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工业党”这——21世纪初中国独有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 -- 镭射

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群体不同历史时间段有不同的历史使命，该历史使命与某一大部分群体息息相关。

工业党需不需要被挖掘、走进历史舞台？取决于中国现在、未来发展规划与期望.

个人觉得一个执政党在特定历史阶段组成群体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取决于某个大群体会不会主动参与并肩负未来国家、民族发展使命的重任。

总逻辑核心：

人和劳动的关系。

分为意识信仰推动社会生产劳动和依靠物质刺激推动社会生产劳动。

下层构架

第一层：

清末，被西方打开大门。国人发现自己和西方的技术差距。开始演化为两个分支，

保守派：保政权。依据清朝既有政治结构，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国家。坚持的还是物质刺激推动社会生产劳动这个路径。

革命派：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技术来发展建设自己的国家。依旧走物质刺激推动生产劳动的路径。

第二层：

在革命派的发展中，西方社会哲学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这时，革命派开始又分出两个分支。

保守派（国民党）：全盘接受各种西方传统发展理论，通过学习西方经验来发展国家。保持物质刺激推动生产劳动。

革命派（共产党）：全盘接受马克思理论，以俄为师，学习西方知识技术来发展自己。用意识信仰来推动社会生产劳动。

第三层：

新中国建立后，依照马克思理论和苏联实践经验来构架自己的国家发展结构。施行意识形态推动社会生产劳动的路径，尤其是60年代末期，主席更加认识到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前期的新中国内部的各种博弈，其实是历史上关于意识推动还是物质推动社会生产劳动的矛盾逻辑，只是并不尖锐。

第四层：

主席去世。

改开时代，河殇的高调反思与前一百年历史上那些中西文明反思如出一辙。让大众思考为何落后？

于是，此刻国家发展路径改变了，改变为依靠物质刺激来推动社会生产劳动，直到今天。

更确切的说2019的一些政策影响将是历史性的。几十年后，我们的后代一定会回头观察分析这几年的。

回到你的主题。

物质状态促动新的意识状态的形成。当匈奴西征，就引发了古代欧洲人的反思（新意识状态），后来欧洲出现了新结构（新物质状态）。

蒙古帝国的西征，同样引发欧洲整体反思，后来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及新教理论的诞生。而后这些新意识状态推动欧洲发展出新的物质状态，既各种结构、规则等。直到今天。

西方新物质结构，带来的弊端推动一个新意识分支的出现，既唯物主义。最后到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形成。苏联等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出现。

工业党这个概念很笼统，很模糊。有主观唯物论特点。

西方工业发展中，就有工业党人，包括现在的西方人，也有很多对工业超级重视的群体。

清朝也有工业党人，民国、新中国前三十年，，都有。

后面几十年的中国，也有大量工业党人。这些人群从意识上却有了两种分支，一是物质发展就是一切，最高准则。另一个是，从西方的发展历史和中国70年的发展上看到了马列理论中论述的那些历史弊端，开始被自身真实经历的体味到。于是开始对这段发展反思的思潮。

我到觉得，如今工业党这个名词，更是一个时髦的概念。刻意区分自身主张和其他理论群体主张的不同罢了。没什么太多新特征。

选择是不是继续玩具衬衫的加工工业路子

选择是不是也弄印度式软件外包、服务业、劳力输出的路子

还是前30年的基础上继续强化丰富工业门类，逐渐地脱离对外国的进口依赖

“三大恨”对于选择有明显的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成为工业党，除了身为工业化人口群体的成员之外，还需要三个条件：受过理想主义教育；受过唯物史观教育；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中谋生。

相比之下，西方和日韩虽然有数量可观的工业化人口，但因为缺少唯物史观，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他们的理想主义更多的是和宗教结合，比如《乌托邦》和《新大西岛》；用工业或技术手段，通过发展来解决问题的想法则更是少见。苏联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虽然也有数量可观的工业化人口，而且也受过理想主义和唯物史观教育，但他们不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谋生。

只有21世纪初的中国的工业人口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我认为这就是只有21世纪初的中国诞生了工业党的根本原因。因此，工业党现象，是一个21世纪中国的原生社会政治文化现象。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工业本身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因此虽然工业党是以工业化人口为基本盘，但并不是只有工业化人口才会具有与工业党相同或类似的思维。接受过当代中国完整的教育，依托于中国的工业体系的其他领域的从业者，例如教师、医生、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科学家等等，也是工业党潜在的支持者。知名网友“wxmang”在他的著名帖子《我接触的国内知识工人的近期思想动态观察》中的描述可以说明这一点。

