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04：韩厥——成霸安彊 -- 桥上

《昭二十八年传》：

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塗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谓贾辛、司马乌为有力于王室，故举之；谓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余子之不失职、能守业者也；其四人者，皆受县而后见于魏子，以贤举也。（（p 1493）（10280301））（127、118）

我的粗译：

我们的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五一四年，周敬王六年，晋顷公十二年），秋天，晋国的韩宣子（韩起）去世了，魏献子（魏舒）执掌了政权。

他马上下令把原来祁家的田地分成七县（杜《注》：“七县，邬、祁、平陵、梗阳、塗水、马首、盂也。”），把原来羊舌家的田地分成三县（杜《注》：“铜鞮、平阳、杨氏。”）：任命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塗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

这是因为贾辛和司马乌为王室立了功，所以提拔他们；因为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都是“余子”当中努力工作，能维护家族的人，所以提拔他们；其余的四个人，都是在接受了任命之后才见到魏子（魏舒）的，提拔他们是因为他们“贤”。

一些补充：

“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意味着祁家和羊舌家被连根拔起，但这在当时并非惯例，哪怕族长被杀或被驱逐，家族常常保留下来。这次，两家的族长被杀时，并没有立即取消他们的家族，而是在晋国的中军元帅易人之后，才采取了这么极端的措施。

我感觉，这也和晋国各大卿族与晋国公室的关系有关，那两个家族势力较小，也比较拥护公室，此次被抓住了把柄，大卿族借机痛下杀手。

也就是说，晋国原来的中军元帅“韩子（韩起）懦弱”（《襄三十一年传》（p 1183）（09310101））（094），晋国的公室还能招架两下，到更厉害的魏献子为政，马上开始剿灭直属于公室的其他小家族，挤压公室的活动空间（担任这十县大夫的人都出自各大家族）。

“邬”（杨注：邬在今山西-介休县东北二十七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2.03，北纬37.11（邬城店）。

“祁”（杨注：祁奚，为高粱伯之子，据《吕氏春秋去私篇》与《开春篇》高诱《注》，字黄羊，于省吾《晋祁奚字黄羊解》（《文史》第五辑）曾集十五家之说，并加按断发挥，亦可备一说。襄二十一年《传》又称之“祁大夫”，祁是晋邑，故城在今山西-祁县东南。#杜《注》：“祁大夫，祁奚也。食邑于祁，因以为氏。”句谓能救我者必祁大夫也。祁今山西-祁县东南。#祁今山西-祁县东南。），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39，北纬37.31（祁县-古县镇与上古县村之间）。

“平陵”（杨注：平陵今山西-文水县东北二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0，北纬37.50（交城县-西营镇-大陵庄）。

“梗阳”（杨注：梗阳，晋邑，即今山西-清徐县治。#梗阳在今山西-太原市-清徐县。），推测位置为：东经112.34，北纬37.61（清徐县-南关）。

“塗水”（杨注：塗水在今山西-榆次市西南二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2.69，北纬37.59（晋中市-修文镇-陈侃村一带）。

“马首”（杨注：马首，今山西-平定县东南十五里。桥案：似当为“马首故城，在（寿阳）县东南十五里。《左传》曰“晋分祁氏之田为七县，韩固为马首大夫”，即其地也。”——《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十三河东道二》），推测位置为：东经113.14，北纬37.83（寿阳-马首乡）。

“盂”（杨注：盂，今山西-盂县。），推测位置为：东经112.72，北纬38.18（阳曲县-大盂镇）。

“铜鞮”（杨注：鞮音题。据襄三十一年《传》，铜鞮有晋侯别宫。又据昭二十八年《传》，曾为羊舌赤之食邑。郑伯被执当在别宫。据《嘉庆一统志》，铜鞮在今山西-沁县南。#杜《注》：“铜鞮，晋离宫。”铜鞮宫在山西-沁县南二十五里。沁县西南四十里有铜鞮山，一名紫金山。又有铜鞮水，出沁县北，东南流逕襄垣县，入浊漳水，今名浊漳西源。），推测位置为：东经112.80，北纬36.58（襄垣县-虒亭镇西北里许）。

“平阳”（杨注：平阳，今山西-临汾市。），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4.47，北纬35.94（考虑襄汾-陶寺遗址为尧都平阳，则平阳邑当在其附近襄汾县-古城庄村）。

