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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Robert Sapolsky:论人之异于禽兽者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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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Robert Sapolsky:论人之异于禽兽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ZAL64E0DI&t=3209s

    首先,我既是一位神经生物学家也是一名灵长类学家,所以我的思路经常在神经元与自然栖息地当中的灵长类动物之间切换。时间久了之后你再看人类的视角都会变得有些奇怪。比方说你会注意到雄性人类的犬齿与雌性相比有多么长,又比方说你看见某人沿着走廊走过来,首先会想到给他屁股上扎几根麻醉镖才能将他放倒,然后又会想到他究竟是单配偶还是多配偶的灵长类。在想到人类的时候,难免遇到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仅仅只是另一种动物,仅仅只是哺乳类灵长目当中的一员。今晚我希望能为大家启发一下思路。

    尽管这样做不太礼貌,但是在本次讲座的开头我要先抱怨一下其他人的讲座。几年前我参加了一场关于老年痴呆症的会议,有一位发言人研究的是苍蝇的神经基因学——显然这个领域足够宽广,以至于能分出相互敌对的学派,话又说回来这家伙跑到老年痴呆症的会议现场干什么?——他指出了苍蝇与人类的神经系统多么相似,并且声称“如果你们明白事理的话,不出十年你们就会去研究苍蝇。”他的论点如下:苍蝇与人类的基因数量差不多,苍蝇是两万多个,人类是三万多个,而且很多基因都相同;苍蝇神经与人类神经的静息电位也是一致的;两套神经使用同样的递质与酶。人类并没有发明新型脑细胞或者化学信息物质。由此他宣称我们都该去研究苍蝇。但是在我看来,他仅仅说明了为什么基因与神经递质等等根本无法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使得人类成为了人类,因为他刚刚表明了神经层面上的人类毫无突出之处。所以今晚我想阐述的就是我们目前对“人类在哪些方面特殊哪些方面毫无特色”这个问题的了解。广义上说,我认为以下这套思考方式很有用:人类在哪些领域的行为表现就像所有其他动物一样,毫无特殊之处;人类在哪些领域会做其他动物也都会做的事情,但是做事的背景却截然不同;还有哪些事情只有人类会做,在动物界完全找不到先例。

    先来看看人类与所有其他动物都一样的第一个例子。假设你是一只雌性仓鼠,你每四天左右会排卵一次。于是你呆在笼子里老老实实地四天一排卵。然后人类往你的笼子里又放进了另一只雌性仓鼠。在接下来几周里,你们两个的排卵周期都会逐渐延长,直到最后完全同步,以至于每次都会在同一天排卵,先后差距只有几小时。然后人类又往笼子里放了一只雄性仓鼠。这一下你们两只雌鼠的排卵周期又会急速缩短,同步随即被打乱。这一现象完全是由信息素导致的。信息素是通过嗅觉起作用的化学信息物质。验证这一现象可以采用低科技手段,例如一连几天用手将雌性仓鼠的鼻子捂住,看看排卵周期是否还会变化;也可以采用更精巧的方法,例如不要将雄性仓鼠放进雌性的笼子里,而是将其关进密闭空间,再将密闭空间的空气抽出来吹进雌性仓鼠的笼子,效果也完全一样。如今我们已经完全理解了究竟是哪一部分大脑负责这一机制。更有趣的是,当两只雌性仓鼠共处时,排卵期同步的方向并不是随机的。占据主导社交地位的雌鼠会迫使地位较低的雌鼠与自己同步。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犬科、牛科、猫科等等其他动物当中。在爱荷华州,你能在711超市里买到罐装的猪用排卵同步喷剂——尽管身为一名纽约居民我完全没接触过养猪行业,也不明白养猪户为什么希望母猪的排卵期保持一致,但是我们如今如此熟悉这一现象,就连养猪户都能熟练运用。

    更神奇的是,人类的情况也是一模一样。我们在美国将其称之为韦尔斯利效应。1970年有研究人员针对一批住在集体宿舍的大一女生展开了为期一年的跟踪研究,发现这些女生的月经周期都同步了,唯独那些正在与某位男性保持亲密关系的女生除外。研究人员发现嗅觉正是这一现象的基础。人与动物在这一点上完全一样。甚至有些生物学家还会拿着这一点吹牛。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曾经在餐厅饭桌旁听到某女生这么说:“今年暑假我们两个住在一个房间里,结果刚到8月1日我就把她的月经周期给同步了。”(笑声)这就是跟生物学家打交道的后果。在人类当中同样是更加外向社会地位更高的女性更容易主导月经同步的进程。我们和仓鼠是一模一样的。

