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鞑靼战纪——明亡清兴的第三方视角》 -- 京华烟云AMIP
克烈部、汪古部都信景教
但是这是和蒙古传统信仰结合了的，和西方差异非常大的基督教，其个人信仰对蒙古帝国整体的宗教政策影响很小
唆鲁禾帖尼皇后，拖雷的正妻，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的母亲，克烈部人，就是景教徒
这位四帝之母，在政治上影响了几个儿子，但几乎根本没有影响过他们的信仰问题
也许，对于蒙古人来讲，宗教本来也不是神马大问题
还不断蹦跶，祸害千年，诚不我欺。
有这么个段子：
戏开场，但见老生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端的是天子气象，再仔细端详，怎么头顶地中海，须分两片飞，竟然还西服革履？切！这不是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嘛？只听他唱道：
“叫一声约瑟夫孤的好兄弟，有件事朕同你细说端的：
打冬宫咱还要从长计议，切不可闹意气误了战机。
冬宫内到处有许多裸体，全都是大理石雕刻成的。”
对面铜锤花脸昂首挺胸，髯似钢针，一张方正大脸，满面忠肝义胆，集天地造化于一身，不是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又是哪个？只听他回道：
“三日前本将军已传话下去，打冬宫不准毁坏文物古迹。
开枪不能朝着壁上的裸体，那都是尼古拉留给咱们无产阶级的！”
以上据说出自川剧革命现代戏《列宁在十月》，在网络上流传甚广，还曾被孙海英在电影《美丽的大脚》中精彩演绎了一翻。但究其根源，却是一部名为《落花时节》的中篇小说，该文曾发表在1987年的《十月》杂志上并获奖，作者是身兼作家和川剧演员的何洁（与那个超女同名，其前夫也很有名——诗人流沙河）。在这篇半自传体小说中，作者写道：
“那些年除了演样板戏，也演过一些新编的现代戏。印象最深刻的是《列宁在十月》。
“此戏据说无剧本，全凭着旧戏曲的八大韵去“踩水”（即兴创作）。大剧团不敢演，怕犯错误，只有些班子小、胆子大的县川剧团才敢演它。演列宁的崔正红习惯了在台上走正步，举手投足依然是旧戏中的大臣风范。花脸刘盛财演斯大林，在台上老是用手死劲捻松香粘的八字胡。我同其它演员串角，端端正正站在二位革命导师旁聆听教诲。”
这种一本正经地不着调，当年在满洲人崛起的过程中也发生过。后来的研究者发现，根据朝鲜官方史书《李朝实录》留下的记载，以明朝忠顺臣仆面目出现的努尔哈赤曾给明朝的藩属李朝去过一封很有意思的信，里面有：“我屡次学好，保守天朝九百五十于里边疆”之语。
这里的“于”大概是个白字，而“学好”则更加有趣——即使到今天，中国东北的长辈责骂不务正业的晚辈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汇仍然是“不学好”。人们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是，努尔哈赤本人虽然能说汉语，但却识不来几个汉字，帮助这位酋长写汉文文书的，是一位来自江浙一带的破落汉人，从他起草的公文来看，言语不仅多是大白话，而且还常常错别字连篇，放在今天大概连小学也毕不了业。
后来，当努尔哈赤终于一统女真各部，不仅人口地盘大大膨胀，公文水平显然也提升了档次，传教士写道：
“他用鞑靼文写一封信给中国皇帝，虽然用的是蛮书，内容却不粗野。信是由一个西藏和尚——他们称之为喇嘛——递交，在信中他向中国皇帝宣称，因他受到伤害，所以向附近几省的长官报仇。但是，如他的申诉能得到接纳，并给予满意答复，那么他会交出他攻占的城池，撤出他的军队。”
这里的“鞑靼文”，指的应该是女真文，也就是后来的满文。说到这种文字，就不得不提到努尔哈赤早期的一位重要谋士——额尔徳尼，不要误会，他名字前面没有班禅两个字，并非那位著名大活佛。
“额尔徳尼”在满语中是“珍宝”的意思，此人是海西女真哈达部人，生年不详，大概在万历二十六年即公元1598年投靠努尔哈赤，当时正是哈达部灭亡的前夕，额尔徳尼很可能是另攀高枝去了。
额尔徳尼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这样的专业人才实在太稀缺了，加之又是女真人，因而很快就获得了努尔哈赤的重用，成为后者的主要秘书，“记典例司文书”。
