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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因为所谓吹哨人的舆论鼓噪，如今4个谜可以排除3个 -- 迷惑不解
家园 因为所谓吹哨人的舆论鼓噪，如今4个谜可以排除3个 前几天说道武汉前期（1到21号），有4个谜：
1、多名网民举报之谜这“多名网民”还真是有正义感，动作用够快。此事客观上阻止了医生内部预警信息扩散，从而有效地帮助了病毒扩散，最后挨骂的是警察。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看到了医生内部这种预警信息，你会第一时间想到报警吗？
2、8人传谣被被警方处理新闻上央视之谜
是谁把这件事上报央视的？为啥不告诉央视是医生传谣？如果当时全国人民听说竟然是多名医生传谣，那大家会怎么想？此事客观上将武汉平安无事的错觉扩散全国，从而有效地帮助了病毒扩散，最后挨骂的是政府。
3、从1月1日到1月20日，只公告确诊病例数，不提疑似病例数之谜
当时病毒核酸检测能力非常有限，确诊病例数明显是反映不了实际病例数的，疾控专家会不懂？此事客观上虚构了武汉平安无事的假象，麻痹了广大群众（包括医疗救治专家组的王广发），从而有效地帮助了病毒扩散，最后挨骂的是武汉。
4、1月21日，2020年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之谜
19号钟南山已经宣布了人传人，21号已经公告有多名医生染病，文艺演出在排练时演员还戴口罩，难道演出时不带口罩就安全？湖北领导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是逻辑之谜。
境外势力的所谓吹哨人的舆论鼓噪，其目的指向的是警方、市府或省府前期维稳控制“非典、SARS谣言”的行为：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2_01_534032.shtml……………据李文亮(武汉市中心医院)回忆，12月30日，他看到一份病人的检测报告，显示检出SARS冠状病毒高置信度阳性指标，出于提醒同为临床医生的同学注意防护的角度，所以在群里发布消息说“确诊了7例SARS”。……………. 1月3日，公安局找到他，要求他签了训诫书，此后他一直在医院正常工作。……………据媒体报道，当时有3个医学交流群发布相关的消息，群名分别是：武汉大学临床04级群、协和红会神内、肿瘤中心。....
境外势力的所谓吹哨人的舆论鼓噪，告诉我可以排除1、2、4谜，因为境外势力的指向与1、2、4谜的指向一致。
那么现在可以合理解释1、2、4谜，它们其实都是同一个原因：
市府或省府的领导是真心相信专家的“有限人传人”，“ 可防可控”的结论。
所以前期为了维稳要控制“非典、SARS谣言”。
即使到了19号钟南山已经宣布了人传人，他们心理惯性使然，起初两天还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有限人传人”意识还很强烈，所以才有第4谜。
所以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才觉得武汉前期显得漫不经心。当然，如果他们工作作风更好，少点官僚主义，更愿意听听下面医生、群众的意见，多下去调查研究，也许就不会亲信专家了。
现在只剩下一个谜：
3、从1月1日到1月20日，只公告确诊病例数，不提疑似病例数之谜当时病毒核酸检测能力非常有限，确诊病例数明显是反映不了实际病例数的，疾控专家会不懂？此事客观上虚构了武汉平安无事的假象，麻痹了广大群众（包括医疗救治专家组的王广发），从而有效地帮助了病毒扩散，最后挨骂的是武汉。
北大教授也觉得：“但这一次很奇怪，失灵的地方很多”。
但对此奇怪的表现，鼓噪所谓吹哨人，“热心关心”中国人民的那些论境外势力一直是缄默不言的：
2020年2月10日：李玲：疫情演化至今，是制度不足还是人的问题？
https://www.guancha.cn/liling2/2020_02_10_535359.shtml
……………
观察者网：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人员1月24日开始回顾、分析、撰写论文，1月29日论文发布。不少网友质疑5天内完成系列流程的可能性，您认为呢？李玲：文理科论文不一样，在我们经济学领域，那是不可能的；在理工科上，能这么快完成，确实也是奇迹，一般文章发表时间都比较长。
目前科研考核标准之一，就是要求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这次事件引来大家对考核标准的关注，也是件好事——若没有这类事件，或许考核体制很难改变。
科研考核体制要改变，科研人员也应吸取教训，论文研究仅仅是为了发表，还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不要为了发论文，而忘记自己的使命。
………………李玲：
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训，在面对不确定、未知新情况时，确实存在专家决策失误的问题，但是一线医生的判断是正确的。将来应该建立一套完备的制度和大数据监测，使专家们和一线医生能多交流协商，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做出正确决策。
