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也谈毛泽东时代经济 -- 井底望天

呵呵，我也听说了，就是人民币一次性到3，北大清华的哥们们还是很有魄力的，最夸张的说法是，凡是国内的大企业，一律国有化，尤其是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外资。。。

del

因为你先肯定了“大批”，然后就是%多少多少，一定要定成贪污犯。所以你在开会定谁是贪污犯的时候，去了一趟厕所，回来你就变成贪污犯。

只能用“可能”。

而他们相信后来又觉得不能相信的“外人”，有多少不是附在权贵身上的呢？他们敢把眼光那开来，相信底层人民么？

为什么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呢？

因为俺们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皮毛的人都知道，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段论，是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由低向高的发展。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成熟的资本主义上面。

按照这样一个理论，那么中国革命已经“冒了进”。说是革命应该是主要依赖于工人阶级，可是新中国建立那一阵子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也就是10%-20%上下，中国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靠那丁点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开玩笑吧。

于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得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结合出了“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力量。虽然共产党革命看起来和历代的农民革命差距并不大，至少在革命后的社会发展目标上，是大大不同了。

但是俺们也学到了另外的一些说法，一个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个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就是这些关系必须匹配，那么对新建国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民主同盟者们而言，这里就有了一个落后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与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冲突问题。

最后大家看完书本，拍完脑门，顺便对着意见的反方再拍桌子，就得出了最后那个妥协方案，即共同纲领。

这个共识在于：

1.生产力是落后的，经济基础是落后的。

2.要好好发展生产力，在可以和俺们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匹配。

3.如何发展生产力？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用了更好的生产关系，就可以释放出人民的巨大生产热情，他说还是要利用民族资本家好好发展工业。

4.自然最后的结果就是各种经济体制都允许存在。

那么既然工业中，现在是公有和私有一起来，而刚建国要恢复经济，又要在朝鲜打仗，再激进的人，也不能一下树敌太多。毛老爷发话说，“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

那时候的经济情况是什么样的呢？1949年私营工业，全国有12万3千户，职工164万人，占总工人数的54.6%。

这些私企的生产总值是68亿元，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63.2%。

在主要民生产品中，私企在棉纱占46%，棉布40%，面粉80%，卷烟80%，火柴80%。

在1950年，私人企业发展到了402万户，雇佣了662万人，在批发上是占了76%，零售上占了83.5%。

那么你是应该继续维持私企的重要地位，让资本主义继续发展成熟，再进入社会主义，还是应该对国有企业进行扶持，来逐渐取代私企的地位？

从“共同纲领”来看，应该是扶持国有企业，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来完成。今天看起来，10-15年时间并不长，但是对毛大爷等革命家，从1927年搞武装革命，20来年就革命成功，真叫做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因此很容易认为比较保守的不同意见，是落后思想，当然比较容易上纲上线了。

临时约法上，说的是要“公私兼顾”，情况是私强公弱，就是大家平分天下，也要扶持公有企业。所以1950年初，周恩来老爷子的政务院颁布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采取的就是对私营企业的税收比较重。在私营商业的批发和零售环节，实行了多税种，多次征收，手续复杂，而且还是你商品在任何一个环节转一次，俺就征你一道营业税，附加税和印花税。

而对国有经济，就比较爽了。国有商业部分之间的商品流转，就和私企不一样，那叫做内部调拨，不予征税。对供销合作社在税收上是全免。

但是情况又有了一些变化，1951年12月，开始“三反”，1952年1月，开始“五反”，到6月结束，对私营企业的经营造成了更大冲击。天天查帐开大会，谁还有时间做生意？大批的私营企业停止运转，甚至倒闭，带来市场萧条。

另一个因素是因为共产党的统一，导致了市场的流通环节改善，商品中间流转次数减少了，这就导致营业税中批发那一块减少，或者难征,导致了税收下降。

为了大规模即将展开的经济建设，又要不断增加税收。由于国民党的前车之鉴，共产党里的经济主管们，尤其是财经块的陈云和薄一波对赤字非常恐惧。虽然解放时也发行了建设公债，但在1952年时，财政出现赤字，必须对税收进行改革。

这就导致了毛老爷和周老爷的一次政策冲突，即1952年的税制改革。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我确实肯定了“大批”，但是

TG在1954年就推翻《共同纲领》了，1957年更是把当初那帮一起喝鸡血酒的遗老遗少一锅烩了。

共同纲领里面这种不温不火，四平八稳，春风化雨的思路，显然不是TG高层耐得了烦的。

这条路下去，经济上必然导致分化，政治上必然导致与西方的和解。TG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就都完了。

先不要说城市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了，光是农村的土改，在5、6年以后就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和土地流转。再搞下去，新一代的地主就要出现了。早期合作化的时候，搞什么穷棒子社vs富棒子社，隐约已经有一点影子了。