额尔徳尼被女真人尊称为“巴克什”，蒙语意为“老师”也就是文化人的意思。“巴克什”从前读做“拔希”，元朝初期，曾有一位著名的藏传佛教领袖，名字就叫做嘎玛拔希，几百年后读音发生了改变，原本轻读或不读的爆破音“k”越来越突出，Pakshi就成了“巴克什”。
这个词的另一种汉译名称大概更为人所知，那就是清朝史料里经常见到的“笔贴式”——天聪五年即公元1631年，清太宗皇太极下令：“文臣称巴克什者，俱停止，称为笔帖式。”
归顺一年之后的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叫来额尔徳尼，前者交给后者一项重要任务——让他和另外几位巴克什好好琢磨一下，怎么才能为女真人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字。
其实在十二世纪初期，刚刚成立的金帝国曾经为女真人创建过自己的文字，而且还创造了两遍——公元1119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时期以契丹大字和汉字为基础创造的女真大字，以及公元1138年，金熙宗完颜亶时期参照契丹字创制的女真小字，但随着女真人逐渐汉化，这两种文字到后来已经鲜有人使用。
到了努尔哈赤之时，女真文已几近消亡，人们之间的文字交流，要么用汉文要么用蒙文，更多情况下是用蒙文来写下女真语——它俩同属阿尔泰语系，比基于汉语的汉文更便于记录发音。不仅如此，就像努尔哈赤曾经指出的那样，满蒙两个民族“言虽殊，而服发亦相类”，生活习惯都非常近似，相当多的词汇是可以通用的。
前面说过，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猛哥帖木儿就起了一个蒙古名字，不仅如此，这个家族也一直以取蒙古名为时尚，比如努尔哈赤的儿子阿巴海（意为“兄长般尊贵”）、德格类（意为‘紧身上衣’）、侄子济尔哈朗（意为‘幸福’）和阿敏（意为‘生命’），统统如此。就连努尔哈赤自己，也曾对朝鲜使者自吹道：“我是蒙古遗种。”
不过对于大多数女真人来说，他们既不识汉字，也不识蒙古字，写了也白写。随着努尔哈赤政权的日渐庞大，有越来越多是事务需要处理，光靠口口相传显然既不现实，也经常耽误事儿，但通晓蒙文的人实在太少，识字的汉人俘虏倒是为数众多，可女真人对他们并不信任，往往只任用那些已经女真化的汉人。这些汉人包括战俘、逃兵以及逃难者，他们使用满族姓名，遵从部落习俗，在生活方式、语言、习俗和体格等方面，都更接近于女真人，而与其同胞相去甚远。
由于失去了汉族特征，包括汉人姓名，人们很难在早期满族人中识别出这些境外居民。比如说，除了额尔徳尼之外，努尔哈赤还有一位重要的秘书名叫达海，此人能说流利的汉语和满语，负责为努尔哈赤处理同明朝、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尽管清朝史书记载他是满洲正蓝旗人，但西方学者研究后认为，有证据表明，达海其实是汉人移民的后裔，不过融入女真起码已经三代以上，早已经被同化。
清朝史料记载，与额尔徳尼一起创建女真文的，还有一个叫噶盖的女真人，至于精通汉语和朝语的达海，很可能因为他不熟悉蒙语，因而这次被排除在外。与额尔徳尼的“巴克什”不同，噶盖的头衔叫“扎尔固齐”，这是一个古老的蒙古官名，意为“断事官”。至于这个官职的级别，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时，汗国高级官员就那么几个，包括四个贝勒，五个大臣，十个札尔固齐，还有八个固山额真，札尔固齐的地位甚至还在固山额真也就是八旗旗主（后改称都统）之上。
按照《清史稿》的说法，满文是在努尔哈赤的亲切关怀与认真指导下才搞出来的，期间伟大领袖还亲自参与了讨论，并做出重要指示：
“太祖起兵之十六年，岁己亥二月辛亥朔，召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使制国书。额尔德尼、噶盖辞以夙习蒙古文字，未易更制。”这俩家伙大概想偷懒，表示咱们直接用蒙古文就得了，没必要自创武功。
“上曰：‘汉人诵汉文，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诵蒙古文，未习蒙古字者皆知之。我国语必译为蒙古语，始成文可诵；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奈何以我国语制字为难，而以习他国语为易耶？’”
