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一 -- 电子赵括

苦于没有确切材料佐证。我非常怀疑是民族资本家，至少纵容。1928年蒋介石复归后继续北伐，爆发济南惨案，再度引起罢工抵制日货等行为，上海工商界对此有一定程度的支持（虽然不愿意工人运动过于蓬勃，也多有限制）。抵制外来商品发展民族经济，这一点中国各阶级阶层有共同立场，民族资本家也不会例外。

早在清政府时期的中法战争时当法国军舰受伤后驶往香港检修，香港工人就有过罢工，拒绝修复法国军舰的举动。尽管英方威逼利诱，最后法国军舰仍然被迫驶往日本修理。所以我个人推测，是工人自发罢工，民族资本家纵容不加限制，或者明暗中有所鼓励。

虽然前些天见你和子玉谈这个“五四”，已思及此事，搜出个只言片语，六三的罢工有民族资本家要求罢工的情形~不过也就是只言片语。

就是忒纳闷，若是工人自己组织，那工会的领导应当名声极响；若是商人互动效果，那这中间牵头的那位，不是一等一的人物，也是不得了的豪杰——到底是何等运作手段，居然如此深藏不露！？

前面有朋友问起北洋政府向列强贷款并且抵赖的问题，这里对赔款贷款顺便做一个简介，方便大家理解列强的对华政策。

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的各种赔款贷款协定已经签了三十多，无法偿还，陷入借新债换旧债的死循环。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败后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上后来“还辽费”以及“威海卫守备费”一共赔款两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白银。同日后的《辛丑条约》分39年支付不同，日本要求立刻支付（目的在于获取外汇储备，建立现代化的货币制度），而当时清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才七千万左右，显然无力负担，为此不得不寻求外来援助。1906年俄法联合通过所谓《俄法洋款合同》向清政府贷款9051万两，作为对抗英德联合向清政府贷款9762万两，均以海关关税为担保。除去经济负担，两广云南的矿山为法国资本优先，税务司聘用俄国人，并在1896，1897年继续和沙俄签订了东北铁路专营，卢汉铁路（卢沟桥-汉口）铺设等协议，铁路沿线有驻军权利，沙俄势力自然渗透到东北华北。此后的德国强租胶州湾，英国进一步攫取扬子江流域经济特权等等都与这些贷款协定有关。清政府早已丧失偿还能力，作为交涉对象的列强对此仍然“大方”，当然不会白给。此前列强的势力范围不过局限于沿海各地，此后深入内地，加上税率不自主，中国成为列强商品的倾销地。此后中国虽然经历辛亥革命，实权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攫取，各种不平等条约依旧。1914年度贸易赤字三亿一千万两，注意这个数字仅仅是贸易赤字部分，还没有包括关税担保部分。按照1929年的资料，总额三亿一千万元的海关税收中两亿五千万直接存入外资银行，中方根本拿不到；1929年国民政府全部财政收入为四亿两千万元左右，还有超过38%要作为对外贷款的偿还抵押支出。虽然这些数字并非一夜之间达到的，很显然列强从中国攫取的仅经济利益已经远远超过了赔款借款本身。我丝毫不怀疑列强对于袁世凯等人的“赖账”行为实际上并不介意（表面上的姿态还是要做做的），只要能保证税率不自主，关税不自主，租界治外法权等特权，借款本身不过是一笔小钱，大家心照不宣而已。即使是《辛丑条约》，规定39年付清，连本带利约9亿两，平均一年两千多万，和一年三亿多的贸易赤字相比的确是小事一装。

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给了中国民族资本一个发展的良机，但是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下的不利地位并没有改变。随着战后列强卷土重来，中国必将受到巨大冲击，可想而知。我手头没有中国的详细资料，拿日本资料做一个类比。自从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对外贸易一直是逆差，日俄战争欠下的18亿内外债务有增无减，到了1914年日本欠债25亿日元，其中外债部分15.2亿，外汇储备三亿多日元。随着大战爆发，1915年以后协约国军火订单蜂拥而至，日本大发战争财，外贸一跃成为顺差，到1919年外汇储备超过19亿日元。但是随着战后欧美列强卷土重来，日本再度陷入贸易逆差，连年赤字，到1929年外汇储备仅存九千万日元。对比一下中国1919年贸易逆差一下子缩小到1914年的6%左右，这一点上中日两国还真是“一衣带水”。战后随着各国资本卷土重来，受到的冲击恐怕同样要“一衣带水”了。

