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1君子与圣人 1君子与小人 -- 桥上

两周关键性社会身分的检讨：

（甲） 周初的殷民

所有研究武王克商以后殷民身分的学人都同意最重要的史料是《左传》定公四年（506B.C），卫国熟悉掌故的大祝佗追述的周初史实：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旗，……，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

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

分唐叔以……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郭沫若据此以为“殷民六族，殷民七族及怀姓九宗，都是殷之遗民或原属殷人的种族奴隶，现在则转手成为周人的种族奴隶了。

何炳棣则认为，这三组殷遗民，都依然保持原来宗族组织，都不是“外方人”，由此不可能是奴隶。他认为陈梦家认为“分给鲁、卫的‘殷民六族’和‘殷民七族’都是属于子姓的氏族、宗族和家族（1954：90-91）是精确的认识。何炳棣认为这些按照原来子姓的氏族、宗族、家族三个大小层次集体随着周人调防和武装拓殖者，不可以是已被周人沦为奴隶的人群。

……《左传》定公六年（504 B.C）：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

鲁公和三桓是周人，故盟于周社。亳是殷社，盟于亳社的‘国人’一定是殷民之后，这正是周初分到鲁国的‘殷民六族’决非奴隶的有力说明（何兹全，1985：19-20）。至于周初分到位于殷旧王畿的卫国的殷民，考古发掘证明他们的墓制等等‘仍之保持殷俗，……反映了殷遗民仍保留畋田继居，自成聚落的情形。’分到晋国去的‘怀姓九宗’是经过长期斗争后臣服于商的鬼方族人。鬼方的后代就是春秋战国朝代的昆夷、狁，也就是秦汉时代匈奴的远祖（王国维，1959；马长寿，1962）。《左传》既明说怀姓九个宗族整体迁移，正证明他们不是商人的‘种族奴隶’，更间接加强证明周初被分到鲁卫等国的殷民，和分布在其他地区的原来商殷土著，都不可能是周人‘种族奴隶’。

（乙） 两周社会阶级身分制度鸟瞰：

1、《左传》桓公二年（710 B.C）晋大夫师服曾作以下的概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2、《左传》襄公十四年（559B.C），晋大夫师旷：……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隶、牧、圉皆有新暱，以相辅佐也。……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諌，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

3、《左传》昭公七年（535 B.C）: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以上自《左传》所引三条概述，对了解自西周开国至春秋中晚期这四、五百年间基本社会性质最富参考保监会。先就桓公二年和襄公十四年两段概述来看，最堪注意的是：

1、 士是代表贵族的最下一层，也是贵族和平民两大阶级集团的划分线。

2、 贵族中每个等级都有大宗、小宗、嫡庶、正室、侧室、高卑之分，都有他们的亲属组织，全体都属于当时的“宗法”组织。本文不再加以详释。

3、 所有属于平民这个庞大集体、从事于各种生产及劳役者，也“各有分亲，皆有等衰”。甚至一向被认为卑贱的“皁、隶、牧、圉”也“皆有亲暱”。这意味着无论属于平民中任何阶层的人们，虽然也没有贵族成员们的宗法组织，也还至少具有自己的家族。

我们如应用本文第一节中提出的奴隶的第二和第三共同特征来判断，两周社会中广大的平民一般说来都有从属于家庭甚或较大社会的权利和义务，都不是社会从属权全部被剥夺的，永久处于“类似死亡”状态的“外方人”。仅此一点已经具有足够的雄辩力：两周社会不是奴隶社会。

（丙） 庶人

庶人或庶民无疑是占两周社会总人口最大百分比 主要生产者。庶人所包至广，其上限并不固定。由于大宗、小宗、嫡庶之分和身分承继的不同，各贵族阶层里的庶支、远支几百年中无可避免地逐步下降，最后掉出贵族网格。《左传》昭公三十二年（510 B.C）晋国的史墨对社会长期流动性有极简明的概述：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三后”指虞夏商先王，其子孙到春秋晚期早已降为庶人了。再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635 B.C.）及《国语晋语四》都记载着晋文公朝觐时，周襄王赐他王畿内阳樊等处的田。但阳樊的人民不服，晋师围城时，阳樊人责晋不讲周（姬）姓的情谊而专凭武力威胁他们，特别指出他们之间“谁非王之亲姻”？这正说明几百年间“王之亲姻”早已降为从事农耕的庶人了。

庶人的另一贵族来源是卿大夫氏族之间斗争的失败者。《左传》昭公三年（539 B.C.）晋国的叔向综结了晋国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乐、卻、胥、原、狐、绩、庆、伯降在皁隶。……（叔向之名）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