襄汾-陶寺遗址位于东经111.49，北纬35.89。

“杨氏”——“杨”（杨注：“杨”本作“扬”，今从《石经》初刻、金泽文库本及段玉裁说（阮氏《校勘记》引）作“杨”。杨国，一云周宣王子尚父，幽王时封为杨侯；一云唐叔虞之后，至晋武公，逊于齐，生伯侨，归周天子，封杨侯。晋灭之以为羊舌氏之邑。顾栋高《大事表》五云：“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十八里有杨城。”#杨氏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十八里，亦见襄二十九年《传》。），推测位置为：东经111.74，北纬36.21（杨侯国，晋大夫羊舌氏邑，洪洞范村、安乐村、张村之间，有遗址，长方形城，1300╳580。春秋至汉：晋）。

下面是魏献子所分十邑及几个相关地点的天地图地形图标注，从图中可见当时晋国的疆域范围已向北大大的扩张了，北面以晋阳为中心的这片地方估计应是当初晋悼公决策从戎狄手里逐渐赎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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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三十年经》：

夏六月庚辰，晋侯-去疾卒。（（p 1505）（10300002））（118）

秋八月，葬晋顷公。（（p 1505）（10300003））（118）

一些补充：

晋侯-去疾即晋顷公，“夏六月庚辰”杨先生注为“二十二日”。

晋顷公是韩起任中军元帅以来陪伴的第三位晋国国君。

《昭二十一年经》：

夏，晋侯使士鞅来聘。（（p 1423）（10210002））（118）

《昭二十一年传》：

夏，晋-士鞅来聘，叔孙为政。季孙欲恶诸晋，使有司以齐-鲍国归费之礼为士鞅。士鞅怒，曰：“鲍国之位下，其国小，而使鞅从其牢礼，是卑敝邑也，将复诸寡君。”鲁人恐，加四牢焉，为十一牢。（（p 1425）（10210301））（118）

我的粗译：

四年以后，我们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五二一年，周景王二十四年，晋顷公五年），夏天，晋国的士鞅（范献子）来访问，叔孙（叔孙婼，叔孙昭子）主持接待。季孙（季孙意如，季平子）想要让晋人对叔孙留下坏印象，故意指使有关部门透露这次是按照当初齐国的鲍国前来归还“费”那时的接待规格接待的士鞅。

士鞅生气了，发火说：“鲍国之位下，其国小，而使鞅从其牢礼，是卑敝邑也，将复诸寡君。（鲍国的地位低，他又是来自小国，你们竟以接待他的牢礼接待“鞅”，这是贬低敝邑，我要把这事报告给寡君。）”

我们鲁人害怕了，又给他增加了四牢，变成十一牢。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叔孙为政”曰：

为政有四义，国君治理国家曰为政，文十四年《传》“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终不曰公”是也。公卿主持国政曰为政，宣元年《传》“赵宣子为政”是也。某人主持某一事亦可曰为政，此叔孙主持接待士鞅也。宣二年宋-羊斟谓华元曰，“畴昔之事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亦即此义。服官亦可曰为政，《论语为政》“子奚不为政”是也。

杨伯峻先生注“齐-鲍国归费之礼”曰：

杜《注》：“鲍国归费在十四年。鲁人失礼，为鲍国七牢。”鲍国本不当七牢，故杜云“鲁人失礼”。据《仪礼聘礼》，鲍国仅当五牢。

杨伯峻先生注《哀七年传》“君若以礼命于诸侯，则有数矣”曰：

孔《疏》引《周礼秋官大行人》云：“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是常数也。”（（p 1640）（12070301））（132）

桥案：显然，并非此次鲁人接待士鞅以七牢失礼，而是当初鲁人接待鲍国以七牢越礼了。这是因为鲍国是来归还土地的，鲁人有意隆重地接待他。所以后来子服回（子服昭伯）的儿子子服何（子服景伯）曾指责说：“晋-范鞅贪而弃礼，以大国惧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p 1640）（12070301））（132）。

所谓牢礼是指古代祭祀所用的牺牲，有太牢、少牢之分，太牢牛、羊、豕各一，少牢仅羊、豕，此处之若干牢当指太牢，则十一牢即为牛、羊、豕各十一。祭祀之后，牺牲一般就会用于燕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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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二十一年经》：

公如晋，至河乃复。（（p 1423）（10210007））（118）

《昭二十一年传》：

公如晋，及河。鼓叛晋，晋将伐鲜虞，故辞公。（（p 1431）（10210801））（118）

晋之取鼓也，既献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鲜虞。（（p 1435）（10220401））（118）

《昭二十二年传》：

六月，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以鼓子-鸢鞮归，使涉佗守之。（（p 1435）（10220402））（118）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主上又去晋国朝见，已经到了黄河边上。听说“鼓”叛离晋国，重新投向了鲜虞，晋国准备去进攻“鼓”，所以让我们主上回来了。