这次比较遗憾是基层一线医生们的意见被忽略了。其实“非典”以后，中国就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传染疾病直报体系，可以从村里直报到中央，从底到天，横向到边，可以说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样可以提供最新信息的直报体系。之前国内多次发生禽流感、猪流感等各种疫情时，这一体系也都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但这一次很奇怪，失灵的地方很多。如你前面讲的，从疫情发生到分离出病毒，速度迅速，而且我们的信息也都公开透明，经媒体报道，我们很早就知道武汉发现新冠病毒一事，中国也第一时间就向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了病毒检测结果……最后为什么演化出现在这一局面，确实值得探讨。
我觉得现在大家还是先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等疫情过后再认认真真地回头检查是什么原因，要把这个漏洞给堵住。
现在只剩下第3谜，它可以有3个解释：
1、机制失灵；
2、某（些）人失职；
3、某（些）人故意。
通宝推：nettman,家园 传染病防疫，那肯定是要听专家 基层医生只有直观经验，没有数据，也没有专门仪器。
群众知道什么？ 群众连感冒和流感都分不清。
调查研究？ 人家是多年医学专业教育，外加工作经验，外加数据汇总，你一个不是本专业的领导干部，轻飘飘一个 “调查研究” 就能胜过专家？ 有多少领导干部分得清细菌和病毒的区别？
譬如救火，你领导干部肯定是要听专家的建议，否则就是乱来。专家当然可能不顶用，那巴黎圣母院的塔顶也烧塌了，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这与工作作风无关。
譬如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也没做出来，你难道指责领导不应该轻信专家，应该调查研究，多听基层群众意见？ 那基层群众自认 “割菜” 成功的不要太多。
家园 关于第一个迷，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这是一个新病毒，专家在当时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到有限人传人。
然后湖北的领导就以此为依据，倒逼卫健委的领导公开，并制定相应政策。
但是领导都不学法吗？也没人敢给领导普法吗？
第八章 法律责任第六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未依照本法的规定履行报告职责，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或者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未及时组织救治、采取控制措施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估计这帮官僚只要自己有托词，才不管会给社会造成什么样的风险。
家园 跟对病的判断条件，判断者的内在需求有关 1月11日：这是个关键日子。首先武汉卫健委对病例的确诊权被收到国家卫健委了，在武汉卫健委的通报中明确提到了这点。国家卫健委的确诊条件包括核酸试剂检测以及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而所谓流行病学史就是中南医院彭志勇主任先后两次质疑过的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当然，我更关心的是国家卫健委的这一确诊标准具体是何时制定出来的（1月10日检测试剂公开，所以可能是10号制定的）？又是谁制定的（国家疾控中心吗）？它又是以哪个文件通知到武汉卫健委的？武汉卫健委1月5日之后就没有再通报疫情是否跟国家卫健委来制订新的检测标准有关？最后，按照新的检测标准，从医院制作病例标本直至送到国家卫健委确诊，完成整个过程要花多少时间？
家园 湖北卫健委书记主任双双被免 很大原因不在于后期疫情防治不力，因为后期疫情防治已经不是一个主管部门的事了，是书记挂帅的指挥部在控盘，指挥部上面还有中央指导组，追责轮不到他们。
最大原因应该是疫情早期，他们作为地方卫生部门主官与国家疾控中心沆瀣一气，误导了省市和中央领导。
再一次大致梳理一下疫情早期的过程：
1、第一批去武汉的专家是徐建国 高福 曾光 王广发 袁国勇，这批人以疾控中心为主，他们回北京后给中央的是乐观结论，即可防可治，不大可能人传人。
2、但这批人中有个香港人袁国勇，此人学术很得钟南山信任，他有不同意见，并写了一份报告给钟南山，钟南山得到报告以后，与袁国勇一样不同意疾控中心那帮人意见，于是有了与白岩松的8问8答。
