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 -- 京华烟云AMIP

不过呢，两平金川是不是真的得不偿失？这个帐恐怕不能只算经济帐。中国对西南的统治实在是到乾隆之后才开始稳固。即使如此，中间还多有反复。对于金川如果最后还是采用牵制，最后最多也就像明朝那样搞出个水西独立王国来。西南在后来的三千年未遇之大变中恐怕就未必有那么牢靠了。

农耕文明开疆扩土的原因无外乎增加耕地和抵御侵略，而朝鲜半岛在这两个方面能起到的作用都很有限。

首先就土地来说，缺少平原，纬度也高，出产的东西养活本地人口尚且不易，这个国家历史上军队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都很差，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将朝鲜纳入版图，维持军队的粮饷物资只能由内地提供，东三省一旦出现问题，陆路通道被截断，军队就只能饿死，汉四郡最后的消失就很说明问题。其次从防御来说，半岛外面就是大海，不考虑倭寇的话根本不会有人从哪里进攻中原，即便有，也要先经过东北才能深入汉人腹地，这样的地方驻军也没太大价值。

朝鲜半岛从形状来说就如同大陆傍边的盲肠，消化能力弱不说，还只有一个进口，当然没人愿意理他。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只要一看到这五个字，就会想起那个倒霉的阿部规秀，感觉这个词已经被他给祥瑞了……

一切纷争都是因她而起，每个男人都受到诱惑，干脆上交皇帝老儿，谁也不要惦记算了

可惜被一个莽汉给宰了，壮志未酬身先死。

不过，本文还是以正史资料为主，野史八卦仅做调剂，不会写太多。

他只是陆士毕业，一直上不了陆大，也就是所谓的“无天组”，通常只能干到大佐，做到中将已经属于破格提拔，天花板到头了。

相比之下，张广泗更倒霉，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凭借以往的战功，出将入相几乎是必然的，最后却稀里糊涂掉了脑袋。

尽管稗官野史惯于捕风捉影无事生非，但这个名叫王秋的汉人，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好几部清朝正规史料中都留下了他的名字，只不过，关于此人的来历，正史中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既然如此，我们也只好不得不引用非正规资料的内容了。

野史写道，王秋本是云南人，他对经史典籍略知一二，因此很可能是个读书人，或者最起码受过一定的儒学教育。后来，此人大概做起了生意，因为金川战争爆发时他已经相当有钱，据说王秋带着大量钱财物资，频繁于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游历，混得如鱼得水，在各地土司们中间很是吃得开，因而相当了解包括金川在内的“厄塞要害”情况。

野史继续写道，见到张广泗后，王秋对这位新任总督大人毫不怯场，侃侃而谈，他说：

“这些土著蛮夷并不是一定想要背叛咱天朝，否则他们不是故意找死嘛。莎罗奔与朝廷作对，一方面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生怕固有的权势受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迁就自己爱女阿扣的意思，因为她想嫁给小叔子良尔吉，这就要把丈夫泽旺赶跑。也就是说，莎罗奔与咱朝廷其实并没有啥深仇大恨。”

如果这些话真是王秋所说，那么以我等后来者之心度之，这小子很可能是收了莎罗奔的黑钱，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来做说客的。见张总督听得津津有味，王秋继续道：

“蛮夷之间争来斗去，本来是寻常事，由他们自生自灭也就得了。现在咱们天朝劳师动众，还正儿八经地发布了讨伐莎罗奔的公告通知，好象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情因而不得不兴兵动武，未免有些杀鸡用牛刀了吧？这样的误会，确实是因为不了解蛮夷情况、不熟悉蛮夷性格而发生的啊！”

随后，王秋又从张广泗个人的角度分析了利害得失：“况且，大人您现在孤军深入，这里峭壁林立大河湍急，深山丛林中到处弥漫着有毒的瘴气，可以说您时时刻刻都处在危险当中。这场战争取胜了，占领这些山地对咱天朝也没啥用处，可万一没有取胜，更会被世人耻笑。您如果不了解敌情的真伪虚实，就贸然孤注一掷，如果真发生什么意外，灭了大将军您自己的威风事小，您让咱天朝的面子往哪儿放啊？”

大小金川地区的海拔，大多在两千米至五千米之间，有些地方属于高原，这里所说的瘴气，应该指的是“冷瘴”，也就是著名的高原反应，古人不清楚这种高原疾病的致病原因，误以为是吸入了藏地有毒瘴气而造成，因而称之为“冷瘴”。

宏观微观都讲完了，王秋终于拿出了自己的方案：“我没事儿就在这些蛮夷地区逛，自认为对他们的情况还算清楚。根据我的了解，莎罗奔其实并不是铁了心与朝廷对抗，而是三心二意地观望着，假如咱们不剥夺他宣抚司的官职，并且答应他的爱女阿扣得遂心愿嫁给良尔吉，那么莎罗奔一家必定能对您恭顺听令的。至于郎卡这厮，他反叛朝廷不过是因为觊觎阿扣的美色，莎罗奔如果不再支持的他话，做事不走脑子的郎卡只有坐而待毙，这就是所谓兼弱攻昧的道理嘛。”

至于具体的实施细则，王秋建议道：

“您不如派良尔吉去说服莎罗奔，让他与咱们秘密结盟，一起夹攻郎卡。其余其他土司您尽可放心，这些家伙只知道畏罪自保，根本不会主动救援。如果这样做了，那么郎卡不日就可拿下，等抓到了郎卡，您就把他的地盘转给良尔吉，而让泽旺仍然返回小金川故地当土司。如此皆大欢喜，莎罗奔和泽旺仍当他们的土司，而有功的良尔吉也有了自己的地盘。朝廷只要求您恢复失地就行，等到您大功告成的奏章一上，皇帝自然高兴，肯定也不会再去追究良尔吉这些细枝末节。”

王秋无疑是个高明的说客，他带给张广泗的，除了升官发财，更有美女的诱惑：“这样的话，大将军您不费吹灰之力，金川上下游千里之地就能唾手而定。等到大小金川都安定下来，将军您再和莎罗奔搞好关系，找个机会抓住良尔吉宰了他，那就像宰羊一样容易啊，阿扣不就归您了嘛！您不仅能把阿扣这样的尤物金屋藏娇，而且莎罗奔也会更加感激您，既然成了一家人，他也再不会有什么反叛朝廷的想法了。这样的美事，正所谓功利兼至，名实俱副者啊！”

见张广泗已经怦然心动，王秋决定打出最后的杀手锏：“您难道没听说当年岳钟琪将军与阿扣的故事吗？假如当初不是阴差阳错，岳将军早就娶了阿扣，那样的话，莎罗奔根本不会谋反，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小金川之战。现在，又遇到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莫非您还要错过吗？”

这最后一手实在太有杀伤力了，要知道张广泗与岳钟琪一向是职场上的竞争对手，当初岳被罢官甚至差点儿掉脑袋，尽管有鄂尔泰存心整他的大背景在，但张广泗告的那道刁状也功不可没，但可惜的是，尽管张颇为努力而且在平苗战争中的成绩也确实不错，但他的军功相比岳而言，总感觉还差了那么一点点儿。

对于张广泗来说，现在不仅有机会建立超越对手的不世功业，还能把他心仪的女人搞到手，这样的诱惑简直无法阻挡。况且，据说张一直对美丽的阿扣觊觎不已，而他早就隐约听说过阿扣当年追求岳钟琪之事，心中的羡慕嫉妒恨恐怕已经无法抑制，王秋的提议可谓正搔到痒处。

于是，张总督当时就拍板了，全盘采纳王秋的方案，清军不日启程，准备进攻郎卡盘踞的噶尔崖。

如果野史中上述记载有那么几分真实性的话，那么王秋给张广泗做的这番presentation，立论清晰，分析全面，措施明确，简直可以说是一篇金川版的隆中对。这个王秋显然十分不简单，只可惜他的真实生平一直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我们早已无从知晓。

因而，民间后来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王秋其实是一位反清复明的志士，而大小金川则藏有明朝最后的遗民，他们义不帝秦，誓于满清对抗到底，清军发动大小金川之战，其实主要目的并不是打击不听话的土司，而是要彻底铲除前朝隐患，否则怎么解释乾隆竟然不惜花那么大代价，非要拿下这块弹丸之地不可？又据说，王秋卧薪尝胆，不惜身犯险地去清军大营卧底，为的就是设法扰乱敌人的指挥中心，从而与金川军里应外合。

只是这种说法，无论在清廷还是藏族的正规史料中，都没有找到任何依据，因而极可能只是一种空穴来风，野史姑且记之，我们也姑且听之吧。

清朝史书则写道，根据良尔吉、王秋等人的反映，张广泗所了解的敌情是，大金川的主要兵力集中在两处军事重地，莎罗奔土司亲自镇守勒乌围（在今天金川县城对面的勒乌村），而他的侄子郎卡则驻扎在噶尔崖（在今天金川县城东南三十公里的安宁乡），这两个守卫严密的要塞都建在大金川河的东岸，而河西岸也有数百里土地归莎罗奔所有。

与野史中描述的类似，张广泗做出的兵力布署确实是兵分两路，一路从金川西部进攻河东岸，一路从金川南部进攻河西岸。但与野史记载不同的是，河东的西路清军又分为四路，其中两路攻打勒乌围，而另两路进攻噶尔崖，河西的南路清军则兵分三路，挨个山头分别扫荡。从清朝史料记载来看，西路与南路清军的主将都是总兵，级别不低，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师长。

张广泗则驻扎在小金川土司的美诺官寨（在今天的小金县城所在地美兴镇），居中统一调度各路清军的行动。根据以往在苗疆战争的经验，张总督预计的时间进度是，最晚在这一年（乾隆十二年即公元1747年）的年底之前，清军将彻底结束这场令人烦恼的战争——即“斯以是年告蒇（chǎn，完成的意思）”。过于乐观的张广泗甚至将此deadline上奏了朝廷，无疑将乾隆的胃口吊得更高。

热切渴望胜利的皇帝决定帮人帮到底，在已经拨出六十万两军费的基础上，又大幅度增加了六十万两，不仅如此，当时已经被提升为大学士的庆复尚未从四川启程，为了避免这位新任宰相对张广泗指手划脚，乾隆特意下旨，认为前线有张广泗一人指挥已经足够了，要庆复赶紧回京。后来，也许是考虑到应该给庆复多增加些军功资历，乾隆又下旨说，如果庆复已经动身那就算了，如果还没有动身，那就在汶川先待着吧，等张广泗大功告成后你们再一同上奏。

