持。因为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性质与以往任何一次会议都不同，这是毛泽东正式登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职位的特殊日子。在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毛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在中央核心层执掌「最后决定权」的绝对权力。 尽管目前尚未披露详尽资料，使我们无从得知毛泽东在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对康生汇报的反应，但是，康生在这天会上受到毛的肯定、鼓励和嘉许则是毫无疑问的。

毛泽东的态度可以从刘少奇对康生报告的反应中略见端倪。刘少奇是从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经长途跋涉，于1942年底抵达延安的。1943年1月1日，刘少奇在延安新落成的中央大礼堂新年团拜会上正式亮相，随即作为中共重要领导人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介绍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通过这些安排，刘少奇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迅速突出。

刘少奇甫抵延安，正值审干日趋激烈的时刻，性格谨慎的刘只是静观事态，而未敢深深卷入。但是到了1943年3月20日，刘少奇放胆了。在这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与毛泽东、任弼时三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刘并成为中央军委唯一的副主席（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的军委副主席职务在1943―1944年不再被提及），刘被毛泽东正式擢升为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就在这一天，刘少奇向华中局陈毅、饶漱石发出〈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问题〉的电报。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也仿效延安，迅速展开审干工作。他指出，「最近延安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今天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

从刘少奇的电报中不难看出：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批准了康生的汇报，审干经验已被中央政治局认可，作为中央一项重要政策被推广于全党。

笔者的上述判断，还可以从1984年披露的一份1943年3月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得到证实。

这份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指示显然不是准备公开发布的，文件中的措词和涉及的党内斗争策略表明，这份文件是给各级领导机关负责干部的一份党内指示。文件明确提出，日寇和国民党已「派遣了大批内奸分子混人我党」，因而必须「有步骤地清除内奸分子」、「向内奸作斗争」。文件批评党内存在着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强调「现在党内斗争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不是过火斗争，故应强调反对前者，不应强调后者」，「因为假若过早地提出防止过火斗争，则势必不能展开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的斗争」，「也有被内奸分子利用此种号召借以掩藏其内奸面目的危险。」

那么是否马上就应在党内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自由主义的斗争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自1942年末以来延安就结合动员填「小广播表」开展过反自由主义的斗争，但眼下的情况与几个月前相比又有新的发展，这次的反自由主义主要针对的是党内负责干部的「右倾温情」思想，目的是挖出更多的「内奸」。因此这份文件提出「反对自由主义偏向，在党内提出普遍号召的时机，亦不宜过早，因为假若过早地提出此种号召，则错误思想的暴露与内奸面目的暴露都将受影响」。于是，这份中央指示一面大谈党内应克服自由主义倾向问题，在另一方面又要求暂不在全党号召反自由主义，「先让自由主义偏向尽量暴露」。 现在，开展反内奸斗争的目标已经完全确定，「引蛇出洞」的计划也已部署完成，下一步就是按程序具体开展反奸斗争了。

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以后，延安的审干形势急剧激化，审干已完全被纳人「反特务」斗争的轨道。而胡公冕此时来延安，恰为运动的升级提供了最合适的借口。

胡公冕，原为中共党员，后投靠国民党，但其思想一向左倾，同情中共，抗战后被胡宗南延聘为高级参谋。1943年4月初，按照事先议定的日程，胡宗南派胡公冕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延安与中共方面谈判。这原本是一项正常的人员来往，但是他的到访却意外地促成了4月1日的延安大逮捕。

康生下令捕人的理由似乎名正言顺，这即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而胡公冕恰在此时来延，为了防止边区内部的「特务」与胡公冕「来往」和「联络」，必须先下手为强。

4月1日夜，在延安共逮捕了多少人？八十年代后期，有关出版物一致声称，约逮捕二百人或二百多人。但是根据师哲提供的数字，4月1日夜逮捕的延安及边区干部超过了四百人，因为就在延安实施大逮捕的同时，边区的其它城镇也同步抓人，绥德专区逮捕了一百人，关中也抓了人（具体数目不详）。

这样，1943年4月1日夜，在延安及边区其它城镇共逮捕四百六十人， 分列如下：

延安（边区系统）：二百六十人

延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一百人

绥德专区：一百人

关中地区：人数不详

这四百六十多人绝大多数是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说的言简意赅：

「有材料还要审问？」「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了弄清问题。」

由于认定嫌疑人员不需任何确凿证据，而仅凭保安机关的主观判断，因而确定被捕人员名单几乎就不费任何周折，完全任由康生个人意志决定了。师哲作为参与逮捕行动的保卫人员，详细地回忆了1943年3月末，康生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情形：

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

1943年4月3日，就在4月1日延安大逮捕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布了旨在进一步扩大审干、反奸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又称第二个〈四三决定〉），这是毛泽东正式就任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双职，获有对中共决策「最后决定权」之后，所发布的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要文件。该决定正式提出整风的目的还在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号召各级党组织「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使坏人得到暴露，同时要求大胆怀疑，放手大干，防止运动冷冷清清。文件也稍带几句，在审干反奸中应「注意稳妥」。此种言辞，颇似毛泽东风格，乍看面面俱到，似乎既反右，又防左，实则重点在前，「稳妥」一词，纯系点缀。4月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 4月22日，毛覆信凯丰，同意编印肃奸教育资料。毛特别强调指出，「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 4月28日，毛泽东又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点谈肃奸问题。

第二个〈四三决定〉的颁布，迅速将延安的反奸斗争引向高潮，实际上成了动员「抢救」的号角，就在这个时刻，刘少奇也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入到领导延安反奸斗争的核心层。

关于刘少奇在延安审干、反奸斗争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扑朔迷离，即使在文革期间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中，对此问题也没有任何涉及。1980年刘少奇被平反，大量回忆文章和研究刘少奇的论着纷纷问世，但是，几乎无一篇文字论及刘少奇与延安审干、反奸斗争的关系。1998年10月经官方批准，《刘少奇传》出版。该书在谈到延安审干「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时，对刘少奇在其间的作用也只有一句话的描述：「当然，他也要负一定的领导责任」， 但并未提供任何具体细节。以致于到今天，人们只知道康生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起了「破坏」作用，对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它领导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活动均不甚了了。

但是，历史的真实却并非如此，在整风运动期间，刘少奇不仅与康生有密切的工作联系，他还是领导延安审干、反奸斗争的主要负责人。据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透露，刘在3月28日与弗氏谈话时，对康生有所不满，并对王明流露出某种同情，但在4月8日后刘的态度突然转变，开始与康生拉关系了。

1943年3月20日中央书记处改组以后，领导延安的反奸斗争就成为中共核心层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刘少奇作为书记处第二号人物，参加了书记处研究部署反奸工作的所有会议。4月5日，书记处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号召延安及边区的「失足分子」向党「自首」。 十天以后，书记处又召开会议，通过了在延安进行清查特务、开展防奸教育的决定。4月24日书记处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在5、6、7三个月，专门进行防奸教育，并宣布重新恢复总学委，日常事务由康生负责。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党内反奸斗争问题，并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任主任。 至此，刘少奇成了延安反奸斗争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隐身其后），原先具体领导反奸工作的康生也成了刘少奇的部属。

在紧接着展开的大规模反奸、「抢救」运动中，康生冲锋在前，在各种场合频频亮相，刘少奇一般却不公开露面。那么刘少奇又在做什么呢？身为延安反奸斗争主要领导人的刘少奇，其实做的是审干和反奸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谋划工作，故而在各种动员、坦白大会上不见他的踪影。

1943年5月16日，刘少奇参加书记处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审查内奸从4月1日起，分三期进行，每期三个月。5月21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前一日季米特洛夫发来的有关解散共产国际的电报（莫斯科预备在5月22日正式公布），会议并讨论了防奸工作，规定了防奸工作的基本原则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

刘少奇在审干、反奸斗争中将其所擅长的理论与政策分析水平大大地发挥了出来。1943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作〈关于审干中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针对干部对审干和反奸斗争的疑虑，对审干和「」清查内奸」的意义作了权威性的阐释。刘少奇指出：审干和反奸斗争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发展，是整风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刘少奇还明确规定了审干的任务是：「清查内奸,争取失足者，训练干部」。

刘少奇作为反奸斗争的指导者，不仅在政策制定方面起重要作用，而且在指挥华中根据地的审干反奸和调配审干干部方面也具有很大的权力。

刘少奇回到延安后不时就开展反奸斗争的策略给华中发出电报。1943年6月29日，刘少奇电示陈毅、饶漱石，告诉他们「大后方的党几乎全部被国民党破坏」，要求彼等针锋相对，「用说服利诱与威胁等办法」，争取被俘将释的「顽方人员」「为我服务，为我作情报」。刘指导道：「采用强迫威逼自首的办法则须选择对象，选择那些在他不肯自首为我作事时，我能长期拘押或秘密枪决的人威逼之，不要对一切人都用威逼办法，可多采用说服利诱办法，或用公布他私人秘密等办法威逼之」。刘少奇认为，「特务斗争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细密的科学，需要详细研究和学习」，「必须使全党一切忠实党员都学会特务斗争」，否则「我们一定失败无疑」。

1943年4月5日，就在那次决定开展动员「失足分子」向党「自首」的书记处会议上，还有另一个与刘少奇有关的重要决定，这就是会议责成由刘少奇负责向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派出整风学习组，以指导、帮助上述区域的整风、审干运动。同年8月9日，书记处会议再次作出决定，由刘少奇选派干部前去华北、华中根据地帮助整风，此时全党范围内的整风已先后进入审干、反奸斗争阶段，指导整风就是指导审干、反奸和「抢救」。在这次会议后，由刘少奇派往各根据地的审干钦差大臣陆续到达各地区。具体传播延安的审干、反奸、抢救经验，对当地运动向极左方向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刘少奇在审干、反奸斗争中位居领导地位，但他深居简出，外界只知他出任了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却不知他实际上还是秘密机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的主任。

权力极大的中央总学委在也42年夏之后，事实上已经取代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毛一手操纵的太上机关。但是至1943年3月20日书记处改组，在形式上，党的机构已经得到恢复，于是中央总学委暂停工作，可是不久，中央总学委在4月24日又被恢复。与此差不多同步，4月28日，又正式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既有中央总学委，又有反内奸斗争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功能与分工又是如何呢？事实上，进入1943年春之后，中央总学委与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所干的工作是一致的，这就是领导审干与反奸。只是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对外严格保密，由总学委在前面出头露面。加之总学委在各机关、学校、军队系统皆有学分会，总学委负责人康生又身兼中社部部长，社会部已与总学委水乳交融，于是外界只知有总学委，作为延安审干、反奸最高决策机构的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反而不为外界所知。因此，才有刘少奇来延安后担任总学委副主任之说的出现。

刘少奇真正担任总学委副主任是在也43年10月5日。在这天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为总学委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此时总学委的功能又有变化，它实际上是毛泽东为正在召开的以清算王明为目标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成立的核心小圈子，其主要任务是为配合毛在党内上层开展路线斗争，为毛提供理论解释和在毛等几个人中间进行反王明、博古、周恩来的协调分工。 至于领导审干、反奸的工作则基本由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承担，由于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有刘少奇和康生，因此上述两个机构的工作又存在交叉性的关系。

1943年10月以后中央总学委与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工作范围的示意图如下：

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素有稳健、长于埋头苦干的声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刘少奇因在白区工作中主张隐蔽、退却的意见还蒙受「右倾」的指责，何以他在1943年返回延安后不久，就在审干、反奸问题上显出明显的左的姿态，并在1943年春夏之交，当延安审干、反奸、抢救狂潮兴起后，听任极左恶浪翻江倒海而基本保持沉默？

笔者认为，刘少奇当时左的姿态与1943年他在党内地位的急剧上升有密切的关系。左的审干、反奸政策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刘返抵延安后，很快就了解到这一点。然而毛、刘在反王明问题的立场与利益关系完全一致，毛且大力提拔刘少奇，使刘从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跃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刘不管是有意还是违心，都只能全力配合毛。第二，刘少奇与其老部下彭真的关系一向密切，彭真被调回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的重用，在审干、反奸斗争中是一个风云人物，刘少奇来延安后，彭真在中央党校创造出的审干、反奸经验正作为一套成功的经验向延安各机关、学校推广，刘不能站在彭真的对立面。第三，刘少奇虽有谨慎、稳健之名，但刘同时又是一个喜欢表现的人，尤其喜好就某些理论、政策问题发表意见，刘来延安后，被委之以领导审干、反奸的重任，使刘在这一方面的才干可以就此发挥，他也没有理由放弃这一有利于扩大其在全党影响的机会。

1943年开始的审干、反奸斗争对刘少奇有极重要的意义，刘少奇从此正式涉足中共的干部和组织系统，在3月20日书记处会议上。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统一领导中组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海外工作委员会以及中央政治研究室（即中央研究局）。至此，刘少奇取代了陈云（1944年后转做财经领导工作），成为中共组织系统的掌门人。在审干、反奸斗争中，刘少奇在彭真的大力协助下，通过谈话等方式，广泛熟悉中共各「山头」的情况，刘少奇的影响和在党内的支配力也从北方局系统、新四军系统向全党延伸。在这个时期，刘少奇还直接过问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工作，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就曾多次向其汇报工作。1944年，彭真正式出任中组部部长，显示刘少奇在中央组织和干部系统的影响力得到巩固和加强。

虽然刘少奇在审干、反奸斗争中位居决策层，但他与康生毕竟有明显区别。康对毛泽东只是一个家臣，而那时的刘则是毛最重要的盟友，刘少奇不屑于做康生所好的那种「魔鬼」工作，刘少奇的兴趣只是在制定审干、反奸的政策和策略方面，他没有在台前大声疾呼抓「特务」，也没有像康生那样，亲自去审讯「特务」、「叛徒」。有记载说，在运动高潮之际，刘少奇曾对运动的过火方面发出过疑问， 然而刘的「疑问」只是后话，在1943年春夏之交，他还没有这种疑问，相反刘少奇正兴趣盎然地研究、部署审干、反奸的发动工作。现在刘已进入审干、反奸的领导核心，他和毛泽东一样，以党的最高领袖的身分，隐身于康生的背后，在幕后密切关注、并指导在延安，继而在全党开始的新一轮党内大整肃运动。

一 「抢救」的策略和手段

「抢救」是在审干和反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是与审干、反奸交叉进行的，在运动的方法和策略上，既有相似处，也有差异。无论是审干、反奸，或是「抢救」，都有一个事先设定的主观判断，这就是凡知识分子干部和做白区工作的干部大多都有问题，而他们一般不愿主动向党作出完全、彻底的坦白。这样就必须首先研究他作自己交代的材料，按图索骥，步步深入，从中发现疑点，继而取得证据。但「抢救」在此基础上还要向前发展，即在获取证词的过程中，更多地诉诸暴力和恐吓的手段。

审干甫始，所有人员均需交待历史，此谓「写自传」。凡属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则需反复写，交领导机关检查，再「填月表」，交代传主每个月的历史。康生曾对社会部工作人员面授「斗争策略」。指示他们从受审人员写的「自传」中发现问题，康生启发道：

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写的自传，把这三部自传一对照就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会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

在康生的具体指导下，通过从受审人员自传中查找疑点已成为审干的一项基本策略，被普遍运用于各单位。依照这种策略，审查人员勒令被怀疑对象三番五次写白传，写月表，从中找出前后矛盾之处，再顺藤摸瓜，提「一万个为什么」，使受审人永远答不完。接着。又勒令受审人员揭发同伙，将与受审人员有联系的其它人一网收来，此谓「老鼠战略」――即以一人为突破口，逼其咬出其它人。

从审查人员的交待材料发现「敌人」固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也有缺点，这就是既费时又费事，且不能大面积地发现「敌人」。针对这种情况，康生又采取另一谋略，这就是暗中布置特工在各单位可疑人群中故意散布「反动言论」，以钓出「反革命」。然而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太明显，因为在审干、反奸的紧张气氛中，绝大多数干部都谨言慎行，提高了警惕性，一般不会主动上钩。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个「四三决定」，正式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以大民主的方式，来批评领导，揭露错误。此项决定的真正意图在于「引蛇出洞」，「暴露敌人」。

遵照第二个「四三决定」，延安各机关、学校纷纷召开「民主检查大会」，刘少奇和其它中央领导干部还亲自参加了中央党校召开的民主大会。 一些干部受到中央决定的鼓舞，居然忘了一年前王实味事件的教训，他们在「民主大会」上，慷慨激昂，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地批评起领导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和「特权思想」；这些上台发言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干部，有的人在会场上甚至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于是一个个都跌人了早已为他们设计好的陷井，成为「反革命」或「特务分子」。

通过检查自传发现了一批「反革命」，又通过召开「民主大会」再钓出一批「反革命」，但是「反革命」、「特务」的数目离上层领导头脑中的敌情估计还相差很远。这时，群众运动就派上了用场，各机关、学校普遍提高了敌情观念，大反右倾麻痹思想，纷纷以比赛的精神来清查特务分子。上级部门则以明确的指示或暗示来具体指导下级的审干小组成员：凡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抗战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有嫌疑；曾被国民党逮捕、从事白区工作的同志也是重点审查人群；至于经常散扩不满言论的人更可能是特务分子，这样，就产生了对各单位「敌人」比例指标的要求问题。中央书记处秘密制定反奸策略，指示通过召开坦白大会，「形成坦白运动的潮流，造成群众的压力与群众的清查运动」，认为如此做了，「即可清出大批特务与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对于怎样召开坦白大会中央也有具体的布置：第一，「必须在各机关、学校、农村组织自卫军，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规定严格的生活起居制度」。第二，「在坦白大会之前，必须有慎重的严密的准备，除开调查一切嫌疑分子的材料，定出嫌疑名单之外，并须动员一批积极分子，秘密监视嫌疑分子；注意他每日的言论行动，在大会上察言观色；在他恐慌动摇到极度时，即抓紧对他劝说，督促他坦白并坦白别人。」 在上级机关的精心指导下，利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群众声势汹汹的态度」，大批「反革命」和「特务」分子终于被挖出。可是这些被指称为「特务」、「反革命」的人员只承认自己有缺点和错误，却死不肯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或「特务」。

下一步就需要进行政策攻心，逼迫受审人员承认自己是「特务」，这一步是全部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

提问者要求受审人员回答各种层出不穷、离奇古怪的问题：

「你平日经常散布反动言论，勾结对党不满的分子，你必须老实交待，国民党派你来延安搞破坏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某一次国民党大逮捕，其它同志被捕牺牲了，为什么只有你没被捕？」

「你在教会学校读书，一定参加了英国特务机关！」

「你的舅舅1936年从东北逃往北平，住在你的家，他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你也经他介绍，加入日特机关，成为日特机关的情报员，你在延安为日特提供了多少情报？」

「你说你是坐火车从上海到西安的，一定是国民党派你来的，没有国民党开的介绍信，你可以坐火车吗」？这个提问称得上是审干、反奸、抢救中的「经典提问」，许多被审人员都被问到这个问题。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一个嫌疑对象被追问：「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平坐得上火车？」

「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

「你家里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来延安干什么？」

「你一贯积极工作，是为了取得组织信任，便于长期潜伏，不然的话，为什么放弃在国统区现成的正规学校不上，偏偏来边区吃苦？」

「你的同伙已经向党坦白自己是特务，他也揭发你是特务，你为什么还执迷不悟？拒绝党的挽救呢？」

如此荒诞不经的问题，不一而足，被审问者即使有一百张嘴，也难于回答清楚这类提问。这些审干领导小组成员，多数世代居住在偏远山沟，从未去过大城市，更没见过火车，加之头脑中已经形成的习惯思维，他们很难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人不是为吃饱肚子，而是为了所谓信仰来投奔共产党。于是，为了敲开被审问者的嘴，只能诉诸于「强硬手段」了。

手段之一：疲劳战；车轮战。

逼迫受审人员几天几夜不合眼，审问者轮番休息，以连续作战的方式，利用受审者神智昏迷，精神崩溃，取得口供。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李锐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受审，曾经「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瞌一下眼皮（有哨兵日夜持短枪监守，威胁）」，在保安处有人还受到长达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劳审讯，「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致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

手段之二：捆绑吊打、刑讯逼供。

据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社会部讨论起草〈审讯条例〉。会上围绕是否用刑的问题，产生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康生坚持主张用刑，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 于是，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仅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的统计，在运动中就曾采用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等二十四种肉刑。据延安地区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曾亲自上阵殴打受审人员，县委书记打入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被县委领导人私自关押的有二十九人。

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保安处处长「周兴即亲自这样打入」。

手段之三：饿饭。

据李锐回忆，在边区保安处，专设「特宇号」监房，收押「顽固分子」。「每人每餐只给半碗饭，有的人曾饿过一个多月」。

手段之四，假枪毙。

在审干、反奸、抢救运动中。假枪毙是一种常见的斗争和惩罚方式。经过种种酷刑拷打，如果被审查者仍拒不交待，这时审查机关负责审讯的干部就会想到利用假枪毙的方式再作一次榨取口供的努力。选择假枪毙的时间一般在月黑风高之夜，将嫌疑分子五花大绑押往野地，嗖嗖几声枪响，于弹从耳边飞过，给受刑者造成极大的心理与肉体伤害，许多人甚至会长时间精神失常。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在中央党校受审期间，就曾被拖出去假枪毙。

种种刑罚、肉体折磨，以后被一句「逼、供、信」轻描淡写地遮盖过去。在统称「逼、供、信」的审讯方式中，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一般都是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折磨是反复不断地向被审查者进行「劝说」，恐吓、引诱受审对象进入早已布置好的圈套。精神施压若不奏效，就辅之以肉刑，或五花大绑，被施之以拳打脚踢，或被拖出去受「假枪毙」的巨大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的人因多年监禁，成为「满头白发的青年」。 许多人因遭受这种双重折磨而导致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在经过许多年以后仍难以抚平。一个受审者当年曾被五花大绑，整整四十八个小时才给解开绳子，以至双手和指尖，全成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紧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绳痕一直到1949年后还没有蜕尽。

延安地区关押受审人员的机关共有四个：社会部看守所、西北公学、陕甘宁保安处和西北行政学院。

中社部看守所设于枣园后沟，在里面关押的都是重犯，王实味从1943年4月2日被押解到此，一直关押到1947年3月才被转移至晋西北的兴县。

西北公学也位于枣园后沟，距社会部看守所不远，是中央社会部集中受审人员的特别机构，1942至1944年，共拘押有较「严重」问题人员五百馀人，其中480人被打成「特务」、「叛徒」、「日特」。

陕甘宁保安处为公开的镇压机关，整风开始后，关押各类被挖出的「特务」五、六百人。到「抢救」高潮时，保安处所在地「凤凰山坡上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已经挤满了人，又新挖了一些窑洞。原来一个坑睡四人，后来睡五、六人」，「挤得翻不了身」。

西北行政学院为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关押一般嫌疑人员的临时集中营，共押有908个受审人员，其中包括三类人员：1942年4月后，在秘密审干中「坦白」的边区工农出身的干部；被怀疑为「特务」的外来干部；以及「抢救」中送来的边区各厅、院、局、银行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于光远和以后长期担任邓颖超秘书的陈楚平（此人原为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也被打成「特嫌」）当时即被集中在此接受审查，并参加开荒劳动。

至于更大数目的各机关、学校的被抢救人员，则全部拘押在各自的单位，接受隔离状态下的审查。一经隔离，受审人员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准回家，也不许通信。

在康生和各单位审干小组施行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下，大批「特务」被制造出来，人们互相「揭发」，甚至许多夫妻也互相「咬」对方是「特务」。各单位、学校的「日特」、「国特」、「叛徒」鱼贯上台自首，有的还被树为「坦白」典型，胸佩大红花，骑在马上，风尘仆仆地巡回各地现身说法。1943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往来，「谁也不敢理谁」（王德芬语），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二 中直机关的「抢救」

1943年4月3日以后，延安的审干运动走向高潮，原先由各单位整风审干领导小组对所在单位党员、干部秘密进行的「排队」、「摸底」，现在已发展到公开号召干部向党「坦白」。此时正式的口号是审干、反奸、坦白，还没有使用「抢救」一词，但从斗争的性质、内容和方式看，与稍后的「抢救」别无二致。

1943年2月，两年前遵照中央指示，和一百馀名干部一同撤退来延安的河南省委交通科长杜征远被送往延安中央组织部接受隔离审查（此时陈云已不过问中组部工作，由彭真代理中组部部长一职）。审干人员诱导启发杜征远：河南省委王志杰（1942年初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河南省委书记）、郭晓棠（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张维桢（前河南省委书记）、危拱之（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都是「特务」，「就你交通科长不是特务」？杜征远因为从未被捕过，实在交待不出来，审干人员就拿一条麻绳放在杜的面前，威胁杜：「不承认非勒死你不可。」杜征远在压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审干人员乘胜追击，又让社交待「是谁介绍的，在什么地方参加的」，「别人谁是特务，和谁联系」等问题。

中组部审干人员在威迫杜征远时点出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都是「特务」，意图给杜征远造成精神上的巨大震撼，尽管当时中组部、中社部还没有触动王志杰等河南省委负责人。1943年3月，中央通知王志杰、危拱之、郭晓棠进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同时帮助中央审查河南干部，这时王志杰等一点也不知道，有关部门已经根据康生的逻辑，事先判定他们都是「特务」，攻下杜征远，就是为了以杜为突破口，榨出杜征远的口供，一举将王志杰等全部打成「特务」。

1943年春，审干、反奸运动已获得重大进展，不仅「张克勤案」已经包装完毕，通过攻下杜征远，河南「红旗党案」也初见眉目。4月9日至12日，延安连续召开坦白动员大会。4月12日， 由康生一手导演，将「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的主角张克勤，拉到八路军大礼堂，在有千人参加的延安反奸坦白大会上正式亮相。康生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说：这几个月我很忙，白天开会，晚上捉鬼。说到「鬼」字，顺手指看站在右侧的四个人，第一个即是张克勤。现在，张克勤已被树为「坦白典型」，从此不断地被带到各机关、学校去「现身说法」。在康生的直接指导下，各机关、学校纷纷掀起「坦白」高潮，通过开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和控诉会等五花八门的形式，压迫延安的党员干部进行坦白，至7月9日，已有四百五十人坦白。康生见状，极为振奋，于1943年7月15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康生宣布延安已逮捕了二百多人，他并公开点出杜征远等的名字，说「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是「敌探兼国特的兼差特务分子」。康生在报告中代表「共产党中央」，号召所有「为敌人服务」的内奸、特务迅速坦白。康生并解释「抢救」的涵义：「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在这个开启恐怖镇压大闸的会议上，彭真也发表了主题类似的讲话。朱德虽参加了大会，但在简短的讲话中，强调保护干部，与康生、彭真的演说大相迳庭。由于朱德在延安只具象征意义而毫无实权，他的发言并不能冲淡会场的肃杀气氛。在7月15日干部大会上，被康生机关驯化的十二个人上台依次作了坦白。会场气氛恐怖，「一片沉重压迫的沉寂」，使许多与会者当场「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

紧接看8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开宗明义宣布「特务之多，原不足为怪」，并宣称「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文件的口气和文辞与毛的一贯风格如出一辙。这样，在毛泽东、康生的领导下，「抢救」、「肃奸」斗争迅速在陕甘宁边区展开。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首当其冲成为「抢救」的重点。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属于任弼时、李富春的领导范围。1940年任弼时自苏联返延安后，开始在党内负责组织和中直机关工作，1943年3月，陈云休养后，原先由陈云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已改由彭真掌握。延安整风后，实际负责中直机关整风审干运动的领导人是中组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及其副手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王首道。任弼时作为中央分管组织及中直机关的领导人，也可过问中直机关的运动情况。

据现有资料反映，在整风转入审干、抢救阶段后，任弼时的态度比较冷静，他在中直机关作动员报告时只是一般号召，并无个人创造。任弼时自二十年代后期以来，历经中共党内多次斗争，阅历、经验比较丰富，他的个人作风也比较公道。1942年后，任弼时把工作重点放在领导西北局方面。实际领导中直机关审干、抢救的是总学委副主任康生和毛泽东的故旧李富春。

康生、李富春挑选的抢救对象即是以后在中共党内大名鼎鼎、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前中国女子大学副校长的柯庆施。事情表面上的起由是中央大礼堂外的墙上出现了一条标语，揭发柯庆施是坏人。而柯庆施在三十年代领导北平地下党时，党组织曾遭到国民党破坏，柯因出差绥远躲过国民党逮捕，故而被认为有叛徒嫌疑。事实上揪斗柯庆施有更复杂的背景。

有关柯庆施在延安被整肃的材料，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两则。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和师哲的《峰与谷――师哲回忆录》中的少量记载。柯庆施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紧密追随毛泽东，是毛氏预谋打倒刘少奇的极少数知情者之一，因而文革后柯庆施受到批判，他在延安被迫害的情况就被完全隐去了。

柯庆施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整肃的时间大的是在1943年下半年，幕前指挥者是李富春。

根据王明和师哲的记载：

中直机关为批斗柯庆施夫妇连续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斗争会由李富春主持，李勒令柯庆施交待问题（王明和师哲均未谈及逼问柯庆施夫妇交待问题的内容）。一次斗争会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因柯庆施拒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李富春宣布柯庆施是反革命分子，随即柯庆施就被捆绑起来。在批斗高潮中，柯庆施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跳井身亡。虽然柯庆施没有被押往社会部，但对他的监视并没放松，柯一直被软禁在家中。

柯庆施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与李富春谈不上有嫌隙，很显然，李富春是奉命办事，那谁是批斗柯庆施的幕后策划者呢？

可以得出的答案是：康生和刘少奇，而康生、刘少奇的活动又得到毛泽东的默许。

柯庆施与刘少奇有历史积怨。柯庆施是原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1936年3月，刘少奇赴天津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对原北方局进行大改组，任命自己的老部下彭真取代了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并在党内展开了对何庆施等人「左的关门主义错误」的批判。1939年何庆施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成为统战部部长王明的副手。现在打击何庆施，已名正言顺：即柯庆施在北方局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在抗战阶段，又执行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在现阶段虽然不能对王明直接下手，但通过整肃柯庆施，可为打倒王明预作准备。

康生了解柯庆施和刘少奇在历史上的矛盾。从1941年起，康生就主动向刘少奇靠拢，1943年3月，刘少奇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康生正急欲向刘少奇示好，正是基于这个目的，康生拒绝了杨尚昆、王鹤寿、凯丰等人的意见，坚持要斗争柯庆施。21 这样，在康生的指导下，由李富春主持的对柯庆施的斗争，就成为献给毛泽东、刘少奇的一份厚礼，既讨好了刘少奇，又讨好了毛泽东。

据王明记载，在批斗柯庆施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曾对柯庆施有如下谈话：

我们反对你，是因你早在二十年代就认识王明，193O年你在王明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而从1939年起，你是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的副手。可是整风运动造成声势已经多时，而你在反对王明方面连一句话也没讲过。

笔者认为，王明的这段回忆基本符合事实。在延安整风之前，及整风开始后的一段时间，王明与柯庆施因为工作联系较多，私交不错，尤其当柯庆施受王明牵累，被当作王明替罪羊挨斗争的1943年，柯庆施与王明确实里惺惺惜惺惺」。柯庆施曾探望过病中的王明，与王明有过私下交谈，对王明的境遇表示过同情与关心。王明对柯庆施在这段时期给予他的友谊始终未忘，1965年他在莫斯科闻知柯庆施病逝的消息，还特作诗以示怀念。

柯庆施在「抢救」后获得解脱的详情，至今中国未透露任何资料。许多迹象表明，柯庆施获得解脱系出自毛泽东的援救。毛泽东完全清楚柯庆施与刘少奇之间的旧怨新恨，在柯庆施濒临绝境时，毛援之以手，从此柯庆施对毛矢志效忠。延安整风后，柯庆施在中共党内的地位逐渐上升，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更加紧密。1948年柯出任中共占领华北的第一个大城市――石家庄市委书记，以后又经薄一波提名。进入了华北中央局，尽管刘少奇认为柯庆施任此职并不合适。 五十年代后柯庆施官阶不断上升，且对刘少奇、周恩来多有怠慢，成为毛泽东制衡刘少奇的重要力量。

