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毒舌：部分西媒对震灾的歪曲报道 -- 厚积薄发

有些媒体就是哗众取宠 说一些很反常的话来吸引眼球的

《明镜》

　　《明镜》周刊歪曲中国报道探源

　　从“新闻教科书”到“反华急先锋”

　　默克尔政府需要通过媒体来为改变对华政策创造舆论环境，记者只是在前面“冲锋陷阵”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董晓宾发自北京 从妄言中国掠夺德国财富，到给在德华人统统扣上间谍帽子，再到污蔑中国政府背叛奥运精神，甚至为“藏独”摇旗呐喊……

　　《明镜》周刊——一本在德国乃至世界都享有盛誉的杂志，为何不顾新闻平衡与准确，连续推出歪曲事实的中国报道，成为“反华急先锋”？

　　一本在德国很有声誉的杂志

　　想了解一本杂志对它所生存的社会影响有多大，德国《明镜》周刊或许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

　　在德国，会有这样的说法：争论时， 人们会说：“这是《明镜》的事”；威胁时，人们会说：“我把这事告诉《明镜》”；遗憾时，人们会说“如果《明镜》报道就好了”；找理由时，人们会说：“《明镜》都没在意这个”。

　　还有这样的说法：喜爱读书看报的德国人把《明镜》的定期发行日星期一称为“明镜之日”。据说每到这天，德国的记者们都不出去采访，每人手捧一份《明镜》刻苦攻读，以便找到本周的报道选题，尽管这只是一个笑话，但的确反映出一种现象，德国社会的一些议题是由这本杂志来设定的。

　　1947年，年仅23岁的奥格斯坦将一份名为《本周新闻》的媒体更名为《明镜》，从此揭开了这本伴随了德国当代历史半个多世纪的周刊杂志的第一页。如今，奥格斯坦已不在人世，但在他的经营下，《明镜》已经成为德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新闻周刊之一，每周的发行量超过百万册。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里，《明镜》周刊始终锋芒毕露，矛头总是指向权势阶层和一切腐败现象，这也使明镜获得了很好的口碑。有评价说：“《明镜》挑起事端，从不顾及别人的脸面，他把本该隐藏的事公布于众。因此把监督权交予《明镜》，正符合公众的期待。”

　　曾被奉为“新闻教科书”

　　改革开放开始后，随着西方媒体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明镜》也逐渐为中国的知识阶层、高校学生所熟悉。2004年，当时还在人民大学念研究生的冯静，也成为从这本杂志中学习新闻报道方式的众多新闻专业学生中的一位。

　　“为明镜周刊赢得巨大声誉的正是这家刊物几十年一以贯之的调查性报道。”冯静在她与老师一起署名发表的题目为《<明镜>周刊与调查性报道》的文章中写道。

　　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中国媒体人对《明镜》从组织报道、编辑加工甚至封面设计，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位国内媒体从业者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明镜周刊>是怎样杜绝差错的》的文章中，毫不掩饰自己在走访位于德国汉堡的《明镜》总部时的“新奇感”：“作为这样一份在德国以至于在欧洲和世界上有相当影响的新闻周刊，令我们惊奇的是它具有相当低的‘见报差错率’。在采访中，该刊政治部一位负责人的讲述令我们吃惊:‘我们的周刊每期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错几个字母’。”

　　据说，能将差错杜绝到很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明镜》拥有一个在德国、欧洲的新闻媒体中可以说是最全的资料馆，而且有专职的资料馆专家。冯静记得，“除了为报道提供详实的背景资料之外，每一篇将要刊登的记者手稿都要经过资料馆专家细致的核查，以确保报道尽量准确。”

　　就连《明镜》周刊的封面设计，也有中国媒体专家专门进行过研究，认为其“色彩泼辣大胆，读者过目难忘；图片形象具体，意蕴丰富；简繁交替使用，封面设计具节奏感；密切关注热点观点振聋发馈。”

　　此外，国内介绍这本杂志传奇经历的文章更是举不胜举。

　　歪曲报道自取其辱

　　然而，时过境迁，对于国人来说，这本杂志的“教科书价值”已大打折扣，甚至成了“反华报道的教科书”。

　　“小的时候我还以为《明镜》是什么好东西呢……现在才知道……都是偏见中国的货色。”一位署名“小奔大梦”的网友写道。

　　另一位叫“sisi”的网友则表示：“从来不知道有《明镜》这个媒体,现在它却频频出现在我的眼前……只能说，你出名了……不过是臭名远播了……”

