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中国通史》（live） -- 普罗丁

您读过春秋左传吗？要不您举一处资治通鉴里的细节，咱们看看春秋左传里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细节。

另外，请看司马光本人的话：“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这是他在讲如何编撰资治通鉴，要以春秋左传为范本来叙事。我看不出来司马光会认为左传没有像样的史实。

否则也没有外姓世卿独大。

而形成世卿，关键还是争霸，六卿领六军，赏军功而陪植了几个大家族，尾大不掉。

走田氏代齐的道路，这是异性世卿的必然道路。

还是文王之子

韩是"晋之同姓",集解认为这就是晋的公族的分支

在有一点上，吴起的作为是与西门豹相似的，即他们工作的重心都是“动员”。西门豹把乡民动员起来兴修水利，而吴起则动员人们投入战争。吴起的具体做法是：

·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还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可见，吴起不是为一个士兵充当临时军医，这种做法是他的习惯，也是他带领士兵的方式。由于独特的亲民作风，一代又一代的士兵甘愿在他的率领下战死，也甘愿接受荀子所观察到的那种严酷而损害健康的训练。（《荀子·议兵篇》）

由于吴起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虽然他声誉不佳，曾先后因为“杀妻求将”和母死不奔丧而受到主流价值的猛烈抨击，但在魏文侯积极的内外政策环境中，他很快被提拔为战略要地西河的主将。他在这个位置上有比较出色的表现，带领魏军主动攻击秦军，连下对方五城。加上乐羊在东边的胜利和李克在农业方面的深度挖掘，魏国一度呈现出魏斯所期待的那种强盛局面。

十年以后，魏斯去世，继任的魏武侯在战略上有所改变。他来到西河，向吴起强调“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则引用三苗、夏桀、商纣等反面历史故事，指出国家安全更多系于高层政治的道理。武侯虽然同意这个论断，但在选择丞相的关键问题上，却没有选择吴起。吴起非常直率地跟新丞相田文讨论这个问题，指出自己在军事、财政和行政等方面都具有超出对方的优势，而田文则尖锐地说明，年少的新君对于使用吴起仍然心有疑虑。

随着时间的推移，魏国统治层对于外来人吴起的怀疑反而一天天加剧。另一个大臣发现，吴起心高气傲、始终没有在魏国安家是他无法融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他策划了一次“测试”，用公主来检验吴起对魏国的忠心。吴起果然拒绝了迎娶公主，并在一种君臣间信任锐减的氛围下，离开魏国来到了南方的楚国。

吴起在楚国受到了更大的重用，他甚至被授权裁撤官僚系统和王室中的冗员。此外他也汲取了在魏国的教训，决定在楚国安家落户。由于得罪的贵戚毕竟太多，这个战功卓著的将领在几年后随着楚悼王的去世而遭到暗杀，众多亲族也未幸免。

吴起和另一个有改变世界志向的年轻人商鞅都是卫国人。在战国初期的乱局中，前朝遗民众多的卫国自身也在谋求变化。这时，一个著名的理想主义者来到了卫国。

这个人叫做子思，他和吴起一样曾经是曾参的学生。作为儒门的正宗后人之一，他在代表作《中庸》当中提出了很多独特的观念和价值。其中之一就是关于“诚”的著名论断：　　

·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可见，在子思这里，“诚”已经不仅是一种礼貌或者人生态度，而变成了人与物质世界沟通的桥梁。如果人不能做到“诚”，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客观世界的真相。为什么子思要怀疑人类对于真相的认知能力？从《中庸》可以看出，这种怀疑不是从他而起，而源自他的爷爷孔子。　　

·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一方面，孔子强调一种神秘的“道”是人类所片刻不能离开的，是人之作为人的本质特征之一。另一方面，他又哀叹这种“道”无法真正有效地行之于世界，尤其是无法从现实中的人类的身上体现出来。无论人们是聪明还是愚昧，是优秀还是差劲，都不足以体现和推行神圣的道。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孔子强调要像历史上的舜、文王、周公那样准确地把握这个世界，并找到最恰当的“中庸之道”。　　