庶人最高的阶层是“国人”。何兹全教授有很好的概述：“商周时期，人们聚居的地方称为作邑。《说文》：‘邑，国也。’……周王分封诸侯，新贵带领同族同族周人和分给他们的商族人到新建立国家，一般是周人居住邑中，商人居住野，这就有了国、野之分，也就出现了居住国中的人称为国人，居住在野人的人称作野人。……最初，国人包括贵族，因为贵族也住在国中。但可以理解，国人主要的是贵族以外的周族自由平民。”（何兹全，1991：38-44）

此处应顺便一提的是“士”“庶”之间不但界限不固定，社会功能上也有一定程度的重叠。出身于“乡人”的鲁国名将名大夫曹刿在长勺（684 B.C.）败齐之役的前夕就已提出较孟子几乎早四百年的社会分工最概括的原则：“君子务治，小人务力”。《国语鲁语上》。“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也是春秋进尽人皆知的通则。（《国语晋语四》）。“士”照理是处于“务治”者。但,《礼记少仪》虽先陈原则“士依于德，游于艺”，但“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未能负薪”。但特别提出“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匿，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所以士、庶（农占庶民的极大多数）之间是有流动性的。

综括而言，庶人是“务力”、“食力”、“治于人”者，平时从事农业并服劳役，农隙受训，战时当兵。但由于身分清白，社会成分远较一般想像为复杂，所以不无政治地位，必要时对国家大事还有“谤”、“议”的权利和义务。《尚书洪范》指出国君“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这是根据史实的综述。很明显，两周的庶民的身分不能与西欧中古的“农奴”等同；如果非用近代身分称谓不可，两周的庶民应称为平民，但决不能称为“农奴”。

（丁） 用为赏赐的庶人和“皁隶牧圉”

……西周早期康王二十三年的《大盂鼎》铭文：……受（授）民受（授）疆土。……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汝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顾颉刚抒已见：人鬲就是“本篇的‘民献’和《洛诰的‘献民’，都是献于宗庙的俘虏。拿今语来说，就是一个民族被征服以后成为征服民族的种族奴隶。这种奴隶的领袖，从《大盂鼎》上看，‘邦司伯’和‘夷司王臣’依然是奴隶主。《大诰》的‘民献有十夫’就是指这一批人（顾颉刚，1964：36）。

顾说的生要性在于：‘人鬲’，‘民献’，‘献民’在原则上虽系可被周人沦为奴隶以献于宗庙之人，但征于周初史实，他们不但能保持原有贵族或高于平民的身分地位，而且是颇受周王室‘倚重’，利用以统治殷民之人。童书业解释人鬲即民献，‘为人民中有才力之人’，释‘驭’为‘徒御’之御，战士也，应是相当正确的（1980：124）。

……有些学人认为周代的庶人是束缚于土地之上，没有人身自由的人，所以在一定意义之下仍可视为奴隶的。……常识告诉我们，在一个农业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古代经济里，人力和土地是牢不可分的，所以西周几度封建诸侯和国君赐与大夫采邑之时，土地和人民照例是同时授与的。……近年这方面有一篇很好的综全述要：

……（从西周金文中）可以看出，被 赏赐的臣民品类很复杂，他们的身份、社会地位有很大的差别。有单称臣、妾、人、驭者；有称尸讯、臣【女、羊（右上）羊（右下）】、臣【隹（右上）少（右下）】、臣【棘（上）人（下）】、尸司者；有称王人、王臣、邦司、人鬲、庶人者。……一些研究者把被赏赐的臣民统统称为奴隶，但其中大多数都是平民，有的还属于下层贵族。封主赏赐给被封者的臣民并不因为被赏赐而失去人身自由，只不过因赏赐而改变原来的隶属关系。如《宜侯 》铭人中‘在宜王人十七姓’就是居于宜地的十七个贵族家族。他们原来隶属于周王室，故称‘在宜王人’。……此外，铭文中‘郑七伯’，其他器物中的‘夷司王十又三伯’，‘邦司四伯’等等，也都应属于下层贵族。……他们被赏赐给采邑主后，仍然是氏族之长或下级官吏，社会地位、阶级地位都不因隶属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只不过原来直接向王室缴纳赋税，被赏赐之后则直接向采邑主纳税。……（吕文郁，1991：24-25）。