一听这没出息的话，努尔哈赤可不乐意了，想学蒙古字，就必须先学蒙古语，难道说按照我们自己的语言来创造文字，比从头开始学习别人的语言还难吗？你们到底什么立场？
“额尔德尼、噶盖请更制之法，上曰：‘是不难。但以蒙古字协我国语音，联属为句，因文以见义可矣。’于是制国书，行于国中。满洲有文字自此始。”
巴克什和扎尔固齐吓坏了，赶紧表示，您说咋着就咋着吧，您一句顶一万句！努尔哈赤于是满意地发出最高指示，你们这俩笨蛋读书读死啦，哪有那么复杂，用他们蒙古字母来拼写咱们女真语，能做到一读就明白啥意思，不就得了嘛！为了启迪这俩不开窍的家伙，汗王还特意举了些例子，比如“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我们知道，“阿玛”在女真语中是“父亲”的意思。
两人回去赶紧按照最高指示加班加点，就这样，一种新的女真文字诞生了。这种文字被称为“老满文”，以区别于后来在其基础上改进的“新满文”，它是一种字母文字，由上至下竖着书写，每列字按从左至右的顺序排列，字母则主要仿造蒙文创建。满文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它从此称为后金以及清朝的官方法定文字，而在中国所有少数民族中，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满文古籍文献都属于最多的一种，保存了大量元史资料，无论是历史价值还是文化价值，都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
不过，这两位满洲“仓颉”的结局都很不好。就在参与创建女真文字的同年即公元1599年，噶盖参加了灭亡额尔徳尼的故土——哈达部的战争，俘虏了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一年后，这位不甘心亡国的贝勒想谋杀努尔哈赤，结果消息败露，孟格布禄被杀，噶盖也因为知情不报的罪名，被努尔哈赤一同处死。鉴于噶盖参与时间太短，期间还要分出时间领兵打仗，因此人们猜测，老满文很可能是额尔徳尼一个人独自创造出来的。
后金天命八年也就是公元1623年，圣眷正隆的额尔德尼突然获罪，罪名是他和老婆囤积并隐藏珍宝，尤其是私下接受朝鲜使者的礼金。此举当然属于贪污受贿，不过处理起来通常因人而异，大到杀头抄家，小到毫不追究，额尔徳尼很倒霉遇到了大的，被盛怒的努尔哈赤下令处死。后人推测，这位巴克什很可能卷入了努尔哈赤儿子们争夺储位的阴谋之中，引起老汗王的强烈反感，于是找个借口干掉。
因为老满文存在许多不足，比如字母数量少没法拼写一些复杂的词汇，一字多音尤其是清浊辅音不分，语法不规范，字体不统一等等，让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很不满意，认为“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至错误”，也就是说许多情况下，老满文只能根据上下文猜测写的是什么，一旦涉及到具体的人名地名就容易出错。
后来，按照皇太极的命令，达海又在公元1632年对老满文进行了改进，主要是添了圈点以区别发音，增加一些特定字母来拼写外来词，规范了连读等发音规则，统一字体和书写形式等等。这种改进后的满文称为“新满文”，一直沿用至今，乾隆以前清廷的重要公文比如奏章等，大多用新满文书写或满汉双文书写，单独使用汉文的极少。
关于努尔哈赤的这些早期谋士们，汉文史料记载甚略，其事迹大多存于满文史料里，比如著名的《满文老档》。顾名思义，这部书是以满文（先用老满文并夹杂少量蒙文书写，后改用新满文）编撰，它成书于皇太极时期，记录了自努尔哈赤起兵建国之前的公元1607年，直到清太宗崇德元年即公元1636年，一共27年的历史。不过，由于该书在乾隆年间已破旧不堪，乾隆下令重新修订过一遍，因而许多人怀疑一些史料可能遭到了篡改，姑且存疑。
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说努尔哈赤写给明朝皇帝的那封信，该文很可能就是著名的《告天七大恨》。万历四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616年，在统一了除叶赫之外的所有女真各部之后，努尔哈赤正式在赫图阿拉建国，称“覆育列国英名汗”，国号则采用了祖先曾用过的“大金”，由于他的年号为“天命”，后人往往俗称他为“天命汗”，他的政权则被叫做“后金”。
