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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翻译】《量子》----第一部·量子 -- 奔波儿
下班回家，我再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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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朗克现在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但他发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如此不可思议出人意外以至于他并没有发现它们的真正意义。他的这些振子不能像水龙头里面的水一样，绵绵不断地吸收或者释放能量。与此相反，它们所获得或者失去的能量是不连续的，只能是一份份微乎其微分无可分的能量，即E=hv，其中v为振子的振动频率，在此频率上，振子可以吸收或者释放能量。
为什么人们无法观测到这些原子尺度的振子呢？因为h的值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26尔格·秒（erg seconds），即6.626除以10的27次方。根据普朗克的公式，能量增减的变化率不能小于h。h值是如此之微小，当用它来计算摆锤或者是那些振子的振动时，它所带来的量子效应在人们眼中的这个寻常世界是无法观测的。
普朗克的振子逼着他自己不得不把辐射能量斩成段再切成丁，最后变成大小为hv的能量块。但从内心里，普朗克并不认同能量是可以切分成量子的。困扰着普朗克的问题是按照玻尔兹曼的切分方法，能量可以无限切分下去，直至在数学意义上无限接近于零（即无能量状态），但是整体能量却保持不变。而把这些能量块重新组合起来，则需要用到数学手段，其关键就是微积分。但普朗克的运气不是很好，如果他用上微积分的话，则他的公式就会化于无形。他似乎是卡在量子这个坎儿上了，但他并不在乎，因为他已经有了公式，剩下来要做的事情不过是把公式解释清楚，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柏林大学的物理学院的教室，普朗克向德国物理协会的会员们问候道：“先生们！”。在台下的听众中，他能够看见鲁本斯、努玛和普林斯海姆。他的报告题目是“Zur Theorie des Gesetzes der Energieverteilung im Normalspektrum（关于普通频谱的能量分布定理之理论依据）”。这一天是1900年12月14日下午5点刚过。“几周以前，我有幸向诸位介绍了一个新公式，这个公式能够在准确解释普通频谱范围内的能量分布规律。”接下来，普朗克阐述了他在推导这一公式过程中所发现的其背后所隐藏的物理涵义。
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的同行们对他报以热烈的祝贺。在介绍量子的概念时，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个能量块“只是一个纯粹的假设”，而且他自己“并不真的赞同这个想法”，那一天其他人也抱有相似的观点。但是，对大家最重要的一点是，普朗克对他在十月份所提出的公式给出了一个有物理意义的解释。的确，他那种把能量切分成量子的想法有些稀奇古怪，但这个理论会在未来得到逐步完善。所有的人都认为普朗克的理论不过是理论物理学家经常玩的一个魔术，即在找寻正确答案的过程中用一些数学技巧，但它并不代表什么真正的物理涵义。在这之后，让他的同行感到振奋的是普朗克的辐射公式与观测结果精确吻合；但同时，没人真正注意到量子能量，包括普朗克自己。
一天早晨，普朗克和他七岁的儿子埃尔文（Erwin）一同离家出门，这对父子是去附近的格伦沃尔德森林散步。普朗克最喜欢的消遣就是在森林里漫步，而且他喜欢携子同多行。埃尔文后来回忆说他们边走边聊，父亲对他说：“今天，我有了一个可以和牛顿比肩的重大发现”。多年以后，再回忆起那一幕的时候，埃尔文已经记不清到底是哪一天他和父亲进行的这次散步，大概是普朗克进行十二月的那次学术报告前的某一天。有没有可能那天普朗克完全认识到量子的伟大意义？或者他只是试图向自己的儿子显摆一下他的新辐射公式是如何重要？这两种猜测都不正确。普朗克如此兴奋只是因为他发现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基本常数，k和h，前者被他称为“玻尔兹曼常数（Boltzmann's Constant）”，后者被他称作是“动量子（Quantum of Action）”，后来被其他物理学家命名为“普朗克常数（Plunck's Constant）”。这两个数都是固定的永恒的，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绝对常数。