    也有些时候,我们与动物具有相同的机制,但是用法却迥然有别。比方说人类经常举行以下这种奇特的仪式:两个人类隔着桌子对面而坐,不动不说话,没有视线接触,每过一段时间两人当中的一位就会抬起手臂移动一下桌面上的某个木块。假设这两个人类都是象棋大师并且此时正身处锦标赛当中,那么两人的血压都会一连几个小时维持在堪比马拉松运动员的高水平上,而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思考而已,仅仅是在做一件任何其他动物都不会做的事情而已:压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为思考、情绪以及回忆提供能量。我们与动物的生理活动完全一致,但是运用这些生理活动的方式却非常新颖。一头正在拼命逃离狮子的斑马体内的生理活动与一名正在思考死亡或者身陷交通堵塞的人类极其相似,所以人类才会患上由压力导致的病症。压力触发了我们体内的经典哺乳动物应激反应机制,这套机制原本的用意是为了让你在非洲大草原上撒腿狂奔,但是我们却会因为身背三十年按揭贷款而触发这套机制。在这些时候,我们采用了老套的哺乳动物生理反应,但是运用这些反应的方式却让动物们看不懂。

    最后再看看第三种情况,看看我们会做出哪些在动物界全无先例的事情。我举一个骇人的例子。比方说有一对人类配偶,两人下班之后回到家里,交谈,吃饭,接着交谈,性交,接着交谈,睡觉。第二天他们又将这套流程重复了一遍。在整整三十天时间里,他们每天晚上都要这样做一遍。这种事要是让河马知道了肯定会恶心得想吐。动物世界里几乎没有哪位成员会进行与生殖无关的性交,更别提在性交结束后还要腻在一起了。于是我们人类在理解自身的道路上突然就走进了一片新天地。有时当你检视人类的交流模式与性行为以及人类惯于混淆性取向与攻击行为的倾向时,总会发现我们人类独一无二前无先例。

    上述分类法可以帮助我们整理思绪,分清楚我们在哪些时候等同于动物,哪些时候部分等同于动物,哪些时候与动物截然不同。我们应当从哪里入手呢?首先我们要看看我们在哪些领域与动物共用一套基本构件,但是用法却前所未有。过去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惊讶地发现:“上帝啊,黑猩猩会制造工具!”珍.古道尔在七十年代首先报告了这方面的发现,迫使我们修改了人类一词的定义。像这样软化人与动物分界线的研究在许多方向上都取得了进展,每一次我们人类都以新奇的方式利用了动物提供的原材料。

    我们这些从小看着国家地理频道长大的人们想必都听到过一个中气浑厚的画外音这样说过:“人类是唯一会为了追求快感而杀戮的动物。”就好像杀戮是人类的特色一样。随着灵长类研究的深入,显然人类并非个例。许多物种都会杀戮,有时冷血,有时热血,有时预先谋划,有时为了实现战略后果,有时血肉模糊,就像我们杀死同一物种的另一位成员那样。更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就连有组织暴力活动都不是人类的特产。我研究过一群狒狒。照片上这只惨遭分尸的雄性狒狒在拍照前几周加入了这个群体。我只能说这家伙缺乏最基本的政治意识,到处招惹其他群体成员。于是某天晚上六只狒狒围攻了它,第二天早上它的脑袋就搬了家。再举一个更激烈的例子。黑猩猩会组队巡视领地边界,队员全都是雄性。巡逻时它们的情绪全都激动烦躁并且相互感染,一旦它们在巡逻途中遇到来自山谷另一边的其他黑猩猩,就会当场杀死对方。这完全就是有预谋的行为。而且这些巡逻的雄性黑猩猩要么是同胞兄弟,要么是近亲。它们显然非常恐惧来自其他群体的雄性黑猩猩前来与它们的群体拉关系套近乎。古道尔记录到,在至少一次观察当中,巡逻队杀死入侵者之后仍不罢休,干脆闯进入侵者所属群体的领地,将该群体的全部成员杀了个干净。这正是种族屠杀的原型:杀死同物种的其他成员,不是因为他们是谁,而是因为他们属于哪个团体。

