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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那年庐山（五） 七月二十三日 -- 史文恭
七月，二十三日。
考虑到关于庐山会议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也考虑到本贴后面的剧透者前赴后继，“触目惊心”，俺感到十分的压力。这本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充满了细节，充满了含糊的解释，对于俺这样一个业余的爱好者而言，挖据庐山会议的冒险非常艰难。------据此，在叙述史文恭的庐山会议时，俺鲁莽地首先把目光投射到了会议的第一个Turn-point.--------七月，二十三日。
在流传甚广的《彭德怀自述》里，彭总是这样记述他的七月二十三日的。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
事实上，这一段记载是完全错误的。东哥在这一日的重要发言里面，根本没有提到彭总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东哥的原话是：“。。。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资产阶级的章伯均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了，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56年下半年、57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凋，现在有些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一般的说法是东哥说“解放军不跟我走，”是指彭总，但如果联系上下文，“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显然，东哥是说自己要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而不是指责彭总。
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一段里，东哥很明确地给出了他对彭总等人的评价，即：“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 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而联系到第三段，更可以看出，东哥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这些同志的原因，是为了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所以，仅仅根据东哥的谈话，看不出当时对彭总和他的信进行批判，至多是一种警告。------彭总的自述是他后来被贬，软禁在挂甲屯的回忆，他所回忆的“批判”是后面的事儿。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对史料的辨析，对照非常重要。---好，回过头来，继续----
既然东哥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谈话里，还没有把彭总等人，划到右派里，而且他还提出了团结这个号召，那么，为什么彭总，以及周小舟等几个秀才对东哥这个并不严厉的评价的反应却是非常的激烈呢？---
在会议结束后，彭总就在会堂门口堵住东哥问道：“主席，那封信我是写给你作参考的，你为什么把它印发了？”东哥的回答，很奇怪也略有无赖：“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为此，彭总很伤心，在笔记里记到，和东哥三十多年患难相处，就算我的信有那样严重的错误，东哥要印发，也应该先给他商量一下。----彭总的这个抱怨很突兀，因为，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彭总的这封给东哥参考的，关于当时局势的信不能印发给其他高干看，---我们也看到，早在七月十七号，彭总就要求收回这封信了。------一直以来，都是说彭总庐山上书是为民请命，但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他老人家对这封信并不满意，对这封信给其他的高级干部看也非常不高兴，甚至要求收回这封信，差一点就把为民请命的“上书”收回了。-----那么，这就让我们陷入沉思了，彭总的这些举动，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同样的，听了东哥的谈话后，黄克诚大将“心情沉重，思想不通”，周小舟，周惠，李锐也是心情沉重，“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周小舟甚至认为，“主席的这番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的独断专行，这样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党的分裂”，而李锐，周惠都同意这个看法。到晚上，他们仨还气鼓鼓地跑到黄克诚大将处，周小舟说讲了斯大林晚年，李锐讲了，“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大将比较冷静，劝他们说，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有错误，自己多检讨，有意见，和主席当面谈。 这三人才安静下来，后来彭总为西藏平叛来和黄大将商量，周小舟有对彭总说：“老总啊，我们离右派只剩三十公里了！”，彭总说：“着急又有什么用，”---（接着他们仨出来，路上碰到了罗瑞卿大将。。。。）
后面的事儿，我们再说，同样的，东哥的评价引起了周小舟和李锐，周惠那么大的怒气，也是让我们后来者思索的。---事实上，看过东哥谈话全文的同学们应该知道，这篇谈话的板子并不是只打一方，而是“左”“右”双方都打了。---而且，东哥还屡次承认，1070万吨钢是他的责任。总之，还没有到“一手遮天”的地步啊？
召唤土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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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休息，逸事两则：
1，1959年七月二十三日，是节气中的“大暑”。
2，这一天，北师大党委副书记浦安修给她丈夫打电话，说学校准备放假，她准备上庐山小住。她的丈夫当即劝阻，但浦安修半娇半嗔地说：“我从来没有跟你去哪里过，放假去一回庐山不行吗？”----于是彭总虽然感到尴尬，但还是迁就了自己的夫人。（以上引自马社香，《庐山档案----毛泽东和名人在庐山》。---------当然，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如果七月二十三日，彭总认为事态严重的话，还会迁就夫人来此游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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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罗长子就是没有听到四人的谈话咯，“告密”也没内容啊，那四个人当时的谈话记录可信不？
至于谈得是什么，在揭批会上不说也得说。
据万毅回忆，他7月15日上庐山汇报有关苏联停止向我方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的问题，见到了彭总，谈完图纸的事后，“彭德怀很自然地谈起了他写信的事”。
既然彭总自己跟别人提写信这件事，主席把这封信公开了，又有什么不对呢？
很多细节都是让我们在拼图，---就是不知道这一点细节应该连到那一个细节上。。。
彭总的信是写给毛主席一人的，可以说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就像我们平时与上级沟通不畅时，有的会通过私下谈话的方式，有的会通过发电邮的方式，或者其他......
至于当时毛主席为什么会将这么一个私人的沟通扩大到公众场合，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而是有关党和国家路线政策的重大事务。让大家讨论是有必要的。
一个政治局委员给党主席写信，很正常，党主席将其公布出来让大家讨论，也很正常。
这次是全文摘抄了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４８．４％，其中工业增长了６６．１％，农副业增长了２５％（粮棉增产３０％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４３．５％。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３０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１８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
彭在把信交给毛后曾和身边人谈过，信上去了有三种可能：一毛找自己谈谈，二是让常委们看看，三是把信印发。并说：印发也好，虽然有些人会不爽，但刺一下也好。而信被毛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后，彭也只是说了一句“怎么加了这么个名字”，并没有特别的表示。这说明彭在交信前已经预料到了毛的处理方法，但应该说对毛的反应预期的比较乐观，所以才会觉得印发也无所谓。
而彭信印发后，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些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某些人甚至争论的非常激烈，而毛却并不表态，这种情况让彭感觉到了一些不安（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张闻天准备要讲话稿后要让彭看看，彭却唯恐避之不及，张当即指出说他怕被说成搞小集团，说明彭对此已有了戒惧）。因此彭恐怕是明知信不可能被收回，但还是在会上提出要收回，我想更多是表明自己一种解释和姿态，未必没有向毛发出妥协信号的意思。
而当毛在大会上讲话后，彭的感觉是“闷头一棒”，一般人挨了毛这“一棒”表面上也就老实了，但以彭的性格和脾气，他咽不下这口气，觉得很委屈，最直接的想法恐怕是觉得：“不就一封信吗，而且我都说要收回了，你至于这样吗？在上海你就抓住我一句话敲打了我一顿，这次打的更狠，不行，我得跟你掰扯掰扯。”于是，在冲动和急躁情绪的支配下，不管不顾的冲上去质问毛，结果让毛一句话就给噎回来了。
我是这么理解的，以彭的律己精神，一般情况下他是绝不会同意浦上庐山的。他之所以后来同意了，恐怕正是因为感觉到了危机和压力，觉得恐怕这是自己最后一次上庐山了，以后就是想让老婆来恐怕也没机会了，算了，来吧（有点59岁现象的意思）；同时，此时的彭感到被批后的失落，恐怕也想得到夫人的安慰（上海被批后不就想起刘坤模了吗），因此才会同意上浦上庐山。
可惜，浦上了庐山后，知道彭出了事，不是来安慰彭，而是躲到杨尚昆那去了，我想这对彭的打击恐怕也不小。
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著名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也在这一天的讲话中.
另外,这一节
是在敲打豪哥一干人等呢? 南宁会议上豪哥就被批为距离右派只有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