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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杀戮书.西晋八王之乱 -- 应侯范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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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第一章、悲剧的前奏(6)

齐王攸死了,皇帝一如既往的显示了长兄为父的宽阔胸襟与对亡弟深沉慈爱。齐王攸的葬礼与十一年前叔祖安平献王司马孚的相同,规格仅次于皇帝皇后。

齐王的谥号也与司马孚一样,因此他就被后人称为齐献王。皇帝下令,以齐献王灵位配飨太庙,在齐国诸侯家庙里,设轩悬之乐。皇帝两次亲临丧所吊唁,亲自流泪,哭得很伤心,感动了一大批不知内情的臣僚。

但对知情者来说,齐王攸的死是皇帝一生的污点。数年之后,皇帝与桀骜不逊的王济产生了口角,王济这人一向口无遮拦,他当面讥讽皇帝说:“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

“尺布斗粟”是汉代童谣。汉文帝时,皇弟淮南王刘长犯法自杀,有人猜测文帝有意要将弟弟逼死,于是长安街头传唱这样的童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从此“尺布斗粟”就被用来指代兄弟阋墙。

《晋书》上说,皇帝听了王济的话后,并没有恼羞成怒,而是沉默不语。他这是感到羞愧,还是感到后悔?不管是出于哪种心理,这个姿态让后人觉得:在皇帝之中,司马炎还算是个好人。

随着齐献王的不幸薨逝,喧嚣十多年之久的皇嗣问题尘埃落定,储君的位置上赫然端坐痴太子司马衷。

悲剧的基调从太康四年开始奏响。

三百年后,编写《晋书》的唐朝史官充满遗憾地假设,如果齐王不死,兴许八王之乱就不会发生,随后五胡乱华、南北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就不会到来。

但也有人说,如果齐王不死,内乱将提前十年爆发,齐王的死消弭了一场分裂,其实是最好的结局。

孰对孰错,已经无法知晓。

因为历史不容假设,它永远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诡异地在迷雾中前行。无人能看透这迷雾。

司马炎刚刚坐上皇位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占卜探卦,卜算皇位可以传几代,结果他卜到了“一”。司马炎不像汉光武帝刘秀,他不相信图谶,在晋朝图谶是被严令禁止的,他探卦只是讨个彩头,所以探到“一”他也没有在意。晋武帝在这一点上像秦始皇,相信江山可以二世、三世的传下去,他不仅要替二世司马衷做打算,他还要替三世司马遹做安排。

谁能料到,世界上竟然真有一语成谶这种事情。

司马炎打点起了后事,他发现日月逝矣时不我与,曾经的股肱大臣纷纷衰老死去。泰始十年,荀觊病死;咸宁四年,羊祜病死;太康三年,贾充、羊琇病死;太康四年,山涛病死;太康五年,杜预病死;太康六年,王濬病死;到了太康十年,荀勖也病死了。

曾经的心腹,只剩下卫瓘、王浑、张华和杨骏、杨珧、杨济兄弟。卫瓘、王浑、张华与太子离心离德,不可重用,靠得住的只有杨骏兄弟了。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忠诚不容置疑,但是资历尚浅人望不够。皇帝于是有意识的树立杨骏的权威,杨骏因此权倾朝野,与弟弟杨珧、杨济,被天下人称为“三杨”。

太康十年十一月甲申(公元289年),久病缠身的司马炎下了一份诏书,重新安排镇守方岳的人选:“汝南王司马亮为侍中、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都督豫州诸军事,治许昌;改封南阳王司马柬为秦王,都督关中诸军事;始平王司马玮为楚王,都督荆州诸军事;濮阳王司马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并假节之国。”

这位诏书是司马炎对身后事的详细安排,总体思路是外戚与宗室共同辅佐新君,互相牵制、保持平衡;外戚侧重于掌握朝政,而宗室侧重于把握兵权。

秦王司马柬是太子一母同胞的弟弟。关中是天下形胜之地,外有雄关万丈,内有沃野千里,当年秦始皇、汉高祖在此发迹、遂取天下。司马炎曾经做“石函之制”,规定“非宗室不得镇关中”,所以这个地方必须交给太子最可信任的人;

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也是太子的弟弟,宗室里最可亲近的人。江南吴国新附,民心未稳,需要驻重兵防备。荆州、扬州、江州分别据于长江中游、下游,江南如有变故,两镇齐发,万无一失。

司马柬驻守的长安、司马亮驻守的许昌、司马玮驻守的襄阳、司马允驻守的寿春再加上东北处赵王司马伦驻守的邺城,正好形成了对洛阳的环卫。

如果有敌寇从外部进犯,则由洛阳调度各藩镇抵御;如果洛阳有变故,则各藩镇举兵勤王;若哪个藩镇心生不轨,则天下共击之。

朝廷之中,由杨骏与汝南王共同辅政。司马炎担心杨氏的势力太强,新君无法驾御,于是又任命太原人王佑为北军中候,率领洛阳禁军。王佑是王浑的从子,一向与杨氏不和。

如此一番布置,令宗室与外戚、京师与外镇、中央禁军与各地驻军之间互相制衡,司马炎觉得足以保证新君江山稳固。那么,接下来该替皇孙司马遹做安排了。

望气者禀报广陵那地方有天子气,司马炎于是封司马遹为广陵王,食邑五万户;散骑常侍刘寔博古通今,深有才学,司马炎任命他为广陵王傅。皇帝在此再次重申了态度,表示大晋朝的第三个皇帝的位子,他已经替孙儿预订好了。

既然一切都安排妥当,就应该了无牵挂。那为什么太熙元年四月司马炎到了弥留之际,迟迟咽不下最后一口气呢?

因为司马炎发现,他的百年大计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致命的偏差。

杨骏是司马炎治国蓝图中的关键人物。此人素无才干,也没有名望,以前做过县令之类小官,也做过骁骑将军、镇军将军的从僚,后来依赖女儿的裙带,被封为临晋侯,任命为车骑将军。朝中许多人都轻薄其为人,一向识人知鉴的尚书郭奕与尚书褚 (需手写)都曾上书劝过皇帝,说杨骏这人器量狭小,承担不了社稷重任。

臣僚们不明白,其实司马炎要的就是杨骏平庸无能。试想弱主当朝、宗室强盛,如果启用像霍光、王莽那样声名卓著、手段强硬的权臣辅政,势必会挟持弱主与宗室争权。霍光杀燕王盖主、王莽废黜刘氏诸王,这都是前车之鉴。如果权臣胜了,那么皇帝就不免当傀儡,甚至有可能被迫行禅让,司马氏的江山就是这样偷来的,皇帝不可能不深以为戒;而宗室也是虎狼,如果宗室占了上风,就不免要清君侧。汉代的七国之乱中,吴王楚王就是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借口起兵造反的,幸好他们失败了,否则汉景帝的龙椅肯定是坐不稳的。

因此在司马炎看来,杨骏实在是辅佐新君的最佳人选。首先,他没能力独裁,没能力就不会生异心,就必须搞好与宗室的平衡,而宗室也不会猜忌这个人;

其次,他是司马衷的外公、杨后的父亲,而且杨骏“孤公无子”没有后嗣,即使生了非分之想也没有意义,所以最没可能生异心;