社会动荡自然造成了各方面要求变革的呼声。中国大革命就在这个背景下爆发。1920年到1927年，国际局势对于中国革命也相对有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实际上破产，虽然通过巴黎和会制定了凡尔赛体系，英法表面上保证了政治上的领导地位，经济财政上无力负担。一直到1924年美国资本大举援助德国复兴，欧洲局势动荡不安（这件事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政治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日本由于经济负担沉重，以及1923年的东京大地震造成巨大损失，对外政策一直举棋不定。一方面有为了摆脱困境再度进行扩张的意愿，一方面又因为经济困难而缺乏对外扩张的能力。因此对华政策执行的基本上是后来被称为“币原外交”的确保在华各种利益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扩张的相对妥协路线。当然，响应孙中山的呼吁放弃在华特权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被接受的。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不久，从莫斯科返回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带来了共产国际指示，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通过这个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以及革命目的。这个指示很显然，同马林的个人经历有关。马林，荷兰人，曾经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在印尼活动，帮助当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共产党员（第三国际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当地政治团体进行活动，是他在印尼亲身体会过的事情，达到了一定的成功。但是这个方针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当然是个严重的话题，内部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1923年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勉强超过半数，通过。马林和共产国际对此的影响，不言而喻。按照国民党方面的资料：

“1922年8月，总理（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共产党员陆续加入本党。首先加入的是李大钊，介绍人张继。李大钊当时对孙中山表示，作为第三国际的成员他不能退出，这有没有影响。孙中山回答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一方面保持第三国际成员身份，一方面加入本党不就可以了。”

对于孙中山而言，共产党员只要承认国民党的政治纲领，服从国民党的组织纪律，加入国民党不如说是有利的支援。此后国共合作的风气形成。1923年8月，为了研究苏联的军事政治路线，孙中山派遣蒋介石赴苏联。1923年11月，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在演说中，孙中山作了以下讲话：

“到目前为止的三大事业（辛亥革命，反袁，护法战争）都没能达成革命目的。......为什么革命不能成功，是因为本党力量欠缺。缺乏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呢，不是别的力量，是人民的心力。......对于革命行动，缺乏人民的心力，将无异于无根之水。”

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产党员就任国民党一些重要位置。24名中央委员中，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三名共产党员；15名中央候补委员中，有林祖涵（伯渠），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7名共产党员。林祖涵就任党农民部长，谭平山就任党组织部长；军政最高顾问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丁。外交方面主要有,

1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如租界,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关税管理权等等;

2 自动放弃在华特权的国家,以及破坏中国主权条约的国家,给予贸易最惠国待遇;

3 中国和列强签订的诸条约,凡有损中国主权均予以审查;

4 中国所借外债,在不损害中国政治经贸利益的前提下,保证偿还。

上面已经分析了，对于中国而言借款本身并非大事。第四条虽然有对列强妥协意味，相当有限。另外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以苏联资金为基础建立后来被称为黄埔军校的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第一期学生五百名。此后苏联武器大量运到广州，武装广州国民政府。苏联派出军事代表团，首脑为化名加仑将军的布留赫尔。军校重视军政两方面教育，1924年10月即爆发买办陈廉伯等人的雇佣军同广东国民政府的冲突，军校的学生军前往镇压，成功解除对方武装，初次显示威力。1925年，东征陈炯明，广东国民政府事实上控制广东全省，军队发展到8万。广东国民政府对于工农运动的支持，并非简单停留在口头上。1925年爆发五卅运动，6月香港工人为了支援上海广州工人的罢工行为，同时举行罢工，遭到英国方面镇压，引发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从1925年6月持续到1926年10月，长达16个月，其间徒步返回广东的工人约10万，罢工工人总数超过25万。广东国民政府对此进行了密切配合。廖仲恺等发表讲话，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对英经济绝交，为了对抗英方对工人的镇压姿态反过来封锁香港，香港顿成“臭港”，渐成“死港”。按照英方发表的调查结果，1924年8-12月每天均有160-240艘英国商船往来的广州港，1925年同期最多不超过27艘，最少只有个位数，其经济损失可想而知。同时广东国民政府对罢工工人进行财政支持，对返回广东的工人进行妥善安置。在政府的允许下，工人拆除赌场烟馆改造成工人的宿舍食堂，并且组织了强有力的纠察队。东征陈炯明时，农会组织已经在彭湃等的领导下扰乱陈炯明后方，牵制作战。东征胜利后，各地农村实权落入农会手中。

这里对关所谓的“代表某一阶级”的说法略加评论。这并非简单的说说而已。以广东国民政府在上述行为，即使声称代表全中国各阶级阶层利益，大资本家，买办和地主阶级就不会认同这个说法，而工农当然会认为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政府。实际上在上述运动中，虽然各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发展民族经济上有共同点，也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联合，在列强的威逼利诱分化瓦解的政策下，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提出了17项妥协条件，单独停止罢工，违反抵制英日货的约束，削减对各地罢工工人的救济金援助（当然此前有一定支持），强制复工。各阶层出于自己的利益行动上有分歧，一目了然。作为真正要进行政治行动的政党，在社会矛盾激烈的情况下是无法在实际意义上代表“共同利益”的。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这并非单纯的主观论断和政治口号，而是政党在政治纲领和政治行动中具体体现出来的客观事实。