《国语晋语四》：‘皁隶食职’，这个综述也是具有充分史实根据的。姑以‘舆’示例。案：‘舆人’初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632 B.C.），即城濮之战晋称霸之年。晋师必须事先要经过曹境，曹国不许晋师过境。晋军攻城死亡甚众，曹守军又陈尸于城门，‘晋侯患之’。晋文公听见‘舆人’间的讨论，决定采纳他们的策‘谋’，把晋军陈地移入坟墓区。曹人深恐晋军挖掘他们祖先的坟墓，所以很快就把陈尸装入棺木，正在准备把棺木归还的时候，晋军一举攻进城门。可见舆人是护战车的士兵，内中颇不乏善于谋策者。参考《周礼冬官（考工记）上》：‘舆人为车’，可能舆人的职责之一是参与或监督车辆的制造和维修。《左传》昭公四年（538 B.C.）记有每年三月启窟取冰的古俗：‘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杜预注：‘舆、隶皆贱官。’《左传》襄公三十年（534 B.C.）有两条关于舆人的记事。一是‘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可见舆人在平时也参与筑城等工役，受到国君夫人赐食，他们可能是工头，不是为数众多的工人。另 则是有关郑国舆人最出名的记事：子产使都鄙有章，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舆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既有‘衣冠’，又有‘田畴’，又有‘子弟’，‘子弟’又有机会受教育，舆人的社会及经济地从头再来可以想见。在不明子产新政目的，承受部分经济损失（修田洫必须用去一部分田地）的时候，胆敢露骨地咒讽国家的正卿，明白子产政策的好处之后，又衷心地歌颂他的德惠。‘舆’如何可能是‘奴隶’呢？

有幸近年一篇充分利用周代文献研究这些卑贱身分的论文，对皁、隶、舆、僚、仆、舌、圉、牧等 个别等次的称谓、职任、身分一一分别详细核对，证明这些都是周王室和列国政府底层的种种色色的职事人员，都是属于平民维修组，都不是奴隶。其中‘隶’的含义甚广，如‘常隶’指直接隶属于国君的常任大臣，‘隶人’一词是邦国‘公室职事人员的泛称’。只有‘五隶’：罪隶，蛮隶，闽隶、夷隶，貉隶以及奚隶等等才是‘因罪没入官府，或是战争中的俘虏，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黄中业，1984：69-75）。

晁福林：《说周代的‘舆’与‘舆人’》，追寻中华古代文明的踪迹——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文集，张懋镕，王震中，田旭东，宫长为 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次印刷。P264-272

……在《周礼考工记》中，记有‘舆人’，谓‘舆人为车’，贾疏云：“此舆人专作车舆，车以舆为主，故车为总名。”依《周礼》体系可知其为主持造车舆之职官名称，还不是人的社会身份名称。

与国人相近的一种人，在春秋时期称为‘舆人’。童书业先生论析舆人的身份谓“舆人盖国人中之从征从役者耳”（《春秋左传研究第1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但尚有可以补充之外。兹试析如下。

“舆人”盖与军职有关，所以又称为“舆师”（《左传》成公三年）。春秋前期，秦伐楚，“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左传》僖公二十五的），将自己军队中的舆人绑缚，以造成析（今河南淅川县西北）地已被秦占领的假象。军队中的舆人似有一定的地位。著名的城濮之战以前，晋公公“听舆人之谋，称‘舍于墓‘，师迁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按照舆人的建议而迁徙军队的驻地。管理军中舆人的职官，在晋军里面有称为“舆尉”者，晋军里面的“舆司马”（《国语晋语》七）可能比舆尉地位稍高，或即舆尉的上司。作为军中役卒，舆人除了服务于军中之外，也参加平时的劳役。春秋中期晋国为杞筑城时就有舆人参加，舆人里面有一位来自晋国绛县的年长者，由于其识见广博而被任命为绛县师，“而废其舆尉”（《左传》襄公三十年），可见在县级官员中有舆尉一职，盖其为专门管理舆人者。史载晋国有七舆大夫之职，可能是管理军队以外之舆人者。

舆人应当是社会上有田产并且专门从者某项徭役的平民群众。关于其身份，《左传》襄公三十年的一个记载相当重要：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舆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这个记载表明，郑国的舆人有自己的田畴，财产和家庭组织，所以子产开始向其征收赋税时曾经引起他们强烈反对。在社会等级中，春秋时人有“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左传》昭公七年）的说法。依照前人解释，皂指没有爵位的卫士，皂之下的舆，即指普通民众，与身为奴隶者并不相同。鲁昭公十二年（前530年），周的原伯绞因为暴虐而遭舆人痛恨，“原舆人逐绞，而立公子跪”（《左传》昭公十二年）。从这个记载看，舆人实与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人相同。舆人对于君主也和国人一样，可以直言不讳地进行批评，例如晋惠公返国继位为君以后，背信弃义，“舆人诵之曰：‘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郭偃曰：‘善哉，夫众口福祸之门。’”（《国语晋语》三）舆人的舆论威力可以达到‘福祸之门’的地步，楚国的子张说齐桓公和晋文公能够作到“近臣諌，远臣谤，舆人育，以自诰也”，所以才能成就其功业。这些都说明舆人的社会影响不可小觑。

从以上这些说明里面可以看出，舆人应当就是国人当中的一部分，具体来说，便是国人中拥有自己车辆的人。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舆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与国人同，我们在前面所举出的一些例证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其次，既然舆义为车，则舆人即有车之人，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再次，从文献有关记载看，舆人服役多从事与使用车辆有关的事项。……