    所以说人类并不是无疑会进行有组织杀戮的物种。那么我们的特殊之处在哪里呢?有些时候我们的行为确实并不比抡起棍棒相互痛殴的黑猩猩更加精妙,但是也有些时候我们则会进行消极对抗,我们会在别人组织杀戮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时我们杀人所需的动作仅仅只是勾动手指扣发扳机,有时候我们会假意奉承真心责骂。我们的攻击行为具有数不清的新花样。下面我举一个惊人的例子。拉斯维加斯有一小群人在市郊工作,这些人每天早上起床,先去送孩子上学,回来的路上去干洗店拿回洗好的衣服,然后他们堵在了路上,因为害怕迟到而心情焦躁,再然后道路疏通,他们终于及时到岗开始工作。他们的工作就是坐在模拟驾驶仓里操纵远在伊拉克的无人轰炸机。这里就是拉斯维加斯城外的美国空军纳斯利基地,这里的无人机操作员每天都在冲着伊拉克的土地倾泻地狱烈火,杀死地球另一边的人们。到了下班时间,他们急匆匆赶回家去,因为他们不想错过小女儿的芭蕾舞表演。演出结束后他们紧紧拥抱女儿,不敢相信自己会这么爱一个人。第二天他们再次回到工作岗位上轰炸美索不达米亚。毫不意外的是,这些操作员患上心理疾病的几率特别高。任何其他物种都没干过这种事。

    再来看看另一个领域。心智理论是发展心理学家们的热议话题,所谓心智理论指的是某人有能力理解另一位个体可以获取完全不同于自己的信息,并且做出相应的策略行为。发展心理学的经典课题就是幼儿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显示出具备心智理论的迹象。有多种测试都可以用来检验这一点。比方说可以这样询问受试儿童:“这个小姑娘回到家里找她的玩具,首先会去这间屋子找还是会去那间屋子找?”由此来确定孩子们最早在什么时候区分了自己知道的信息——玩具现在放在哪里——与别人知道的信息,最早在什么时候意识到了其他人是有别于自己的个体,掌握着有别于自己的知识。一般来说心智理论会在3到5岁之间开始显现——我的两个孩子都在三岁生日当天表现出了心智理论的迹象,真是可喜可贺(笑声)。在许多方面,心智理论都被视为人类的决定性特质。

    但是多项研究都证明心智理论并非人类独有。有一项研究选用了同一群体的两只黑猩猩,两者在群体里的社会地位有高有低。将两只猩猩分别关进面对面的两个笼子里,笼子之间放置一道屏障。人类实验员在屏障靠近低排位黑猩猩的这一侧放下一支香蕉。一半情况下屏障是透明的,另一半情况下则是不透明的。换句话说,在一半测试当中高排位黑猩猩能透过屏障看到人类放下香蕉,另一半测试当中看不见。然后将两只黑猩猩都放出来,这时你就能看到黑猩猩同样具有一整套心智理论算法。当屏障透明时,低排位黑猩猩根本不会靠近香蕉,因为它知道体格魁梧的大家伙也知道香蕉的存在。当屏障不透明时,低排位黑猩猩则会一把抓了香蕉就跑,因为它知道这次大家伙不知道香蕉的存在。假如屏障是透明的,不过放下香蕉之后将原本的高排位黑猩猩领出去,关进另一只高排位黑猩猩,那么低排位黑猩猩依然会抓了香蕉就跑,因为它知道尽管屏障是透明的,但是后来的高排位黑猩猩并没看见人类放下香蕉,因此同样不知道香蕉的存在。黑猩猩知道其他黑猩猩具有不同于自己的想法并且会因此而调整自己的行为来谋取利益。类似这样的研究将主张心智理论为人类独有的人们惊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所以说我们人类在心智理论方面并不特殊。我们的特殊之处在哪里呢?人类的特殊能力在于运用次级心智理论,换句话说我们能够理解别人如何利用心智理论去理解第三方,第三方如何理解第四方,第四方如何理解第五第六方。换言之唯有人类才能排演并且看懂《仲夏夜之梦》(笑声),而黑猩猩只会看得一头雾水,因为黑猩猩无法运用次级心智理论。同样,我们又一次将原本不太特殊的灵长类普遍特质开发出了全新的玩法。

    再接下来,一切人类文化当中都存在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投桃报李以牙还牙。博弈论学家们一直在研究利益最大化的合作策略,事实证明最有效的策略正是以黄金律为核心。我们可以用数学方式证明,在例如囚徒困境之类的博弈游戏里,最有效的合作策略就是一报还一报,即一开始选择合作,如果对方合作则继续合作,如果对方背叛则下一次你也背叛,如果对方转为合作那么你到了再下一次也转为合作。博弈论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战略家们都研究过其中的数学道理,而且这些研究的基础都认为唯有人类才具备采用此类策略的理性。