3、中央领导看到有两种意见，第一时间肯定要问地方到底怎么回事，那么湖北的省市领导要问谁呢，肯定不会问一线医生，只会去问主管部门卫健委领导到底怎么回事，这个环节湖北省市领导犯了一个错，因为北京专家来武汉，肯定是卫健委全程接待陪同，也就是说，湖北卫健委的意见与北京专家肯定是一致的，所以算是白问。当有不同意见出来的时候，有水平的领导，或者说按照主席讲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湖北省市领导应该深入基层一线把情况再摸一遍，特别是在中央领导再次询问的情况之下，而不是听信湖北卫健委领导，继续坚持此前的意见。
4、中央领导问过地方以后，仍是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局面，于是派出第二批专家：钟南山 李兰娟 高福 曾光 袁国勇，很显然这批专家以反对派为主，且有习总信赖的李兰娟院士。反对派专家去了武汉以后，深入医院一线，应该看到各种惨状，于是钟南山流泪，李兰娟建议封城，于是轰轰烈烈的战疫情打响。
以上梳理根据公开的信息披露，以及个人对体制一般运转的理解。
关于这两位书记主任的罪过，还有一个推测，第一批专家的结论貌似国内国外是有区别的，给国外的相对客观，与反对派意见差不多，但给国内的却是无比乐观，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与湖北卫健委领导的做工作是分不开的。
湖北卫健委领导为什么要做第一批专家的工作，第一是揣摩上意，怕给省领导找麻烦，官油子都知道给领导找麻烦等于就是给自己找麻烦，第二无知者无畏，看这两位简历都不是正儿八经的医生出身，张书记一路过来，团委干事、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党办主任、校长助理，全是搞关系的活；刘主任到是从基层一路干上来，但是个外行。让这样的人干主管部门领导，等于给自己挖坑。
免掉这两位，一是给自己泻火，二来也给武汉本地一线医院的人出口气，提振一下士气。
通宝推：独草,醉寺,联储主席,唐家山,家园 外行 好好的院士当着，科研做着，非要去干外行的行政。昏了头， 也不掂量下自己，
家园 问个问题：为何是湖北卫健委，而不是武汉卫健委 如题，可知缘由？
家园 按常理，武汉卫健委没资格掺和 中国的体制是一级对一级，国家相关机构和部委到地方，负责对接的必须是省级单位，市一级单位只是配合，所有的口径统一都在省里。
您的疑问貌似很简单，其实非常值得深思。
美国911发生以后，应急处置的总指挥是纽约市长，这在中国直辖市以外的地方是难以理解的，怎么也得是省委书记省长啊，市委书记市长跑跑腿还差不多。
中国这些年大搞城市化，大搞中心城市建设，已经有很多或正在接近千万级规模人口的城市，千万级人口在国际上已经超过很多国家的人口，在城市规模中也算是超级城市了，可是这些城市的管理没有跟的上。
这其中主要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这些城市管理者的水平素质不高。中国体制内最优质的人力资源，首先在国家部委和国家级的相关机构，这批人是金字塔塔尖的，属于少而精，相对数量多一些，质量优质一些的要算省直属机关和省级机构的人了，然后再次一些的才到市里，也就是说目前是三流人才在管理城市。
那么一流、二流的人才这几十年在干嘛？形象的讲，他们的舞台基本上在城市之外，中国的的基础设施，国家级大项目，产业布局等等都是这帮人弄出来的，但是这些不可能没完没了的搞，需要通过新的区划调整，让这帮人充实到城市管理中，大量增加直辖市是最简单最有效的。
第二是城市管理者的权限问题。虽然目前稍微大一点的城市，市委书记都给了一个省委常委的头衔，但并不是说他可以凌驾省里各直属机关之上，他仍然只是一个下级机构的领导。
在中国人均GDP已经1万美元的今天，总体上可以说目前最大的矛盾是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但最紧迫的问题却是大城市的管理问题。
城市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现在和以后生活、工作的地方，而城市管理对于我们这个农耕民族来说又是一个弱项，不提升这方面的能力，不提高城市管理的水平，绝大多数中国人过不上好日子，武汉疫情暴露出来的种种骚操作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通宝推：达雅,联储主席,家园 昨天高福说我也是吹哨人~ 如果群殴高福是搞错了对象
华生2010 02-16 14:50 投诉 阅读数：150万+
如果群殴高福是搞错了对象
———我们要从新冠病毒疫情真正总结什么（上）
但是，如果情况是我听到的另一个故事，即在去年12月30日，也就是武汉几名医生当天傍晚上在同行的朋友圈中刚刚提醒大家注意这个新型不明肺炎的同一天，由于高福有在睡前在网络上搜索有关传染病信息的习惯，偶然发现了有关武汉市卫健委内部发出了不明原因肺炎紧急通知的相关传闻，这让他大吃一惊。因为他去年还在政协会上拍着胸脯说，现在有了这个疾病直报系统，象Sars那样的大疫情不会再发生。所以他随即打电话给武汉市疾控中心负责人了解情况，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立即问他们案例早已超过三例必报的预警门槛，为什么这么多天来从未向网络系统直报？都这样的话，国家重金打造的网络直报系统还有什么用？ 