普朗克认为自己欠玻尔兹曼一份人情，因此当他在推导黑体辐射公式的过程中发现这一常数时，他用这位奥地利物理学家来命名这个数。另外，普朗克还先后在1905年和1906年提名玻尔兹曼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但这一天来得有些迟了，玻尔兹曼长期以来被疾病缠身，他患有哮喘，偏头痛，视力衰退和心绞痛等多种疾病，但真正困扰玻尔兹曼的是严重的抑郁症。1906年九月，在意大利里雅斯特（Trieste）省的杜伊诺（Duino）休假期间，玻尔兹曼上吊自杀。那一年，他62岁。尽管玻尔兹曼的朋友们一直以来就担心什么时候会突然听到他的死讯，但这个最坏的消息真的到来的时候，朋友们无不感到震惊。玻尔兹曼总觉得自己被大家孤立，也没有人欣赏他的学识。可事实是这样的吗？玻尔兹曼是那个时代最为声名卓著且受众人敬仰的物理学家之一。但是，由于在原子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上，玻尔兹曼和别的学者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结果是让他心力交瘁，觉得自己一生的成果正一步步被人打入冷宫。1902年，玻尔兹曼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回到维也纳大学。玻尔兹曼死后，维也纳大学向普朗克发出邀请，希望能由他来继承玻尔兹曼衣钵的教职。尽管普朗克认为玻尔兹曼的工作是“理论研究中的最辉煌的成果之一”，而且他也确实对维也纳大学所许诺的优厚待遇怦然心动，但他还是婉拒了这个邀请。
常数h好比是一把用来将能量切割成量子子的利斧，普朗克就是锻造这把斧头的第一人。但是，普朗克量子化的只是他那些假想的振子释放或者吸收能量的过程。普朗克并没有量子化，或者说将能量切割成大小为hv的能量块。毕竟，发现一个新事物和弄清这一新事物的原理是两码事情，尤其是在这个过渡时期。普朗克本来应该发现的东西依旧隐藏在他的推导过程中，事实上他自己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本来应该将振子做量子化进行单个考虑，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将这些振子当做一个整体考虑。
普朗克所犯的错误之一就是他认为自己可以消除掉量子，等他意识到自己这个错误时他已经走出很远了。普朗克的保守是深入骨髓的，其后果是他试图将量子融入到现有物理体系中去，这种无用功白白耗去了他的大好时光。他也知道有些同行认为他的工作不过是自寻死路。“但我并不这么看。”普朗克后来写道：“我现在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h这一基本量子常数在物理学中有着非凡的意义，但我起初居然对此心存疑虑。”
1947年，普朗克病逝，享年89岁。又过了数年，普朗克以前的学生和他的同事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1882～1964）曾经回忆说普朗克为了“避开量子理论，或将量子理论的影响降到最低点”而进行了绝望的挣扎。弗兰克很清楚，普朗克“是一个与自己的本心做抗争的革命者”，他“最终得出了结论---‘我以前做的是无用功。我们必须和量子理论共处一室。请相信我，这一理论会得到发展的。’”这句话是一段恰如其分的墓志铭，正适合这位勉为其难的革命者。
物理学家的确不得不和量子“共处一室”。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并不是普朗克那些名声显赫的同行，而是一位居住在瑞士伯尔尼（Bern）的年轻人，只有他一个人认识到量子的革命性意义。这位年轻人并不是一位职业物理学家，而是一个初级公务员，普朗克认为他就是第一个发现能量本身是量子化的那个人。他的名字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第一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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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伯尔尼，星期五，1905年3月17日。快到早上8点了，一位年轻人身上穿着一套显得有些古怪的格子西装，手上抓着一个信封，脚步匆匆地走在上班路上。