    但是事实上人类并非唯一懂得一报还一报的物种。比方说吸血蝙蝠,虽然它们看上去嘴脸可怖,好像噩梦当中的怪物,但是雌性吸血蝙蝠需要用吸来的鲜血喂养幼崽。它们会将鲜血储存在喉囊里,回到洞穴之后再吐出来给幼崽饮用。有趣的是,吸血蝙蝠过得是集体生活,许多雌性会生活在一起共同养育后代,每一只返回的雌性吐出鲜血之后都不会仅仅喂养自己的后代,也会喂养其他幼崽。这是一个稳定的互惠体系。现在我们让蝙蝠群相信一直蝙蝠试图耍滑头。具体来说我们网住一只飞出来的蝙蝠,向她的喉囊里注入空气,使其鼓胀起来,然后再将这只蝙蝠送回蝙蝠窝,于是其他蝙蝠全都心想:“天啊!她喝了这么多血,却一点也不喂我的孩子!”于是到了下一轮喂食的时候其他蝙蝠也不会喂食她的孩子。吸血蝙蝠懂得一报还一报。

    还有更神奇的例子,其中的动物的神经元数量甚至比蝙蝠还少。我们现在要离开哺乳动物王国,看一看鱼类的情况。有一项针对刺鱼的经典研究。研究人员让刺鱼相信自己的领地遭到了入侵,具体做法是在鱼缸侧壁摆一面镜子A,不出几秒钟刺鱼就会攻击自己在镜子里的映像。接下来,研究人员让刺鱼相信自己遇到了一位共御外敌的盟友。具体做法是再往鱼缸里放第二面镜子B,使其与A垂直相接。这样一来每次刺鱼冲着镜子A冲击时都会看到镜子B里的映像与自己一起冲向前去。刺鱼心想:“我也不知道这家伙是谁,但是他真够义气,每次都和我共同进退抵挡另一边的另一位入侵者。”现在再让刺鱼认为它的新伙伴偷奸耍滑背弃了它们两个的社会契约,具体做法是将镜子B与镜子A的夹角加大到略大于90度。现在刺鱼看到自己的新搭档虽然还会与自己一起冲向前,但是每次都落在自己身后。刺鱼心想:“这个混蛋!我费尽力气保护我们的领地,他却在一边做做样子就算了!”于是以后刺鱼就算再次在镜子A当中看到自己的映像也不会发动攻击了。刺鱼也会一报还一报。可见人类并不是唯一懂得优化合作策略的物种。

    人类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能对黄金律与一报还一报进行精妙的引申,不仅满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能做到人所欲施于人。我们能够理解,某人想要的东西可能与其他人不一样,因此互惠的具体做法并没有一定之规。比方说下面这个句子:“‘鞭笞我吧,’受虐者说。‘不,’施虐者说。”任何动物都无法理解这两个人类究竟在干嘛(笑声),因为这句话的基础在于每个人类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人类并非唯一掌握黄金律的物种,但是我们对黄金律的理解与运用却远比任何动物都更加细致。

    下一个领域看上去也是人类的定义特质,也就是同理心或者说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这一点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显而易见的是,人类并非唯一具有同理心的物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其中最精彩的当属荷兰灵长类学家、埃默里大学教授弗朗斯.德瓦尔的成果。他的观察表明黑猩猩也具有看上去很像同理心的特质。他观察了一群圈养的黑猩猩。第一种情况,一只脑残的低等级成员挑战了高等级成员并且挨了一顿揍;第二种情况,低等级成员在一边待着,心情不好的高等级成员跑过来揍了它一顿。第一种情况是自找活该,第二种情况是无辜倒霉。德瓦尔观察到,第二种情况结束后,其他黑猩猩远远更有可能前去给被害者梳毛。换句话说黑猩猩懂得评价主观意图,它们理解这家伙没做错事,因此会给受害者梳毛以示安慰。无数研究成果都表明人类的同理心在动物界并非独一份。

    但是人类运用同理心的方式却远远超越了黑猩猩根据无辜与否来选择梳毛对象的做法。人类将同理心推向了高度抽象的境界,任何物种都不能与我们相提并论。比方说这张照片,上面是一只爪子被铁夹重伤以至于腐败坏死的狗。您会想:“上帝啊这是谁干的?是偷猎者还是有人故意虐狗?可怜的家伙。”你这是将同理心扩展到了其他物种的成员头上。这一现象在动物界实属绝无仅有。你为了一条狗而感到难受,而狗与你根本不是同一物种。不过我们还能更进一步。接下来我们看看二十世纪最经典的绘画作品之一,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我们的目光总会被画面中央的马头所吸引。我们知道这幅画反映了法西斯用燃烧弹袭击格尔尼卡村庄的历史事实。画面上的谷仓起火,关在里面的动物惊惶挣扎。我们观看画作的时候会为了这匹马而感到难受。这是一匹画在帆布上的马,甚至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动物,但是我们依然因为这匹马困在虚构的燃烧谷仓里而感到难受。这种程度的同理心在动物界绝无仅有。但是我们甚至还能更进一步。下面这幅画是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弗朗兹.马尔克在一战结束后不久创作的《动物的命运》。画面中央的动物被混乱的色块包围,或许代表了堑壕战。这只动物正在冲着月亮发出痛苦的嚎叫。我们甚至说不清这究竟是一只什么动物,或者说这只动物属于未知的物种。你不是为了这只动物而感到难受,而是为了“动物的命运”这个抽象概念而感到难受。我们的同理心可以抽象到如此地步,以至可以作用在全靠绘画才能存在的虚构动物物种的成员身上。