• 不管什么主义

好像还是在西河这么久以来的第一次沙发。。哈哈。

其实上次你在talkcc的有个帖子我还是有不同意见的。中国战场的重要性没有你说的那个重要。我有个一个帖子，说日本国多少多少吨的飞机舰船，这么多沉甸甸的国力（假设全部转为陆军装备？生产工人全部都当兵？），中国基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可是这个帖子数据很详细，可惜我找不到，所以一直忍到现在。但是现在实在忍不住了，上来冒个泡提个醒注意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见谅。。。

对于日本而言，如果本土都闹粮食危机了（这在德国大使奥托的电报以及对法国谈判中都有所体现），计算钢产量能有多大意义呢，一个日本版的大炼钢铁而已。日美关系的那个坑我现在填起来没什么动力的原因之一在于在我看来，对于日本而言，侵华战争没法结束，贸易一直赤字，1940年日本军费开支拿日元计算超过上年度10%左右，而军用物资（包括陆海军）供应仅为上一年度80%，这么估算一年通货膨胀了30%。很显然对于日本而言正常的贸易已经无法支持其军事行动了，只要不肯认输早晚要走上“抢”的道路。至于海空军人员装备全拿来当陆军，第一，这不可能；第二，效果如何很值得怀疑。侵华战争到1940年后，中日双方实际上都依赖着美国的物资支持，不过美国对中国是基本上是白送，对日本是抬高价格（废除了日本贸易最惠国待遇）出售。这么发展下去战争双方实际上成为美国远东政策的玩偶，结果只有对美国有利，当时对中国有利，而怎么对日本都不利。日本加大在华力度，美国随即会加大援华力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代表团也访问甚至常驻延安了，可见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一切条条框框都会为国家利益让步。41年初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顾问（名为顾问，实际上是当时对远东事务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亨贝克给赫尔国务卿的报告中就提到过，对于英美最大的利益在于日本在中国泥足深陷。难道美国会手软。

公平地说中国抗战如果没有外来支援将非常艰难，这不假。但是这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各国可以通过对中日双方的政策调整引导抗战走向。当时的走向无论什么方面都不利于日本，这本身就是日本无法容忍的。至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我对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政治经济没什么研究，不评论此后的中国战场地位，但是对于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而言，中国是最大的原因，这我深信不疑。

我不知道simplyred说的是那本经济史？不过借债的似乎不是袁世凯，好像是段琪瑞，是所谓的“西原借款”，那背景是，一次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因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日本就生出了独霸中国之心。向对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不过一方面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另一方面，欧美干预，未尽全功，而这时日本因大发战争财，腰缠万贯，就想学欧美资本输出的样子，来控制中国政局，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段琪瑞被推翻后，这笔钱虽然不了了之，但日本国内形成了一股思潮，认为学欧美搞资本输出，软控制不行，还得凭武力硬来。

考研那会看了一堆日本经济史，记不住是哪本。有可能是三和良一的概说日本经济史。但这本比较认真，可能不太会有这种东西出来。。。

但是钱是肯定借了，让日本财政紧张好一会。一分钱也没还，就是因为政府倒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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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的最大动力就是经济，完全不是某些人所谓的几个参谋的点字，不小心云云。

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一直受困于经济状况。对欧州的大幅度贸易赤字，国内由于官業払い下げ造成资源集中于三井等寡头，而使农村破产，社会形成两级分化。更由两级分化造成国内消费萎缩，形成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北进南下都只是个先后而已。日本选择的是稳扎稳打先北进后南下的政策。

从整体上看，整个20世纪初期的日本经济政策其选择都是极为有限的。战后日本精英开始反思失败，重视分配的平均，这就是所谓一億総中流思潮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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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写一点我个人的体会。作为大革命时期的国共两党，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有革命志向，尽管双方的具体政治观点存在分歧；第二，缺乏实际执政的经验，有理念化色彩；第三，成分复杂，一定程度上有团结，但是并不能保证有同样的政治意愿。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招生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基本上是有人介绍即可加入，来者不拒。在赵括看来，第一点决定了国共双方可以合作，第二点决定了此后的执政经历并不平坦，第三点则埋下了事后分裂的隐患。