不知为什么，明帝国似乎对此毫无反应，更没有派出一兵一卒讨伐。两年后的公元1618年，按中国传统算法已经到了花甲之年的努尔哈赤，终于不再掩饰自己的勃勃雄心，他于农历四月十三日，在赫图阿拉隆重推出著名的《告天七大恨》，正式向大明帝国宣战。这“七大恨”的具体内容，在各种史料中颇有差异，通常的说法包括：
一、自己的父祖无辜被明军所杀；
二、明朝偏袒叶赫、哈达，欺压自己；
三、自己杀死了越界叛逃者，明朝却要求赔偿；
四、明朝出兵保护叶赫，妨碍了女真的统一大业；
五、仗着明朝撑腰，叶赫背信弃义，多次许配“叶赫老女”；
六、自己已经开垦好几块土地，却被明军强迫放弃；
七、明朝访问建州的官员作威作福。
对这些理由，后人评价道，这是一篇将重大原则立场和鸡毛蒜皮小事杂糅在一起的、很可爱的政治文告，很像我国民间那些招呼乡亲们拿起锄头去打冤家、吃大户的传单揭帖。这份文告语言质朴而富有煽动性，对于唤起那些满腹委屈的底层群众同仇敌忾，其作用想必不小，却也表明了努尔哈赤和他那些凶猛的战士们在政治上的识见程度。
那么明朝方面的反应呢？传教士写道：
“中国的万历帝收到这封信，他虽然聪慧过人，富有经验，但年迈体衰，未能像以往那样进行处理，而是轻率地对待。因为他认为这件事不值得他本人当时在朝内解决，便交给大臣和大将去处置。这些人一向傲慢自大，以为向藩王作答有失体面。一个蛮夷之王竟敢向皇帝申诉他受的伤害，这使他们十分不满。”
也就是说，明廷压根就没搭理努尔哈赤这个茬儿。传教士继续写道：
“鞑靼王看到自己的正当请求得不到答复，变怨恨为愤怒，发誓要用二十万中国人命来祭祖。鞑靼人的风俗是，当任何一个有身份的人去世时，要把许多准备在阴间侍候他的奴婢、女人、马匹，连同弓矢，都投入殉葬的火里。但在他们征服中国后，他们已抛弃这种野蛮风俗，因为受到中国人的谴责和改正。”
但事实上，传教士所谓“万历皇帝轻率地对待这件事”，以及“鞑靼王看到自己的正当请求得不到答复”的说法，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明朝根本就来不及做出反应，因为发表“七大恨”的第二天，努尔哈赤就率领凶猛的女真大军，直扑向大明帝国的辽东重镇抚顺。
就像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又一场改朝换代的战争开始了。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六、主子，奴才》
史集、世界征服者史 等伊斯兰史料提到几处巴黑失
【太师是汉语，即大“巴黑失”⑦之意】
注释⑦：汉语“太师”，“帝师、皇帝的老师”的意思，中国古代的尊高官衔。蒙语 (巴黑失)——老师。
【阿里-不哥听到这件事以后，极为愤怒，他杀掉阿鲁忽的急使，并说让哈剌和林的居民协助我们吧。”伊玛目〔伊斯兰教教长)、 巴黑失[佛教长老]*和基督教徒们诉[苦]道在沉重的徭役下，我们怎么样进行[协助]呢? ”】
称胆巴国师为【胆巴巴黑失】，伊利汗阿鲁浑服用巴黑失调配的药物，其中含有水银。
其他的注释说，巴黑失：阿拉伯-波斯语的Baksh，蒙语的Bagx（意为老师、师傅），均源自梵语的Bhikshu（比丘），指佛教的僧人、居士、托钵僧，这里的巴黑失指喇嘛。
如此说来，巴黑失来自梵文的比丘。巴黑失与博士、笔帖式、巴克什、拔希的关系，我就不知道了。
还有巴林大盗李森
前面也有朋友说了，维吾尔族也有“巴克什”这个称呼，事实上，这个词很可能来源于畏兀儿语的baγ，当年回鹘汗国从中原引进了许多词汇，其中就包括“博士”，后来主要指佛教法师，敦煌保存的古代回鹘文遗书中就多次出现了“巴黑失”。
回鹘人接受佛教很晚，以前是摩尼教徒，加之靠近中原，因而“巴黑失”是“博士”的可能性，应该要大于“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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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努尔哈赤向明朝宣战后的行动，西方人的记载既混乱又不准确，比如传教士卫匡国写道：
“他发了这个迷信誓言，率领复仇之师，用五万大军包围了辽东的主要城市辽阳。”