    下一个领域是人类期待快感与痛苦的方式。研究表明,这一点涉及的脑化学在人类与其他哺乳动物之间极其相似,关键就在于名为多巴胺的神经递质。多巴胺的作用是提供快感与奖励。大脑的特定回路会在得到奖励时释放多巴胺。可卡因就专门针对多巴胺神经元起作用,刺激它们释放多巴胺,使人感到飘飘欲仙。总之多巴胺等于快感——至少从前的人们是这么认为的。比如找一只猴子,无缘无故向其提供食物奖励,猴子大脑的这一部分就会释放多巴胺。但事实上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可以做一做下面这个实验:在房间里装一个小灯泡作为信号,灯亮之后按动一根杠杆十次就能得到食物奖励。我们首先给出信号表明喂食流程即将开始,然后猴子按动杠杆,过一小会之后得到奖赏。人们一开始都认为猴子大脑里的多巴胺水平会在得到奖励的时候达到峰值,但实际上多巴胺峰值却会在信号灯亮起的时候来到。灯泡亮起时猴子心想:“棒极了!看我不把杠杆按出花来!”多巴胺不仅与奖励有关,更与对奖励的期待有关;或者说多巴胺并不代表幸福有关,而是代表追求幸福。更值得注意的是,假如我们用药物阻断多巴胺水平的升高,那么受试的猴子就不会去按动杠杆。多巴胺不仅与预期有关,还能诱使生物做出受到目标引导的行为。

    接下来我们修改一下实验设计,不再让猴子一按动杠杆就百分之百会有奖励,而是将掉落奖励的几率设定为50%,那又会怎么样呢?这一来多巴胺的水平简直要爆表,因为你刚刚向这个神经化学过程插入了一个关键词:“或许”。“或许”是最强的成瘾药剂。这次猴子心想:“棒极了,我知道该怎么办,可是上次我搞砸了,但是今天我感觉特别好,但是我从上中学那会儿就是个废物,不过今天我兴许会转运呢……”随着思绪左摇右摆,多巴胺也大量喷涌了出来。奖励的不确定性能够极大地激发多巴胺系统。真正精妙的还要数下一项研究。现在参加试验的猴子被分成两组,一组的奖励掉落几率是25%,另一组是75%,一组比50%更糟,另一组比50%更好。两组的共通之处在于不确定性都下降了。而两组猴子的多巴胺峰值都下降到了50%掉落与100%掉落之间的中点左右。拉斯维加斯的人类利用这一点实现了精妙的社会工程学项目。他们为巨款奖励设置了1%的几率,然后让你相信因为今天是特殊的日子,因为今天你运势特别好,所以你一定能获得奖励。人类在涉及几率的领域很容易受到操纵。而且事实表明其他哺乳动物也是一样。

    那么我们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在于时间维度。收到信号,完成工作,得到奖励。问题在于在确保奖励能够引发行为的前提下,奖励可以滞后于工作完成多久。这里我们就进入了人类特有的领域。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明白其中的原因。在人生路上,几乎我们所有人都曾勤奋工作,在学校里为了SAT成绩而苦读,从而进入好大学,找到好工作,最后进入我们中意的养老院。在这一过程当中,人类可以一连几十年维持多巴胺的高水平分泌,一连几十年等待奖励的到来。这是一项极其了不起的能力。在这一人类专属领域的最怪异地区,有时我们甚至能维持一套信仰体系,使得奖励不会在此生到来(笑声),而是直到我们死后才会到来,或者直到下辈子才会到来,或者直到下一代人才会到来。任何一只猴子都不会为了圣彼得在日后对它的看法而压动杠杆。