复次，各诸侯国军队里面称‘舆‘的职官司皆为主持管理军中车辆的官员。《左传》成公二年载鲁成公赏赐晋军的‘舆帅’，杜注‘舆帅’，主兵车。《国语鲁语》上篇载齐孝公伐鲁，鲁人犒师时的外交辞令谓“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场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于弊邑之野，敢犒舆师”，韦注“舆，众也”，以‘舆师’为众师，似不确。春秋时期以车战为主，兵军甲士自比徒步师众尊贵，鲁人在外交辞中尊齐军为‘舆师’，实即赞颂齐军为兵车甲士强盛之师。

再复次，周代社会上车辆的制造，既是各类木工工艺的综合产物，又是社会尊卑的一个标识，有了自己的车辆就是自己身份比较高中的标识之一。《考工记》谓‘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上上舆，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车有六等之数’，《吕氏春秋君守》篇谓“今之为车者，数官而后成”，有车者为社会所重视，乃势所必然。

从春秋时期社会情况看，各级贵族都拥有数量不等的车辆，国人阶层拥有车辆虽然就每家而言赶不上贵族，但是国人数量多，所以其拥有的数量也应当不少。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郑被楚围攻的时候，“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官，且巷出车，吉”（《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巷出车”，意即居于里巷中的国人都出动自己的车辆以备抗击楚军的作战之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拥有数量可观的车辆，例如，鲁襄公十八年（前555年）晋伐齐的时候，“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左传》襄公十八年），鲁、莒皆可出动千乘兵车助战，至于晋、齐大国拥有数千乘车辆当无可疑。春秋后期鲁国的阳虎作乱后而逃往齐国，被齐办困，遂“尽借邑人之车，锲其轴，麻约而归之”（《左传》定公九年），可见邑人也拥有车辆，各国的车辆固然属于国家拥有者占有多数，但有些车辆当是征集自普通居民者，前面所提到的“巷出车”就是一例。春秋中期，楚国整顿赋税的时候，曾经“赋车籍马”（《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意即登记民间拥有的车马。春秋末年鲁国阳虎图谋作乱的时候，于壬辰日“戒都车，曰‘癸已至‘”（《左传》定公八年），所谓“都车”，即都邑外国人之车。总之，专家认为“舆人”盖“国人”中之从征从役者耳，其主旨是正确的，但是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舆人不仅指从征从役的国人，而且是有自己私有车辆的国人，并非是广义的国人。专家或以为舆人即居住于“国”中的农民，看来此说与事实 有较大的距离。

需要说明的是“舆人”与单称“舆”者在身份上是有较大区别的。春秋时期人们讲社会等级地位时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舆”明显地已被归于奴仆之列，所以当时有“舆臣”（《左传》昭公十二年）之称。战国时期，舆与厮连用，已成为贵族的仆役之称，所以《管子治国》篇将“厮舆之事”列为耗费粮食的四种行为之一。

…………周书中酒诰很完整的纪录了两组材料：一组是西周追述的殷制，一组是周王当时诰命中对殷遗的称呼。分录于下：

追述殷制：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越在外服（1）：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2）：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3）百姓里居。

周王诰命，王曰：……予惟曰当劼毖殷献臣（甲）：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乙）：百宗工

诰命中两种“献臣”，（甲）和（乙），就是追述殷制中的内外服，（1）和（2）。但（乙）只是（2）中的一部分。此殷制的“外服”，和周王口中的“献臣”（甲），相当于召诰中的“庶殷”：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即命庶殷，庶殷丕作”；“诰告庶殷”。

第二行的“厥即命庶殷”在今本尚书中作“厥既命殷庶”。我们据金文和石鼓文的重文例，推知其原来应作“厥即命庶殷丕作”，后巨迻写的人把第一个重文“庶殷”误倒为“殷庶”。“庶殷”所指的是侯甸男邦伯，当然不是殷的庶人。

酒诰所述内服中的“宗工”，在诰命中为“献臣”。其所以特别提出来者，因其下文又曰：“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洏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此“诸臣”即“献臣”。诰文说殷之诸臣只有百宗工犯了酒禁，可以赦免不杀。可见周人重视殷的百宗工。百宗工或宗工，乃是属于王侯的宗庙之工，可能是作器之工，也可能是乐工。他们和见于西周末期金文与“臣妾”并列的“百工”是不同的。

酒诰所述殷制的“百姓里居”，是指内外服以次的上层人民，即康诰、多方中“殷民“的上层。包括上下诸层的“殷民”，在克殷后的西周统治者口中被称为“殷献民”，见洛诰等。

从酒诰的两组材料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殷时王以下“外服”“内服”和“百姓”三个阶层，克殷后被西周统治者称为“献臣”“献民”。此外的“臣”与“民”就是“官”与“民”的分别，称之为“献臣”是说征服了的殷官。