路人会发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似乎忘记他自己还穿着一双破破烂烂绣着花边的绿拖鞋。爱因斯坦一家住在一个狭小的二居室公寓，这儿位于伯尔尼风景如画的老城区中。每周六天，在这个时间，他向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告别，然后走上十分钟左右，最后到达一栋庞大的砂岩建筑。该建筑所在的杂货街（Kramgasse）是伯尔尼市最美的街道之一，街上有一座名闻遐迩的漂亮钟塔（Zeitglockenturm），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两侧是美丽的拱廊。爱因斯坦在走向这栋联邦邮电局（Federal Post and Telephone Service）的总部大楼时，还沉浸在思考中，因此他对周边的世界视若无睹。一进楼，他径直走向楼梯，上到三楼，这儿是联邦知识产权局（Federel Offi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也就是著名的“瑞士专利局（Swiss Patent Office）”的办公室。在这儿，爱因斯坦和其他几十位技术专家，坐在他们的办公桌边，每天干上八个小时，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处理一大堆漏洞百出荒诞可笑的专利申请，从矮子里面拔几个将军。
三天前，爱因斯坦刚刚庆祝了他的二十六岁生日。正如他三年之后回忆说他自己已经成为一个“专利奴隶”。对他而言，这份工作意味着他不用担心会“饿肚子”。爱因斯坦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工作的内容充满着变数，而且能引起他的很多“奇思妙想”，另外，办公室的工作气氛让人感到很放松，爱因斯坦后来把这儿称为“俗世间的修道院”。尽管三级技术专家的职务是一个很低微的位子，但是薪酬还是很不错的，而且爱因斯坦能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爱因斯坦的顶头上司是哈勒尔先生（Haller），性格严厉，老喜欢盯着爱因斯坦，尽管如此，爱因斯坦还是在处理专利申请之余，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偷偷做计算，以至于他把自己的办公桌变成了“理论物理的办公室”。
普朗克关于黑体研究的论文发表后不久，爱因斯坦就阅读了它，他后来在谈到自己当时的感觉时回忆说：“这就像我们把大地翻了过来，想在上面建一栋房子，但却没有地基。”爱因斯坦在信封中塞的是他准备投寄给《物理通报》（Annalen der Physik）这一顶级物理学学术期刊的一篇论文，而这篇在1905年三月寄送的论文所具有的深远意义甚至远超过普朗克引入量子这一功绩。爱因斯坦明白他所提出的光量子理论在当时不啻于是一种异端邪说。
两个月之后，也就是当年的五月中旬，爱因斯坦在写给自己的好朋友康拉德·哈比希特（Conrad Habicht）的信中保证说，他希望能投寄出四篇论文，并在年底之前看到它们被发表出来。其中，第一篇就是关于量子的论文；第二篇是他的博士论文，在文中他提出了一种测定原子大小的新方法；第三篇则对布朗运动（即液体中的细微悬浮颗粒，比如花粉，所呈现的随机运动现象）做出了解释；“第四篇论文”爱因斯坦说“只是给出了一个粗略的方案，对描述移动物体的电动力学做了空间和时间理论上面的修正”。爱因斯坦在1905年所发布的这个论文列表是如此非同寻常，在科学发展史上面，能在一年之内完成如此多的重量级伟大发现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1666年的艾萨克·牛顿。这一年之中，这位年仅23岁的英格兰小伙子奠定了微积分的理论基础，建立了重力理论，还开创了光学。
爱因斯坦在他所发表的第四篇论文中首次勾勒出一个伟大的理论---相对论（Relativity），而他自己也即将成为这一理论的代名词。尽管相对论将彻底改变人类对时间和空间本质的理解，它不过是在普朗克关于光和辐射的量子理论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他认为普朗克的量子理论是＂非常革命性的＂，但不是相对的。爱因斯坦认为相对论其实只是对牛顿和其他前辈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做了“修正”，但他关于光量子的概念则是一个全新的只属于他自己的发现，它意味着突破了以前的物理学体系。