新税制的争论为什么会那么激烈。反对一视同仁的征税，反对一视同仁的放贷，潜台词是如果一视同仁，国家资本主义搞得过资本家么？

新民主主义就像是在半山腰上，要么一口气翻过去，要么滚回去推倒重来。在半山腰顶15年是不可能的。

现在在半山腰坐了30年，还不是坐得稳稳的。

30年代初，中共说的根本不是共同纲领里面这些东西，偶觉得那些才更能代表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理念。

抗战了，和国民党统战了，总要在理论上有个说法----“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都是这个背景下出台的。

事实证明这是很成功的策略，按周恩来的说法，到抗战末期，不仅小资产阶级靠拢了我们，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站过来了。

这个体系最大限度的孤立了蒋政权，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反蒋各派，但其功用也仅此而已----内战后期中共给苏联的通信已经提出要搞一党制了。道理也很简单，怎么能想象中共打下来的江山不按中共本来的想法去治理？

共同纲领带着点“遗迹”，但遗迹终归只是遗迹。朝鲜战争，加速了消灭遗迹的过程。

要理解1952年的税制改革，其实并不是太难。税务局就是国家抢钱的工具，钱不够了，当然要想办法刮多点上来，至于从谁那里刮，当然就是看那个地主家里还有余粮。政治上的冠冕堂皇的忽悠，那是朝廷里的老爷子们去折腾的，对收税人来说，无关痛痒。

按照当时管理这一块的薄一波的说法，当时的思路是两个：一个是保住税收总量，一个是简化税制。简化税制是因为你的苛捐杂税定得太复杂，人家没有积极性来交税，你没有有效办法监管，最后还不是一样收不上了。

薄老爷当初也知道公私税收不同的原因，设想是区别对待，国营不收，私营照收，结果在征求意见的时候，商业部和供销总社摇脑袋。为什么？因为私营企业在运动中打击太大，资本家们有“不跟你玩了”的抵触情绪，税源减少太大。因此还是要奉行“猪要养肥了才杀”的税务原则，让他们休养生息一下。

这样导致的情况，就是你必须到其他地方开源。薄老爷转眼一看，那些国营企业个个是肥头大耳，一身肥膘，就决定从国营企业那里，斩几件回来。

1952年9月开了全国财经会议，12月16日-20日，开全国工商联大会讨论，12月26日周老爷在政务院164次会议拍板通过。12月31日向中央和毛老爷汇报，然后第二天正式实行。

可以看到这个税制改革的一大问题，就是冒进，是薄老爷和周老爷的冒进。从出台，到正式公布，没有做踏踏实实的工作，而且宣传上，欠缺思考，在人民日报社论里用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口号。

这个税制改革，私营企业的负担没有变化，新征税的冤大头落实在了各地方的国营企业，自然就引发了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弹。

其实当时的中国，为了恢复经济发展，再加上初生政权，地方上百废待兴，给予了地方非常大的自由。在加上本身中央的各种机构还在磨合，到底该采取怎样的政府结构，都还没有定论，地方已经开始有坐大的倾向。从政治上，五大诸侯进北京，已经是为了之后的取消行政大区做准备。在财政上，周老爷想把中央财权集中，碰到的就是地方财政的痛处，自然会引发强烈反弹。

了解中国政治史的人，肯定不会忘记“一抓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抓”这个著名的怪圈，而中国的很多政策，都是围绕着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有时候中央集中多一点，有时候地方放权多一点，不过是个度的思考。

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地方的利益集团，以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为主的团体，被周老爷的税制改革，动了他们的奶酪。是不是还有个人的私利在里面？当然不排除，只不过，三反里，超过12万党员被清除出党，这种私利不应该是主要因素。地方政府想抓住自己的财权，加上各国营企业的领导和职工，想保住自己的利益，是主要原因。

结果就是在这个改革公布的前后，出现了市场不稳的价格波动。面粉涨了6.3%，大米涨了8.8%，北京和其他大城市里出现的社会不稳现象。

对这一现象反对周老爷税改的人说，是因为税改造成了物价上涨，社会不稳。支持周老爷的人说，是宣传没有做好，导致大家思想有点混乱，并辩解说税制公布之前就出现了物价上涨局面。

俺的说法，就是两次物价的上涨，都不排除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的鼓噪，以此向政务院逼宫。结果就是各路地方诸侯纷纷抗议，到毛大爷那里告御状，以山东局的向明为例，控诉新税法执行后的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并在信中说：“我们真不懂，新税制为什么要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画等号？如果这样，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怎么能得到鼓励而发展？资本家的企业从新税制里得到了鼓励更加得意忘形，这样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所以，我们认为围绕新税制的实行，是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