子思继承了孔子的这种危机感和求索方法，并试图定义人的情绪和行为在“发作”的前后的根本区别，从中找到认识和改变世界的有效方法。在子思看来，如果能够准确地区分君子和小人这两种人格，运用智慧把握时间和客观世界，就有希望达到“中和”的美好状态，使天地万物都各在其位。　　

那么，子思这些想法和生活原则，在现实政治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吗？卫国国君的邀请，给了他一个表达的机会。虽然身在东方的鲁国，但是子思对于各国的新闻和政治动态也非常关注。所以，当卫君询问“苟变”这个人，是否具有成为将军的素质的时候，子思侃侃而谈。　　

* * *

为什么怀疑苟变的能力？卫侯说，此人的操行有问题，曾经在为公家收取赋税的时候，私吃了百姓的两个鸡蛋。所以我一直没有重用。　　　　

子思说，你活糊涂了吗？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世道。这是“战国”，不是春秋了，不是那个人类还能够悠闲地体味四季变化的时候了。战国要用什么人呢？“爪牙之士”（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我恨不得让手下人都变得像食肉动物一样具有天生的杀伤能力。吃两个鸟蛋算什么？要是让邻国听到，会笑话的。　　　　

卫侯见子思言辞激烈，装作很谦恭的样子，但是并不接受子思的观点。不但他不接受，群臣也不接受。为什么？因为那个趁收税拿两个鸡蛋的人，未必是什么爪牙之士、干城之将。于是子思在愤怒中对卫国进行了批判：　　

· 子思曰：“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虽然是气话，但子思对卫国的批判不无道理，尤其他认为卫国政治“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也就是说，卫国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不讲理而讲另一种“礼”，而后者的本质特征，在于下级要学会体会上级的心思，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以求得上级在比较愉悦的、放松的心情下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子思说，这个就叫“君暗臣谄”，而君之所以暗，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听到实话。除了君之外，所有人都是臣，包括妻子、儿女、朋友、兄妹、奴仆等等。这些人必须遵守君臣之礼，也就不能放松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变得十分狭窄的意见渠道，往往为情商较高的人群所掌握。这样的人并非坏人，但如果身边全是这样的人，“君”就有危险了，因为“民不与也”。　　　　

子思最后得出结论：一说真话就反而惹祸，这世上便不会有正义和真理（善）。不过，是否文人的声音就能够代表正义呢？卫侯愿意听取子思的意见，恰恰是他明白不能偏听偏信的结果。子思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的正义性呢？当然，这就必须要用到上边已经提到的主观直觉，尤其是一种仅仅来自“君子”的忧患意识和分寸把握。按照孔子的看法，君子和小人在外表上是很难分辨的，所以子思很容易被视为小人而不得重用。他前边的话表明了当时人类的一般心态：都战国时代了，其实每个人都已炼成了“爪牙”，或许有些长在外边，有些长在里边而已。　　

（待续）

发现记载的要比左传更详细更有趣啊。

当然还是有言无事，跟资治通鉴不能比。

公元前369年，魏国出现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当时魏武侯已死，大夫王错和其他势力发生矛盾，跑去了韩国。南北的韩赵两国趁机进攻魏国，虽然获胜，但在究竟是瓜分魏国还是另立傀儡的问题上发生矛盾，最终各自撤兵。因在与亲族的权斗中获胜，魏惠王登上宝座。

这个时候，商鞅很可能已经来到了魏国，但是未得重用。他转而投靠同样与魏处于交战状态的秦国。在东方诸国的游历中，商鞅观察到了华夏各地所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尤其是产业领域的变化。据《商君书》的记载，这些新兴的产业包括：