司马炎看重杨骏的第三个原因是他的出身。虽说杨骏这人没有美名,但是弘农杨氏的百年招牌在注重门第的魏晋时代还是很有影响力的。魏晋的高门大族在汉代大多默默无闻,而弘农杨氏“四世三公”,在汉末就显赫天下,与汝南袁氏齐名。汝南袁氏的后人袁绍、袁术甚至能够依仗袁氏的声名与门生故吏割据一方,杨氏稍逊,没出这种枭雄,但也因此保全了门户。百年之前,有个杨修稍露头角,可惜站错了队,支持曹植争嗣,被魏武帝曹操砍掉了脑袋。当时曹植的谋士不少,魏武帝单单诛杀杨修,也可见他对弘农杨氏的忌惮。

有虚誉、无实干,这种人最适合和稀泥了。太康九年起,司马炎的身体时好时坏,他就把朝政交给杨骏去打点,自已深居后宫养病去了。

渐渐地,皇帝感觉不对劲。皇帝任命了那很多的侍中,可是到宫中露面的总是只有杨骏一个。皇帝让杨骏打点朝政,并没有说自已一事不问,但杨骏那当仁不让的架势,俨然是一副“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的派头。

司马炎这时已经没有力气出宫转转,不然他会发现形势远比他想像的要糟糕。想见皇帝面呈机宜的臣子都被杨骏挡在了宫外,朝中人心惶惶,不知皇帝是死是活。大家私下里把杨骏比做秦末的赵高。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春,杨骏请司马炎下诏夺回繁昌公主。繁昌公主在太康年间下嫁卫瓘的第四个儿子卫宣,杨骏说卫宣好酒,经常嗜酒犯过失。

皇帝让身边的黄门郎去调查,黄门郎回复说杨骏所言属实。皇帝一听,既然属实,那就准奏。

接着,有人上书要求罢免卫瓘,将卫宣交给廷尉治罪,这回皇帝未允许。

不久后,卫瓘声称年老请求逊位。皇帝猛然醒悟,自已被杨骏当棋使了。杨骏表面是对付卫宣,其实意在逼卫瓘退位。

皇帝召来黄门郎大骂一顿,问是不是虚构事实污蔑卫宣,黄门郎抵赖不了,只好认错求饶。皇帝想让卫宣与公主复婚,可是卫宣这时已经忧愤发病而死。皇帝又气又无奈,作为补偿,将卫瓘升做太保的闲职,以菑阳公的身份回家养老。

挤走了卫瓘,杨骏接着就想挤走汝南王。在去年十一月甲申的诏书上,皇帝虽然任命汝南王都督豫州诸军事,但是还保留着“侍中”的职务。皇帝这是要汝南王留在洛阳,可是杨骏却不停的派人催促汝南王出发去许昌。

到了四月初,司马炎的时间越来越少,他经常陷入昏迷,神智时而清醒时而昏聩。有一次他醒过来,身边都是杨骏替换来的新面孔,个个长得那么寒碜,心里那个叫灰心失望,忍不住想骂人。司马炎一向好脾气,因此他调整了一下语句和语速,对杨骏说:“何得便尔!”这话相当于:“你怎能如此妄为!”

杨骏赶紧下跪谢罪,皇帝想接着骂几句,一口气没上来,又晕过去了。再次醒来,皇帝令中书监华廙起草诏书,召汝南王火速入朝觐见。

这时候,皇帝应该已经明白,他那个貌似憨厚的老丈人靠不住。他只看准了杨骏能力不行,却忽略了另一个问题:越是庸人越是不自量力。志大才疏,这是庸人的一个通病。

其实何必苛求杨骏,司马炎也不过是庸人之姿,却做了汉高魏武都未必敢做的事。他的计划漏洞百出,偏偏自以为算无遗策。

自从下达了召见汝南王的诏书,司马炎就陷入痛苦而漫长的等待。

夕阳日复一日映红天际,汝南王的身影一直未曾出现,渐渐地,司马炎气若游息。

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汝南王根本没有接到诏书,诏书半道就被杨骏截走了。

这边华廙刚将诏书写好,那边杨骏就得到消息,赶过来借阅。按说身为中书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这种大不敬行为,可华廙不是有骨气的人,这家伙一辈子倒霉,早吓破胆啦。

华廙的名字不怎么为后人所知,但他的爷爷华歆名气很大,熟悉三国的人都应该知道。华歆没出仕前和隐士管宁交友,被管宁看不起,割席绝交。后来华歆跟了魏武帝,狠狠地做了几件长脸的事,其中有一件就领着禁军冲进汉献帝的寝宫,揪出躲藏在夹壁里的伏皇后,交给行刑者缢死。华歆在曹魏做到了司徒、太尉的高位,这位老兄据说治家严谨,即使平时在家里也要求子孙像在朝廷上那样恭敬严肃、合乎礼节。

严格的家庭教养培养出了良好的家风,华家风气声名远扬。百年之后,晋朝的刘寔想娶华家的女子,却遭到家人的激烈反对,弟弟刘智对他说:“华家类贪,必破门户。”刘寔不听,执意要娶,生来出儿子刘夏果然败家。

华廙就出生在这个“类贪”的家庭,按他的门第条件,早就可以做官了,偏偏他倒霉,负责典选官员的是他岳父卢毓,按例不允许举选姻亲,所以他一直到三十五岁还是个处士。后来华廙终于开始作官,从中书通事郎做起,一点点往上爬,好容易爬到侍中、南中郎将、都督河北诸军事这些大官了,又得罪了中书监荀勖,莫名其妙的卷入了一场贪污案,被罢免。随后华廙居家近十年,教诲子孙,讲诵经典,抽空还养养猪。

有一天司马炎在皇宫凌云台登高望远,看见有一户人家的苜蓿园长势不错,一问原来是华廙家的;后来司马炎出宫,又看到华廙家的猪圈,觉得曾经的大臣混到这分上实在可怜。太康年间有一场大赦,华廙被重新起用,先做城门校尉,再迁左卫将军,最后做到中书监。

大起大落实在不容易,所以华廙一向巴结着掌权的杨氏。杨骏一说借,他立马将诏书递了出去,而杨骏借了之后就再也没还。

杨骏很有耐心地耗着,等待司马炎灯枯油尽。于是就发现了本段开头的那一幕,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死神终于不耐烦了。

司马炎再次醒来,已经说不出话,眼神空空,等着不可能出现的汝南王。

杨皇后啜泣着,凑近皇帝,问:“陛下如有不讳,是不是由临晋侯辅佐太子?”

这话问得很艺术。皇帝脑子已是一滩死水,没能力去琢磨皇后话里的玄机,他点点头,表示默许。

这个就是货真价实的遗诏。杨皇后赶紧吩咐下去:遗诏已下,宣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即刻拟旨。

华廙无耻起来的样子很有他爷爷当年的神韵,他文思泉涌,句不加点地完成了这份日后杀戳千万人的诏书:

“昔伊望作佐,勋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经德履吉,鉴识明远,毗翼二宫,忠肃茂著,宜正位上台,拟迹阿衡。其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移止前卫将军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其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令得持兵仗出入。”

遗诏呈到了司马炎的面前。

如果还有力气行使皇帝的威权,司马炎会诛杀华廙全家,然后捧着华廙的头颅问,他传的是谁的旨意?汝南王在哪儿?杨骏不仅要独擅朝权,还要接管天下兵马,居心何在?