此时，清军已增兵到三万人之多，其中还包括两千名相当擅长山地战的贵州兵——面对着崇山峻岭中高耸的碉楼，心中打鼓的张总督特意请示皇帝，从自己原来的云贵辖区调了他们来参战——总数很可能已经超过了大金川的全部人口，更远远多于莎罗奔的区区几千土著士兵。

只不过，即使是来自贵州的这些优秀的山地步兵，以前也从来没有对付过眼前高高的战碉，因为苗疆虽然也有碉堡工事，比如汉人建造的那道南起凤凰亭子关、北到吉首喜鹊营的所谓“南长城”，以及苗人自己建造的众多土楼，但这些碉堡无论规格、材质尤其是高度，都与金川的碉楼大相径庭。

这一年的农历八月，乾隆终于收到张广泗发来的捷报，张总督兴致勃勃地报告，西路分出去攻打噶尔崖的清军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副将马良柱的部队连战连捷，敌人望风而降，如今已杀到距噶尔崖仅二十余里。而南路清军也攻克了敌人的三处要隘，敌人不得不逃入碉楼，投降应该指日可待。

在张广泗看来，这显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乾隆却不这么想，从他对张广泗的批复，人们很容易看出里面透出的失望：“自从你上奏说年底解决问题，朕可是日夜盼望佳音。可现在我收到了什么呢，这只不过是破碉克寨的小小胜利，如此小题大做，让朕情何以堪！”

发泄了一番后，皇帝又问起了现实问题：“虽然马良柱等人还算勇敢，也还有有些成绩，可你们先是费那么大力气围攻敌人，随后却又接受他们投降，那么将来胜利的时候，对这些穷凶极恶的降将，你是想再追究他们吗？还是打算置而不问呢？如果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等再过了几年，难道就不怕他们卷土重来吗？你们也太欠考虑了吧？！”

曾凭借一部《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阿来，是位土生土长的嘉绒人，对金川战争颇有研究。在阿来的一本书里，他如此评价乾隆皇帝的上述批复：

“看来，皇帝对于军前的情形已经有些着急了，他可能没有想到金川这样一个小小的荒蛮之地，会惹起了这么多的麻烦。而处理这个麻烦，将成为他在朝之日时一个很大的麻烦。皇帝着急，而前线督军的将领却有自己面临的更具体的麻烦。随着这麻烦越来越大，金川这个名字开始在他们心目中有着越来越重的份量了。”

确实，对战况越来越感觉不安的，不仅有乾隆皇帝和张广泗总督，还有他们属下的众多参战将领。比如说前文提到的马良柱，大家想必还记得，他曾在瞻对之战中露过脸。

马良柱是回族，原籍甘肃张掖，后来又入籍四川成都，与岳钟琪的经历有些类似。他的资格相当老，早在康熙晚年就已经从军了，康熙五十四年升为基层军官把总（大致相当于连排长）后，到今天的新疆吐鲁番参加了对准噶尔的战争，并因功升为千总（大致相当于营长）。康熙六十年，他又随军挺进西藏，参加了驱逐准噶尔之战，在激战中还受了伤。

此后，在包括青海罗布藏丹津之变、四川瞻对之战等一系列藏区战争中，马良柱屡立军功，于乾隆八年升为副将也就是副总兵。据载，此人在清军中以勇敢善战著称，据说每上战场，他便手持一条沉重的钢鞭，在马上旋转如飞，往来驰骋冲杀，有万夫不当之勇，显然是一员孔武有力的猛将。

大小金川之战，马良柱再次发扬了自己一以贯之的刚猛作风。《清史稿》写道，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裹胁着小金川土司泽旺，一起进攻沃日土司（在今天的小金县），清军都司（正四品武官，低于参将和游击，高于守备）马光祖率部去救，却不料中了埋伏，被敌人团团包围在一个叫热笼的地方——从发音来看，很可能是今天的旅游胜地日隆，也就是著名的四姑娘山所在地。

马良柱副将得报后，立即组织一支轻骑兵突击队前往驰援，在巴纳山（地点不详，有可能是小金、汶川和宝兴三县交界的巴郎山的异译，该山现在是川藏北线的重要通道，但在当年还只是偏路）与金川军展开激战，马光祖也趁机里应外合，两面夹攻之下，终于“贼溃，围解”。此战过后，见官军势大，墙头草般的小金川土司泽旺再次倒向清廷，为表诚意，他不仅主动退还了自己所侵占沃日土司的三个山寨，还将自己的美诺官寨提供给张广泗做司令部。

就在金川战争进行期间，藏区发生了一件大事——统治西藏达二十年之久的藏王颇罗鼐于公元1747年去世了。做为与阿尔布巴之间那场卫藏战争的胜利者，颇罗鼐于雍正六年即公元1728年攻入拉萨正式掌权，并由台吉晋封为贝子，乾隆四年即公元1739年又晋封为郡王，成为当之无愧的西藏第一人。颇罗鼐牢牢把握着地方政权，即使西藏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七世达赖喇嘛，当时也只不过是个高高在上的宗教牌位。

西方学者评价道，颇罗鼐是西藏最有趣的历史人物之一，他依靠坚强的意志，巧妙地利用西藏的特殊情况和传统的派系纷争，使自己飞黄腾达起来。而在能力情操方面，他既没有卓越的天才，也没有崇高的爱国思想，除了平静地统治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之外，其他的事情他不去也不想干预。

西方学者很可能带有偏见地认为，出于政治需要，他被动或主动地变成了清廷统治西藏的工具，但他很机智地设法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迫使清廷承认他是西藏不可替换的最重要的人。另一方面，颇罗鼐也做足了表面文章，对清廷在礼仪上极为恭顺，小心翼翼地不使经常对他抱有戒心的北京政府找到怀疑他的依据。

西方学者还认为，当时西藏夹在清帝国与准噶尔汗国两大强权之间，在中亚政治大竞赛中像皮球一样被扔来扔去，在对外关系领域里也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行动。颇罗鼐决不可能制订自己的政策，因为清廷对他的监督极为严厉，而除了不在他控制下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庞大黄教系统外，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西藏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力量。因此，颇罗鼐明智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金川战争开始后，颇罗鼐立即派出大批藏军参战，但这些人马似乎只是做给皇帝看的样子，因为他们明显出工不出力，尤其是前面我们提到过，藏军首领冷宗鼐突然宣布自己生病需要回西藏治疗，随即便不等清军同意便擅自拔营而去，使得友军侧翼门户大开，不得不临时收缩战线。尽管颇罗鼐对冷宗鼐做出了严厉惩罚——他宣布对冷以叛乱论处，主动请求皇帝将其斩首，不过乾隆不想为此伤了和气，认为处罚过重，最后改为死缓——但很难说其中有没有做戏的成分。

颇罗鼐死后，他的二儿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继位，成为第二代西藏多罗郡王。对于金川之战，如果说颇罗鼐虽然有应付差事的嫌疑，但他毕竟派出了大批人马去意思一下，那么到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则连表面文章都懒得做了。按照清朝和藏族两方史料的记载，这位藏王生性阴险暴虐，他一上台就派人暗杀了自己的兄长和侄子，随即秘密调集人马准备谋反，打算脱离清帝国做第二个罗布藏丹津，至于派兵去金川参战的义务，自然早抛到了脑后。

其实这时候的国际形势，对清帝国还是很有利的。东北方向，中俄先后于公元1689年和公元1727年签署《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尽管后人对在这两个条约里中国吃了多少亏一直争论不休，但它们毕竟实现了两大帝国间一个多世纪的和平，况且金川战争进行时，沙俄正与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明争暗斗，根本无暇东顾。

西北方向，经过和通脑儿之战与额尔德尼昭之战，清帝国和老冤家准噶尔汗国两败俱伤，终于在雍正末年实现了停火，随后又于乾隆四年即1739年正式勘定了双方边界，还恢复了互市贸易。在噶尔丹策零汗王统治下，准噶尔处在最鼎盛时期，农牧手工业兴旺发达，日子过得很滋润，战场上吃过亏的汗王专心治理内政，不想再主动挑起清准战争，而战场上同样吃过亏的清廷此时也无意西进，因此两国十几年间基本上相安无事。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金川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清帝国突然收到准噶尔汗国提交的申请，说是噶尔丹策零汗王已经驾崩，新汗王派出一个庞大的使团，希望途径清帝国领土前往圣城拉萨，为先王的灵魂祈福，并向黄教僧侣们发放布施。准噶尔人笃信黄教，因此乾隆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个看上去十分正当的要求，否则很可能引发外交纠纷甚至战争，于是他只好同意。

准噶尔使团规模庞大，其人数超过三百，规格也相当高，包括三名高级行政官即“宰桑”，三位黄教大喇嘛以及其他几个次要的喇嘛。对于这些人，清帝国当局自然不会放松警惕，尤其是皇帝了解到，这个喇嘛教朝圣使团的团长竟然是一位穆斯林的时候，更加提高了戒心。

乾隆也许不知道的是，在准噶尔汗国治下，尤其是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中亚各种宗教相处得相当不错，最起码在表面上一片和气，维吾尔和哈萨克的伯克们只要按时缴税纳贡，汗国就不会找他们的麻烦，而且还会保护他们免遭。因此，汗廷的常客里既有宰桑喇嘛，也有伯克阿訇，而这个名叫马穆特的伊斯兰教徒，应该也是汗王的高参之一。

在超过一千人的清廷护卫部队的严密监视下，准噶尔使团于公元1747年8月进入柴达木盆地，再经塔里木盆地前往西藏。此时正逢藏王颇罗鼐去世，西藏各方势力蠢蠢欲动，焦虑的乾隆皇帝不停地催促使团加快行程，叫他们赶紧办完事滚蛋。

西方学者认为，清廷的担心也许不无道理，是出于“预防严重的、长期的金川叛乱可能对西藏局势的影响”。据说有证据显示，在金川的叛军中，出现了大量来自西藏的喇嘛，至于他们是有组织地参战还是仅仅出于个人行为，则不得而知。

“由于中国当局从未放松警惕，金川叛乱才没波及西藏。”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对准噶尔使团入藏十分担忧，特别怀疑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刺探西藏情报”。于是，乾隆屡屡下旨表达对张广泗的进度不满，严令他尽早结束金川战争，其原因也就可想而知了。

正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深宫中的皇帝哪里知道深山中兵士的辛苦，到了这年九月，面对着大小金川高高耸立的坚固碉楼，举步维艰的张广泗仍无计可施，他沮丧地向乾隆报告：“大金川地势，尺寸皆山，险要处皆设碉楼，防范周密，枪炮俱不能破。”

仿佛是为了安慰皇帝的情绪，张广泗又说您先别着急，现在我又发现了对付碉楼的新招——“应用火攻”。他在奏章里写道：“现派弃兵多砍薪木，堆积贼碉附近，临攻时，各兵齐力运至碉墙之下，举火焚烧，再发大炮，易于攻克。各路行之，已有成效。”

那么，清军真地是“已有成效”了吗？

（待续）

等了两个月,本来想一次看完-----结果,还是没有看到结果.

