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肃反沉冤富田事变平反的前前后后 -- 温相

出生在吉林省舒兰县的戴向青,1946年在家乡参加革命时才18岁。1949年他随南下工作团来到江西,没想到这一来便永远留在了这里,开始了长期的党史研究与教学工作。

　　50年代初,戴向青有机会到赣南、赣西南和东南一带,发现这一带二三十岁以上年龄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AB团的,颇有点谈虎色变。因为30年代打AB团时的滥捕乱杀的情景,使苏区人民数十年后仍心有余悸。被当作AB团处决的人,其子孙与其他亲属长期受到牵连和歧视,连民兵队长也不能当,入团入党、升学、招工所受的影响更不用说。“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即使家里一贫如洗,也被划作地主。戴向青虽然很同情这些亲属,但《毛泽东选集》的注释里分明写着:“AB团是当时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这也就使他无法表示什么。

　　1956年,戴向青上中央党校学习,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系统的历史资料。他看到了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读罢这份决议,也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因为文件中提到“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在那个年代,光凭这一条就可以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尔后,戴向青又几次来到赣西南,谁知50年代初期,中央慰问团慰问老革命根据地时,曾为一些被错杀的同志平了反,说是当年肃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扩大到什么程度?哪些错了?哪些没错?却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标准,缺乏一个有充分说服力的依据……这自然引起了戴的不安。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他又只能是满怀疑虑与压抑,而不能表示什么。

　　一直等到“四人帮”倒台,等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8年底,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主任戴向青与同行们一起,来到赣西南一带,开始正式调查、搜集有关AB团和富田事变的材料。年轻的资料员罗惠兰也随教师们一起下乡参加这项工作。他们走访了苏区大部分县、市,从当地档案馆、纪念馆查找资料。那时没有复印设备,几十万字的材料全凭手抄;他们还走访村寨,询问幸存的知情者……。几个月工夫,他们获得了一大批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包括当年亲历者的回忆,首任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的《宣言》,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的信,1930年“工农革命委员会”六言体的布告,等等。有的材料,连中央档案馆也没有。

　　大量资料的掌握与深入的调查分析,戴向青认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当年大肃AB团与所谓的“反革命富田事变”是一桩冤假错案。不久,他写出了《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的文章。

　　1979年9月,江西省党史学会暨现代史学会在南昌召开成立大会。戴向青将文章散发给与会者,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省党校校长马继孔的支持下,《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很快在1979年第四期《江西大学学报》上发表,在史学界引起了更大的反响。

　　不久,《江西大学学报》编辑部收到了与戴文针锋相对的文章《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文章虽然承认以往结论中说事变是AB团领导的缺乏证据,但作者依据港、台的材料提出:事变领导人“惨杀了拥护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干部、群众一百多人……”

　　学报编辑将文章转给戴向青,希望他能写出更有说服力的文章。于是,戴又写了《富田事变考》,用大量事实证明:说富田事变领导人杀害了一百多拥护毛泽东路线的干部与群众,是毫无根据的,这或是以讹传讹,或是敌人有意造谣(几年后中央组织部复核小组几次实地调查,也证明杀人之事子虚乌有)。

　　1980年底,全国党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戴向青在这次会上被选为学会理事。因此,他有机会接近党史学会顾问肖克,他将自己的几篇文章送请老将军指正。

　　肖克当年亲身经历过总前委的黄陂肃反与苏区大打AB团的运动。1981年3月至8月,肖克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部门和在有关会议上,谈了他对中央苏区肃反与富田事变的看法,呼吁彻底弄清这些历史事件。1982年5月,他又应中国革命博物馆之邀,再一次谈起当年肃AB团与富田事变。在谈话中,他回顾了中央苏区肃反与富田事变的大致经过,指出事变的主要原因是乱打乱杀引起矛盾激化所造成的。肖克的讲话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上刊登出来,同期还刊出了肖克秘书国琦、东霞夫妇合写的2万多字的长文《江西苏区初期的肃反与富田事变》。

　　肖克将军的地位、资历,和他“过来人”的权威,使他的谈话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富田事变的澄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930年12月3日下午,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率红十二军一连士兵,从总前委驻地宁都黄陂,前往省行委所在地吉安富田,去抓AB团分子。

　　从黄陂到富田不过一百多里,由于敌我形势犬牙交错,白区和红区如插花的拼盘,这一连人整整走了四天,于7日下午3点才到达目的地。一到富田,李韶九即命令士兵迅速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将正在里边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起来,接着开始翻箱倒柜,满屋搜查,一片杀气腾腾。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随后李韶九亲自主持审讯,不许对方辩解,只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否则便施以“地雷公烧香头”、“点天灯”、女的烧阴户等酷刑。

　　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连夜刑讯逼供,受刑人惨烈的呼叫声震撼着富田的夜空。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被迫供出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