当初晋国攻占了“鼓”，举行献捷仪式后就把鼓子放了回去，结果“鼓”又叛投了鲜虞。

这年六月，荀吴（中行穆子）假称要巡视东阳，派一支部队伪装成贩运粮食的，背着甲在昔阳的城门外休息，抓住机会袭占了“鼓”，彻底消灭了鼓国，又一次把鼓子-鸢鞮带了回去，并且任命了涉佗为“鼓”的长官。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东阳”曰：

东阳犹南阳，其地甚广，凡在太行山之东，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之属晋者，皆晋-东阳地。参见襄二十三年《传》并《注》。

杨伯峻先生注《襄二十三年传》“赵胜帅东阳之师以追之”曰：

东阳乃泛指晋属太行山以东之地，大略有今河北-邢台地区及邯郸地区一带地。（（p 1077）（09230403））（090）

“昔阳”——“鼓”（杨注：昔阳在今河北-晋县西，孔《疏》引刘炫说，谓昔阳即是鼓国之都城。此入而未灭，至二十二年乃灭鼓。），推测位置为：东经114.99，北纬38.05（今十里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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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二十四年经》：

丁酉，杞伯-郁釐卒。（（p 1449）（10240005））（118）

葬杞平公。（（p 1449）（10240007））（118）

一些补充：

这是在又两年后，公元前五一八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周敬王二年，晋顷公八年）。杞伯-郁釐即杞平公，他参加了平丘之盟。“丁酉”杨先生注为“九月五日”。

《昭十六年经》：

夏，公至自晋。（（p 1375）（10160003））（118）

《昭十六年传》：

公至自晋，子服昭伯语季平子曰：“晋之公室其将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将因是以习，习实为常，能无卑乎！”平子曰：“尔幼，恶识国？”（（p 1382）（10160401））（118）

《昭十六年经》：

秋八月己亥，晋侯-夷卒。（（p 1375）（10160004））（118）

《昭十六年传》：

秋八月，晋昭公卒。（（p 1382）（10160501））（118）

《昭十六年经》：

季孙意如如晋。（（p 1375）（10160006））（118）

冬十月，葬晋昭公。（（p 1375）（10160007））（118）

《昭十六年传》：

冬十月，季平子如晋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犹信，子服氏有子哉！”（（p 1382）（10160701））（118）

我的粗译：

也在这一年，夏天，我们的主上从晋国回来了。随从主上的子服昭伯（子服回）向季平子（季孙意如）报告说：“晋之公室其将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将因是以习，习实为常，能无卑乎！（晋国的公室恐怕要衰败了，他们的主上太年轻，又没什么本事，六个卿的家族强大，他们傲慢不尊重主上又奢侈不注意自家的身份，要老这么干，习以为常，那公室能不衰败吗！）”可平子却说：“尔幼，恶识国？（你还年轻，怎会懂得“国”的事？）”

这年的秋八月，晋昭公去世了。

到这年的冬十月，季平子（季孙意如）晋国前往参加昭公的葬礼。亲眼看见晋国的情形以后，平子感叹说：“子服回之言犹信，子服氏有子哉！（子服回（子服昭伯）的话是真准确啊，子服家有了继承人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将因是以习，习实为常”曰：

梁履绳《补释》引《尚静斋经说》云：“《周书常训解》曰：‘好恶生变，变习生常。’又曰：‘民生而有习有常，以习为常。’《序》曰：‘积习生常。’《传》义本此。”《大戴礼保傅篇》引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之为常。”《汉书贾谊传》作：“少成若天性，习贯成自然。”贯，今作惯。

上面杨先生所引的孔子等人的说法应该都是从这段《左传》来的，也是同一个现象由于常见而有各种不同表述的例子，而这个“因是以习，习实为常”（yīn shì yǐ xí,xí shí wéi cháng）最终被后人精简为“习以为常”（xí yǐ wéi cháng），成了常用成语。

晋侯-夷即晋昭公。“秋八月己亥”杨先生注为“二十日”。

此时晋国公室已经衰败，晋昭公之死及国君变动的影响不像原来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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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十七年经》：

