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猴年马月】国之瑰宝 -- 京虎子

不过，即便如此，有此等成就，也已不虚此生了

虎子此文，风格大大的不同，文采内容都很精彩，

等着看后面的

西西河又要起巨浪了。

抗战胜利了，防疫处要再一次搬迁。卫生署让汤飞凡在三个城市中选择：上海、南京或北平。南京是首都，但汤飞凡不喜好官场气息，而且昆明这几年的经验让他体会到天高皇帝远的自由。上海的繁华和纷乱让他却步，而北平的文化气氛和悠然的生活节奏使他下决心搬回北平防疫处原址。而且他知道，经过日本人的经营，天坛旧址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有极其完备的疫苗和血清制造设施，相当大的实验动物室，完全可以用于大规模的科研和生产。

此时的汤飞凡野心勃勃，憧憬着创建全国性防疫和生物制品系统，因此除昆明设分处外，在上海也设立了分处。可是等汤飞凡赶到北平天坛，大吃一惊。

在中国接收人员到达以前，日方在一周内破坏了全部设备，将器材用坦克压碎，菌种血清销毁，动物杀死后深埋地下，留给汤飞凡的是破烂不堪的、空荡荡四面漏风的几栋建筑物。抗战结束了，可汤飞凡心中的中日交锋还没有结束，怒火中烧的汤飞凡决定在这里建设一座更大更好的研究生产基地。

几年后，日本人所作所为的真正原因开始大白于天下。1949年初，汤飞凡的学生钟品仁来到封存了四年的地下冷库，在满地的垃圾之中，发现了六支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试管。经过培养实验后，发现前5个试管是毒性鼠疫杆菌，另一支试管的毒性已经消失。这些由於日本人的疏忽而没有来得及毁灭的证据，证明日军在此进行长达七年的细菌战的研究，

汤飞凡这时才知道他的对手、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大本营原来就在中央防疫处旧址。日本人在这里研究策划细菌战的时候，一定不止一次咬牙切齿地诅咒中央防疫处这个令他们夜不能寐的名字，和汤飞凡这个令他们恨之入骨的中国人。

1995年，侵华日军投降50周年之际，原西村部队(1855部队)卫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老兵来到北京，到北京天坛等处指证日军的犯罪遗址。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根据这些最新线索，花了两年时间收集采访，使日寇细菌战的研究真相大白。除了用俘虏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外，他们还发现1943年北平的大规模霍乱流行是日本人故意散布的。他们用全北平人作他们的细菌实验对象，夺去了两千条人命。

汤飞凡决定重建天坛总所，可是依然没有经费。吉人天相，汤飞凡这次有了别的办法，他在昆明结识的美国人谢拉曼此时担任美国救济善后总署中国分署北平办事处负责人，拨给汤飞凡几批救济面粉。当时市场粮价爆涨。汤飞凡用面粉支付了施工和设备费用，于1947年元旦建成了万余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实验处总处。这几批面粉后来却给汤飞凡带来了大麻烦。

汤飞凡利用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捐赠的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于1948年生产出堪比进口产品的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汤飞凡认为，除青霉素外，将来还要开发生产其他抗生素，所以命名为抗生素室。这个室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当时中国没有实验动物业，汤飞凡在北京西郊建立实验动物饲养场，能够饲养繁殖实验动物，并且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实验动物人才。在新址修建过程中，防疫处于1946年春已经开始恢复生物制剂的生产。

一天，马海德带来一位客人，是军事调解处军事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苏井观，请求汤飞凡紧急支援十万支牛痘苗，以扑灭张家口一带暴发流行的天花。汤飞凡领人加班加点按时完成了订货，为扑灭天花流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超越党派的科学态度给共产党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汤飞凡虽是国民党高官贵婿，政府官员，可是他从骨子里是个学者，对政治毫无兴趣。抱负远大的中共开始注意汤飞凡这位知名学者。

抗战胜利后的短短几年里，防疫处除了旧有产品外，还生产了用于预防结核的卡介苗，和用于麻疹和肝炎的丙种球蛋白。按汤飞凡的计划，等卡介苗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将进行全国性推广接种，但是内战使该计划成为泡影。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北平党政机关或撤走或瘫痪，卫生署电令汤飞凡于广州设分处以备南迁。