但其实，努尔哈赤攻打辽阳已经是三年之后的事情了。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十七世纪，辽阳一直是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也是大明帝国辽东省长——巡抚的治所。辽东巡抚除了管理地方政务外，还要协助军区司令即辽东总兵处理一些军事方面的事情，具体包括“训练军马、整饬边防、提督粮储”等等，对此，《明史》写道：“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一员，正统元年设，旧驻辽阳”。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起兵造反时，距离省会辽阳其实相当远，他迫切需要解决的并非遥不可及的辽东首府，而是两个卡着他脖子的明军重镇，一个是抚顺，另一个是清河，因为这两个地方不拔掉，后金军根本没法向关内方向扩展。
抚顺位于浑河岸边，当年曾是明朝与女真“互市”也就是开展贸易交换的市场。这个城市的占领相当顺利，因为许多女真人都去抚顺做过生意，对那里极其熟悉，不仅如此，抚顺防务司令——游击李永芳和女真酋长们也都是老相识。
于是在宣布“七大恨”向明朝宣战的第二天，即天命三年（同时也是万历四十六年以及公元1618年）农历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通知尚蒙在鼓里的李永芳，说将有一支女真人的大商队要来抚顺做生意。次日，女真先头部队果然伪装成商队混进了城，他们与随后赶到的后金大军里应外合，没费什么力气就拿下了抚顺。
守将李永芳见大势已去，很干脆地放下武器投降，随即获得努尔哈赤重用，从而成了明末清初第一个名符其实的汉奸——此前女真地区虽然有不少汉人，但他们要么是商人要么是战俘要么是逃难者，像这样主动投降的明朝官员，李却是头一号，当真是名虽永芳，遗臭万年。为了笼络这位开叛降先河的明将，努尔哈赤甚至将自己的孙女（七子阿巴泰之女）嫁给了他，可谓下了“千金买马骨”的血本。
抚顺陷落的消息传来，辽东震动，总兵张承胤连忙率兵万余从广宁（今辽宁锦州的北镇市）过来紧急驰援，两军在抚顺附近展开激战。最后明军大败，主将张承胤以及副总兵颇廷相、参将蒲世芳等多名高级将领被杀。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一些满文资料的记载，当时阵斩张承胤的，竟然是满文的发明者、有着“巴克什”头衔的后金头号笔杆子额尔徳尼，这样文武全才的英雄显然并不是中原独有。
后金至此大获全胜，不仅攻陷了抚顺、东州等城池，还劫掠了周边大小屯堡五百余座，俘虏人畜三十万之多，从这个计量单位来看，女真奴隶主大概是把俘获的奴隶当牲畜一同对待的。而事实也差不了太多，尤其是到了这个时候，令后人众说纷纭的奴隶主贵族共和制度——“八旗”已经初步成型。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八旗”这种制度的雏形，很可能来自于女真这个渔猎民族获取生活资料的组织方式，比如他们通常每十来个人组成一个小队进行群体围猎，猎物按照大家的表现集体分配。这样的小组称为“牛录”，众人选取出来组长称为“牛录额真”，而当大规模围猎时，多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总指挥就称为“甲喇额真”——在女真语里，“额真”是“主子”的意思。
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也就是他与利玛窦都进京“朝贡”的那一年，努尔哈赤将“牛录”与“甲喇”的编制固化下来，每三百人组成一个牛录，相当于一个营，每五个牛录也就是一千五百人组成一个甲喇，相当于一个团。不仅如此，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他还在甲喇之上新增了更大规模的组织，五个甲喇也就是七千五百人组成一个相当于师的编制，称为“固山”，汉语是“旗”的意思——为了区分它们，努尔哈赤用不同颜色的旗帜来做标识，当时一共编成了四个固山，也就是黄、白、红、蓝四旗。