满足您的愿望，今天一次把剩下的发完——不过只是上部，下部还没写呢。

来西西河越来越少了，回复不及时望谅解。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干嘛费那么大力气还搞啥火攻，直接把大炮推到碉楼前面，三下五除二轰他丫的不就得了！当年八路不就是这么端鬼子炮楼的嘛！您可别欺负俺没文化，俺记得起码打明朝起就有红衣大炮了，据说连努尔哈赤都是被那东东轰死的。

　　想法不错，可惜无法实现，理由也很简单——大炮确实有，可根本推不到碉楼前面，因为它们都不是野战火炮，移动起来十分困难，甭说推上山，连过条大马路都费劲。

　　先复习一下中学历史书，世界上有铭文断代的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是元至顺三年既公元1332年铜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口径约10.5厘米，全长35.3厘米，重6.94千克。而中国军事博物馆也保存着一门元至正十一年即1351年的有铭文火铳，它长435毫米，重4.75千克，铳口直径30毫米。不过，2007年又发现了一门元大德二年即公元1298年的火铳，比前面那两门还要早一些。

　　由于制造工艺的限制，这些早期火器膛压都不大，身管也短，使得其射程和威力都很有限。另外我们也发现，它们都没有炮耳也就是大炮中部用于上下转动炮身的那个轴，调整射界只能靠垫高或降低炮身，可以说相当麻烦。

　　虽然中国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就建立了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营，装备了各种火铳，而且朱老四在和蒙古的实战中，还总结出“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使用战术，可惜进入十五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火器水平一直徘徊不前——其原因很多，就不细说了——反而是传到欧洲以后突飞猛进，取得了飞速发展。

　　十五世纪五十年代，欧洲人发明了制造颗粒状黑火药的工艺，大大提高了火药的威力、稳定性和防潮性，逐渐取代了此前的粉末状黑火药，不过也有人认为明朝其实也有类似的发明，不一定比欧洲晚。新火药也淘汰了此前分节铸造的低膛压火炮，促进了制炮技术的发展，其中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功不可没，对火炮发展史颇有研究的恩格斯曾写道：

　　“他彻底取消了可拆卸的炮尾部，开始铸造完整的青铜火炮，采用了炮耳轴和带车轮的炮架，并且只使用生铁实心弹。他还统一了火炮的口径，通常把较轻的火炮用于野战。

　　“在这些火炮中，双管炮装置在用35匹马牵引的四轮炮架上，其余的火炮则装置在用2匹到24匹马牵引的双轮炮架上，炮架尾部拖在地上。每门火炮都固定有一组炮手。”

　　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认为：“炮兵勤务有了专门的组织，这就使野战炮兵第一次成为一个特殊的兵种。小口径火炮相当灵便，在作战时可以和其他部队一起移动，甚至不会落在骑兵的后面。正是这一新的兵种保证查理八世在意大利取得了惊人的胜利……法国人一小时发射的炮弹比意大利人一整天发射的还要多。法国人依靠野战炮兵取得了福尔诺沃会战的胜利，震动了整个意大利，于是这一新兵种便被认为是无敌的。”

　　西方关于炮兵以及炮弹飞行问题的理论研究，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意大利数学家塔尔塔利亚于1537年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抛射体理论的书，他发现在真空中45度的射角可使炮弹达到最大的飞行距离。西班牙人科耳亚多和乌凡诺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不可忽略的还有伟大的伽利略，他们奠定了炮兵弹道学的理论基础。

　　几乎在同一时候，意大利冶金学家比林古乔对铸造技术的研究，大大改进了火炮的制造法，而哈特曼又发明了口径比例表，用它可以按火炮各部分与炮口直径的比例去计算火炮各部分的尺寸，这就为火炮的构造提出了一定的标准，给此后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开辟了道路。

　　尽管查理八世成就斐然，但军事史家公认，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才是炮兵武器最伟大的改革家。按照军事名著《武器与战争的演变》的说法，古斯塔夫的目标是要提高炮在与步兵及骑兵联合作战时的效能，他并不在乎提高炮的发射速率（虽然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要使炮能够及时进入恰当的阵地。这就要求炮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反过来也意味着必须减轻炮的重量。

　　为此，他把瑞典炮的口径标准化为适合发射24、12和3磅炮弹的三种口径。他取消了笨重的48磅炮弹的炮，又用机动性很强、发射速率较高的3磅炮弹的炮取代了8磅炮弹的炮。通过提高火药的质量，他使火药在炮管内产生的压力符合一定的标准，从而减少了炮管壁的厚度。接着他又大量采用了瑞典有着丰富资源的铜来制造炮，并替换下原来的一些木制零件，因而缩短了炮管的长度，减轻了炮的重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瑞典采用的结实牢靠的3磅炮弹的炮或称之为“团属炮”。这种经过反复试验后采用的炮长度为4英尺，连同炮架重625磅。它采用了整装式炮弹，从而简化了装弹程序，提高了炮弹的发射速率。军事史家认为，这种武器完全改变了炮兵的功能，古斯塔夫军队中的每个团都配备有一门这样的炮——后来改为两门——因此使瑞典军队的作战火力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在许多年里，配备有这种炮的团是唯一能够与步兵协同作战的军队。

　　如果按照中国的算法，古斯塔夫.阿道夫国王在吕岑会战阵亡的时候是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大明尚有十二年的国运。在此之后的十多年间，弓马娴熟的八旗武士让拥有先进火器的明军节节败退，直至丧失整个帝国，这种现实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们对火器的轻视态度。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开始的雅克萨之战，人数占据绝对优势的八旗军才猛然发现，对面俄军尽管少得可怜，但其猛烈的火力却能轻松压制自己手中的弓箭。

　　有一个统计认为，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中450名俄军有三百支火绳枪，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中826名俄军的火绳枪只有一百支，但却有八百五十支燧发枪——这种新式武器尽管在欧洲大陆早已经普遍使用，但相对落后的俄罗斯帝国还没有完全换装。而数千清军的主要远射武器还是他们赖以成名的弓箭，火枪不仅少——只有百支左右——而且还多是老式的“鸟枪”。

　　幸运的是，在明智的康熙皇帝的运筹下，清军当时把几乎所有能运来的大炮都推到了雅克萨要塞前，其中有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设计督造的二十门威力强大的红衣大炮，包括八门“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和十二门“神威将军”炮，构成了对仅有三门炮的俄军的绝对优势。在重炮的轮番轰击下，要塞里的俄军损失惨重，战后也许为了推卸责任，他们不仅夸大其词地宣称对方有超过两百门大炮，还说对方的炮兵都是换上中国军服的欧洲雇佣兵。

　　我们有理由认为，雅克萨胜利后数十年间，清军的火器水平并没有多大进展，甚至可能发生了退步，他们的火炮仍然笨重拖沓。就以在当年曾大展威风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和“神威将军”炮而言，前者重量超过两千斤，后者也有近七百斤，根本无法翻山越岭运到金川前线，更别提推到建在峰峦峭壁的碉楼前了。

　　何况后人计算过，两千斤的神威无敌大将军其实只是六磅炮（装药三斤，炮弹六斤），即使按照一个多世纪前瑞典野战炮兵的标准，其威力也仅仅高于最低等的3磅野战炮，这两者的机动性却无疑判若云泥，而这种3磅炮，由于火力不令人满意，早在17世纪前就基本被淘汰了，当时欧洲各军事强国的主力野战炮已经是12磅炮。

　　其实金川战争中，清军也不是没用过火炮，不过由于重炮运输困难，因而只能抬动什么炮就用什么。从结果看，这些小炮聊胜于无，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史书记载，以西凤协副将任举为首的一支清军，协同友军将一座金川军大战碉团团包围，他们随即架炮开始轰击。可是接连开了两百多炮，碉楼的外墙上虽然被打得弹痕累累，却只是皮肉受损，根本没有伤筋动骨，战碉仅仅被轰塌了一个小角而已。

　　于是“举度我军炮小不能下”——任举终于明白了蚊子叮大象的无奈，只好想其他法子，比如先假装撤退，中途设下埋伏，等敌人追击时再突然杀出，依靠自己擅长的野战解决问题。用了几次后，效果还不错，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这只能诱骗莽撞的敌人，如果金川军在碉楼里死守不出，清军也就毫无办法了。

　　这位任举可不简单，他是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的武进士，一位真正的武林高手。金川战争前，任举一直在防范准噶尔汗国的西北前线从军，从守备（正五品的武官）开始，累积军功升到了宁夏固原的游击（从三品，位于参将之下），并代理参将（正三品，位于副将之下，管辖一营兵力）之位。

　　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农历十二月，固原爆发大规模兵变，乱兵们疯狂地冲击提督衙门，已经“毁辕门将入”。就在这危急时刻，武林高手任举挺身而出，他“手刃十余人，擒四十余人”，要知道他杀的可不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而都是手头不但有家伙而且还练过的军人，这下子镇住了所有闹事者。事变平息后，川陕总督庆复对这名勇士非常欣赏，将他提升为正式的中军参将。

　　尤其让任举感动的是，据说乾隆得知他的情况后叹息良久，不仅赞扬他“胆略过人，才可大用”，而且还“惜知之晚”，就是说皇帝后悔提拔他太晚了，想想也是，此时的任举已经四十四岁了。后来任举死后，乾隆曾专门为他写了篇祭文，其中有“跃单骑以挥戈，驱除贼党；奠全城于安堵，拥卫民居”之句，说的就是他这段平乱往事。