一封电报后再无其他指示，汤飞凡屡次催问，皆石沉大海。他只能亲赴南京，于11月中旬离开北京。到南京后一无所成，心灰意冷的汤飞凡来到上海租界，决定接受哈佛的聘请，举家移居美国。

时间已经是1949年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就要横渡长江，汤家的大件行李已经运往香港，几个小时后全家飞往纽约。夜不能寐的汤飞凡最后一次巡视各个房间，走到书房时，汤飞凡突然改变了注意。去国离乡寄人篱下，他不甘心。

这一次是汤飞凡自己选择了人生最后的道路。

汤飞凡在上海等待北平的消息，北平也在等他。北平解放后，已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长的苏井观来到防疫处，命令保护汤飞凡住宅，一切保持原状。上海解放后，北平立即要求上海军管会打听汤飞凡的消息，得知人仍在上海，军委卫生部正式去函，欢迎汤飞凡回来主持防疫处工作。7月平沪线修复通车，上海军管会安排汤飞凡乘第一班火车回到北平。

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朝气蓬勃，从上到下真心实意充满信心地建设新中国。这种前所未有的热潮也感染了汤飞凡。1950年防疫处改名为中央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任所长。1951年兼任新成立的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

建国伊始，卫生部门最紧迫的任务是控制传染病流行，保障疫苗供应。汤飞凡集中精力组织大规模生产和解决各种技术问题，在全所努力下1951年产量比1949年增加7倍，1952年又比上年增加13倍。

建国后，根据汤飞凡等专家的建议，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种痘，生物制品检定所承担了牛痘苗的生产任务，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于1961年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早16年。

1954年，汤飞凡的心中有一股再也按捺不住的冲动，他要做一件中断了将近二十年的事情，他的毕生之役。

快!继续!

在各项工作进入正轨以后，汤飞凡申请卸去日常事务，回到实验室重新进行中止近二十年的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卫生部批准了这一申请。

今天的人们已经不知道何为沙眼了，可是在1954年，沙眼流行极广。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高发区因此失明的占人口总数1%，视力严重受损的占10%。在中国沙眼发病率55%，致盲率5%，边远农村患病率达80-90%，所谓十眼九沙。研究沙眼病原体，从而找到预防治疗的方法，在当时的确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但汤飞凡研究沙眼病原体，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在国家嬴弱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把日本当做奋斗的目标。特别是英美派的汤飞凡，一直对日本微生物学家的一举一动密切关注，从心里暗暗下定赶超日本人的决心。正因为这样，他对日本微生物学家的成果也比别人多了一些怀疑和保留。

战前的日本人在微生物领域除了北里柴三郎这位大师外，还有一位翘楚，而这个人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日本被人为的遗忘了。

日本名作家渡边淳一年轻时就读于北海道札幌医科大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日本战前除了北里柴三郎外，还有一位国际知名的细菌学家野口英世。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国从事研究，在血清学、小儿麻痹、狂犬病，防治梅毒等方面都取得过显著的成绩。1928年赴非洲研究黄热病，不幸感染此病身亡，成为第三个因为研究此病而献身的科学家。但在日本的细菌学教材中却没有他的名字，如此知名的人物肯定不会漏掉，而是因为某种原因被删除了。难道是因为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国的缘故？

野口英世这个名字一直留在渡边淳一心中，成名后，渡边淳一历时八年之久收集材料，于1979年完成的长篇巨著《遥远的落日》，荣获日本第十四届吉川英治文学奖。这篇巨著使野口英世在日本被重新发现，并受到了极高的尊重，许多日本人，特别是青少年将其作为学习的楷模。

渡边淳一并没有如实地写出为什么日本细菌学教材删除了野口英世，使他难以启口的故事涉及一个中国人，一个让日本人不得不从心里佩服的中国人。这位叫汤飞凡的人生轨迹与比他大20岁的野口英世的人生轨迹在沙眼病原体的研究上会合在一起。