1924年底，应北京政府冯玉祥段祺瑞等人邀请，孙中山途径日本北上北京。在日本再度发表演说，希望日本在“充当西洋霸道的走狗，还是担当东洋王道的干将”做出选择。1924年12月31日，到达北京，受到十万民众的欢迎。然而此时的孙中山病情恶化，不久后被诊断为肝癌，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葬于北京西山碧云寺。下葬当天，数十万民众为其送葬。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国共矛盾加剧。对于大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且占据要职，右派早有不满。早在孙中山去世前即有人结成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发表排斥共产党员的宣言。1925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国民政府，政府主席汪精卫，财政部长廖仲恺。8月20日，廖仲恺即被暗杀，暗杀命令号称是出自胡汉民的弟弟，左派右派矛盾激化。当时掌握军队的蒋介石支持左派，监禁了胡汉民，控制了局势。11月，戴季陶，张继，林森，居正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以四中全会的名义形成所谓决议，剥夺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籍，剥夺汪精卫六个月的党籍，解除鲍罗丁职务，开除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共9名）等。对此国民党当然无法容忍，立刻宣布西山会议派决议无效。在1926年1月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李大钊为中央委员，毛泽东为候补中央委员，同时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凝等人也纷纷入选中央委员会，作为对孙中山正统的显示。同时，蒋介石也入选中央委员，第一次踏入了国民党的政治权力中心。此时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已经达到三千名，逐渐活跃。2月，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3月，爆发中山舰事件；5月，整理党务案，国共之间的裂痕已经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于1926年7月开始了北伐。

对于北伐的态度，共产党并非完全赞成，主要是对新右派心存疑虑。但是北伐开始后，共产党仍然在国共合作的精神下对此进行了全力支持。北伐军10万人，8个军，兵分三路进击，而对面的军阀部队至少数万到10万，为北伐军的两倍半。尽管如此，北伐军进展神速，连战皆捷。其中原因，第一，军阀部队极端腐败，毫无斗志，而北伐军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员的领导下，战斗目的明确，战斗意志旺盛，这已经可以决定胜负。第二，更为重要的，在于北伐军同民众的关系。

由于国民政府的革命政策，北伐得到了工农的大力协助。北伐开始时尚有相当一部分省港大罢工工人滞留广州，组织了数千人的运输队随北伐军北上；彭湃毛泽东等通过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的农会干部先于北伐军深入军阀控制地区，发动群众干扰军阀部队运动，为北伐军担任向导，刺探情报，直接间接参加战斗。当时在华不少外国人目击了这一幅光景，

“进击而来的北伐军随时都有勤勉的情报班在等候。......有时候在军队到达前两三天，都市村镇已经被少数积极分子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占领。”（Charpman，《中国革命》)

广州-汉口之间的工人采取措施切断军阀（吴佩孚）部队的铁路电信，北伐军逼近武汉三镇时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们发动罢工，守军不战自溃。福建方面战败逃亡的军阀将领甚至被农民捉住后斩首，首级挑在长矛尖上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军阀统治一瞬间从根基崩溃，要么败退，要么投降，别无选择。和北伐相辅相成的是农会工会的扩大。例如北伐前几乎没有农会的湖南省，北伐军到达前后半年各种农会组织蜂起，26年年底成员达到156万以上，27年4月达到570万；湖北省农会成员，26年7月7万，12月28万，27年4月100万，5月，250万。根据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6月公布的数字，湖南，湖北，江西，山西，陕西，安徽，直隶，四川，云南，热河，广东，广西，河南，山东，福建，察哈尔，江苏17省共拥有县农会201，区农会1102，乡农会16134，农会会员9，152，893人。工会成员也从北伐前的20万人增加到200万。这些数字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统计结果，但是工农运动之蓬勃发展，一目了然。

工农运动之蓬勃发展，自然要引起地主阶级以及大资产阶级的不快。另外还有一点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态度的转变。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作为英国在华势力范围之核心地带的扬子江流域，一向是列强最为敏感的地区，其附近任何政治势力的兴衰均会引起列强反响。早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上海震动，英国随即派出全权大使（香港政厅总督Sir George Bonham）于1853年4月27日访问南京，会见杨秀清，以所谓的“中立”要求太平天国承认《南京条约》中各条款，至少不要进攻上海。法美当时出于自己的利益，一度未能和英国同步，但最终均采取了和太平天国接触的政策。太平天国和列强的谈判并不顺利，但是列强对扬子江附近局势的改变不能无动于衷，非常明显。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二八抗战，也证明了这一点。随着北伐军北上，到达同列强利益息息相关的长江扬子江流域后，列强对此的干涉越来越强烈，已成必然。

1926年7月北伐开始时，国民政府明确了反帝的内容，主要有外国驻军撤退，领事裁判权的取消，回收租界和租借地，关税自主，外国人在华不动产和银行设置的限制，废撤教会学校等等。这些内容显然不能为列强所接受。和后来抗日成为中国反帝主题不同，当时北伐军主要的反帝对象为英国。1925年的五卅运动以及后来引发的省港大罢工等等，都已经表明了这一点。26年9月，北伐期间再度爆发英国军舰炮击四川省万县的万县惨案，反英运动再度高昂。1927年1月，国民政府在民众支持下收回武汉九江租界（均伴随有双方小规模冲突），随着北伐军北上，进占上海仅仅为时间问题。类似一幕是否会在上海重演，引起英方疑虑。英方随即呼吁各国采取共同步调，并且派遣27艘军舰，一万五千军队增援上海。到了1927年4月，各国在上海的军队已经超过三万，在中国内河巡航的列强军舰达到107艘，其中76艘为英国军舰。