　　还有更多表示不满的留言，一篇国内评论甚至以“《明镜》周刊遭网友唾弃”为题。“遭遇如此变故”，这本杂志似乎怨不得别人。

　　5月14日，《明镜》周刊在线刊登评论文章，无端指责中国政府“把灾难变成公关行动”。文章竟称：“共产党想要利用这次灾难的危机处理，结束在西藏‘3·14’事件之后的国际孤立，从来不无的放矢的中国官方媒体，充分利用了这次地震，用习以为常的政治口号把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

　　香港《大公报》批评这是篇“失操守”的报道。其实，《明镜》最近何止一次“失操守”。

　　据说，在《明镜》周刊创刊时规定的“三大写作守则”里，其中重要一条就是“提供真实确凿的新闻”。包括“在不能确定其可信性时宁可放弃一条新闻也不能冒刊登假新闻之险”。

　　但这些守则在旅德华人周坚看来，早在2007年8月主题为《黄色间谍》的《明镜》周刊封面报道中，就已荡然无存。

　　“好奇、勤奋、兴趣广泛———在德国高校和研究所有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拥有这些特性，他们可能是完美的研究人员或者也可能是完美的间谍———或许可能两者都是。”德国《明镜》周刊这些“含糊其词”的相关表述，彻底激怒了被描绘成“黄色间谍”的在德华人学者、学生。

　　甚至昔日曾被中国媒体人津津乐道的“封面效应”，也成了这本杂志极尽丑化中国形象之能事的工具。

　　2008年4月7日出版的《明镜》周刊封面，是以铁丝网编成的奥运五环配以中国党代会的图片。封面导语赫然写着：“看看中国政府是如何压制人民和背叛奥运会（搜狐联想2008奥运、联想官网）的。”

　　国内影评人司马平邦说：“看到这本《明镜》，我忽然想到2003年曾写过一篇痛骂美国《时代》周刊的博客，那次，《时代》把中国国旗和一张非典病人的肺片合影在一起，恶心不堪。”

　　记者成见影响报道客观性

　　2008年早些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身为在德华人维权委员会发言人的周坚遇到了《明镜》两位驻华记者，当时，这两位记者正在为自己所写的名为《另一个中国》的新书举办一场读书会，周坚也买了一本，“里面对中国的评论都是特别负面的”。

　　书中曾写到，一个中国工人一小时挣很少钱，待遇很底。当时在读书会上，就有一个德国读者对此提出疑问，“我去过中国，中国的物价相对是很便宜的，这样算的话，那个工人的工资可不低呀？你们不觉得这些报道是误导吗？”

　　面对疑问，《明镜》记者当时也不得不承认，“您的说法是对的”。周坚记得他们还不忘为自己辩解，“不过，中国工人福利显然没有我们德国工人好。”

　　“这些记者误导德国读者最典型的办法，就是不具体解释相对性，孤立地采取一个简单的数字，把它绝对化。比如批评中国没有人权，就举例说中国每年处死的人是全世界最多的，他不提中国有多少人，总人口是多少，比例是多少，美国一年要杀死多少囚犯，比例是多少。这些内容记者都不提。”周坚说。

　　可想而知，带着如此成见，这些德国记者向本国读者介绍中国时会产生多么大的偏差。冯静曾为研究《明镜》有关中国的报道专门与其记者接触。她发现，“在信息源选择方面，这些记者显然对官方的信息持不信任态度，但又未找到能够推翻中国政府信息的确凿证据，猜测的成分较大。”

　　其实，《明镜》对中国的尖酸刻薄也不是最近一两年才有的，冯静记得，在德国前任总理施罗德执政早期，也曾在人权问题上加大对中国的批评力度和压力，那时《明镜》对中国的报道围绕着人权问题做文章。而当施罗德调整了对华政策，《明镜》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报道就明显少了，与此同时，有关中国经济的报道量开始急剧增长。

　　为德对华政策调整背书

　　但随着德国政局的再次变化，《明镜》对华报道也再一次转变风向。一位由于工作原因每天都要浏览德国各大媒体的国内编辑告诉本报，他的感觉是，近一年多时间，与其他德国媒体相比，《明镜》周刊在攻击中国的报道中表现最为突出。