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大部分女真，领地和人口急剧膨胀，他于是又扩编了四个“固山”即旗，分别是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前三个的旗帜镶白边，后一个的旗帜红白边，原有的黄、白、红、蓝四旗则在前面加了个“正”字，改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八旗至此终于成型。按照满员计算，八旗一共有7,500×8＝6,0000人，大致相当于一个集团军的兵力，他们当然都是作战人员，杂役民夫等不包括在内。
创建的时候，八旗的首领也就是“固山额真”军政一把抓，努尔哈赤任命自己的几个儿子、侄子和孙子出任各固山额真，由于地位尊贵，人们通常称他们为旗主贝勒。这些旗主与其说是汗王的臣子，不如说是政治伙伴，不仅世袭，还可以与后金汗王一起处理国政，具有极大的权力，他们与少数宗室贵族及议政大臣组成一个委员会，这就是后来所谓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后金汗王或清朝皇帝只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后来到了努尔哈赤的孙子顺治时期，为了加强君主集权，他下令将八旗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固山额真改为由皇帝任命的都统，管理具体的军政事务，而旗主则缩水为一个没有多大政治权力的荣誉职位。到了顺治的孙子雍正时候，皇权进一步强化，按照清史专家孟森的说法，胤禛将不由皇帝直辖的下五旗之旗员与旗主的臣属关系彻底废除，仅保留他们对属下包衣的直接控制权，旗主头衔只剩下一个空壳。即使都统，也不再具有实际权力，基本上成了授予满洲贵族的高级军衔。
后人认为，努尔哈赤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将行围渔猎的牛录制度，催生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再用八旗制度，将行围渔猎的女真社会组织成大型军事抢劫集团。从而使女真人被转型、组织成了一个完全军事化的社会集团，或者叫完全社会化的军事集团。八旗制度成为后金的国体，女真人由此才能被称之为旗人，旗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之义、主仆之别。这就是为什么直到满清入关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主子”、“奴才”之声不绝于耳的原因。
研究者认为，八旗制度中大体有外八旗、包衣和旗下家奴之分。外八旗主要是入关之前的自由人即所谓的“旗份佐领”阶层，他们是整个制度的骨干成员和统治阶级，上至天潢贵胄、豪门世家，下至普通的八旗子弟，中间虽然存在着许多爵职等级，但都同属于这个阶层。至于民间所谓“满蒙八旗是内八旗或近八旗，汉军八旗是外八旗或远八旗”的说法，在制度上应该是不正确的。
包衣是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意为“家奴”，其中男的又称“包衣捏儿麻”，女的又叫“包衣赫赫”。他们多为服侍皇室、王公的家庭奴仆和在庄园壮丁，民间俗称“内八旗”，这些人既有从前女真酋长的世袭家奴，又有后来被女真人掠夺来的人口及战俘。
旗下家奴则是外八旗以及富裕包衣的家仆，他们地位最低，没有独立户籍，隶属于主家名下，所以又被称作“户下人”或“八旗户下家人”。包衣与旗下家奴虽然都是奴才而且多是汉人，但前者属于八旗，可认为是国家奴隶，而后者则属于主子，也就是私人奴隶。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二者的区分是在清军入关以后尤其是顺治末期才建立的，而在入关之前，他们往往被统称为“包衣”。
阎崇年先生曾热情讴歌八旗制度的诞生，认为努尔哈赤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和宗族统制起来，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创造，是清朝基本的社会制度，也是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