可惜啊,他现在只是一个濒死的病人。司马炎做出了病人受刺激后的正常反应,两眼一翻,果断而决然的咽了气。

皇帝驾崩了,皇帝不是病死的,皇帝是气死的。

内庭传出皇后懿旨,说皇帝龙驭上宾,大家举哀吧。

哗啦啦,宫里宫外哭成一片,整个洛阳城都听得到。

杨骏捂住脸,身体剧烈抖动,看不出他是哭得厉害还是笑得厉害。

关键词(Tags): #西晋#八王之乱
家园 多谢老大,读后不须多言也矣。
家园 【原创】第二章、杨骏(1)

一、面容模糊的晋惠帝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己酉,司马炎驾崩的当日,身穿毛边粗麻布丧服的太子司马衷被群臣迎到了正殿。群臣异口同声地表示,国家不能一日无君,所以恳请太子即皇帝位。

按照传统,这种劝进要进行三次,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即将接替做皇帝的人并非先帝指定的皇嗣,劝进则要进行六次。这种特例在汉朝出现过,汉文帝刘恒被大臣拥立为帝的时候,先向西方向让了三次,又向南方向让了两次,第六次才应允做了皇帝。

司马衷是大行皇帝指定的太子,只需三次即可。前两次劝进,都会被太子婉言谢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太子哀恸不已,怎么会有闲心考虑自已的名位。但是群臣不会罢休,他们会建议太子以江山社稷为重,在这苦苦哀求之下,最后太子勉为其难的接受了皇帝的尊号。

随后,新皇帝司马衷颁布诏书,宣布大赦,改元为“永熙”,所以后世也称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同日,司马衷尊奉皇后杨氏为太后,策立太子妃贾氏为皇后。

此时司马衷已经三十二岁,自从九岁被立为太子,他足足在东宫等了二十三年。此后他将御宇十六年,直到四十八岁的时候离奇暴毙,死后谥号为“惠”。“柔质慈民曰惠”,这是一个名褒实贬的谥号,“慈民”只是托词,“柔质”才是真的,意思是说这个皇帝柔弱无能,始终被人操纵于股掌之中。历史上只有两个皇帝谥号为“惠”,另一个可怜的傀儡皇帝是汉惠帝刘盈,他一生都畏缩在母亲吕后巨大的阴影之中,未过三十就郁郁而终。

比起汉惠帝,晋惠帝在历史上的口碑更加不堪,他的名言“不食粥,何不食肉糜?”以极端荒诞的形式暴露了当政者不知民间疾苦,千百年来一直令人难忘。晋惠帝被人推测为痴障,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这句傻话。事实上,自古以来当权者说蠢话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未必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无耻。

西晋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这一千七百多年间曾出现过二十余种晋朝的断代史书,但完整流传至今的只剩下《晋书》。目前所见最早定性晋惠帝智商的也是这部《晋书》,里面隐讳的评论晋惠帝“厥体斯昧,其情则昏”。《晋书》面世四百年之后,北宋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他也采信了这一说法,说晋惠帝“为人戆呆”。

事实上,晋惠帝的真实面目仍然是一个谜。

《晋书》成书于唐朝贞观年间,距离西晋已有三百年之遥。时间遥远本不是问题,修史在中国古代是一件神圣重大的政治行为,自从先秦时期开始,历朝历代的政府都很注重史料的收集与史书的修缮,并且专门设有太史、秘书监等专业机构来收集整理当代史料、编缮前代史书。作为古代政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处于半人半神崇高位置的皇帝,其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在案,会专门有一本小册子被称为“起居注”,用来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

如果原始资料能够保存下来,那么晋惠帝是否痴呆就一目了然。只可惜这些资料都亡佚了,晋惠帝死后五年,洛阳陷落,随即被匈奴人刘曜一把火烧为平地;晋惠帝死后十一年,西晋灭亡,只有少数臣子侥幸逃到江南,加入苟且偏安的东晋小朝廷。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西晋的史料在它亡国之初就已经残缺不全。

西晋灭亡后的三百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乱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乱世。在这三百年里有无数人家破人亡,追根溯源都可以归罪于当年晋惠帝的无能,归罪于那些祸国殃民的晋朝王爷。肯定有无数人痛恨晋惠帝、痛恨司马家儿,可以想像,当时的坊间巷尾必定产生了大量关于晋朝皇帝、皇后、以及那此争权夺利的王爷们的离奇传说;这些传说有的被时间冲走了,也有的留下支言片语,成为后世难辨真伪的史料;

另外,在这三百年间,以江淮为界,南北各自兴起并湮灭了数十个政权,这数十个政权间不停地爆发战争,并形成南北对峙,前一百年是东晋对峙十六国,后两百年是南朝对峙北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各个政权之间也会对敌国进行攻诤造谣,等到天下再次统一的时候,官方留下的史料,散佚民间的史料,鱼龙混杂,已经难辩真伪。

今人读史会发现两晋南北朝的昏君、暴君多得令人惊讶,其中南朝刘宋、萧齐的几个少年皇帝、北齐高家的几位皇帝,残暴程度令人发指,可谓完全丧失了人性。这些人之中,有多少是被泼了污水,有多少是真正的暴君,如今也很难查证了。

无独有偶,《晋书》除了裁定晋惠帝是痴呆,还裁定另一位晋朝皇帝是私生子。这个不幸的皇帝就是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晋书》里说他实际并非司马家的孩子,而是母亲夏侯氏与一个牛姓小吏私通的产物。

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孙盛的《晋阳秋》。孙盛出生于西晋末年,仕宦于东晋,以史学家的身份留名于后世,《晋书》第八十二卷替陈寿、司马彪、习凿齿等晋朝有名的史学家立了传,孙盛也名列其中。孙盛的主要作品是两部断代史,分别是记叙曹魏历史的《魏氏春秋》与记叙两晋历史的《晋阳秋》,如今这两部书已经散佚殆尽,只残留零星篇章。

在《晋阳秋》残本中有这么一句话:“又初元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帝先饮佳者,以毒者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钦,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这句话明白无误的指出晋元帝的生父并非西晋第二任琅琊王司马觐,而是一个叫牛钦的小吏。若是仅仅考虑孙盛与晋元帝是同时代人,亲身经历过两晋之交那纷纷扰扰的岁月,这话似乎可信;但是如果考虑到孙盛在东晋为臣(孙盛寿命长,他一生经历了东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海西公、简文帝八个皇帝),却奋笔直书开国皇帝是个私生子,这未免太不可思议;而更不可思议的是晋朝人的反应,《晋书.孙盛传》里评论说“《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可见《晋阳秋》写成之后在当时广为流传,东晋的臣子看了都说是“良史”,孙盛本人也没有因为宣扬皇帝的血统不正而受到任何制裁,一口气活到七十二岁才寿终正寝,这岂非咄咄怪事?