对这样一位业余物理学家来说，这种行为是一种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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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自从人们普遍接受光是一种波动现象这样的观点，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在“对光的产生及变化的一种探索（On a Heuristic Point of View Concerning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ght）”这篇论文中，爱因斯坦所提出的观点是光并不是由波组成的，其基本组成单位是像粒子一样的量子。在普朗克对黑体问题进行分析时，他很勉强地引入的观点是：能量是以量子的形式，被一份一份地吸收或者释放出来。但是普朗克自己，正如其他众人一样，认为无论电磁辐射在与物质发生接触时是如何进行能量交换，它本身只是一种波动现象，爱因斯坦革命性的“观点”则认为：光，实际上所有的电磁辐射都不是波，而是能够被切分成微小的能量块儿，也就是光量子。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至少在公开场合，只有爱因斯坦自己，没有任何人接受光量子的概念。
从一开始，爱因斯坦就知道想让自己的光量子理论能够被大家认可，其难度不亚于攀登高山。这也是他之所以在自己的论文标题中加上“对......的一种探索（On a Heuristic Point of View）”这几个字。根据《简编牛津英语词典（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Heuristic”被解释为“为得到结果提供服务（serving to find out）”。当物理学家们在解释光辐射现象问题正束手无策之际，爱因斯坦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解释方法，但这一方法并不是从基本定律出发的。在建立量子理论体系的道路上，爱因斯坦的论文是一个方向标，但对于那些尚没有做好准备向此方向前进的旅人们而言，这个标志的意义有限，因为其指向与大家长期以来一直所认可的光是一种波动现象的理论背道而驰。
在1905年3月18日至6月30日之间，《物理通报》先后接受了爱因斯坦的四篇论文，这些论文将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为物理学体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一年中，爱因斯坦还抽出精力和时间为该学术期刊写了21篇书评。其实还有一件事情，他事先并没有告诉哈比希特，那就是他还写了第五篇论文。这篇文章中，他推出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公式----E=mc^2。在1905年春夏时节的伯尔尼，爱因斯坦完成了他那一系列意义非凡的论文，在事后描绘这一波波蜂拥而来的灵感之时，他说自己的感觉“就像暴风雨突然平息下来”。
马克斯·普朗克当时是《物理通报》的理论物理学顾问，他是第一批阅读“关于移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特征（On the Electrodynamics of Moving Bodies）”这篇论文的人士之一。这一理论在第一时间就征服了普朗克，正是他而不是爱因斯坦后来将该理论命名为“相对论”。对于光量子理论，尽管普朗克强烈反对这一观点，但是他依旧为爱因斯坦的这篇论文的发表发放了通行证。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肯定曾经质疑过爱因斯坦这样一位业余物理学家怎么可能写出如此杰出或者荒谬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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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相对论将彻底改变人类对时间和空间本质的理解，它不过是在普朗克关于光和辐射的量子理论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爱因斯坦将这一理论描述为“非常革命性的”，而不是相对的。爱因斯坦认为相对论其实只是对牛顿和其他前辈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做了“修正”，但他关于光量子的概念则是一个全新的只属于他自己的发现，它意味着突破了以前的物理学体系。”
这一段是说相对论不如光量子有革命性。“因此爱因斯坦将这一理论描述为“非常革命性的”，而不是相对的”。这个是否是指光量子理论？