    再来看看文化。假如你是一位灵长类学家,前几年只要你胆敢说出“文化”二字,就不用再惦记着申请终身教职了,因为你显然是在闹着玩,无法理解迪士尼的野生动物卡通片不同于现实世界。不过最近几年灵长类学当中最热门的两个词就是文化与个性。所谓文化就是不借助基因传递的、发生在代际之内或者之间的习得行为扩散。根据这条经典的社会人类学定义,人类绝非唯一拥有文化的物种。我们已经观察到黑猩猩具有二十到二十五种不同的制作工具方式,幼崽会向母亲学习如何制造工具。有一项特别精彩的研究表明,雌性黑猩猩的女儿要远比儿子学得更快更好,因为雄性小黑猩猩玩心更重,更容易分心,更难关注妈妈正在怎样掏白蚁窝。女儿们则更专心,学得也更快。社会人类学家或许会被这个现象气得直跳脚,但是这一现象的确符合文化一词的定义。

    而且动物的文化还可以更加微妙,不仅局限于传递如何制作掏白蚁木棍的信息。几年前我与我妻子在非洲东部研究狒狒,发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展现了文化在另一个不同于人类的物种当中的传播经过。我们研究的这群狒狒A的领地与另一群狒狒B相邻,后者的地盘里有一片游客宿营地。B群狒狒经常在宿营地的垃圾堆里采集人类的剩饭。我们发现B群狒狒的胆固醇、胰岛素、甘油三脂水平全都高于一般数值,而且还有龋齿。显然西方化饮食让它们产生了新陈代谢疾病的最初症状。我们研究的A群狒狒不肯干看着B群整天好吃好喝,因此每天清晨A群狒狒当中的一批雄性成员都会冒险突入B群领地想要分一杯羹。后来B群里爆发了肺结核病,因为它们误食了被人类肺结核患者污染过的肉品。肺结核病对于非人类灵长类来说是不治之症。人类得了肺结核之后还能半死不活地拖上好几年,例如托马斯.曼这样的作家还有闲心在养病之余创作几十万字的小说。但是肺结核在非人灵长类当中却好比野火过境,不出几天就将B群杀了个十不存一,经常突袭B群领地的A群成员也都没能幸免,换句话说A群的雄性一下子死了一半。

    关键在于,这些雄性的死亡并非随机。首先,只有最好斗的雄性才会参加突袭,才会闯入邻居的领地,面对数量两倍于己方的雄性敌手,还要突破对方的护卫抢走美食。其次,狒狒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相互梳毛。因此在清晨期间不去梳毛而是冲进邻居领地里打架抢东西的雄性狒狒也都是A群当中最不合群的成员。这样一来,A群当中幸存的雄性狒狒全都是最不好斗、最合群的成员。于是A群的氛围由此陡然一变。群体当中的社交活动更加频繁,群体休息时成员之间的平均距离大为缩短,群体内的冲突次数大为减少,甚至还出现了许多主动替雌性背负幼崽的老好人雄性。如果你是一位研究狒狒的专家,看到这张雄性狒狒相互梳毛的照片一定会惊骇万分,就好像看到这些狒狒飞上天去一样。你大概会以为这张照片是合成的。通常来说雄性狒狒不会相互梳毛,只会撕扯彼此的脸皮。但是A群却是个例外。这一现象之所以有资格被称作文化,是因为在其他地区长大的青少年雄性狒狒加入A群之后,也会在六个月的时间里逐渐改变原本的行为模式,愿意接受雄性之间的相互梳毛。

    人类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恢弘的复杂程度压倒了一切其他物种。我们的文化行为如此复杂,其他动物全都望尘莫及。人类不仅会杀戮,不仅会有预谋有组织地杀戮,而且我们还会为了意识形态而杀戮,为了神学而杀戮,为了思想与理念而杀戮。自然界找不到这么复杂的文化。黑猩猩并不介意将临近族群杀得一个不剩,但是它们这样做的动机肯定不会是因为邻居奉行另一套经济体系,或者相信另有一位不同的神灵听取邻居的祷告。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完全没有先例的人类行为。我这里举两个例子。首先是拟人化思维。下面两段引文摘自Ruth Gendler的《资质之书》(Book of Qualities),每一页都对一种品质进行了拟人化描写。例如焦虑:“他鬼鬼祟祟,不信任任何人,甚至就连他的朋友们——担忧、恐惧、疑虑与惊惶——都不信任……他最喜欢在夜深时分我孤身一人精疲力尽是登门造访。我从没与他上过床,但是他曾亲吻过我的额头,之后我头疼了整整两年。”再比如同情:“她说话略有口音,是个很脆弱的孩子,在学校里受欺负,浑身冰冷,还很害羞……九年级那年她与勇气成为了朋友。勇气借给她颜色鲜艳的毛衣,跟她解释各种俚语,还教她如何打排球。”尽管这些文字看上去很奇怪,但是我们却完全理解她究竟在说些什么。我们之所以能理解,是因为我们掌握了符号与比喻,寓言与类推,还有各种修辞。我们理解当船长高呼“全体人手上甲板”时,他不仅要求船员将手按在甲板上。我们理解卡夫卡的《变形记》讲得并不是昆虫学。我们理解一块花布可以代表深切的社会价值,如果有人想要烧掉这块布,将会冒犯许多人。我们理解柴可夫斯基绘制在白纸上的正确符号组合代表了拿破仑在莫斯科城下屁滚尿流。我们还理解“拿破仑在莫斯科城下屁滚尿流”意味着成千上万名士兵饥寒交迫地死在异国他乡。