沙眼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的纸草书中就有记载。更有人认为根据“黄帝内经”，公元前2600年中国便有此病，但世人还是将埃及称做沙眼的故乡。正因为沙眼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危害巨大，自现代微生物学创立始，沙眼病原便极受重视，七十年间始终没有定论，成为微生物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科学家所争议的是沙眼病原为细菌病原还是病毒病原？1887年，微生物学创始人之一寇霍从埃及沙眼病人中分离出一株杆菌，称为寇-魏氏杆菌，宣布发现了沙眼的病原，开始了沙眼细菌病原说。但该杆菌很快被证明是引起埃及流行的另外一种病：眼结膜炎的罪魁祸首。按照这个思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30多种细菌曾被冠以沙眼病原，又被一一否决了。沙眼的病毒病原说开始抬头，从二十世纪初在沙眼病人眼里发现包涵体，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证明沙眼材料滤掉细菌仍有感染性，沙眼的病毒病原说似乎站了上风。

就在这时，野口英世的一篇论文引起了轰动。1928年野口英世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分离到沙眼病原菌，并能在猕猴眼结膜上引起类似人类沙眼的颗粒性病变，故称为颗粒杆菌。

微生物界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包括当时人在美国的汤飞凡。一直从事实验技术创新的汤飞凡认为野口并没有用与传统方法有多少不同的分离方法，就解决了微生物学三十多年的难题，轻而易举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时一些细菌学家用野口英世的方法并没能重复结果，

野口英世是位伟大的科学家，但也有他本身的缺点，如由残疾而引发的自卑心理、好大言等等。沙眼病原体的发现不被肯定，野口英世受到的打击很大，他迫切希望在黄热病研究中作出成绩。到非洲后不久，野口从一个病人血中分离出钩端螺旋体，在未能重复的情况下断然宣布是黄热病的病原。

野口英世再一次失误了，很快查明，给他提供病理材料的医生误诊，野口英世拿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出血性黄疸的样品。此后不久，野口英世死于黄热病。盛传是因为连续的两次失误使野口英世羞愧万分，自卑心理占了上风，故意使自己感染上黄热而自杀。

1929年春，刚回到上海的汤飞凡在实验室草创，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开展研究后，所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重复野口的实验。一个中国人出於怀疑的动机，重复一个以身殉职的日本巨人的工作，汤飞凡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

上海的沙眼病人有的是，他和著名眼科医生周诚浒合作，选出24个症状典型的病例，严格按野口的论文分离细菌。经过七个月的实验，分离出各种常见细菌中只有一次是野口所说的颗粒杆菌。用这株杆菌接种家兔和猴子，没有产生沙眼症状。

汤飞凡的结果发表后，激怒了以野口英世而自豪的日本人，恰巧这时一些细菌学家包括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专家发表文章，相继证实了野口关于沙眼病原的工作，汤飞凡一下子置身风口浪尖，他所要捍卫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人的尊严。

科学本应是超乎世俗的，但往往被世俗所累。科学家本应超乎民族国界的，但每每要背负祖国的责任。真正的科学家是敢於担当这种责任的，汤飞凡正是这种人。

从1932年到1935年三年内，汤飞凡进行了系统的实验，比较了各种菌种包括野口的原始株，甚至亲自参加人体实验，把颗粒杆菌接种到自己眼中，终於证明该杆菌无致病性。汤飞凡于1935年发表的论文，彻底推翻了野口的细菌病原说。汤飞凡的结果得到国际上的公认，日本人无话可说，野口英世就这样从日本细菌学教材中消失了。

1937年初从英国进修回来后，汤飞凡打算继续研究，寻找沙眼的真正病原。他不愿做一个批判家和验证人，日本人没有办到的事，中国人要办到。可是恰恰是日本人使汤飞凡不得不中断沙眼研究，从抗战开始，到汤飞凡重新研究沙眼病原体，一晃就是将近二十年。1954年，经过抗战磨炼的汤飞凡，已经不能再等待了，他要结束心中的中日战争，了结二十多年前的恩怨，让日本人心服口服。

1954年，汤飞凡57岁。野口英世着手分离沙眼病原体时也是57岁。两人生命的轨迹在此碰撞，一个因此堕入深渊，一个因此步入了辉煌。

一股豪气扑面而来。

虎子这篇文章真值得一读，再读。

野口英世的惨痛教训使汤飞凡决定亲自采取样品，采样地点选在以眼科著名的北京同仁医院。他找到眼科主任张晓楼，张晓楼答应得十分痛快，只有一个条件，项目两人合作。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完全是实验室项目，没有临床观察内容，根本不需要同临床合作。况且早已被称为汤老的汤飞凡在卫生系统一言九鼎，没有商量的必要。但汤飞凡出於合作愉快的考虑，还是答应下来。这一决定在汤飞凡身后风波了几十年，耗尽了汤夫人余生精力。