对于英方的呼吁，各国并未立刻做出相应。比如英国最为期盼的日本出兵问题上，日本就予以了拒绝。但是对于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对武汉国民政府有所冲击。对于国民政府此时采取的方针，第一是离间列强，第二是积极采取外交手段缓和同英国的关系。1月25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设立同时宣布，以后决不采取租界的立刻回收政策。同时，为了避免列强携手，对英国以外的各国采取了“极为友好”的态度。例如日本参谋本部人员当时给东京的报告中指出，

“再次进入南方势力，南方派人物对日本人的态度，极端殷勤友好，值得注意。以打破帝国主义扑灭资本主义为口号的共产党员，对于他们眼里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我们日本人，也极端亲爱，在为避免我们的感情受到伤害而努力。即使以拍日家出名的陈友仁（武汉政府外交部长）徐谦等的态度，也是非常友好。”

这个方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月19日，20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收回了武汉和九江的英租界。但是这个政策显然有它的局限性，即当北伐军接近列强利益集中的上海时，避免各国采取共同行为就成为相当困难的事情。对此认识最为清醒的，应该说是蒋介石。

蒋介石，1887年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有志从军，留学日本，军校毕业后以见习士官身份在日本高野炮兵第13连队服役。在日本期间结识孙中山，追随其开始革命活动。蒋介石自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职务以来，在国民革命军中一直享有较高地位，但是对应的党内职务，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才当选中央委员，其国民党内资历甚至低于李大钊。从北伐的部署看，他把自己的嫡系第一军部署在了福建-浙江-上海方向，北伐途中又通过戴季陶，王正廷，宋子文，吴敬恒等相继取得了同日英美法等国的联系（四一二之前，日本已经得到蒋介石的内部通报）。同时，通过接触浙江财阀虞洽卿等，对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特殊地位有充分的认识。

当时日本外相为币原喜重郎，奉行所谓“币原外交”，维持在华利益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扩张的意图。由于国民党的北伐运动，日本1927年1-4月对华出口额为1亿3千万日元，比26年同期下跌了超过6千万日元，下降1/3。同时，国民政府废除各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也是日本所不能容忍的。当北伐军的势头无可阻止，任其发展将必然波及日本在华利益的根本华北乃至满蒙时，日本内部尤其是军方响应英国呼吁，共同干涉北伐的呼声开始抬头。3月21日，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3月23日，爆发南京事件。南京事件真相如何众说纷纭，3月25日程潜给武汉的报告中提及是北洋残兵作乱，事后列强也派人调查过，收集到北洋残兵作乱的证据。但是列强对于真凶的态度，恐怕是无所谓的。武汉九江租界回收时列强无法统一步调，在扬子江流域这个敏感的地方终于统一起来了。4月11日，英美法日意五国对武汉国民政府提出共同通牒，要求处罚责任者，国民军总司令道歉，此后的保证，完全赔偿等要求。

在列强的强硬姿态下，国民党内部分裂加剧。蒋介石在2月21日，3月7日分别发表的演说中，抨击苏联和共产党；3月10日到17日，在汉口召开国民党的第二届三中全会，剥夺蒋介石的军事实权，名义上仍为总司令；3月28日，蔡元培吴敬恒等党务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明确反共态度；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发表共同宣言，内容空洞，不过反复强调国共合作必要性而已，反而助长了反共势力的气焰；4月6日，张作霖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号称缴获促使中国赤化的文件；4月8日，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内的上海51家银行结成了银行联合会，加强对时局的发言权。4月12日，爆发四一二。

至于四一二事件的性质，我以前写过一个，链接如下。现在我对这件事的性质本身的看法并没有改变，而且有所强化。强化的理由，将在下面一篇中谈论。

【原创】简单评论评论蒋介石

• 我自己认为是的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的日子并不好过。武汉国民政府随即作出反应，开除蒋介石党籍。蒋介石也作出对抗，在南京树立南京政府。但是1927年6月22日在南京政府的中央财政会议上，蒋介石强调财政办法的重要性，今后六个月需要军政费用一亿两千万元，其他费用六千万元，共一亿八千万元。现阶段已经预计收入为四千万，其余一亿四千万，大部分希望为各省负担。然受6-9月三个月，每个月的实际收入不到一半，盐税8.3%，其他税收2.7%，外汇兑换收入4.4%，各省送交中央的财政收入仅仅为1.6%，76.2%依赖于公债和借款。1928年，各省送交中央的款项仍然仅占收入的6%。借款自然只能找“财主”借，要么是民族资本家，要么是列强，相应的就是南京政府不得不在政策上对其作有利调整。英国方面在1928年的报告中也提及，1925-27年通过罢工等取得的所有权利均被废撤。5月22日，日本新首相田中义一接见了蒋介石派往日本的使者蒋方震刘厚生。赵括手中只有日本方面资料，但是作蒋介石同时加强了同英美法等国的接触的推测，恐怕合情合理。