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在1943年3月20日后统由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领导，邓发任书记，民运委员会下辖中央妇委、中央职工委员会和中央青委。在「抢救」中，妇委、职委大搞极左，「纷纷突破」，青委正式工作人员只有四人，已经「抢救」了两人，但仍受到上级的多次批评。当时在中央青委工作的蒋南翔深感，「如不气势汹汹的威逼镇压，大喊大叫，那就不但要在如火如荼的抢救高潮中显得落后，而且会被认为是对反特斗争消极怠工，是对特务没有义愤」，因为民委负责人邓发就曾援引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说反特、抢救「好的很」。

在中直机关被整肃的另一个重要干部是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武竟天。抢救运动展开后，武竟天遭到斗争关押，其理由是武竟天在北平上学期间，曾向一意大利籍的传教士学过外语，就凭这一条，武竟天被扣上「意大利特务」的帽子。

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的一般干部更是受到冲击。据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的曹瑛回忆，蔡畅领导下的中央妇委一名余姓女同志，年龄尚不足二十岁，就被认定参加了「红旗党」。为「抢救」她，特在杨家岭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头天晚上开大会，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非说她参加了『红旗党』不可。大会不断高呼口号，也有漫骂的」，会议主持人威胁道，「不坦白，加倍治罪」，但是小余「死也不承认」。正在病中的吴玉章听说这件事，拄着棍于来到会场。年高德劭的吴玉章见到这种斗争场面，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他哭着劝说道，「小余呀，你就承认了吧」。最后，小余被迫承认自己参加了「红旗党，是特务，来延安是搞破坏的」。

在深挖「红旗党」的高潮中，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也被怀疑为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直至1944年4、5月间，还能听到这种说法，一些单位仍「把它作为审查干部的尺度」。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是专为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服务的机要部门，当时有六十馀名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在调入中办时，都受过严格的审查，但是在抢救运动中，还是有十几人被打成「特务」。在电讯科工作的密家几，原是湖北地下党派到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因七大缓开，被借调来秘书处工作。密家凡被别人咬为「特务」后，秘书处连续几天开会对他进行「抢救」，与会者向他提出各种问题，诸如「你在白区工作，你被特务、内奸包围得水泄不通，你一定是叛变当了特务」，密家几据理反驳，拒不承认。最后在一个半夜里，社会部派来一辆马车把他抓走，关进了西北公学。

抢救运动袭来，甚至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难于幸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公务员罗海章、苟兴录也被江青当作「坏人」，被送入西北公学去接受「抢救」。 毛并没有出面予以干预。

中社部是领导延安「抢救」运动的权势机关，然而中社部工作人员在审干、「抢救」运动中也蒙受了冲击。中社部治安科科长陈龙的妻子海宇原是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社会部为促成陈龙的婚姻，于1941年8月，经严格审查，将海宇从女大调入中社部工作，经中杜部批准，1942年11月7日，陈龙与海宇结婚。但婚后不久，海宇就因河南「红旗党」问题（海宇为河南地下党员），被集中到西北公学受审，陈龙有一年多时间不得与海宇见面，直到1944年后，在中社部重要干部陈刚（何叔衡的女婿）的帮助下，海宇才被解除了审查。陈刚也保护了中社部机要科女干部申余，她因主持机要科墙报，被指责和王实味〈野百合花〉相呼应，而被送入西北公学受审查，后在陈刚的关照下，才得到解脱。

中共中央直属的《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开展后，实际上已由陆定一负责。博古虽仍担任社长一职，但职责范围已大大缩小，处于挨整、被冷遇的境地，因此，对「抢救」十分小心。在「抢救」运动初期，《解放日报》并没有挖出什么「特务」，康生见此状极为不满，公开指责博古：你们清凉山（《解放日报》所在地）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你们就是抓不出来？在康生的威胁、恐吓下，博古不得不派人前往西北公学「学习取经」，返回后在《解放日报》如法炮制。

《解放日报》被抢救出来的「特务」占全体人员的95%（另据温济泽叙述，《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总共一百几十位工作人员中，被逼承认自已是「特务」的占70%左右）。副总编辑余光生积极执行康生的指示，全力在报社「挖特务」，「抢救」前夕，接替丁玲工作的艾思奇此时也受到怀疑，被免去学委委员。副刊部的舒群、白朗、陈企霞、黎辛都被视为是嫌疑对象。副刊部秘书温济泽在对王实味的斗争中表现积极，此时也因他有一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 李锐此时任《解放日报》国内部编辑，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因「托派」嫌疑被抓，因不堪刑讯，承认自己是「特务」，并咬出李锐是他的「上级」。1943年4月，在边区第一次大逮捕的浪潮中李锐被捕，作为重犯，从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

在《解放日报》社，除了编辑、记者遭「抢救」外，抢救也在印刷厂进行，一位总务科长因不堪逼供，被迫刎颈自杀。

博古对于毛泽东、康生的这套红色恐怖手法极为熟悉，早在1931年，博古就对远在江西的毛泽东「打AB团」的行为有所怀疑。1942年3月，王震、贺龙曾就《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向博古发难，王震、贺龙或亲去清凉山博古的窑洞，或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严厉指责博古。时至1943―1944年，博古在党内的地位愈加脆弱，「破鼓万人捶」，博古在高干中已成为人人皆可唾责的对象，他已无法制止《解放日报》中的「抢救」极端行为。

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的所有单位均受到冲击，中央医院90%的医护勤杂人员受到怀疑，著名的马海德医生和他妻子苏菲也曾被「抢救」。对马海德提出的疑问是：「一个外国人抛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从美国来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延安，它的背后是什么？」由于马海德是边区急需的医生，因而对他还较为客气，只是劝其「坦白交待」，而未将其关押。

三 军直机关的「抢救」

「抢救运动」对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也造成极大的冲击。设在延安王家坪的中央军委是毛泽东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的最重要机构，毛泽东也通过军委的电讯系统搜集各根据地的动态以及国统区的各项情报。进入1943年后，原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已靠边站。自1941年2月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其职权范围仅限于作战谋划、军事情报搜集等业务领域，对审干等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很小，实际上，军委系统的审干、抢救领导权，基本掌握在康生机关手中。

在审干、「抢救」展开后不久，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政治部秘书长的陶铸很快被「挖」出来。选择陶铸作为靶子，是因其在1933至1937年被国民党拘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被怀疑有「特务」嫌疑，当时陶铸还兼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打击陶铸也有暗打王稼祥的用意。

陶铸被隔离审查后，情绪极为愤懑。当社会部干部李逸民前去探视他时，陶铸「暴跳如雷地在骂娘」。 陶铸落难迟于柯庆施，他曾在柯庆施被隔离后，前往软禁柯的窑洞探望过他。在延安审干、抢救中的这段遭遇，以后成了联络陶铸与柯庆施的感情纽带，柯庆施与陶铸这两位有过白区工作长期经历的干部与刘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而刘少奇在审干中，位居决策地位，极有可能插手过对柯庆施、陶铸的审查。当毛泽东对柯、陶伸出援手后，这两人就成了死命效忠毛的大将。1949年后，柯庆施、陶铸皆获毛泽东重用，六十年代初分任地位极显赫的中共华东局和中南局第一书记的职位。1953年陶铸还一度涉人当时高层领导人内部对刘少奇的批评议论（即「高岗事件」），也是因毛泽东的保护才未被打入「高饶反党集团」，事后继续获毛泽东的重用。1965年柯庆施病逝，陶铸极为难过，曾在家中悲伤落泪。1966年春夏，毛泽东调陶铸入中央，实指望利用陶铸与刘少奇的宿怨，向刘少奇开炮。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将陶铸一下提拔为中共第四号人物，谁知陶铸竟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不忍对刘少奇过份打击，在被多次提醒后仍无改变，终遭毛泽东的抛弃。柯庆施则因早逝，未卷入文革，但江青在六十年代初于上海策划反刘少奇的阴谋，得到了柯庆施的全力支持。1943年在延安被整的柯庆施和陶铸，成为毛泽东手中掌握的日后对付刘少奇的两颗棋子。

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在「抢救」中受到严重冲击，使日常业务工作几乎一度陷于停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下辖三个局：一局负责作战指挥，由伍修权任局长；二局负责情报收集与分析，由曹祥仁任局长；三局主管通讯，主要负责延安与各根据地的电讯联络，负责人为宁都暴动后加入红军的王铮。由于军委所属三个局从事的工作极具机密性，工作人员都已经过严格的审查，他们需要与家庭断绝通信联系，出门要与人同行。 尽管如此，在「抢救」中还是揪出了大量「特务」。

有关军委一局审干、「抢救」的详情至今仍缺乏资料，目前所知的仅是周秋野等受迫害的零星情况。在军委一局测绘科工作的周秋野（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曾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审干过程中，受到车轮战和逼供信的迫害。另据伍修权透露，一局的协理员张炽昌因为曾经在国统区做过兵运工作，也被关押起来，负责审查和看管他的人。「竟蓄意折磨他，在给他吃的饭里加了盐，又不给水喝」。张炽昌被迫上吊自杀，幸亏被人发现，才得以生还。

军委二局的审干、反奸与所有军委直属单位一样，受总学委和军直机关学分会领导，实际领导者仍是康生。当时年仅二十九岁、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作为军直系统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也曾参与领导二局的审干、反奸。

从1942年12月始，二局陆续发现「内奸特务分子」。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被抓获人员中，其中有二局的四个人。康生很快将这四人放回二局，要他们作坦白示范。1943年4月15日前后，胡耀邦主持二局坦白大会，号召大家提高警觉，「嗅奸」、「监奸」、「证奸」，同时也提醒不得冤枉好人。 会后，在很短时间内，二局共收到十馀万字的检举材料。二局还创造出一整套劝说坦白分子的办法：「善劝、亲劝、你劝、我劝、软劝、笔劝、硬劝」等，甚至还发明了一种「雷公劈豆腐」的办法，即先集中攻下动摇分子，再对付顽固分子。 到5月上旬，二局已有十人坦白，运动迅速走向热潮。在群众已充分发动的形势下，胡耀邦愈来愈趋向冷静，他在5月6日划出四条政策界限：一、严禁打入骂人；二、非经委员会批准，不得捆人；三、没有充分证据，不得逼供；四、严防自杀。对于二局的运动，社会部极为重视， 康生派出李克农前来二局亲临指导，要求进一步开展坦白运动，挽救陷于特务泥沼的失足者。李克农并表示，对已坦白者，党保证他们有光明的前途。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胡耀邦布置开展新一轮坦白运动；另一方面，他也不失时机地强调要注意政策。胡耀邦提出，应控制检举次数，以书面检举代替口头检举；自首分子也应「实事求是」。「有冤枉就说出来，不要害怕，负责审干的领导，应为受冤人员申冤辩解」。 这些情况都说明胡耀邦和那些利用审干、反奸、蓄意整人的干部有本质上的区别。

军委三局是军委几个局中工作人员最多的一个局，有工作人员近千名，大多为抗战后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审干、反奸中，三局电讯学校二百人中已有一百七十人被扣押，遭斗争。三局各科室大多数工作人员随后都被打成「叛徒」和「特务」，由于三局「特务成堆」，一段时间，延安总部与各地的电讯联络已难以为继。由于三局所负责的工作极端重要，因此当1944年元旦，王铮率三局工作人员给毛泽东拜年时，毛向三局受审问者表示了歉意，首先解脱了他们。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的前身是瑞金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6月易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春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一再指示，抗大要向全国革命青年大开入学之门，把抗大招生的广告，从延安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都贴上一张。 在中共的感召下，大批外来知识青年投奔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使抗大的规模不断扩大。1939年6月，因边区粮食困难，中央政治局决定抗大总校转移到晋东南，1943年春，延安又命令抗大总校返回陕甘宁边区，移驻绥德，并将延安军事学院、抗大两个分校等合并于抗大总校，任命徐向前为抗大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此时全校共有学员六千馀人。

抗大的整风、审干开始于1943年8月，运动初期，在以徐向前为书记的抗大总学委的领导下，一切进展平稳，徐向前领导成员讲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醒大家头脑保持清醒。 但是随着中央社会部派出以黄志勇为首的整风审干工作组到达抗大，形势迅速恶化。从1943年10月中旬到12月下旬，全校开展了深挖「反革命」、「特务」的「全面突破」竞赛。

徐向前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详细地描述了抗大「抢救」的场景：

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的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真是骇人听闻。

自从延安中社部派来的工作组进驻抗大总校后，徐向前事实上已被靠边站，在这种形势下，他已无事可做，只得于10月下旬返回延安。

徐向前经历过党内长期的残酷斗争，对极左的一套始终持有警惕的态度，返回延安后，他仍然经常过问抗大总校的运动情况，但他根本无法正面对抗这场由毛泽东、康生直接领导的运动。 和徐向前相比，抗大总校的其它领导人态度就不那么冷静了。韦君宜当时在绥德，亲耳听到杭大一位副校长介绍抗大的反特斗争原则。这位副校长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韦君宜说，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革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

在极左风暴的袭击下，抗大总校在1052个排以上干部中，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务分子」602人，占总人数的57.2％。在干训队496人中，「嫌疑分子」竟达373人，其比例为75.2%。

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所属部队是驻守延安地区的卫戍部队，由贺龙担任司令员，该司令部所辖的中共唯一一个炮兵团，因八路军基本从事游击作战，炮兵团派不上用途，所以一直被置放在南泥湾搞开荒生产，与外界处于半隔绝状态，该团许多干部甚至对延安动态也知之甚少。炮团干部整体文化素质较高，有不少人甚至在苏联学习过。仅教导营就有近二百名知识分子。在「抢救」中，炮团90%的人被打成特务分子，有个模范连的干部100%被打成「特务分子」。确定「特务」的标准非常简单：出身知识分子，来自国统区，不是「日特」。就是「国特」；若原是中共地下党员，则是「红旗党」、「假党员」、「叛徒」。炮团参谋徐昭，因其父在国统区煤窑上管财务，他就顺理成章被打成了「特务」。

四 西北局和边匾系统的「抢救」

陕甘宁边区系统的整风、反奸、抢救，大致上分两摊进行，中共西北局和边区全范围的运动由高岗领导，边区政府机关部分由李维汉领导，中央书记处虽指定任弼时代表中央指导西北局，但实际上是由康生掌握领导运动的实权。

1943年7月，西北局召开坦白、抢救大会，一批张克勤式的「特务分子」被安排上台白首。与中直机关的情况相类似，西北局机关被「抢救」的对象大多为从国统区来的中共地下党员和青年知识分子。

西北局民运部共有十多个干部，多为原西北各省中共地下党党员，均为知识分子出身。1941年，民运部机关党支部曾办有《西北风》壁报，对延安某些消极现象展开批评，由陈元方主编。该壁报在1942年春王实味事件发生后，迅即停刊。高岗指责《西北风》流露「小资产阶级情绪」，是「发泄对他的不满」，陈元方随即被调往靖边县委担任常委兼统战部长。1943年4月，陈元方突然被通知返回西北局机关，「挎包未放下便被叫去参加批判会」，要陈元方交待《西北风》问题。批判者指责《西北风》与《轻骑队》一样，是「反党」的。随后陈元方遭到「无休止的批斗」，1943年将陈元方作为「死顽固」的典型。进行「假枪毙」，最后送到边区保安处关押，而西北局民运部的所有干部都被打成「国特」、「叛徒」。

著名学者于光远此时在西北局第四局西北问题研究室作研究工作，在「抢救」运动中也被打成「特嫌」，被送到行政学院「特别班」接受审查。 中共西北局党校的教员大多为青年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许多人被打成「特务」。张宣，原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来延安后被分配在西北局党校任教，因被诬为「国特」，被送至边区保卫处关押。

与西北局机关的「抢救」相同步，边区政府机关的运动也走向高潮。指定李维汉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的整风、审干，是毛泽东一项颇为微妙的安排。李维汉是中共元老，五四时期即与毛泽东熟识。但在1927年后，李维汉与毛泽东并无密切交往。1933―1934年。李维汉在瑞金曾积极执行博古等打击「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方针，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疏远。自三十年代中后期始，李维汉转变态度，主动接近毛泽东，尤其在1942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李维汉积极遵从毛泽东批判王实味的部署，与毛泽东的关系已经十分密切，但是毛对李维汉还在观察中。1942年9月，李维汉调入边区政府后，康生下令禁止李维汉阅读中央电报，尽管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抵制了康生的这道禁令，仍指示将中央收发电文送给李维汉阅看， 但是，李维汉不会不知道在康生这道禁令后所意味的是什么。对于康生的这个信号，李维汉没有表示出任何不满和消极，相反，李维汉以更积极的姿态来贯彻落实毛泽东和总学委的部署。

1943年5月下旬，由李维汉主持，在边区大礼堂召开了坦白动员大会，当场有张克勤式的典型作坦白交代。在这次大会后，边区政府所属各单位都对审查对象采用了车轮战的方式进行逼供，「只有程度不同之分」。边区政府秘书处至少有三次车轮战，其中一次是专门斗争区棠亮，当时又名唐亮，罪名是参加了湖南「红旗党」。区棠亮曾任中央妇委书记蔡畅的秘书，后调任林伯渠的秘书，她被施以逼供信，「甚至要进行捆绑吊打」。 另一次是「追托派」，被斗对象「被弄得精神失常」。第三组车轮战是「追叛徒」。

边区政府系统「抢救」的高潮是追逼当时已近六十岁的原中共四川省工委委员张曙时。这次会议由李维汉亲白主持，在边区政府大会议室进行，「约有二三十人参加」。李维汉在会上宣布，凡是有问题的，都应该坦白交待，但是会场上没有人发言。李维汉站起来说：「有些老同志回延安已经有些时候了，但问题没有交待」，会上仍是鸦雀无声，一片肃然。这时，张曙时问：这话是不是对着我讲的？李维汉大声说：就是对你讲的，今晚的火，就要烧到你的头上去。张曙时愤怒道，你有什么证据？把证据拿出来嘛，我没有问题，这种会我不参加。张曙时随即走出会场。

张曙时原是国民党左派，名列南昌暴动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二十五名委员之一，1933年参加了共产党，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1940年，张曙时与邹凤平等从四川撤回延安，先后任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和边区政府法制室主任，被打成了「红旗党」，本不为奇，所幸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宽厚正直；对张曙时多方安慰，才使张曙时得以熬过难关。对区棠亮遭受磨难，从不动怒的林伯渠甚至拍了桌子，才使区棠亮获得了保护。

林伯渠此时虽任边区政府主席，也名列边区系统的分学委负责人，但领导运动的大权却由李维汉掌握。林伯渠处事谨慎，「慈祥剀和」，待人诚恳，在边区享有崇高声望。在毛泽东的眼中，像林伯渠这样的忠厚长者只可列为「好好先生」一类， 显然不是领导此类整肃运动的合适人选，故有派李维汉来边区政府协助工作之举，而李维汉本人也属被考察的对象。

在1943年抢救高潮之际，边区系统许多原由林伯渠介绍、从国统区来延安的青年都被整成「特嫌」、「红旗党」（林伯渠曾任中共驻西安代表，中共出席重庆国民参政会代表，多次前往重庆），林伯渠虽然多加安慰，一时也无能为力，只能告诫这些被整青年，「你们可不要说违心的话，要实事求是」。 1943年9月后，边区政府系统一批被怀疑为有问题的干部先后被调到中央党校三部接受进一步的审查。

在「抢救」中，边区各机关「捷报频传」。边区政府研究室、法院、财政厅、教育厅都挖出了「特务」。散文家吴伯箫此时任教育厅中等教育科科长，被打成「国民党CC特务」。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更成为边区远近闻名的「特务头子」，1942年下半年，康生在进行内部审干、肃特试点时就选中了黄亚光作为「国特」的标本，将其秘密逮捕和关押。到了「抢救」展开后，又将黄亚光拉出来，逼迫他指控所谓同伙，并全被送往保安处关押。

由著名戏剧家塞克任院长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除干部受冲击外，还波及一般勤杂人员。有一个为剧院赶大车的人，被诬为「特务」，遭捆绑吊打，被「活活折磨致死」。

延安保育院为延安唯一收养干部子弟和中共烈士子弟的幼儿园，该院的工作人员也无法躲过「抢救」。李维汉承认，在保育院曾出现「车轮战」的过火现象。

在直属边区政府领导的延安县和边区各县也展开了紧张的反奸、「抢救」运动。

1943年4月，康生将其妻、时任中宣部干部科科长的曹轶欧派往延安县担任县委委员和县委宣传部长，曹轶欧下放延安县的目的是创造一套群众性反奸运动的经验，以证明毛泽东、康生发动整风、审干、反奸运动的合理性。

曹轶欧甫抵延安县，迅速将所谓嫌疑分子集中到整风学习班，她以「大反右倾麻痹思想」、「提高对敌斗争警惕性」为口号，一口气把延安县宣传部部长许平、县政府第三科（教育科）科长谈锋、蟠龙区宣传科科长黄流、县委宣传部干事杨志功等打成「特务」、「汉奸」。曹轶欧继而发起「坦白运动」，再施之以「瓜蔓抄」战术，将一大批区、乡干部，小学教员，定为「特务」。川口区宣传科科长蓝琳彬在诱供、套供的巨大压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三面间谍」，即「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和「意大利特务」，她何以荒唐至成为「意大利特务」，乃是蓝琳彬的丈夫武竟天（原中组部秘书长）此时已被定为「意大利间谍」。另一女干部，牡丹区宣传科科长苏平，因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被曹轶欧指控用「美人计」引诱农民干部做特务，下令将其逮捕人狱。

1943年7月7日，延安县举行群众性反奸坦白大会，贾拓夫代表西北局出席，经曹轶欧训化的男、女干部纷纷上台坦白，承认组织暗杀队，企图杀害党的干部。曹轶欧则号召失足分子抓紧坦白，宣称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大会持续近一天，最后由胡乔木讲话，揭露国民党「特务政策」的罪恶。

9月4日，延安县在蟠龙召开四千人参加的除奸动员大会，高岗发表了极具鼓动性的反特动员讲话，紧接着有二十三人上台坦白，这些坦白的人员在两天前受到高岗的亲自接见，高岗「赌咒发誓」，保证他们坦白后绝不会被杀头。 最后大会安排一个已经坦白的「特务」的「白发老母，踩看小脚，蹒跚的步上主席台，在沸泗横流中感谢中共对她儿子的宽大为怀」。

曹轶欧在延安县的蹲点为开展群众性的反奸、抢救运动，提供了生动有力的证据：

―、各类特务运用种种办法已全面渗透到边区，不仅城里有特务，广大农村也有特务，敌情之严重，远远超过原有的估计。特务的破坏活动五花八门，从散扩谣言，挑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到收集情报，拉拢干部下水，以及组织暗杀队，阴谋杀害干部。因此必须发动群众性的肃奸反特运动。

二、特务分子多为文教系统的干部和小学教员，以外来知识分子为主，延安县所属各区的宣传科长几乎全部是「特务」，所以知识分子应是被清查的重点。

三、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可促使特务分化，而已坦白的特务又可作为示范，为挖出更多的「特务」服务。

四、利用召开坦白大会，让已坦白的特务上台现身说法，可以焕发边区人民对国民党「特务政策」的仇恨，大大提高边区人民对敌斗争的警惕性。过去边区自卫军（民兵）对锄奸没有感性认识，现在知道特务、汉奸就在身边，于是加强了警戒，仅延安县牡丹区，十几天内就在查路条中发现了三十二个嫌疑分子，全部交给了政府处理。

曹轶欧的经验为运动的深化加注了动力，边区各县以延安县的经验为榜样，纷纷开展群众性的反奸抢救运动。绥德地委在「抢救」中雷厉风行，将一大批知识分子打成特务。杨述（五十至六十年代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与其妻韦君宜当时是地委《抗战报》的编辑，很快就被当成「特嫌」揪了出来。杨述因是从四川来的地下党员，此时因四川党已被定为「伪党」，遂被关进整风班交待问题，每天凌晨，还要冒着十二月的寒风在无定河边劳动。韦君宜受其夫牵连，也被组织怀疑，她虽然带看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但仍被勒令搬出原住的窑洞，搬进一间四处漏风的破房。韦君宜万箭穿心，「穿件破褂子，脚上穿着捡来的别人不要的破鞋」，想着自己抱着纯真的理想投身革命，今天却被弄成这个样子，「万感莹心」偷偷吟成一首小诗：

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

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

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

绥德师范是「抢救」取得重大「胜利」的模范单位。1943年9月，绥师连续召开九天的控诉坦白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馀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馀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高一点」，坦白地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男小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据曾参加当年绥师坦白大会的作家韦君宜回忆：在坦白大会上，一个叫白国玺的学生交代说，「是特务组织指使他，叫他在厕所墙上胡乱画猥亵的画」。「又一学生说，他搞的『特务破坏』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绥师「整风领导小组」还破获了一个「特务美人计」组织，「据说这些女学生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 最后，绥师竟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

绥师的反特经验被上级指定登载在绥德地委的《抗敌报》。当时任该报编辑的韦君宜等将一个已经坦白的女学生刘国秀写的坦白文章加上〈我的堕落史〉的标题刊载。此文一经发表，「后来的来稿越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一直到发现出有六岁的小特务」！

陇东地区的「抢救」更是酷烈，地委负责人李景波公开提出，由于1935年国民党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所以从那时以后来边区的知识分子都有问题。 刘晓――离休前任辽宁省计委副主任，1942年后被分配至陇东地委专署所在地的庆阳做财贸工作。「抢救」中被定为国民党「特务」，被押进专署保安处，受到十天十夜车轮战和假枪毙的威胁，而审讯人员则每两小时换一组人。刘晓最后被折磨得大吐血。

在陇东地委办的整风学习班中，曾被评为模范县长的华池县县长汉杰，因不堪逼供，用皮带挂在厕所的一棵树上自杀而死。一位曲子县完小被集中来的女教师，吞了图钉自杀未遂。有的青年干部则因灰心绝望准备出家遁人空门。

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在反奸抢救中究竟有多少人受害，据李维汉称，当时边区政府机关只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馀人，「其中的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往保安处，五十馀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九十年代初，有史料称，延安所属各县在「抢救」中，被挖出的「特务」共2，463名， 陇东地区外来知识分子几乎99％被当作「失足者」给「抢救」过。 在这一时期，仅延安一地自杀者就达五、六十人。至于西北局系统的「抢救」人数，官方至今未透露具体数目。

五 中央党校的「抢救」

中央党校是「抢救」的重点单位，由彭真总负责，毛泽东则经常听取彭真汇报，可以说，是毛泽东具体指导彭真在中央党校的所有活动。1941年后彭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视，尽管他不是中央委员，却被委以重任。1942年底，刘少奇抵延安后，彭真作为刘少奇的老部下，在党内的地位更加显赫。彭真作为审查干部的首脑，在延安成为仅次于刘少奇、康生的权势人物。

中央党校原先只有一部和二部。党校一部设在小砭沟，在该部集中的大多为原准备参加中央七大的代表和中共师旅级及地委级高级干部。部主任原为黄火青，1942年2月后，黄火青改任中共党校秘书长，由古大存接任一部主任，副主任为刘芝明。党校二部驻在王家坪，学员多为中共上级（中上层）干部和军队团级干部，部主任为张鼎丞，副主任为孙志远、安子文。党校三部驻在兰家坪，1943年5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研究院并入党校成立第三部，学员基本上是抗战初期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干部，部主任为郭述申，副主任为张如心和阎达开。党校四部由原军政学院合并而来，部主任为张启龙、张邦英，副主任为程世才、杨尚奎。五部、六部的前身是西北局党校，1944年初被并入中央党校，学员多是边区县、区级干部和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五部主任为白栋材，副主任为强晓初、晁哲甫。六部主任为马国瑞，副主任为谷云亭。

中央党校一部集中了一大批二十年代或红军时期入党的中共高级干部，计有朱瑞（中共山东分局书记）、薄一波、孔原、罗瑞卿、邵式平、丁玲、阎红彦、陈奇涵、陈郁、陈赓、宋时轮、王树声、刘景范、李培芝（王若飞夫人）、陈锡联、马文瑞、韩先楚、舒同、陈再道、乌兰夫和蔡树藩等。

对于集中在党校一部的老干部，党校领导采取了区别对待的不同政策，老干部中凡出身井冈山，或参加过长征的，一般不属于「抢救对象」，但仍需在党校接受审查和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李伯钊是红军文艺宣传工作的开创者之一，她与其夫杨尚昆都是二十年代后期被派往苏联学习的留苏生，李伯钊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长期领导红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在长征途中，李伯钊曾被分配至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任宣传干事，由于不了解上层的争论与分歧，在毛、张草地分家后，写过〈南下歌〉和〈谁的罪过〉等歌曲。1942年毛泽东为召开文艺座谈会，曾向李伯钊了解根据地和八路军的文艺情况，李就此向毛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解释和说明了一些情况」。在党校一部的审干中，李伯钊在所在支部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并向党组织递交了「几万字」的自传材料，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

朱瑞也是原留苏生，瑞金时代曾任红五军团政委，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1944年2月，从山东分局书记的任上调入党校一部学习。在审干中，朱瑞写了详细的自传和（整风学习思想小结），他反复检讨自己「为什么会被教条主义所提拔」，朱瑞认为，这其中「除了（自己）有莫斯科留学生的标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做了许多工作之外」，更在于「我的思想方法是教条的，颇合他们的口味」。在党校期间，朱瑞还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称「这次反省十倍百倍甚于过去任何一次，痛痛地打动了我思想方法上主观主义这个悠久肥大的根株」。

李伯钊、朱瑞皆有留苏背景，在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中，受到冲击自不待言，然而他们毕竟长期在红军中工作，所受到的审查相对说来，仍是属于「和风细雨」式的。相比之下，那些在国统区工作的老干部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在党校的审干、抢救中，来自国统区的大批老干部被打成「特嫌」，邹凤平案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例。

邹凤平原任四川省工委书记，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因从事地下斗争被捕，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由于他的脊椎骨已断裂，身体一直不能直立。1938年邹凤平曾在成都约见过来自昆明欲投奔延安的陈野萍，并分配陈野萍去宜宾作地下工作（陈野萍在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0年，邹凤平因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被捕，川西地区大批疏散干部，与张曙时奉调回延安。邹凤平抵延安后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在「抢救」前夕的审干中，就已被认定为「特务」受到批判。邹凤平新婚不久的妻子在压力下，也诬指邹凤平是「特务」，随后与他人同居，邹凤平陷入绝境，愤而自杀。

曾任中共四川省妇女部部长的曾淡如，在「抢救」中，因被诬为「特务」、「叛徒」而备受折磨，最终也绝望自杀。

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抢救、「逼、供、信，恶性循环」， 一百多老干部被指控有政治历史方面的嫌疑，经彭真批准，将这批人分配至二部，编成两个支部，继续审查。丁玲则作为有问题暂时弄不清的干部，被「挂起来」，于1944年夏调往边区文协。中共老党员、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孔原（陈铁铮），中共西南工委负责人、鄂中鄂西区党委书记钱瑛被诬称为「叛徒」、「特务」、「红旗党」，遭到大会、小会轮番批判。

原河南省委负责人王志杰、郭晓棠等此时已被公开诬指为「特务」，他们也被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康生亲自坐阵中央党校的批斗大会，逼迫王、郭承认「河南党是红旗党，是特务，是叛徒」。大会一开始，就把郭晓棠等揪到台上，郭拒不承认，继之，又将王志杰揪上台，限令王在五分钟内坦白交待。王也据理力争，声辩「河南党是执行党中央路线的」，大会主席当即制止王的发言，宣布开除王、郭的党籍，把两人捆起来，押往中央党校柳树湾禁闭院。（王志杰在抗战胜利后恢复党籍，调往太行根据地工作，郭晓棠的党籍在1950年才恢复，1966年文革初期郭晓棠被河南省委抛出来，以「叛徒」、「特务」等罪名第一个在《河南日报》被点名批判。）前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则被施之以车轮战、疲劳战，并被拖出去「假枪毙」，最终也被打成「特务」。