但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不以为然地指出，八旗制度没什么稀奇。从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这种制度粗糙简陋，很像是原始军事共产主义和氏族贵族共和制的混合体，世界许多民族发展的早期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与那些古代英雄们一样，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制度中，有太多游牧渔猎部落共同或相通的原始氏族色彩，八旗制度事实上就是一个原始渔猎部落和战争杂交后生下的怪胎，其中所具有的一点点贵族共和制的光辉，根本就无法敌过深植于其天性中的凶残基因。
也许每个研究者都有各自的道理，谁是谁非这里不做评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努尔哈赤建立并完善八旗制度，其初衷无疑是为了战争的需要，而从这一点来看，做为战争机器的“八旗”，尤其在其创始阶段，的确展示出了极为恐怖的力量。
攻陷抚顺这一年的五月，后金军又拿下了抚顺与铁岭之间的大小城堡十一座，到了七月，这些凶猛的女真战士竟然攻陷天险鸦鹘关——此关在辽宁抚顺市新宾县西南苇子峪的崇山峻岭间，是明朝成化年间为了防范建州女真入侵和保护朝鲜使臣进贡而设，关门设障三道，故又称“三道关”，这个关口之外，便是当年李成梁放弃的辽东六堡，由此可见这位老将是多么的不明智——直扑位于今天本溪北部的辽东重镇清河，这座城池四面环山地势险峻，扼守着通往辽阳和沈阳的大道，位置极其重要。
（后金崛起形势图，笔者自绘。可见后金要攻击辽东的核心沈阳和辽阳，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向西进攻抚顺，但抚顺和沈阳之间有明军重兵驻守，很难扩大战果；二是向西南攻陷鸦鹘关后攻击清河，而辽东六堡原本与鸦鹘关、清河互为犄角，威胁着后金的进军路线，这片地盘一失去，后金打鸦鹘关再无后顾之忧）
但是，努尔哈赤亲率两万后金军攻打清河城的时候，却遇到了大麻烦，这除了当地守军实力不弱外，据载参将邹储贤和游击张旆领兵五千在此镇守，加上居民等人数超过一万，还因为明军拥有中国当时非常先进的武器——火枪，也就是欧式火绳枪。对此，传教士记载道：
“此城有很多兵马驻守，他们装备有火枪。鞑靼人则只有刀和弓弩，及出奇的射击技艺。不过，他们害怕子弹，决定采用策略，不让那种陌生的武器像敌人希望的那样给他们造成伤亡。”
汉文和满文史料证实，后金军在清河确曾遭遇到顽强抵抗。也许是尝到了轻易攻克抚顺的甜头，努尔哈赤照样画葫芦，让先头部队推着装满貂皮人参的车辆，伪装成商人来到清河城下，大军则隐藏在冒牌商队之后突然杀出，果然打了守军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攻城的后金军很快遭到火枪手的密集射击，损失惨重，据载明朝守军起码有上千名火枪手参加了战斗。双方激战一天，朝鲜史料说“虏兵八进八退，死伤极多”，明朝史料《筹辽硕画》也说“死者环城而僵者数以千计”，也就是说后金起码损失了几千人。而明军伤亡也不小，副指挥官张旆等多人战死。
不过后金军很快发现了明军的弱点——当时的火绳枪弹都是滑膛枪，发射圆形铅弹，不仅射程短准确性差，穿透力也有限，而中国东北正好盛产松、杨、桦、栎等高大厚实的木材，努尔哈赤便想了个主意。传教士写道：
“于是鞑靼王命令第一队人携带坚硬厚木板作盾牌，犹如一堵木墙保护他们，另一队准备登城的人带着云梯继进，马队殿后。这样他们从四面攻城，用木墙阻住敌人火枪射击，接着用云梯，在敌人能够重新射击之前，登上城墙，进入城内人行动迅速快捷（他们在这方面超过所有民族，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本领），顷刻间就能按计划进攻或撤退。”
这些记载也与中朝史料对得上，后者声称敌军用“板屋车挖城”，这里的“板屋车”显然是一种用厚重木板构建的活动掩体，对铅弹具有良好的防护性能。双方激战一天，明军渐渐不支，至于清河城最后的陷落，一说后金军终于在板屋车的掩护下将城墙挖了个缺口，遂一拥而入，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后金军耗尽了明军的枪弹，最后“迭尸上城”，也就是把尸体堆成台子爬上城，死了多少人由此可见一斑。
