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5日王彬彬在《南方周末》发表《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指出《反抗绝望》一书存在剽窃问题，引起学界普遍关注。4月8日，《南方周末》刊发了项义华的文章和两位网友所做的调查，补充了《反抗绝望》涉嫌抄袭的证据。有学者认为，《反抗绝望》虽然屡次再版，但毕竟是一本写于20年前的旧书。王彬彬遂又查核了汪晖的近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认为该书也涉嫌抄袭。这些指控，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很多议论。

　　熊丙奇4月2日在《东方早报》撰文提出：“王彬彬教授已公开撰文批评汪晖的《反抗绝望》一书存在严重抄袭现象，这不应该只停留在‘媒体辩论’——媒体评价终究不是学术评价；也不是由几个专家表态拍板——几个专家的意见也只是个人意见，而应该由学术机构进行调查、认定。这个学术机构，就是汪晖当年读博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虽然博士学位已经授予20年，但学术不端的责任追究，并没有时限……应该立即启动调查程序，组织独立的调查委员会，通过调查、听证，以鉴定汪晖的论文是否存在抄袭。如果没有抄袭，学位委员会可以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如果存在抄袭，学位委员会当作出取消博士学位的处理。”

　　林毓生6月6日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国际上，……如果一旦涉嫌抄袭的事件发生了，握有公权力、负有行政责任的校长、院长会很快组织‘调查委员会’，任命享有清誉、具有公信力、与涉嫌抄袭者和被抄袭者没有关系的第三者为‘调查委员会’委员，授予‘调查委员会’独立调查之权。在调查过程中，当然会给予当事人向‘调查委员会’详尽说明的机会。……中国学术界最近一再声言要与世界学术接轨。如果这不只是一句口号的话，我认为负责督导校内学术发展、维持学术秩序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与清华大学校长，有政治与道德的责任尽速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根据调查报告作出符合上述原则的决定……。中国学术界庶几可以走向良性循环。”

　　易中天6月7日在《南方都市报》上发文说：赞同林的主张，“应该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来审理此案。因为非如此，不能还汪晖一个清白，如果他当真清白的话。这可不是虚情假意。实际上，在我看来，端正学风固然重要，保护人权也同样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借此机会，建立防止学术腐败的有效机制，制定解决学术争端的游戏规则。……这个‘专门委员会’……应该是客观、公正、中立的。因此，甭管是谁建的，挂在谁的名下，都应该是‘只对公众和事实负责’的‘独立机构’。……可以考虑聘请理工科教授和海外学者参加。……委员会名单应该公示。……委员会的惟一任务，是弄清事实，即根据《著作权法》和国际学术惯例，讨论‘汪晖抄袭’的说法是否成立。与此无关的话题，比如汪晖的学术成就等等，均不在讨论之列。……表决和撰写结论时，应实行‘实名制’。”

　　事件发生距今已3个月，其间不断有学者呼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组织调查委员会，但是至今未见回应。汪晖对上述批评迄今也没有任何回应，但他曾表态，希望能由学术界内部来解决。为对汪晖教授负责，澄清这一争议，结束莫衷一是的状态，走向良性循环，我们支持熊、林二位的建议，联名要求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迅速答复，履行职责。我们也同意易中天的主张，在组成调查委员会时，应邀请贵院、贵校之外的学者，乃至海外学者参加，公示委员会名单和调查结果。我们同时要求，调查结论以及各委员投票意向最终能公布，以示公开、公正，接受公众监督。

签名人员(截至7月6日中午，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陈明(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陈青生(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陈仲丹(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邓晓芒(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董健(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樊洪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冯崇义(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

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教授)

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郝建(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教授)

何蜀(《红岩春秋》杂志退休编审)

黄卫峰(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黄有光(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

李世洞(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天纲(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

李醒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李杨(广州社科院历史所所长)

刘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绪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陆谷孙(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

马斗全(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沈登苗(民间学者)

沈弘(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沈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王东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