……以上三个阶层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 诸侯（外服）：侯、甸、男、卫、邦伯

（二） 百官（内服）：专称——尹、内史、大史、小臣、工、亚、服；泛称——庶尹、百僚、百辟、多士、诸臣、有正

（三） 民：百姓、君子、民

关于（一）无论尚书或金文，其所称的殷诸侯是指殷代的，不是周所封的。卜辞中的“侯”“田”“伯”“方伯”相当于“外服”。

关于（二）专称的诸名都见于卜辞，而卜辞及晚殷金文中的百官名称还要多。泛称的“庶尹”“诸臣”相当于卜辞的“多尹”“多臣”。

关于（三），大略相当于卜辞的“多生”与“人”。

夏殷周以及诸邦君都有“多士”“庶士”。多和庶是一，“多”是殷语，“庶”是周语。

西周初在周王统治下的殷多士，其原来身分如何，是极费推敲的。我们只以就文献所载，稍作推测如下：

（1） 多方曰：“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多士曰：“亦惟而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则某些殷多士当时臣服于周。这些殷士据多士的记述已迁居于洛邑，尚有其土田居邑；在迁洛以前，也当有其土田居邑。则这些殷士当非一般的人民。

（2） 多方第一诰命告“四国多方”与“殷侯尹民”，第二诰命告“有方多士”与“殷多士”，然则“殷侯尹民”与“殷多士”究竟是互相同一的还是互相排除的？多士“用告商王士”，即诰命内的“殷遗多士”，“殷多士”“多士”，也相当于《逸周书世俘篇》“殷俘王士”的“王士”。世俘篇二月甲子“咸刘商王纣，执矢恶臣百人”，至“癸丑荐殷俘王士百人”，四月“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百人”，此王士百人与矢恶臣百人是一是二？若采取同一的说法，则殷多士即殷侯尹民，亦即殷臣。否则的话，多士当另有所指，今取后说。

（3） 多士似指贵族阶级，《多方》说夏之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可见多士是统治夏民的。殷之多士，在西周初有些被移居于洛邑，有的则服事于王室。《大雅文王》“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是记殷士戴了殷人的冠【士冠礼‘殷冔’】为周王行灌尸之礼。到春秋以后，则沦为民间的相礼者：《檀弓上》记“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殷士也”；《士丧礼》与《既夕礼》曾有十次提到“商祝”，也属于殷士阶级的一种末路。《左传昭公七年》所述十等人中的“王、公、大夫、士”之士，也是一种维修组，乃属于知书识礼者。

从上所述，“士”在殷代只是一种阶层的人，而不是一个官名。现存的材料也很难具体的说明殷士的内容。此处我们不得不另求一种关于殷民的记载。

《左传定公四年》卫祝佗追述周初分封之事，“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此所谓“殷民六族”以及分于唐叔的“殷民七族”的殷民，应可视作士的阶级。分鲁公的‘祝宗卜史’与分唐皮的“职官五正“是一类，分鲁卫的殷民则是臣服的殷士以职专于鲁卫者。

殷民六族中的萧氏据世本,《左传隐元正义，殷本纪索隐引》所述是与殷同姓的姓。萧是六族之一，故萧氏即萧族，其下有宗氏，有分族，有类醜。据《左传襄公十二年》“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礼庙”，可知姓宗、族是自远而近的三层。我们试将此三层次与殷民六族的层次作一比较：

子姓-萧族

殷民-萧氏-宗氏-分族

同姓-周宗-同族

宗庙-祖庙-礼庙

姓族-氏族-宗族-家族

由此可知殷民六族或七族是子姓下的六个七个同姓的氏族，每个氏族下有若干同宗的宗族（宗氏），宗族下有若干同族的家族（分族）。

萧条徐索等等氏族，就其对共同的子姓族而言，他们是同姓的“氏”，就其本身而言，他们别自为一姓。《殷本纪》曰：“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许多氏姓构成了百姓，他们的子孙称为“百姓里居”。“百姓官居君子”，“仇民百君子”或“庶伯君子”。百姓就是百官。关于此，我们应引述《楚语下观射父》的一段话。

观射父说“百姓、千品、万官、亿醜、兆民”，韦昭注云：“百姓，百官受氏姓也。”韦昭对于百宫与百姓的关系，说的很明白。至于姓、品、官、醜、民的如何区分，则观射父自己所说的是：“民之徹官百，王公子北之质能言能听，徹其官者而物赐之姓，以监其官司，是为百姓。姓有徹品，十于王，谓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属万，为万官。官有十醜，为亿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所谓百姓是“王公子弟”之能言能听者，百姓之下，一姓徹十品，百姓为千品；一品有十官，千品为万官，（万官司之官是陪臣），一官司有十醜，万官为亿醜；百姓、品、官的最下层是“醜”，这醜和殷民六族的氏、宗氏、分族以下的类“醜”是一样的。《诗出车》：“执讯获醜”，《诗吉日》“从其群醜”，《诗泮水》“屈此群醜”，凡此“醜”者是奴隶、虏。