汤飞凡从研究包涵体开始，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每周带助手在同仁医院沙眼门诊工作半天，采集了200例典型病例样品，对沙眼病程和包涵体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同时，汤飞凡用恒河猴作沙眼的动物模型，在世界上头一次成功地在动物身上发现包涵体。

此时，病毒分离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经过一年的分离，采用当时各种病毒分离技术，结果无一成功。失败的情绪在研究所内蔓延，毕竟过去的七十多年，全世界的科学家进行了无数次研究，无一成功。

汤飞凡丝毫没有放弃的念头，经过一年的探索，他认识到，不能再重复别人的病毒分离方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根据他对沙眼病毒的了解，决定采用鸡卵黄囊分离病毒，并意识到分离病毒的关键是如何抑制病人样品中的细菌，在没有可靠数据的情况下，他决定同时使用青霉素和链霉素。新的分离方法建立后，开始分离试验。

1955年8月10日取来的标本是新方法的第八次分离试验，传了三代后成功地分离出病毒。20多年的心愿终於实现，汤飞凡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中国人。这株病毒就是著名的TE8。

兴冲冲赶来的张晓楼建议马上发表，因为世界上许多实验室都在进行沙眼病原体的研究，不能被别人抢在前头。汤飞凡断然拒绝了，因为之前有多家实验室声称发现沙眼病毒，可是都不能重复。因为野口英世的前车之鉴，绝对不能让日本人看笑话。一定要能重复分离，能体外传代，能在动物中引起病变。

又经过一年的时间，汤飞凡完成了上述工作，与1956年10月发表论文。

为了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1958年元旦，汤飞凡命助手私下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造成了沙眼。在其后的40天内坚持不做治疗，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的解决了七十余年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

一直处於低潮的沙眼病毒研究因为汤飞凡的成功，一下子成为热点。用汤飞凡的毒株，英国首先证实了汤飞凡的工作，从此沙眼病毒被称为汤氏病毒。接下来，他们用汤飞凡的方法成功地分离出沙眼病毒，从此，各国不断分离出沙眼病毒。对沙眼病毒的致病性也有新的认识，发现除沙眼外，还能在眼部以外引起许多炎症。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是名符其实的衣原体之父。

汤飞凡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沙眼的传播特性，寻找到了治疗的药物。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迄今世界上许多地区沙眼已经基本绝迹。以上海为例，1959年沙眼发病率为84%，两年以后降到5.4%。

汤飞凡心里的中日战争终於以中国的最后胜利而告终。

以汤飞凡为代表的一代中国科学家在那个因陋就简的年代里，曾经取得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同西方国家比，他们所用的仪器设备非常简陋，条件非常艰苦。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却取得了今人所不能取得的成就。今天，中国的科研条件已经接近国际水平，无论从人才设备、研究经费还是国际交流上，都是汤飞凡们想都不敢想的。然而我们的科学家再也拿不到那种成果。

不是什么动乱的影响，也不是什么体制的因素。而是现代的科学工作者没有了老一辈人的赤诚，没有老一辈人的责任感，没有老一辈人的铁肩道义。科研如同绘画写诗，讲究意境。只有无私的人、以拯救民生、为民族争光的战士才能永不放弃，才能大放光彩。

每个少年都有过盖世无双的梦，都有过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当岁月在眉间心头留下痕迹以后，所有的梦和豪言壮语便成了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记忆。但是有一个107年前出生于湖南的矮小少年，牢牢记住少年时的梦和豪言壮语，用一生追逐这个梦想，于花甲之年实现了当年的诺言。

“发明一种预防方法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

湖南少年的梦，湖南少年的豪言壮语，湖南少年的非凡人生。

现在砂眼是不是在国内还是发病率很高的呀,好像多少都有点.

渡边淳一就是那个写失乐园的那个?

科学的本质就是怀疑,喜欢汤先生的这种精神.

发现大伙都有点,不过是轻微的症状.曾经关心过,我是外行,也许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