这一段文字是从句套从句，我读晕了。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头，现在又仔细一看，的确是错了。
期待
乌尔姆（Ulm）是一座位于德国西南角落的城市，多瑙河（Danube）穿城而过。中世纪的时候，在乌尔姆有一个非同凡响的格言---“乌尔姆人都是数学家”，这儿也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出生地。1879年3月14日，在乌尔姆诞生的这个孩子最终成为一代科学天才。男孩有个大而歪的后脑勺，以至于孩子的母亲甚至有些担心她刚出生的孩子可能被挤坏了。男孩很长时间不会说话，他的父母曾经担心他可能是个哑巴。1881年11月，爱因斯坦家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玛雅（Maja）出生了。在妹妹出世后不多久，爱因斯坦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开始说话，他先是轻声重复他想说的句子一直到自己能够不打磕巴为止，然后大声地将这句话讲出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七岁，爱因斯坦才能在他的父母赫尔曼（Hermann）和波林（Pauline）面前正常说话。因为赫尔曼要和自己的弟弟雅可比（Jacob）合伙做电器生意，于是举家迁居到慕尼黑，并在那儿已经居住了六年。
1885年10月，距离慕尼黑的最后一个犹太人学校的关闭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六岁的爱因斯坦只能被送到离家最近的学校去读书。在有着浓厚天主教传统的德国内地，宗教教育在学校课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爱因斯坦后来回忆说老师们“则崇尚自由主义，从没有任何信仰歧视”。虽然老师们崇尚自由主义，而且为人随和，但是反犹主义早已经深入到德国社会的骨髓中，时常会在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下，当然也包括在课堂上。爱因斯坦永远无法忘记在一堂课上，宗教课老师告诉学生们犹太人如何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爱因斯坦回忆说“孩子们中间，尤其是在小学里，反犹主义的阴影无处不在。”爱因斯坦因此在学校里很少有自己的朋友。“我确实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无论是对于我的祖国，还是对于我的家，我的朋友，甚至是对于我的最为亲近的家人，我从未有过真正的归属感。”爱因斯坦在1930年这么写到。他把自己称作是一辆单驾马车（Einspanner），也就是单匹马拉的马车。
在学校里，爱因斯坦喜欢个人挑战，而他最喜欢的游戏就是用扑克牌搭房子。尽管他还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但凭着超乎寻常的耐性和韧劲，他能搭出十四层高的房子来。这些小事，反映出他已经具有一些基本的特质，这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为什么在他人纷纷放弃的时候，爱因斯坦却能够独自在自己的科研道路上跋涉。“上帝赐给我的礼物，就是让我像骡子一样倔犟，”爱因斯坦说“和敏锐的嗅觉。”也许别人并不同意，但爱因斯坦始终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天份，只是特别有好奇心而已。很多人都有好奇心，但爱因斯坦所具有的好奇心一旦与他的倔犟个性相结合，那就意味着在别人都已经放弃发问的一些似乎有些孩子气的问题时，他却能坚持不懈追寻问题的答案。例如，如果骑在一束光束上面，那将会怎么样？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爱因斯坦花了十年之功创立了相对论的理论。
1888年，九岁的爱因斯坦进入吕特博特中学（Luitpold Gymnasium）读书，那段岁月在他的回忆中是非常苦涩的。马克斯·普朗克在少年时期所入读的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和死记硬背式的教学方法，可普朗克却如鱼得水，但在同样的环境下，爱因斯坦却很痛苦。尽管他痛恨那些老师和他们死板的教学方式，而且学校的课程设置偏重人文学科，但爱因斯坦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他的拉丁文获得了最高分，希腊文成绩也很棒，以至于老师评价说他是“无以伦比的”。