第一类：普通行业

·卖米

·卖酒

·卖肉

·代人做农活

第二类：较特殊行业

·乐队（声）

·杂技（服）

·开旅馆

·建筑

·讲师

·魔术师（方）

第三类：非常特殊的行业

·女子从事军事贸易

·家政服务

·出租土地与河流

·职业政客

·车辆出租

我们已经知道，商殃原是卫国人，《商君书》的内容，显示他对其他各国也有所了解。所以他描述的这些新兴产业，应当不是仅仅存在于一时一地，也不太可能是相对偏僻的秦国的特征。它们很可能已经在东方诸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对所有这些事业，商鞅提出了明确的反对。不难看出，他不能接受的业务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物品贸易，一类是服务业，商鞅认为，这些业务的出现妨碍了人们对耕种的专注，导致了大量懒惰、闲散、奸滑、贪婪的人群的出现。

如果仍然按照目前最常用的产业划分，那么商鞅所反对的实际上是全部的第三产业，而强烈支持第一产业。对于工业或者制造业，他的态度比较模糊，但至少是部分反对的（比如上边包含的建筑业）。在他看来，不良产业的发展对于社会的道德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秦国所试图推行的部分改革的动力源泉。

那么商鞅的改革愿望能够和秦国上层的意愿相吻合吗？

呵呵，平原君终于发正经文了，欢迎啊

本想宝推一下，可惜值不够没资格，遗憾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发布告示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在秦孝公看来，秦国的历史就是维护周王室神树之健康稳定的历史，故而得到了“伯”的高贵称号。但相比之下，晋国被划分形成的三个世俗政权，却有“侯”这个更高的称谓。所以黄河以西这块土地，就成了两家必争之地，否则当年秦穆公开创的基业就是无谓之事，是一种贬谪而非荣耀。

在这个意义上，秦国的“富强”是与先祖的光荣和存在意义密切相关的。而商鞅之所以在此地得到重视，与他懂得“富国强兵之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传统价值和体系的改变能够换来国家的富强吗？富和强二者是一致的吗？对这个问题，秦廷内部爆发了激烈的辩论，最终以商鞅一方获胜。他提出的最终理由是“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也就是决策者不可能通过民主咨询而获得有益的建议，只能依靠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试图推行几个方面的变革：

1. 关于人际关系的变革，包括把原有的以血源家族为核心的社会，改造成以“社区”为核心的、15户为一单位的社会结构，各单位内部人员相互承担法律责任。为此，父和子、兄和弟乃至乡亲这些亲密关系都需要加以约束和重构。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并诸小乡聚集为一县，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2. 关于产业发展的变革。商鞅把他对于各种产业的评判运用于实际，试图打击第三产业和鼓励农业。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废井田，开阡陌）

3. 加强国家的税务和征兵制度，建立新型的等级观和荣辱观。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平斗、桶、权、衡、丈、尺· 更为赋税法，行之。)

我们并不知道商鞅的新政中，哪些得到了贯彻而哪些没有，以及贯彻到了什么程度。可以明确的是，他需要大量的资源来实施每一项政策，而能够提供这些资源的人，未必能够从变法中直接获益，反而可能大受其害。比如商鞅对军功的鼓励，与重新定义和分配具有神圣性的爵位关系密切。秦国很多文官反对增加和重新分配爵位，认为那是许多家族世代努力的成果，但商鞅对这些成果并不关注，而较多关注吸引东方人口进入秦国和发展军力。简单些说，他试图让秦国停止“文化”的脚步而回归从上至下的具有军事化特征的管理。实际上，他本人也充任武将，并且在与魏国的战争中获得胜利。

在上层，商鞅受到了以贵族公子虔为显性代表的阻力，而在民间，原有的家族和乡治体系也不断制造障碍，商鞅采用严酷的刑法（包括死刑）加以镇压，使新政的影响，维持了20年左右。秦孝公死后，商鞅到处逃窜，但终究被秦人抓回而施以车裂。他的统治模式，也开始被视为错误的典型。