从上述的“殷民六族”及对射父所说的“百姓、品、官、醜”的组织，可知所谓“殷民”与“民”并不指一般农耕的平民。“殷民”或“民”常常代表贵族出身的士民，有着自己的奴隶，也当如“殷遗多士”一样有着自己的土田居邑。《周书》中的“殷民，至少包括了这类人。

我们在卜辞中找不到“民”字，只有“人”和“众”，当是自由民和奴隶。西周的诰命中才常提到“民”，如《洛诰》曰：“诞保文武受民”，大盂鼎曰：“受民受疆土”。但这些“民”字的涵义很广泛，如大盂鼎“匍有四方，畯正厥民”，《洛诰》《康诰》《召诰》的“四方民”，《多士》《多方》的“四国民”，所指的是四国多方各阶层的人。西周初之“民”，与后来所谓“庶民”“黎民”的意义也不相同。在《周书》部分，我们似可分别两事：（1）民与小民或小人的分别；（2）小人与小民的分别。

《康诰》曰“民情大可风，小人难保”，《无逸》曰“爱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民与小人是有分别的。

《周书》中的“小人”“小民”，大约是殷周方言之别。殷语的“小人”相当于“小民”。周公在《无逸》一篇中追述殷王与小人的关系，通篇都称“小人”，惟独提到文王说他“怀保小民”，《楚语上》左史倚相引“周书曰文王至于日中百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召诰》一篇周公对成王说的一番话，四次提到“小民”，所用是周语。但这种区分，有时也有混淆之处：《康诰》是周王诰卫康叔之辞，说“小人难保”，因卫是殷地，用了殷语；酒诰也是周王诰康叔之辞，而说“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则完全用了周语，因殷语天作帝，小民作小人。

在《无逸》一篇中对于“小人”的性质说明了两点：1、是自由的人；2、是从事稼穑的人。《无逸》曰：“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其在祖甲，弗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弗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従。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可知小人绝非奴隶。《无逸》曰：“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由此可知小人乃是农夫。《墨子贵义篇》曰：“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农夫对大人而言，是小人。《左传襄公十三年》“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大人君子是一等人，农夫小人又是一等人。

由上所述则知西周人品中的殷民至小包含两个阶层，一是贵族后裔的“百姓里居”，与“百官里居君子”，即君子；二是从事稼穑的农夫，即小人。此两等都是自由民。

《周书》中对于殷民的称谓，有以下的四种：1、泛称“殷民”如《康诰》曰“应保殷民”，“乃以殷民世享”。2、称为仇民，《召诰》曰“予小臣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仇民与友民为对，故当读作(看不清)。3、称为播民或播臣，《康诰》的“百工播民”虽不一定都指殷民，但殷民被迁乃属事实；《大诰》曰：“于伐殷播臣”，指武庚之叛，所伐乃逃亡之殷播臣。4、称为“殷献民”，《洛诰》曰“其大惇典殷献民”，谓在洛邑籍（即查点）殷民，西周金文克盨“典善夫克田人”，格白 “用典格白田”，凡此“典”字均同此义。凡此介于“殷”“民”之间的“播”“献”以及在“民”前的“仇”等字，都是形容字。其中关于“献民”之献最为重要，值得详论。

西周初期金文记周王赏赐以“鬲”或“人鬲”，见于令簋和大盂鼎。方濬益最先以为“鬲疑献字之省，《大诰》民献有十夫，与此语合”。孙诒让则谓：“鬲当读为厤，《周书世俘篇》谓俘虏为厤也”，郭沫若说：“人鬲当即《书大诰》民献有十夫之民献，《尚书大传》作民仪，而黎献字汉碑亦多作仪。”

以金文 中作为奴隶阶级的“人鬲”与大诰的“民献”比拟，恐怕是不恰当的。所谓“民献有十夫”，据《大诰》上下文来看，指扶翼武王守成文武功业的贤臣，《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大誓》曰“余有乱臣十人”，《论语泰伯篇》“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乱读作治，即指此。“民献”或“民仪”，都是名词；汉碑上的‘黎仪’虽所指是黎民，也是名词。但“殷献臣” “殷献民”之献都是形容词，其意义是有罪的。……

我们以前分析过《酒诰》对于殷人身分的两组材料，一组是追述殷制，一组是当时的称谓如“献臣”“献民”。关于后者，我们可以再加分别为两种：一种是周以征服者的地位加于被征服的殷民的，称他们为“献臣”“献民”即定了罪的臣民；一种是依旧殷民原来的身分称呼的，如称殷献臣中“侯、甸、男”等乃殷时的“侯、甸、男”，并不是周所命的。同样的，对于在殷原为奴隶的，当然也依旧称他们为奴隶。