　　从此，勇武的任举便简在帝心。随着金川战争爆发，痛感于此前瞻对之战中清军的拙劣表现，乾隆特地下令将任举等几个没有污点的将领调往四川前线，皇帝的调令中写道：“在军诸将狃於瞻对之役，庸懦欺蒙，已成夙习。今别用举等，皆未从征瞻对，无所掣肘，宜鼓励勇往！”看来，乾隆很清楚四川清军中欺上瞒下推诿责任已经成了日常习惯，不得不想办法来给他们注入新鲜血液。

　　被提升为代理重庆镇总兵的任举热情高涨，不过，习惯于辽阔大西北作战的任总兵，突然到了峰峦纵横的雪山峡谷，确实有些老虎吃天无从下嘴，他所擅长的马队和大炮在这里举步维艰，只能重新适应环境。但任举的工作态度无疑让赏识他的皇帝十分满意，面对敌人林立的战碉，他不等不靠，积极思考对策。

　　在实战中他发现，己方装备的小口径炮弹虽然对碉楼毫无办法，但打人却绰绰有余。于是在对碉楼阵地展开强攻时，他下令清军“凭高发炮洞其垣，令土兵缘沟潜进，毁贼碉，师循出山腰克贼卡”——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清军事先在高处构建炮兵阵地，炮兵以猛烈的炮火压制守军火力同时吸引敌方注意力，与此同时，步兵则沿山势悄悄匍匐前进，突然出现在碉楼下，对被己方炮火打得不敢露头的敌人展开强攻，力争一举攻克。

　　这就颇有些现代战争步炮协同的味道了，无疑对攻方两个兵种的配合程度要求极高，稍有闪失就会造成误伤，但从史书记载来看，这一战术实施得颇为成功，其中任举本人卓绝超群的武力以及身先士卒的作风恐怕功不可没，就连主帅张广泗也在给皇帝的奏章中称赞说“在川镇将，忠诚勇干无出任举右者”。

　　但清军的亮点也就到此为止了，除此之外几乎一片黑暗，可以说频频损兵折将。对于这些失利，正史的记载非常少而且混乱不堪，感谢现代的历史学者，他们通过对那一时段众多奏章、上谕、实录等庞杂史料的详细研究，已经捋顺了大致脉络，使我们能基本了解到当时发生了什么。

　　原来，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农历九月初五，本已归顺清军的一个金川酋长突然再次倒戈，在他的带路下，金川军突袭并占领了清军游击陈礼驻扎的马邦山梁，一举阻断了前线清军的粮道。同年十一月，金川军乘胜追击，包围了清军副将张兴驻守的营盘，张兴手头只有不到一千人马，他多次向张广泗求救，但张却斥其无能，一直拒绝派出援兵。

　　由于粮道被截，到了十二月，在雪域寒风中已经坚持了一个多月的张兴部队彻底断粮，弹尽粮绝援兵无望的张兴不得不提出与金川军讲和。但就在和谈结束后，按约定撤出阵地的清军却被诱骗到一个山谷里，随即遭到金川军突然袭击，除三百多名先头部队拼命杀出外，包括张兴在内的其他五六百名官兵在大屠杀中无一幸免。

　　这是清廷自战争开始以后最大的一场败仗，而更可气的是，主帅张广泗却将战败的责任统统推卸给张兴等死人，此举使得本来就士气低落的清军更加上下离德，再也没有斗志。而高高在上的乾隆很可能并不了解这些情况，那部畅销小说中写到，张广泗谎报军情讳败为胜，也许不无道理。

　　只不过小说中张广泗诬陷兆惠、海兰察贻误军机导致战败，却是没影的事，因为当时兆惠正担任着刑部侍郎兼户部侍郎，他在这场战败后才来到金川督粮，而海兰察的年龄则要小得多，根本就不可能参战——他当时还只是个七岁的孩子。

　　与此同时，张兴部队的溃败，导致与其一直遥相呼应的的参将郎建业所部顿时失去互为犄角之势，清军的进攻优势也丧失殆尽。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正月初二，金川军进攻大金川河边的重要军事堡垒噶固，驻守此地的八十余名土著士兵打开碉门投降，随金川军一起渡河而去。

　　正月十日，金川军猛攻并夺取了郎建业部队建立的七个防御阵地，清军指挥官游击孟臣被杀。二十日，在金川军的追击下，郎建业被迫率部退到巴底土司辖区内，本来情况尚可的总兵马良柱部队也只好撤退到了孙克宗碉寨组织防御。狼狈撤退的清军一路逃窜，军装和枪炮弹药扔了满地，进攻大金川的计划完全破产。

　　纵观乾隆十三年的春天，清军在金川军的面前屡屡受挫，包括副将张兴、游击孟臣在内的多名中高级军官战死，虽然任举等少数将领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从整个战局来看“亦未大捷”，离皇帝期待的全面胜利还遥远得很。

　　不过，张广泗也并非一无所获，经过一番明查暗访，他高兴地报告，当初乾隆委托他查的那件事终于有了结果：皇上您圣明，果然料事如神，班滚这厮真地没有死，他很可能就躲藏在大金川！

　　还记得班滚是谁吗？他就是此前在瞻对之战中搅得四川清军痛苦万分的那个土司，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折腾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清廷消耗军费五十万两白银，多名高级军官收到处分。战争邻近尾声时，川陕总督庆复一口咬定班滚已经被烧死，而专程前往督战的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班第也附和庆复的说法，皇帝尽管怀疑，但苦于没有证据反驳，因此在张广泗来四川前曾要求他一定要认真调查。

　　有一天，清军擒获了两个敌人的逃兵，从他们的口中，张广泗知道这两人竟然曾是班滚的部下。两人供称，当年清军合围前，班滚就已经逃出，并跑到另一个寨子躲藏起来，因此当瞻对最后的残余部队和他们顽抗的据点一起被焚毁时，班滚其实并不在内。按照张广泗调查的结果，班滚此后很可能一直躲藏在金川，处于莎罗奔的保护之下。

　　不久以后，张广泗又从四川提督武绳谟那里得到了新的证据，武提督声称，部下有一个从理塘招来的新兵报告，他在理塘的时候曾听当地人说班滚并没有死，而且就藏在金川。综合这些线索，张广泗认为，当年班滚并没有被烧死，此事已经显而易见，他向乾隆保证，自己还会继续调查下去，等找到了班滚藏身的具体地点，再向皇帝上奏。

　　很快，乾隆的批复下来了，除了鼓励张广泗查访有力外，还认为，看来班滚确实还活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除了去金川还能躲到那里呢！因此乾隆对张广泗说，打金川是一箭双雕，既可以铲除不服管的莎罗奔，又可以彻底解决试图东山再起的班滚，这事儿就全靠你了！

　　张广泗高兴了，可庆复却倒了大霉。此公当时已经升为相当于宰相的大学士，并兼管兵部，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哪曾想被张广泗这一状告下来，立即点燃了皇帝的怒火，烧得这位宰相焦头烂额。纵观瞻对之战以及金川战争初期，如果用无能来形容庆复的表现，大概并不为过，但他的官却越做越大，直到现在才真正遇到了大麻烦。

　　其实，乾隆也许并不在乎手下有多么无能，恰恰相反，对这位自诩为无所不能十全十美的皇帝来说，一个相当大的乐趣就是兴致勃勃地挑出臣下们的错误，从而显摆出自己的能耐，因此许多乖巧的家伙经常会故意留下一些小纰漏来迎合主子的喜好，而那些严谨得几乎没有漏洞的所谓正人君子，却往往会让皇帝感到相当无趣进而有意疏远。

　　你可以无能，甚至可以贪污，但前提是你一定要乖，要让我感到舒服。现在乾隆突然发现，一向唯唯诺诺的庆复竟然骗了自己，把班滚这么一个大活人愣说成死的，胸中的愤怒可想而知。于是，倒霉的庆复几乎立即被逮捕，关进刑部大狱等候发落。想当年，张广泗一状把顶头上司岳钟琪告得几乎送命，现在尽管十多年过去了，宝刀不老的他一纸状子，再次把顶头上司即分管军事的宰相送进了大牢，而此前两人在四川前线相处得一向不错，张将军当真是铁面无私。

　　所谓墙倒众人推，庆复下狱后，对他不利的证据便源源不断地涌出，其中最有力的一部分仍然来自于告状专家张广泗。张报告说，理塘土司向自己反映，说庆复当年其实早就知道班滚已经逃走，为了隐瞒这一情况，庆复竟然找来班滚的一个儿子来冒充他：“庆复得班滚子沙加七立，为更名德昌喇嘛，令仍居班滚大碉，冒称经堂。”不知道这个假土司最后是否死在那场大火中，如果真这样，那他死得可真是太冤枉了。

　　不仅如此，曾为庆复报告背书的兵部尚书班第也改口了，他承认当时“班滚已逃，仅得空寨”。时任清军前线总指挥的四川提督李质粹已被革职，当乾隆下令将其关入刑部，追究放跑班滚的的责任时，他终于招了：“曩报班滚焚毙，实未亲见；后闻藏匿山洞，亦未告庆复追捕。”

　　而清军的现场指挥官、四川松潘镇总兵宋宗璋也供认：“明知班滚逃亡下落，不复搜擒，致令远遁，种种欺饰。”至此，班滚未死之事已确定无疑，而从方案策划者到具体执行者，一条完整的证据链也已然形成，曾经风光无限的庆复被死死地套在了里面，再也没有脱身的机会。

　　在皇帝的盛怒下，这位文华殿大学士、川陕总督、袭一等承恩公，“以瞻对用兵捏报焚毙贼首班滚，欺朦了局”，被下令自尽，随后，李质粹、宋宗璋两名前高级军官也被处斩。但乾隆肯定没想到的是，从庆复起，这份长长的死亡名单才刚刚开头，而且，相比后来那些掉脑袋——无论是被皇帝砍掉还是被敌人砍掉——的高官，庆复这个全尸的结局，已经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处理完了遗留问题，仗还得继续打下去，在皇帝看来，张广泗的进展仍旧缓慢，而事实上，清军不仅没有什么进展反而频频损兵折将，即使张广泗也已经无法掩饰。不过乾隆对张广泗还是信任的，为了减少张的负担，皇帝下令他此后只管领兵打仗即可，总督任上日常事务以及粮草军饷等后勤供应，另派其他大臣负责，以免分神。

　　负责押送粮饷的是我们的老熟人、兵部尚书班第，他到达前线后立即发现了大问题——官兵的情绪极其低落。在给乾隆的报告中，班第写道：“广泗自去冬失事后，深自愤懑，亟图进攻，第番情非所熟悉，士气积疲。”

