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诗文独立古今间”的狂士金堡 -- 古城老农

江南士绅古往今来的尿性表明了，认谁当老大，根本没有任何心理障碍，然而他们碰上了不能接受的要求：这个就是掐断东南地主的经济独立性，阻断他们继续通过贸易获得超额利润，逼迫他们从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彻底服从满清异族。

实际上，从政治上服从没有问题，江南士绅们早就习惯了朝三暮四事情，但是从经济上彻底服从，则是东南地主绝对不能接受的。

也正因为这件事，钱谦益和钱谦益们才会毫无心理障碍地穿上了长袍马褂当上了异族奴才，也才会在心安理得地做稳了满清奴才后，忽然某一日良心发现，竟然想起了民族大义啦，甚至想起了跟反清力量暗中联系，还竟然会对江南抗清力量开始送钱送情报送效忠信啦。

而正是有了这个内应，所以郑成功的几次反攻才会成果巨大，背后就是无数手握钱、粮、佃户、干部体系、通过租佃关系和宗族关系控制基层的潜在支持者跟他暗通，以及这些力量策动的原明朝将领再次反水配合郑军。

至于后来清朝通过迁海令断绝郑氏跟大陆的关系，则是从根子上割断了它再次反攻的可能。

这个政策的厉害之处在于，其直接彻底掐断了海贸这个经济纽带，从而掐断了江南商业资本增殖的脐带，将其彻底扼杀，于是依附于这个经济形态上的一切也便烟消云散——江南海贸资本从此让位于依附于满清当局的盐商资本（官僚资本的异化表现）。江南绅商的主体，也便从从事贸易的独立于中央政权的商业资本，转换为依附于满清殖民政权的变了形的畸形的官僚资本。

直到英国人的大炮再次打开海贸这个大门，江南资本才再次向着商业资本发展，只是这次，他们丧失了发展为世界性的殖民资本的条件，娘胎里带来的依附性和软弱性，使得他们的依附对象从满清政权的暴力国家机器，变成了暴力更加强大的、控制了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西方资本。

回过头来说一句，所谓江南抗清，说残忍一点，其本质上，则是江南士绅为了维护自己千年以来（自东晋以来）便具有的偏离中央玩独立“人格”、搞独立“经济体系”的固有权力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挣扎。

而实际上，按照他们的判断，这样的挣扎本不必有。他们以为，只要划江而治，将北方让给蛮族，他们便可以跟蛮族井水不犯河水了，便可以关起门来接着玩。

所以李自成败出北京，而蛮族力量不过数万本族军队外加四万关宁军，接收广大江北地区处于绝佳时机的时候，他们连派出使者给临近的山东地方官下命令的表面文章也不做（参见顾诚《南明史》）。

直到坐视时机彻底丧失，满清在江北实际控制既成事实之后，前线督师的史可法终于开始做事了，他讨好地向多铎写信表示感谢，谢谢他们绞杀了李自成。

按照现代的政治游戏规则，在外人强占了你的半壁江山之后，你还能写信表示感谢和友好，其潜台词就是承认既成事实，接纳对方获得的既得利益。我们总结一下这封信所表达的南明当局（江南士绅政治代表）的政治观点和国策，那就是所谓：“贵我友好，共同防共”，就差讲什么“中日合作，经济提携”啦！——大家原谅我，说错了，是“贵我友好，共同灭P民”和“清、明合作，经济提携”了，你看看，这跟汪三公子他爹兆铭公、当年的常凯申老公公所谓“抗战到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参见常老公公本人公开讲话）的主张有啥区别？

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底线在，他们在蛮族攻破长江防线后，抵抗并不积极，钱谦益们乃是江南士绅的主流，换个老大继续当土皇帝而已，剃发易服算啥大不了的鸟事情？所以南明士大夫阶层才能忽然一朝变身，成了蛮族的奴才，然后再次闪亮登场。相对于散兵游勇的夏完淳夏允彝他们，变身奴才的士绅才是主流。

而真正的激烈抵抗，根本不是啥意识形态引发的，而是满清要革他们独立经济模式的命，不让他们再过旧日的逍遥日子：逃避一切责任，同时要求最高当局为他们提供一切公共秩序的服务。至于认不清形势的金圣叹们竟然还敢策划以“哭庙”这种明朝玩熟了的手段对蛮族政权施加压力，企图重新夺回他们在明朝享有的政治特权，实在是蠢到了家，被蛮族砍掉脑袋实在是得其所矣。

如果满清承认这个特殊诉求，江南是不会有这样大规模抵抗的——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这是基本职业道德，历朝都做不到，所以历朝读书人都有问题。

拿着儒家经典当敲门砖的时候，嘴里念叨手里写的都是所谓“死社稷、不二臣”，等到了危急关头就变味了，这是忽悠谁呢？

很不幸，汪兆铭也是这样想的：

“回顾古今中外的历史，哪个吃了前朝俸禄的阶层作为一个整体为前朝殉葬过？

如果没有，又何必苛求汪某人呢”。

写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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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工资才是核心问题：给谁干不是干呢？拿谁的工资不是拿呢？

参与朝政，可以获得超额收益，这个大家都明白，但是同时要付出超额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自己的身家性命，乃至于整个家族的身家性命。

这个是潜规则，不用讲每个这个游戏的人都明白这一点，所以对应着这个代价，他们预期的收益便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反过来，一旦失势，他们也必须付出整个家族的代价作为对价。