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的河南省委干部中，叶剑英的前妻危拱之尤其引人注目。曾参加广州暴动、留学苏联、又参加过长征的危拱之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女知识分子干部，早在瑞金时期就因所谓「托派嫌疑」遭到开除党籍的打击。抗战后，危拱之被派往河南工作，后被中共河南省委推举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于1940年4月来到延安。1943年3月，上级组织以参加整风学习和帮助党审查河南干部为由将危拱之等调入中央党校，事实上是被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不久危拱之就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受到隔离审查。危拱之因不堪迫害，悲愤难禁，手持剪刀朝自己喉咙猛扎一刀，血涌脖颈，但幸未死成。

薄一波当年曾被编入党校一部担任第一支部干事，他在晚年回忆抢救运动时记述了他所亲眼目睹的「抢救」惨状。薄一波写道：

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的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看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薄一波的回忆虽未具体指明这关押上百人的深沟属于哪个机关管理，但他明确记述了在中央党校也有关押干部的审洞。薄一波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一百五十名干部」，其中有武竞天、宋维铮等。

当时在一部接受审查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1942年底，吕振羽夫妇随刘少奇从华中根据地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吕振羽已不再与闻核心机要，而专作研究工作了。吕入中央党校一部后，很快就被卷入一宗「托派」案件中。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原与吕相识的王姓夫妇，被诱导要他们交待吕振羽的「托派」问题。在多次逼供下，王的妻于被迫供出吕振羽是「托派」。有关方面再以此追逼王本人，王某断然否认，并陈述其爱人从未见过吕振羽。然而在高压下，最后王也被迫指供吕为「托派」。不久，王某即翻供。尽管王某已经翻供，但吕振羽仍受到审查，吕详细写出自己的自传，断然拒绝了对他「托派」的指控。吕振羽受此事牵累了近一年的时间，使其创作完成《简明中国通史》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是一位广东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红军长征后，一直坚持在粤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此时正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的信任，被委之以负责审查高级干部的重任。古大存在党校一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将一大批老干部整成「特务」、「叛徒」和「特嫌」，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陶铸的妻于曾志此时也是一部的学员，古大存认为曾志的历史有疑点，但一时又无法查清，于是迟迟不肯为曾志作一个相信本人交待的结论，而是将其「挂起来」。曾志和陶铸对此都十分不满，陶铸曾当面批评古大存，为何没有证据，仅凭主观主义就将曾志的结论拖了两年。1954年，古大存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期间发言，检讨自己在中央党校一部领导整风时曾伤害了一些干部。 但是，延安审干运动还是在陶铸与古大存的关系上投下了阴影，五十至六十年代，陶铸主政广东，对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古大存多有压制和打击，最终将古定为「反党的地方主义分子」。

据安子文称，党校二部吸取了一部「抢救」的经验教训，「便没有搞抢救运动」。 事实上，党校二部虽未搞大规模的「抢救」，但严格的审干继续进行，只是斗争的热度有所降温。

中央党校三部集中了当时延安几乎所有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除了中央研究院知识分子干部外，住在延安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作家、文艺家（大多来自大后方和华北敌后根据地），在审干全面展开后，也被分别送往中央党校，编人第三部（1943年春，延安文抗作为曾活跃于边区的一个文艺团体已无疾而终）。1943至1945年，在党校三部受审的党员知识分子有范文澜、陈学昭（1945年入党）、于黑丁、马加、吴伯萧、周而复、白朗、罗烽、方纪、冯兰瑞、曾克、刘白羽、欧阳山、草明、叶蠖生、陈波儿、金紫光、陈明、刘雪苇等。

三部的党员知识分子干部组成七个党支部，按照校部的部署，进行交待历史、检查思想的紧张斗争。

白朗――来自东北的著名流亡作家，来延安后，与其夫罗烽在延安「文抗」工作，后白朗被调入《解放日报》社副刊部。罗烽因〈还是杂文时代〉一文获罪于毛泽东和周扬，虽未被公开批判，但已被打入另册。白朗在抢救和审干中，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先是在《解放日报》挨整，继而在党校三部遭斗争，「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白朗糊里糊涂，痴呆麻木，整日不讲一句话」。

方纪是以写颂扬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散文〈挥手之间〉而闻名的作家，他在「抢救」中受到冲击，吴伯箫则被定为「反共分子」。吴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国统区传说吴伯箫被整死，在西安为其开了追悼会。1944年7月3日，吴伯箫在《解放日报》发表〈斥无耻的追悼会〉一文，自述其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

1943年7―8月，原被安置在西北局「创作之家」的几位著名非党作家塞克、艾青以及从华北敌后根据地前来的杨朔、周而复等被通知到中央党校三部报到，随后塞克妻子韦安，艾青妻子冯莎也被通知进入党校三部。1944年3月，结束自愿流放，从延安县川口区乡下返回的萧军、王德芬夫妇也被送到三部，原先明确规定非党员不能入中央党校的原则，此时也打破了。塞克夫妇、萧军夫妇等被编在各个支部，除不参加党组织生活外，一样接受审查，参加转变思想的学习。

塞克才华横溢，是三十年代杰出的话剧演员、剧作家、诗人，曾以主演日本剧作家菊池宽《父归》一举成名，誉满沪上。抗战前夕，创作戏剧《流民三千万》，写下脍炙人口的《救国军歌》，奔赴延安后，又写下《二月里来》，本应是有功之臣。然而塞克性格刚烈，嫉恶如仇，从不阿谀奉承，加之在延安经常执手杖下山上街。被某些领导人视为是未曾改造的狂徒一类，终在延安不被重用。把塞克安置在党校三部接受审查，纯属题中应有之意。

高长虹的情况则是一个例外。高在1926年曾与鲁迅打过笔仗，又是二十年代「狂飙社」的主将，1941年11月，经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负责人王世英介绍，高长虹徒步走到延安，一度受到欢迎和尊重。但到了1942年后，高长虹消声匿迹了。在「抢救运动」中，高长虹因「直接向中央提意见，甚至向斯大林提意见」，被康生指为青年党，「曾要整他」，只是由于得到博古和张闻天的保护才幸免于难。高长虹未能进入党校三部，他可能是当时延安唯一的编外人员。

党校三部的审干、「抢救」及以后的甄别前后持续一年多，即使处于被审查状态，三部的知识分子仍不忘为配合当前政治任务而努力工作。1944年，三部学员陈波儿与四部学员姚仲明合作，创作了一出抨击「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在延安广为演出，受到领导的重视和好评。1944年，除三部之外的党校其它各部，均奉中央命令转入「两条路线」学习，上级规定，凡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不参加学习「党的路线」。丁玲虽在党校一部，但她不能和其它学员一同参加「路线学习」。 党校三部――属于有严重问题的单位，则被整体打入另册。那些「历史复杂」、「思想复杂」、「狂妄自大」的知识分子只配永远「脱裤子、割尾巴」，交待历史，反省错误。在延安上层某些人眼中，三部的知识分子是一群「异类」，是不配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

1944年夏，中外记者团在延安访问、参观期间，仰慕中央党校的名声，再三提出参观要求，都被婉拒，于是记者先生感叹：「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人」。

由彭真直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在「抢救运动」中一马当先，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但是，这一段历史一直被精心掩饰，一直到八十至九十年代还有人对之文过饰非。1986年7月26日，曾任中央党校秘书长的黄火青、郭述申等发表〈回顾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一文，对当年在党校发生的「抢救」惨剧竟无一字描述。 1995年，黄火青出版《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的回忆录，虽然提到党校受到「反特扩大化」的「很大影响」，「伤了不少同志感情」，但马上强调党校的错误「及时得到纠正」，对党校「抢救」的具体情况一字不提。 和黄火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薄一波，1996年薄一波公正地指出，「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成为批评当年中央党校「抢救」的中共唯一领导人。

六 延安白然科学院的「抢救」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延安唯一一所工业技术学校，成立于1939年5月，原名为自然科学研究院，初期为研究单位，1940年1月改为工业技术专门学校性质，1940年9月成立大学部，设生物、物理、化学、地矿四系，后改为机械、化工和农业三个系，另附设一个由十二、三岁中学生组成的补习班，共有六百馀名师生。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延安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为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整风转入审干后，徐特立被调回中宣部，负责干部教育教材的撰写工作，中共西北局另派原中组部干部陈伯村 坐镇自然科学院，该院审干、反奸、「抢救」运动由西北局直接领导。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审干、抢救的重灾区之一，该院许多师生是从国统区前来延安的青年党员和知识分子。运动即起，马上就受到严重冲击。本科生和教师中的大多数人被打成「特务」，当年在自然科学院任教的武衡（1976年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就是其中之一。

自然科学院「抢救」运动的进展引起徐特立的强烈不安。徐特立为人宽厚慈祥，在延安有「革命的好外婆」之称，虽然一些中共老干部都知道他曾在长沙第一师范做过毛泽东的老师，但是徐特立从不声张，有别人问时，徐特立也不承认。但若站在毛泽东「路线斗争」的角度上来观察徐特立，他的「路线斗争」敏感性似乎并不高。整风运动前，徐特立曾去马列学院作报告，在号召干部学哲学时，徐特立说：在我们党内，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通了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润之（即毛泽东），一个是洛甫。 称赞毛泽东固然无可非议，但将张闻天与毛泽东并列，则犯了大忌。显然，由徐特立这样心慈的老人来领导审干肯定不合适，故有将徐特立调走之举。运动高潮阶段，保卫机关不断到院里抓人，此时，徐特立已被调回中宣部，虽未正式免去他的自然科学院院长一职，但已不许他过问自然科学院的运动，然而他仍几乎天天步行几十里去自然科学院。有一天徐特立在前往自然科学院的路上，正巧遇上保卫机关一帮人将一个怀孕的年轻女同志捆绑走了。徐特立将自己的上衣脱了下来，披在那个女同志身上，什么话也没说。事后，徐特立竟被指责为「同情反革命」。

身为自然科学院院长，在延安享有崇高威望，当时已高龄六十七岁的徐特立，在审干、抢救的洪水袭来之际，虽尽多方努力，仍无法保护该院的师生。运动依旧按照它的内在逻辑疯狂运转，人夏后，「抢救」深入到补习班（中学部），居然在这群少年中「抢救」出三十几个「特务」。到了1943年秋，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相应的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也并入延安大学中学部。至1943年底，延安大学中学部又挖出三十几个「特务」，前后共有七十馀人落网。延安大学中学部的有学生二百馀人，分为五个班，大多为中共烈士子弟和干部子弟，以及少量从部队调入的「小八路」，竟三分之一成了「特务」。

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曾有一位被树为「特务」典型的受害者，此人即彭而宁（钱家骥），也是出自自然科学院。彭而宁被扣上「兼差特务」、「双料特务」的帽子（即「日特」兼「国特」），早在1942年就和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等人，被康生机关秘密逮捕，1943年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后，又被康生作为罪证确凿的「特务」抛出来，作为证明「特务如麻」的依据。 彭而宁入狱，在很大程度上是康生及其机关的独立作业，而非自然科学院审干小组所能左右。

彭而宁出身世家，其父钱来苏为同盟会会员，曾任第二战区少将参议。1939年，彭而宁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1940年辗转进入延安，被分配至自然科学院就读。整风之初，彭而宁作为非党人士，曾名列该院整顿三风委员会的常委， 曾在壁报报头画了一幅向日葵，康生就此诬指此画意指「心向日本帝国主义」，将彭而宁秘密逮捕，最终将其定为「日特兼国特」。

彭而宁遭此劫的根本原因是康生对其来历极为怀疑。彭而宁来自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家世背景复杂，本人也无中共北方局系统的介绍，站在保卫部门「怀疑一切」的立场，彭而宁肯定是个「问题人物」。康生其人本来就极左，对来历清楚的人，尚且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对彭而宁这样「疑点」较多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彭而宁1940年从华北来延安，对彭而言也是一个不利因素。抗战爆发后的1937至1938年，从华北奔赴延安的青年不在少数，对这个时期来延的人员，虽然也须经审查，但是多为组织部门经办，保卫部门插手不多。一般多能过关。但是1939年后，从华北来的青年愈来愈受到怀疑。其中不少人被控以「托派」罪名，遭到关押和处置，因此彭而宁落难，实属在劫难逃。

彭而宁被捕后，紧接着又牵连到其父钱来苏、妹钱家楣及其丈夫孙静远。1943年3月，正当延安整风转入审干、反奸之际，还不知其子已被捕的钱来苏，因不满蒋介石，经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的介绍，带看女儿、女婿，秘密投奔延安，殊不知此时的延安正弥漫着「提高警惕性」的浓厚气氛。钱来苏抵延后，受到客气的欢迎，被安置在延安交际处居住，其女儿、女婿则被送往延安大学接受审查。

钱来苏素来崇仰毛泽东、朱德，一直希望能见毛、朱一面，然而，钱氏的这个愿望并未能实现。此时已非1937-1938年，当年毛泽东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广结人缘，而现在毛对钱来苏这样一位已失去影响力的失意人物，再也产生不了兴趣，再加上其子已被定为「兼差特务」，见钱来苏一事，简直无从说起。

钱来苏千里兼程投奔延安，尽管毛泽东近在咫尺，却难见一里。不久，坏消息接踵而至，其女儿、女婿在延安大学双双被打成「特务」遭到隔离审查。一心想报效中共的钱来苏此时真正陷入了绝境：其子、其女和女婿，全都变成了蓄意危害革命的「特务」，自己虽未被捕，但成天被安置在交际处，似乎离被抓、坐牢也不远了。恰王世英又奉命来找钱来苏谈话，劝其「交待问题」，钱来苏怒斥道：当初介绍我到延安来的是你，现在把我说成特务的又是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从此次谈话后，钱来苏宣布绝食，以示抗议。

从表面上看，钱来苏被勒令交待问题是受其子彭而宁、其女钱家楣、女婿孙静远「特务案」的牵连，但更深一层的缘由乃是延安上层对钱来苏存有严重的怀疑。

据当年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透露，「负责整风审干运动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怀疑钱来苏老先生同日本帝国主义有关系」，此人究竟是谁呢？肯定不是康生，如系康生所为，金城一定会直接点出其名。据笔者分析，此「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是彭真或任弼时。在整风审干期间，彭真是仅次于康生的活跃人物，彭真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对当地的「敌情」、「政情」比较熟悉。以某种审干逻辑看，钱来苏身上的疑点确实较多：钱来苏在张学良时代曾长期在东北军界活动，与日本很难摆脱干系；「九一八」事变后钱避居北平，属失势人物一类；北平在「九一八」后鱼龙混杂，北洋失意政客、军界失意人物多与日本有关联；抗战爆发后，钱来苏又到了山西阎锡山第二战区长官部。钱来苏过去与中共毫无联系，现在投奔延安，目的何在，殊堪生疑。在延安负责审干的「领导同志」中，最了解华北地区的情况、最具有发言权的，除了彭真还有谁呢？

笔者提出任弼时只是一种大致的推测，因为任弼时作为毛泽东委派的中共中央指导西北局工作的负责人，对陕甘宁边区系统和西北局机关的审干、抢救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个时期，他经常过问具体案件。但笔者认为，对钱来苏一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更大的可能是彭真。

七 鲁艺（延安大学）的「抢救」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创立于1938年4月，初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后扩大为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四部，院长先后由毛泽东和中共元老吴玉章挂名，实际工作由副院长周扬负责。周扬既担任了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又是鲁艺事实上的总管，这使他成为延安文艺、教育、宣传系统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整风之初，中央文委系统组成学分会，由周扬负责，他在鲁艺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在1942年，领导全院教职学员开展了反王实味的斗争。到了整风转入审干阶段后，周扬又积极排队摸底，清查可疑分子，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前夜，已经揪出重大特务嫌疑人员二十九人，并将其全部移送边区保安处侦讯。

1943年3月16日，中共西北局常委会议决定，将鲁艺、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合并入延安大学，校址设于桥儿沟鲁艺内，合并后的延大校长，仍由吴玉章担任，周扬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这次会议同时决定，「将政治上没有问题与不合条件的，调出分配工作；适合于继续学习的，留下学习；政治上有问题的，留下整风」。

鲁艺等院校并入延安大学，使延大人数达到一千六百多人，为了避免出现混乱情况，影响整风、审干的进行，西北局常委会议宣布，继续保留原各学校的单位形式，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学习，由西北局直接领导；鲁艺等单位由周扬主持，受中宣部领导。

虽然3月16日西北局常委会议提到，「适合于继续学习的，留下学习」，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已完全不可能。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后，坦白运动已全面展开。5月18日，周扬在合并后的延大主持召开第一次全校规模的坦白动员大会，部署在延大四个单位分别进行坦白大会的预备工作。几天后，四个单位都发现了特务嫌疑分子，其中由周扬直接领导的鲁艺成果最大，一举揪出各类问题人物十二人。 5月21日，鲁艺坦白大会如期召开，会计科科长蔡光华等八人登台坦白，大会气氛紧张，共开了十三个小时，直至深夜十一时左右才结束。周扬要求各单位以这些已坦白的人员为榜样，开展三天突击坦白活动，来一个坦白检举的大比赛。

在周扬领导的三天突击坦白活动中，鲁艺师生成立了许多规劝小组，按照组织的安排，纷纷找嫌疑分子谈心，「早上劝，下午劝，夜深人静还劝；今天劝，明天劝，后天仍劝，有的更深夜不眠劝」。在密集性的劝说攻势下，鲁艺有二十三人在三天突击坦白活动中交待问题，加上以前已坦白的二十五人，仅鲁艺就有五十二人承认自己是「特务」。

应该指出，在1943年7月「抢救」正式开场前，鲁艺的「坦白」活动总的说来是相对温和的，还没有使用捆绑吊打等暴力手段，但是在7月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如火如荼的群众反奸斗争以开大会，开小会，个别规劝，小组规劝等群众自己创造的各种形式进行着」； 另一方面，暴力因素迅速渗入，鲁艺等单位不时传来有人因不堪斗争而自杀的消息。

当时在延安有几位在国内享有盛名的非党作家：塞克（陈凝秋）夫妇、艾青夫妇和高长虹等人，他们因来延安之前即闻名全国，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优待。塞克等被安置在桥儿沟西山由中共西北局领导的「创作之家」，享有单间窑洞的待遇，获准可以进行创作。刚从华北根据地来延安的周而复、杨朔（1943年还是非党作家）也被允许住进「创作之家」，「以文艺形式反映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的战斗生活」。但是，「仿佛是世外桃源」的桥儿沟西山的「创作之家」，很快也受到「抢救运动」的冲击。

在「抢救」的暴风骤雨中，在塞克、周而复、高长虹等居住下方的鲁艺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了」。该院有一位艺术家因不堪迫害，全家自焚。 鲁艺教员、木刻家彦涵亲眼看到鲁艺一位被审的青年，冲出关押室，纵身跳下悬崖，嘴里大声哭喊「冤枉」，凄厉的声音回荡在沟底。 塞克等居高临下，西山下面的情况一目了然，只见「一批批干部被抓走，一声声逼供信的声音传来」，在山下不断传来的「地动山摇的口号声」中，原准备在「创作之家」创作剧本的塞克终究无法写完他的剧本。

塞克无法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创作出剧本，只能说明他的思想水平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只会欢呼「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在「抢救」高潮中，革命文艺战线的「领导同志」周扬一刻也没忘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他虽然为挖「特务」忙得不可开交，但还是想到要用文艺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在周扬的直接领导下。鲁艺竟然在短时间里排出一场《抢救失足者》的话剧！这场话剧由周立波、陈荒煤、袁文殊等集体编写，水华导演，「剧情是一个特务领导另一个人，他们潜人延安进行了破坏活动」，为了让戏剧效果逼真，还特别安排让正受审查的骆文扮演特务，美其名曰「亲自演，体会会更深」。这场话剧以后因为政治风向发生变化，又遵周扬命停止了排演，但骆文仍在夜晚被鲁艺戏剧系审干小姐唤去接受「车轮战」式的审讯。

1944年5月，延安大学的规模又有新的扩大，西北行政学院也被并入了延大。西北行政学院成立于1940年7月，原是为边区培养行政干部的学校。但是到1942年10月，该校性质发生变化，被中共西北局改成集中审查嫌疑分子的反省机关。1942年11月，王子宜被派到该校任副院长，不久，就在该校原领导机构和教员中发现了一批嫌疑分子。1943年4月17日，保卫机关正式将原院长王仲言逮捕，至4月底该校共查出「特务」三十二人。

显然，西北行政学院不仅仅是一个集中关押边区各单位嫌疑分子的临时拘押营，它自身也在经受一次严格的清洗。

到了1944年5月，在延安大学1877名教职学员中，共清查出嫌疑人员440人。

八 晋察冀、晋绥、太行根据地的「抢救」

晋察冀根据地又称华北根据地，是抗战后中共最早开辟的战略根据地。1941年春，担任边区党委书记的彭真奉调回延安，聂荣臻成为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领导。1943年8月，聂荣臻接通知返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由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军区政委的程子华负最高领导责任。

1942年全面整风发动之际，正是晋察冀根据地最为艰苦的时期。在侵华日军「铁壁合围」和「大扫荡」的严酷战争环境下，整风只能间歇进行，基本限于学习文件的「正面教育」，直至1944年战争形势缓和后，华北根据地的全面整风才正式开始。

华北根据地的整风、审干是在程子华的主持下开展的。其主要方法是，上层领导干部在职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将一些所谓「有问题」的干部集中到党校学习和接受审查。1944年夏，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主编的邓拓被调入分局党校学习，在经过短期的文件学习后，整风迅速转入审干阶段，由于气氛紧张，邓拓与其妻丁一岚虽同在党校学习，但两人却「很少有时间接触」。对邓拓的审查主要集中在历史上曾经两次被捕的问题。抗战前邓拓曾在河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此时河南地下党是所谓「红旗党」的说法正从延安传到晋察冀，邓拓自然成了被怀疑的重点对象。邓拓无辜被审，心清愁闷沉重，在给丁一岚写的一首〈战地歌四拍〉的长诗中，邓拓自抒「七度春秋销北地」，「缩地失长鞭，脚跟无线」，还写下「天才投笔误狂歌，伤心梦幻倍蹉跎」的诗句，流露出惆怅的感怀。

在整风、审干中，清查「托派」是重点的内容。当时任冀南区党委常委、四分区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王任重被怀疑成「托派」，军区参谋长王蕴瑞也受到怀疑。王任重是知识分子干部，1938年从延安来冀南，先后担任冀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在王任重受审查期间。冀鲁豫中央分局书记（也称平原分局）黄敬提议调王任重任平原分局宣传部长，但未被批准。王被调回延安后，其「问题」经审查得到甄别后才返回冀南。

当时被怀疑为「托派」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干部，这些人在未进入根据地前一般都曾参加过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或从事过兵运工作。内战期间，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纷纷参加了各种左翼团体，有些人仍以共产党员的面目活动，并发展其它左翼青年入党。这批人以后多被认为是「托派」，成为清洗的对象。

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在抗战初期或拉出队伍进入共产党根据地，或因工作失利退回根据地，这批人也往往被认为是「托派」。清洗这些人，主要是党组织对彼等政治上的不信任，「托派」只是一个罪名，绝大多数受害者实际上与「托派」或「托派」思想毫无关联。

晋察冀的「肃托」、「锄奸」在1938年就已秘密进行，熊大正、李晓初是最初的牺牲品。熊大正抗战前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在熊大正毕业后曾推荐其去德国留学，因抗战爆发而未成行。1938年夏熊大正到冀中根据地，专门负责秘密从天津购买军火、医药、通讯器材。1939年春，时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的熊大正突被晋察冀军区锄奸部秘密逮捕，被定为「汉奸」、「国民党特务」而遭处决。受熊案牵连，从平津来冀中的知识分子干部近百人被逮捕（后大多被释放）。熊大正错案直至1986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予以平反。

原东北军军官吕正操在抗战前夕秘密加入共产党，其入党介绍人为北方局打入东北军中的李晓初。「七七」事变后吕正操率东北军六九一团据守华北，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功勋卓著，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李晓初却命运悲惨。1938年4月，此时已离开吕正操部前往地方工作的李晓初，因「托派」案件被调往平汉路西晋察冀军区接受「审查」旋被处决。李晓初被审和遭处决，事前并没有通知冀中军区领导目正操；李晓初一案也是直至1985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复查，确认系错案被平反昭雪。

中共对于军队一向极为重视，抗战初期八路军开赴华北，以老红军为骨干，联合改造由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的军队，创建中共根据地，在政治态度上只信任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对其它干部则在工作中进行考察排队，一俟立稳脚跟，即对地方武装的领导进行审查，大多调任副职。吕正操之所以长期蒙受信任，被委之为冀中军区司令，一方面在于吕开疆辟土，贡献巨大；同时也因吕对晋察冀领导十分尊重，加之聂荣臻为人公正宽厚，故吕正操可以在党内斗争中较少受到冲击。然而。吕正操在政治上的顺利并不意味看吕部的干部也是如此。在冀中局面打开后，吕正操所率的旧部很快成了审查的重点对象。1938年8月中旬，晋察冀军区将吕部调安平整训，军区政治部着手处理所谓「托派」案件，将吕正操旧部大部分干部送往延安审查，这批干部只有经审查确认为没问题才放回冀中工作。至于有多少干部被扣留在延安，有多少干部返回冀中，吕正操在其回忆录中都没有详述。

晋绥与陕甘宁隔黄河相望，是延安与边区的屏障，也是延安通向华北、山东、华中的唯一信道。晋绥是贺龙、关向应所率八路军一二0师辖地，贺龙为党政最高负责人。1942年贺龙被调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晋绥分局书记关向应也因病在延安治疗，由林枫任分局代书记、晋绥分局整风总学委会主任。

1942年是晋绥极端困难的时期，根据地在日军包围下急速缩小，只剩下几个完整和不完整的县，人口不足百万。但由于与陕甘宁相邻，受延安影响太深，在战争环境下，晋绥根据地仍仿效延安，大搞审干与「抢救」。1943年3月19日，晋西北党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中配合审查干部的指示〉，全面推广延安的经验，要求干部写思想自传。5月，武新宇在晋西北行署整风座谈会上作报告，号召各领导干部诚恳坦白反省自己。在这前后，晋绥各地的军政干部开始集中整风学习。致西党政军区级以上领导干部大部分被集中到偏关参加整风。

9月，晋绥的整风、审干转入「抢救」。驻军干部在神府彩林村，边区一级党政民机关干部在杨家沟召开「反特务」斗争大会，各单位出席总人数为1274人，到11月，就查出一大批所谓「特嫌分子」。 12月，晋绥军区下辖各分区又分别成立了「整风队」，对干部实行集中审干。据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林枫称，参加运动的「有五千个干部，三千个战士，两万五千群众，共三万三千人」。 在「抢救」高潮中，各部门「经常通报抓特务的比例，有的单位抓出特务竟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二十、三十」。

文革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当时在晋绥《抗战日报》工作，他因担任由范长江任社长的国际新闻社特派员及驻晋西北通讯站主任，曾向国新社写过稿件而被诬指为「特务」。周恩来对穆欣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国新社受周恩来直接颁导，而范长江聘请穆欣事先也曾征得周恩来同意。1943年9月，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后，料想穆欣在国新社兼职事将会受到怀疑，于是主动托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韩均给中共晋绥分局和《抗战日报》社社长廖井丹捎话，为穆欣作出证明。但是周恩来当时在中央的地位并不巩固，晋绥分局对周的证明不予理睬，穆欣仍遭到批斗，他在报社担任的领导职务也被免去。 穆欣在抢救运动中的这段遭遇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穆欣称，他「亲眼目睹了『逼供信』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损失，而且也亲身体会到『逼供信』的极大危害」，以至于以后几十年对此教训仍时刻铭记在心。

与其它根据地的情况相类似，晋绥地区「抢救」的重点单位是晋绥分局党校，但是有关晋绥分局党校「抢救」的基本状况，外界至今仍不其清楚。原晋绥干部张鉴在「抢救」中蒙受严重打击，信念崩溃，在1945年叛逃投奔国民党后，曾着文对晋绥分局党校的「抢救」情况加以披露。笔者对张鉴的叙述与文革后大陆公开披露的相关材料互相印证，认为张鉴的叙述基本属实，可作为了解晋绥根据地「抢救」的佐证资料。

张鉴的文章名为〈中共怎样整风？〉，在这篇文章中，张鉴谈到晋绥分局党校的整风、他个人在分局党校整风、「抢救」运动中的遭遇，以及他所知道的晋绥几个知名人物在运动中所受冲击的情况。现就张鉴的叙述作以下归纳。

一、晋绥分局党校被「抢救」干部的人数。

整风运动开展后，被送到晋绥分局党校学习和受审查的主要为军队营以上、地方县以上的干部，这批人绝大部分受过多年的基层锻炼。张鉴说，分局党校的整风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开始，「由整思想问题转入整政治问题」（此说属实，1943年9月后，晋绥整风进入到「抢救」阶段――笔者注）。「当时党校共二、三百人，其中七十多人被迫承认为特务分于，有日特、国特、阎特，三十多人未承认或半承认，总计党校被抢救的干部，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这个数宇并不惊人，当时，晋西北有个师范学校，这个学校百分之九十九被整为特务，所以有人给师范学校送了一个『特务学校』的绰号」！

二、晋绥分局党校被「抢救」的干部基本上是受冤枉的。

「经过三四个月的被迫集中，因为硬要给人戴特务分子的帽子，所以多少人被迫用菜刀、草刀自杀了，有的跳崖，投河自尽了！」（张鉴未提供具体人数――笔者注）「当时有晋西北《抗战日报》的一个记者，因为被硬指为特务，万分不得已跳了六、七丈高的崖，不幸虽身受重伤而未身死，抬回来以后被认为，『特务分子牺牲自己性命，破坏中共政治影响』，仍强迫坦白！」「被抢救的干部，后来事实证明，都是大冤其枉，……他们的所谓『坦白口供』都是被迫无奈生编硬捏的，因此，当时有人说『坦白运动就是胡说运动』」。

三、张鉴本人在「抢救」中的遭遇。

张鉴说，自整风结束到现在，他「始终不敢提起，甚至不敢回忆」他个人在整风期间的遭遇，「因为提起来我就伤心掉泪！我自十四岁离开家参加共产党工作，我自信很忠实，很热情，很积极，当整风运动开始时，我担任共产党小组长，一开始我就首先被监视起来，接着党校负责人向我提出我有政治问题，要我坦白，用『坦白是光荣』，『坦白后有前途』等软方法说服我；用不坦白要『杀头』、『坐监』、『判徒刑』等硬办法威胁我。我恐怕造成他们的抢救借口，硬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勉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这样被监视两个月以后，到十二月我的厄运来了，在一个群众大会上，他们要我马上承认我是特务……他们的口实是我的哥哥在二战区，从小就是国民党，我和我哥哥好。一定是特务。这种毫无根据的理由，我当然不能承认，结果他们廿多个人用车轮战术轮流与我谈话，一个谈完去休息另外换一个人谈，我一个人四天三夜没有休息一分钟，两天两夜没有吃饭，没有抽烟！尤其惨痛的是：八号晚上把我作为他们的阶级敌人，有的用皮带，有的用木棒，有的用拳头对我又打又骂，并且在这十二月最寒冷的天气里，把我衣服脱去只剩下一个单短裤在院中冻了四十分钟，因为我拒绝出去，把我头发拉去一大片！这样直到九号，因为我有脑充血病，精神恍惚，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在指供、引供下承认我是特务份子。我本希望可以了事了，谁知道造成了永远的祸害，说我承认特务不算，还要特务关系，我本来不是特务，不了解任何关系，尤其在脑子里已经几乎不能思虑下的情形下，越编越不像。结果，从我是特务，追到我哥哥是特务，我嫂嫂是特务，我母亲也成了半个特务……我不知道什么是特务，不了解任何关系，更不能无端再陷害人，迫不得已，最后只有将已作的口供一脚踢翻！……在抢救运动中，其它刑罚、手段还多的很！有一种刑罚是：对被抢救的人不给吃饭，饿急时给吃肉，放的食盐、辣子特别多，吃上以后渴的要命，但是，你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及特务关系，永远不给你喝水！这种刑罚说来并不惊人，实际上却是一种最惨酷的肉刑！另外在抢救手段上，布置有炮手、打手，炮手多半是知识分子出身，抗战前的党员，打手都是工农分子。还有说客、突击队。方式上更有『一打一拉，一拉一打，打中又拉，拉中又打』等等。……抗战期间我经过好多次战斗，与敌人也多接触过，酸甜苦辣也多尝过，但是我始终没有伤过心，这一次被抢救却使我伤心伤透了！……我对共党忠实、积极，对任何指示没有违背过，对任何工作没有贻误过，怛是，结果只换了一个代价。就是我被整为特务分子！」