回到家后，爱因斯坦还得上音乐课，家教老师们所用的教学方式与学校里如出一辙，同样的机械僵化。但是，一位来自波兰的医学院学生给爱因斯坦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无价的。当时，马克斯·塔木德（Max Talmud）是21岁，爱因斯坦10岁。根据犹太教在安息日（Sabbath）要邀请贫穷的宗教学者吃饭的古老传统，每周四，塔木德会受邀到爱因斯坦家吃晚饭。塔木德很快就发现他和这个充满着好奇心的男孩有着相同的志趣爱好。没过多久，两个人就经常几个小时地泡在一起，讨论塔木德带来的或者推荐的书籍。他们开始只是讨论一些科普书籍，后来他们沉迷在“青年人的宗教天堂（Religous Paradise of Youth）”。
在天主教学校中所受的教育以及一位亲戚兼家教老师所传授给他的犹太教教义显然在爱因斯坦身上打下了挥之不去的烙印。他的父母是很世俗化的人，可让他们吃惊的是，他们的儿子居然陷入到“狂热的宗教笃信”中。爱因斯坦不再吃猪肉，每天在上学的路上他会唱起圣歌，并且坚信圣经中关于创世纪的故事是真实发生的。但是后来，在爱因斯坦贪婪地阅读完一本又一本科学图书以后，他开始意识到圣经中的许多故事可能并不是真的。他的那些“胡思乱想加上国家有意灌输给他的那些谎言，以及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通通被他抛弃了。就这样，一颗怀疑一切权威的种子被种在他的心灵中，并将陪伴他终身。他逐渐认识到尽管他的“宗教天堂”垮塌了，但是他却第一次把自己从“‘纯粹的个人世界’以及那些仅仅由愿望、希望和原始感官所统治的（感性）世界”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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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因斯坦对宗教教义丧失兴趣的时候，他开始着迷于一本几何小册子。在他还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叔叔雅可比就曾经给他讲过基本代数，还给他布置数学题做。塔木德给爱因斯坦带了一本欧几里德几何的小册子，年仅12岁的爱因斯坦所掌握的数学知识在当时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的同龄孩子。让塔木德感到惊讶的是，爱因斯坦通过证明公式和做习题，异常迅速地就读完了本小册子。在那个暑假，他是如此热忱地学习着数学，以至于到了开学的时候，他已经提前掌握了那些应该在课堂学习的数学知识。
爱因斯坦的父亲和叔叔都在电器工业领域工作，这个便利条件使得他不但可以通过阅读学习科学知识，还能够亲身了解如何运用这些科学技术去制造应用产品。正是他的父亲在无意中将爱因斯坦引领到科学的王国。一天，爱因斯坦发着高烧，正躺在床上，他的父亲赫尔曼给他带来一个罗盘。旋转的指针是如此的神奇，那时才五岁的爱因斯坦一想到“这个东西后面肯定还深深地隐藏着什么”，就激动地浑身发抖。
父亲和叔叔所开办的电器生意在起步阶段还是很兴盛的，他们生产电器设备，也修建电力和照明线路。他们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包括为慕尼黑啤酒节（Oktoberfest）首次提供电力照明，电器生意似乎一片光明。但是，兄弟俩的公司在与西门子（Simens）和德国电器公司（AEG）的竞争中，最终渐处下风。当时，在这两个巨无霸的阴影下，很多小公司依旧欣欣向荣，并生存下来。但是，雅可比野心勃勃，而赫尔曼却是优柔寡断，因此他们无法成为那些委屈求全的幸存者之一。尽管在竞争中被击败了，但兄弟俩不愿意屈服，他们决定把生意转移到意大利去，在那儿电器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正是一块可以东山再起的地方。1894年6月，爱因斯坦兄弟公司迁移到米兰，随同迁居的还有他们的家人，只有小爱因斯坦被留了下来，一位远亲负责照顾他，因为爱因斯坦还要在这个让他恨之入骨的学校里完成所剩下的三年学业。
为了让父母放心，他假装在慕尼黑事事顺心。但是，他一想到强制性的兵役义务，就越来越不安。根据德国法律，如果在17岁生日之前，他依旧在这个国家生活，那么一到年龄，他就必须去服役，否则他就会被视为一个叛国者。无依无靠、心情郁闷的爱因斯坦必须要想处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突然，一个绝佳的机会来了。