……

西周初用作赏锡的“臣”的来源，约有四端：一是被征服的殷献臣而分于鲁卫的，这些献臣带了家室宗氏与奴隶去服役，他们的身分也降为被奴役者。二是外邦入贡为臣，如中方鼎所记“兹（礻鬲）人入吏，易于武王作臣”，大盂鼎的邦司或属于此种。三是百官贡于王室的“徹品”，如《楚语》所记的。大克鼎赏赐两宗人：一是臣妾，一是史、小臣等，前者原是奴隶。后者或属于“徹品”之类。《左传》所记分鲁公以“祝宗卜史”，或亦属此种。四、其他战俘和有罪的臣民，降为奴隶以后当可以随意拿来赏赐。以上四类人，其出身不是奴隶，而他们被锡以后的待遇也介于自由人与奴隶之间。

我们于此再说一说西周金文中所述“人鬲”的等级。据大盂鼎“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其中当有不少的等级和类别。略据以前所述，更为条说于下：

一、 讯此与“首”“馘”皆在虏获中提到。

二、 御、仆、徒金文御作 ，徒或作士。师旂鼎“师旂众仆不从王正于方”，此众仆与师 簋“仆御”之仆当同是副御。令鼎“王御，溓仲仆“，御、仆都是动词。《左传哀公二年》“初卫侯游于郊，子南仆”，贾达注云：“仆，御也”。牧簋“以邦冢君徒御庶人”，伐东国，徒御亦犹仆御，亦即《诗出车》之仆夫。《左传定公四年》记放蔡叔而予之“以车七乘，徒七十人”，《管子乘马篇》“一乘者四马也……自徒三十人奉车两”。徒与白徒即金文徒御之徒，乃是车徒。后世“徒隶”之徒，或从此出。

三、 鬲，后世“黎”“隶”“虏”等字，或从此出。

四、 众，仆, 鼎“众”与“臣”是两等，有高下之分。方言三“甬……奴婢戝称也。……自关而东陈魏宋楚之间保庸谓之甬”，又曰“庸谓之倯”，注云“今陇右人名（女兰）为倯”。甬、庸、倯古音同，都是仆佣之佣，音与众同。《淮南子原道篇》“庸民”注云“庸，众也”。关于“仆庸”之庸，详下。

五、 臣妾，金文的臣妆有二：一是与“百工”并列在城内的臣妾，如伊簋康宫内的臣妾，师 簋事扁西的臣妾；一是附于土田的臣妾，如大克鼎所说。臣妾之名见于西周较晚的金文和《尚书》，后者如《费誓》的“诱臣妾”。男奴或称之为“臣”，或称之为“臣仆”，如《微子》及《诗正月》

六、 庶人，庶与众互训，所以西周金文的“庶人”与卜辞的“众人”应是相当的。卜辞的“多尹”“多臣”于西周称为“庶尹”“诸臣”，故知“多”“庶”是殷周用语之别。

上述不同的人等，其高下次第难以确定。在《左传》中有两种“人等”的次序，其一是《楚无宇》所说的十等：王-公-大夫-士-皁-舆-隶-僚-仆-台， 马有圉，牛有牧。《左传昭公七年》

其二是晋人所说的，共有三条：

1、 天子、诸候、卿、大夫、宗士---庶人---工商皁隶牧圉 《左传襄公十四年》

2、 卿、大夫、士---庶人---商工皁隶 《左传襄公九年》

3、 上大夫、下大夫、士---庶人工商---人臣隶圉 《左传哀公二年》

楚人所说“王臣公，公臣大夫”是一层臣一层的，自士以下包括圉牧共有八等。晋人所说多出“工商”二等，士以下似乎分为两层：庶人工商是一级，人臣皁隶牧圉是更低一级。《左传襄公九年》说“庶人力于农穑”，此自是东周时代与工商并立的“庶人”，较西周金文中的“庶人”，其地位或已升高，但两个时代的“庶人”都是力田的，则似可以无疑。大盂鼎的“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从御到庶人的种种等级，一是从御（御车者）到庶人（力田者）的种种类别。若如此的话，则我们可略依《左传》的次序与金文作一对照。

皁-徒，舆-御，隶-鬲， 仆-仆，庶人、台、庸-庶人，人臣-臣妾，牧-牧

皁是养马之官，见《史记郑阳传索隐》，其义从养马具之槽枥而生。庶人和台都指农夫，方言三说“儓、（西（上）服（下）），农夫之醜称也”。《孟子万章篇下》说“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则士与庶人是相接的。但《孟子》的庶人不限于农夫，《万章下》“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这已当战国之时。