按照“wxmang”在这个帖子中的说法：“我对知识工人的定义是：靠知识谋生的人，例如教师、医生、职业官员、企业管理人员、科学家、工程师等等。”这篇文章，就是以这样一个群体为考察对象。按照他的这个定义，“知识工人”这个群体包括“工程师”，也就是说，宋晓军所说的“工业化人口”，是这个群体的一个子集。从这个角度来说，“wxmang”所说的“知识工人”，就是依托于中国的工业产能及其周边产业，依靠自身专业技能谋生的群体。

按照“wxmang”的观察，总体说来，这个群体有几个共同特征：抛弃西方价值观；认为“强国是第一要务”；担忧国家安全；对西方经济体制失望。而且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的强大已经是时间问题，不可阻挡。这些都与工业党基本相符合。

但在这个写于2009年的帖子里，他同时也指出，在这些人中，“上述观念影响日益扩大的同时，又还存在许多迷惘。”最主要的，就是“诸如国家的命运、中国历史定位、与西方的竞争关系、未来发展道路、向何处去”等等这些问题，暂时还没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答案，因此这些问题正在成为各种知识论坛和会议激烈辩论的焦点。

十年过去，现在回头看，可以说，工业党思想体系，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网络和现实讨论后，一部分“知识工人”对这些问题所给出的回答，是这部分人在对国家民族命运进行思考后，以一种新的形式回归和认同社会主义思想和理想的表现。作为21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原创，这是一种我认为必将深刻影响中国在21世纪命运的新思潮。

（鸣谢：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得到了好友“V闪闪”、陈经、“张三”的帮助，特此致谢！）

当这些人站出来为自己发声的时候，由于他们认为中国在80年代以后引进的西方经济学并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所引用的思想资源除了前面提到的理想主义，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唯物史观。

正如吴靖、卢南峰所指出的：“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唯物史观原理，贯穿当代中国人的整个受教育阶段，强有力地决定了‘工业党’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本认知和方法论”。工业党将这一理论资源与自身诉求相结合，就构成了被吴靖、卢南峰视为“‘工业党’思想体系中的第一个核心构件”的“技术决定论版本的唯物史观”。

网友“V闪闪”对此“技术决定论版本的唯物史观”的描述是：“工业党就是技术党，是一群以坚持生产力水平来决定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人的代名词。工业党坚持认为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应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上，因此不断提升社会整体生产力是人类发展的核心动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工业党”正式走上了历史文化舞台。

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建立在社会主义理想之上的理想主义，这些内容，都是中国当代工业党现象产生的原因。不过，如果只有这些，仍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近年来出现的“工业党”现象。原因很简单：这些都不是中国一家独有，甚至不是中国的原创。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受苏联影响甚大，无论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理想主义教育，苏联都不在中国之下。那么，为什么这样大规模的“工业党”现象没有发生在苏联，而是发生在了今日的中国？

要完全说清这个问题，必须提及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社会变革。

观察工业党产生的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即：工业党首先是从经济学领域产生，以“业余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并引起关注的。被吴靖和卢南峰称为“‘工业党’早期论战结集”的《陈经与愚蠢小猪关于中国经济的超长篇论战实录》与《刷盘子，还是读书？》，一个是陈经和“愚蠢小猪”两人关于中国经济政策的长篇网络论战，另一个是“愚蠢小猪”本人关于中国经济政策和发展的著作。这是理解工业党所必须注意的背景。

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如亚当·斯密、凯恩斯这样的比较知名的经济学家都是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苏联，没有产生过与这些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相当的经济学家？

对于这个问题，我比较认同这样一个回答：经济学家的工作的本质，是作为市场经济形态下的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代表发言，通过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来影响政府经济政策制定，为各自所属的群体争取利益最大化；而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种经济形态不存在市场经济环境意义上的“经济政策”，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对经济学家的需求，而只需要负责制定经济计划的“经济工程师”就够了。这就是为什么苏联没有产生过比较知名的经济学家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作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因此和苏联一样，中国没有产生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爱好者的社会环境。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1992年，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四大召开，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02年，中共十六大又正式提出了“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随着社会的变化，社会意识也必然会发生变化。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分化也日益明显。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这些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必然会谋求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发声。

与之对应的是，从80年代起，经济学在中国开始成为显学，不但大学里普遍开设了西方经济学的相关专业和课程，各种相关著作和普及读物也在社会上广为流行。这就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经济学相关知识提供了便利条件。宋晓军所说的“中国刚性教育每年培养出来的几百万工业化人口”，作为中国社会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也不会例外。当他们中的一些人发现，经济学界没有代表自己的声音，而且，现有的各派经济学理论也都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时候，自己站出来为自己发声，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