那么，秦国究竟从商鞅变法中获得了什么？短期的观察似乎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往下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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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边已经说过，秦国寻求改变的一大动力是回归先祖的神圣和辉煌。而在秦国如此考虑的同时，周边的国家也没有停歇。商鞅仕秦之后的第4年：

· 齐威王、魏惠王会田于郊。惠王曰：“齐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惠王曰：“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馀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惭色。

魏惠王这里所说的“宝”，主要是宝珠，显然是前边提到过的“名器”当中的器的一种。在魏惠王看来，拥有巨大的宝珠来装饰贵族的车乘，是国家神圣性和地位的体现。而齐国的管理者则强调，人才能够保障国家的安定和谐，导致外国既敬且畏，是更大的宝。这里齐威王还没有提到更加重要的田忌和孙膑。从魏国一度对人才的重视来看，他们并非不懂得这个道理。韩国对申不害的重用，秦国对商鞅的重用，如出一辙，都是把人才视为国家神圣性的关键。不过名器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周）显王35年，韩昭侯作高门，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门。何也？不时。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往者君尝利矣，不作高门。前年秦拔宜阳，今年旱，君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所谓时诎举赢者也。故曰不时。”

高大的宫门或城门，是否属于规定的“名器”的范畴？暂时不明。但是在屈宜臼看来，即使它是必要的一种“器”，也需要根据现实的需要来选择何时构建它。为了说服韩昭侯，他把建高门的举动称为“奢”，也就是身陷旱灾中的百姓所不易理解的仅满足君王个人欲望的行为。但是昭侯不听他的劝说，坚持把高门筑成。峻工不久，他就去世了。继任的是“宣惠王”。

宣惠王碰到了另外一个人才，与前边的人才不同，此人似乎无意成为任何一国之“宝”。他有非常不同的志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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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部分结束，为纪念此君及其他人士，特赋诗一首：

晋室灰飞烟灭日，小瑶此心誓不同。

魏公吴起存余志，商鞅不信变为空。

英雄少年自古出，不为真金为凡铜。

水酒一壶成佳酿，月照九州是仙踪。

谢谢。

据《史记》记载，苏秦是周王宫所在地 ---- 洛阳的人。他从小看了很多的书，也有名师指点，所以汉语表达能力是一流的。尽管如此，他的口才却不足以说服他的嫂子，使她相信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于是他奔走于几个强国之间，终于在一个问题上，得到了几位国君的关注。　　

这是一个关于“衡”的问题。从商鞅事件我们已经知道，东方诸国的商业已有了长期的发展，人力的分工和服务的深度都已较为精细，所以苏秦的家人也希望他秉承首都人的传统，从事利润较高的贸易行业。但是，商鞅的作为却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将秦国向一个纯粹的农业和军事国家推进。根据商鞅的期待，大量的东方人口将由此转移到秦国，这显然只能是因为他们并不欣赏东方的商业模式，或者在各种新产业中无法获利。　　

无论如何，东方诸国的持续“市场化”和秦国的“集中化”，其间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秦国与东方诸国的关系，逐渐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因为那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战略问题，更加是一个涉及信仰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商鞅在几次跟秦孝公沟通的时候，都提到“天下不服”（《商君书·来民》），也就是军事的持续胜利不足以带来东方诸国的尊敬。而苏秦则观察到，其实诸国尤其是跟秦国接壤的魏国、韩国等，对秦国并非不尊重，常常把大片的土地和城池送给秦国，以换来一段时间的和平。而魏国甚至打算承认自己是秦国的“东藩”，为秦君建筑行宫，按接近天子的礼仪祭祀（“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可见，秦国与东方诸国在“尊重”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问题，物质利益的交割和礼仪上的让步，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秦君（曾短暂称“王”）和臣下始终能够感觉到他们的“不服”。　　