四、张文昂、雷任民等在「抢救」中的遭遇。

张文昂，原是阎锡山下辖山西六专署专员，1939年晋西北事变后到达根据地，曾任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山西新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在1943年10月整风转入「抢救」后被抢救为「特务分子」、「自首分子」、「消极分子」。在「抢救」中，他的脸被吐过痰，「差不多一切难堪他都受过了」，至「抢救」结束时，仍被监视。

雷任民，建国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被抢救为「国特」。其妻曾留学日本，被整为「日特」，接着又由此追及雷任民。

张隽轩、梁膺庸都是晋西北事变后进入根据地、并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在「抢救」中也被整为「国特」、「日特」、「阎特」。

五、由「被抢救」而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批评。

抗战之初，他自述当时他与共产党接触，「觉得共产党根好，就毫不犹疑地参加了共产党」，直到整风以后，由于身心受严重打击，产生思想幻灭，他结合自己在党内八年的体验得出看法，认为在党内只有「不识几个字的工农青年」受重用，而「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特别是中学、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共党内没有前途，只有到处受轻视，受打击」。张鉴说，「我们也认为工农是全国人的大部分，应该解放，不过不能把知识分子踢出去。但是共产党内看到的只是工农分子的气势凌人，不可一世，我当时很后悔，我母亲不该守多少年寡送我念书！」

六、因无辜受冤而对「真理是共产党掌握」信条的怀疑。

张鉴受党多年教育，早已接受「真理是共产党掌握」的信条，但在「抢救」中的遭遇使其对这一信条也发生了动摇。他说，「既然掌握了真理，为什么对抗战以来参加的人要监视他，怀疑他呢？为什么人民群众反对，干部情绪动摇呢？」

在晋绥根据地，象张鉴这样「经不起考验」而投奔国民党的干部只是个别，绝大多数被整干部虽承受巨大压力和痛苦，仍维持看对党的信念，等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洗却自己所蒙受的各种「特务」罪名。

据说晋绥根据地整风、审干也有搞得较好的单位。1943年冬至1944年秋冬，晋绥八分区在日寇据点四面包围封锁的交城县关头村举办了三期整风班，参加者达三百馀人。据记载，八分区的整风、审干「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主」，「主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让「那些还有政治历史问题尚未向党交待清楚的同志，白觉自愿地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被集中参加审干的干部，「行动自由，不加监视，但要求遵守作息时间和外出请假制度」。当时在八分区担任领导职务的罗贵波说，八分区在审干期间，「对交代得好的同志经征求本人同意」，召开了两次大会，「让他们发言，以此对其它同志进行启发和帮助，效果很好」， 因而八分区未发生逃跑、投敌或自杀的现象。

晋绥的「抢救」在1944年落幕。8月，中央书记处电示林枫等要求做好「抢救」的甄别工作。至此，晋绥分局对被错戴「特务分子」帽子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

晋绥根据地的「抢救」细节至今仍未完全披露。贺龙、林枫长期领导晋绥，贺为行伍出身，对毛的才能十分崇拜，在理论和文化素养方面远逊于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等，较易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林枫在贺龙调回延安后，事实上是晋绥的最高领导人，林枫与刘少奇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36年春，刘少奇赴天津任北方局书记，林枫为刘的秘书），深受刘少奇的信任。1943年后，刘少奇进入延安审干反奸斗争领导核心，在党内的地位正如日中升，以林枫为首的晋绥分局可以将周恩来为穆欣作的证明搁置一边，照样批斗穆欣，却一定不会将刘少奇的意见束之高阁。加之晋绥紧邻陕甘宁，延安一阵风刮来，晋绥不仅照办，而且变本加厉。康生其人在1945年后领导晋绥土改，对该地也有严重的消极影响，造成晋绥土改中发生乱打乱杀的极端事件。在晋绥土改中，一些与中共多年合作的民主人士都惨遭批斗，有的甚至被斗死。

1947年9月21日，康生指导的兴县召开批斗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的斗争大会。刘少白是经王若飞介绍入党的秘密党员，其女刘亚雄、女婿陈原道皆为著名中共党员，陈原道更是中共烈士，1933年被国民党枪杀。刘少白次女刘竞雄嫁给安子文，刘少白一家应是革命家庭。但是刘少白仍被调回村里，接受群众大会的批斗。9月26日，在兴县蔡家崖组织了批斗边区参议员牛友兰的「斗牛大会」。牛友兰在抗战期间积极输财，全力支持八路军，牛之子牛荫冠为晋绥著名的老共产党员，但在这次大会上牛友兰被铁环穿鼻，勒令其子牛荫冠牵「牛」游街，牛友兰被活活斗死。在土改高潮中，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也被上级批准揪回原籍批斗，最后被殴致死。

在反奸、抢救运动中，太行根据地也受到波及。太行根据地包括太行、太岳、冀南三部分，又称晋冀豫区，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与中共北方局均设于此。在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调延安后，太行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其它领导人有李大章、李雪峰、李菁玉等。1943年初，北方局在代理书记彭德怀领导下，由北方局党校举办整风学习班，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的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干部集中在党校进行整风文件的学习，并总结各个地区的工作。1943年10月，彭德怀被调回延安后，北方局党校又举办了一期整风学习班，在这一时期「抢救运动」已从延安波及太行，北方局党校成立了整风审干委员会，将一批领导干部打成了「特务」。与此同时，北方局所在地太行的审干、抢救也开展了起来，领导整风、审干的具体负责人是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1943年冬，太行分局取消，成立太行区党委）。太行区整风前期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主，后期则转入审干。据有关资料记载，太行区党委党校在开办第二期后不久，发生了「抢先进入审干的问题」，人为地掀起了「坦白运动」，「导致了逼供信的错误」。在运动中，有人诬指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是国民党地下组织的首领，李雪峰的妻子翟英也被咬为「特务」。区党委党校的做法一度「也影响到全区的整风运动」，幸得李雪峰等及时「纠偏」才未酿成更大的损失。在太行、太岳全范围内，也出现了反特斗争失控的情况，「太行军区发生一二九师之司令部、通讯队、参训队、侦察队、印刷厂、生产部各有反革命支部之错误认识。集总（指八路军总部――引者注）直属部门发生在大会上乱逼特务组织关系，认为电台人员均是特务，军工部各厂均为特务掌握，认为总直有一个总的反革命组织，有的人供称去年七月间特务在晋冀豫边区所在地开过四十三人的高级特务会议」。1943年11月5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并转大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毛在电文中说：「据彭（德怀）、罗（瑞卿）诸同志说，太行太岳两区反特斗争中在许多地点捉了并杀了许多人」，毛要求「必须立即检查此种现象」，「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毛并指示，逮捕特务人数「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百分之五（百人中至多只许捉五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 毛的这封电报对制止太行、太岳肃奸中的极端行为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九 华中根据地的「抢救」

华中根据地包括苏北、苏中、苏南、淮南、淮北、鄂豫等地区，是新四军控制地区。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正式就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成为华中根据地最高领导人。1942年3月，刘少奇前往延安，推荐其老部下饶漱石任华中局代理书记和新四军代政委。刘少奇回到延安后仍不时就重大问题向华中发出指示。次年10月，饶漱石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盱胎县黄花塘组织召开高干会议。就历史上陈毅与毛泽东关系不和之事向陈毅发起围攻。会后，陈毅被调回延安，华中与新四军的整风、审干基本是在饶漱石领导下进行的。

与华北相比，华中根据地有其特殊性。抗战之初，国民党军队自华北大规模后撤，华北根据地面临国民党军的压力远比华中小。新四军所在的华中地区集聚看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根据地与国民党区域犬牙交错，承受着侵华日军、国民党军队，尤其是桂系军队的巨大压力。其次，由于华中根据地紧邻沪、宁、杭等大城市，许多知识分子先后投奔新四军，知识分子干部在新四军中的比例要大大高于华北的八路军。

1943年华中根据地的整风转入审干后，有两类人员首当其冲，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第一类人员是过去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和抗战后投奔新四军的知识青年；第二类人员系抗战初期曾在桂系军队或桂系控制的苏皖地区从事统战，或在国共合作政权担任过行政职务的共产党员。

在整风、审干运动中，华中各地及新四军各师的情况不尽相同，运动进行最为激烈的，是淮南与淮北地区。

1943年，遵照延安的指示，各根据地都实行了一元化领导，谭震林成为淮南和新四军二师的最高负责人（谭任淮南区委书记，二师政委）。谭震林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老部下，在「路线斗争」中一贯站在毛泽东一边。在1943年黄花塘高干会议上，谭也以当事人的身分参加了对陈毅的批判。谭震林的工作作风一向是大刀阔斧，对落实延安部署的整风审干工作自是雷厉风行。

整风转入审干后，延安中央书记处给华中局发来密电，指示在军部和二师一部进行「一般的清查特务分子的运动（公开名义为审查干部），以便能在华中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紧接着二师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被打成特务。在华中局召开会议期间，三师师长黄克诚向谭震林询问二师的「抢救」情况，谭震林告诉黄克诚，二师每个团的「特务」都是「数以百计」。其中，二师政治部一来自上海的女知识分子干部不仅自供为「特务」，还咬出其同学――二师师长曾希圣的爱人也是「特务」。

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性格深稳沉着，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又亲历过苏区「肃AB团」的斗争，因而对「抢救」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抢救」开始后，军部接到延安电报，延安已有人供出扬帆是「特务」。军部要求黄克诚立即逮捕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扬帆，并将其押送军部。黄克诚没有将扬帆扣押，而是让其前往军部开会，扬帆在军部被逮捕，关押长达一年半，直到1944年末才被甄别释放。

1943年4、5月间，黄克诚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应接受苏区「肃AB团」的教训，华中不要搞「抢救」，以免发生伤害无辜的事件。黄认为，大敌当前，不应搞「抢救」运动，再则党内历次搞肃反，总是出现扩大化的偏差。但是黄的建议未被华中局和军部接受。在上级命令下，黄克诚不得不执行「抢救」的命令。为了稳妥起见，黄先抽调一批干部办训练班，同时在三师七旅小范围内试行「抢救」。黄发现被审查者一经审讯就乱咬一气，马上意识到「不对头了，看来老毛病一下子是改变不了的」，于是黄克诚下令立即停止搞「抢救」，把被抓的人统统释放。黄并迅速通知苏北各地委和三师各部队一律不开展「抢救」运动。 黄克诚与二师师长曾希圣是老战友，1928―1929年两人还曾有过一段患难与共、共同找党的经历。黄在华中局会议期间见曾希圣因爱人被指称为特务而愁眉不展，特通过二师政委谭震林，亲自找那位咬出曾希圣爱人的二师政治部女干部谈话。该女干部一口咬定自己是「特务」，将情节说得活龙活现，在黄克诚的细心盘问下，女干部终于承认自己所说全系伪造，自述因为压力太大，非承认「特务」不能过关。这样，曾希圣爱人特嫌一事才得到了解脱。

与淮南区「抢救」的重点在军队内部有所不同，淮北区在「抢救」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主要集中在地方。淮北区为新四军四师辖地，1941年春，四师师长彭雪枫遭国民党汤恩伯部突袭，蒙受重大损失。事变后，延安与华中局调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前来四师，不久任命邓子恢为四师政治委员，并任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淮北区党委书记，成为淮北区一元化的最高领导。

1943年春夏；延安的「抢救」经验传到淮北，不久就发生了「淮中案件」和「泗阳案件」两起严重的肃特假案。

1943年8月下旬，淮北中学一女生在她偷窃别人五十元边币行为被发现后，为推卸错误，捏造是受一「特嫌」女生指使所为。在校领导的压力下，偷钱女生编造了「进步青年建国团」的组织，结果该校领导对全校师生实行了刑讯逼供，将一个220人的中学中的四十二人打成「特务」。此案上报边区公安局后，情况不仅未被澄清，边区公安局采用逼供信的方式，将「特务」又增加到五十六人,使全校二分之一的教职员工都成了「特务」。此案最后在邓子恢、彭雪枫的主持下，于1944年7月17日予以平反，并对有关人员分别作出处理。

「泗阳案件」发生在1943年10月至1944年2月，在泗阳这个当时不到十万人口的县内，一连四次破获所谓「三青团县委」机关。短短五个月时间里，全县逼出一千四百多个「三青团员」，并逮捕了一百五十多人，范围涉及党政军民等各界和县区乡及部队连排班干部。1944年2月，案件进一步扩大，泗阳县委筹划大规模逮捕县武装干部。此案全由刑讯逼供造成，指控罪犯全部听信口供，有些则凭主观臆测，毫无人证物证。在邓子恢主持下，此案第三、第四批被捕人员在1944年3月予以平反（第―、第二批案犯继续审查）。邓子恢并代表区党委向在这案件中蒙冤的干部群众道歉，淮北区党委还宣布改组泗阳县委，撤销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的职务，给予纪律处分。

新四军五师远离军部中心地区，1943年11月华中局和军部调郑位三前往五师所在的鄂豫边区担任华中局代表，起因是延安和华中局对五师师长李先念在政治上不信任，认为五师内部已有内奸打入。郑位三早年毕业于武汉甲种工业学校，是1928年红安、黄麻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参与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抗战后，曾担任过新四军二师政委。郑位三不仅革命资历雄厚，而且为人正直，处事十分谨慎。郑位三前往鄂豫边区后，没有公布中央两次任命他为鄂豫边区党委记兼五师政委的电令，「谨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出面工作」。郑位三甚至还私下提醒李先念：「要接受高敬亭被杀的教训！」郑经过调查，证明「内奸打入五师」一说完全不能成立。经过郑位三的工作，延安逐渐消除了对五师的「怀疑和误解」。郑位三、李先念在防止审干朝极左方面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边区党委从无线电通讯中收到延安转发的许多「抢救」经验和指明某某是特务的电报，但是郑位三等吸取了内战时期滥施肃反的教训，在五师及鄂豫边区，都没有搞「抢救」，「仅在黄冈的审干曾一度发生偏差」。

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内的审干、「抢救」虽在规模上小于延安，但是由于华中紧邻国民党区，党内清洗的激烈性和残酷性仍十分突出。多年来，华中和新四军内一直在进行日常性的锄奸、肃特、「肃托」工作，只是过去这类工作多由保卫部门秘密进行，「肃奸扩大化」一类事外人一般不得而知。还在「抢救」运动之前，1939―1942年在淮北、淮南就先后以「托派」、「内奸」的罪名处决了戴季康、查化群、韦延安三位青年共产党员。

戴季康，1918年出生在四川省巴县一农民家庭，1934年来到上海，进入陶行知创办的大场山山海工学团，1935年秋加入中共。抗战爆发后，经党组织批准，戴通过上层社会关系的介绍，进入皖东北泗县县政府做统战工作，公开职务是县政府政训处副处长，并担任了国民党地方部队安徽第六游击纵队第一支队政训工作。1939年11月，戴以「托派」罪名在安徽泗县羊城镇（令属江苏省泗洪县）附近被杀。临刑前，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年仅二十一岁。

查化群以「托嫌」、「内奸」罪名被处死是在1942年冬。查也是在苏皖边区从事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1938年底，查化群经鄂豫皖区党委批准，前往国共合作的安徽怀宁县石牌区任区长。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查退回根据地，被分配到新四军二师四旅任副官主任，并担任过旅的作战参谋。处决查化群之前，二师政治部主任张劲夫曾表示不同意，但不起作用，几十年后张劲夫披露道，此「是更高层决心处决的」。 张劲夫调四旅任政委后，对尚被怀疑为「托嫌」的旅政治部宣传科长余路尽力予以保护，使他未受牵连。查案也是在八十年代初才由安徽省委平反。

韦延安是广西学生军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受鄂豫皖区党委常委、民运部长张劲夫单线领导，在苏皖桂系部队做统战、民运工作，1940年调回新四军。韦延安在抗大四分校学习半年后，分配到新四军四师十一旅某团任连指导员，曾因作战英勇负伤，被提拔为营副教导员，1941年也被无辜怀疑为「托派」，遭到处决。韦延安冤案在1981年12月获平反。

十 唯一未开展「抢救」的山东根据地

在「抢救」风暴席卷延安及各大根据地之时，山东根据地却按照原有的部署，依然在进行看整风和审干运动，没有在军队和地方的党政机关、学校大抓「特务」。

山东根据地未开展「抢救」的关键原因是主持山东根据地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负责人罗荣桓反对在山东搞「抢救」，而罗荣桓作出这个决定又与山东整风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其它根据地有所不同的是，山东根据地的整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山东分局领导机关内部的意见分歧问题。在整风运动期间，在各大根据地中，只有山东调整了领导机构，撤换了第一把手，罗荣桓就是在这次人事变动中，取代了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成为山东根据地的最高领导。

罗荣桓是1939年3月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个主力团和师部机关进入山东的，在1943年以前，罗荣桓在党内的地位长期在朱瑞之下。罗荣桓与朱瑞是老熟人，江西时期曾经留学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院的朱瑞受到博古、周恩来等的重用。1932年初，年仅二十七岁的朱瑞在上海中央工作两年后被派往中央苏区，不久就被委之以红五军团政委的重任。当时，与朱瑞的情况类似的还有杨尚昆，他也是在抵达中央苏区不久就被任命为红三军团政委。在这个时期，有留苏经历。特别是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干部一般都受到特别的重视，多被派往担负最重要的军队领导工作。在1934年初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朱瑞成为中央候补委员，紧接看朱瑞又在「二苏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长征前夕，以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紧急调配干部，被誉为「文武兼备的红军指挥员」的朱瑞被调至中央红军的主力――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副手就是罗荣桓。1937年后，朱瑞被调离军队，在太原担任北方局军委书记，继而又任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北方局组织部长等职，主要从事对华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1939年6月，朱瑞奉命随徐向前率一支百馀人的小部队自冀南入鲁，成为由徐向前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政委，不久，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奉调返回延安，朱瑞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

朱瑞入鲁之际，中共在山东已有两支武装，一支为罗荣桓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另一支为山东党负责人黎玉和从延安先期调鲁的张经武建立的八路军山东纵队，而太行八路军总部给徐向前、朱瑞的权限是以八路军第一纵队的名义，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和中共在苏北的部队。但是八路军总部的这道命令并没有得到贯彻和执行，而是在无形中取消了。1940年5月，八路军第一纵队被撤销番号；同年6月，徐向前奉命返回延安预备参加拟议中要召开的中共七大，朱瑞则失去了军队的任何职务，从此不再参与指挥军队。

战争期间，情况瞬息万变，上级机关收回成命的事情，时有发生，惟取消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事，却有蹊跷和微妙之含意。抗战初期，延安军委大部分领导成员都在华北敌后，驻扎在太行的八路军总部事实上起着指挥敌后抗战的中枢机关的作用，在党的组织系统，中共山东分局亦属中共北方局领导。在一段时期内，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对华北、山东的影响相对于延安更大。经常的情形是，太行直接下令，然后报延安备案。例如，一一五师入鲁，就是奉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之命，而朱、彭则是依照延安毛泽东的指示发出这道命令的。当然，延安始终保有对华北、山东的直接指挥权，毛泽东可以直接给军队和地方发出指示。

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及中共北方局对华北、山东敌后根据地的指挥与领导，随看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相继返回延安后，开始发生变化，从此延安对敌后的指导作用日益突显出来，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被无形撤销，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在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番号被取消后，朱瑞的主要职责是领导中共山东分局。战争期间，军事第一，党的机关必须随军活动，最适当的安排就是实行一元化领导。晋察冀根据地自分局书记彭真于1941年春返回延安后，党、政、军全盘工作皆由聂荣臻负责。在太行，北方局书记继杨尚昆后，先后由彭德怀、邓小平挂帅。聂、彭、邓都是率兵之人，同时兼任党的领导职务，因而晋察冀、太行各项工作的展开，都较为顺利。至于大战略区两职分开者，往往易生纠葛。在山东，党的领导与军队领导，两职长期分开，各司一摊，执事者角度有异，难免产生意见分歧。

在山东，还有其特殊问题：一一五师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统一指挥久未解决，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山纵与一一五师分别处在不同的作战区域，事实上形成了领导山东抗战的两个中心。

延安已注意到山东领导机关的分散现象，在1941年后曾作过努力，试图加以改变，但是来自延安的指示又包含某种模糊性。1941年8月，中央和军委规定，山东分局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由朱瑞任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由罗荣桓任书记。从字面上理解，朱瑞似乎应参与领导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但是朱瑞并不是由罗荣桓任书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成员，于是山东的多头领导现象在1941年后继续存在，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仍没实现集中统一。

朱瑞在山东最闪亮的时期是1939至1940年，1941年后，侵华日军施用「拉网合围」、「铁壁合围」等残酷的手段频繁进攻根据地，致使山东根据地的面积急剧缩小，全省根据地的人口从1200万锐减到730万。大批抗日军民惨遭日军杀害，在牺牲者的名单中，有朱瑞的妻子、山东分局妇女委员陈若克和她刚出生的儿子。

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使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也趋于激烈。早在1940年9、10月间，山东分局领导和一一五师部之间就曾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抗战问题和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会拢等问题上有过一些争论，1941年4月后，罗荣桓更对分局的某些决策不止一次提出过意见，但都未得到重视，进入1942年，形势愈加严峻，罗荣桓致电北方局和中央，建议分局召开扩大会，请中央派刘少奇来参加，以总结山东工作，明确令后目标。 毛泽东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电召正欲前往延安的刘少奇，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考察山东形势，并对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作出裁决。

此时的刘少奇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却担负着极重要的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务，正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倚重。1942年4月，刘少奇抵达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一住四个月，对山东问题作出结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共山东分局主要领导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

刘少奇所指何许人也？朱瑞是也。刘少奇批评朱瑞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执行不力，缺乏战略眼光，反顽（「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瞻前顾后，失去许多「先机」；其二，严重忽视发动群众，未能广泛展开减租减息；其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党八股；其四，在锄奸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刘少奇说，如果再不改，就要送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字：「机会主义」。

刘少奇来鲁指导工作之际，正是山东根据地形势最困难的时期，若从毛泽东的立场论之，刘的批评基本符合实际，某些意见，罗荣桓过去也曾向朱瑞提过，作为山东分局负责人的朱瑞实难辞其咎。朱瑞被批评的最突出之处是他对中间势力「抗敌自卫军」的态度过份热心。该武装是在朱瑞支持下组成的「山东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拉起的队伍。朱瑞大力帮助他们扩充军队，提供了一些经费和武器，使其在根据地成为与中共和八路军平起平坐的组织和军队。为此，罗荣桓和江华（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1949年后长期担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都曾向朱瑞提过意见，但未被朱瑞接受。1940年的朱瑞并没有真正吃透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在事关党的领导权的关键问题上犯了大忌。然而，若搬照条文，朱瑞似乎并无过错，因为在抗战前期，中共中央根据山东地区的具体情况，曾提出在山东与国民党力量共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设想，朱瑞支持「抗敌自卫军」与「共同创建根据地」的指示有密切关系。至于未能全面推行减租减息，确是事实，站在毛泽东、刘少奇的立场，当是朱瑞的一大错误，可是如果完全顺应农民的要求，放任「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似乎也会危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在日军空前残酷进攻的形势下。

朱瑞虽已是久经考验，独当一面的高级领导干部，但他身上还保留某些书生气。朱瑞颇善于做鼓动性的大报告，口里经常是「从国际到山东」， 他甚至为推动根据地婚姻制度的改革，作过几个小时的动员报告。以那时的眼光看，这就是夸夸其谈的「空谈主义」和党八股了。

山东根据地若干地区的「肃托」虽经制止，但终未断根，以后又与「锄奸」夹杂在一起，这其间自有深刻的原因，非朱瑞一人所能负责，但作为分局书记，朱瑞总有一份领导责任（在华北、华中均发生错误的「肃托」事件，却未见领导同志被批评）。

朱瑞，这颗一度闪烁的星辰黯淡了。1943年8月，朱瑞奉调返回延安，而在此前的3月，中央军委就正式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和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朱瑞返回延安后，延安立即任命罗为山东分局书记，将领导山东党、政、军一元化的重任交付罗荣桓。

延安早有调整山东根据地领导班子的意图，1942年刘少奇来鲁，延安就曾有过这一考虑，刘少奇返延安后毛即决定改组山东领导机构，并曾就此问题与在太行的彭德怀进行了「反复磋商」， 现在，朱瑞职务的变动，新的一元化体制的建立，正是水到渠成。

罗荣桓地位的上升与朱瑞之被贬谪是毛泽东整风全盘战略的一部分，毛不仅要解决中央层的路线与权力再分配问题，大区一级领导层的路线清算和机构改组也在他的视野之内。在刘少奇离开山东转赴延安后，1942年10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作出〈四年工作总结〉，检讨了过去在执行统战方针、减租减息政策等方面的「错误」。这个报告具体反映了刘少奇对山东工作的看法。刘少奇本意是想让罗荣桓来作这个报告的，刘认为，朱瑞作为责任者之一，已不适合再来作报告，但朱瑞「不自觉」（刘少奇语），主动接过刘少奇的话，要求作这个报告，刘少奇只好同意。 从罗荣桓这方面请，他与朱瑞确实存在意见分歧，但是朱瑞的下台却与罗个人无关。朱瑞被调离山东，乃是源于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朱瑞早年留苏的经历，瑞金时期蒙受重用，随着时空的转移，此时已成为消极性因素，朱瑞的上述经历，已够划入「教条主义者」一类。延伸下来，抗战前期，山东工作屡失「先机」，此又可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挂上钩。更重要的是，朱瑞缺乏早年追随毛的经历，到达瑞金后，毛在党内已遭贬斥，在毛最困难的岁月里，朱瑞没能和毛建立起亲和性的个人联系。整风期间，朱瑞已年近四十，称得上是老同志了，然而依那时的党内习惯，朱瑞还称不上是党的元老级干部，那些大革命时期入党，曾去苏联短期学习随即返国，先后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尽管也被指责犯了这类或那类错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兼经验主义」），但是他们雄厚的革命历史和巨大的个人威望已与党的事业融为一体，使得毛在处理他们问题时不得不斟酌再三，一般在批评了他们以后，仍然派以重用，但朱瑞显然不属于这类元老级干部。朱瑞回到延安后，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在党校学习的其它一些原地方镇守，一段时间后都程度不同地获得了工作机会，然而朱瑞在中央党校一学就是两年，直至中共七大后才被派任为延安炮兵学校的代理校长（朱瑞推辞了中央建议他担任的军委副总参谋长，主动要求干炮兵工作）。

朱瑞被调、罗荣桓接替山东全面工作之际，在全党范围正是整风转入审干、反特的阶段，如何开展山东的整风、审干运动马上就成了罗荣桓急待面对的紧迫问题。1942年全党整风开始后，由朱瑞任书记的中共山东分局曾发出通知，部署全区开展整风文件学习和检查对照工作，但是一则当时战事频繁；二则刘少奇来鲁忙于调查领导班子中的意见分歧，山东的整风实际上尚未展开，所以山东根据地大规模的整风是在战事相对平稳的1944至1945年才进行的。

如前所述，山东的整风主要是解决上层的意见分歧及领导机构的调整，这个任务在罗荣桓就任山东分局书记后实际上就已完成，但整风并非仅仅是清算上层的路线，解决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它还包括在党的中下层普遍开展思想革命、培养新人、审干肃奸等方面的内容。正是在涉及这些关键问题上，罗荣桓显示了他谨慎、稳妥的领导风格。

整风转入审干后，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已寄到山东，但罗荣桓明确反对在山东搞「抢救」，他下令分局办公厅「不要向下分发」。 康生的小册子虽然被停止下发，但开展「抢救」毕竟是来自延安的指示，更重要的是，延安已向各大根据地派出干部推广「抢救」经验，派到山东的特使，就是被安排担任中共山东分局常委兼秘书长、山东分局总学委副主任的舒同，他于1944年9月从延安来到山东，具体主持山东的审干工作。

舒同抵鲁并没有动摇或改变罗荣桓在山东的地位，罗作为执行「正确路线」的代表，刚刚被委任负责山东的全盘工作，山东的整风领导机关总学委也是由罗任主任。然而对于延安的指示，罗又不便直接加以反对，因此，罗荣桓同意挑出几个试点单位用延安的经验来指导运动。

延安的经验并无特别的奥妙，这就是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尤其在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普遍运用的以召开「民主检查大会」，暴露敌人，「引蛇出洞」，再累而歼之的策略。这个策略来源于1943年第二个「四三决定」，该决定提出，为了使内奸分子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舒同来鲁，即负有推广此经验的使命，根据延安的部署，「全国（各根据地）都要通过民主检查暴露特务」。

但是在公开场合，对召开「民主检查大会」却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解释：这就是通过发扬民主，使下情上达，帮助和促进领导改进缺点。至于党的秘密策略。对外则秘而不宣，参加民主检查大会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一点也不知道，召开这种大会的真正目的是「钓鱼」，即以开大会的方式使「内奸分子」产生错觉，以为有机可乘，跳将出来而暴露其「反党」面目。

在舒同的影响下，中共山东分局于1944年10月13日发出〈关于整风审干的基本总结与令后的指示〉（又称〈双十三指示〉），要求全区工作一切以整风审干为主。11月1日，山东分局又发出〈关于目前整风审干的补充指示〉，该文件不指名地批评了罗荣桓经常表示的某些观点，〈补充指示〉说，山东许多同志「对于特务世界性与群众性的认识不足，片面地强调山东的特殊性，如说山东外来干部少，国特不易打入，军队没有问题，我们的干部大都经过锄奸斗争与长期考验，等等……」， 针对上述情况，〈补充指示〉提出要「大搞民主」。然后于适当时机进入全面反省坦白运动。

果其不然，在几个试点单位：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省的政权机构）、分局办公厅、《大众日报》（分局机关报）、军区特务团、军区卫生部根快出现了大呜大放的局面。上级领导鼓励大家「有话就请，有屁就放」（此是毛在整风期间创造的名言），大民主终于将「鱼」钓了出来，许多党员干部运用壁报、发言、漫画，将批评矛头直指上级领导。分局常委兼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主席黎玉因「官僚主义」问题，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陈沂因「生活特殊化」问题首当其冲（陈沂有一匹专用乘马和他本人喜食辣椒，在当时被视为是「特殊化」），受到较多的批评，一时间各种自由化言论「就像洪水决堤似的泛滥起来」。 在这批人中，最有名的是当时在山东分局机关工作的王若望。在民主检查期间，王若望十分活跃，他表示拥护罗荣桓，但对黎玉十分不满，认为黎玉有「八大盲目性」，「路线方针都错了」。

本来开展民主检查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蛇出洞」，王若望自己跳出来，正好撞在枪口上，他被称之为「山东的王实味」，并被认为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煽动其它人来反党。在山东分局内部，舒同等人已决定将王若望定为「特务」，并把王若望的情况电告延安，延安也发来电报，同意将王若望定为「特务」。

在王若望即将陷于灭顶之灾的时刻，罗荣桓站出来讲话了。罗明确提出，王若望是思想作风问题，不是特务和敌人。罗荣桓的表态拯救了王若望，罗约王若望单独谈话，对王的言论没有全盘否定，但批评王唯我独尊，目空一切，否定山东全局是思想片面。

罗荣桓对于召开民主检查大会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发扬民主。「放一把火，把领导同志烧一烧有好处」，但坚决反对用这种方法来「钓鱼」。 罗荣桓认为，山东形势特殊，处在对敌斗争的复杂环境里，敌人已为我们审查好了干部，如果某同志是「特务」，他早就自己跑了，根本用不着以发扬民主的方式来暴露敌人。至于「民主检查大会」，既然已经开了，就要明确目的，这就是检查「改进领导，而不是暴露特务，暴露敌人」。