怀着疑问,再细细品味这句话,就可以读出一股熟悉的神棍气息。两汉两晋时期谶纬之说大行其道,上至公卿王侯下至平民百姓,都相信有那么一幅模棱两可的古图,或者是一句晦涩难明的古语,暗藏玄机指示着天下苍生的福祗。许多人穷尽毕生精力专研此道,制造出更多不知所云、穿凿附会的东西,有不少政治人物则借用谶纬来进行政治投机。

比如说陈胜造反之前,先要伪造一份神谕,说“大楚兴、陈胜王”;再比如说西汉宣帝刘病已登基之前,也曾出现“公孙病已立”这样的谶言;后来王莽要篡夺西汉皇位,也伪造了一系列的谶言;东汉光武帝刘秀建国称帝,也应验了“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到了汉末,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事先也大造舆论,说这是应证“代汉者,当涂高也”的谶言。

总而言之,谶言已经成为野心家用来制造舆论、标榜天命所归的工具,其中被利用得最频繁的谶言就是上面那句“代汉者,当涂高也”。这句谶言出现于西汉中期,到了两汉之交,割据蜀中的公孙述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当涂高”,忙不迭地称帝,国号“成家”,没过几年就亡于东汉;过了两百年,汉末乱世,割据淮南的袁术也动了心想当皇帝,于是他也“当涂高”了,在淮南做起了皇帝,建号“仲氏”,过把瘾之后就兵败势穷,吐血而死;之后又过了一百四十年,西晋末年,幽州都督王浚也做起了皇帝梦,他也开始宣传自己是“当涂高”,幸好还没来得及称帝就被石勒消灭,算是保住了名声。

《晋阳秋》残本中的这句话也包含着一个谶言,内容是“牛继马后”,这个谶言被认为暗示着晋朝的衰落不可避免,将有一个姓牛或者与“牛”有关的人物兴起,取代司马氏。

这个谶言是有利用价值的,而且确实有一股势力在利用这个谶言攻击东晋皇室,不过肯定不会是孙盛。

端倪暗藏在《晋书》之中,《晋书.孙盛传》里记叙了这么一件事:数年前东晋权臣桓温北伐,在枋头这个地方遭遇前燕大将慕容垂,惨败而归,事后桓温一直引以为恨。孙盛在写作《晋阳秋》时秉笔直书,并没有替权臣隐讳。书成之后桓温大怒,当面威胁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之役诚然失利,也不至于如你父亲说的得那么严重。倘若这本史书通行于世,小心你们全族的性命!”

孙盛的儿子很害怕,回家请求父亲删改。孙盛当时年近古稀,却老而弥坚,他当庭训斥儿子,表示一字不改;孙盛的两个儿子与众多孙儿一起跪下痛哭,恳求老父替全族上百口人的性命着想,孙盛大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好默许。

孙盛的儿子于是修改《晋阳秋》掩饰枋头惨败,但是孙盛为人狷介,不甘心屈服于桓温淫威,他将一部未修订的《晋阳秋》寄给北方的前燕皇帝慕容儁,(注:《晋书》中此处有明显错误,慕容儁病死于公元366年,而枋头之役发生于公元369年,孙盛寄书之时,前燕皇帝应当是慕容儁的儿子慕容暐(需手写))让桓温鞭长莫及。数年之后,晋元帝的孙子晋孝武帝特意派人去辽东求得北方版本的《晋阳秋》,与江南版本一对照,内容有多处不同。

由此可知,《晋阳秋》其实分南、北两个版本。南方版本已经被孙盛的儿子篡改过,那么,北方版本是否就是原本呢?不一定,它恐怕也已被人挟带了私货,残本中那一句“牛继马后”的谶言,很有可能就是前燕政权的杰作。

由于史料的缺乏,以上结论只能是猜测,不过这个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前燕政权在当时有足够的动机去抹黑东晋政府。

前燕是东晋十六国之一,它的前身是鲜卑慕容部。西晋时期,慕容部的酋长慕容廆一度臣服于晋朝,被任命为“鲜卑都督”;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慕容部趁机扩张势力,并吞了高句丽与鲜卑宇文部地盘。当时北方最强大的政权是羯族人石勒创建的后赵,后赵对前燕一直虎视眈眈。出于远交近攻的战略需要,慕容廆对东晋称臣,接受东晋任命的都督官职与“辽东郡公”的爵位。

公元337年,慕容廆的儿子慕容皝建立燕国,史称前燕。前燕在建国之初依然表面臣服于东晋,但随着后来后赵的日益衰落,前燕的日益强盛,继续臣服于东晋不再符合前燕的利益。公元349年,后赵发生内乱,前燕趁机发动进攻,向南蚕食;公元352年前燕消灭冉魏,成为北方第一强国。此时前燕的南部边境已与东晋接壤,双方沿着淮河一线已经有领土纠纷。

前燕既然已经羽翼丰满,自然不可能再向东晋称臣。公元352年十一月,燕王慕容儁在蓟城称帝,他对东晋派来的使者说:“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慕容儁自称“为中国所推”,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东晋只是偏鄙小邦,我大燕才是中原正朔。

说前燕是正朔当然只是慕容儁自己给自己贴金,在当时世人心目中,偏安江南的东晋小朝廷才是正朔所在。东晋政权与自己同文同种,由西晋宣帝司马懿的后裔建立,是唯一继承西晋衣钵的合法政权。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哪怕异族统治者使劲汉化自己,努力的推崇华夏文字制度,依然无法取代东晋的正朔地位。当年东晋北伐,军队开入关中,关中百姓夹道相迎,有许多八九十岁的耆老哭泣着说:“想不到有生之命还有幸见到王师。”此举可见民心所向。

不仅普通百姓如此,北方的士人也普遍是这种心理,人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前秦名相王猛。王猛曾经有机会出仕东晋,不过他最终选择了前秦,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无能透顶的东晋朝廷不可能给他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但是在内心深处,王猛未必无憾,他临终叮嘱前秦皇帝苻坚:“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这句话固然是治国的真知灼见,但也暴露内心的那一丝遗憾:他王猛满腹韬略,竟投身于胡戎蛮夷之庭。

孙盛写作《晋阳秋》的那几年,是前燕与东晋交战最频繁的时期。军事上,前燕在并不落于下风,它接连从东晋手中夺得河北、淮北等地;但在文化认同上,前燕则先天不足,处于绝对弱势。

就在这个时候,救星来了,在江南获得广泛赞誉的《晋阳秋》出现在北方。《晋阳秋》为何到北方来?因为它触犯了时讳。

由于处于敌对状态,很少有北方人能够到江南去,但是好奇心人人有之,《晋阳秋》详细平实记述了东晋现状,一到北方必受瞩目。想像一下,如果这部书批露“东晋的开国皇帝是个私生子”,说有一个“牛继马后”的谶言早就预示了这事的发生。那么这个爆炸性的秘闻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割裂西晋、东晋之间的继承关系,打击东晋政府的“正朔”形象。

所以说前燕政权有足够的动机去篡改《晋阳秋》,将晋元帝污蔑为一个私生子。

前燕政权不久就灭亡于前秦,但“晋元帝是私生子”这个传言却生命力顽强,在北方流传甚广,经久不衰。十六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对歧,此时的正朔之争比先前更加激烈,南北双方都标榜自己才是正统,彼此口出恶言,南朝写史称北朝为“索虏”,北朝写史称南朝为“岛夷”。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朝人自然不会有兴趣去彻查所谓的“晋元帝是私生子”是真是假。到了公元551年左右,即《晋阳秋》面世两百年之后,北齐臣子魏收撰写《魏书》,书中有晋元帝的传记,传记名称叫《僭晋司马睿传》。这个“僭”就是“僭越”的意思,意思是说北方政权才是正朔所在,东晋皇帝都是僭主,是没有资格称皇帝的。

魏收也采信“晋元帝是私生子”的说法,甚至以讹传讹,错得更加离谱。《魏书》中如此写道:“睿字景文,晋将牛金子也......琅琊恭王觐,觐妃谯国夏侯氏,字铜环,与金奸通,遂生睿。”这明显是在胡扯了,牛金与司马懿同辈,琅琊王司马觐则是司马懿的曾孙,夏侯氏嫁入司马家的时候,牛金即使还没病死也已是风烛残年,两人怎么可能通奸?