　　于是,李韶九又把目光投向了四十里外的红二十军驻地东固。就在李从黄陂出发的第二天,12月4日,总前委根据严刑后犯人供出的新的口供,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来富田加强肃AB团的力量。古柏一行于8日到达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李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9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蒋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

　　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率领独立营正在前方,接到军部要他返回的急信,还以为是因为打了胜仗要他回去领慰劳品和补充兵源。却不料一到军部即被当作AB团要犯抓起来,由李韶九审讯。刘敌与李是湖南同乡,且早相识,知道李的为人。心想硬顶不是办法,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附和李,渐渐取得了李的信任,不仅不把他当作AB团,还要刘好好干,示意将来二十军会交给刘敌,并派人送刘回营。

　　侥幸脱险的刘敌到达营部时,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喜出望外。刘敌将这天的遭遇说了一遍,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第二天(12月12日)吃罢早饭,刘敌找到张兴和梁贻,说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三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请李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只可惜偏偏跑了李韶九。

　　由于担心李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174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十二军一排人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同志。此时,陈正人未归,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脱,只是误捕了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富田事变。

　　当晚,事变的领导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指使的,毛是“许克祥第二”。为防止总前委派兵来,红军之间发生冲突,他们决定红二十军向西开拔,渡过赣江,进驻永阳。

　　第二天一早,二十军士兵在富田广场召开士兵大会。被捕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事件的经过,控诉了李韶九的恶行,有人还脱下衣服展示满身伤痕……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

　　段良弼等释放了误捕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并向其道歉。当易指出未经中央表态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是错误的时,段等人接受了批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决定由段良弼代表他们向党中央汇报。刘敌也给中央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得知党中央经济十分拮据,事变领导人还决定将所有的200斤黄金由易尔士和段送交中央。1月5日,段良弼带着几十两黄金和近万字的报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出发。一路辗转到达上海,见到了任弼时和博古,将黄金与报告交给了党中央。报告详细阐述了事变经过和省行委与毛泽东争论的十个问题。结尾写道:“关于我个人的错,请求中央指出处罚,任何处罚我都会心甘情愿。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请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这份用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的报告,至今还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幸又不幸的是:未待中央委派的温裕成与他相见,段良弼就发觉情况有变,一个人悄悄走了,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这位中共江西省行委常委不幸中断了革命生涯,但有幸免遭冤杀。

　　段良弼走后,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面等待上级党组织的表态和处理,一面继续领导军民配合其他红军与白军作斗争。

　　与总前委对事变领导人的态度不同,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既指出了事变领导者的严重错误,又严肃批评了总前委的过火行为,认为应该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事件。

　　然而,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此时,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已从上海出发。

　　4月17日,任弼时一行3人绕道福建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圹村,传达了政治局的决议,否定了项英的正确意见,撤消了项的代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不幸的是:第二天,遵照项英指示前来参加会议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者正渡过赣江,往苏区中央局青圹村走来。但他们不知道中央代表团已经到达,项英刚被撤职,项英原定的“解决纠纷”的党的会议不准召开,中央代表团对他们的判决已定,他们将大难临头,以周以栗为首的审判委员会已经组成。

　　他们一行刚走进青圹村,立即被一网打尽,接着就召开了公审他们的大会。然而,审判中这些被诬陷的忠良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的AB团。但会后,“罪魁祸首”刘敌仍被当即处决了。其他被捕的原省行委领导不久也先后被处决。

　　4月19日,苏区中央局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

　　备受猜忌和歧视的红二十军指战员,这时依然在永阳一带坚持抗敌斗争,配合广西来的红七军,还打了几个大胜仗。不久,红二十军奉命边打边走,向兴国,于都一带转移。七月,他们一路风尘,辗转到达于都平头寨,没有人知道,平头寨是红二十军生命的最后一站。山里的清晨特别凉爽,吃罢早饭,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军官奉命到谢家祠堂开会,彭德怀、林彪的部队立即将祠堂包围。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七八百名军官一个连一个捆绑起来,其中包括红二十军军长 肖大鹏、政委曾炳春。接着二十军的番号被宣布撤消。不久,又将这些浴血奋战过的指战员全部杀害。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172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军副官长杨至诚所救;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迅逃脱。刘守英后任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谢象晃建国后先后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和省人大副主任。

　　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和对红二十军的处置后,“左”倾领导人在全国各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高潮,滥杀了成千上万对革命耿耿忠心的优秀儿女。短短的几年间,处决了7万多“AB团”,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共产党内从来没有过“AB团”这一类的组织。

　　1949年以后,中央对苏区被冤屈的一部分人进行了平反;1956年中央代表团访问苏区期间,又为8427名被错杀者平了反。然而遗憾的是按照规定,这些人既不属于反动分子,也不能称为烈士。至于富田事变的领导者,则因中央代表团的定性,成了铁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