在山东分局机关开始「民主检查」时，山东各战略区也在各自试点的单位进行了类似的活动。在胶东区，一个从延安派来的领导干部具体领导了区党校的审干，此人运用「钓鱼」的方式，将一批干部打成「特务」，并用「疲劳战」加以审讯定案。有的同志不堪逼供，供出「特务」的枪枝比一个军分区所拥有的枪枝还要多。罗荣桓在听取了胶东区区委书记林浩的汇报后，明确指示胶东区停止试点，将搞出来的材料全部烧掉。 罗荣桓对于军区卫生部的运动也提出了批评，他要求停止已开了六天的民主大会，不久日军又开始「扫荡」卫生部内被认为有疑点的人在「反扫荡」中都英勇积极，没有一个叛变投敌，有力证实了罗荣桓判断的正确性。

罗荣桓拒绝用开「民主检查大会」的方式来「暴露敌人」，也抵制了来自延安的「抢救」指示，尽管舒同坚持运动不能收，整了风还要审干，还要找特务，但是罗荣桓毕竟是山东根据地的第一把手。罗荣桓只同意搞整风审干，到了1944年10月，山东全区约五千党员干部参加了反省坦白活动，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山东全区在审干中基本未搞「车轮战」、「逼供信」，也没有杀一人。

1944年12月引日，罗荣桓以个人名义向全区发出〈关于审干问题的意见〉，同时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罗提出，不应把整风与审干完全混淆起来，应避免「形成一种突击的倾向」，「轻易发动坦白和严重的逼供信」。罗认为整风的正确方法应是「以领导开场，以检查领导结束」。 1945年3月15日，在罗荣桓主持下，山东分局在给延安的电报〈关于民主检查的检讨〉中一方面肯定整风与审干是不可分离的，在另一方面，又用较大的篇幅检查了「民主检查」的缺点。他说，「我们对各单位布置执行分局『双十三决定』上，是有错误的。主要表现在，在发扬民主中，只是强调审干的目的，强调暴露的方针，因而发生极端化的偏向，甚至采取不正确的动员方法，去助长群众的偏向，结果是把发扬民主当成了暴露，审干中发现的问题扩大化」。

罗荣桓在左倾风暴席卷全党的形势下，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用灵活的方法处理了山东区的整风审干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没有将「闹事」的干部打成了「特务」，更没有人云亦云，跟在延安后面在山东搞「抢救」运动，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罕见，在各大根据地中仅此一家。

罗荣桓为什么敢于抵制来自延安的「抢救」指示？首先，几年前，湖西「肃托」惨痛的教训给罗荣桓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促使他谨慎从事。罗荣桓曾亲自处理湖西「肃托」事件的善后工作，深知湖西「肃托」给山东根据地带来的巨大危害，而这次审干比当年「肃托」规模还要大。他认为如果按照延安的「抢救」和开「民主检查大会」暴露敌人的方法来搞审干，一定会搞垮山东根据地。 第二，延安发出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的一段话，为罗荣桓柢制「抢救」提供了解释的理由。该决定提出，「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主观计划常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化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经验。随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理」。罗荣桓正是抓住这句话，反复强调山东情况特殊，不能机械照搬延安的经验。第三，罗荣桓勤于思考，性格方正，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罗青年时期曾就读于青岛大学）。他也是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纯正共产党人的典范，罗对「革命」、「整风」有其自己的理解，因此在他权力范围内不能容忍那种以革命名义出现的阴谋诡计。最后，罗在山东战斗多年，在干部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舒同根本无法与其抗衡。

对于远在山东发生的一切。毛泽东完全清楚，对于罗荣桓的「抗上」，毛不仅予以容忍，甚至还对山东的整风表示了赞赏，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毛泽东十分了解罗荣桓的历史和为人。罗荣桓是唯一幸存的跟随毛参加秋收暴动，上井冈山，以后又长期追随毛，与毛共患难，在党内斗争中和毛共沉浮，现在又独当一面的党的高级干部。 毛深知罗性格谨慎，不喜夸张，不好出风头，无个人野心，他对山东整风的意见和部署只是出于对山东大局的考虑，绝非有意「抗上」。1944年7月1日，罗荣桓为纪念中共成立二十三周年发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文，明确拥护毛的路线和主张，在毛与王明等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毛的一边。所有这一切都被毛一一看在眼里。在毛看来，罗荣桓是自己完全可以依赖的干部。毛也欣赏罗荣桓在山东为中共建立的特殊功勋，在罗接任山东工作后，中共军队在山东获得长足发展，地盘也不断扩大，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八路军几乎完全控制山东的战略要点和交通线，从而使中共掌握了极为重要的战略主动权，为攻占东北，南下长江提供了充足的保证，为中共打败国民党立下了汗马功劳。数十年后，毛还念念不忘罗对中共革命的贡献，毛说换上罗荣桓一个人，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罗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毛接受山东事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944年末至1945年初正当罗荣桓在山东抵制「抢救」时，延安的「抢救」早已结束，山东由于未与延安同步开展「抢救」，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已开始「甄别」工作之际，毛泽东实在不能也不便让山东「补课」。毛为了显示自己与「抢救」错误毫无关系，1944年5月13日还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向全党通报山东整风的经验。1963年，毛在小范围谈话中。又表扬罗荣桓正确开展整风，「以领导开始，以检查领导结束」。抵制了「抢救」运动。 正是源于上述种种因素，山东根据地成为唯一未开展「抢救」的「特区」。中共虽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但毛在运用这些纪律驾驭全党的时候却是大有区别，十分讲究的。因此对于罗荣桓在整风中「另搞一套」，毛不仅未予追究，相反，罗荣桓还长期深受毛的信任和重用。

一 「审干九条」再颁布后「抢救」为什么愈演愈烈？

1943年春夏之际，「审干」逐步转入「反奸」、「抢救」，延安三万多党、政、军干部全被卷入进去，「特务」、「叛徒」、「内奸」，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多，人心浮荡，个个自危，一片肃杀气氛弥漫于各机关、学校。高压下的人们普遍感到惶恐，不知运动将往何处发展，个人的命运将有何变化。

7月1日，毛泽东在给康生的批示中，提出了「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问题。毛说，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 此即是所谓「审干九条方针」的首次表述。毛的这段指示长期被认为是毛反对审干、肃奸极左倾向的有力依据，可是在这之后，延安的「抢救」反而一步步深入，走向高潮。

在「抢救」正处于高峰之时，康生动了开杀戒的念头，他提出要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公审枪毙人犯。在这紧急关头，林伯渠立即将这一最新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否决了康生的提议，避免了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内部残杀的惨剧。 1943年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

1943年8月15日，中共总学委向全党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发出一道指示，要求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本质的教育，「决定自8月16日至8月31日这半个月中，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并宣布「抢救运动」告一段落。

同日，中共中央又一次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和肃清内奸的九条方针，这是在全党范围内第一次公布「审干九条方针」。该决定宣称，此次审干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并将「逼供信」称之为「主观主义方针与方法」。

同日，毛泽东在康生提交的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批示，提出在「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由此看来，延安的「抢救」应该停止了，因为毛泽东已经多次发话，并对「逼供信」提出了批评。但事实上延安的「抢救」丝毫没有降温，反而在8月15日审干决定颁布后，愈演愈烈，又掀起新的反奸、坦白高潮。此时，运动已易名为「自救」运动，但内容、实质与「抢救」别无二致。9月21、22日，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刊登〈延安县开展防奸活动〉和〈绥师失足青年纷纷悔过，控诉国民党特务机关万恶罪行〉的报道，将所谓参加了「复兴社」的十四岁小女孩刘锦楣和特务暗杀组织「石头队」的「负责人」、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的坦白交待经验推向社会。10月6日，延安市在边区参议会会场召开反汉奸特务大会，议期五天， 「抢救」的邪火越烧越旺。

难道毛泽东已失去对延安的控制力？难道毛泽东的话不再一言九鼎？难道康生胆大妄为、已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所有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毛泽东一分钟也没失去权力，他只是采取了某些手法，在表面上批评一下「抢救」的「过火」行为，而实际上继续将「抢救」往更深入的方向推进。

1943年初，毛泽东搬入了戒备森严的神秘机构――设在枣园的中央社会部机关，中社部并在通往枣园的要道小砭沟开办了一家小杂货铺，用以监视一切过往的「可疑人员」。毛泽东住进枣园后，与康生的联系更加方便，更加频繁，毛泽东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取康生对审干、抢救的汇报。 在枣园，他虽然多次看到由交际处呈交的关于钱来苏动态的报告――交际处向毛泽东不断报告，目的就在等毛的一句话，好解脱钱来苏――报告详细反映钱来苏的焦虑、不安、惶恐以及钱来苏反复陈述白己不是汉奸、特务的内容，但是毛泽东就是不明确表示态度，致使钱来苏长期不得解脱。

人们可能会发出疑问，毛泽东不是已经批评「逼供信」了吗？他在和一些负责干部的个别谈话中，甚至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不要搞肉刑，为什么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确实，毛泽东隐蔽的思想很难被一般人所发现，许多负责干部只看到毛批评过火行为的一些词语，而忽略了他这些话后面的更深涵义，毛泽东所强调的恰恰不是纠偏，而是将运动进一步搞深搞透。

毛泽东的这套谋略，充分反映在被许多干部视为是纠偏文件的1943年8月15日〈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

「八一五决定」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毛泽东鉴于内战时期「肃AB团」等极左肃反政策的教训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针。毛泽东当然知道当年他自己所作所为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只是现在毛泽东的身分、地位已不同于当年，延安的局面更非往昔江西时期的情况可比。眼下，主客观条件均不允许再重演「肃AB团」的一幕，因此毛明智地宣布「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此所谓「过一不过二」也。但是这个新方针的基本前提仍然是肯定有大批特务混入革命队伍，文件强调，「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指出，认识这个基本前提才有可能采取正确方针。

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提」，并非认为运动方向错了，而是着眼于将运动向纵深方向推进。毛泽东解释道，一个不杀――将使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捉――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部。毛泽东还具体规定了捕人的规模：普通嫌疑分子，占有问题人员的80%，留在各机关学校接受审查；10％的问题人员送入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反省机关；另有10％的人员送入社会部、保安处的监狱系统。毛泽东规定，这三类人员要进行交流，即普通嫌疑问题严重者将升格进入二类、一类系统。反之，坦白、交待彻底的特务，也可降到二类、三类系统。

对于留在各单位受审人员的审查和监护，毛泽东也不厌其烦地进行具体指导：一切有问题人员都暂时禁止外出，在延安实行通行证制度，毛泽东并要求，「在一定时候实行戒严」。

精明、仔细、对大、小事都要过问的毛泽东， 难道不知道在审干抢救中会发生左倾狂热？他当然知道，而且了解得十分透彻。「八一五决定」中称，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为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可是毛泽东明知故纵，偏不予制止，执意听之任之下去。「八一五决定」提出，纠左不能太早，亦不能太迟。既然运动已经发生偏差，为什么不立即制止？毛泽东自有一套逻辑：「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 恰恰由于毛泽东的这套逻辑，才使审干、抢救的极端行为恶性发展，因为谁都不知应在何时采取纠偏行为才谓「适时」，而「抢救」的野马，只有毛泽东才能勒住缰绳，他若不采取明确措施予以制止，谁都不敢，也无权力纠偏。

毛泽东执意扩大审干，精密筹划各种具体方法和措施，他提出审干的正确路线应是「首长亲自动手」，于是许多机关学校负责人就亲自审问「犯人」，亲自动手打入。毛泽东提出要依靠重众力量审干，于是各单位纷纷召开群众大会，造成恐怖的群众专政的声势。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拟定有问题与没问题两种人名单，对所谓「有问题的人」要结合平时言行，从其交待的历史资料中找出破绽，对他们进行「劝说」，「质问」，各单位如法炮制，车轮战、攻心战，纷纷上阵。毛泽东声称「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愈有用处」，表扬「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分子，很快地转变过来为我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于是各单位纷纷利用坦白的「特务」进一步检举其它特务，「特务」一串一串地被揭露出来。毛泽东别出心裁，要求「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 ――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反革命特务分子」与「革命的锄奸干部」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毛泽东究竟是指示「以毒攻毒」，或是暗示「只要为我所用，管他乌龟王八蛋」，语意含混，难得要领，结果是被诬为「大特务」的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等人，果真被留在中央社会部，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

1943年8月以后，在毛泽东有关批评「逼供信」的只言片语的后面，隐藏着深深的玄机。他的面孔是多重的，有时，他会轻描淡写说几句「逼供信」不好，转眼间，他又会说「既然没问题，为什么怕审查呢」，「真金不怕火炼嘛」， 毛泽东的「注意正确的审干方针」只是一句空话，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彻底查整全党的干部。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威权之下。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标，几十年后，当年经历过审查的干部还在说，对他们「教育」最大、使他们得到「锻炼」、真正触及了灵魂的是审干抢救运动，而不是前一阶段的整风学习。

二 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对「抢救」的反应

由毛泽东、康生主导的延安「抢救」和审干、反奸，是以中央书记处、中央总学委的名义推行的，毛泽东已将中央政治局完全控制于掌中，当他需要时，才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的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已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被分割在各高级学习组进行整风学习，在毛的高压下，中共大多数领导干部都难以表达不同意见。

作为整风头号目标的王明，自1941年10月住进医院以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务虽未免去，但已是形同虚设。1943年春之后。毛泽东作出决定，由他亲自掌管重庆办事处，由任弼时负责驻西安办事处，在延安的中央统战部几乎已无事可做，王明真正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1943年11月，中央总学委、中央办公厅召开揭发王明错误大会，王明之妻孟庆澍登台为其夫辩护，会场气氛一度对毛泽东十分不利。毛泽东大为光火，将这次批判大会斥之为「低级趣味」，下令终止这种允许被批判者登台辩解的斗争大会。 王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渲泻他的不满和「怨曲」，他怕苏联人去看他，从而招惹毛泽东、康生的忌恨，可是又控制不住想见苏联人，只能在前来探病的苏联医生面前「痛哭流涕」。

博古对整风、审干、抢救极度厌恶，但他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倾诉的对象。他以工作为由，找到苏联驻延安代表，痛骂毛泽东。博古深知康生情报机关的厉害，与苏联代表讲话时，不时出门观察门外动静，确定没有人偷听，才敢进屋与苏联代表倾谈。

在延安的几位德高望重的中共元老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均非整风目标。四老皆与毛泽东有历史旧谊，徐特立、谢觉哉还是毛泽东长沙时期的师友，林伯渠、吴玉章早在广州、武汉国共合作时期即与毛泽东共事，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瑞金时期林伯渠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相处融洽。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后，林伯渠等诸老日见愈来愈多的同志被打成「特务」、「叛徒」，国统区中共组织被诬为「红旗党」，均感到震惊，但是诸老性格各异，对党内斗争的体会各自深浅不同，其反应也是存有差别的。

林伯渠是诸老中唯一担负实际领导责任的。他曾为钱来苏一案多次呈文毛泽东，但毛并不明确表态。作为老政治家的林伯渠，深知此类运动能全面展开，非毛泽东批准而绝不可能。因此，他的态度极为谨慎。林伯渠曾劝慰对运动感到怀疑的同志说，运动高潮阶段，出现「逼供信」是不足为奇的，但运动后期一定会复查核实。他并表示，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都经过中共驻重庆、西安办事处审查才介绍进延安的，他从未听说过整个大后方党组织已变质，对此问题，他心里有数」。

徐特立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性格率真，他曾当面质问负责自然科学院审干抢救运动的陈伯村，凭什么证据，将一批批师生抓走。 徐特立全然不管他实际上已被闲置的处境，愤然道，我是院长，我有责任，为什么不许我管！ 徐特立还亲自前往窑洞看望被关押的师生，当别人劝他应予以注意时，他再次表示：我是院长，我就是要保护人才。

谢觉哉此时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党团书记，1943年7月「抢救」乍起，他在初期也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谢觉哉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某些失足青年怜多于恨，处在反动环境下……生死判诸俄倾，革命与反革命又其模糊，于是乎就失足了。」谢觉哉继续说：「这次反特务斗争，给我们教育不少……没有这次斗争要我们青年党员知道阶级斗争不易，就是老年党员也一样。」 但是很快，谢觉哉就发现「抢救」出了大问题，他说「反奸斗争被逼死的人，无法审查了，但其中未必有主要特务」。

谢觉哉对「抢救」的疑问与其经历过的党内残酷斗争有关。1932年在湘鄂西苏区，他曾亲眼目睹红军内部自相残杀的惨景，当时谢觉哉也被列入有待处置的肃反名单，只是幸而被国民党清剿部队俘虏。才侥幸躲过那场灾难（谢被俘后，因国民党军队营长相信因果报应。将自称是教书先生的谢觉哉和其它红军尽行释放）。时隔十年后，极左狂潮再度席卷中共，心地宽厚的谢觉哉认为，「对反革命优容即是对革命的残酷，这话很有道理。但我们过去用过了，甚至误用了，遭了不少惨痛的损失」， 于是尽其所能保护自己所在单位的干部。但因他在1937--1938年曾负责中共驻兰州办事处，眼下，中共甘肃工委已被康生打成「红旗党」，谢觉哉竟也遭到责难。康生白恃握有上方宝剑，对享有盛望的谢觉哉丝毫不看在眼里，公然指责「谢老是老右倾」。在抢救高潮中，康生直扑谢觉哉办公的窑洞，一进门就盛气凌人地指责谢觉哉，「据XXX交待（笔者注：指张克勤），他的父亲是个老特务。看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旗党』，你这个兰办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面对康生的责难，谢觉哉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竟被康生指责为「庇护特务组织」。谢觉哉一气之下。「干脆不去开会，不参加学习，呆在家里睡觉」。 面对抢救野火蔓延，谢觉哉只能自我安慰：「不可能没有吃冤枉的个人，只求没有吃冤枉的阶级。」

在几老中间，稍微特殊的是吴玉章，此时吴玉章挂名延安大学校长，但该校实权由副校长周扬掌握，吴玉章只是做些「新文字」（汉字拉丁化）的研究和推行工作，并不具体过问延安大学的审干、肃奸、抢救工作。或许是因为在莫斯科曾与王明共过事，也可能是因为缺少在三十年代苏区生活的经历，吴玉章对来势凶猛的运动似乎感到有些紧张。吴玉章在「抢救」运动期间曾拄着拐杖、流看眼泪劝说被诬为「特务」的中直机关的青年向党坦白交代。他还通过写自传表态支持「抢救」，吴玉章写道：

在整风中人人写思想自传，并且号召坦白运动。这里就发现了国民党派了不少特务到我们党内来，到我们边区来，到我们军队中，专门作破坏工作，这是整风初期所未料及的。我党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被国民党特务分子陷害了的青年改过自新，已经有不少的特务分子响应了党的号召，改过自新了，且愿为反对特务尽力。至于死心塌地、甘为反革命尽力的少数人，则已逮捕起来。这又是反共分子而料所不及的，真所谓「作伪心劳日拙」。

尽管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诸老都对「抢救」表示了怀疑与不满，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向毛泽东进言，林伯渠相信，一阵风以后，高潮过了，头脑发热的人会清醒下来。 他们要等毛泽东自己去纠偏，而不愿去冒犯忤的风险。

身为八路军总司令，但毫无实权的朱德，对毛泽东、康生的行径心知肚明，知道讲话没用，只能暗暗焦急，而无可奈何。

陈云此时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组部部长，作为干部审查和管理的最高机关中组部的部长，陈云本应直接参与领导审干、抢救运动，但是毛泽东没有让他与闻审干和「抢救」运动，公开的理由是「毛主席关心陈云同志的身体，让他搬到枣园去休养」。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康生对陈云领导下的中组部很不满意，康生曾指责中组部「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都是怎么搞的呀？」认为中组部「在审查问题上右了，太宽了，使得特务钻到了我们党内」。 让陈云「休养」的另一个原因是陈云对开展「抢救」运动的态度很不积极。据陈云当年秘书回忆，当时陈云「根本就不同意搞这场『抢救』运动」，他认为是夸大了敌情。他也不相信所谓「红旗党」的说法，认为这不符合事实。陈云更认为对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实行「抢救」违背了中央关于如何整风的规定。正是因为陈云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就不要他过问审干、反奸一类事，而是让陈云「到他身边去治疗休养」。从1943年3月陈云住进枣园到1944年3月，他离开枣园，调往西北财经办事处，恰是审干、反奸、抢救从开场到落幕的一年，在这一年间，陈云实际是被「靠边站」了，他没有参与有关决策，「许多事情都不知道」。 中组部部长一职则由彭真代理，当陈云调往西北财经办事处后，彭真就被正式任命为中组部部长。

林彪于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一行从重庆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照，毛嘱林彪休息，林彪只是挂名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不具体过问党校的具体工作（此时延安除整风、审干外，没有任何紧急工作）。林彪在延安对康生一直保持距离，对审干、抢救持沉默态度，完全置身于运动之外。

身为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在审干、抢救中，曾向中央负责人反映军委直属机关抢救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他明确表示延安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不能这样搞运动。但是叶剑英本人也受到康生的怀疑。康生以叶剑英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社会关系广泛，不时在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并对叶剑英在延安的亲属进行「抢救」迫害。叶剑英前妻危拱之，被打成「河南红旗党」的特务，从1943年秋至1945年春被长期关押，「身心遭受严重损伤」，精神一度失常。 叶剑英虽未隔离审查，但两次被剥夺参加讨论内战时期中共路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据苏联驻延安观察员透露，叶剑英对康生深恶痛绝。

中共几位重要将领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此时均被召回延安，正要对各自在内战时期及抗战初期的「错误」进行反省，他们虽然均对审干、抢救中的极端行为不满，但是，他们的地位和身分都使他们难以开口。

除了少数几个积极参与康生「抢救」的重要干部，大多数领导人都对抢救、审干的过火行为表示不满。陈云、王若飞等人均曾在私下对「抢救」有所疑问，但是他们都不曾在毛泽东面前表示。在当时的肃杀气氛下，这些怀疑和不满都处在分散状态，没有人敢于在重要会议上将问题正式提出，更有甚者，一些重要干部，包括中央委员们都已中断来往，大家只有在公众场合才能见面，互相交谈都极为谨慎、小心。

对「抢救」正式向毛泽东、康生表示怀疑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仅有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高岗。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中央核心层的路线检讨。周恩来一返回，就发现由他直接领导的国统区中共地下党已被诬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红旗党」，给周恩来造成巨大压力。周恩来本人甚至也受到康生的怀疑，认为周等「在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 周恩来一方面为许多被康生机关及各单位关押的原部下写证明材料，另一方面，周在与李维汉等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存在所谓「红旗党」，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情况是清楚的。周恩来此时在党内的地位十分软弱，且是带罪之身。但他仍直接向毛泽东进言，表示了自己对运动的看法。

除了周恩来，敢于向毛泽东表达怀疑的还有任弼时和张闻天。任弼时此时处于权力核心，但他为人较为正直，对毛的一些做法颇不以为然。毛虽感觉到任弼时有些碍于碍脚，但为了利用他作为老干部的象征，分化打击王明、周恩来等，故对任弼时仍予以容忍。在1943年秋冬之际，任弼时两次向毛泽东提出「抢救」的严重弊端，要求予以纠正。

和处于权力核心的任弼时相比，张闻天早已成为失势人物，且正处在被批判斗争的地位。然而，张闻天却直接向康生表示他对「抢救」成果的怀疑，他明确告诉康生，社会部所编辑的《防奸经验》全是假的。 和那些明哲保身的其它高干相比，张闻天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显示出他身上仍保有一些书生本色。

高岗在整风、「抢救」中原是一个「积极分子」，但随着「抢救」不断深入，他也感到似乎出了问题。据师哲透露，高岗曾向毛泽东反映，抢救的「作法过激」。

在次一级的负责干部中，也有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示对「抢救」的怀疑和反对，在这些人中，最具胆识的是原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和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王世英被调回延安，先在王家坪中央军委学分会工作，后调入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整风转入审干后，王世英参加了党校的审干小组。但是很快就对运动产生了怀疑，一些过去受王世英领导、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被人揭发成为「特务」；王世英在经手调查党校「特务」的案件时，也发现指控与事实不符。对此，王世英在支部会上公开表示了对运动的怀疑，并写出了〈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上书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王世英在这份报告里，明确提出运动发展已经过「左」，要求中央予以纠正，并以自己的党籍和脑袋作担保，为已被打成「特务」或「特嫌」的钱来苏、白天（即以后成为名作家的魏巍）等六人申诉。在这六人中，由王世英亲自介绍前来延安的钱来苏受到长期怀疑，一直未能解脱；另两人也在车轮战下供认自己是「特务」。王世英上书的举动引起康生的强烈反弹，康生连夜给王世英覆信，指责王是「主观主义」、「好人观点」。在中央学委会上，康生当面责骂王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威胁王世英「有几个脑袋」？ 不久，果然出现了针对王世英的行动，在中央党校千人干部大会上，有人公开指认王世英和孔原是「大特务」。 王世英虽然受到「抢救」的波及，但是毛泽东与他曾有过多次个别接触，对王世英在山西开展的统战和情报工作较为满意，因此，王世英并没有因上书反对「抢救」而遭致较大的不幸。以后他在〈自传〉中提及此事时说：「问题虽然提出来了（指有人诬指王为「特务」一事），始终没有向我开火，说明中央是很关心我和爱护我的，而且说明也是很了解我的。」

在王世英为反对「抢救」上书之际，领导「抢救」的社会部内也有工作人员对运动表示了怀疑。治安科长陈龙当面向顶头上司康生陈述他对运动情况的不理解。依照规定，杜会部治安科每周要写一份简报，分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康生等五至七人，陈龙和社会部工作人员甘露通过这份手写的材料，曲折向毛等表示对运动的异议。经陈龙等汇总的材料上有详细的统计数目，具体反映各单位运动进展情况：奸细、特务的比例，自杀身亡人数，被关押人数等。材料的最后结论是：延安各单位50％以上的干部已被抢救。 陈龙等整理的资料依正常程序上报后，中央总学委原计划开持续七天的延安党、政、军、学校参加的全市规模的「抢救」大会，结果开到第三天就没再继续下去。 当然，不召开全市抢救大会，并不表明运动就降温了，陈龙等毕竟不能真正影响毛泽东的决策，以后，各机关、学校在内部继续开抢救大会，挖出来的「特务」、「内奸」比以前更多。

在延安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对「抢救」极端行为的不满议论，通过种种渠道传到毛泽东那里，然而毛泽东何尝不知道这些人的态度，他所关心的并非是他们的不满――毛泽东所要的是另一种效果，这就是，即使中共高层领导干部腹有怨言，但绝大多数人已不敢在他面前陈述。毛泽东借助审干、反奸、抢救达到了他多年来一直孜孜追求的目标，从精神上完全控制住昔日这批敢于与他面争的同僚。

三 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与「抢救」的中止

周恩来、任弼时等为扭转抢救、审干中的极端行为，直言相劝毛泽东究竟有无作用？毛泽东是否立即采纳周恩来、任弼时等的意见，下令纠偏，停止运动？与人们一般的推测相反，毛泽东并没有立即部署纠偏，对于刚愎自用的毛泽东，只有当他自己意识到必须转弯时，他才会采取行动。所谓「适时纠正」的恰当时机，只有他才能决定，勿需别人多嘴。

毛泽东一点也不认为抢救、反奸有什么过错，他不是多次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吗？他不是提出反对「逼供信」吗？如此，继续运动又有何害？无非是过左一些，无非是受一点委屈，可是又没要你们的命，多坐几天班房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对广大干部真正有所触动，「两条心」、「半条心」，能转变为「一条心」吗？

当然，对于任弼时、周恩来等的意见，毛泽东还是会加以周全考虑的，因为毛心里明白，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毛总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收抬眼下这个局面。恰在这时，毛泽东收到一份来自莫斯科季米特洛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涉及到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客观上促成了毛对「抢救」的刹车。

季米特洛夫电报全文如下：

1943年12月22日

毛泽东（亲启）

一、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一、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务。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问，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分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早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它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物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紧紧与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

季米特洛夫来电是一个严重事件，自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毛泽东已彻底放开了手脚，事实上，当毛决定向国际派摊牌之时，他就没有把莫斯科太多放在眼中。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共产国际虽解散了，苏共和苏联并没解散，现在莫斯科已完全知悉延安党内高层斗争的最新动态，斯大林通过季米特洛夫，以间接的方式对毛泽东发出警告，并且特别关注王明、周恩来的政治命运，似乎也影射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问题。季米特洛夫的来电特别提到康生，直指康生行为可疑，此说亦对毛泽东构成沉重打击。

接到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毛泽东立即精密部署， 除了频频向苏联驻延安代表详剖心迹，强调整风的重要和他的光明正大，又派任弼时、周恩来与苏联代表谈话，用任、周等的嘴，澄清毛整人的「流言」。毛泽东同时加紧对王明的「诱」、「压」，迫使王明承认错误，让莫斯科无言以对。

毛泽东出台的措施可谓周密完善：莫斯科要求停止党内斗争，毛偏在此时召开上层会议，逼使所有同僚检讨、反省，用周恩来、王明等人的检讨堵住莫斯科的嘴，给莫斯科造成既成事实；莫斯科指责康生的反奸肃特是执行敌人的分化破坏阴谋，纯属胡说八道，延安的整肃全在毛的一手指挥下进行；莫斯科讨厌康生，正说明康生对毛的忠诚不贰，毛全然不顾莫斯科的警告，照样倚重康生。

然而，在季米特洛夫来电后继续抢救、反奸的极端行为，似乎已显得不妥。莫斯科已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此时的苏德战场形势已明显有利于苏联，而中共的未来将有赖于斯大林的支持，对莫斯科的意见毕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党内怨言继续蔓延终将损害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况且，审干、反奸、抢救所要达到的震慑人心的目的已基本实现，现在应是调整政策的「适时」时候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43年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听取康生作的反特务斗争的汇报，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那种认为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识分子是特务分子的看法应于否定，新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好的，现在应该进行甄别。毛泽东接受了任弼时的意见，同意进行甄别工作。 在这次会议之后，延安的「抢救」开始逐渐落潮，但是，毛泽东精密掌握落潮的速度，不使运动骤然停下，避免广大干部对运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1944年初，延安各单位纷纷接待绥德县「坦白运动先进典型报告团」，该团由绥德师范师生组成，他们住在社会部所属的交际处租用的旅店，每天分头到各机关、学校做「现身说法」式的报告。其中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学生，描述自己怎样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遗，专门施用「美人计」引诱革命干部……尽管毛泽东已开始看手准备「纠偏」，但是却放任「抢救」、坦白的闹剧继续演下去。

到了1944年2月，延安的报纸又刊登了淳耀「防奸英雄」季志寿的「防奸经验」，他的质朴、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毛泽东发动群众性反奸运动的成效：

特务好象面没起，蒸的死面馍，色就不正。又象包子底是虚的。这些人都把良心背到脊背上去啦……想把领导我们生产给人民服务的干部杀，叫大家成了没王蜂。特务的坏种子下到边区来，我们要用耙把它耙出来，再拿镢头挖掉。如果根大自己挖不下，就请政府拿政府尖镢去挖，一定能挖掉，连根拔了才干休。认特务要细心留意哩，好象认眼镜一样，看究竟是烧料的还是石头的。自己认不清就到政府叫干部认，一定可以认出来。希望大家今后对卖眼镜的、卖烂衣服烂鞋袜的、卖药的、野鸽医生、算卦的、担葱的、卖蒜的、跟上黑驴驮炭的各种来历不明的人，都要好好来盘查。对破坏开荒的、胡说坏话的人，要细心考查，有问题的时候，还要报告政府。

由此可见，「抢救」错了吗？一点也没错，边区的群众难道不是已经普遍提高了对敌斗争的警惕吗？

对钱来苏一案的处理，也反映出毛泽东欲维护「抢救」的复杂心态。自「抢救」运动开始，一直被软禁在交际处的钱来苏心情极为抑郁，多次表示后悔当初投奔延安。林伯渠等人欲救无力，只能等毛泽东的最后发话，1944年2月8日，毛泽东在交际处处长金城呈交的有关钱来苏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金城同志：

钱拯(即钱来苏，引者注)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务，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

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虽然提出应予钱来苏优待等，但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肯定钱来苏及子婿不是汉奸、特务，毛泽东的模棱两可，为保留「抢救」成果预埋了伏笔。