　　就是说，虽然张广泗在战败后试图报复，但他确实不了解敌情，而且士气已经降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不断失利的官军竟然成了当地人的笑柄，“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土番因此观望”，再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啊！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钦差大臣、经略大学士的身份，帝国首相讷亲奉旨出征。

（待续）

　　看了兵部尚书的报告，乾隆无疑吓了一大跳，看来前线的情况要远比自己想像中恶劣，他明白派个重量级人物前往督战已经迫在眉睫，但班第的地位似乎还不够。

　　在当时的乾隆朝，讷亲是当之无愧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讷亲出身名门，他的祖父是鳌拜的同事、康熙顾命四大臣之一的遏必隆，曾祖父则是努尔哈赤的老战友、后金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钮祜禄. 额亦都，这个家族在清朝十分显赫，一共出了四个皇后，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慈安皇太后。讷亲的亲姑姑是康熙的第二任皇后——孝昭仁皇后，可惜此女命薄，册封皇后仅仅五个月便撒手人寰，年仅二十五岁。

　　虽然当初因依附鳌拜，遏必隆在康熙亲政后被罢去太师并剥夺爵位，甚至下狱论死，不过小皇帝也只是要吓唬老丈人而已，没有下狠手的意思，不久之后就恢复了他的公爵，给了个管侍卫的闲差。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遏必隆病死前，皇帝还曾亲往探望，后来还封他的女儿为皇后。

　　说句题外话，遏必隆有一把佩刀很有名，清人笔记里多有记载，在本文中也是重要道具之一。这把刀在他死后晋入皇宫，据说清廷每逢大战，必以此刀监军，起着类似尚方宝剑的作用。除了金川战争外，它在太平天国战争也曾隆重出场，有先斩后奏之权，清末诗人丘逢甲甚至还写了诗说它：“中朝国法兼家法，遏必隆刀可在无”。

　　在民国初期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护国战争中，此刀再次出马——当时老袁派参谋次长陈宧（注意此字读yí，并非太监的‘宦’，现在的书籍刊物影视中大多写了白字。此人是黎元洪的死党，但奇怪的是，老袁对他却十分信任）率兵前往四川讨伐护国军，为表重视，专门派人去清宫中向溥仪小皇帝讨来了这把宝刀。

　　民国笔记写道，陈宧出征前，老袁还专门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授刀仪式：“项城遂诏文武百官齐集居仁堂，行授刀礼，仪式隆重。”不过陈宧入川后立马反水，配成了袁世凯“送命二陈汤”中的最后一味主料。后来的民国乱世中，据说遏必隆刀曾被冯国璋占有，此后则下落不明，但有人说它又回到了故宫，待考。

　　扯远了，再回到主题。早在雍正时候，讷亲就取得了挑剔的胤禛的信任，被封为内大臣，雍正十一年即公元1733年又升军机大臣，进入了核心领导层，并与鄂尔泰、张廷玉两大宰相一起，成为新老皇帝交接之际的顾命大臣。乾隆即位后，讷亲晋封一等公，不久又成为议政大臣并兼任兵部尚书。

　　两个职位一虚一实。议政大臣这个官职是后金时代贵族共和制的残余，努尔哈赤曾命八旗旗主与议政大臣一起开会决定国家大事，这就是著名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后来鳌拜、遏必隆等权臣也都是议政大臣。不过康熙亲政后，议政大臣变成了一个名义上的崇高头衔，再也没有实际权力，雍正时期更是彻底虚化，成为授予高级贵族或大学士、尚书等高官的荣誉职位。

　　前面我们说过，乾隆上台后，一改清廷以往重用皇族的传统，军机处中再也没有王爷们的位置，这就给讷亲等人创造了难得的机会。尤其是，尽管讷亲生年不详，但几位顾命大臣中，他无疑是最年青的，很可能比登基时只有二十五岁的弘历也大不了多少，相比起两大巨头鄂尔泰（六十岁）和张廷玉（六十五岁），他具有年龄上绝对的优势，而刚刚即位的乾隆，也迫切需要培植自己的亲信。

　　这时候军机处的首长即领班军机大臣是鄂尔泰，次席是另一位大佬张廷玉，排名第三的就是讷亲，这三人在乾隆登基后的十年间，牢牢把持了帝国政坛前三的位置。而另外几个军机大臣，则像走马灯一般来回轮换，而从比例来看，相比于喜欢任用汉人的雍正，乾隆时期汉人大臣的地位明显下降，而且皇帝还立下了一个规矩：汉人不得充任军机处领班，这基本上断送了汉大臣通往权力天花板的通道，即使张廷玉也不例外。

　　到了乾隆十年即公元1745年，鄂尔泰病故，一个月后，在皇帝的旨意下，军机处老三讷亲跳过了老二张廷玉，登上了帝国政坛的顶峰。这样的破格提拔连讷亲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他向皇帝上书说自己才疏学浅，希望能排在张廷玉后面。

　　最后，乾隆做了个折中，从此军机处的奏章中，满文以讷亲排名第一，而汉文则以张廷玉排名第一，不过所有明眼人都清楚，争霸雍正朝以及乾隆朝前十年之后，鄂张两位大佬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关于这位一等公爵、帝国新首相即军机处领班大臣、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讷亲，清人笔记写道：

　　“闻其人操守颇廉介，当隆隆赫赫时，门无苞苴。部院司员以公事关白，必反复驳诘，见有才器出众者，荐引惟恐后人。讷赞枢垣时，武毅谋勇公兆惠、诚谋英勇公阿桂，均为庶僚，讷即密保二人内堪尚书、外堪督抚，无一知者。迨讷身后，高宗将原折发出，人始服其论荐之公。”

　　解释一下，“苞苴”指礼物，引申为贿赂；“枢垣”指宋代主观军事的枢密院，引申为清代的军机处。这段话大致是说，讷亲极为清廉，从来不收贿赂，他做事非常认真，反复询问了解细节。不仅如此，讷亲还乐于提携有才的新人，兆惠和阿桂这两位后来的名将，就曾受过他的暗中帮助。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却从来不让当事人知晓，直到他死后这些事迹才曝光，颇有当年娄师德的高风亮节。

　　这样一个人，显然不是无能之辈。而且，讷亲还有一项特殊本事——他的记忆力极佳，对皇帝说过的话过耳不忘，不仅如此，他的思路也非常快，每每与主子不谋而合亦或谋而后合，让领导相当满意。因而在乾隆初期，弘历到哪儿都带着这个人肉录音机，当时几位军机大臣中也只有他才有资格传达圣旨。

　　现在，帝国在金川遇到了大麻烦，如果要皇帝御驾亲征这么个弹丸之地，的面子往哪儿放，因此身为一人之下的帝国首相，讷亲已经责无旁贷。就这样，正在山东赈灾的讷亲被乾隆火速召回，皇帝要他立即前往金川前线督战。

　　乾隆认为：“由可信大臣亲履行间，既可察明军中实情，据实入告，又可相机指示，早获捷音。”也就是说，在皇帝看来，讷亲并不是去顶替张广泗的，而是充当皇帝与清军主帅之间的联络员，并以自己崇高的身份对前线将领的不恰当行为做出指导。那么，讷亲有没有这种指导能力呢？

　　不幸的是，我们的帝国首相似乎有着严重的性格缺陷，史书评价他“然以早贵，意气骄溢，治事务刻深”，也就是说讷亲少年得志没有受过挫折，不仅盛气凌人，办事又过于追求完美，从而导致“刻深”即苛刻严酷。

　　乾隆朝名臣、时任左都御史的刘统勋（刘墉刘罗锅的老爸，后来成为清朝仅有的两个汉人领班军机大臣之一）就曾上书批评讷亲“领事过多，任事过锐”，尽管乾隆最后给二人和了稀泥，让讷亲“自勉”也就是自己反省了事，但他吹毛求疵的名声显然已满朝皆知。

　　清人笔记也说讷亲在朝中人缘极差——“自恃贵胄，遇事每多溪刻，罔顾大体，故耆宿公卿，多怀隐忌”。笔记中还写了这么一个八卦：乾隆的亲弟弟、和亲王弘昼是个连自己皇帝老哥都不怎么在乎的混不吝，这位给自己办丧事吃祭品的著名荒唐王爷，对吹毛求疵的讷亲极其厌恶，有一天竟然故意找茬，在朝堂之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帝国首相狠狠地揍了一顿。而乾隆当时就像没事人一样，坐在龙椅上装没看见，事后据说他单独召见了鼻青脸肿的宰相，谁也不知道两人谈了些什么，反正讷亲也再没提过这事，估计是认了这个哑巴亏。

　　而在野史传说中，则是这位“恃宠骄倨”的相爷主动请缨去金川前线的，野史写道，讷亲喜欢纸上谈兵，期待建立不世战功，他早就想出去指挥大军过过瘾了，正在上下运作的时候，正巧瞌睡遇到枕头，金川战事不利乾隆征询他的意见，讷亲便大言不惭地说，张广泗躺在征苗胜利的功劳簿上，再也不敢冒险，现在又被敌人的小技俩搞得疑神疑鬼，如果您派我去，我就当面对他责以大义，命令大军直捣敌人的老巢，一定不再让士兵们疲于奔命，白白地浪费军费。乾隆自然十分高兴，就命令他前往金川督战。

　　无论真相究竟如何，尽管讷亲名义上是去协助张广泗，但鉴于其高高在上的显要身份和舍我其谁的张扬性格，其实大家都清楚，本来是清军主帅的张广泗多了个顶头上司，最起码在明面上，他决不敢和这位帝国第一重臣争锋。

　　另一方面，对清军尚属幸运的是，皇帝这次派来金川的，不仅仅有讷亲，还有一位我们阔别多时的熟人——赋闲已久的老将岳钟琪。

　　此前，兵部尚书班第曾向皇帝建议起用这位宿将，乾隆派人征询张广泗的意见，而众所周知，岳张两人关系极其恶劣，早已经势同水火，因此张自然不会给岳什么好评，为了照顾前线主帅的情绪，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到了这时候军情紧急，皇帝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下令让岳钟琪以提督衔军前效力，相当于讷亲与张广泗的高级军事顾问。

　　乾隆其实还打着一个如意算盘，他知道金川军的首脑莎罗奔当年和岳钟琪关系密切，而老岳在藏族地区名声极盛，许多藏人酋长都曾在他的麾下作战，因而没准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想办法把对方首脑骗过来擒住。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未免是太天真了。