    不过更有趣的是我们的大脑如何处理符号与比喻。我们的大脑在很多方面都沿袭了哺乳动物大脑的经典配置,但是却要应对符号与比喻这样前所未有的问题。大脑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非常出人意料。假设你——这里的“你”可以是地球上任何一只哺乳动物——不小心吃下了一口腐烂变质的食物,你的大脑当中名为岛叶皮层的部分就会立刻启动,让你恶心反胃呕吐。此外假如你闻到恶心的东西,岛叶皮层也会启动。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仅仅想到恶心的东西就能启动岛叶皮层。只要让躺在脑部扫描仪里的受试者想象一下他们所属的特定文化视为恶心的食物,就足以触发岛叶皮层。在哺乳动物当中,岛叶皮层负责的就是触发呕吐。但是当人类想到其他不是食物的恶心事物时,岛叶皮层同样会启动。比方说我们会因为人类向彼此施加的各种暴行而感到恶心。然后我们会说:“听到这种事真令人反胃/真让我想吐。”在我们思考道德厌恶时,负责食物厌恶的大脑部分也会启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初人类刚刚进化出道德厌恶能力时并没有长出全新的大脑分区,而是迫使岛叶皮质扩展营业范围,于是大脑就以实打实的方式处理了这些抽象概念。干坏事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吃下恶心食物。

    再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人用针扎了你的手指,你的大脑立刻就会激活许多部分。一个部分告诉你手指头是被针扎了而不是被火烫了,另一个部分告诉你被针扎的是手指头不是脚趾头,第三个部分告诉你扎得有多狠,等等。但是大脑当中还有一个部分名叫前扣带皮质,主要负责对于疼痛意义的评估:我这么疼意味着什么?就算你的手指还没被扎,只要坐下来想象扎手指的情景,也能激活前扣带皮质。这一部分大脑不仅对疼痛有反应,也会对关于疼痛的想象做出反应。现在我们让某人坐下来想象自己亲人的手指被针扎,前扣带皮质同样会启动。换言之前扣带皮质能够在切实层面上感受他人的痛苦,这部分大脑正是同理心的核心。这部分大脑能够告诉你,你现在脚疼是因为被食人鱼啃了还是因为鞋子太紧了。这部分大脑也能告诉你别人正在感受痛苦。当我们最早想出心理痛苦这个比喻时,也将这方面信息塞给了痛苦中枢的信息中心。有趣的是,临床抑郁症患者大脑的前扣带皮质格外活跃。这些人的病理表现就是会通过一切事物感到痛苦。前扣带皮质的运作与一种名为P物质的神经递质关系密切。有些抗抑郁药物的机理就是阻断P物质。总之我们的大脑首先养成了处理肉体痛苦的能力,然后又利用这套能力让我们阅读新闻报道的时候为了地球对面的难民们而感到难受。

    再举一个例子。近年来我们取得了许多非常精彩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将受试者分为两组,让第一组回忆一下自己的中学生活之类的日常内容。然后研究人员说道:“很抱歉我们不能为你参与研究提供报酬,不过为了表示感谢,你可以拿走这支钢笔或者这盒抽纸。”选择钢笔与抽纸的受试者大约五五开。至于第二组受试者则要回忆一件自己做过的最违反道德的事情。事后再让他们挑选纪念品,选择抽纸的人数就远远超过了选择钢笔的人数。换言之他们觉得自己脏了。这项研究还有更深入的版本,这一次所有受试者都要回忆自己曾经的过错。然后一半受试者获得了立刻去盥洗室洗手的机会。再然后有一位研究助理抱着一沓文件走进屋里,脚下一绊将文件撒了一地。洗过手的受试人员起身帮忙收拾文件的比例要比没洗过手的受试人员更小。洗手这一举动洗掉了罪孽,也洗掉了帮助他人的动机。这些研究都表明了人脑会将肮脏与道德失败联系在一起。