四 甄别：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

1944年春夏之际，审干、抢救运动进入到甄别阶段，各机关、学校原有的审干小组一变为「甄别委员会」，仍由原先领导审干、抢救的班子负责对干部的甄别工作。

所谓「甄别」，有异于「平反」。若干结论有不实之处，予以改正，谓之「甄别」，「平反」则是推翻原有错误结论，给蒙冤的对象恢复名誉。延安的审干、抢救的纠偏工作，名曰「甄别」不称「平反」，其含义即在此。

甄别绝非一风吹，而是将受审坦白的人员划分成六类。据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透露，1943至1944一年内，延安清出的「特务」共一万五千人， 现在就是要对这一万五千人作出具体的划分：

「第一类是职业特务。他们是受一定的特务机关或特务人员的主使，对我们进行过或进行着特务工作（长期埋伏，也是一种潜伏工作），确有真凭实据的」。「但这类职业特务是极少数，仅占全体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觉被迫首要胁从之别」。

「第二类是变节分子。其中有的破坏过党的组织，捉过人，杀过人的；有的自首过写过反共文件，但未做过其它坏事的；有的被敌人短促突击，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但回来既未实行也未报告的；有的是内战时做过坏事，抗战后中立或改过的等等」。「这类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数」。

「第三类是党派问题。他们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其它党派。在加入我党后并未向党报告，但还不是特务分子，这类人亦占颇大数目。」

「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是在敌人红旗政策下不自觉的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因半条心或幼稚无知，作了特务的工具」。

「第五类是党内错误。如假造历史，虚报党龄，与坏人来往，泄露秘密、包庇亲友、政治错误及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运动中被怀疑而误认为特务」。

「第六类是在审干时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害的」，「这类人虽然是少数，但确实是有的，甚至在逮捕的人中也还有的」。

从以上对六类被审人员的划分依据看，被审查人员或多或少都有问题，完全搞错的只占一小部分，且放在最后一类，以示审干、抢救的成绩巨大，缺点是次要的。在上述划分标准中，中共中央仍坚持原先对国民党所谓「红旗政策」的判断。显而易见周恩来对「红旗党」的辩诬根本没被毛泽东等接受，中共在国统区尤其在西南地区的地下组织，在政治上仍不被充分信任。

对于这六类人员如何处理，中共中央也做了规定：

对坦白了的特务分子和变节分子，如果证据确凿，采取一个不杀，团结抗日的政策；如果没有真凭实据，不要加以深追，以免造成对立僵局，有碍争取；或中敌人诬陷同志的奸计。

对有真凭实据的暗藏的破坏分子，应继续执行宽大政策。即以宽大为主，镇压为辅；感化改造为主，惩罚为辅，给改过自新者以将功赎罪的出路。

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于，不要急于求得解决，以免造成逼供信。可以有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作一个结论，然后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

对有党派问题的，被欺骗蒙蔽的，或仅属于党内错误这三种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陷的，一经查清，立即平反。

上述这个规定，有许多似是而非、自相矛盾之处，既然没有真凭实据，为何不立即解脱，何以谈上「争取」，还要争取什么？所谓「被特务诬陷」，大量的检举揭发全是在逼供信下发生的，这些干部都是被迫指咬旁人的，又何以能称之为「特务」？更有甚者，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还布置「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只是在表面上「有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做一结论」。

有关甄别政策中所隐含的深意，在毛泽东对延安受审干部的「道歉」中也充分地展现出来。

从1944年春夏至1945年春，由甄别所引发的延安广大干部对审干、抢救的强烈不满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先后在行政学院、中央党校、边区政府等场合，向延安干部「脱帽」、「道歉」。毛泽东绝口不提「抢救」为一错误运动，只是说一两句：运动搞过火了，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云云。1944年元旦，军委三局局长王铮带领一批原受审查、刚被解脱还没做结论的干部给毛泽东拜年（军委三局承袒延安与各根据地的电讯往来业务，工作极其繁重，故最先解脱），在毛住所前黑压压站了一片，目的在于向毛泽东讨一个说法。毛泽东似真似假地说，本意为同志们洗澡，灰猛氧放多了一些，伤了同志们娇嫩的皮肤。毛泽东虽然向大家敬一个礼表示「道歉」，但言下之意又似乎在暗责受审干部斤斤计较，对接受党的审查耿耿于怀。

毛泽东的这种暧昧的态度，当然影响到各单位的甄别复查工作。自甄别展开后，经过三个月的复查，延安仅甄别了八百人，占坦白人数的四分之一。中直机关、边区政府、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中央党校、延安大学、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等七个单位，经过八个月的甄别，在487人中被确定为「特务」的有六十四人，「叛徒」四十一人，合占总甄别人数的22％。其中康生直接掌管的中央社会部甄别二十七人，定为「职业特务」（当时的术语，「特务」分「职业与非职业」两类）的有六人，「叛徒」二人，两者占甄别人数的30％。由周兴任处长的边区保安处，甄别了九十六人，其中定为「特务」的有三十六人，「叛徒」二人，占40％。 在甄别复查中，将「特务」、「叛徒」的比例定得如此之高，无非是企图证明，开展审干、「坦白」、「抢救」是完全正确的。

中央党校作为「抢救」的重点单位直到1944年9月才全部转入甄别阶段。一部第六支部书记朱瑞与薄一波、倪志亮等组成一个小组。协助对集中较多问题人物的特别支部进行甄别工作。朱瑞等同情危拱之的遭遇，认为危拱之在「抢救」中虽然有自杀行为，并提出退党要求，但这都是精神错乱所致，「结论是没问题」。然而朱瑞等对危拱之的结论却受到党校一部负责人的批评，认为朱瑞等「代危抗辩，没有原则立场」，朱瑞等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最后才解决了危拱之的结论问题。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抢救」受害者的甄别工作往往会出现波折，一旦被「抢救」，要想完全洗清罪名，并非容易。

甄别、复查进展缓慢，激起延安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了平息、舒缓干部中的不满情绪，更重要的是，进入1945年后，国内、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客观上要求尽速解决大量积压的审干、抢救遗留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甄别、复查工作的进度有所加快，到了1945年春，延安各单位的甄别工作已基本结束，对2，475人作出了组织结论。 这个数字也许只是当时被关押进几个重要反省机关的「重犯」被甄别的数目，因为根据胡乔木透露的数目，延安「特务」的总数为一万五千人。

即使受审人员被作了结论，也绝非意味着万事大吉。凡受审人员均按四种情况分别给予不同等级的结论：

问题已澄清，完全可以做结论的；

对有关被查重点疑问问题做部分结论的；

在结论中留有待查尾巴，即仍有疑点，有待再查的；

无法查证，不予结论的。

在总计2475受审人员的结论中，有党派政治问题的约占30％，其中叛徒、特务、自首三类人员各占10％；党内错误问题，约占40％，完全弄错的约占26％，保留疑问不予结论的约4％。 对于这一部分人的处理方法，谁都不敢作主。直到毛泽东最后发话，大意是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呢。毛泽东虽然是这般说了，然而延安不仅没有释放任何一个像王实味这样已「定性」的人，那些未做结论的干部，也没有按照党的组织程序分配至各单位，而是仍然受到社会部的监控。这些干部虽然没有跑到国民党去，但他们在政治上还是继续受到怀疑与歧视。他们档案中的「疑点」和「尾巴」，在1949年后仍然被长期揪住不放，给当事人带来无穷的灾难，使他们的大好年华全被葬送在连绵不断的审干、肃反等运动中。

彭而宁――钱来苏之子，背着沉重的「特嫌」黑锅，在1949年后每一次审干运动中受审，直到1980年康生被揭露和清算后，才获彻底平反。

一位匿名女干部，当年曾被诬为「日特」兼「国特」的「双料特务」，八十年代沉痛地回忆说，一生前后被审查长达十四年，前七年是我一踏进革命的门就受审查，还是美好的青年时期，当时只有十九岁，后七年正当壮年，是可以很好工作的时期，都丧失在康生的反动血统论和主观主义的逼供信下了。

张克勤――当年康生精心培养出的一个坦白典型，康生在抢救高潮时还以张克勤为例，自夸自己已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服务。到了1945年甄别时期，康生还不放过他，坚决拒绝为张克勤做结论，康生要将张克勤作为证明抢救正确性的「成果」继续保持下去。1945年11月，张克勤随社会部部分干部向东北转移，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由于得到社会部第三室主任陈龙的关心和照顾，曾一度被安排在北安市公安局担任股长，但其「问题」一直无法解决。1949年11月，又是在陈龙的关照下，张克勤随陈龙从哈尔滨去北京，经中组部介绍去西北局澄清其历史问题。直到1950年4月，「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组织上才作了历史上没有问题的结论」，张克勤的党籍得到了恢复，此时恰是康生在政治上失意，自我赋闲的阶段。张克勤以后虽曾官至中共兰州大学党委书记，但在各种运动中均被波及。1986年，时任甘肃省政协常委的张克勤无限感伤地回忆道：「今年是我参加革命五十周年，五十年中一半时间是在挨整」。「1943年『抢救』开始就戴上『特务』帽子。抗战胜利后，戴着『帽子』调到东北」，「1959年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又被康生点名，关了五年半监狱」。

延安还有一位叫蔡子伟的干部，曾任边区中学校长，在《谢觉哉日记》中，还有他在1938年9月活动的记载，以后此人即从延安公众生活中消失。蔡子伟被长期关押，详情外界不知，此人在八十年代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延安最后一批人的甄别，是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进行的。这批人全是边区保安处关押的重犯，总数约五六百人。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要派大批干部前往东北，催促社会部和保安处抓紧甄别工作，1945年11月9日，中社部负责干部陈刚和陈龙率二百多干部步行前往东北。陈刚，四川人，即富田事变中被扣的中央提款委员刘作抚。他在从江西返回上海后长期领导中央交通局，1932年与何叔衡之女何实山结婚，1935年刘作抚和孔原秘密前往苏联，何实山稍迟也抵苏。1937年底，刘作抚夫妇回到延安，1938年春参与组建「敌区工作委员会」，主办了八期秘密工作干部训练班。延安时代刘作抚早已易名为陈刚，在中社部主管人事，1945年参加了中共七大，1948年12月被任命为中社部副部长，从1956年起，陈刚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63年升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45年被陈刚带往东北的干部，其中有一半人是被「抢救」而未作甄别和结论的，这批人多在建国初才得到甄别。

最后，对那些留在延安参加甄别的原犯人，保安处决定，由他们本人甄别自己，给自己写出结论，再交保安处三科审阅后，本人签字定论，到1946年上半年，被关押的大部分人基本甄别完毕。

和那些已作结论或虽然带着「帽子」仍然被派往东北的那批前「犯人」相比，被继续关押在保安处的一百多个人的命运就太不幸了，这批人中有王实味等，他们将被作为抢救审干的牺牲品送上祭坛。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保卫部门押着这批「犯人」向山西临县转移，经康生批准，于黄河边全部被处决。

这批被杀的人，除了王实味，都没有留下名字（当然，原保安处会有这批人的详细档案）。与此同时，在山西晋绥根据地贺龙辖区，也相继处决一批受审人员，被誉为「爱国五青年」的蔺克义，就是被冤杀者之一。

蔺克义被捕前为晋绥《抗战日报》社出版发行部主任，1936年他在西安师范读书时即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兰州、西安等地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中，一直表现很好。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中，立场坚定，勇敢顽强」。他在1939年9月到延安，先后在中央青委、中央出版发行部等单位工作，1940年冬被派至晋西北。延安「抢救」展开后，有人被逼供咬出蔺克义是「特务」，检举材料由中央社会部转到晋绥《抗战日报》，蔺克义以「特嫌」被单独看管，最后被转至晋绥公安总局关押审查。「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一位负责人指示，要求在历史悬案（指整风中关押起来的）中，罪行比较严重的处死一批」，蔺克义便成了这个「负责人」的刀下鬼，时年仅二十九岁，其冤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平反。

另据师哲披露，在1947年山西被处决的人中间，还有四名外国人。1944年初，有四名外国人从晋察冀边区经晋西北押送到延安，其中三名是俄罗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人，他们本是假道中共根据地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这四名洋人被康生交边区保安处长期关押。直到1947年初，随其它「犯人」向山西永坪转移。康生在转往山西参加土改、途经永坪时，下令将这四名外国人秘密处决，事后把尸体全部塞进一口枯井，以后被国民党胡宗南部发现，造成根大轰动，彭德怀、周恩来、陆定一均表示了强烈不满（毛泽东呢，转战陕北时，周恩来、陆定一一直和毛泽东在一起，他不可能不知道此事），于是保安处处长周兴代康生受过，「只好自己承担责任，受批评，挨斗争」。

在被杀、或被释放解脱的人之外，还有另一类人，他们活着被抓进社会部或保安处。却再也没见他们出来。在这些神秘失踪的人中间，有一个叫王遵极的姑娘，1939年奔赴延安时，年仅十九岁。据师哲称，王遵极「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因其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一来延安就被关押，经反复审查还是没发现问题，经办此事的师哲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却遭到康生及其妻曹轶欧的坚决反对。师哲称，「其中原委，始终令人不解」，王遵极以后下落不明。 （另据仲侃《康生评传》称，王遵极从1939年至1946年在延安被长期关押，暗示她在山46年获释，但未交代此人以后的行踪。参见该书，页78。）

从1942年揭幕的审干、坦白、反奸、抢救运动，到1947年王实味、蔺克义等被秘密处决，终于完全落幕。1945年3月，蒋南翔给刘少奇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对于这场灾难进行了较为公允的批评（蒋南翔批评抢救运动「得不偿失」）。然而刘少奇本人也与这场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主要部属彭真更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因此刘少奇不敢、也不愿对这场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康生幕前指挥的运动说些什么。不仅如此，蒋南翔的〈意见书〉还被认为是「错误」的，蒋本人也受到了党内批评。从此，「抢救」的历史被彻底掩埋，凡经历过这场风暴的人们都知道应对此三缄其口，人们从书本、报刊、报告中只知道「伟大的整风运动」，一直到毛泽东、康生离世后的八十年代初，有关「抢救」的内幕才陆续被披露出来，此时已距当年近四十年。

一 「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在中共领导核心中的地位已经牢牢树立，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家」名号却是在数年后才确定的。从1940年始，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逐渐出现称颂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贡献的文章，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张如心等纷纷撰文，赞颂毛泽东「深刻地灵活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阐明中国革命的规律性」，使马列理论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 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都是毛泽东当时所亲近的「笔杆子」，陈伯达、和培元更是毛泽东的秘书，由这批「秀才」率先宣传毛泽东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中共高层领导不会不知其中的含义。

然而，对于中共领导层一班人而言，将毛泽东树为「理论家」却是一件新鲜事。长期以来，他们都知道毛擅长军事指挥，也都逐渐信服毛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才干。自长征结束以来，毛泽东在政治方面的领导成为事实，也被众人逐渐习惯以至承认，但大家在心理上，还是将「理论家」的名号与张闻天、王明联系在一起。尤其张闻天这位前党内「总负责」现在也还在主管中央宣传工作和马列学院，所以当周恩来于1940年自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也就情不自禁地将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评价向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和盘捧出，谁知周恩来的传达竟遭到毛泽东的当头棒喝，毛怒斥道，什么理论家，背了几大麻袋教条回来！

既然张闻天都够不上「理论家」，那么与张闻天差不多的王明背回来的更是「教条」，周恩来称不上是理论家，至于康生、任弼时、陈云等更是与「理论家」搭不上边，在毛的眼中，领导同志中除了他自己以外，具有理论眼光的只有刘少奇一人。

1941年后，刘少奇似乎进入到一个「理论喷涌期」。他在盐城的华中局党校开始频频作各种大报告，他不仅谈「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也谈党内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传统，刘少奇甚至学起毛泽东，站在哲学的高度谈论起「人的阶级性」，「人为什么会犯错误」以及「人性善恶」等抽象命题。从当时毛泽东的立场和角度看，刘少奇的大部分观点虽然都可以接受，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例如，1941年6月3日，刘少奇在盐城参议会发表的演讲「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1942年10月10日在返回延安途中于北方局党校作的「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报告都回避了毛的「新民主主义论」，而大谈中共应坚持「三民主义」。刘在「人的阶级性」的报告中还发明了「封建阶级党性」的概念。 这些都是毛不能同意的观点，因此，即使刘少奇颇具理论水平，但中共党内真正的理论家只能非毛泽东莫属。

进入1942年后，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势已如日中天。2月8日，延安举行「泽东日」，徐特立、萧三作关于毛泽东生平报告，听众的千馀人。现在将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地位加以鼓吹，已刻不容绶。此时，一个原张闻天属下的留苏派马列教员张如心站出来为之起劲摇旗呐喊，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张如心原名张恕安，于二十年代后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原属国民党左派，后转变至中共阵营，三十年代初返国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随长征到达延安，长期在张闻天领导下的马列学院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的教学工作。此人政治嗅觉颇为灵敏，早在1941年2月，即在其撰写的文章中首先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可惜当时未引起广泛注意（他的文章名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当时谈「布尔什维克」的文章比比皆是，人们很难注意到张如心在这篇「八股腔」文章里宝贵的「诗眼」，但是有一个人却注意到了。1941年12月底，张如心被调至毛泽东身边，任毛的读书秘书。1942年2月8日，张如心为「泽东日」作〈怎样学习毛泽东〉的报告。2月18日，张如心又在《解放日报》上第一次对「毛泽东主义」作了阐释。显然未经许可，张如心不可能提出这个概念，而在《解放日报》上提出如此重要的概念，陆定―、博古必定事先将其文章送审，向毛泽东、任弼时请示汇报或打过招呼。

「毛泽东主义」的概念一经登报，马上流播开来。1942年7月1日，邓拓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但毛泽东经过全盘思考，感觉「毛泽东主义」一词有所不妥，遂于1943年4月22日，覆信给凯丰，声称自己思想还未成熟，现在还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 在毛看来，称「毛泽东主义」也许有些刺眼，因为斯大林也只是提「列宁――斯大林主义」，还未敢提「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似乎担心这个说辞会引起莫斯科的不快。再说，称「主义」虽然好听、好看，却无什么创新，这可能也是搁置「毛泽东主义」的一个原因。

就在这个时刻，王稼祥似乎觉察到在「毛泽东主义」问题上出现的微妙的僵局。1943年7月5日，他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且作了阐释。整风深入后，王稼祥作为原党的领导人之一，处于被整地位，心情压抑，他对由他负责的国际问题研究室的工作不闻不问，对其下属的请求汇报一言不发。此时，王稼祥竟挥笔写文，谈起「毛泽东思想」，向毛泽东献上一份厚礼，再明显不过是企求毛泽东网开一面。但是，王稼祥作为「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又不深刻检讨，仅凭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想溜之大吉，是万难成功的，有资格对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贡献加以总结的人，只能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

这个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党的第二号人物、「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的肩上，无论是张如心、邓拓还是王稼祥，资历和地位皆不够格，只有刘少奇才堪此重任。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盂什维主义思想〉，继而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即著名的〈论党〉），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全面地阐释了毛泽东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所做的贡献，正式提出中共的思想理论基础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从此，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首创者――版权归刘少奇。以至二十多年后，刘少奇被毛泽东抛弃，遭受残酷批判时。还抱曲叫冤，声称「毛泽东思想」是他首先提出，并号召全党奉为指针的。

二 刘少奇等对毛泽东的颂扬

在中共党内，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抑或是江西苏维埃时期，都没有颂扬党的领袖的传统，对党的领袖进行大规模的颂扬、赞美，始于四十年代初。首先开创这个先例的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内毛泽东的同僚，他们率先对自己原来的同事毛泽东进行热烈的赞美，迅速地将毛泽东捧成凌驾于中央集体之上的「尊神」。

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站出来吹捧毛泽东的人是王明。1940年5月。王明发表〈学习毛泽东〉一文，对毛的「革命意志」，「非凡的革命胆略」，进行全面的赞颂。然而，毛泽东看透了王明讨好的用意，一点也没放松清算王明的准备工作。王明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不仅讨好的目的未达到，还徒增毛泽东对他的轻视和鄙夷。

从1942年开始，中共重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赞美已形成高潮，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各大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都加入到歌颂毛泽东的大合唱中。

刘少奇写道：

……我们的党在这二十二年中，在三次连续不断的全国性的革命战争中，是经过了各方面的严格考验的……而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的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团结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朱德说，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党，它吸收了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综合归纳起来的宝贵经验，它继承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积累下的优良遗产，它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三大阶段中锻炼了自己，丰富了自己，在这剧烈无比的锻炼中，它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把历史遗产进化为适合于现实社会的需要了，这种光辉的成就，体现在我们党有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彭德怀写道：

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几年中，对于理论上的伟大贡献，有持久战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辉煌的杰作……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既不混同于旧三民主义，又不混同于假空喊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提出于中国目前的具体环境及历史阶段，成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指针。

陈毅充满激情地写下他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体会：

这是一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上及社会实践问题上其中新旧争论的最正确的解决，这是一本马列主义的新创获的著作，也是一本马列主义的古典著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理论战线上的光荣代表。

他还说：

因此二十一年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过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他的党员和干部，他的领导中枢，党的中央和他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能征惯战基本上已经走上完全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对一切斗争环境均能适应，一切斗争方向均能掌握。

陈毅对刘少奇也作出高度评价，他说：

刘少奇同志许多关于党的论文恰可作全党在这方面极优秀的代表。

罗荣桓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中称颂道：

毛泽东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民革命的领袖，不是自己封的，他是代表党的正确的方向，胜利的方向，而与党的整个视野相结合，成为不可分离的关系而得到成就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方面，有了他的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

除了刘少奇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外，在延安的毛泽东的密友们也积极参加了歌颂毛泽东的大合唱。

康生在1943年7月15日作的〈抢救失足者〉报告中，号召以毛泽东的革命精神去肃清一切反革命。他鼓动道：

一切忠实的共产党员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际，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去反对党内一切公开的、暗藏的投降主义，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陆定一说：

假如我们对于日寇的战略不是主张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持久战，而主张速决战；假如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反共派，或者只有斗争无联合，或者只有联合无斗争，或许抗战的情景就已经不堪设想。不但如此，在毛泽东同志的四部著作中，在中央的许多决定指示中，可以看见我们党的中央确是掌握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已经有本领善于把马列主义应用到实际中去了。

原国际派代表人物在歌颂毛泽东方面更是争先恐后，试图以此向毛表示他们的忠心。

王稼祥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说辞，他说：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博古写道：

我们有保卫的力量，我们有八十万党员，我们有五十馀万在党领导下的军队，我们有巩固的根据地，我们有二十二年斗争的经验，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拥护，我们有无数身经百战的干部，最后异常重要的是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他总是在最艰难困苦之中领导党和人民走向胜利与光明，我们有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军事威胁不足以征服共产党，挑拨离间不足以分化共产党，相反我们将更亲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在毛泽东旗帜下战斗并且取得胜利。

邓发在毛泽东的「帐簿」里是一个经验主义者，长期以来邓发与毛没有亲近关系，1943年邓发也写文章向毛表示敬意：

青年们！我们究竟走「中国之命运」的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呢？我想一切有国家观念、有民族天良的热血青年，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他的人格，为了保持他那纯洁的良心，他们绝对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统治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的，我相信中国青年是会选择引导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的。

在延安的理论家们对歌颂毛泽东更是责无旁贷。艾思奇写道：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结合的过程，是根据了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和中国工农群众广大人民的斗争经验的……这一切事实和思想，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分不开，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

在延安的一些党的元老，如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也纷纷写诗、撰文，表达他们对毛泽东的尊崇。

徐特立写道：

朱毛在国际在苏区外最大多数的人都以他们两人一定是英雄，是怪物，是天上的，但是苏区的群众却认为他们是老实人。而且联系到说中央政府，中央局负责的，都是老实人。我曾听得江西群众唱的农歌有一句，「好人朱德毛泽东」。又有一次，我参加瑞金的群众大会，有人在会场上说：「朱总司令毛泽东是老实人，中央政府都是老实人。群众的认识，是十分正确的。……现在我来作一个结论，毛主席的工作作风是列宁的作风。列宁的作风是俄国的革命精神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相结合的作风。

吴玉章欢呼中共有毛泽东作领袖：

我党得此领袖也同联共有斯大林同志一样，有了高明的舵师，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在这一系列对毛泽东的赞美中，以周恩来1943年7月在延安中央办公厅为欢迎他从重庆返回的招待会上的发言最为引人注目。周恩来当着毛泽东的面，对毛大唱赞歌：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周恩来慷慨激昂地说道：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者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周恩来的颂扬有着比其它人更重要的意义，作为党的几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毛表示心悦诚服，对其它老干部将有看重要的示范作用，如今周恩来都向毛泽东表示了忠诚，党内还有谁不能低下他们高贵的头呢？

延安整风展开后，毛泽东对党内昔日同僚的精神优势已完全建立，以往那种平起平坐、随意交谈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一般情况下，高级领导人已不能随时见毛泽东，除非毛召见，他们需要电话请示或写报告，依程序呈交，毛泽东则为了显示其至尊地位，开始有意识拉开与昔日同僚的距离。毛泽东在一片颂扬声中，悄悄采取与原同事拉开距离的措施很快见效，当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于1944年10月访问延安时，他所看到的是：毛泽东发表演说，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它的人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

三 摧毁「两个宗派」：对王明、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清算

中共高层干部对毛泽东的赞颂，从1942年后，日益形成风气，不管是在延安的领导干部，还是各大战略区的军政领导人，每逢重大纪念日，照例会撰文鼓吹毛泽东一番。但从毛的角度看，这一切并不完全说明中共领导层已对自己心悦诚服。写文章、作报告赞美、称颂毛固然很好，但很难说每一个人都能心口一致，只有结合实际――也就是从每个领导干部的既往历史，特别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态度来进行检查反省，进而彻底否定原来的「自我」，才能表明是真正服从毛泽东。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名正言顺，即通过检讨党的历史――「学习路线」，明确何谓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何谓「错误路线」，进而联系领导干部的个人实际，对号人座，如此方能真正解除领导干部的思想武装，使他们失去最后的阵地，从而使党的领导干部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灵魂和精神方面，毫无保留地听命于毛泽东。

毛泽东借讨论中共历史问题而树立自己权威始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后因王明表示异议，会议于10月暂停。紧接着，毛正式在全党鼓动反教条主义，中间穿插了批判王实味，召开整肃文艺界的文艺座谈会，接着又马不停蹄地领导部署审干反奸，继而在1943年3月，改组中央书记处，正式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职务，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主要对手――「教条主义宗派」早已溃不成军。但是，上层斗争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为除王明、博古、张闻天以外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还未被触及。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在毛泽东的命令下，从1943年9月到1944年4月，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贯彻、实现毛泽东整肃中共上层的意图。

毛泽东指令召开的这次会议，名曰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参加者却并非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在延安的重要军政领导干部及来延安的一些大区领导人，计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博古、邓发；中直机关、军直机关、西北局及各大区领导人：彭真、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陈伯达、萧向荣和胡乔木。毛泽东开宗明义，宣称要打倒「两个宗派」，一类为「教条主义宗派」，另一类为「经验主义宗派」。毛首先拿王明、博古开刀，再炮火横扫周恩来。切人点是1938年中共长江局所犯的「新陈独秀主义」、「阶级投降主义」的「路线错误」，再引向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1943年11月，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热闹非凡，为了配合正在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中央总学委在康生、李富春的指挥下，正在这里连续举行包括中央机关所有工作人员和来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参加的批判王明、博古的「反右大会」。1943年11月1日，大会勒令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过的李国华在会上揭发王明在共产国际所犯的错误， 李国华在「抢救」运动中已被打成「特务」，让李在会上揭发王明是给其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11月2日，王明妻子孟庆树在大会发言， 坚认〈八一宣言〉由王明起草，她说，今天有人在会上肯定，〈八一宣言〉是康生写的，我要问一问康生，他敢不敢承认这是他写的？孟庆树继续说：我想问问大家，共产党员应不应该知羞耻？在孟庆树的追问下，康生一言不发，当场并有高自立（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化名周和森）站起来作证，但他的发言被会场上的口号打断。 孟庆树情绪激动，泪流满面，直扑坐在台下的毛泽东，要毛主持公道。毛表情严肃，「一动不动」，坐在毛身边的张闻天夫人刘英立即判断，毛泽东对批判王明已下定决心。 这一天的大会因孟庆树的发言，造成与会者思想的极大混乱，完全离开了会议揭发、批判王明的主题，遭致毛泽东的震怒，他当众斥责大会主席李富春，指责大会充满低级趣味，毫无教育意义，下令停止召开这类大会。 从此，王明、孟庆澍再也没有在大会申辩的机会了。

杨家岭「反右大会」上出现的曲折，对毛泽东执意批判王明、博古丝毫不发生影响，对毛而言，需作改变的仅是不开大会，不给王明等有在公众面前声辩的机会，小范围的揭批会则照开不误。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在毛泽东的强势进攻下，除了毛泽东、刘少奇，以及几个毛、刘的亲信康生、李富春、高岗、彭真等，几乎所有领导干部，只能按照毛泽东开的方子，对号人座，分别给自己贴上「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标签，进行自我谴责。

「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识别标签并不难辨。毛泽东在1943年10月6日政治局整风会议上直言不讳道，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大宗派来实行篡党」，除了他和刘少奇，其它的人都拥护王明、博古的路线。毛并警告道：「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打一下，吐一字」 ――意在告诫周恩来等休想逃脱。这样，凡是与王明、博古渊源较深，从莫斯科返回后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如张闻天、王稼祥、凯丰、杨尚昆等皆属「教条主义宗派」，而曾经与王明、博古有过合作关系的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邓发、李维汉、叶剑英等则属「经验主义宗派」。某些领导干部则身兼「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双重特征，如刘伯承等。毛泽东张起的通天大网，将几乎中共所有领导干部都一网收尽。

王明、博古此时在中共高层已是人人皆可唾骂的对象。在紧张的斗争气氛中，王稼祥、凯丰皆病倒，不能参加会议，凯丰的妻子也因「经不起诱供、套供、连环战，得神经病死了」， 王明早在1941年1O月后就停止参加中央一切会议，只有博古与会接受批判。博古连续两次作检讨，进行自我鞭挞，仍未得到毛泽东的宽恕。毛疾言厉色，尽情发泄心中的怨恨之气，竟信口将王明、博古称之为「篡党」。致使博古一段时期精神极度压抑，甚至已作好最坏的准备。王明后来回忆说，当时博古曾被威胁道，若不检讨，将被逮捕枪毙，博古痛哭一整夜，才被迫写了交代材料――王明这段话是否真实，笔者不能确定，因为博古早已离世，特录之待考。

与博古相比，张闻天的境遇要稍好一些。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就开始检讨自己的「错误」，1943年后，张闻天虽身为政治局委员，但是却没有担负任何实际领导工作，只是主持政治材料室，编辑国际、国内参考资料。1943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开始后，张闻天又向毛泽东面呈长达四万字的自我批判的「反省笔记」，获得了「表扬」。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又加大自我批判的力度，将自己从方方面面予以彻底否定，以显示他「跟真理走」的决心。

周恩来是首次参加这类点名道姓的高层检讨会议。1943年夏返延安后，周恩来调阅了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至此他才明白当年会议的详情。从1943年9月至1944年春，周恩来写了大量的反省笔记――他当然知道，作为几个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自己难逃干系。周恩来既然早已认清形势，于是只剩下反省检讨一途。1943年9月1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三年来大后方工作，周借此向刘少奇表示敬意。周说，白区工作时期的暴露政策与跑街路线是错误路线，而刘少奇同志的言论是正确的。 周恩来多次检讨，对自己犯下的「经验主义」错误深切忏悔，但是仍遭到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严厉指责及与会者的批判。周恩来在会场的紧张、高压气氛中，仍然小心坚持一、两个阵地――周恩来顶住与会者的压力，为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作了辩护。