迪根哈特博士（Dr. Degenhart）是学校的希腊文老师，他曾经认为爱因斯坦会一事无成，但现在却成为他的人生导师。在一次激烈的辩论中，迪根哈特博士建议爱因斯坦应该离开这所学校。有了老师的支持，他不再有所顾虑。爱因斯坦弄到了一份医学诊断书，上面写着他因为身体有恙，因此需要充分的休息才能恢复元气。同时，爱因斯坦又从数学老师那儿弄来一纸证明，说明他已经精通数学，完全达到毕业标准。就这样，在爱因斯坦的家人离开慕尼黑以后仅仅过了六个月，他也接踵而至，翻过了阿尔卑斯山，来到了意大利。
爱因斯坦的父母试图说服他，但是他坚决拒绝返回慕尼黑，而且他已经有了替代计划，那就是待在米兰，认真准备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Federal Polytechnikum in Zurich）的十月份的入学考试。该学院成立于1854年，后来在1911年更改校名，这就是世界闻名的联邦技术学院（Eidgen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即ETH）。在当时，该学院并不是德语区的顶尖大学，想进入这座大学，并不要求一定得是中学毕业生。因此，爱因斯坦向他的父母解释说，他只需要通过入学考试，就能进入这座大学。
很快，爱因斯坦的父母就发现他们的儿子还有第二个计划---他想放弃德国国籍，这样就不会被德意志帝国征召去服兵役。但是，爱因斯坦年纪太小，无法自己做这件事，他需要父亲的同意。赫尔曼最后答应帮这个忙，他向政府申请取消爱因斯坦的德国国籍。1896年一月，在花了三个德国马克之后，他收到一份正式的官方通知：他的儿子爱因斯坦从此不再拥有德国公民身份。在当了五年的法律意义上的无国籍人士以后，爱因斯坦成为瑞士公民。尽管爱因斯坦后来成为一名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但在1901年3月，即他的22岁生日前，因为成为了瑞士公民，他必须要依法接受医学检查去服兵役。幸运的是，因为平足和静脉曲张，爱因斯坦未达到服役标准。当爱因斯坦在慕尼黑度过他的少年时光时，真正让他犯愁的并不是未来要去服兵役，而是他痛恨军国主义的德意志，更不想为了维护这个帝国的利益而去穿上一身灰皮。
“虽然我在意大利仅仅逗留了几个月，但这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当爱因斯坦在50年之后回忆起这段无忧无虑的岁月时，依旧回味无穷。他帮助父亲和叔叔开展他们的电器生意，还四处周游，寻亲访友。1895年的春天，爱因斯坦一家搬迁到米兰以南的帕维亚（Pavia）。在这儿，爱因斯坦的父亲和叔叔又开办了一家新工厂，但不幸的是，工厂只维持了一年多一点儿就再次倒闭。尽管碰上了这种变故，爱因斯坦还是认真准备了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可是他却失败了。由于爱因斯坦的数学和物理成绩非常出色，因此物理学教授特意邀请他来听课。这的确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邀请，但是爱因斯坦却听从了更中肯的建议。他在语言、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绩很糟糕，理工学院的教务长要求他返回中学再去学习一年，而且给他推荐了一家瑞士的中学。
十月底的时候，爱因斯坦来到了位于苏黎世以西30英里的阿劳（Aarau）。阿劳州立中学的学风比较自由，这儿生机勃勃的氛围让爱因斯坦如鱼得水。读书期间，爱因斯坦寄宿在古典文学老师的家里，这段生活让爱因斯坦永生难忘。老师乔斯特·温特勒（Jost Winteler）和他的妻子波林（Pauline）养育有三个女儿和四个儿子，他们鼓励孩子们自由思考，每天的晚餐因此总是吵吵嚷嚷但却热热闹闹。没过多久，爱因斯坦就把温特勒夫妇当自己的父母看待，他称呼他们为“温特勒爸爸”和“温特勒妈妈”。尽管爱因斯坦在他头花花白的时候称自己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但青少年时期的爱因斯坦显然是需要人来关爱自己，而自己也需要关爱他人。很快，1896年的九月到了，又到了入学考试的时间，爱因斯坦非常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他踏上了去往苏黎世和理工学院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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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相对论的提出还要延迟。
根据这里的说法，当年的小爱长成日后的老爱主要还是自学与老师指点的结果，家长好像基本没起作用。
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