又过了约莫一百年,唐朝的房玄龄、令狐德棻等人奉唐太宗的命令修撰《晋书》。唐朝脱胎于北朝,令狐德棻等人没有摆脱那个流传了近三百年的传言,也采信了“晋元帝是私生子”的说法,并将这一说法写入了《晋书.元帝纪》中。

在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作用下,晋元帝在他去世三百多年之后,最终坐实了“私生子”的名号。

有了晋元帝的遭遇,再回过头来看晋惠帝。他真如《晋书》所言,是个痴呆?

未必。

有可能晋惠帝只是性格懦弱,所以处处受制于人;有可能晋惠帝只是不善于言语,并且优柔寡断,所以无法树立君威。他的真实面目经过三百年时光的冲刷、风化,已经模糊不清,又受到那些真伪难辨的史料影响,晋惠帝终于被贴上“痴呆皇帝”标签,万恶所归,渐渐变成一个脸谱。

本书与前人一样,也把晋惠帝描绘成痴呆。这并不表明作者没有任何疑虑,而是因为作者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实或者推翻这些疑虑,所以只能因循旧说。

但换个角度来讲,晋惠帝皇帝做得如此失败,眼见身边至亲一个个死于非命而无能为力,他不仅葬送父亲开创的太平岁月,而且还将千辛万苦才得以统一的天下重新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如此无能之人与毫无自理能力的痴呆有何分别?既然如此,就不要在这个人身上花费心力了,索性铁了心认定: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一个痴呆。

关键词(Tags): #西晋#八王之乱
家园 lz忘了还有明惠帝
家园 多谢指正

历史上只有两个皇帝谥号为“惠”——这句话是个大硬伤,将来本书如果有机会再版,一定会修正

家园 送花,一定买来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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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第二章、杨骏(2)

二、无法肩负的重任

既然是痴呆,那么司马衷对做皇帝的感觉就仅限于从东宫搬到西宫,住的地方更宽大了一点,身边的宫女更多了一点,臣子们对自己的态度更加恭谨一点,如此而已。

真正兴高采烈的应该另有他人。

比如说皇后贾南风。她十五岁嫁入皇家,十七年来一直担惊受怕,皇帝公公一会儿说要废黜她,一会儿说要废黜她丈夫,一会儿又派那个不是婆婆的婆婆杨氏来训斥她,十分可恶。

更可恶的是,那个杨氏与她同年,只因为嫁得好就以长辈自居,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让人讨厌。如果东宫有这么妖艳的女人用这么倨傲的口气说话,贾南风一定会往她的脸上砍两刀,可是作为儿媳,当时的贾南风只能忍气吞声,这股怨气即使事后鞭打了几十个宫女都无法发泄干净。

如今守得云开见日月,老皇帝死了,新皇帝是自已掌中傀儡,再也不用担心有人对自已不利。贾皇后看着身上绣着日月星辰的袆衣,满脸掩饰不住的笑意。

再比如说太后杨芷。她十九岁入宫时,司马炎款款深情都倾注在胡芳胡贵嫔的身上。虽然她以前自负美艳,但是一进这繁花似锦的后宫也不过泯然众人,她之所以被立为皇后,完全是因为皇帝对从姐杨艳还有旧情。所以司马炎对她一直恭敬有余而恩爱不足,有时候,她觉得自已就像是从姐的一个会动的灵位。

十四年过去了,杨芷已韶华不再,而宫里满眼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孩,一个又一个皇子出生长大,而她的儿子司马恢只活到两岁就夭折了,虽然她从地位低微的王才人手中夺走了年幼的司马炽,当作自己儿子哺养,但毕竟不是亲生的。论才情文蕴,她比不上左芬左贵嫔;论胸襟品格,她比不上胡芳胡贵嫔;论温婉可人,她比不上诸葛婉诸葛夫人;杨芷只有身处幽冥的从姐和从姐留下的痴呆太子可依仗,还有一个并不太可靠的轻浮老子做为外援。

一切荣华都在司马炎的一念之间,倘若哪天司马炎移情别的嫔妃,废掉太子另立别的皇子,那她就什么都没有了。后宫深不可测,所谓“女无好丑,入宫见妒”,何况是处在皇后这个众矢之的的位置上呢?每每想到这里,杨皇后就不寒而栗。

现在可好,杨皇后升级成了杨太后,连皇帝都得向她行跪拜礼,这个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人能够威胁她的地位了。

而最高兴的可能还是老国丈杨骏。前文已经提到,杨骏以前名声不怎么好,朝中那些自以为高尚的家伙都有点轻视他。当年他要结交琅琊王氏,想把女儿嫁给王家的美男子王衍,王衍竟以此为耻;杨骏退而求其次,想与大司农郑默结亲,又被一口拒绝;后来好容易把女儿塞给了河东裴氏,亲家裴揩却从不正眼看他。

杨骏十分愤懑不解。论门第,弘农杨氏“四世三公”名满天下,显赫两百年,当年杨家祖先杨震担任汉安帝的太尉之时,曹魏君主的祖先不过只是一个君子所不耻的宦官,司马家的祖先也不过是一个区区二千石,至于琅琊王氏与河东裴氏,都还只是一介草民;论权势,杨家接连出了两位皇后,比太原王氏还多,那些后起小辈凭什么瞧不起人?