　　默克尔上台后，推动价值观外交，对华趋于强硬。《明镜》周刊也随之成为“反华急先锋”，两者其实不无渊源。

　　《明镜》周刊最近一轮攻击中国的报道中，源头还要回溯到2006年11月9日题为“来自远东的进攻——为富裕进行的世界大战”的封面报道，这篇报道的作者——《明镜》周刊原柏林分社主任施泰因加特并不简单，在2005年德国大选中，正是施泰因加特借助《明镜》周刊，发表多篇文章力挺默克尔。

　　2006年，他发表了《为富裕进行的世界大战》一书，宣扬来自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威胁，声称所有工业发达国家都正面临着所谓来自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对富裕的抢夺。施泰因加特在他的书中主张工业发达国家共同建立起“经济北约”来对付所谓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此书问世后不久，施泰因加特就受到了默克尔的接见，德国媒体高调报道了这次探讨“新对华政策”的总理府之会。这次会晤后不久，默克尔就于2007年伊始，抛出了建立“经济北约”的欧美“环大西洋经济合作”政策。

　　“默克尔政府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政策改变，当然会引起一连串的反应，所以需要通过媒体来为政策改变创造舆论环境。”周坚认为，一份杂志虽然不能完全决定政府的政策，但是通过舆论，却能够影响进而改变整个国家政治流派的力量对比。这也是为什么《明镜》周刊要做那么多有关中国的煽动性负面报道的深层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明镜》周刊成为“反华急先锋”似乎就不难理解。周坚说：“《明镜》周刊的驻华记者在中国那么久，实际他们对中国情况是很了解的，如果实事求是写中国的话，不可能写成这样，我和他们接触后的感觉是，不是糊涂人在干糊涂事，而是明白人故意办糊涂事，来达到他们一些目的。”

(责任编辑：张春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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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因为不屈服总部的压力

驻外记者是一份业内人人青睐的工作，在德国尤其是公法电台电视台的驻外记者，不仅引人注目，而且掌管话语权、对国际时局的解释权。他们是一群行内的权威。现在，正是这些人开始抱怨，对总部不断的干预表示不满。

竞争对手这么做

在德国略微关心国际新闻的人都不会不知道Ullrich Tilgner这个名字，都会熟悉那张宽宽的面孔。伊拉克战争打响后的那些日子里，提尔格纳更是每天都出现在德国电视二台。作为新闻记者，他已在中东地区生活工作了28年，常年担任德国电视二台驻德黑兰分处的主管。称他为专家记者应该丝毫不为过分。就是这样一名资历深厚、收入颇丰的驻外记者，数月之前突然辞掉了他在二台的任职，转而为瑞士一家电视台工作。

数天前，提尔格纳接受了德国"每日明镜"（Tagesspiegel）的采访，谈及他改换工作的原委。对自己的老雇主德国电视二台，提尔格纳并不保持缄默，而是径直进行了激烈批评。在他看来，德国的新闻机构，即便是他效力的公法新闻机构，也在越来越多地限制驻外记者的自由报道。以阿富汗为例，那里人民正在经历的苦难已不再是德国国内老百姓关心的焦点，电视二台主管部门对当地记者提供的重大题材不屑一顾，他们更希望得到的是一些轻松的、不与德国雷同的国外情调。

在一次具体的报道事件中，德国电视二台总部的主管人员居然批评驻外记者，说记者的报道同他们希望看到的相距很大，还解释道，竞争对手就是这么做的，竞争对手对事件就是这么看的。题尔格纳说，这种做法实在无法容忍。"我不愿提供一份随意的报道作为交差，我怎么想，也会怎么说。对此，我承担全部责任，对事实正确负责。我不会屈服于总部的压力。"他认为，这种变化显示了国外新闻工作正在成为一种民俗式的浅薄报道。

郁闷的心灵：传回的报道是总部提供的

提尔格纳并不是这些年来批评德国公法制媒体机构"傲慢"、"浅薄"的唯一新闻记者。最近出版的题为"德国驻外新闻记者"文集收集了德国一些现役及退役驻外记者的文章。其中部分文章直言不讳地描述当年受到的心灵郁闷。二台驻纽约记者Uwe Kroeger，驻巴黎记者von Sobeck以及前驻伦敦记者Ruprecht Eser 都无独有偶地抱怨，认为政治背景以及因果关联这些，总部已不太过问了，他们要的多半是名人的私生活、花边性的八卦新闻。

