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山西黑工案中当事人的行为构成犯罪 -- 唱晚的渔夫

团伙犯罪在美国又叫conspiracy，在中国刑法上是要罪加一等的。也就是说，如果构成团伙犯罪，则其主犯要在其原刑罚之上加重一个刑级处罚。比如一个人单独犯故意伤害罪，可能要判3年。如果是团伙犯罪中的主犯故意伤害，则罪加一等，最高判7年。

团伙犯罪的最重要的要件是要有组织、有合谋。所谓团伙，两个人是构不成的。两个人共同犯罪只是共犯。汉语中三人为众，“团伙”之意最低需要三个人。而且虽然不要求，但团伙成员间一般都是有分工的，谁策划、谁组织、谁实施大致上有个分工。现在的问题是还无法肯定地说窑主与包工头之间有合谋。单纯的知情或默认是不构成合谋的。包工头和打手间构成团伙犯罪的可能性大一些，但也要看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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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语言要求严谨。由于人命关天，一个词内涵外延界定得非常精确才行。而生活中的语言就要丰富得多灰色得多，也不会那么较真。比如我说让当地政府带罪立功，实际在法律上是极其不严谨也不严肃的一个说法，因为不说地方政府没有犯罪，就是实施了犯罪行为但尚未经法院终审裁决，都不能叫是犯了罪的，否则无罪推定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

全总老张这么讲是没有问题的。他实际上给出了personal opinion，not a conclusion.而且其他人也理解他的本意。但法院就不能依据老张的话去审判被告，那样的话就是有罪推定，要求被告无罪辩护了，刑事案件中的举证责任由国家承担，不能由个人承担。国家如果不能证明被告的确实施了犯罪行为且不存在免责(比如当事人不满14周岁,不能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法院就不能判定被告有罪。This is an instrument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private right(私权),which is designated to prevent the government from invading individuals' privacy, life and property by employing power(公权力) without justification, as power can be easily abused in the absence of balance.

我个人意见，全国总工会这个时候跳出来是为了转移视线，缓解民众压力,因为工会属半官方自治组织(虽然在中国和国务院的其它部委没什么区别)。政府在山西黑工这个事情上不敢太高调。如果一开始就向老百姓坦承这个是大规模、有组织的刑事犯罪，老百姓立马就会质问当地政府早干什么去了，就要追究当地政府的失职行为，那样的话痛快是够痛快，但地方政府就基本上给废了，而眼下还需要他们揭盖子，指望他们做马前卒去救人查案呢。还是那句话，在国内做事，第一重要的是策略，第二重要的还是策略。空有一腔热血激情而不知人情世故，在中国多半会把事情搞砸。

另一方面，此时由全国总工会出来也和本届政府关注民生一脉相承。如果您还记得前两年温总理下令追讨欠薪和矿难风暴就明白了。由工会出面处理，将民众的焦点转移到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劳动待遇上，一方面巩固了前期工作成果，另一方面又显示本届政府关切民众疾苦，这样做会给现政府增分，进一步树立亲民形象，而不是相反。这在国内叫坏事变好事。

还有一层考虑，不过纯属瞎猜。全国总工会由王兆国负责。此时捅出了这么大个篓子，再不表现积极点，17大后到点下车也未可知。他现在虽位居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但毕竟是个副职，且年龄比胡哥还大。党内年龄这条线是很严格的，所谓“7上8下”，当年天津小木匠李瑞环可是67岁就退休了的。如果王此时不能百尺杆头，下面就只有等着解甲归田了。当然，这个驴兄最有发言权，我这是胡扯，权当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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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链出处

胡錦濤在江蘇當選中共17大代表

6月6日至7日，中國共產黨江蘇省代表會議在南京召開。與會的847名代表以直接差額選舉的方式，選舉產生了江蘇省出席黨的十七大代表。當大會宣佈中央提名在江蘇省選舉的代表候選人胡錦濤同志在選舉中以全票當選黨的十七大代表時，全場爆發出長時間熱烈的掌聲。>>>詳細

吳邦國在安徽當選中共17大代表

6月13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安徽省代表會議在合肥召開。與會的727名代表以差額選舉的方式，選舉產生了吳邦國等55名安徽省出席黨的十七大代表。經中央審批同意，他們將代表安徽290萬名黨員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詳細

溫家寶在四川當選中共17大代表

5月16日，四川省第九次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黨的十七大代表70名，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當選。當選者還包括四川省委書記杜青林和四川省長蔣巨峰。>>>詳細

李長春在廣東當選中共17大代表

2007年5月25日，廣東省第十次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黨的十七大代表68名，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當選廣東省十七大代表。>>>詳細

如果要异地审理，谁决定原地法院无法保证公正？对异地有要求吗，还是什么地方都可以？

没特别要求,只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就行。法院审理案子实行不告不理，如果检察院不起诉或当事人不自诉，法院是不能直接启动审判程序介入个案的。具体到山西这个案子中，由于检察院是起诉的一方，由他们衡量在当地审是否可能导致不公。上贴中提到检察系统业务上实行垂直管理，各地检察院听命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以这个案子在哪审最高检说了算。当然实际操作中，最高检肯定会和最高法院先协调一下，综合考虑案件性质、各地在经济上和业务上的联系紧密程度、当地法院业务水平高低甚至区域文化差异（如马向东案）等来决定。