长久以来杨骏一直耿耿于怀。如今可好,天下大权尽在我手,杨骏觉得自己大器晚成,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司马炎的梓宫停在含章殿,他的谥号被定为“武”,后人称之为晋武帝。“武”是一个既可以褒也可以贬的谥号,但放在司马炎身上明显是在褒扬,彰示他开国立业,并且平定吴国统一天下的赫赫武功。也因为这些武功,司马炎的灵位获得搬进太庙受永世供奉的资格,庙号为世祖。

丧礼的具体操办有太常、太仆等官员处理,无需大行皇帝和皇帝两位陛下费心。晋武帝要做的,就是每天安安静静地躺着;司马衷要做的就是扮演孝子,给父亲守丧。所谓百善孝为先,天子在孝道方面必须为天下人做出表率。

司马炎驾崩,司马衷服的是“斩衰”。“斩衰”是所有丧服中最重的一种,通常是子女为父亲、妻子为丈夫,嗣子为嗣父,重孙为祖父等最近的亲属所穿的丧服。

按照《礼记》要求,“斩衰三日不食”,三日之后可以食粥,但是食量也有严格规定:一天早晚两餐,每餐不超过“一溢米”。“一溢米”相当于一升的二十四分之一,孝子们比如晋朝的和峤,都是称好重量才吃的,生怕不小心多吃了一粒米使自己变得不孝。这个饮食的限量等到百日之后逐步放开,一年之后允许吃蔬菜水果,两年之后允许用酱醋调味,完全恢复正常饮食则要等到丧服期满。

“斩衰”的丧期有多长呢?答案是三年。这三年孝子不仅在饮食上有限制,生活各方面都有讲究。比如睡觉就不能睡在屋里,只能睡在临时搭建的棚屋里,这个棚屋被称为“倚庐”,而且只能睡在破席子上,不能用枕头只能用土块,不能进行房事,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古代做孝子是不容易的,不仅在心理上要保持悲痛,还要在身体上饱受摧残,体弱多病的还真当不了孝子。

从法理上讲,皇帝是全天下人的父亲,皇帝驾崩要履行的手续,比普通的父亲亡故要繁缛千百倍,那是全国举哀、劳民伤财的国丧,如果严格按照《礼记》去做,一场丧礼就可能导致亡国。

于是有伟大而体贴人意的汉文帝牺牲了自已身后的哀荣,替他的儿子汉景帝,也替后世的一切皇帝解决了难题。汉文帝临死下了遗诏,嘱咐丧礼一切从简,其中特意提到“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也就是说将服丧期由三年精简为三天。

有了先例,两汉的皇帝就不怕承担“不孝”的罪名了,从此老皇帝大行之后,新皇帝与臣子都只需服丧三日,余下的三年时间,新皇帝只要在心里保持哀悼就可以了,这种方式被称为“服心丧三年”。虽然后世有儒者对这种变通从权颇有非议,但是中国的皇帝与大臣们大多是实用主义者,这种从简的仪式被很好的保存了下来。

当年文帝司马昭驾崩的时候,司马炎就只服丧三日;现在司马炎驾崩了,司马衷也只需服丧三日即可。

因此司马衷皇帝生涯的最初三天,应该是穿着粗麻布丧服饿着肚子度过的。期间他有没有公然喊饿,有没有索要食物不得而当众洒眼泪,这不得而知。

到了第四天,司马衷除下丧服,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参加朝会。朝会隆重庄严,仪式繁缛,参考《晋书.礼志》,可以推想出当时盛况:

天还没完全亮,全体朝臣就已经在殿旁集合,殿前广场上燃着燎火(注:古人在屋前院内设篝火用以照明,此篝火亦称燎火。《诗经》有云“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即是此谓),朝臣们按官秩、爵位的高低依次坐好。与此同时,皇帝司马衷已经起床,先到皇后处,接受皇后的祝贺,然后他坐着云龙车,缓缓从东门来到殿前,皇帝下车,入东阁小坐。

皇帝入坐东阁之后,朝臣们依次进入大殿,依旧按官秩、爵位的高低排列整齐,等候在殿下;环卫宫殿的虎贲、殿内陛下的持戟卫士等也进入岗位;太常指挥下的太乐队成员,也带着他们的钟啊鼓啊一系列乐器,各就各位。几百人静候在大殿之内,肃穆无声,有谒者检查朝臣的服饰是否整齐、举止是否得体,如果服饰或举止失仪的人,谒者则会视其轻重而给予呵斥,最严重的将会被劾以“大不敬”的罪名,逐出朝堂并记录在案,交由相关人员治罪。

大臣们准备就绪之后,谒者、仆射、大鸿胪依次向皇帝禀报。过了片刻,到了某一个指定的时辰,侍中奏时辰到,于是皇帝走出东阁,在侍中、卫士等簇拥之下,由太常开路,庄严稳重的缓步进入大殿。此时钟鼓齐鸣,百官全部拜伏在地,太常引导皇帝登上大殿,升坐在御座上。钟鼓声暂停,百官起立。

大鸿胪半跪启奏“请朝贺”,于是掌礼郎用浑厚、清晰的嗓音宣召朝臣依次上殿向皇帝朝贺。朝贺的顺序依次是:诸侯王、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

朝贺的过程也颇繁缛费力。以诸侯王为例,掌礼郎说:“皇帝延某某王登。”

该诸侯王出列、跪拜,大鸿胪代表该王跪奏:“藩王臣某奉白璧各一,再拜贺。”

然后太常说:“王悉登。”

一旁就有谒者走过来,引导该诸侯王上殿,来到皇帝御座之前。

皇帝起身,诸侯王向皇帝跪拜一次;随后皇帝坐下,诸侯王又跪拜一次,将拜贺的白璧呈上,再跪拜一次,这才算成礼。谒者走过来,引导诸侯王下殿,重新进入朝臣队列。

全体朝臣朝贺完毕之后,皇帝入内休息片刻,然后重新回到大殿。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

于是重复先前的那一个过程,在谒者的引导下,朝臣们依次上殿向皇帝敬酒,期间太乐令一直在指挥太乐队奏乐。

敬酒完毕,皇帝传命百官就席、传食,太官令、大司农、尚食等官员已安排好餐食,百官谢恩之后就席,太乐令又开始指挥奏乐。

然后,君臣开始吃饭,之后又有一系列费心费力的仪式需要一丝不苟的执行,一次朝会可能要耗掉一天的时间。

由此可见,朝会是一种耗时又费力的仪式,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若论实际意义,估计皇帝和朝臣全都没吃饱)它在视觉上、听觉上、气氛上追求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可以令人心怀敬畏。它的作用是体现尊卑有序,维护朝廷与皇帝的威严,使臣民产生敬仰与依赖感。

但是对于皇帝来讲,这种朝会却是一个烦重的体力活。司马衷不可能理解这种仪式的重要意义,这些繁文缛节丝毫不能让他产生丝毫作为皇帝的优越感,只让他感到厌烦与疲劳;而朝会的冗长而沉闷也会使司马衷感到无趣。

很有可能,当臣子向司马衷行礼的时候,一抬头,却看见皇帝正在躲在那十二根冕旒后面无聊并且不耐烦地打着哈欠,让臣子面面相觑,心中无限悲凉。

皇帝要肩负的仪式义务不仅仅是主持朝会,按照传统,皇帝每年有一系列仪式要出席,比如每年正月元辰,皇帝都应该到郊外进行象征性的亲耕,即皇帝自已动手耕作一块农田,以祈求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司马衷连这种象征性的仪式也没有能力出席,《晋书.礼志》上告诉后人:“自惠帝以后,其事便废。”

事实已明显,司马衷根本没有能力履行皇帝的义务,哪怕是最简单的主持仪式,他也无法胜任。司马衷对晋王朝的伤害并非仅仅是大权旁落那么简单,他在精神层面摧毁了群臣,也摧毁了黎民百姓对晋朝皇帝的敬畏与崇拜。

皇帝是天子,代表着上天的意志,这是历来朝廷花了大力气才树立出来的信仰,但是这个信仰被司马衷轻而易举地打破。臣民发现上天派来的代表竟然是如此无能的废物,则不免要去思考:老天爷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已经放弃了我们?或者,司马家的天下气数已尽?