王建民(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学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王扬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吴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中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肖滨(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

肖雪慧(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熊伟(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所长)

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史所副研究员)

严搏非(上海三辉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向继东(《湘声报》编辑)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徐国栋(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许医农(北京三联书店编辑)

薛涌(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教)

杨光祖(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教授)

杨沐(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高级讲师)

杨玉圣(学术批评网创办人)

尤小立(苏州大学副教授)

余三定(《云梦学刊》主编)

张闳(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张聚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张隆溪(香港城市大学教授)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张伟然(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张中秋(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院教授)

赵士林(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

郑培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

郑也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周伟良(杭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

周祥森(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编审)

祝国光(全欧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

朱正(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审)

PS：想想当初的《读书》事件………………

复今天cctv1的新闻20分讲了这个事情

家园

为什么会出现虚假证件呢？

李梓萌小姐似乎不愿意谈这个问题

不解决这个问题，重典之下就能什么什么了？

为什么在民国时期，华罗庚、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不怕亮出自己的真文凭？

为什么同样是在民国，蒋介石要对学历造假？

cctv也就只剩下这种廉价的正义了

复他是有博士学位啊。

家园

方鸿渐貌似也没有误人子弟

严格说来，陈寅恪也是没有文凭的，尽管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读过书，但就是最后没有文凭

方鸿渐若不是父亲催逼得厉害，也不会去买什么克莱登的文凭，何况他自己也没有在意，在意的却是别人

复文凭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真实文凭与自述文凭不一致。

家园

文凭很重要

如果你在国内报考公务员，去应聘大企业等

就会发现所谓常青藤的文凭的确很重要，不管是美国的，还是所谓中国的所谓常青藤C9

这就是某些人想建立一个所谓看不见的天花板、墙壁之类的东西

把这个世界层划成两大部分的阶层：常青藤和非常青藤的

所以北大的本科毕业生去卖猪，在某些人眼中就是有辱斯文，自甘下流

复嗯，现在又在打汪晖的博士了

家园

这个，对当事的机关有啥好处？没啥好处他们会干这个脏活？

如果不是大人物下批文，这些签名人员当别人是傻子啊。查20年前的博士评审，当年的评委会人员还在不在都是个问题，现在新的调查能保证一定是真相？

复嗯，现在又在打汪晖的博士了

家园

对80年代的学术规范，梁文道的回忆我比较认同

现在社科院与清华的态度，恐怕与梁文道回忆的倒数第二段有关。

对于80年代大陆有无学术规范的看法，香港学人梁文道的看法有些不同。其时他在香港念大学期间常常购读大陆翻译的学术论著，“读得一头雾水”，相反看“大陆学者写的二手书”却别开生面。

　　“（当时的）许多学者外文不到家，但是领悟力奇高，又肯埋首苦读，一本洋书翻得烂透之后，再下笔就全成了自己的心里话了。”梁文道甚至透露，当时他们玩过这种“学术小游戏”，专门查找那些所谓“原创著作”的真正源头，这一玩不得了，“发现多数今日成名学者早年都当过文抄公”。

　　“那个年代有谁管学术规范的？我甚至觉得当时学界对抄袭根本有一套和现在截然不同的文化认知，不只不以为耻，还视为稀松平常。”梁文道说，他举例李泽厚也在一套美学译丛的前言里说，80年代的中国大陆，快速引入新知比什么都重要，其余的事将来再说。

　　“毕竟百废待兴，没人顾得上这些许细节。一本大书没有参考书目、一篇论文的直接引用与作者复述竟然混杂不分，其它毛病就更不待言了。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有些人的作品根本不能算是学术论著，顶多就是通俗读物，然而，他们还是靠着这种书取得大学里的崇高教职。”梁文道说。而正是这批人，现在把持着各大高校，到底什么是“学术标准”亦由他们来制定。

　　“所以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连读书人算不算抄人家东西也有一套自己的中国模式。”梁文道笑叹，“这三十年走过的路恍如迷雾，我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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