期间，以前与明军指挥官邹储贤交情颇深的李永芳，曾以“朋友”的名义出马劝降，希望他以自己为榜样择木而栖，但却挨了一顿臭骂——邹将军骂道：“你既投彼，则无朋友之义，可速去，不然，且放箭！。”最后不得不悻悻而回。
按照中朝史料记载，城中军民自邹储贤参将以下，一万多人全部战死无一投降。而传教士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
“中国人虽掌握火枪用法，但对近身战斗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鞑靼人的快速使守军惊惶失措，守军被敌人的突入吓坏，立刻寻路逃跑，但被鞑靼骑兵飞速追上，大部分在这个大城失守时被杀。”
此战之惨烈给予一旁观战的邻居极大的震撼，在给李朝皇帝的报告中，时任朝中边境地方长官即满浦佥使的一位朝鲜官员，曾引用女真人的话写道：“虏中言，守城之善莫如清河。”而明朝史料《筹辽硕画》则说，尽管取得了胜利，但损失巨大的女真人根本没有兴奋的感觉，他们离开的时候都是愁容满面，难掩悲伤——“多长哭而去”。
按照传教士的说法，后金军随后狂风般席卷辽东，兵锋甚至接近了明帝国的京师，只是因为担心孤军深入被包了饺子，才不得不停下来：
“鞑靼人像洪水般席卷许多不太著名的城镇，其中有广宁大城，同时很快蹂躏整个辽东大地，然后进入北京省。他们到达距皇城七里格之地，不敢前进，害怕被敌人围困，因为听说有大量兵马去救援受难的君王。”里格是欧洲古代长度单位，具体规格各国并不统一，比如英国的一里格（League）合三英里，而法国的里格（Lieue）则有一个范围，从3.25至4.68公里不等。
这里就多是谣言了，传教士有可能将努尔哈赤的进攻与他的儿子皇太极十二年后那场著名的远征给搞混了，皇太极确曾逼近北京城下，并与袁崇焕等勤王人马展开激战，而努尔哈赤当年攻陷清河后则是见好就收，并没有继续进军，广宁城的失陷要到六年以后才会发生。
“鞑靼人所经之地，都给人心造成很大的恐慌，兵士和百姓抛弃家室，留下空城给鞑靼人占领。人们知道鞑靼王的作风，凡进行抵抗，就予以烧杀破坏，但投降的只进行抢劫，饶居民不死，并善待他们。”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确有一些事实依据，史载抚顺等地陷落后，京师震动人心惶惶，纷纷谣传女真人已经潜入北京，皇帝下令严加防范，就连紫禁城也仔细排查出入宦官，以严防后金奸细混进来，此事也得到了当时在京的传教士的证实。而后半部分，即努尔哈赤的民族政策，其实并不像上面说的那么简单，具体我们到后面再说。
“鞑靼王用这种方法虏获大量财物，凯旋返回辽东。因他的巫师劝他说，老城墙立着不吉祥，所以他把墙推倒，围着辽东另筑新城墙，把它修葺一新，在那里自立为中国皇帝。”
对照中朝史书，我们似乎能够证实，努尔哈赤这些人真地在一路搞拆迁。比如撤离抚顺时，后金军确实毁坏了城墙才班师，而在付出极大代价攻陷清河以后，努尔哈赤不但下令将清河城墙全部搞掉，而且还拆了清河到抚顺之间的两座城池，又将当地民房烧的一干二净，从而造成了一片宽达五六十里的无人区，使得明军在这里再无立足之地。
“尽管他没有占领中国什么地方，只得到辽东以东的地区，他仍企图吞并全中国，并在他统治的第三年，即1618年，他建元“天命”，这是汉文称号。”很显然，西方传教士将一些事件发生的顺序给搞颠倒了。
如果按照明朝、朝鲜以及清朝自己史书的记载，“天命”这个年号，努尔哈赤很显然是在攻掠抚顺、清河之前就开始使用了。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并使用崇德年号之前，后金汗国其实是以汗号纪年的，也就是说并不用什么年号，所谓努尔哈赤“建元天命”，只是清朝史官附会汉制搞出来的伪命题。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七、家长，里短》
曾写过：
“幼时曾闻满文专家含亲松贤前辈说过，努尔哈齐(赤)系‘野猪皮’之意，舒尔哈齐为‘小野猪皮’意思，雅尔哈齐为‘豹皮’。其说也有根据。
“后阅西伯利亚通古斯各族民俗，小儿多喜以所穿之某种兽皮之衣以为乳名，可反证松贤之说确实无误矣。”
金先生特别指出，满语lluheci，意为“野猪皮”。
不过这句话显然有问题啊：
应该是控制着朝鲜以北，清河以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