据知情人说，正是从对方含糊的解释中，高福感到问题不小，自己责任重大，于是不顾时间已晚，连夜给国家卫健委多名领导分别打电话报警。据媒体报道，国家卫健委也可算行动迅速，第二天就由分管领导带领工作组、专家组到达武汉。有人说，尽管如此，高福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他总应当比我们大家都更了解真实情况吧？他不就是顾惜那顶乌纱帽，不敢出来说实话吗？香港大学教授袁国勇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1月17日就书面通报多个机构包括高福本人，说他已发现此病毒已有人传人的案例，那高福又干了什么呢？这与钟南山院士不是有天壤之别吗？但是，媒体上其实有报道，参加卫健委组织的高级别专家组的成员都是分别在自己单位接到通知，18日从各地分赴武汉的。有知情人告诉我，正因为高福刚收到袁国勇教授的通报，就以袁教授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完全可靠称职为依据，竭力推荐香港大学的袁国勇教授参加高级别专家组。正是因为他的建议被领导采纳，所以袁国勇教授才成为唯一一位参加专家组的境外人士。而袁国勇教授的加入，显然加强了高级别专家组中敢于直面人传人问题的声音。
这样看来，除了十二月底之前武汉方面令人痛惜的最早期延误上报，使我们失去了在病毒对人体的适应性变异传播前，将其扼杀在摇篮中的可能机会之外，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对情况的了解和行动反馈的时间应当说还都并不算晚。总体论点就是“父慈子不孝”
家园 但凡洗地的，其实并不在意自身的漏洞百出 这与搞诈骗的逻辑是一样的，即不需要正常智商的人认同他的洗地（诈骗），那样太费劲，甚至常常反转导致前功尽弃，他的目标对象是在正常智商之下的受众。
再看看这篇洗地文的结论。
这样看来，除了十二月底之前武汉方面令人痛惜的最早期延误上报，使我们失去了在病毒对人体的适应性变异传播前，将其扼杀在摇篮中的可能机会之外，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对情况的了解和行动反馈的时间应当说还都并不算晚。如果说12月份的延误不报是错的，那么从元月1日到元月20日，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预防措施，甚至警报都不让拉，是不是更大的延误？更大的错误？
对于这些再正常不过的疑问，洗地的是不会在意的，如前所言，他要的受众是脑子里一般不会有问号的，只要他说什么就会信什么，所以他只要给出“不算晚”的结论就OK，顺便将时间从12月底一下拨到元月20日。
家园 我不认为那些大城市的城市管理没跟上 城市防疫管理只是管理中的一个部分，客观来说，不能因为这个部分没做好就全盘否定。平时的城市管理我觉得他们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只不过这次的疫情，病毒的传染力和狡猾程度很罕见，当地的管理系统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应对上确实有很大问题。但是考虑到这么大的人口数量，其灾难应急管理难度本身就很大，最大的问题是防疫物资缺乏，下面人的积极性你很难调动，换成其他国家那种体制能比中国做的好的我看基本没有。我不太同意因为这次疫情就给一个城市管理能力跟不上的说法。
通宝推：柴门夜归,家园 还是回一下吧， 1、
城市防疫管理只是管理中的一个部分，客观来说，不能因为这个部分没做好就全盘否定。且不谈防疫，且不谈病毒是否来自野生动物，一个城市的野生动物交易如此火爆，在全国不多见吧，野生动物交易即使在非洲大多数也只能私下交易，可大武汉居然在官府眼皮底下有一个批发市场，如此的法律意识、文明意识，期望他们把城市管好，恐怕没有什么说服力。
2、
只不过这次的疫情，病毒的传染力和狡猾程度很罕见，当地的管理系统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应对上确实有很大问题。但是考虑到这么大的人口数量，其灾难应急管理难度本身就很大，强调敌人太狡猾，强调客观困难完全可以，但不能说我没错，我已经很好了。如果一个学生说自己成绩好，但一考试就抓瞎，然后抱怨卷子难，自己没发挥好，无疑是很荒谬的事。
3、
换成其他国家那种体制能比中国做的好的我看基本没有。我不太同意因为这次疫情就给一个城市管理能力跟不上的说法。我举了纽约市长的例子，是想说在城市发生灾难以后，由这个城市的管理者来应急处置可能比较好，因为他最了解这个城市，在决策上措施应该更符合实际一些，并没有说中国的体制不行，中国没有这样的体制。事实上中国的直辖市就是这样的体制，我的建议也是以后要多搞直辖市。
建国之初，老一辈搞了三个大城市为直辖市，因为那时城市化低，人口多一些的可能也就这几个城市，上海1949年人口才500多万，现在全国超过500万以上的人口有多少？老一辈根据当时的情况作了当时的安排，现在情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要向老一辈学习，不能默守陈规。
通宝推：联储主席,家园 有公开的野生动物交易市场，这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