看起来人已经救得差不多了,进展比预想的要快。开始将斗争矛头指向当地司法机关、劳动监察部门，而且肯定还要向环保、工商部门和上级地方政府蔓延

http://bbs.newssc.org/dispbbs.asp?boardid=7&id=655949&star=1&page=1

• 河里早有人预料到了

这可就是成文法的局限性之所在了。刑法讲究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另一方面，刑法每向前进一步，个人的私权就要向后作相应的让步。由于刑法本身的刚性及其实施后对个人人身或生命的限制或剥夺非常严厉，所以立法机关在制定刑法时总是很保守。一般来讲，立法机关只将已经确认具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定为犯罪，对于那些尚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者危害性一时不明显、看不清的行为通常不作犯罪处理，而交由社会治安处罚处例或者其它行政法来调整。因此刑法不可避免地具有严重的滞后性。这当然会造成一些人会因此受益，但由于犯罪人口占整个社会人口的比例很低，这个代价与提前立法的成本相比较还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承受着刑法的制度成本，包括自我约束自己的行为，一旦提前立的法证实有误，给整个社会造成的损失就太大了。

以拐卖人口为例。1979刑法只规定了拐卖妇女罪，因为那个年代拐卖的主要是妇女。大多是农村人找不到对象，花钱花个媳妇。儿童一般没人拐卖，那时是建国以来的生育最高峰，每家都好几个娃娃，自己的孩子还养不活，哪有那个精力和经济条件再去买个小孩养着？当时农村是大集体，城市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企业赚了钱要一分不剩地将利润上缴国家，不存在买卖男子作工的土壤。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后，有人自己没有男孩开始想买个男孩，于是1997刑法中就出现了拐卖儿童罪。拐卖农民工是市场经济彻底发育之后才出现的，所以刑法还没有将之列入打击范围。但这个问题早在04、05年国内法学界就已经注意到了，有不少学者著书立说要求修改刑法，将男子也列入拐卖人口和买+卖人口罪的保护范围。经过这次山西黑工案，如果刑法学界动作快的话，相信明年3月两会上就应该可以看到保护成年男子（儿童已在现有法条中保护了）的刑法修正案提案了。

媒体可以干一点正事了，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

依渔夫对国情的理解，当前处理案件只能依靠当地司法机关和劳动监察部门，因为他们更熟悉当地的治安民情，而且现在网络上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再加上上级的压力，此时带罪立功，工作积极性应该是不用怀疑的。如果贸然调动外地警力或工作组进驻，未必会有好的效果，毕竟办案是需要有地方性知识的。如果你连这家人几口人，有什么亲戚朋友都不知道，怎么能找到罪犯呢？而且这次黑工案涉及地方广，人员多，关系复杂，如果组织外地力量进山西，需要多少外地资源才能完成任务恐怕谁心里都没底。

很明显当地的政府机关不说是烂透了基本上也差不大离了 利益均沾 一损俱损的格局早就形成不是一天两天了

现在你还 只能依靠当地司法机关和劳动监察部门

你说会依靠出个什么结果来

嘿嘿

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而且现在网络上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再加上上级的压力，此时带罪立功，工作积极性应该是不用怀疑的

这恐怕也未必 而且是大大的未必

温总理为农民工讨欠薪 都掉泪了怎么样

这个关注力度大不大 相对的解决的难度大不大

关注力度大而解决难度小尚且如此费力

你不要太小看官僚们的能量与胆量

第244条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管理法规，以限制人身自由方法强迫职工劳动，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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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河南一个案子 与最近捅出来的黑窑工一个类型 三十多个人强制劳动

最后主谋四个人按照这一条 判了有期徒刑八个月 罚款五千元

想让他们死 没那么容易

实际情况是否有您说的那么悲观，我没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不敢妄加评论。就算如您所言已经从上到下都烂掉了，那又能怎么办呢？我们不能把这些人统统抓住砍了他们的头，我们甚至连甄别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都很费劲。这种情况下，总不能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吧？

人性是个多面体，很少有人能做到纯粹无私，能做到的皆可称舜尧。我自己就有七情六欲，周围的人也都是凡人之身。因为如此，对人不能苛求。一个地方官员可能贪污腐化，但如果他今天在这个黑工案中积极配合，在这个事情上也就够了，不能要求太多。明天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他贪污，再治他的贪污的罪，也不因为他今天在这个案件中表现突出就网开一面、法外施恩。这就象打麻将，一把是一把。

我读书的时候喜欢与人辩论。记得有一次系里辩论赛我抽到的题目是“知难行易”，对手是“知易行难”。那场辩论会我是大获全胜。多年以后，当我深入接触实践尤其是基层实践后，才知道当初自己辩论时的英勇表现不过是无知无畏罢了。读书做学问时，相信law in theory,工作之后我开始相信law in practice。坐而论道容易，起而行何其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