　　与岳钟琪一起出山的，还有另一位清军宿将——当年征讨准噶尔的北路清军主帅傅尔丹。和讷亲出身类似，傅尔丹是开国五大臣中的另一位——费英东的曾孙，他从康熙时期便已经崭露头角，在清军驱逐准噶尔的西藏之战中，他率兵从河西走廊西进，直接威胁到准噶尔本土，从而牵制住了敌人主力，使其不敢贸然增援西藏的大策零部队。

　　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傅尔丹担任北路清军主帅讨伐准噶尔，在外蒙古和通脑儿遭遇惨败，近两万五千人最后只剩下两千残兵，但令人惊讶的是，主帅傅尔丹却并没有受到任何惩处，雍正反而对他勉励有加，甚至专门发了一道颇有人情味的上谕：“损兵诚有罪，朕因尔等竭蹶力战，特宽恕之。痛恻难忍，不觉泪下！解朕亲束带赐傅尔丹。”

　　后来，大概连傅尔丹自己也感觉没脸见人，他上书坚持请罪，雍正又下诏安慰道：“轻信贼言，冒险深入，中贼诡计，是尔之罪。至不肯轻生自杀，力战全归，此尔能辨别轻重。事定，朕自有处置。”于是，傅尔丹仅仅卸任靖边大将军，调任振武将军，象征性地惩罚了事。

　　不过傅尔丹并没有转运，一年之后，他再次大败于准噶尔军之手，而雍正仍旧原谅了他，理由是敌众我寡——“上察傅尔丹兵寡，原其罪，命留军效力”。不过到了雍正十三年（公元1375年），傅尔丹竟然牵扯进了一桩侵吞军饷的答案，这下子可触及了雍正的底线，一向痛恨贪污的皇帝暴怒之下，傅尔丹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

　　就在这最悲惨的时候，他竟然开始转运——处决令颁布之前，雍正突然驾崩，乾隆即位后将他改为斩监侯即死缓，几年后，终于又和岳钟琪一起释放回家闲居。现在金川久攻不下，皇帝想起了这对难兄难弟，于是在起用岳钟琪的同时，也下令授予傅尔丹内大臣、护军统领的官衔，与老岳一起做为讷亲宰相的军事顾问。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农历六月初三，讷亲一行人终于到达了张广泗的总司令部——小金川土司的美诺官寨，结果第二天张广泗就跑到了清军另一个大营——位于大金川的卡撒（今金川县卡撒乡），显然他是抱着惹不起难道躲不起的想法，对咄咄逼人的宰相主动退避三舍。但是张广泗没想到，他还就真地连躲也躲不起，因为仅仅两天后，帝国首相就亲临卡撒军营，随即自说自话地布置起来，完全把这个正牌主帅凉在了一旁。

　　所有人都清楚，宰相大人这是抢功劳来了。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三国演义》里，有一回名曰《守剑阁忠臣死战，灭蜀汉二士争功》，讲的是魏国司马昭大举伐蜀，两名主将钟会和邓艾彼此间明争暗斗，最后两败俱伤双双殒命的故事。因为钟、邓两人都带了个“士”字——邓艾字士载，钟会字士季——故曰“二士争功”。讷亲和张广泗此后的关系，大致如是，因为从到达金川前线开始，讷亲便“自恃其才，蔑视广泗”。

　　此前，张广泗的总体布署是兵分两路，一路从西路进攻大金川河东岸，一路从南路进攻大金川河西岸，河东的西路清军又分为四路，其中两路攻打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今金川县城附近），而另两路则进攻金川军另一重要据点噶尔崖（在今天金川县城东南三十公里的安宁乡），此地由莎罗奔的侄子、金川第二号人物郎卡镇守。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噶尔崖其实是“刮耳崖”的误写，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悬崖峭壁，如刀切斧剁，山断壁绝，号称崖似猴头、鹰过折趐、虎豹难攀，后来人们在此修建了栈道，但险要处仍狭窄难走，人通过时必须紧贴着悬崖壁慢慢移动，岩石不时就要刮着耳朵，因而得名刮耳崖。由于金川军的顽强抵抗，清军打得很艰苦，可谓步步惊心，当讷亲到来时，他们距离敌军的噶尔崖大本营还远得很。

　　首相抵达卡撒大营后稍作考察，立即全盘推翻了主帅的布署，他下令清军不再分兵，而是要集中所有人马，全力从噶尔崖上方的昔岭方向进行突破。这个叫“昔岭”的地方，顾名思义是一处山地，它是贡噶拉雪山的一部分，此山东西方向横跨大小金川，总长二十多华里，昔岭和噶尔崖都在这座山上。

　　讷亲之所以选在昔岭进攻，是因为它的阳坡方向就是沟深谷长的卡撒沟，正好临近清军的卡撒大营，这条沟中有一条东西流向的河流，雨季时山洪狂泻如同野马奔腾，故当地称其“野马河”。此时，清将任举也已经打探到卡撒还真有一条道路通往昔岭西部，“举察昔岭左有道通卡撒”，不过敌人已经在途中修筑了战碉，“中经得思东、木达沟，贼皆置碉焉”。

　　见已经发现了进军道路，讷亲宰相给大家下了死命令：“限三日克刮耳崖！”张广泗和他的小伙伴们顿时都惊呆了，我们打了半年多，噶尔崖的毛都没摸着，您老人家现在想三天解决战斗，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将领们的不满情绪顿时高涨起来，纷纷发起牢骚，表示这命令太脱离实际了，根本无法执行。

　　但是讷亲却早有对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你不听话是吧，那就军棍侍候，要是还不听话，信不信老子宰了你？就这样，随着几个倒霉蛋或打或杀，终于“三军震惧”，大家再也不敢多言语了。

　　记得古罗马前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有句名言：“当士兵们对主帅的恐惧盖过了对敌人的，那他们就再也不怕敌人了。”正是出于对残酷的克拉苏的畏惧，他率领的军团才舍生忘死，疯狂镇压了斯巴达克思的角斗士大军。尽管并不知道克拉苏究竟是甚鸟人，但讷亲宰相却深得其中精髓，他显然认为在不名誉地处死和光荣地战死之间，军人们大多会选择后者，更何况后者并不完全是绝境，尚有一线生机可言。

　　由于身为本省最高军事首长的四川提督通常并不亲上战场，而时任提督的武绳谟正率兵在川藏路上警戒巡查，随时准备截断西藏方面对金川叛军可能的支援，因此在金川前线的现场指挥官中，级别最高的就是总兵了。金川清军中本来有多位总兵参战，但现在却很可能只剩下了两名，即重庆镇总兵任举和松潘镇总兵哈攀龙，其原因却是说来话长。

　　此前我们说过，松潘镇总兵宋宗璋因为班滚在逃事件，与前提督李质粹一起被乾隆下狱后处死，他留下的空缺由哈攀龙顶替。这时候，建昌镇总兵许应虎也捅了篓子——我们还说过，由于一个金川酋长的降而复叛，导致副将张兴全军覆没，而这一恶性事件的起因其实就是许应虎，史载“总兵许应虎驭之不以道，复叛”，许也“以临阵退缩，失陷城寨，畏贼如虎”，被暴怒的皇帝下令斩首。

　　还有一位总兵，是我们曾多次提到的马良柱。当张兴被敌人包围后，马良柱立即要求前往救援，但却被张广泗断然拒绝。张兴部覆没后，金川军继续猛攻马良柱部，双方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清军虽然“力战”但“贼未却”。就在这时候冷空气突然降临，一连下了二十多天大雪，清军最后完全断粮，不得不“煮铠弩以食”，也就是把皮甲什么的都煮了吃，具体情形可参考雪山草地时的红军。

　　鉴于这支部队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张广泗只好答应他们撤退。但是清军撤退时出了大洋相，他们为了尽快逃命什么也不管不顾了，枪炮军械扔了一地，最后都被金川军缴获。倒霉的马良柱因此被张广泗弹劾，押送京城交皇帝处置，他留下的重庆镇总兵之职，则由刚刚调来的任举接任。

　　因此，此时四川清军最高级别的战场指挥官，就是任举和哈攀龙，当然他们下面还有一批副将、参将级别的中高级军官。鉴于宰相已经下了死命，两名总兵只得硬着头皮接令，商量后分头布置下去，稍微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已得知云南昭通镇总兵冶大雄正率兵向卡撒方向快速增援而来，此人带领的都是擅长山地作战的云贵部队。

　　任、哈两人率兵从任举发现的道路向着昔岭进军，这时候冶大雄率领的清军也从卡撒赶了上来，四川与云南两支队伍终于在昔岭会师了，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士气顿时大振。清军立即展开进攻，很快攻克了敌人在木达沟修建的战碉群，使用的方法则是张广泗曾在奏章中向乾隆提到的火攻，即不管三七二十一，围起来统统烧掉。

　　不过在下一个战碉群思东，清军却遇到了不小麻烦，大概因为这里缺乏可燃物，无法照葫芦画瓢来生火，而清军由于是突击行军地势又不利，也没法携带重炮。他们于是将碉楼团团包围，任举下令切断敌人的“汲道”也就是水源，然后冒着对方倾泻的弹林箭雨，亲自带领士兵冲到碉楼下，用大斧猛砍起石墙来。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嘉绒碉楼大多没有门，而是通过梯子由二楼或更高楼层进出外面，因此打仗时一撤下梯子，整个战碉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防御系统，清军没法像通常攻城那样破门而入，平时砍城门的攻城斧也只能砍墙了。

　　这种纯属业余的拆迁攻击，对付碉楼自然收效甚微，而看上去很严重的切断水源，影响其实也很小，因为大小金川的人类生活区多处在河谷地带，常年降水量都非常大，靠天吃雨雪就差不多够了，此前马良柱与敌军僵持，就遇到大雪一下二十多天，粮食吃光了而不得不撤退，因而金川军很少担心饮用水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清军这番折腾，尽管干打雷不下雨，其浩大的声势却吓坏了守军，这些人商量后觉得自己惹不起，咱们还是趁早走为上吧，于是便悄悄撤离了战碉。他们离开的方式很奇怪，史书上说“贼堕岩遁”，有可能是从碉楼靠近悬崖的一面缒下绳索逃走了。就这样，清军总算夺取了思东的三座碉楼。

　　到目前为止，官军的进展相当顺利，下面他们将要通过一道险峻的山梁，金川军在这里修建了一片战碉群，因其庞大得如同小城镇，时人称它为“色尔力石城”，具体地点在今天金川县的卡撒乡色尔岭村。一旦拿下这里，就可以直捣郎卡的老巢噶尔崖了。

