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另类潜规则——“破头”文化（08年写的） -- 淡淡忧伤

一、破头潘

　　《元史》里载：至正十七年，刘福通分三路北伐元军，以关先生、破头潘等为中路，入晋、冀。

　　破头潘者——潘姓“破头的”也。什么叫“破头的”？咱这里恰是刘福通故里，我知道一些。

　　“破头的”已绝迹几十年了。所谓“破头”，即逢年过节时，活不下去的穷人，在额头上割个口子，血流满面，向商户、人家要钱物。

　　360行，行行出状元。破头潘做到刘福通大将，青史留名。也算是“破头”这个行当的状元吧。

　　二、不吃肉

　　——“押沙龙”有篇《更多的猪死于乱棍之下》，说1557年的巴黎，“猪肉是穷人，实实在在的穷人常吃的食物。”法国大革命前的巴黎，人均年消费肉食一百四十多斤。

　　相比之下，中国由于耕地少（中国耕地面积尚不如印度），人口压力大。这等吃猪肉的好事，中国农民是享受不上。方腊起义，其部众要食素、不吃肉，人称“食菜事魔教”——倘若当时农民每年能吃上一百四十斤肉，方腊断不能招集如此多人马。老百姓大概一辈子也吃不上几斤肉，所以“不吃肉”对他们来说“牺牲”并不大。

　　近来翻案文字盛行，于是有人说，1949年前，中国中小地主日子其实过得也艰难，一遇生病灾荒，就可能沦为赤贫。——以上我大概不反对。但是反过来，如果中小地主都这样，那么贫雇农遇到生病灾荒又如何？以中小地主生活差来质疑中国革命的正当性者，未料到剑是双刃。

　　大革命时期，北伐前夕的广东，也有一场类似争论。戴季陶等人认为一是中国国情特殊，土地分散，大量中小地主单个占有的土地其实并不多、生活并不容易（按照法国穷人1557年的吃肉标准、中国中小地主不配称为“地主”）；二是中国有仁、慈的礼教传统，不存在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对立。

　　戴季陶等也有几分道理：和欧洲中世纪相比，中国是伦理立国，而且是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相对宽容的）道德体系立国。以中国人口密度之大，下层民众之普遍困苦，换是吃肉的法国穷人，早就炸了营啦。

　　中国儒家伦理在社会的普遍认可、有效的文官选拔体制、对被统治下层的相对宽容（阶级调和），造就了统治奇迹——道光年间，中国人口超过了4亿！在当时的生产力下，4亿吃不上肉的、西方人不能想象之穷困状态的老农民——居然还过着“吃不饱还没饿死”的幸福生活而庞大的帝国未崩溃，可见儒家伦理下中国传统统治结构的“和谐社会”之有效。

　　然而总是要崩的（清朝一是得益于“摊丁入亩”赋税薄、土地兼并不严重；二是得益于番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的传入推广，否则等不到4亿，早崩啦。）于是中国一遍遍陷入“儒家高效治理——阶级调和社会能容纳大量人口增长——崩溃战争人口减少——统一再用儒家治理”的轮回。

　　于是中国人的性格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和平时期道德宗教大一统下的有效束缚，一方面是乱世时“性恶”的极至发挥，如黄巢的吃人、张献忠的屠川。

　　三、减压阀

　　回到“破头潘”。“破头的”这个行当反映了一个另类的潜规则：在社会普遍穷困、存在一个非因懒惰而时常挣扎在生死线边缘的极端贫困阶层时——一切规则都会偏转，“破头”恶乞反倒具备了某些正当性。

　　有人认为：中国未能出现民主宪政是因私有权未（根本上）确立；而私有权未确立是因皇权过大。

　　头一句我大概不反对，第二句反对。

　　以“破头”恶乞为例，在极端条件（中国这个极端条件是常态）下，性命同私有财产权一样参与了博弈，无法活命成为博弈一方可交换的财富。

　　社会容忍甚至鼓励了这种博弈——（相对）富者让出部分财产，赤贫者勉强活命——农民起义爆发的可能 延后。从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社会自救。社会的一种减压阀。

　　四、“破头的”怕卖红盆的。

　　“破头”恶乞是一种讹诈，但是一种特殊的有条件的讹诈。

　　咱这还有句俗话——“破头的”害怕卖红盆的。卖红盆的端出红盆：“破头的”流的血把红盆接满，我就给钱。所以“破头的”害怕卖红盆的。

　　中国人是最微妙敏感的民族。“破头”恶乞，“地主家也没余粮啊”——余粮不多，自然有怨。卖红盆的在和“破头的”微妙博弈：你不是拿命来换么？我看你是不是真能舍命。

　　卖红盆的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被恶乞的所有人出气。在这种微妙气氛下，气出了一部分——和谐了。这也是一种减压阀。

　　于是“破头的”也乐意，[“破头的”怕卖红盆的]成了“破头”行当的行规，类似强盗的不抢郎中、婚丧等七不抢。

　　五、其他

　　类似“破头”文化，史料上还能找到。

　　冯梦龙《智囊》载：长洲尤翁是开当铺的，有一年底的一天，当铺伙计前来向他诉说道：“这人前些时候拿了些衣服来贷款，现在空着手来取衣服，不但不还钱，还胡乱骂人，哪有这样的道理！”其人悍然不逊，仍然纠缠吵闹不休。尤翁不紧不慢地对这人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过是年关窘迫而已。这样的小事，值得来吵闹吗？”说着，他让伙计把其人典当的四五件衣物拿出来，指着棉衣说：“这是御寒不可少的。”又指着长袍说：“这你也拿去为拜年用，其它的东西不是急用，可先留下来。”那人得了二件衣服，一声不哼地走了。当天夜里，这人却死在了别人家里，双方为此打官司有一年。原来，此人因负债过多，事先已服毒，知道尤翁有钱，想讹诈，没达目的，就转移到别人家了。

　　近来我喜欢听母亲讲讲解放前。母亲说，每到麦熟时，镇子东头的“穷鬼”们，就拿袋子到麦地里拾麦穗。说是拾麦穗，其实有时是半拾半抢。夜里还要看地，村子里朱地主的一块地未看，一夜就被“穷鬼”们“拱”完了。街上山西人开的碗店，买的是**的房子，钱付清了。**把钱花完，就在碗店房后墙根旁自家院内，挖个坑浇粪水，粪水渗到碗店屋里。山西人没办法，只好托人说合，再付了**两车碗了事。

　　六、结语

　　赛珍珠的老公美国人卜凯开创了对解放前中国农村经济 的“技术学派”解释。卜凯经过调查认为：

　　华北80%以上是自耕农，长江流域自耕农为60%左右，在四川和广东自耕农为50%左右，并且中国自耕农平均拥有3.1亩地。即在卜凯眼里，中国农村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土地分配并没有特别不均。因此，卜凯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农业技术上的“落后”，除此以外没有其它特别严重的如土地分配严重不均等问题。

　　且莫说卜凯的数据遭到质疑，即便卜凯的数据真实的话——卜凯的问题还在，他未考虑到在人口密度大、普遍的贫困下，并不太严重的土地分配不均问题已经构成严重问题。

　　这也是私有权未（根本上）在中国确立的最大原因。

　　卜凯未注意到“破头”文化的社会内因。

　　“破头的”已绝迹几十年了。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个曾经的行当。

　　愿“破头”文化永不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