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削足适履的中国人口政策 -- 唵啊吽
大家都很羡慕，觉得领导都一把年纪了，还有那么小的老婆，那么小的小孩——后来才知道，人家大儿子都上初三了。
情况的不了解，是和领导走动少的结果啊，要反思。
至少不受欺负
你现在的想法，做不了老板。 哈哈。
可是中国却是不能一直做员工的。
计划生育这一史无前例的对人类再生产进行干预的社会工程，在中国已经实行近三十年了。这一政策对中国，以至于全世界，无疑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关于计划生育的利弊，在学术界的探讨日趋热烈，在河里也有几次大辩论。方家雅言在上，冒昧几句，止增笑尔。
（一）无本之木
计划生育这一政策的提出，是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建国初期人口高速增长，除了在三年困难时期的短暂间断，呈现出一个连续三十年人口增长率接近或超过千分之二十的生育高峰。以当时的人口增长趋势外推，在当时的经济增长水平下，确实会带来严重的困难。针对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邓公把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定为了长期性的基本国策。现在回顾这一决策，存在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这一决策的理论基石是不牢靠的。经历过七八十年代计生宣传高潮的人，都会记得“马寅初”和“优生学”。马寅初被当作人口学的一面旗帜，甚至有“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的说法。河里的六十年代后生人的恐怕占大多数，照这说法，很大一部分是多生出来的，都该被塞回娘胎里去。毋庸置疑，马老在耆耋之年以《新人口论》（1955-1957）为代表的人口学研究中提出对人口增长进行大规模的国家政策干预，是十分大胆的创见。但平心而论，马老在学术论证方面则挂一漏万。具体而言：第一，人口学数据严重缺乏，而且数据可信度很低；第二，缺乏定量分析，特别是人口动力学模型过于简化，人口动力学中极为重要的几个负反馈因素没有被充分的考虑。前者还可以说是马老见微知著，虽立论仓促，但毕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后者则完全是囿于马老的学术水平，随着人口学这半个世纪的飞速发展，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事实上，很多人口动力学的负反馈因素，现在已成为常识，例如随着生活水平的上升，特别是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会明显下降；人口城市化也有类似的效应。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人类的再生产进行大规模干预，虽然是《新人口论》的核心论点，但其理论处理却十分的乌托邦化，实在不比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描述的配种站强多少。我无意菲薄马老，但马老学说，基本上就是带上避孕套的马尔萨斯学说，整体上停留在十八世纪人口学研究的水平。马老的《新人口论》若今天用来申请科研课题经费，哪怕是用一窝蚂蚁来做实验，也会被同行批的体无完肤，休想拿到一分钱。
马老留美求学期间（1906-1914），“优生学”是科学前沿，堪称一时显学。在生物界大名鼎鼎的美国冷泉港，二三十年代时便是个优生学研究中心，其研究成果，包括对优等白种人标准人样的分析，特别是颅相学分析，已成为科学史中一段经典的笑料。优生学和当时的另一显学，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带有极为浓厚的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当时都推出了以优生学为理论依据的政策，纳粹种族政策便是其中的一个极端。不难想象，优生学在二战后很快就被主流科学家所唾弃，优生学研究成为了最为政治不正确的研究。而正是这一学说，在八十年代初被中国人捡起来，当作计划生育的一个主要理论依据。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基础科研水平的严重落后，也是与外界交流长期隔绝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在思想界学术界更是一时间泥沙俱下，有“人体特异功能”这样荒谬绝伦的东西，更多的是在做学问上的草率，轻浮，急功近利。遗憾的是，这些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东西，参杂在了计划生育的决策过程中。
贪天之功
尽管在计划生育的决策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毫无疑议计划生育对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有着全方位的影响，其正面意义是不容否定的。特别是计划生育对于支持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缓冲三十年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冲击，度过这一社会转型期的难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基本上达到了最初的政策目的。现在很多学者指出“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托建国头三十年没有计划生育的福，有大量的青壮年可以投入生产；第二，托建国后三十年计划生育的福，人口再生产这一重要的长期投资被大大削减，移作短期投资和消费。但显而易见，人口红利是不可持续的，而现在的中国，则面临着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的转折点。
应该指出，计划生育的效果有被夸大的倾向，而且这一倾向同时存在于这一政策的正方和反方。实际上，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果，在八十年代最为显著，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这是因为人口动力学中的负反馈因素，进入九十年代后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结论，是有大量的空白对照试验支持的：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计划生育看作一个巨大的人口动力学试验，令人深思的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欧美国家，日本，韩国，甚至台湾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几乎无一例外的出现了人口生育率的急剧下降。
事实上，生育率转折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产生的婴儿潮。对这一现象有很多解释，这里我们先提相对收入理论：大批的年轻人涌入劳动力市场引发激烈竞争，导致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对于预期收入水平有所下降，进而使他们减少对人口再生产的投入。这里的预期收入水平可以被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社会财富分配模式：在西方婴儿潮的学术研究中，就经常用高年龄段人群的收入水平作为参照，在中国，巨大的城乡差距，以及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差距的存在，使问题更为复杂，但总体来说使预期收入水平进一步偏离实际收入水平；我个人认为被低估了另一影响预期收入水平的因素是消费文化，过度消费和人口再生产这一长期投资直接冲突。有趣的是，相对收入理论可以从一方面解释在建国之初长达三十年的“婴儿潮”：这只能产生在一个财富分配高度平均，消费文化被高度抑制的社会里；而当这两点在改革开放中被完全逆转，中国社会便迅速进入了生育率转折。
生育率转折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人口城市化，这在发展中国家中尤为显著。城市人口生育率大大低于农村人口生育率，这一规律古今中外普遍适用。当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城市，就会导致生育率急速下降。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城镇化水平由不到20%提高到接近50%，而这一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下去，并对生育率施加持久的压力。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城市人口生育率为何低于农村人口生育率。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是支持人类再生产的很多社会因素，包括伦理道德，是对农村生活最优化的。对于大规模的人口城市化，人类社会还在一个调整适应的过程中。而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是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
最后我还要区分作为个人行为的计划生育，和作为国家政策的计划生育。个人对生育的有效和自觉的控制，是二十世纪一个最主要的社会趋势，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近几十年来的生育率转折反映的是生育率本质上的改变，而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改变。计划生育这一个人行为模式的改变，还带来了深刻的社会道德和社会伦理的变化，其作用像滚雪球一样被不断放大。这种文化上的深远影响，罗素在他的《婚姻革命》（1929）中就做过前瞻性的阐述，而现在更是东西方社会共同的热点话题。作为中国国家政策的计划生育，只是顺应了这一潮流，推动了山顶上的这个小雪球。当生育率如雪崩般哄然而下时，计生委是领不起这个赏，也担不起这个罚的。
“一个普遍规律是人口生育率最初随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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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绝对是错误的。
这里的生育率指总和生育率，是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以及妇女营养卫生条件的改善，都有助于提高总和生育率。但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更大，而这更重要的是通过降低人口死亡率来实现的。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我删去了这句。
生第二个。
问题是要先成为富豪才行。
你要是能办这事，我倒是不再乎多生七八个，你骂我是猪也行啊。
性的也就是阿三和孟巴之类的，可是跟他们比什么？比谁生的多？比谁更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