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每次都直接上阵，对所谓「两个宗派集团」左右开攻。刘少奇、康生则紧密配合，为毛摇旗呐喊。刘少奇在10月24、25日的会上详细讲述抗战以来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王明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的路线斗争。 康生当面责骂博古，攻击王明、周恩来、博古领导的武汉《新华日报》是国民党报纸。 毛泽东并耸人听闻地宣称，王明、博古宗派至今还有破坏活动，党有被分裂的危险，威逼与会领导干部支持自己。

1943年12月28日，毛泽东决定正式向全党高级干部公布有关王明、博古的「错误」，将对王、博「错误」的几个判断传达下去，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在这一天，中央政治局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各区党委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毛在这份电报中告诉全党高级干部：内战时期，王明、博古宗派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抗战时期（1938年），这个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造成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其影响时期的损失。王明的主要错误是：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三、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 在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毛泽东发出此电报，就是指望通过上下夹攻，逼使中央层的领导干部全部缴械投降。

1943年11至12月，毛泽东等对王明、博古的进攻达到最高点。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王明等是国民党「内奸」，王明是执行国民党「破坏」中共政策的代理人，以及王明在历史上曾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又被放出，其历史有疑点等各种论调，只是在接到季米特洛夫干预电报后，毛泽东才在表面上放松了对王明的指控。

在紧张、高压气氛下召开的1943年9月至1944年4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基本实现了毛泽东所要达到的目的，从周恩来开始，重要的领导干部一个接一个检讨、反省。然而，唯有彭德怀与众不同。

彭德怀于1943年10月上旬奉命返抵延安，此时距抗战初期出师山西、华北已近六年。彭德怀回到延安后，参加了1943年秋至1944年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整风会议。他虽然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是秉性倔强的彭德怀，并没有像其它高级领导人那样，做违心的自我鞭挞。对于这一切，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毛泽东一向对彭德怀存有芥蒂，将彭的直言、坦荡、自尊视为对自己的冒犯，因此执意要将「火」烧到彭德怀的身上。

彭德怀与一般中共高级将须确实有所不同，他所关心的问题远远超出军事斗争的范围，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妇女等广泛领域，并不时就某些涉及全党的重大战略问题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建读，颇有军人政治家的风采。1942年12月18日，彭德怀就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及根据地工作问题致电毛泽东，提出：国民党有长期历史影响，且有一定社会基础，战后我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仍是长期的。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是「自主自由」，「和平建国」，谁能满足这一愿望，谁将取得最后胜利。 1943年2月8日，彭德怀又在中共北方局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发表有关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认为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而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则是「自由、平等、博爱」。彭德怀认为中共应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束西。目前则要进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 在返回延安后，彭德怀又于1944年5月4日致信毛泽东，就边区财经问题发表意见，认为延安「对这方面还欠明确方向」，并写了一篇〈论公营商店〉的文章，希望毛修改后，「最好以社论名义发表」。 凡此种种，都引起毛的不快，在毛的眼中，彭德怀的这些言行足以说明他不守本份，有非分擅权之念，已对毛构成了「压迫」。故毛在1943年6月6日电示彭德怀，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有关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批评彭的讲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 毛且将彭德怀的〈论公营商店〉一文转贾拓夫、高岗、贺龙、陈云讨论，结果是，「实行彭文方针似不可能」， 此文最后也未能正式发表。

但是如何处置这位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彭德怀，毛泽东又颇为棘手。毛既要倚重彭德怀为自己打江山，又要削弱彭德怀在军队中的巨大影响，杀一下彭的傲气，以树立毛本人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于是从1945年2月1日至7月25日，以召开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座谈会的形式，时断时续地开会四十馀次，对彭德怀进行了为期四十三天的斗争。

华北工作座谈会开始之初，薄一波被推举为会议主席，彭德怀在其所作的关于华北七年抗战的报告中，检讨了受到毛泽东批评的他在1943年4月发表于《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讲话。彭德怀表示自己原先的观点基本是错误的，并对自己在华北工作的其它缺点也「进行了严格的白我批评」。彭德怀还回顾了他对毛泽东认识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大哥――老师――领袖。他说，自己早已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发展了马列主义，今后要向毛泽东学习。 尽管彭德怀已对毛表示了心悦诚服，毛却不准备让彭过关。在1945年3月后，对彭德怀的批评突然升级，为了打击彭德怀的威望，毛泽东有意将会议规模扩大。毛泽东派康生、李富春等十几位在中央机关和其它大区工作的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对彭德怀的批评指责已突破华北的范围，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总清算。

对彭德怀的指责包罗万象，从攻击彭德怀领导平江暴动是抱「入股」目的，「投机革命」，到内战期间拥护王明、博古。康生等更将斗争矛头指向彭德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在1937至1938年制定的「运动游击战」方针，指责彭德怀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康生声称彭德怀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从而「暴露我军力量，导致华北根据地遭到日军巨大压力，根据地大大缩小」

显然没有毛泽东做后盾，康生绝不敢公然攻击像彭德怀这样声望卓著的军方重要将领，并重点指责由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其实由康生嘴里讲出的指责「百团大战」的话，最早也来源于毛泽东。毛泽东其人讲话经常前后不一，出尔反尔。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的名义下达战役准备命令，并报延安军委，8月20日，战斗打响，毛闻捷报，大喜过望，给彭德怀打电报，谓之「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1940年12月2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叮嘱「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传结束」，因为中共要「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新高潮。 然而毛泽东说变脸就变脸，当1943年底，八路军主要领导人陆续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和军方主要将领的谈话中就开始表达他对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的不满。毛泽东指责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 毛泽东在1945年重新挑起「百团大战」的话题，只不过是为了在更大的范围打击彭德怀的威望。

华北座谈会对彭德怀的斗争是有目的、有预谋和有组织的，彭德怀参加中共革命以来的历史及功绩，几乎被全盘否定，彭被指责为「一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彭德怀在讲话和文章中，很少引用毛泽东的话）。彭德怀的人格也受到恶毒的污辱，彭是中共及军队高级领导人中生活艰苦、节俭的典范，竟被指责为「虚伪」。彭德怀原名「彭得华」，也被罗织为其志在「得中华」，即意欲与毛泽东一争高低。 由于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的支持，许多与会者都参加了对彭德怀的斗争，罗瑞卿即是其中最积极的人之一。对于横加在自己头上的各种罪名和指责，彭德怀并未接受，他说，「毛泽东同志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正确的，难道就没有百分之零点一的错误吗」？中共七大期间，彭德怀在大会发言中，对领导八路军的「缺点」、「错误」作了检讨，却仍然不被毛泽东放过。毛在和师哲谈话中，说彭德怀的检讨是「勉强的」――毛泽东对彭德怀确实非常了解，彭德怀只是为了党的团结才违心地做了检讨。毛泽东一语道出他对彭德怀的不满，「此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 事实上所有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就是因为彭不能像其它识时务的领导人那样，对毛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因为毛泽东决不能忍受在中共军队内有彭德怀这样一个具有强烈自尊、且享有巨大威望的统帅人物。正是毛泽东的狭隘和嫉妒心理作祟，在「七大」闭幕以后，又继续对彭德怀进行斗争，直到日本投降前夕，中共面临国内局势的剧烈变化，必须全力对外，这一斗争才停止下来。当毛泽东打击了彭德怀的傲气，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搞臭彭德怀的目的初步实现后， 面对新的形势，毛仍不得不起用彭德怀，致使一些原先积极参加批彭的人都一度迷惑不解，「没想到彭德怀又起来了」。

在毛泽东要整肃的干部花名册中，除了彭德怀之外，陈毅是另一个需要「补课」的高级领导人。1944年3月，陈毅从华中根据地返回延安，这是他自1934年与中央分别后，十年来第一次与昔日的同志会合，但是陈毅来延安后却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1943年10月，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在新四军军部领导层，就陈毅在红军初期与毛泽东不和的旧事，对陈毅展开斗争，饶漱石等指责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饶漱石是刘少奇的亲信，1929年刘少奇即与饶漱石相识。当时，担任满洲团省委书记的饶漱石曾陪同刘少奇同去哈尔滨指导工运。刘少奇在干部使用方面极重个人渊源，1938年后，随着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刘逐渐将历史上与其有旧谊的同志集合在自己的身边，予以提拔和重用。1942年，刘少奇奉命前往延安之前，委派饶漱石接替他所担任的中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两职。饶漱石在三十年代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无论从党内资历和贡献看，饶漱石均不能与陈毅相比。刘少奇在新四军依靠文职干部出身的饶漱石掣肘陈毅等，这一切当然都被毛泽东看在眼里，毛乐得借刘少奇、饶漱石之手，打击当年曾与自己意见相左的陈毅。因此，饶漱石在对待陈毅的态度上，十分骄横，有恃无恐，显然没有刘少奇、毛泽东的明谕或暗示，饶漱石不可能也不敢对陈毅开展批判。在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争论中，毛泽东非常明显地袒护饶。毛向陈毅明确表示，不愿听他谈与饶的争论，实际是在等待陈毅主动作出自我检讨，也就是向毛低头认错――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由陈毅取代毛之前委书记的错误。为了当年这一「过错」，陈毅已付出沉重代价。1929年后，陈毅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冷遇。在1930至1931年的「肃AB团」的镇压中，毛泽东的亲信、红一方面军肃反负责人李韶九准备对陈毅下手，陈毅对此已有预感。不久，陈毅果真被扣押，并遭到殴打，硬要陈毅承认是「AB团」，刚好被路过的毛泽东发现，才被救下。以后，毛泽东将打土豪得来的一些金子交陈毅保管，陈毅才知道自己已无生命之虞。 1932年初，周恩来抵中央苏区后，陈毅受冷遇的情况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周恩来为了安抚毛泽东，没让陈毅重回红一方面军，陈毅仅担任江西军区司令员，远离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比较疏远。时隔十年后，对于毛泽东的冷淡，陈毅完全明白其中之原委，陈毅难抑心中的郁闷，多次向一些重要领导干部解释当年红军内部争论的内情，并且承认自己对此负有责任。陈毅性格豪爽，认为十年不见的毛泽东确实比其它中央领导人高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事实。陈毅并努力去发现毛泽东对中共革命的贡献，1942年陈毅远在盐城新四军军部时就发表文章，满怀激情地称颂毛的创造不仅对全民族具有伟大意义，甚至还可供其它各国所效法。返回延安后，在参与起草七大军事报告的过程中，陈毅提出了「毛泽东军事学派」的概念，并且相应批评红军时期某些重要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在1945年3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讨论陈毅起草的〈建军报告〉时，一些被陈毅的报告所触及的军队领导干部，「有人潸然落泪，有人唏嘘」。

毛泽东对于陈毅的态度有别于彭德怀。相比于性格孤傲的彭德怀，陈毅对于毛泽东显出尊崇、信服的态度。毛认为陈毅心直口快，而彭德怀则城府很深。所以，陈毅除了自我检讨外，没有遭到大规模的斗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完全信任陈毅，在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中，毛有意逼迫陈毅向饶低头。中共七大结束后，陈毅仍滞留延安，「天天下围棋」。当薄一波前去探望陈毅，问他为何不立即返回新四军时，陈毅回答道，「他们不让我走」。 他们者，毛泽东、刘少奇也。毛、刘非逼陈毅表态服从饶漱石，才肯放陈毅返回华中，然而陈毅硬是不表这个态。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来，陈毅表示愿去东北，并陈述在华东「没有事做，不起作用」，但陈毅的要求却不被毛泽东、刘少奇批准。毛命令陈毅前去华中，党内职务为华中局副书记，仍在饶漱石之下。毛此举除了有意造成陈毅与饶漱石之间的互相牵致，也还有疑忌陈毅的另一层涵义。是故，1949年后，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都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担任，只有华东例外，由饶漱石担任。

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还策划召开了一系列中共各革命根据地、各部队历史问题座谈会，这些座谈会的宗旨只有一个：检查历史上谁反对毛泽东，谁支持毛泽东。在这类座谈会上，一些原党和军队领导人，如邓发、朱瑞、杨尚昆等均受到与会者的批评。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一些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被戴上「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的帽子，遭受指责和冷遇。

毛泽东整肃内部，重建新权威，一路凯歌行进。现在，毛泽东在心理上已彻底征服了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改造中央」的前提――宣布中共政治路线在遵义会议前为左倾机会主义性质，已被党的领导人所接受。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也纷纷作出检讨，下一步就是通过正式的会议，将这些用党的文件形式固定下来，毛终于决定召开中共七大的预备会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四 修订〈历史决议〉：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体系

1943年9月至1944年春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解决了中共预导层的问题，「两个宗派」已如毛泽东所愿，被彻底摧毁，毛泽东胸有成竹，1944年5月，下令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这次全会距上届全会已有六年，毛泽东自六届六中全会控制了中央后，召开中共例行会议就已经全无定例，何时开会，何时休会，只凭他个人说了算。现在，毛需要召开党的全会了，这次名曰六届七中全会的会议，竟一开就是十一个月。

毛泽东在这个历时将近一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其一，将以全会的名义，正式通过对过去路线清算的决议案，把自己的历史地位及对手的「错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二，重建中共的领导机构。上述两件任务完成，召开中共七大的时机也就完全成熟了。

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主持起草了批判前中央错误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该〈结论草案〉将遵义会议前的中央路线错误定性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却并没有否定六届四中全会，相反仍认为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毛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及中央派往江西苏区的代表团在到达江西后，全力支持了毛泽东镇压富田事变的方针，撤换了主张稳妥解决富田事变的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替换之。如若否定四中全会，将无从解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当年所采取行动的正当性。因此，毛在1941年秋的〈结论草案〉中，将错误路线的开端定为1931年9月20日，以该日中共中央所发布的一个有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文件为标志。其理由是，读文件忽视日帝侵华将造成的国内阶级关系变化，仍一味盲目强调反资产阶级。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乃是，到了1931年11月，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在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主张展开了批评。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了，毛泽东已牢牢控制了中央，他将有更大的权力，根据自己的意志改写中共历史。在毛泽东看来，此事既重要，又迫切。

在毛泽东之前，中共党内也曾有人利用撰写党史进行党内斗争，甚至以此达到改组中央，使自己一跃进入中央核心层的政治目的，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1930年王明在上海秘密撰写批判李立三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又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王明、博古等以此作为自己的纲领，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也因此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跳过中央委员的台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尽管王明和毛泽东在利用修撰党史进行政治斗争方面具有不少相似之处，但细加研究，还是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仍存有明显的差别。

首先王明的写作是一种个人的行为。王明在撰写《两条路线》时只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人员，他的小册子表达的仅是他本人以及一批留苏学生对党内纷争的看法，虽然王明的观点以后被中共中央所接受，但是王明的小册子并没有经中央全会通过，也没有作为党的正式结论而下达。

其次，王明的小册子重点论述的是他个人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不是对党的整个历史的总结。1938年后，张闻天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又名〈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共党史〉），张闻天开讲的这门课仅叙述到1927年国共分家，对1927年后党的历史甚少涉及。概言之，四十年代以前，中共还没有一本较正式的被党中央通过的党史范本，也没有一个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正式文件。

或许是受到王明小册子的启示，更或是毛泽东心理中对「名正言顺」的强烈要求，从遵义会议始，毛就极为重视在党的决议中表达自己的观点。〈遵义会议决议〉虽然由张闻天起草，但主要反映的是毛的观点，毛在肯定党的政治路线的同时，实际上已否定了这条政治路线的最重要的方面。1941年，毛为了彻底颠覆原中央的政治合法性。精心编纂《六大以来》，到了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全面批评原中央路线，会后又亲自动手，起草了会议的〈结论草案〉，对修订党的历史决议显出极大的热情与关注。但是毛泽东知道，修订党史一事事关重大，要使自己的论点无懈可击，让党内高层心服口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关键问题在于：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论草案〉只是对中共上层的斗争进行了初步总结，大区一级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还未开展，如果在作中央结论之前，先对大区一级的党的历史进行总结，这就可为正式作好中央结论奠定基础。

1942年10月19日至次年1月14日，在毛泽东的倡议下，由任弼时领导召开了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这次会议历时近三个月，参加会议的并非仅是从事西北工作的干部，延安几乎所有重要机关、部队和学校的首长和各地前来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都列席了高干会议。中央领导人从毛泽东开始，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陈云、彭真、高岗、李富春等依次在会上作重要报告。西北局高干会议的主题除了动员检查「两条心、一条心」、部署审干、讨论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外，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检讨西北地区党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而问题的重点在对1935年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作出新的结论。

在任弼时、高岗的领导下，高干会议对原北方局派驻西北地区的代表朱理治和原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1942年11月17日、18日，高岗在高干会议上作〈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全面清算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高岗在发言中还批判了「带着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影响来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者」。 会议作出决定：

一、修改1935年中央红军抵陕北后，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审查陕北肃反问题的决定，原决定在为刘志丹、高岗平反时仍批评了刘、高犯了右倾错误，现宣布原决定存在错误，将原错误责任人从戴季英（陕甘边政治保卫局局长）、聂洪钧，扩大到朱理治和郭洪涛，并且把高岗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

二、对原陕甘负责人朱理治、郭洪涛作出处罚，将两人定为「错误路线」的代表。

这个新决定对毛泽东日后作出正式的党史决定具有重大意义：

一、它开创了用两分法 ――即以「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为纲，总结党的历史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二、它将西北历史问题置放于全党的路线斗争的框架不予以认识，换言之，西北党史上的路线斗争是全党路线斗争的一个缩影，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中央有，地方也有。一方面，中央的错误路线危害了地方的革命事业；另一方面，地方错误路线的代表又是中央错误路线的代理人和党内基础。

194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报告，对会议所作的历史结论表示满意，毛在谈到党的历史问题时讲到两个重要问题：―、错误路线（毛尚未正式提出「王明路线」的概念）搞光了十分之十，十分之九的苏区工作和十分之十的白区工作。二、西北的结论与全党的结论「是相同的性质」。 毛的这番话一方面已为日后的〈历史决议〉定下了调子，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是将西北决议当作是全党决议的试点。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精神，1943年1月，任弼时在高干会议上作〈关于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决定的两点解释和检讨历史的教训〉的总结报告，通过对朱理治、郭洪涛的批判，为以后全党的〈历史决议〉对王明、博古的批判确定了几个重要的口径。任弼时指出：

一、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之前为错误路线统治全党时期，陕北的情况只是全党的一个缩影。

二、朱理治、郭洪涛「品质恶劣」，「党性根坏，到了陕北这个区域，大摆钦差大臣的派头，有很高的领袖欲，是一种政治野心家，想篡夺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党政军的领导，以满足当领袖的欲望，好来称王称霸」。在这里，只要将朱理治和郭洪涛的名字换上王明、博古，将陕北换成全党，就可成为对王、博的指控，日后对王明、博古、张闻天的批判几乎使用的是与此完全一样的调子。

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苏区工作损失十分之九。白区工作损失了十分之十。

四、路线斗争正确与否对革命胜利或失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错误路线可以闹到亡国、亡党、亡头的地步。

194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高干会议对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同意和批准1942年11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对此问题所作的报告，并且要求边区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于边区党历史所检讨的报告，作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的讨论」。

由此可见，西北历史问题的结论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正式作出全党结论前先行了一步，其基本思路与以后的〈历史决议〉完全一致，只是1945年的〈历史决议〉更具理论形态，逻辑论证更严密。

1943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及11月政治局会议开始以后，随看高层路线斗争的进一步展开，毛泽东对起草党的历史决议也愈加重视。任弼时在领导总结西北党的历史结论方面已获得丰富经验，与毛的认识也完全一致，因此毛放手让任弼时主持全党历史决议的写作班子。为了显示毛的光明正大，让犯「错误」同志对批判自己「心服口服」，毛特意吸取「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张闻天、博古参加〈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44年5月10日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复至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再通过修改后的〈历史决议〉。毛泽东对此文件，「精雕细刻」（毛之自谓也），前后共进行七次修改。现在，毛已全面否定六届四中全会，将错误路线的开端定为六届四中全会，毛将不再顾及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在富田事变问题上对他的支持，绕开富田事变问题，全盘否定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中央代表团。毛泽东在这份〈历史决议〉中，全面讨伐了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教条主义集团」。 同时，也对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主义宗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不点名指责了周恩来等对王明的妥协、支持、拥护，和对毛泽东正确路线构成的危害。

在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新党史中，如何反映作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刘少奇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显而易见，若要肯定刘少奇有关白区工作策略、方针的正确，就必须将其对立面：旧中央领导的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予以全盘的否定。1937年春，刘少奇曾就包括党在白区工作在内的党的十年历史评价问题，公开向张闻天发起挑战，但是那次进攻因受到张闻天和其它从事白区工作许多党的干部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取得成功。几年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得到加强，善于窥测风向的康生发现刘少奇的「政治行情」上涨，很快调整了与刘少奇的关系。三十年代初，康生曾经在党内攻击、指责过刘少奇有关白区工作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但是到了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对历史上反刘少奇的言行作了「自我批评」，康生表示当年自己反对刘少奇是错误的，是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云云。康生作为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以自己的「自我批评」，初步树立了刘少奇作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形象。此时的毛泽东正需要刘少奇的鼎力协助，因而对扩大宣传刘少奇采取了完全支持的态度。到了1944年，刘少奇是党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说法已广为流行，于是，一个苏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再加上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新党史的框架基本就建立了起来。在这个新解释系统中，毛泽东的贡献是全局性的，因而是第一位的，刘少奇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白区工作方面，在党的「功劳簿」上名列第二。

然而，刘少奇在党内的威望毕竟无法与毛泽东相比，即使与周恩来等长期位居中枢的领导人相比，也显得逊色。将刘少奇树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首先就得让那些从事白区工作的干部承认「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百」的观点，而做到这一点却并非容易。

1945年中共七大后，在王世英等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同志的要求下，在延安召开了由康生召集的白区工作总结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统一对三十年代白区工作的认识，参加会议的有康生、黄火青（代表中组部）、潘汉年、王世英、王学文等十馀人。康生在会上作了基调发言，强调白区工作出了大量的叛徒、特务，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以此全盘否定中共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但是康生的讲话当场受到王世英的驳斥，王世英详细列举了1932年以后中央军委（上海中央局机构）、中央特科等所开展的情报收集、秘密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证明党在白区的工作并没失败。王世英的发言获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但却使康生极为恼怒，不等会议结束康生就退出了会场。 这个时期的王世英并不知道康生对白区工作的否定，是为了彰显刘少奇，是毛泽东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他也不知道，欲突出刘少奇就必须全盘否定党在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尽管王世英在1936年就受刘少奇领导，与刘少奇有着较密切的工作与个人关系。 但是，王世英并不真正懂得「党的高级的政治生活」，他只是从他个人工作和观察的角度对康生的意见表示异议，其结果当然不可能改变党对三十年代白区工作的评价。白区工作总结会议后，毛泽东接见了王世英，没有正面谈论王的意见，只是表示白区工作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久，1945年8月9日，在再次修改通过的〈历史决议〉中，正式将刘少奇树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法理依据。这样，一个以毛泽东为中心、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经纬的中共党史体系基本建成。

1945年春夏，斯大林领导的抗德战争已获全胜，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的威望已达到顶峰。然而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却一举打倒了斯大林在中共的代理人。因此毛泽东必须小心翼翼，尽量不触怒斯大林。

据师哲记述，1943年后，毛泽东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对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孙平）进行「改造和培养」，「毛主席把孙平拉得紧紧的，目的是通过孙的嘴巴把我们的看法汇报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试图「把他变成我们的朋友，让他宣传我们的观点」（从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奇》看，他对毛的这个目的看得一清二楚）。1944年夏至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几乎每周或隔一周与孙平长谈一次，「每次要花三、四个小时」。七大结束后，毛又召见孙平，向他介绍大会情况（孙平参加了中共七大），「让他照提纲向莫斯科汇报」，中心内容有三：「大会是团结的」七大路线「得到了全党拥护」；「大会一致拥护毛泽东和刘少奇作为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 凡此种种，显示出毛泽东纵横捭阖之术已达化境。

毛泽东为了避免斯大林的猜忌，在〈历史决议〉中对原先已准备彻底否定的几个中央历史问题在评价方而作了改动。

其一，关于中共六大。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是周恩来进入中央核心、成为中共事实上最高负责人的开端。在1943年秋至1944年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周恩来遭到与会者严厉指责，与此相联系，大多数与会者都主张否认中共六大。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放任这种对中共六大的指责――六大是在布哈林指导下召开的，而布哈林早已被斯大林处决，否认六大不致于得罪斯大林（将中共「机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归之于所谓德波林学派――与布哈林关系密切的苏联理论家――成为延安一种流行的说辞）。但是，否定中共六大，遭到周恩来的抵制，周恩来搬出当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一些观点，强调六大开始注意红军和武装革命功不可没。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对六大基本予以肯定。毕竟斯大林在中共六大期间，多次接见周恩来，对中共六大极为关注，贸然否定六大，不可避免将引起斯大林的怀疑。于是，毛泽东为了显示自己的党内历史老资格，教训王明、博古等人，在许多场合多次宣称，自己是迄今仅有的六大选出的几名中央委员之一。

其二，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是否合法问题。在1943年秋以后，随着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等对王明、博古、周恩来批判的调子愈来愈高，在中共领导层内，已出现王明、博古是内奸，是专门来破坏中共的论调，王明、博古似乎马上面临被捕的局面。在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毛泽东尽性地斥骂王明、博古及其后台――1938年已被斯大林枪毙的原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在这种气氛下，由米夫一手策划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及由博古、周恩来在江西苏区召开的五中全会，就开始被认为是非法篡权会议。但是，在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毛泽东经周密思考，最后决定，将王明、博古仍视为党内问题（不再认为是内奸），承认四中、五中全会均为合法会议。米夫虽被斯大林处死，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借沟出水，将被共产国际批准的六届四中及五中全会乘机指为非法。如果把长期在莫斯科工作、斯大林对之较为熟悉的王明等人指为敌人，则又走得太远，特别是在眼下中共还需斯大林支持的时刻。

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历史决议〉圆满完成。从此，它成为毛泽东手中掌握的一个对付党内同僚的「紧箍咒」，在1949年后为毛的每一个政治斗争服务，一直到1966年刘少奇倒台，才从《毛泽东选集》中撤出〈历史决议〉。

〈历史决议〉的完成是毛泽东胜利大进军的一个路标，毛无惊无险，就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化为新党史的样本。

毛泽东在加紧修订〈历史决议〉的同时，重建中央机构的工程也在抓紧进行。

重建中央领导机构的中心任务之一是调整中央书记处的格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采用非常手段，冻结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部分权力。1943年3月，在周恩来等缺席的情况下，又对中央书记处实行重大改组，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的书记处成员只有毛泽东一人继续保留书记职务，加上新任书记刘少奇、任弼时，中央书记处只有三人。对这种情况，尽管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口不敢言，但长期以往，毕竟难以服众。尤其在周恩来等已返回延安、对以往过错作了全面检讨并表态全力拥护毛泽东后，再将周恩来排斥于最高领导层之外，似多有不妥。

调整中央书记处也和整风、审干已进入后期扫尾阶段有关。现在一度代行政治局、书记处功能的中央总学委已完成使命，随看甄别阶段的到来，客观上也要求恢复党的日常领导机构的正常运作。

最后，抗战即将胜利，中共将面临新的复杂形势，也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建全党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随着抗战期间中共力量的急剧增长和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中共马上要迎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需要全党上下一心，一致对外，显然，1943年的中央格局已不能适应目前党所面临的形势和新的任务。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1944年5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幕之时宣布，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人组成主席团，代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权，此五人主席团实际就是延安整风后新产生的中共最高领导核心，也是未来中共七大新组成的中央书记处组成人员。

在这五人领导层中：

毛泽东是主宰全局的领袖，

刘少奇是仅次于毛的党内第二号人物，

周恩来位居第三，

朱德作为红军和八路军总司令，其中央书记的职务在根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意义，

任弼时自1940年进入核心层，全力支持毛，1943年成为三人书记处成员，现在继续保留中央书记的职务。

至此，延安整风运动所要达到的改组中共最高核心层的目标已经完成大半，下一步就是在中共七大上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五 中共七大召开及博古、张闻天等人的公开检讨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次会议是在严格保密下进行的，所有代表的笔记本在当天会议结束后，都须编号上交中央办公厅保管。全程参加会议的外国人只有苏联驻延安观察员弗拉基米洛夫，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即野坂参三）仅参加了部分会议。

中共七大以毛泽东的胜利而载入史册，毛泽东昔日的政治对手及一批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在大会的讲台上相继对自己的错误向全党和毛泽东作出检讨。

毛泽东鼓动那些具有雄厚革命经历的党的负责人在全党面前公开认错，有极现实的意义：彼等的检讨一则证明毛之正确；二则用他们自己的嘴，清除或削弱彼等在党内之广泛影响，树立毛的领袖地位的绝对权威；第三，毛从此手握批评之主动权，可随时给「犯错误」的干部念「紧箍咒」，使其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第四，以此向斯大林表明，毛所作所为光明正大，被批判的干部已心悦诚服，毛是当之无愧的中共领袖。

王明本属应予检讨的头号人物，但因患重病未能参加全程的会议。王明本来要向大会请假，毛泽东亲自上门劝说，请王明务必参加大会的开幕式。于是，王明被抬着担架送入会场，以显示全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空前团结。

在七大召开前夕的1945年4月20日，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的「帮助」，王明向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交出长篇书面检讨，他表示接受〈历史决议〉对自己的全部批判，并且声称，将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王明以后宣称，当年他的检讨是被迫的。他说，一些前去探望他的同志劝他作出检讨，并列举理由：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再也没有什么组织可以申诉自己的意见了……如果你拒绝承认七中全会的决议。反正七大也能通过类似的决议，如果那时你再不服从，就会把你开除出党，那时要进行斗争，就更加困难了……。 显然，王明是抱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心理被迫承认「错误」的。

博古是在大会上作公开检讨的「教条宗派集团」的首要人物。1945年5月3日，博古向大会做长篇检讨，他流看眼泪对自己作了全盘否定和鞭挞（在前不久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博古的「思想还搞不通」）。博古在大会发言中，以自己的错误、荒谬和对革命带来的危害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与正确。

在博古之前，5月2日，张闻天也在大会作公开检讨。张闻天作为「教条宗派集团」的骨干，自然是罪责难逃。张闻天的检讨采用对比法，以自己为错误的一方，以毛泽东为正确的一方，全盘否定白己，在对比中几乎用尽所有贬义词汇，痛责自己的愚蠢、狂妄、肤浅和食洋不化。张闻天表示从此要「以郑重与谨慎的态度来在实际行动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

张闻天的检讨堪称「新我」战胜「旧我」，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一个样本，也是将自我谴责与歌颂毛泽东相结合的一个范例。他首先将自己形容成一个对革命成事不足，败事有馀，一贯给革命造成危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本没有资格担任领导，只是被「超级的提拔」，才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张闻天说：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首先使我深刻感觉到的，就是我过去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骄傲态度，曾经妨碍了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关于我过去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的尖锐与深刻的批评，使我的骄病有了转机。这里，我首先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对于我的帮助。……为了真理，我曾经必须从我自己的身上撕去一切用虚假的「面子」与「威信」所织成的外衣，以赤裸裸的暴露我自己的一切丑相，我曾经必须打倒把我高悬在半空中的「地位」与「头衔」的支柱所搭成的空架子，使我从天上直摔到地下。……我的无产阶级的灵魂，就是这样，悄悄地在斗争中占了上风。

张闻天继续说：

（毛泽东是一切方面的模范）他的思想与情感就是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这是真正伟大的人格！……在这伟大的人格面前，我们感觉到真正的骄傲与光荣……而同时我们又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如何渺小呀！

张闻天表示，他是一个坏思想、坏作风根深蒂固的人，「你们如果轻易相信我，你们可能犯错误」。张闻天恳求毛泽东继续「帮助」「改造」他，他自己则要「赎罪于万一」！

在博古、张闻天之后，杨尚昆、朱瑞等被划入「教条宗派」的领导干部，在大会发言中，也都对自己以往所犯错误表示忏悔。

周恩来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在七大开幕式的演说和4月30日向大会所作的〈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中，都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也分别就自己所负责的工作中的错误，各自作了检讨。彭德怀在4月30日的大会发言中，还像其它高级领导人那样，将自我检讨与歌颂毛泽东结合起来。他说：华北抗战八年所取得的成绩，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中央的许多具体指示规定是分不开的，与朱德的名字也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有赖于华北党的长期斗争历史和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正确领导。