这种信仰危机后果是很严重的,惠帝一朝逆臣多如牛毛,这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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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上二世而亡的王朝并不鲜见,前有秦朝后有隋朝,但是秦末与隋末的乱世全都适可而止,时间跨度在十年左右,这段卵石就像社会动了一场大手术,血流遍地。然而伤口愈合之后,崛起了[汉]与 [唐]两位巨人。西晋则不然,它亡得不仅快,还亡得很彻底;不仅亡了国,还亡了天下。胡人从极北苦寒之地一路向南,两汉以来的赫赫武功扫地无遗。[犯我强汉者,虽然必诛!]成为笑谈痴语。残存的晋室宗族龟缩到江南一隅,依仗长江天险偏安苟活这个残局,后人拾掇了三百多年才重新拾掇出一个完整的王朝。其间有多少人受戮于战场,有多少人枉死于暴政,又有多少人瘐毙于颠簸流离?

  晋朝由治转衰的转折点就是[八王之乱]。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乱世——[五胡乱华]。

作者简介

江苏南通人,毕业于南京某财经院校,获管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就职于万科地产、中远集团等大陆知名企业。

当当网 张璟琳: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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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第二章、杨骏(3)

三、两位受惊的祖父

武帝遗诏中允许杨骏“止宿殿中”,给杨骏佩了“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做护卫,并且允许杨骏“持兵仗出入”禁宫的时候。所以杨骏一点都不低调,自从司马衷登基,他就搬进太极殿,还调来一百名虎贲日夜伴随左右。

这些举动给国丧平添几份杀气。太极殿里设有灵位,文武百官每天都要随惠帝到武帝灵前哭泣,一进灵堂却看见虎贲环侍,身边刀光闪闪,令人心惧。

这个惊悚场面暴露了杨骏内心的虚弱与不安。武帝在世的时候,有这棵大树撑着,无论杨骏在树荫下如何胡闹,都不用担心无法善后;如今大树哄然倒塌,留下一片狼藉,杨骏这才认识到自己是如此单薄瘦弱,他感到非常无助。

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人,都认为这是杨骏咎由自取。武帝晚年看似体弱多病怠于政事,实际上朝廷的走向一直在他的谋划下亦步亦趋。武帝要将政权、军权分别交于不同人之手,所以他一方面让杨氏权倾朝野,一方面又委任各宗室成员都督地方军事、委任太原王氏的王佑职掌中央禁军。武帝深知杨氏与宗室之间矛盾重重,但是没有史料显示武帝曾做出努力,让双方和解。外戚与宗室相互掣肘,共同辅佐新君,这才是武帝心中的合理格局。

相关部署从太康初就开始有步骤的实施,前后近十年。咸宁三年驱逐宗室成员归藩、太康三年逼死齐王攸、太康八年对于各方都督的重新任命,还有贯穿太康十年的“三杨”兄弟对朝政越来越全面的控制,都是武帝的刻意安排。杨骏排挤卫瓘,虽说有欺君的嫌疑,但其实也是武帝默许的。

到了武帝快驾崩的时候,新朝堂的格局已经一目了然,朝臣们已经习惯了杨骏在朝堂上装腔作势,也已经预料到汝南王即将“都督中外诸军事”,与杨骏一同辅政。谁曾想变生腑肘,杨骏利令智昏,竟然在武帝弥留的最后时刻使诈,成为唯一的顾命大臣。

一招不慎,全盘皆死。宗室被排除出顾命的行列,自然愤懑无比,而杨骏本人也陷入了骑虎难下的窘境。在他周围,是一群居心叵测的同僚,正袖手冷笑;在禁宫之外,有一个辈份、地位都很高的汝南王,他的子侄辈都掌握着实权;如果杨骏的思绪足够远,他应当还会想到在千里之外,还有几十万大军在默默操练,这些军队的统帅都是姓司马的,这些司马家儿或许正在勒马长叹,遥望洛阳呢。

在武帝生前,杨骏认为他只是一个苟延残喘,可以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病夫;如今杨骏才发觉这个病夫设下了天罗地网,令自已的意志在死后继续得以贯彻,杨骏只是他的一枚棋子而已。这枚名叫杨骏的棋子任意妄为,破坏了棋局,因此陷入困境有成为弃子的危险。

杨骏的不安在武帝死后第七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歇斯底里地发作了。

《礼札》上说“天子七日而殡”,也就是说皇帝死后第七天要出殡,即将梓宫从后宫含章殿运到宫城前殿太极殿。武帝将在太极殿停殡到五月,然后运到峻阳陵下葬,与虫豸穿山甲盗墓贼为伴。

杨太后、惠帝以及文武百官都到含章殿奉迎武帝梓宫,人群中唯独不见杨骏的踪影,他躲在太极殿里死活不出来,不仅不出来,还严令虎贲环卫太极殿。

杨骏如此紧张失态,原因是有流言说汝南王正在纠合禁军,准备攻打禁宫,清君侧。

汝南王是宣帝司马懿的第四个儿子。

司马懿有九个儿子,除了长子景帝司马师、次子文帝司马昭,最有才干的莫过于老五瑯琊王司马伷,他是后来东晋元帝司马睿的祖父,其次是老七扶风王司马骏,可惜两人都短命。

活到惠帝朝的有老三平原王司马干、老四汝南王司马亮、老六梁王司马肜和老九赵王司马伦,这四个宗室的元老都在“八王之乱”里发挥过作用,汝南王、赵王更是忝列“八王”的行列。

但皇帝这四个爷爷都不是好货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先说皇帝的三爷爷平原王司马干。史称平原王司马干“有笃疾,性理不恒”,那意思是说这老头是个精神病患者,有时正常、有时发病。正常的时候还好,就是有点木木讷讷,史书上夸他“颇清虚静退,简于情欲”“与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逊,初无阙失”;但是这老头发起病来就整个人都错乱了,有人拜访他,会被晒在门外晒一天;到了下雨天他把牛车拉到雨里,把车盖打开晒;他的爱妾死了,尸体盛在棺木里,司马干几天打开看一下,然后奸尸,一直到尸体腐烂不堪了才埋葬。

因为有精神病,所以这个王爷始终没有参与朝政,得以在西晋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独善其身,司马干竟然一直活到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以八十岁高龄寿终正寝。司马干咽气的时候,他的九个兄弟已经死光,他的侄子辈甚至孙子辈也已死掉十之七八,他死后三个月,洛阳就陷落了,晋怀帝成为匈奴人的俘虏,包括他的儿子司马永在内的数十名晋朝王爷被石勒活埋。

西晋末司马家命最好的一个王爷是个精神病,由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例,我们感到老天爷对司马氏确实不怀好意。

再说皇帝的六爷爷梁王司马肜与九爷爷赵王司马伦,这两位是为老不尊的典型。

梁王司马肜“无他才能”,爱好声色犬马,以前还因此获罪受罚,被削了一个县的封地,惠帝后来派他去镇关中,更是出了大乱子,这是后话,容后再禀;