为什么国内编辑部的主管越来越不信任他们自己的驻外记者了呢？在提尔格纳看来，过去新闻机构完全依赖驻外记者的报道，驻外记者常常是唯一在现场的人，只有他提供图片、图像以及配以文字报道。现在不同了，各种图片、录像都可以买到。图像本身不是问题了，问题变成由图像组成的报道越来越缺乏内容的连贯和分析，越来越肤浅，好像都出自一家的设计，都已定型。

德国电视一台一名记者写道：令人惊奇的是，他经常性、反复不断地同总部主管编辑讨论"事实到底是怎样的"这类问题。另一名一台资深记者写了一段亲身经历：一天深夜他在开罗接到汉堡总部的电话，请他在半小时后直播报道一次炸弹袭击事件。记者说，我得先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总部编辑认为这并不十分重要。于是，前线记者从汉堡得到一些有关袭击事件的粗线条情报，他把这些情报然后在Tagesschau的夜间节目里"直播"传回德国！

驻外记者的地位在下降，主持人的地位在上升

上周，德国二台名主播斯洛穆卡（Marietta Slomka）的5集中国印象播出。二台在中国有常驻记者，为什么还要派一名主持人去做这样的报道？电视新闻领域，主持人同驻外记者过去享有同样光耀，现在，驻外记者越来越受制于编辑部之后，主持人的权利却相对扩大。在提尔格纳看来，斯洛穆卡拍摄中国影片的事实就说明这一发展趋势。"主持人的职责不仅是把观众引入片子，他们现在自己更多地引导新闻片子的方向。他们不断到实地去，不是为了积累经验，而是为了增强和扩大他们的形象。"

面对台内记者群起而发的"抗议"，二台主编布仑德（Nikolaus Brender）不得不起身为自己辩护。他说，整体而言，面向西方国家的报道价值在下降，亚洲和东欧驻外记者的工作越来越重要。就具体的斯洛穆卡拍摄中国印象片本身而言，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的确，为什么主持人不能前往中国拍片？

对提尔格纳批评的将国外的问题拿到国内内政的角度看，布仑德不能认同。国内观众应该对国际事件有进行讨论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构成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意见的形成并不只是驻外记者一家独揽的事情，各种角度都应该参与进来，内政的，外交的，安全政策的，文化政策的。多角度构成多元化，也是各种思维和信息相互编织、交流后的结果。

李鱼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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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十个陈词滥调

Janis Vougioukas 07.08.2008, 13:03

到现在为止，我作为新闻作者已经在中国工作了6年了。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在我的任何文章里用过“中央帝国”这个措辞。对此，我颇有点引以为自豪。

可是它却在几乎我的每一篇文章里出现。因为许多坐在德国的编辑显然认为，没有这个措辞，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就不完整。其实德国的整个对中国报导多余的话多得要命，所以经常枯燥得要命。

在今后几周里，我们在德国报纸上读到的关于中国的东西将比通常一年里加起来还多。将有2万名记者来自全世界。对你们，亲爱的同事们，我有个大大的请求：千万不要再写千篇一律的东西了。发现你们自己的图像吧，找出全新的句子来，找一下自己找到的采访对象。

为了给你们提供帮助，我在此列出十个最愚蠢的关于中国的陈词滥调。在你们感到没有把握的时候，不妨查一下这个小小的列表：

－ 中央帝国

－ 中国的长征

－ 中国的大跃进

－ 毛的孙子们

－ 糖醋中国

－ 微笑的国家

－长城（除非真的是写长城）

－ 中国的新富豪

－ “小皇帝”或者“红色皇帝”

－ 所有跟“龙”相关的如觉醒的龙，站起来的龙，或者起飞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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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有问题，都说成是你的问题，颠倒黑白；

你出点问题，更是给你spin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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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圣诞节前夜，沈崇事件发生，详见河里陈君写的陈郢客:【温故知新沈崇案】。当时美国人有一份官办的周报叫《North China Marine》，在天津出版，硬是从头到尾对这件事没有进行任何评论，只在2月1号那期的一篇长长的文章中提了一下，那篇文章是讲美军可能会撤军的。但是，这份周报的卡通条块，叫做“Scoops and Salty”，却登了这样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