中共领导干部在七大上做公开检讨是被精心安排的。做检讨的人无非是两类人，一类为留苏干部，即「教条宗派」分子，另一类为中共老干部，即「经验宗派」分子。毛泽东的亲信均不在做检讨之列。

康生在七大期间是一个备受代表们瞩目的人物，与会代表中一些人曾在审干、抢救运动中蒙受打击，现在他们都得到甄别，党也承认在抢救运动中出现过偏差，因此他们都迫切希望康生能在大会上对此问题作出检讨。然而这些干部的愿望注定要落空，因为康生的所作所为皆为毛泽东所批准，他不认为自己有何过错，毛泽东也不愿看到康生在七大会议上受到指责。

大会本来计划安排康生做审干、反特斗争的报告，后毛泽东、刘少奇等以七大应解决党在当前斗争中的任务为由，取消了康生的报告，改由他在大会作发言。5月2日，康生在七大第六次会议上作对毛泽东政治报告的认识和两年多反奸工作经验教训的发言，康生在发言中，未作一字的自我批评，引起与会者的强烈不满。毛、刘于是专门安排曾积极参与领导中央党校审干的原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在大会作专题发言。5月11日，古大存在七大第十次会议上作广东党在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就势大谈审干的必要性。古大存强调，审干十分重要，有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而这些错误是在正确路线上，并且已经改正，因此不必死抓住这点去做口实。古大存称，在抢救运动中，边区老百姓的政治警惕性提高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破产了，这就是说党得到了根大的胜利。古大存在发言中就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粤北省委被国民党破坏的教训（1944年被国民党破获，南委副书记张文彬遭国民党逮捕并被杀害，南委负责人涂振农被捕叛变），强调必须加强对国民党特务政策的警惕。他批评从大后方撤退来延安的同志不能正确地对待党的审查，他说，有些同志因审干受到冲击而对审干表现的那样愤慨。古大存指责道，这些人拉拢对审干不满的同志，袒护嫌疑分子，这里骂，那里骂，操他娘×你妈，他们为什么不痛恨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不去想一想那些牺牲的同志，却因个人情绪受一点刺激就永世不忘呢？！至于南委和粤北省委被破坏，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过大后方提起过这个沉痛的教训？使我们的同志们以后从这个教训里面去警惕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呢？没有！ ――此时的古大存可能不知道他的这番话已经伤害到周恩来，因为大后方的党受周恩来领导，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作为南方局的下属机构更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批评大后方的党不重视反奸斗争就是批评周恩来，且这种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在抢救高潮中，周恩来曾主动为那些受到打击和怀疑的从大后方撤退来延安的同志作出证明和辩解，如果依照古大存的逻辑，周恩来的行为也称的上是「袒护嫌疑分子」和「拉拢对审干不满的同志」了。古大存虽是一位老党员，却不懂「党的高级政治生活」，他在七大的发言说出了毛泽东、刘少奇、康生、彭真想说又不便说的话，全面地表达了毛、刘、康、彭在抢救问题上的观点，客观上为康生等作了掩护。于是，大会期间，康生心安理得地欣赏和他地位不相上下的领导人，在全党面前自我羞辱，与会者虽然对康生强烈不满，但大家对他却无可奈何。

属于刘少奇系统的干部在中共七大上也受到保护。彭真在中央党校领导整风审干，曾伤害过许多干部，同样引起党内的不满，但是彭真等皆被划入刘少奇白区正确路线的大旗之下，他们的威信只能被提高，而不能像「教条宗派」分子和「经验宗派」分子那样受到打击。

六 毛泽东的胜利与中共新的领导核心

中共七大是毛泽东将其经过多年的努力与斗争而获得的胜利，以组织的形式予以体现和确认的会议。

在中共七大上全党正式接受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毛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共最高领袖，毛昔日的政治对手在全党面前向毛缴械投降，毛以自己的意志彻底改造了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具体体现了毛泽东主宰下的中共新格局。

原「教条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尽管自三十年代后期就积极靠拢毛泽东，甚至在延安整风初期还十分活跃，但终因在遵义会议上反毛泽东的历史旧帐，而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

原「经验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瑞金时代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因在江西时期负责肃反，结怨甚多，早在三十年代末就逐渐失势，邓发在1936年去苏联后，与王明的关系又颇为密切。在新疆任中共代表时，对毛泽东略有微辞，此次也在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

抗战前期地位显赫，一度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与博古等关系密切的前中央候补委员朱瑞，和前中央候补委员、原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未能和一般大区负责人一样，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

原「教条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只因毛泽东亲手点燃的反「教条宗派」的大火，差点烧到失控的地步，竟需要毛出面为王稼祥说几句好话，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王明、博古作为「错误路线」的象征人物，被保留在中央委员会，但名列中央委员三十三人中的倒数第一和第二。

由毛泽东挂帅的新政治局也兼顾了历史与现实。七届政治局只保留一名原教条宗派分子张闻天，这也是对张闻天较早从王明集团中分化出来，长期配合、服从毛泽东的犒劳。

前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陈云保留了他们原先的职务。在1935年末瓦窑堡会议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作为军队代表，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以显示毛泽东公正、宽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将任弼时选为政治局委员是顺理成章，现在任弼时名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之后，成为中央书记处第五号人物。

新政治局的组成安排也反映了刘少奇力量的急速上升，刘少奇的老部下彭真跳过中央委员的台阶，一跃进入政治局。刘少奇在中共七大这次党内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大大加强了自己在中共组织系统中支配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少奇的一批老部下，突破了因历史上曾被国民党关押于监狱和反省院而造成的干部使用方面的限制，顺利地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1943年11月，一批原从北平、天津等地国民党监狱和反省院出狱的中共干部相继来到延安。尽管1937年他们出狱曾经毛泽东、张闻天批准，但是在审干和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中，这批人当年出狱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早先，由陈云主持的中央组织部曾倾向于将彼等的出狱视为政治历史问题，在干部使用方面予以一定的限制（1940年就开始了对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现在，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亲自接见薄一波等，询问有关情况，最后作出有利于薄一波等的安排，陈云原先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长一职也由彭真正式接替。毛泽东此举固然与其当年知晓薄一波等出狱经过有关，更因薄一波、安子文、林枫等人皆属刘少奇的得力部下，且在抗战爆发后。从事领导华北敌后武装工作，在招兵买马方面功劳卓著。毛泽东不囿成规，对刘少奇系统的干部表示充分信任，并在组织安排上予以重用，以此作为对刘少奇支持自己的回报。1945年，在中共七大召开期间，陈赓等部分七大代表再一次提出薄一波等因出狱问题不宜担任中央候补委员的意见（在酝酿名单中，薄一波被列入候补中委），陈赓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发话，将反对意见挡了回去。毛并说，将薄一波安排为候补中委本来就不妥，其意是薄一波有资格担任正式中央委员。 结果，在七大中委选举中，薄一波、安子文等皆当选为中央委员。

高岗作为西北地方党和军队的代表，与彭真一样，也一步跃过中央委员的台阶，直接进入政治局，这个时期，高岗受到毛泽东的青睐，被认为是毛的亲信。

康生是老政治局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蝉连，随着形势巨变，中共急需一致对外，而对内整肃的任务已经完成，康生长期担任的中央社会部部长一职由李克农接任，康生成为挂名政治局委员，马上陷入「失业」的境地。此时毛泽东已暂时用不着康生，于是他只得主动请求去山西，以后又去山东渤海区，在两地搞了一场极左的土改。

中共七大召开及新的中央领导核心的建立，标志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已取得空前的团结，毛声称，「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已被打碎，不复存在了。经全党奋斗，几年努力，1949年中共革命终于成功。但是，曾经一度失去踪影的「帽子」，数年后又忽隐忽显，飘浮在毛泽东那些同僚的头顶之上，康生又重新被从笼子里放出。自五十年代中后期始，毛泽东重又频念紧箍咒：1958年周恩来被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上，再掀历史老帐，斗争彭德怀、张闻天，指责朱德，延安整风时期的两顶帽子重新飞舞。而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刘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于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一点已太晚，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八十年代，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我对延安整风这一历史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是在1961年的南京读小学的，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1963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看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它东西，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1964年春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对斯大林、莫洛托夫制造三十年代大恐怖罪行的揭露，以及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制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1963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1966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一至四卷，我多次阅读收人《毛选》中的〈关于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1966年5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三十多岁姓余的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1966年8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当权派自己根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1967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我们小学的校长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褛，那里正举办所谓「修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内的柔和灯光，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中所获得的精神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1966年8月，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套杨绛翻译、勒萨日着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籍。在焚书烈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等给了我许多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处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写有「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看到这张大宇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一百五十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消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它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阶级敌人」，他们的妈妈是一位普通的劳动妇女。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1970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贺军，差不多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议论毛泽东），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线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守处，这个中学已被勒令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解放」战士）。至令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借一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1958年《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而我第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1971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着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七十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专横，在1975年从其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一外人，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197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了鲁迅的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1995年8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我们都谈到1976年夏在长江路边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它有联系。在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它「中央首长」的讲话吗：什么「XXX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独立白主方针」，什么「XXX在延安审干中查出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从小学、中学到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厂「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也一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干的传统，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推广的，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看这些疑问，1978年秋，我以历史专业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1979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动而带来的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请延安整风运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1979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盛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论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至令我还清楚记得1979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我开始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八十年代以后。官方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阅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我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1991年8月中旬我开始动笔，到1992年底，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1993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我感到自己需要对所论述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同时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1995年夏至1996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华盛顿的便利，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然而根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是几乎找不到我所需要的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1996年10月我返国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1998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三次修改补充，1999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新资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1999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重要的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我又担心过度解释会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看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1992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党的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和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私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

我还有一个遗憾是我没有机会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九十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及四十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分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一、予生也晚，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国共产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二、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于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箫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三、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书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如果说本书的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的研究的进展，他还为本书的出版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议和意见，对于本书臻于学术规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和好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现旅居美国的贺军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

我曾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孔斐力教授（Phi1ip Kuhn）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华盛顿――南京办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 Kane）有过多次关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党史问题的愉快讨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的写作是一种推动。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始终得到我过去的学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cff Zuckerberg）、林志涛（Felex Lin）的关心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对我帮助尤大，他不仅帮我用电脑输人文字，还与我分享了讨论的乐趣，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也向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编者表示我的谢意，我虽然在引述文字时都做有详细的注释，但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基础，我要完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书的责任编辑郑会欣博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郑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务，但他还是拨冗为本书做了许多琐细的工作，他的慷慨支持对本书的出版有重要的帮助。

1998年夏秋之际，我有机会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在「大学服务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在这个收藏丰富的史料中心，我为本书补充了若干新的资料，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学服务中心」表示深切的谢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来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们的友好、善意和敬业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刘韶洪和儿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馀，承担了大量的家务，使我可以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她还为书稿作了一部分的电脑输入工作。为了写作这本书，许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与孩子经常讨论他的功课，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高华

1999年6月于南京大学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80年代初，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我对延安整风这一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第一次接触到“延安整风”这个词是在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春。记得有一位前辈学者曾说过，旧中国黑暗的现实，使中国的青少年比欧美国家的青少年，在政治上更趋于早熟。我想说的是不仅在旧中国情况如此，在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情况亦是这样。新中国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及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使我不幸地过早地关注起自己不应该去关心的事情。

我读书启蒙的年代是六十年代初的南京，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1963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着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1964年春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止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劳改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1963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我对当时的政策居然产生了一些疑惑。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1至4卷，我多次阅读了收入《毛选》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1966年5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30多岁的余姓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1966年8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无意中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当权派自己很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1967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我的小学的校长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楼，那里正举办所谓“修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内的柔和灯光，以及用从缅甸进口的柚木制成的地板，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中所获得的精神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1966年8月，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套杨绛翻译的勒萨日著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籍。在焚书烈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等给了我多少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外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看到这张大字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150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悄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在街道煤球厂砸煤基(蜂窝煤)。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1970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贺军，差不多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议论毛泽东)，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线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守处，这个中学已被勒令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解放”战士)。至今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借一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1958年的《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而我第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1971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著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70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专横，在1975年从其位于南京市卫巷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一外人，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东张西望。197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了鲁迅的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1995年8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我们都谈到1976年夏在长江路边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它有联系。在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他“中央首长”的讲话吗：什么“×××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什么“×××在延安审干中查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从小学、中学到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也一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干的传统，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执行和推广的，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着这些疑问，1978年秋，我以历史系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1979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动而带来的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讲延安整风运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1979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甚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著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的《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难以忘记1979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我开始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80年代以后，中国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我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1991年8月中旬我开始动笔,到1992年下半年，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1992年下半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一则日常教学工作十分繁重，牵扯了我不少精力；二则我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1995年夏― 1996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华盛顿的机会，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但是很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是几乎找不到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1996年10月我返国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1998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3次修改补充，于1998年底，全书杀青。1999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新材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1999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重要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我又担心过度解释而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7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1992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中共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无穷的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

最后，我的遗憾是我应该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90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及40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分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1、予生也晚也，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20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共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2、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3、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书所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如果说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后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研究的进展，他还热情的为本书的出版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议和意见，对于本书臻于学术规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我的好友，现旅居美国的贺军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

我曾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孔斐力教授(Philip Kuhn)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问题研究院“华盛顿―南京办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Kane)有过多次关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党史问题的愉快的讨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的写作是一种推动。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始终得到我过去的学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eff Zuckerberg)的关心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对我帮助尤大，他不仅帮我用电脑输入文字，还与我分享了讨论的乐趣，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也向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编者表示我的谢意，我虽然在引述文字时都做有详细的注释，但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基础，我要完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书的编辑郑会欣博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郑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务，但是他还是拨冗为本书做了许多琐细的工作，他的慷慨相助对本书的出版有重要的帮助。

1998年夏秋之际，我有机会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在“大学服务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在这个收藏丰富的史料中心，我为本书补充了若干新的资料，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学服务中心”表示谢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来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们的友好、善意和敬业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刘韶洪和儿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余，承担了大量的家务，使我可以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她还为书稿作了一部分的电脑输入工作。为了写作这本书，许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与孩子经常讨论他的功课，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1999年6月于南京大学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全书60万字)

一 档案文件集

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

年7 月――1949年9 月）（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北

京：档案出版社，1984――1986年）。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本），第1 ―14册（北京：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987年）。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 ―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1989―199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北京：

新华出版社，1980年）。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1 ――14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1991年）。

二 年谱、文集、资料汇编

《丁玲集外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山东大学编写组编：《中国革命史论文辑要》（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年）。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

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

委宣传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合编：《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19――1937）》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彭真生平大事年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

社，1995年）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抗日根据地》（北京：中

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98――1949）》（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7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褊：《刘少奇年谱（1898――1969）》（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

东早期文稿》（北京：人民出版社、湖南出版社，1990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4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

版社，198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

版社，198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

版社，1988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印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

版社，1991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1 一6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

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增刊》（卢森

堡专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

第1 一4 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

第5 一8 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9 一28辑（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1988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29一36辑（北京：中共党史

资料出版社，1989―1990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一60辑（北京：中共党史

出版社，1991―1996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61一67辑（北

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1998年）。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褊：《遵义会议文献》（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中共天津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档案馆编：《

中国共产党天津组织史资椰（1920

――1987（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年）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传》编写组编：《吴玉章文集》（重

庆：重庆出版杜，1987年）

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年）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 ――11册（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79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2――14册（北

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15――17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印行，1989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北京：中国人民解放

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

中国杜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17、18辑（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萃》（北京：北

京出版社，1984年）

中国现代史学会编：《中国现代史论文摘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北京：人民出版

社，1986年）

《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王洪模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9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年）

王建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

（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年）

王朝美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90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年）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毛泽东选集》，第1 卷（无出版地点，苏中出版社，1945年）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1 一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1960年）

《毛泽东选集》，第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毛泽东文集》，第1 一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6年）

《毛泽东文选。毛泽东思想万岁》（无印行单位、地点，1967年）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杜，1995年）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毛泽东论党的历史》（南京：南京大学印行，无出版日期）

《毛泽东思想万岁》（无印行单位、地点，1967年）

《毛泽东思想万岁》（据日本小仓编集企画版重印，无印行单位、地点，1967

年）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三辑）（无印行单位、地点，1967年）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四辑）（无印行单位、地点，1967年）

《毛泽东思想万岁》（无印行单位、地点，1969年）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

《毛泽东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毛泽东诗词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党的建设》，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

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公安保卫工作》，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

书之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本庄比佐子编：《王明选集》，1 一5 卷（东京：汲古书院，1971――1975

年）

《生活全国总书目》（1935）（上海：上海生活书店印行，1935年）

《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安吴古堡的

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1 ―10卷（东京：北望社；1970―1972年）

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6年）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

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江青同志讲话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

江苏省社科院《恽逸群文集》编选组编：《恽逸群文集》（南京：江苏人民

出版社，1986年）

《李伯钊文集》编辑委员会编：《李伯钊文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

李烈主编：《贺龙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李维汉选集》编辑组编：《李维汉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李富春选集》编辑组编：《李富春选集》（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

年）。

《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

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编：《延安整风运动纪事》（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年）。

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3 辑（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

《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 ――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8

年）。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周国全、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杜，1991年）。

《周扬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武衡主编：《徐特立文存》（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

《胡乔木文集》，1 一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994年）。

《革命史资料》，第3 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

《革命史资料》，第15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

《革命史资料》，第17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

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

出版社，1986年）。

《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汉口：中国出版社，1938年）。

《陈云文选》（1926――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张闻天文集》，第1 一4 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1995年）。

《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1935――1958》（年谱）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

《习仲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

《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陶铸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雪峰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国防部新闻局」编印：《共匪反动文件汇编》（文化教育）（无出版时期、

地点）。

「国防部新闻局」编印：《共匪反动文件汇编》（社会运动）（无出版时期、

地点）。

《董必武年谱》编辑组编：《董必武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

华东水利学院《革联》编：《毛主席论教育》（南京：南京大学八二七兵团

教改办公室材料俎，1967年）。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1981年）。

《彭真文选》（1941―199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

解放社编：《整风文献》（订正本）（上海：新华书店，1950年）。

《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

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

版社，1989年《叶剑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7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

《新闻工作文集》（北京：解放军报社，1979年）

《广东文史资料》，第33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

翟作君、邬正洪主编：《中国革命史研究菅萃（1911―1949）》（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蔡尚思主编、姜义华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 、1 卷（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4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

社，1987年）

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5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

社，1987年）

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6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

社，1988年）

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7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

社，1990年）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邓力群：《延安整风以后》（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

《刘少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986年）

刘增杰、赵明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史料》，

上、中、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韩劲草主编：《安子文组织工作文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年）

边区总学委编：《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延安：1942年）

《薄一波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苏维埃中国》第1 集（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1933年），中国现代史

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

《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 、3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三 著作、论文、传记、回忆亲历资料

三画孔永松、林太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

出版社，1985年）

于光远：《文革中的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于光远：〈初识陈伯达〉，载《读书》，1998年第6 期。

四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北

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编写组编：《中共党史大事年

表说明》（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

社，1994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3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金立人、李华、李小苏着：《王明「左」倾冒险

主义在上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江苏地方史》（1919――1949）（南

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中共河南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怀念危拱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

《中共现形》（无出版地点，爱国出版社，1946年）。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5年）。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

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7 期。

《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杭州：杭州大学新闻系翻印，196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苏井观传》编写组：《苏井观传》（北京：北京医

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1年）

《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1985年）

《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尹均生主编：《中外名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5年）

尹骈：《潘汉年传》（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

尹骈：《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王必胜：《邓拓评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

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7――1947）（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1992年）

王克之编：《延安内幕》（上海：经纬书店，1946年）

王良：〈罗烽、白朗蒙冤散记〉，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 期。

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

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资料》，第印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1999年）

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王首道：《怀念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 期。

王秀鑫：〈对1949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信的评述〉，载黄修荣主

编：《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

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7年）

王琳：《狂飙诗人柯仲平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

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王辅一：《项英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王实味等着，沉默编：《野百合花》（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

王德芬：〈萧军在延安〉，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 期。

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 期。

（苏）瓦。崔可夫着，万成才译：《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

方长明：〈试述共产国际与我党对闽变的策略〉，载《党史资料与研究》

（福建），1983年第3 期。

《文化灵苗播种人――姜椿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

五画甘棠寿、王致中、郭维仪主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西安：

三秦出版社，1988年）。

史锋：《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俄）尼。费德林着，周爱琦译：《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北京：新华

出版社，1995年）。

（美）尼姆。威尔斯着，陶宜、徐复译：《续西行漫记》（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

（苏）弗拉基米洛夫着，周新译：《延安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6年）。

（美）白修德着，马清槐、方生证：《探索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87年）。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

（美）D.包瑞德着，万高潮、卫大匡等译：《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的年）。

本书编辑组编：《回忆潘汉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

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

六画《回忆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回忆邓子恢》编辑委员会编：《回忆邓子恢》（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回忆雪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

仲侃：《康生评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年）。

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向青：烘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年）。

朱仲丽：《黎明与晚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朱镜明：《李达传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香港：亚洲出版社，1952年）。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香港：自联出版社，1967年）。

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陈裕年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

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成仿吾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年）。

江华：《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伍修权：《我的历程（1908―1949）》（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伊。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北京：人民

日报出版社，1995年）。

（美）伊罗生着，刘海生译：《中国革命的悲剧》，东亚丛书第11种（香港

：和记印刷有限公司，1973年）。

曲士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

《匡亚明纪念文集》编委会褊：《匡亚明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

社，1997年）。

（俄）安。麦。列多夫斯基：〈在中国的外交生涯（1942――1952）〉，载

俄《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6 期。

（俄）安。麦。列多夫斯基：（外交官笔记（1942――1952）〉，载俄《近

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6 期。

（苏）托洛茨基着，王家华、张海滨译：《论列宁》（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苏）米。伊。巴斯马诺夫着，苗为振、陈永秀、阎志民译：《三十至七十

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七画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年）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 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

《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

《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李天民：《林彪评传》（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

李天民着，邓锦辉等译：《刘少奇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李志民：《革命熔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

李志英：《博古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李南央：〈六十年恩怨情仇：记我的父亲李锐和母亲范元甄〉，载《开放》

（香港），1997年12月号。

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年）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

李辉：《李辉文集。往事苍老》（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

李锐：《怀念廿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北京：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

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

李锐：《李锐往事琐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李锐：《直言》（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

李樵：《徐以新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志平编：《历史不容歪曲――评〈项英传〉（南京：无出版单位，1997年）。

沙汀：《沙河自传》（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

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杜重石：《风雨岁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

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

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

1984年第8 期。

宋晓梦：〈李锐与延安「轻骑队」〉，载广州《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9

月10日。

宋晓梦：《李锐其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言行：〈高长虹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 期言行：〈高长虹

晚年的「萎缩」〉，载《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4 期。

何满子口述，吴仲华整理：《跋涉者――何满子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9年）。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香港：天地图

书有限公司，1998年）。

八画金东平：《延安见闻录》（重庆：民族书店，1945年）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

金观涛、刘青峰着：《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杜，1993年）

范青：《陈昌浩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

《林渠传》编写组编：《林渠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年）

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

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

周森：《马海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周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次谈话〉，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 期。

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

周鲸文：《风暴十年》（香港：时代批评社，1962年）

《革命回忆录》增刊（1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季羡林：《牛棚杂忆》（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8年）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武衡：《无悔――武衡回忆录》（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7年）

九画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

第2 期。

逄先知（1950――1966年曾负责管理毛泽东图书）：〈关于党的文献编辑工

作的几个问题〉，载《文献和研究》，

1987年第3 期。

胡风：《胡风晚年作品选》（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年）

胡风：〈再返重庆〉（之二），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 期。

胡风：《胡风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姚艮：《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成都：无出版单位，1998年）

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

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年）

《星火燎原》，第6 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陕甘宁边区法制史话》（诉讼狱政篇）（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年）

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

十画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马洪武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马员生：《旅苏纪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

马齐彬、陈绍畴：〈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

1986年第5 期。

（苏）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着，朱希渝译：《不合时宜的思想

――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

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年）。

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

唐天然：〈有关延安文艺运动的「党务广播」稿〉，载《新文学史料》，1991

年第2 期。

唐有章口述，刘普庆整理：《革命与流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唐纯良：《李立三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唐瑜编：《零落成泥香如故――忆念潘汉年、董慧》（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

〈秦邦宪与《无锡评论》〉，载《江苏出版史志》，1991年第3 期。

徐中远：《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年）。

徐正明、许俊基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成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

《徐特立在延安》（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徐复观杂文续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孙春山：《无悔人生。杨献珍》（济南：山东昼报出版社，1997年）。

孙新元、尚德全编：《延安岁月――延安时期革命美术回忆录》（西安：陕

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高华：〈毛泽东与1937年的刘、洛之争〉；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3年第3 期。

高华：〈在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载《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秋季号。

高陶：《天涯萍踪――记萧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

（美）莫里斯。迈斯纳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

选辑》编辑组编译：《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1991年）。

（苏）索波列夫等着，吴道弘等译：《共产国际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年）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着，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美）埃德加。斯诺着，奚博铨译：《红色中华散记》（南京：江苏人民出

版社，1992年）

十一画

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年）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1931――1934）》（台北：国立政

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69年）

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陈永发：〈延安的整风、审干与肃反〉，载《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

（1937――1945），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

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

史料》，1993年第2 期。

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

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陈荷夫编：《张友渔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陈恭怀：（陈企霞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 期。

陈野苹、韩劲草主编：《安子文传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陈绍畴主编：《刘少奇研究述评》（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

陈碧兰：《我的回忆》（香港：十月书屋，1994年）。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许纪霖：《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

年）。

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黄平：《往事回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

黄樾：《延安四怪》（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

张劲夫：《怀念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张重天：《共和国第一冤案》（北京：华艺出版社，1989年）。

张国焘：《我的回忆》（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

张贻玖：《毛泽东和诗》（北京：春秋出版社，1987年）。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

张毓茂：《萧军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

张毓茂：〈我所知道的萧军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 期。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年）。

张积玉、王钜春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西安：陕西人民

教育出版社，1991年）

郭化若：《郭化若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

郭华伦：《中共史论》（台北：国际关系研究所、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

1971年）

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北京：农

村读物出版社，1986年）

郭影秋：《往事漫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

毕兴、贺安华：《阎红彦传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

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毛泽东》（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

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毛泽东的思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陶坊资：〈回忆父亲〉；陶瀛孙、陶乃煌：〈〉陶晶孙小传〉，载《新文学

史料》，1992年第4 期。

十二画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程中原：《张闻天论稿》（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

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

（苏）奥。鲍里索夫等：《苏中关系（1945――1980）》（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德）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北京：现

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

强晓初等：《延安整风回忆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

强晓初、李力安、姬也力等主编：《马明方传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年）。

鲁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华社，1938年）。

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

开诚：《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

司，1996年）。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扬帆：《扬帆自述》（北京：群众出版社，1989年）。

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

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年）。

（西班牙）费南德。克劳丁着，方光明、商亚南等译：《共产主义运动――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费云东、余贵华：《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1949）（沈阳：辽宁人

民出版社，1992年）。

费云东主编：《中共保密工作简史（1921――1949）》（北京：金城出版社，

1994年）。

十三昼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1989年）。

董边、坛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回忆录》（原名《往事如烟》）（香港：自联出版社，

1970年）。

杨中美：《遵义会议与延安整风》（香港：奔马出版社，1989年）。

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

室，1997年）。

杨尚昆：〈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4年7 月9 日），

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

杨尚昆等着：《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物，1997年）。

杨放之：〈《解放日报》改版与延安整风〉，载《新闻研究资料》，第18辑。

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

第4 期。

杨复沛、吴一虹主编：《从延安到中南海――中共中央部分机要人员的忆》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

杨万青、齐春元：《刘亚褛将军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徐向前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

社，1992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刘伯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

社，1992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

社，1994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贺龙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

社，1996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

社，1995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陈毅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

社，1991年）

（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5 期。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编写组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苏）M.C.贾比才等着，张静译：《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年）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雷云峰等编：《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

（俄）爱德华。拉津斯基着，李惠生等译：《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

案最新披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

十四画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年）

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 期。

（日）对马忠行着，大洪泽：《托洛茨基主义》（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1984年）

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郑建英：《朱瑞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郑异凡：《天鹅之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若干情况〉，载《党的文献》，1989年

第1 期。

黎辛：〈丁玲和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

4 期。

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载《新文学史料》，1995

年第4 期。

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1 期。

十五画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回忆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年）

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年）

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

刘家栋：《陈云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

德里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

蔡孝干：《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年）

《缅怀刘少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

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

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 期。

蒋祖林（丁玲之子）：〈胭脂河畔〉，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4 期。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8年第2 期。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 月29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党的文献》，1989年第3 期。

《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编：《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邓言实编：《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北京：人民

出版社，1978年）。

十六画卢弘：《李伯钊传》（北京：解放军出版杜，1989年）。

萧克、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

〈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

料》，1982年第5 期。

苏平着：《蔡畅传》（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

薛里：〈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 期。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穆欣：《林枫传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穆欣：《劫后长忆》（香港：新民出版社，1997年）。

穆欣：〈秦城监狱里的6813号〉，载《中华儿女》（国内版），1998年第10

期。

《忆钱瑛》（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十七画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1992年）。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

社，1996年）。

戴向青：《中央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汉、陈衍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1986年）。

戴向青、罗惠兰：《A8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

（英）戴维。麦克莱伦着，余其铨、赵常林等译：《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

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谢燕：《张琴秋的一生》（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谢觉哉传》编写组编：《谢觉哉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联共（布）党史简

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1年）。

（苏）谢。列。齐赫文斯基，程骅之等译：《我的一生与中国（30―90年代）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

十八画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

韩厉观、陈立平：《华克之传奇》（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

韩辛茹：《新华日报史1938――1947》，上（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年）。

沈阳军区《赖传珠日记》整理编辑领导小组编：《赖传珠日记》（北京：人

民出版社，1989年）。

十九画《谭震林传》编纂委员会编：《谭震林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

《怀念林伯渠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怀念刘少奇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严慰冰：《魂归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着，赵洵、林英译：《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

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着，李援朝、黄元等译：《让历史来审判》（续

篇）（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着，彭卓吾等译：《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北

京：中国杜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罗贵波：《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

罗点点：《非凡的年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1943年4 月22日党务广播），载

《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 期。

二十画以上顾行、成美：《邓拓传》（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龚士其主编：《杨献珍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

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

年第6 期。

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迁〉，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

第1 期。

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86年）

龚楚：《我与红军》（香港：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

四 报纸、期刊

《二十一世纪》（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中共党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

学研究所）。

《中国现代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文献和研究》（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共产党人》，1939―1941年。

《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

《炎黄春秋》（北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近代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亚互代史研究）编辑

部）

《解放日报》，1941―1945年。

《解放周刊》，1937―1941年。

《新华日报》，1938―1945年。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华文摘》（北京：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史研究》（北京：当代中国史研究所）

《党的文献》（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党史通讯》（北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党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党史研究资料》（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

五 英文论著

D.dApterandTonyS.oh ：RcVo上ut：uZ上上ary 上j 上scou.c.19ao

‘sRcpu8he（Ca198r1d9e，19ass.：HarvardUruvers上tyPress ，1994）。

EdearSnow ：RedStarOverCaa（上ondon ：Rando19House，1979）。JOhn8ryonandR

O8ertPaC

《：TheCa.ofth. Dp（NewYOr《：Sdr1on＆Schuster，1992）。

19ar《Se上den ：h.Ycnan119‘v.Rcvo上utR7上上111 上vC1a（Ca198r1d9e.19ass.

：HarvardU19vers1tyPress，1971）。

正之pO1 上（量pC：ThCE19C1Pt上上CCO119aO19.19aOTsTsC－tun9ChnPo －

y andtheSearchforCh.cscHstory1935 ―1945（Starfofd，Cahfor上：上上a ：

StanfordU19vers1tyPress ，1980）。

Ro9erFa 上1 上rotandRe191 《auffer：The 上J 上上H 上cscSecretServ1ce

（上Ondon ：Head上1neHouse，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