    再举一个例子。受试者应邀来到大学心理系参加测试,却不知道真正的实验发生在电梯里。进入电梯之后,受试者会看到某人怀里抱着一沓文件,手里勉强拿着一杯咖啡。此人会请求受试者帮忙拿一下咖啡,好让他整理文件。一半情况下这是杯热咖啡,另一半情况下是一杯冰咖啡。接下来受试者接受的简短的测试,然后有人要求他们回忆测试员的个性。拿到热咖啡的受试人员更容易认为此人性格温暖开朗。我们的大脑混淆了现实与比喻,将温度高低与性格冷热联系了起来。再举一个例子。在一项测试当中,一半受试者坐在软沙发上,另一半坐在硬板凳上。受试者要阅读某人的简历并且进行评估。坐在硬板凳上的受试者更倾向于认为此人严肃认真,稳重专注。人脑再一次混淆了比喻与现实。

    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例子。最近一项研究让受试者阅读关于美国历史的文章,一半受试者读到的文章是传统史书体例,另一半读到的文章则大量采取了拟人笔法,比方说“当美国还在襁褓当中的时候/南北战争是美国的生长痛”。接下来受试人员被打乱之后再次分为两组,一组读到了内容中立的文章,另一组则读到了细菌带来的健康风险。研究表明,既读到细菌、又读到美国拟人的受试者在回答接下来的问卷时更倾向于敌视移民,更倾向于将移民视作侵入人体的危险病原体。在这里已经抽象到极致的比喻依然被大脑不由自主地当成了现实,并且以各种各样的微妙方式塑造了我们的思想。许多专注于道德行为的神经心理学研究人员都认为我们的有意识决策本质上是为了给我们原本就有的本能反应进行辩护。有些时候这一点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比方说在胡图族残杀图西族的卢旺达大屠杀期间,胡图族的宣传口径一概将图西族称作蟑螂。无论在报纸上还是在广播里,胡图族的宣传从不会使用“图西族”这个词。像这样蔑称一整个其他群体的做法很容易激发岛叶皮层,扫清了宣传受众大开杀戒的心理障碍。

    不过也有些时候我们能利用同一现象获得更好的结果。政治科学家Robert Axelrod写到过符号以及象征性让步在解决国际争端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他采访过许多右翼以色列军事领导人以及激进派哈马斯领导人。哈马斯一方宣称:“如果想要和平降临,以色列至少要公开承认一次他们在1948年坑害了我们,承认他们强夺了我们的土地。”以色列一方也宣称,“如果要实现和平,巴勒斯坦的中学课本必须删除一切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内容。”双方争得不是用水权、采矿权或者巴勒斯坦警察可以武装得到什么程度,而是围绕着象征展开了角力。符号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中东和平进程的标志事件并不是约旦河用水分配的最终商定,而是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在遇刺身亡的前任总理拉宾的葬礼上与约旦国王侯赛因握手。

    我想要谈论的最后一个绝对专属于人类的领域甚至要比比喻更加抽象。简单来说,人类在某些环境下有能力从证明X无法实现的铁证当中汲取实现X的力量与意志。我可以换一个没这么抽象的说法,借用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基督教信仰要求在不可能面前坚持信仰,人类也有能力同时相信相互矛盾的两端。”假如你认同这套信仰体系,那么你就会同意宗教信仰的本质就是相信相互矛盾的两端的能力。我举个例子。有一位修女名叫Helen Prejean,她是《死囚漫步》这部电影的女主原型。她专门面向南方某座最高等级监狱死囚牢里的死囚们布道,花费了毕生时间来安抚这些人皮禽兽。凡是听说过她的事迹的人都会发问:“你怎么能这么做?”她总是这样回答:“越是无法原谅的罪行,我们就越有必要设法原谅。越是不值得爱的人,我们就越有必要设法去爱。”作为一名铁杆无神论者,在我看来这是人类这一物种所能做出的最非理性的壮举。越是不可能的事物,我们就越要使其成真。在这个领域我们能做出最独特的人类成就,这些成就的基础这是这条危险的人类智慧。

    当你检视世界现状时,了解得事实越多就越容易得出无法回避的结论: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善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太渺小,它们太强大,我们干什么都没用。但是“你无法改善世界”的正确性越是显而易见不容辩驳,我们改善世界的动机就越强烈,以至于成为了我们的道德义务。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像仓鼠那样依赖嗅觉,我们像猴子那样依赖压力激素,但是要说到运用抽象概念,将感官刺激当成直指人心的比喻,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成道德义务,我们人类的确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物种。

    通宝推:普鲁托,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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