至于赵王司马伦,其为人“素庸下,无智策”,打小不争气,被父兄看不起。这人名列“八王”,而且是“八王”之中最可恶一个,后来赵王伦篡位自立,把原本只发生在中枢的政治斗争扩散到了全国,这也是后话,容后详禀。

由此可知,齐王攸一死,宗室里面其实无人可托付后事,挫子里面拔将军,汝南王已经是晋武帝的最佳选择。

那么,汝南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首先他是一个命长的人,武帝驾崩的时候,汝南王起码已经六十五岁了,在司马家族中算是高寿;

其次他不是一个嫌命长的人,所以当年弟弟扶风王司马骏为留住齐王攸,冒颜犯谏触龙鳞的时候,他只是冷眼旁观。

史书上说汝南王“少清警有才用”,怎么个有才用法呢?史书上紧接着就记载了他带兵出征,接二连三的吃败仗。第一次是少年时随兄长司马昭讨伐诸葛诞,“失利,免官”;第二次是武帝泰始年间都督关中军事,羌族叛乱,攻杀秦州刺史胡烈,汝南王指挥失当,又被免官。

这两次重大失利足以说明汝南王没有将干之才,可武帝还是不停的把他派出去镇守四方,不仅汝南王,上面提到的不成器的梁王与赵王,也一直在镇守方岳。这说明晋武帝不会用人,他只信任外戚与宗室,这一点与两汉时期唯才是举的情景实在相差太远,而司马家宗室的人才又少得可怜。

当流言传到杨骏耳中,说汝南王要喋血京师的时候。真实的情况是汝南王正惶惶不可终日。

汝南王与杨骏患有同样的毛病,志大才疏。武帝临死,有明显迹象表明汝南王将会入朝辅政,当时杨骏一而再再而三的派人来催促他去许昌,汝南王却始终磨磨蹭蹭不肯上路,其实就是在等武帝召他入宫顾命。

但是结果令人失望,武帝驾崩了,遗诏只设杨骏一人为顾命大臣。这对汝南王是一个意外的打击,不过汝南王错过了遗诏,却还是处于有利的位置,因为洛阳军权不在杨骏手里,而且杨骏素无人望,此刻晋朝的臣子们大多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袖手观望。

北军中候王佑的态度目前不明朗,但是可以肯定他不会倒向杨骏这一边。汝南王的长子司马矩当时任屯骑校尉,麾下有好几千人,汝南王即使争取不到王佑的支持,也是有兵可用的。

因此,当汝南王生怕受到杨骏暗害,惶恐不安地向廷尉何勖问计之时,何勖感到十分奇怪,他说:“现在满朝上下都归心于王爷您,王爷您不讨伐人家已经不错了,还用担心人家讨伐您啊?”

何勖说得一点都没错,当时杨骏正躲在重兵环卫的皇宫太极殿里,瑟瑟发抖呢。但是汝南王终究还是胆怯,他不仅没有胆量公开质疑武帝遗诏的真实性,甚至连进宫哭丧都不敢。可是作为臣子,他又不得不哭丧,于是汝南王只好怯生生地躲在宫城外的大司马门外,揪着花白胡子,痛哭流涕。

哭完了汝南王还不敢住在家里,直接出城住到军营里,把自已保护了起来。

汝南王搬进军营是出于胆怯,可这个原因杨骏并不知道。杨骏将流言与汝南王的举动一综合,得出的结论就是:汝南王要动手杀进宫来了。

杨骏慌了手脚,当即召来二弟杨珧、三弟杨济、外甥李斌、张劭等人商议对策。三弟杨济是武将,曾出任过地方都督,也任统领过洛阳禁军。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杨骏对他的期望最高,等着杨济主动请缨。

杨骏的指望落空了,杨济杨珧异口同声地表示应当与汝南王握手言和,外甥李斌也在一旁附合,说二舅三舅说得对。杨骏气得鼻子都歪了,幸好另一个外甥张劭有血性,说先下手为强,不如主动进攻汝南王。

杨骏连连点头,这话真是说到他心坎里了。可是,兵从哪里来?

张劭说有兵,他当时正与司空石鉴替武帝修筑峻阳皇陵,修皇陵的都是兵户(注:兵户指入了“兵籍”的人,是魏晋社会底层的一个群体,闲时租种国家的土地,缴纳极高的税赋,战时出征),集合起来就是一支军队。

杨骏大喜,立刻拟了一份诏书,命令司空石鉴与张劭领陵兵讨伐汝南王。这份诏书用青纸眷写一遍,先送给太后过目,又送到司马衷那儿盖上皇帝玺印,就正式生效。

胆怯的汝南王、失控的杨骏再加上急于立功得富贵的张劭,三人一台戏,武帝尸骨未寒,内战却一触即发。

幸亏司空石鉴保持着冷静。

石鉴此时已经年近八十。他出身寒微,早在曹魏时代就声名显赫,在朝曾名列九卿,在外也曾镇守一方。但是到了晋朝他没被武帝重视,仕途跌宕,两次遭陷害被免官,直到武帝朝后期才重新获得重用。有了这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与复杂的人生经历,石鉴老头修炼成为人精,武帝又没有让他做顾命大臣,他可不想夹在外戚与宗室的争斗里被当枪使。石鉴是先朝老臣,已被封为子爵,并担任三公位极人臣,此生足矣!八十老翁何所求?

所以,当张劭立功心切,约束部下早早就位,然后使劲催石鉴发兵的时候,石鉴总是高深莫测地说时机未到,同朝为官四十余年,石鉴深知汝南王为人怯懦,因此断定无需发兵驱逐,汝南王会把自己吓走。

石鉴是对的。当城内的张劭催着要发兵的时候,城外兵营里的汝南王正在在奋笔疾书,他已经决定去许昌,正上书向皇帝道别,满纸都在哀求谢罪。

奏章发出去之后,汝南王思前想后,最后还是被恐惧打败,他不等皇帝回复,就打点行装逃向了许昌。

汝南王弃营而逃的消息传到军营,张劭连忙回宫向杨骏报喜。差不多同时,禁宫里的杨骏也接到了汝南王的上书,起先他以为这是一纸讨罪檄文,抓在手里颤抖了半天,读完之后长舒一口气,气定神闲了。随后,他接到了张劭的亶报。杨骏昂首阔步走出太极殿,马上又豪情万丈起来。

由于对手临阵脱逃,杨骏胜了这一局。但是下一次还会有这样的好运么?

关键词(Tags): #西晋#八王之乱#汝南王#杨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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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杨骏还是有一部分兵力掌握在手中的

杨骏以贾后险悍,多权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广为散骑常侍,管机密,张劭为中护军,典禁兵
(永平元年,291年,杨骏倒台后,他的亲属和同党被诛杀)三月辛卯,诛太傅杨骏,骏弟卫将军珧,太子太保济,中护军张劭,散骑常侍段广、杨邈,左将军刘预,河南尹李斌,中书令蒋俊,东夷校尉文淑,尚书武茂。皆夷三族

张劭是中护军,手里是有兵的,还是禁军。杨骏让他用修陵的兵去打司马亮,是因为他和石鉴(职位是司空)之前被派去修陵了:

诏石鉴与中护军张劭监作山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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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骏是杨艳的叔父,那么杨珧和杨济不大可能是二弟和三弟吧,自然也就不是二舅和三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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