这样道理就很明白了，平日这些贵人们拿了超额好处，还扮演了把国家政权蛀空的蛀虫角色，等到改朝换代了，他们不付出任何代价，反而换个主子继续享福，而且后人还要替他们分辩疏解，天下竟有如此好事？

君子死社稷，进入这个职业圈，就该有这个觉悟。所以光从职业道德这个角度去看，钱谦益和钱谦益们这种货乃是无耻之尤。

昨天翻了下《胡雪岩》，长毛都破江宁了，王有龄这帮人还在江浙到处补缺找官做，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顺带捞些钱，拒长毛，死社稷。忠君爱国的意识还是有的。

体制内可以拿的好处全拿，关键时刻还能赔上性命，这就叫按照规则办事。

打工仔就是打工仔，当到打工皇帝也是打工仔，所以现在到处说合伙人，再小的合伙人也是owner，不是单纯的打工仔。这是本质区别。

钱谦益和钱谦益们最无耻的地方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里面可是专门写了这个金堡 -- 这个人就是依附于一个军阀，做其政治打手而已。

不过明末垃圾人物实在是太多，金堡也不算特别突出。

天下真是一人独裁么？连常凯申的忠实拥趸钱穆都表示反对，《历代政治得失》里面，钱穆不厌其烦从汉唐宋明清五代、两千年中中国政治架构和制度设计方面反复阐明，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人可以独裁得了的。

至于客观原因，也很简单，中国幅员万里，各地地头蛇无数，通过封建制、察举制或者科举制，中央将这些地头蛇中的翘楚和代表人物选入中央，按照才能或者实际政治需要分配中央或者地方职位，再通过他们控制州郡县（地方），大员们代表中央进入各地，又要依赖各地较小的地头蛇们实现对州郡县的治理。

依照性恶论的思路，各地大员（全国最大地头蛇们）以及稍小的地头蛇们（他们控制着朝廷政治体系的终末端）之唯一兴趣，就是扩大和维护自身利益，对于国家宏观之大一统的目标并无兴趣。

以东汉为例，十三州，一百多个郡，数千个县，其各级官吏，均是这类大大小小的地头蛇在控制，其所有成员每日琢磨的就是如何往自家碗里多划拉点东西。而能够制衡这个力量的只有一人，那就是皇帝。

皇帝必须考虑大一统，因为一旦朝廷权威、权力、力量丧失，他和他的家族马上面临的就是灭族的危险，到时候连当个老百姓的愿望都没法实现。曾经有个十岁的小孩，名叫刘凖，他在历史上有个别号，叫做南朝宋顺帝，他在被后世称为齐武帝的萧道成逼迫下禅位，其时这个小孩哭着说“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一个月后，他便死在刀下，这个名言，便是个精确的例子。

中华文明的宿命，便是要面临巨大的内外威胁，所谓内便是治水，所谓外便是骑马民族的千年一贯的劫掠冲击。而要做这两件事，便需要大一统，跟这个大一统紧紧拴在一起的，便是皇家的身家性命。

这个名义上叫做天子、传说中握有无限权力的倒霉蛋，实际上一出生就被放在了火炉上烤，直到他死为止。他面临的，是数以万计的心思叵测的大大小小的地头蛇们，这帮货控制了全部行政机构，皇帝的任何意志，则只能依靠这些人去执行。

这就好比，我们一个人，全身组织都各怀心思，都具有某些大V们声嘶力竭提倡的所谓“独立”思维。除去大脑外，全身所有细胞、组织、器官都时刻琢磨着如何对抗大脑指挥。明明肚子极饿，大脑便下令去拿馒头，而手臂却伸向了棍子，因为这个具有“独立思维”的执行者想着去玩耍。

我们当然不能想象自己的身体如此行动，然而皇帝这个倒霉蛋日日时时面临的都是这个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选择只有一个，加强自己的控制能力，加强自己控制的暴力机器，加强对违规行为的处罚，于是这个引发了黄宗羲、顾炎武们的不满，他们要独立、要个性，要皇帝不要干涉他们，他们所在的利益集团要求中央政权挡住北方骑马蛮族南下劫掠、要求中央派兵杀光所有饥寒交迫起来反抗的义军、要求中央保证地方治安良好不要惊扰到他们、要求中央保证全部江河湖水系的良好治理，要求……

最要命的是，他们要求中央不要问他们收税，还要对它们残酷压榨民众明抢暗夺P民土地财产的强盗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让我直接想起了某小区民众要求移动公司拆掉手机基站同时保证手机信号的新闻

宋朝直到明朝的江南，贯穿了六百年，一直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欠中央政府粮税，甚至，直到清朝这个问题才彻底解决。所以一直解决不了，原因就是官就是地主，地主就是官，皇帝派来征税的人，就是应该缴税的人，这种情况下，能够清掉欠税，那才叫做怪事一桩。

而让我们惊异的是，这个case竟然历经三个朝代，六百年也没有得到解决，其中原因却极其简单，六百年来，握有土地抵抗税收的，跟收税的执行者，本来就是一伙人。六百年中，皇帝换了几十个，朝廷换个三个，但是这个架构丝毫未变，这就更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个国家到底真正的owner是谁了。

钱谦益无耻之尤，自然是因为他们有资格无耻。任何一个集团或者阶级有资格无耻的时候，都会尽量无耻的。说远点的，满清皇室，更加无耻。说近点的，美国的汽车工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只管索取，并且把这个当成天经地义，搞垮了国家还往别人身上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