27年4月，日本若槻内阁倒台，田中义一上台组阁。短期内田中首相仍然沿袭上届内阁的“币原外交”政策，4月26日拒绝了英国的华北出兵要求。此时国民党已经分裂，南京走向反共，武汉仍在动摇，如果对日本的满蒙特权予以承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于日本并非一个不可以接受的存在。5月22日，日本新首相田中义一接见了蒋介石派往日本的使者蒋方震刘厚生后，对于蒋介石的期待明显加强。对于田中首相，以同意蒋介石统一为代价，要蒋介石承认张作霖为东三省首脑，保证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宁汉对立的同时，双方都派军队继续进行北伐。但是武汉的动摇中，反共浪潮波及武汉附近。5月17日，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发动叛乱，攻击武汉，被叶挺部击退；5月21日，长沙爆发马日事变，共产党员以及农会成员被捕，大多数被处决。6月，随着武汉南京冯玉祥等各地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中原，几方面的联系也活跃了起来，反共倾向明显。对此，共产国际召开了会议，做出同国民党左派积极联合的同时，积极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掌握革命主导权等决议。对中国实际情况并不清楚的共产国际代表罗伊将武装五万工农的指示通告汪精卫后，武汉彻底走向反共。6月23日，武汉政府宣告国民革命的指导权归于国民党。对此共产国际做出所谓“七月决议”，承认革命部分失败，要求共产党员以退出国民党进行示威。7月12日，共产党发表宣言，明确独自行动态度；7月15日，武汉政府决定取缔共产党言论，27日宣布同共产党绝缘，罢免共产国际代表；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国共决裂。

武汉走向反共后，宁汉合流成为自然的趋势。然而国民党内部纷争错综复杂，27年5月以后军阀割据，互不买帐形势已经初见规模。7月17日，武汉派的张发奎以及程潜，朱培德等人揭反蒋之竿而起东进，唐生智立刻呼应，威胁南京背后。冯玉祥对局势也采取观望态度。此时蒋介石当然无法抵抗孙传芳张宗昌等的反扑，丢失徐州，南京告急。唯一支持他的桂系于8月8日发表声明，要求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8月1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13日于上海发表下野声明，表示以下愿望：1，武汉的同志聚集南京，不要再听取挑拨离间；2，湖南，湖北，江西的武装同志立刻参加北伐；3，武汉当局表示诚意，彻底讨灭共产主义者。9月28日，蒋介石赴日。

四一二七一五虽然宣告了国共破裂，出于种种原因国共双方均保留了一定的妥协余地。国民党内对共产党抱有一定程度同情的人士为数尚不少，而对于国民党内各派系而言，共产党虽然被“清党”，其实力仍然不容忽视，作为党内争夺的工具也有一定的利用价值。最典型的为张发奎，对于南昌起义军没有作积极追击，27年11月共产党还曾经利用这一点争取到他释放了七百多名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干部。滑稽的是，张发奎是打算以此举增强汪精卫在党内的发言权，结果造成了当时正企图同蒋介石和解的汪在党内地位的尴尬，反而成为了他不得不辞职下野的一个原因。12月2日，为此国民党下达了对张发奎的讨伐令，12月10日汪精卫下野。

作为共产党，此时也并没有采取彻底的土地革命政策。国共合作时期陈独秀等人就否定了彭湃毛泽东等人的激烈意见，采取了仅仅反对大地主，不反对中小地主的政策。但是作为现实问题，大地主和中小地主无法区分，仅解放大地主的雇农而不解放中小地主的雇农也不合理，实际执行中既损害了地主利益又争取不到农民的支持。一直到南昌起义后的八七会议上，在其他各项政策均有左倾冒险主义烙印的情况下，仍然确定土地改革不涉及200亩以下的小地主。结果，共产党无法获得农民支持，各起义军纷纷被击破，难以立足。一直到11月9日，中共中央才确定了包括小地主在内的彻底的土地革命路线。然而同时又决定了在大城市的冒险起义行动。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不久后即被镇压。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但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处决，苏联领事馆也遭到搜查，包括副领事在内的几名苏联人被处决。此后国共双方彻底对立。

回顾一下这一段国共分裂的历史，首先如果说是国共分裂，我觉得这个定性并不算特别合理。此后的国民党左派人士，比如宋庆龄郭沫若等人有不少事实上跟随共产党，而共产党内的右派人士，即使是陈独秀这样的首脑，逐渐淡出政治舞台。这一段历史，也许成为左右的分裂更为贴切。经此洗礼，从政策上而言国共两党都已经不是当年的国共两党了。其次，蒋介石和毛泽东一开始在国共两党内部并没有特殊地位，此后在各自党内也均曾几上几下，而最后成为了国共两党的领袖。两人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我想应该是政策上的彻底。蒋介石反共彻底，毛泽东土改彻底。而大革命时期的中间派，如汪精卫陈独秀等人，要么地位下降，要么干脆被人们所遗忘。虽然两党之间也曾经有部分人士试图达到妥协，均以头破血流而告终。这不过说明了双方的矛盾，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当时社会各阶级矛盾无法调和而已。