上述左传所述晋楚人口中的人等，可能是整齐了的，而且时代既晚，又有地方性。《楚无宇》十等人中有台，并且又说“是无陪台也”，台当是楚语。方言三“南楚凡骂佣贱谓之田佁”，可证。《孟子万章下》“盖自是台（食鬼）也”，台亦是齐语。方言“齐楚之郊”“齐楚之会郊”，“齐楚之间”，可见齐楚方言有时而同。晋人所述人等没有台。齐楚方言中的“台”，中州和陇右则为“庸”“公”，即殷语之众。

……鲁公分封时所得的人共有三种：一是“殷民六族”，二是“土田陪敦”，三是“祝宗卜史”。《左传》叙述的次序如此。殷民六族应视作被遣的殷士，其地位应高于令簋的臣鬲或大盂鼎的邦司、夷司。大克鼎赏赐除田以外共有三等：一是井家某田及其臣妾，二是史、小臣、 、鼓钟，三是井人。这个次序或许是倒的，井人最高；或许是顺的，因二三两等同于《左传》的二三两种。“易女井人奔于量”，大约相当于<井侯簋>的三品臣，或较低于殷民六族，不详论。“史小臣等”相当于《左传》的“祝宗卜史”，和 殷的“楚，走马”（皆小官名）。《左传定公四年》祝佗曰“且夫祝、社稷之常隶也”，可见祝之地位。至于附于某田的“臣妾”则相当于《左传》的“土田陪敦”。即五年琱生簋的“土田仆庸”，《鲁颂閟宫》的“土田附庸”。故“陪敦”即“仆庸”“附庸”。我们以为《左传昭公七年》的“仆臣台”“陪台”，方言三的“田佁”“佁（西（上）服（下））”皆与之相当。陪、附、仆、（西（上）服（下））古皆同间，敦则庸的误字。方言三说骂庸戝为田佁，所以中土西土的庸（佣）即齐楚的台或田佁。根据“仆臣台”的顺序，仆高于台或田佁，金文《鲁颂》“仆庸”的次序仆先于庸，所以庸或佣相当于台或佁。台名之为田佁，和金文《鲁颂》“土田仆庸”相应，台与庸都是附于土田的“臣仆”“臣妾”。既称臣妾，必有家室，他们和西周初期金文中的人鬲自有不同。

我们重又分析了卫祝佗的一段话，更可相信其中可靠。其中提到分晋唐皮以“怀姓九宗”，据王国维考定为鬼方之姓。鲁卫所分的“殷民”称之为族，晋所分的怀姓称之为宗，两者是有分别的。祝佗又提到成王分封三国时“命以伯禽”“命以康诰”“命以唐诰”“昭之以分物”。此四命书今存《尚书》中有《康诰》一篇而已，可见祝佗本诸亡佚的《尚书》，所述当有所本。至于《国语》的《楚语》，保存古史材料很多，此不详论。所以《逸周书》颇多较晚的材料，但其中若《世俘作雒商誓》等篇却含有若干真实的史料，往往合于金文所述，与同书其它各篇不并论。

……用上述方法整理的结果，我们觉得殷代殷人存在着两个阶级：

一、 统治阶级 王；侯、田、邦伯；百官；多士（上层百姓）

二、 被统治阶级 自由的小人（下层百姓）；奴隶。

就卜辞而说，卜辞所记的统治阶级的各种称谓与西周所追述的很相一致，暂且不论。关于被统治阶级，即士以下的阶级，在卜辞中约有三等：1、人，2、众人，3、众。以下简略地述其分别。

卜辞的“人”字有两种用法，一用作单位词如“羌三人”，一用作某种人如“我人”“戈人”。“我人”是殷王国之人，戈人是戈族邦之人。卜辞征伐以前要“共人”，即徵集人夫。卜辞记“戊其丧人”是说戊族邦丧失了“人”。就失去的一方说是“丧人”，就获得的一方说是“俘人”。卜辞云“俘人十又六人”即记被敌国之方俘去了十六人。

卜辞的“众人”常常受王的命令，或从事于“协田”，或征集出征。卜辞有一次记载“我其丧众人”，“众人”似是属于王或王国所有。众人之“众”为形容词，但卜辞于其它人称之前以“多”为形容词，只有在“人”之前以“众”为形容词。

卜辞的“众”是独立的名词，如“众一百”是说一百个“众”，而非一百个人。“众”从事农耕与出征，略同于“众人”，但是卜辞有“共人”“共众人”而无“共众”。卜辞有“王众”即属于王的众，也有属于某族邦的众。卜辞中统治“众”的是王以下“小臣”“戍”“亚”和一些族邦之长。众与众人最大的区别是在于：1、“众”常戍边，2、常有“丧众”的记录。

就最后两点，加上西周金文中“众”与臣仆之“臣”同作赔偿之物而言，“众”应是奴隶。自由的“小人”以下，奴隶的“众”以上，似乎应该是“众人”所处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