　　卡撒大营的讷亲宰相很快收到了这些战报，他无疑会欣慰地佩服自己的神机妙算，看来三天内攻克噶尔崖是完全靠谱的嘛，那些什么碉楼也并非坚不可摧，先前都是张广泗这个酒囊饭袋耽误了进度。尤其是，他又收到前线的报告，说是三位总兵已经明确了分工，清军将兵分三路发起总攻，由任举主攻色尔力，哈攀龙在他右方策应，而两名副将唐开中和国良则在他左方策应，而冶大雄则留在三路人马后方做预备队。三路齐头并进，攻克噶尔崖指日可待。

　　很显然，四川清军不想让云南清军抢了头功，因而才故意让这些擅长山地作战的部队断后。不过以往眼睛里不揉沙子的讷亲，此时已经不想过于计较这些小事了，他只想安心等待着捷报的到来，这场胜利将再次证明他的高瞻远瞩和运筹帷幄，并为自己主子的脸面大大增光。

　　但没想到左等右等，宰相等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

　　乾隆十三年六月己巳，清军大败于色尔力石城！

　　不仅如此，清军第一猛将任举总兵，竟然在碉群下战死，而且据说连尸首都没保住！

（待续）

　　其实，在任举战死之前，清军就已经有一名高级军官在色尔力石城下阵亡，他就是参将国良。这位将领的姓氏很怪，他姓买，回族人，曾参加了驱逐准噶尔的西藏之战，有着在藏区作战的丰富经验。战死之后，买国良被清廷加官一级，追赠为副将也就是副总兵。

　　当时，参将买国良与副将唐开中一起，在任举的左翼做为策应。他们“越沟度林”，也就是翻山沟钻森林，一直攻到金川军在碉楼下设置的前哨阵地。该阵地应该是由大段木头搭成的堡垒即所谓的“木城”，在这里，唐开中与买国良率领的清军遭遇顽强阻击，主将之一的买国良就在此时阵亡。

　　买国良参将战死后，唐开中副将继续指挥部队猛攻，终于杀到了战碉群下，与中路的任举总兵和右路的哈攀龙总兵会师，清军随后展开了对色尔力石城的总攻。这位唐开中不是等闲人物，与任举一样，他也是位武林高手——雍正五年即公元1727年的武进士，而且此人诗写得很不错，山水画的功力相当不俗，可谓文武双全。另一名清将哈攀龙亦以勇猛著称，据说他平时练武用的家伙事儿都重得出奇，包括一百二十斤的大刀、一百三十斤的铁鞭以及重达三百六十斤的石锁。

　　不幸的是，三员一等一的勇将面对着敌人坚固高耸的碉楼，却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清军又没有重炮，只能冒着暴雨般倾泻而下的矢石枪弹，延续着几千年来的传统战术，靠人力搭起云梯强攻。可是，金川战碉的高度通常都有十几米甚至几十米，远远大于中原的城池，清军制式的云梯大概连碉楼的腰都够不着，更甭说登顶了，而守军却能通过密布碉壁的射击孔，好整以暇地开枪放箭，下面的清军只能干瞪眼挨打。

　　屡次强攻却无进展已经够让总兵们挠头，金川军采取的积极战术更然他们雪上加霜，他们并不是一味死守，而是留出一部分机动部队，时不时就对疲惫不堪的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担任主攻的任举就是这样遭遇不测的，对于这位总兵战死时的情景，《清史稿》描写得绘声绘色：

　　“六月己巳，举与攀龙、开中合攻石城，城坚甚。我师方力攻，贼三百余自西南林内出，举督兵与战，被创，战益力，枪复中要害，遂卒。”

　　就是说，一支三百人的金川敢死队突然对碉楼下的清军发动了斩首行动，猝不及防之下，任举带伤坚持作战，直到光荣战死，确实没有辜负欣赏他的皇帝。死的时候，任举只是代理即“署”重庆镇总兵，其实际职务还仅是个副将。不过乾隆当时已经下旨要任举“真除”——即由临时代理转正为实授官职，这个词汇现在也还常见于港台媒体，但在大陆早已不用了——可惜这道升官的圣旨正在途中流转，而当事人已经永远收不到它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金川军进退有据攻守自如，似乎并非毫无章法的乌合之众，无论指挥还是战术都可圈可点。在给官军留下惨痛教训的同时，金川兵的勇猛强悍也给皇帝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付出极大代价终于平定大小金川后，乾隆专门下令在当地招募五百名土著士兵，以一千名士兵的钱粮供养，也就是说每人开双份军饷。

　　这支不大的金川民兵武装从此成为清廷非常重视的特种部队，皇帝每每把他们用在关键的刀锋时刻，在喜马拉雅山进行的廓尔喀（今尼泊尔）战争中，甚至在完全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中英鸦片战争里，都频频出现这些悍不畏死的特种兵们的身影。

　　相比清军，金川兵甚至连武器装备也不落下风，尤其是，尽管没什么火炮，但他们竟然装备了许多火枪，猛将任举就是被一枪打死的。又过了一个世纪，那位“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近代大思想家魏源这样描述当时的金川民兵：

　　“这些士兵非常擅长山地作战，对风霜雨雪有着极强的忍耐力。他们每年春夏两季进行常规训练，而秋冬两季则要去山里狩猎。他们都戴着虎皮帽，穿着牛皮靴，胸前挂着小佛龛，背着火枪、藏刀，挂着火药、干粮，虽然这些装备加起来足有二三十斤重，可他们却健步如飞，登山越岭如履平地。”

　　按照魏源的记载，金川民兵装备的火枪竟然优于清朝正规军的货色：“他们的火枪相比官军装备的所谓‘营枪’，既重又结实，而且射程要远许多，打起来弹无虚发。”当然，武器的优劣也许只是次要因素，更重要的是金川山民们迫于生活压力，在长期的狩猎过程中练就的过硬本领，这种艰苦的实战练习是那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八旗兵无法做到的。

　　金川战争时的欧洲，燧发枪已经全面普及，火绳枪基本上退出了舞台，但在中国，老式火绳枪仍占据了火枪武器的主导，更先进的燧发枪不是没有，但它们一直只是供皇帝欣赏把玩、偶尔用于打鸟猎兔的新奇物件，从来没有大量列装部队。

　　清朝的火绳枪属于前装滑膛枪的一种，后人考证认为，清军制式单兵火器是所谓的“兵丁鸟枪”，其长度约两米，发射重一钱的铅弹丸，能装填三钱火药，射程大概百米。这种火枪不仅笨重，而且操作复杂装填麻烦，射速也非常慢，即使不考虑射击精度，每分钟最多也就两三发，这就造成了在火力延续性方面有很大漏洞，即使组成“三段击”或类似的轮流射击队列也无法保证不出现火力间隔；另一方面，火枪手本身的安全也成问题，开枪后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再次装填，敌人就已经冲到了面前。

　　清军的解决办法类似十五世纪曾横行欧洲的西班牙步兵，即火枪手与长矛手混编，用长矛手来保护火枪手的安全，不过清军中火枪手的比例远不如西班牙（最多时火枪手与长矛手达到1：1），因此这个问题还不算突出，而且清军擅长骑射，即使长矛手不在身边，火枪手也总还有骑兵和弓箭手保护着。雅克萨之战时，同样装备了许多火绳枪的俄军火枪手则是自力更生，他们每人都带着一把两用的战斧——火枪发射时做为支架，而敌人冲上来后则做为肉搏武器。

　　金川士兵的解决方案则是强壮的身体加上著名的藏刀，他们的火枪手从来不与敌人纠缠，而是利用身体素质和地形优势来回机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见势不妙就撤退到高高的碉楼中，如果实在不得不进行肉搏，就拔出随身携带的宽刃藏刀拼命。清代大学者魏源如此描述他们的战术：

　　“金川兵组成一个个小分队作战，每队通常只有三四十人，顶多不过百人，每人都随身携带着攀岩工具，高山峡谷不在话下。到了战场上，小分队又进一步分散成三人一个的战斗小组，遇到敌人射击或滚木檑石，就迅速隐藏到岩石后躲避，风头已过便再次前进。等敌人一旦进入火枪射程，他们就会果断开火。”

　　我们前面说过，金川兵的火枪虽然更加沉重，但射程却大于清军的制式“营枪”，因此往往他们能打到清兵，而清兵却没法够到敌人，只能干瞪眼没法子。况且这些金川火枪手准头极佳，大清武状元任举就是这样，根本来不及进入施展卓绝武功的距离，便折在了敌人的精确狙击下。

　　主将任举突然战死，本来在战碉下就举步维的清军顿时大乱，不仅如此，任举在林子里阵亡后，其尸首也落在了金川突击队手中，这使得群龙无首的官兵更加情绪沮丧，敌人内外夹攻之下，此前张兴部队全军覆没的悲惨命运似乎已无法避免。

　　就在这即将大崩盘的关键时刻，清军一员大将挺身而出，他一马当先，身先士卒杀入林中。金川火枪手干掉对方主将后有所松懈，猝不及防之下，对手已近在眼前，他们已经来不及再次装填射击，只好拔刀肉搏。尽管双方都用冷兵器，但金川军以众敌寡，无疑胜算颇大，可他们没料到的是，来人怎么会如此生猛，己方竟然被连杀三十多人，阵脚一乱，本来已经到手的任举尸体又被此人抢回。

　　书中暗表，这个猛人正是清军另一名总兵哈攀龙，与任举、唐开中一样，哈攀龙也是大清武状元，不过相比雍正朝武进士的前两人，他是地地道道的晚生——乾隆二年即1737年的第一甲第一名武进士。身为回族的哈攀龙自幼习武，甚至乾隆都曾赞誉“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将种”，兼之他力大无穷，最喜欢的无疑就是现在这样的近身肉搏混战——“攀龙入林，殪贼三十余，夺举尸回”，清军被他从崩溃的边缘重新拉了回来。

　　收到皇帝爱将任举的死讯后，即使帝国首相也不敢隐瞒这一大事，讷亲不得不将消息奏疏上报。据说乾隆看了奏章后，眼泪立刻掉了下来，他长叹道：“举忠愤激发，甘死如饴，而朕以小丑跳梁，用良臣于危地，思之深恻。”这就留下了一句成语：甘死如饴。不过嘛，像吃糖一样快乐地去死，世上大概没有几个这样的人，恐怕只是皇帝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