28年，随着蒋介石复归，北伐重新开始。蒋介石将北伐部队分为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分别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四个集团军的总司令。随着张作霖被炸死，东北易帜等，6月8日北伐军不战而下北京，形式上完成了统一。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墓地前报告北伐完成。然而这个统一，味同嚼蜡。蒋桂冯阎随后爆发大小战乱，演变为中原大战。即使是对蒋介石比较友好的张学良，实际上并不遵照蒋介石号令。中原大战张学良入关，造成反蒋势力全面崩溃，即讨价还价：1，中央支付一千万军费；2，战后黄河以北为奉系控制；3，中央启用奉系人士，部长级人物中四人为奉系推举。日后在中国外交界大出风头的王宠惠顾维钧，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奉系人士启用的。张作霖的奉系从关内撤退到关外时，大肆攫夺关内财产。火车车头攫取四百多，车皮五千多，造成关内各铁路沿线全面停运。一直到客车勉强恢复正常运营，花费了8个月的时间。到1929年底为止，奉系奉还了其中的大约10%，基本上是有所损毁的部分。30年，使用这些运输工具的铁路出现过北平到天津之间当时3个小时车程，在廊坊机车出现故障，不得不紧急加派，加派的机车尚未到达廊坊又出现故障，不得不再次加派，前后3个机车，6个多小时方才到达北平的状况。同时，国民党北伐仅仅是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对于军阀的实质并没有触及，各地军阀一个师，旅乃至团就敢在驻地随便征收苛捐杂税，情况依旧。成都到重庆一千华里出头，有各种关卡五十多处；按同时期日本商人给国内友人的信件，山西产地一吨3-8元的煤，正常情况下一吨运费3元多，到了北平卖到28-30元，其中门头沟到北平城内即被各种关卡加价3元23钱。宋子文的财政报告中也提及，至少两亿元的收入被各地截流，未能上缴中央（29年国民政府全部收入4亿2千万）。北伐是否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对此，蒋介石实际上有相当深刻的认识。1927年12月10日，回到国民军总司令位置上的蒋介石给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的信件中就表示，

“过去的经验表明，对军阀和共产党没有必要感到恐慌。打倒军阀已经没有疑问。即使承认共产党的声望和过去比强大了，有所阴谋，我们积极进行清党，在青天白日旗下，早晚都会将其清除。国民革命最大的敌人，不是军阀，不是共产党，而是将领同志们轻视中央，政客暗中活跃。”

有趣的是，这个最为重视的党内团结，在大陆蒋介石一直就没有得到过。一直到共产党代劳帮他收拾掉了所有的其他派系部队，他才在台湾省勉强得以实现。

• 经济上可以说占据了一定优势

北伐结束后的南京政府，由于军费开支等等不堪重负，裁军并且制定相应的内政外交政策成为当务之急。1928年7月，决定废止厘金（地方税收的一种）；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设立了中央银行，推行盐税新制度，新税率关税。海关税收原本只占国民政府收入的不到5%，实行新税率后立刻增长到1/4左右。但这对于南京政府而言，颇有不得已而为之之意味。由于对于各地军阀缺乏实际控制权限，地方税收不能流向中央趋势明显。按照财政部长宋子文的报告，1928年度财政收入为4亿3千万元，1929年度预计收入为4亿5774万元，其中1亿为外债担保部分。扣除外债担保部分后的实际所的3亿5千万收入中，2亿6千万为军费支出，占74%。同时，估计有1亿1243万元的收入被地方截流，未能流向中央，包括9千万的地租收入。虽然国民政府宣布废止厘金，鉴于实际情况估计不会立刻废除，预算中仍然估计了7628万元的厘金收入。这笔钱中央政府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全部流入各地方军阀的腰包。总计一共有约两亿元的收入流入了地方军阀手中。因此扩大海关等能够切实控制的财源，削减地方税收（军阀财源）对于南京政府为当务之急。当然对于地方军阀而言，这种方法完全不能接受，厘金实际上并没有被废止，而取代厘金设置的各种其他税收也纷至沓来。

1929年1月1日到25日，国民政府召开了国军编遣会议。出席者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代理张学良的王树常，李济深等二十多人。首先由财政部长宋子文作了眼下财政情况的详细说明，强调财政危机，要求，1，属于中央的税收全部由中央集中；2，中央财政不得受地方人事行政干涉；3，地方军队的驻扎移动要经过中央许可。对于上述要求，各地方军阀也无法提出公然反对。