为了减少战争，东方诸国与秦国进行的这种横向交流被称为“衡”。而在苏秦看来，这样做是没有用的，真正有效的方法是诸国联合起来孤立秦国。苏秦对诸国国君的游说，首先强调的都是各国自身实力的强大，比如他观察到，韩国虽然从晋室分出之后，地域不算广，但是在技术上具有领先诸国的优势。韩国有很多新兴的手工业城市，能够成批生产最优质的弩、剑等武器和铠甲等防具，士兵配上这些装备，完全有能力以一当百，而弓弩的使用效率也非常高，不会影响士兵的机动。那么拥有如此条件的韩国士兵，为什么会害怕秦军呢？苏秦和韩君都没有说，但事实是，当秦国派出犀首联合齐魏两国进攻赵国，比较轻松地击破了“合纵”联盟的时候，韩国没有卷入战事。可见诸侯不光与秦国存在尊重问题，他们相互之间也有严重的互信问题。　　

苏秦不得不退到齐国和燕国，以求自保。长期努力失败之后，他和燕国国君的母亲或姨娘发生了肉体和精神关系，被国君知道后，赶紧找了个理由跑去齐国。在这里，他也开始模仿前边韩国的做法，鼓励君王大造宫殿和皇家园林。已经建成“高门”多年的韩君，在随后的一年公开称“王”。苏秦一生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帮助齐王找出了刺杀自己的凶手。但是这样做，他完全就把自己的名声和齐燕两国的关系，抛到了一边。　　

（待续）

张仪是苏秦的同学。苏秦在北方发展的时候，张仪还在南方的楚国。二人的游说轨迹出现交汇，是因为苏秦故意激将张仪，使对方来到秦国“成一番事业”。苏秦一度认为，这样做有利于自己的合纵战略的实施。　　

张仪在秦国的时候，秦国的后方出了一件大事，两个分别叫做巴和蜀的国家进入交战状态。在要不要趁机进入蜀国的问题上，张仪和另一个大臣司马错进行了一场著名的争论。　　

· 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　　

当时韩国正在骚扰秦国，所以张仪主张不理巴蜀之战而趁机攻韩。他这样选择的根本理由，是韩国靠近当时一般认为的世界中心“二周”。在那里，秦国能够接近九鼎、图籍这些“名器”，甚至还能够控制上帝之子。张仪说，这种如同后世曹操一样的举措，才是正当的“王业”。名和利，二者可以兼得。　　

而司马错表示断然反对，他认为张仪的思路既不能得名，也不能得利：　　

· 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 …… 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论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　　

司马错除了指出四川的战略地位之外，还提出二周并非想象的那样容易得到，名器如果陷入危机，韩、齐、赵、楚这些平时互相争战和算计的国家，反而会形成暂时的同盟，共同抗秦。两相比较，秦惠王选择了司马错的方案，大举入蜀，花了10个月打下了四川，派了一个叫陈庄的去做总督（相）。　　

当时张仪是否能够认同司马错的主张，我们不知道，但是5年以后（当时陈庄总督杀掉了原蜀王），当张仪面对楚王的时候，他却体现出对入川战略的深刻认同。他说：　　

· 秦西有巴、蜀，治船积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馀里，不至十日而拒扞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夫待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此臣所为大王患也。大王诚能听臣，请令秦、楚长为兄弟之国，无相攻伐。”　　

这段话表明，秦国拿下蜀国的过程虽然也算艰苦，但由此将楚国置于非常不利的战略位置上。从岷江乘船而下，不到10天就能使“扞关”的守将和人民陷入惊恐。而以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条件，其他北方国家如果想要援救楚国，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既然如此，楚国除了跟秦国成为“兄弟之国”以外，已经别无选择。随后，张仪又借着这层“昆弟”关系，运用他的辩才去瓦解韩国的抵抗（韩国的几十万雄师和强大的兵器工业，被他说成是“国无二岁之食，见卒不过20万”），以及其他的东方诸国，最终比较彻底的消解了合纵力量。　　

有一个人，为楚国陷入此难以挽救的绝地而痛心不已。他的名字叫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