　　对于烈士的后事，乾隆相当重视，他亲自写了一篇祭文，为任举建了纪念碑还亲自写了碑文，指示要按照提督的标准来抚恤其家人，而任举生前连正式总兵都没来得及当上。不仅如此，任举被赐予“勇烈”的美谥，赠予从一品的都督同知官衔，牌位进了烈士纪念馆也就是“昭忠祠”。四十年后，任举的儿子任承恩在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时战败，依律当斩，乾隆特地赦免了他，皇帝的理由是不能让英雄绝后——“不可使举无嗣也”。

　　另一方面，从乾隆对任举的泣叹声中，我们也隐约感觉到，对于在“小丑跳梁”的“危地”所发动的这场战争，皇帝似乎有些后悔了，只不过，无论是乾隆本人还是帝国政府，都已经骑虎难下。而对于直接责任人讷亲宰相和张广泗总督而言，色尔力的大败让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现在最迫切的当务之急，无疑是寻找一个合适的替罪羊。

　　讷亲和张广泗虽然互相瞧不起，但这时候却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一个完蛋另一个必受牵连，彼此都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四川巡抚纪山虽为一省之长，可他担任的是文官职务，并不管用兵打仗，况且此时他被人参劾即将调离，正办理交接手续，早已经不管事儿了。另一位四川大员、省军区司令既四川提督李质粹当时正带着部队保护川藏交通，人家压根儿就没来金川，自然不能把战败的责任推给他。

　　要说在金川的帝国重臣还有一位，那就是兵部尚书班第，前面咱们说了，乾隆为了解除张广泗的后顾之忧，专门派国防部长来给他打下手。可讷、张二人琢磨以后，还是不敢让班第当替罪羊，一来班第根正苗红，是正宗的蒙古贵族，不仅与皇家沾亲带故，还当过军机大臣，资历深背景硬；二来人家只管押粮运饷，尽管是国防部长，可并没有指挥打仗的责任；三来嘛，一听到色尔力战败的消息，班第立刻就扔下粮车，带着几个人跑过去接管了指挥权，态度这样积极，皇帝夸奖还来不及呢。思来想去，讷亲和张广泗终于看中了一个人。

　　任举阵亡后，哈攀龙奋勇拼杀抢回尸体，勉强稳住了己方阵脚，但面对高高的战碉仍无计可施。这时候，国防部长班第跑到前线，还带来了两个手下，一个是陕西汉中营副将段起贤，他接替战死的任举暂时代理重庆镇总兵，另一个是大内侍卫富成，他是钦差大臣班第的随从。几个人一计较，终于商量出一招——夜袭。

　　要说金川军本来相当擅长夜战，魏源曾写道，这些山民挥映着火绳枪的引火绳做为联络信号，在漆黑的夜晚神出鬼没，割下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不过这一次，连战连捷的金川守军却有些麻痹大意，认为久攻不下的敌人不过尔尔，于是放松了警惕，竟然在夜里被清军偷袭得手。

　　这场夜袭成果颇丰，焚毁了三座“木卡”即木质堡垒，还杀了五十多名敌人，清军趁热打铁，一举拿下了石梁、双沟等几处战碉，终于重新振作起来。可是就在这时候，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讷亲宰相和张广泗总督宣布：调查组经过认真研究，一致认定哈攀龙总兵应该对色尔力大败负责！

　　突然荣升替罪羊的哈攀龙自然不服，但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比你大好几级的宰相和总督都一致认定就是你了呢。该调查结果已经发给了负责军人组织关系和奖惩升降的兵部，根据这份文件，兵部领导们也认为哈攀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建议将他降级贬官。

　　不过嘛，乾隆虽然看了调查报告，但这个无论智商还是情商都很突出的皇帝却认为该文疑点颇多，只是此时前线军情紧急，皇帝虽然觉得可疑，却又不想影响两大臣的战斗情绪，于是来了个折中，下令将哈攀龙押解回京，说自己要亲自审问。

　　——讷、张两人倒台后人们才知道，调查报告中只提到哈打了大败仗，对他之前和之后“克卡杀贼”的功劳却一个字也没说，夺回任举尸首的义举更是压根就没提。原来，起草报告的张广泗竟然把这些战功劳通通隐瞒了，显然总督大人只想将哈总兵以一个失败者的形像呈现在皇帝面前，这才是标准的替罪羊模样嘛。

　　就这样，在任举等人阵亡之后，清军高层一番内讧，又平白失去了一员猛将。

　　不得不说的是，任举之死对官兵的斗志影响极大，就拿他们中的第一人讷亲来看，色尔力大败之后，这位帝国首相如同斗败了的公鸡，顿时蔫了下去。对此，清史稿写道：“署总兵任举勇敢善战，为诸军先，没于阵，讷亲为气夺。”

　　而在非官方的清人笔记中，曾以“恃宠骄倨”著称、无论地位多高的皇亲国戚都不屑巴结的讷亲，此时的形像已经不再是那个廉洁奉公的官吏和识人善举的伯乐，而是变得越来越猥琐，甚至成了整个大军的笑料：

　　“讷自是慑服，不敢自出一令。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遥为指示。人称笑之也，故军威日损。”就是说，宰相大人被彻底打怕了，从此他再也不敢下命令，一到了打仗的时候就躲到大帐里，远远地指手划脚却不敢向前一步，大家除了看笑话外，对他也无可奈何。在这么样的孱头领导下，官兵如果能打出军威来，那才真是没有天理呢。

　　清人笔记里有个故事，由此可见官兵士气的低落。当时三千多清兵攻打一处战碉，突然遇到一支数十人的敌方突击队“哄然下击”即呐喊着冲杀下来——前面我们说过，三四十人组成的小分队是金川军最常见的作战编制——没想到以百敌一、具有数量上绝对优势的清军竟然立刻做“鸟兽散”，眨眼间跑得一个不剩。

　　仗打到这份儿上，除了对手确实难缠以外，是不是也应该从自己内部找找原因呢？尤其是，为什么凡较大的军事行动，金川军都能应对自如，让清军每每无功而返甚至损兵折将，反而是个别将领临时的突发奇想，比如班第、哈攀龙等人发动的夜袭，却常常收获意想不到的成效。

　　看到这里，看过《无间道》的您大概也明白了，哎，别不是有内鬼吧？

　　这么一想啊，一个倩影自然浮现，我们怎么能够放过金川大BOSS的女儿——大美人阿扣呢。前面我们说过，讷亲没来的时候，张广泗下令大举进攻噶尔崖，与此同时，他派阿扣的新婚丈夫良尔吉去游说老丈人莎罗奔归顺。为避免良尔吉一去不回，清军就把阿扣留为人质，在大营中好吃好喝好招待地软禁起来。

　　话说那阿扣生得美艳卓绝，在着“玉观音”的雅号，据说看者无不心醉，就连见多识广的张广泗也不例外。不过这姑娘从小就自视甚高，她认为自己就是天仙下凡，凡人尤其是金川的凡人都是贱种，根本配不上她。小时候她听人说，中国皇帝是佛祖转世，正好是自己的佳偶，她以后肯定能当上正宫娘娘，于是便一颗芳心暗许，红线早已牵到了紫禁城里龙椅上坐的那个人。

　　长大以后，也确实曾有许多汉人官员垂涎于阿扣的美色，甚至迷恋到了对着尘土上她踩过的脚印，心甘情愿地顶礼膜拜的地步，但是高傲的阿扣一律不假以颜色，根本不屑搭理这些痴情种子。要说让阿扣动心的男人也不是没有，比如她就曾对岳钟琪一见钟情，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最后只能“三秋不见每惓惓，握手山林复怅然”，而她的新丈夫、那位胖大魁梧的良尔吉，很可能只是老岳的替身而已。

　　现在，阿扣成了张广泗大营中的人质，看看张大帅威风凛凛仪表堂堂，论官位也不比当年的老岳低，似乎比良尔吉更合适。而老张怎么可能忽视这么一个大美人，况且与此同时，他也正想着笼络利用当地高层，他知道阿扣是众多土司的梦中情人，搞定她就等于搞定了各家土司，于是正好公事私事一起办，每日里酒宴歌舞，拼命讨取阿扣欢心。

　　阿扣姑娘能歌善舞，在张广泗为自己举行的宴会上，她率领众多侍女翩翩起舞，那曼妙的舞姿撩拨得张大帅心旌摇曳，与席者的嘉绒酋长们无不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于是满场欢笑，军民雨水一家亲。趁着酒劲，心猿意马的张广泗嬉皮晒脸，对大美人开始动手动脚。见此情景，在场的酋长们更加推波助澜，他们欢声雷动纷纷起哄，高呼咱张大帅就是转世的活佛啊——前面讲过，据说只有佛才能配得上美丽的玉观音阿扣。

　　稗官野史津津有味地写道，就这样胡天黑地，在美人的陪伴下，老张在金川的日子过得无比滋润，直到讨厌的讷亲到来。在宰相“三日攻克噶尔崖”的严令下，身在四川却乐不思蜀的张广泗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派出干将任举率兵出战，结果在色尔力大败亏输，连任举自己都丢了性命。

　　据说，当时阿扣还救了张大帅一命，因为他本来想跟在任举后面，可是阿扣却带着自己的女奴们突然赶了过来，身后还带着良尔吉的旧部护卫。阿扣说，大帅这条路咱可走不得，您要走就跟我走那条吧。见老张犹豫不决，美人干脆催马向前，横在前面不挪窝了，死活也不让他继续前进。就在这时候，任举阵亡的消息传来，大惊失色的讷亲急令收兵，张广泗才捡了一条命，否则如果按原来那条道路走下去，他就很可能做了任举第二。

　　咱们推测，阿扣显然知道任举他们是去送死的，而从她连哪条路有埋伏哪条路安全都了如指掌来看，这位美女很可能清楚金川军的兵力布署。那么，这些极有针对性的布署是怎么做到的呢，事后诸葛亮的我们自然要怀疑到金川军大BOSS的女儿阿扣，以及张广泗帐下那个名叫王秋的来历不明的谋士。

　　可惜的是，“身在此山中”的讷亲和张广泗，似乎从未动过这个念头。那么，清军中真的一个明白人也没有吗？倒也不是，起码阿扣的单相思对象——岳钟琪就是一个。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不是说老岳跟着讷亲一起来金川了吗，过了这么久，他怎么迟迟没露脸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