国军编遣大纲共17条，规定全国两百万以上的军队裁减为80万，军费控制在财政收入的40%以内（1929年，1亿8千万）。汉口，开封，奉天，广东等地的兵工厂禁止制造新型武器，地方将领的政治影响也将逐渐削弱。以上的决定对于各地将领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立刻遭到反对和不满。早早在29年2月，桂系即开始反蒋。国民党陷入新的一轮军阀混战。

军阀混战带来的后果自然是各地苛捐杂税的上升，货币滥发，通货膨胀。根据1930年1月华北各省（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棉商请愿团的请愿，棉花100斤的相对税收，清朝为银一钱五分（7钱相当于一元换算，约0.2元）；民国初年为3钱，0.4元；奉系开始为6钱，1元左右，张作霖时代增加到2元，而三民主义政府为2元60钱。在天津出现了华北当地产的棉花，每包（480磅）31-32元，而印度产的棉花每包28-29元现象。当时海运，从纽约到天津每包运费不过1.5元，也就是说印度产的棉花作环球旅行后仍然能在天津市场上同本地产的棉花竞争的咄咄怪事。财源紧迫的南京政府滥发公债，到1929年底已经发行各种公债16种，总额达44亿7800万元，相当于国民政府10年财政收入，为北京政府（北洋政府）15年间发行公债总额的209%（以上数字均仅限于中央政府，并未包括地方军阀擅自发行部分）。1930年1月，再度发行所谓“裁军公债”7000万元，同时宣布增兵三个师，开始募兵工作。阎锡山立刻作出对抗行为，宣布增兵四个保安大队（师）。到了1930年2月，根据当时在华日本军方估计，除去贵州云南四川军队数目不详，各派系军队至少有140万人，其中中央军36万8千，奉系24万2千，桂系5万，冯玉祥的西北军16万，阎锡山15万。加上其他杂牌军队以及被低估的可能，中国当时各军阀拥兵200万左右。如此庞大的军队为背景，30年3月爆发中原大战。

北伐成功后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南京政府对外交涉态度的硬化。谭延闿蔡元培等人提出的“外交问题建议案”，就是典型的一例，要求迅速实行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交还租界以及租借地等。28年7月6日，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了该订不平等条约的决定，7月7日发表公告。其主张为，1，到期的条约自然废弃，缔结新条约；2，未到期的条约经过各种手续接触，重新签订条约；3，对于到期而尚未签订新条约的国家，采取合适的临时办法。同时发表的临时办法包括，1，废除治外法权；2，外国人负担纳税义务；3，关税自主等7条。蒋介石同时宣布，三年内将达成上述目标。

然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实际上并未真正考虑三年内达成上述目标。1928年12月10日在中央党部发表的演说中，蒋介石表示，

“外交得以改善，这完全得益于北伐的成功。然而不平等条约尚未能取消的原因，在于国家尚未能充分统一。”

“外交是基于实力行使。国民一致团结，国防准备充实，外交自己就可以胜利。”

“类似于共产党那样张贴标语空喊口号，以一部分民众游行进行外交，这样冲动的方法完全不可行。......我们的外交上，可以列举以下民众的弱点。1，民众没有纪律，不听从党的指挥；2，民众没有真的爱国心，缺乏持久力。”

同一演说还表示，真正的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大概要等待5年甚至10年左右。在蒋介石其他的演说中，也表示不平等条约的完全废除，应该等待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多15年。对于13年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而言，这大概算得上是一个准确的估计。而现在采取过于激烈的手段，将引起列强联合干涉等等。这种思考方式逐渐得到国民党内部认可，1929年3月18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确认。

既然避免同列强的正面冲突，剩下的手段无非回到了利用列强的矛盾进行周旋，“以夷制夷”的老路上。这并非什么新鲜东西，自从清政府的李鸿章开始，到北洋政府的袁世凯等，都曾经进行过这方面的努力。李鸿章曾经为《马关条约》求助于英法俄德，英国毫不关心，在俄德法的周旋下要回了辽东半岛，也付出了3000万两的白银。同时，被俄法德等趁机大肆要挟，丧失了包括内地在内的中国主权。袁世凯对于日本的二十一条也进行了“殊死抵抗”，结果仅仅取消了意图全面灭亡中国的第五条，对于其他日方要求，列强并没有十分的关心。蒋介石如今重蹈覆辙，立刻就尝到了苦头：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努力顿遭挫折。1929年国民政府收入四亿两千多万元，比宋子文的估计略有减少，但差不多；军费开支占46%左右，2亿元，也差不多；但是由于不平等条约欠下的外债抵押部分支出高达38%，大大超过原来22%左右的估计。两项支出已经占据国民政府收入的85%左右，加上其他的各项支出，真正投入发展实业的资金不过收入的1%。如果说国民政府北伐的初衷在于打倒军阀完成统一和反帝，废除不平等条约，到此不但完全失败，自己也被这两处束缚住了手脚，成为沉重的负担。看到这些数据后我的第一个感想就是，不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真的能有好日子过吗。

• 有时间的话我也想整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