八月，晋-荀吴帅师灭陸(陆)浑之戎。（（p 1383）（10170004））（118）

《昭十七年传》：

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雒与三塗。苌弘谓刘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陆浑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备之！”乃警戎备。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数之以其贰于楚也。陆浑子奔楚，其众奔甘鹿。周大获。宣子梦文公携荀吴而授之陆浑，故使穆子帅师，献俘于文宫。（（p 1389）（10170401））（118）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昭公十七年（公元前五二五年，周景王二十年，晋顷公元年），晋侯（晋顷公）派屠蒯出使周王室，请求批准向“雒与三塗”献祭，周王室的大夫、卿士刘子（刘献公，刘挚）的家臣苌弘对刘子说：“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陆浑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备之！（这位使节的表情很严厉，不像是要献祭的样子，恐怕是要进攻戎人！陆浑部族和楚国关系密切，晋人肯定是要进攻他们。主上最好做些准备！）”于是周王室下令部队进入戒备状态。

九月丁卯那天（杨注：丁卯，二十四日。），晋国的荀吴（中行穆子）率兵从棘津那里涉过黄河，先派“祭史”向“雒”献上牺牲。陆浑人没在意这个行动，没发现晋人的军队已经跟在“祭史”的后面出击。

到庚午那天（杨注：庚午，二十七日。），晋人就攻灭了陆浑，他们的借口是陆浑人与楚人勾结。陆浑子逃去了楚国，他的手下则逃往甘鹿。在这场事变中周王室收获很大。

当初宣子（韩起）梦见文公（文晋公）手拉着荀吴（中行穆子）把陆浑给了他，所以才让穆子领兵出战。战胜之后，晋人在文宫进行了向周王室献俘的仪式。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雒与三塗”曰：

屠蒯已见九年《传》。杜《注》：“屠蒯，晋侯之膳宰也。以忠谏见进。”雒即雒水，今作洛水。段玉裁《经韵楼集》有《伊雒字古不作洛考》，亦见其《说文解字注》。三塗山在今河南-嵩县西南，伊水之北，详四年《传注》。有事，祭祀也。雒与三塗皆在成周，故请于周。

杨伯峻先生注“苌弘”曰：

《淮南子氾论训》云：“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鈹（本作车，今从王念孙《读书杂志》订正）裂而死。”

“雒”（杨注：雒即雒水，今作洛水。段玉裁《经韵楼集》有《伊雒字古不作洛考》，亦见其《说文解字注》。），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55，北纬34.7（孟津与伊阙间洛水）。

“三塗”（杨注：杜《注》：“在河南-陆浑县南。”如杜《注》，则今河南-嵩县西南十里伊水北之三塗山，俗名崖口，又名水门者也。《周本纪》云，“我南望三塗”，当即此。服虔则谓太行、轘辕、崤渑，总名曰三塗。#三塗山在今河南-嵩县西南，伊水之北，详四年《传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2.06，北纬34.10（嵩县西南）。

“陆浑”（杨注：陆浑之戎盖其本名，本居于瓜州，晋惠公始诱而迁之于伊川。昭九年《传》云“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偪我诸姬，入我郊甸”者是也。至僖十一年《传》之伊雒之戎或者为其地之土著，或者为先至其地者，以其事在迁陆诨之戎以前十一年也。说详顾颉刚《史林杂识瓜州》。#阴戎，杜《注》谓即陆浑之戎。《后汉书西羌传》云：“齐桓公徵诸侯戍周。后九年，陆浑戎自瓜州迁于伊川，允姓戎迁于渭汭，东及轘辕，在河南山北者号曰阴戎。”江永《考实》则谓陆浑近阴地，故曰阴戎。阴地详宣二年《传》并《注》。颍见隐元年《传》并《注》，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南。），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2，北纬34.2（嵩县-陆浑村一带）。

“棘津”——“孟津”（杨注：棘津，顾栋高《大事表》据《水经注》以为在今河南-汲县南七里，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引《元和志》，说与顾同。或又以为即今汲县南延津县北之胙城。唯江永《考实》谓汲县与陆浑戎相距甚远，又非所由之道，乃从《水经河水五注》引服虔说，谓棘津犹孟津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2.63，北纬34.85（洛阳北）。

“甘鹿”——“甘”（杨注：甘，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南。#甘人，据下文，指甘大夫襄。甘在今洛阳市西南，亦见僖二十四年《传注》。#甘即平公采邑，在今洛阳市南郊。#顾祖禹《方舆纪要》及《汇纂》谓甘鹿在今河南-宜阳县东南五十里。《水经甘水注》谓鹿蹄山在河南-陆浑故城西北，则甘鹿在今河南-嵩县西北，江永《考实》谓“以《传》文证之，似亦可据”，其实两者相距不远。），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9，北纬34.44（洛阳南郊偏西鹿蹄山-古石城）。

下面是“荀吴帅师灭陸浑之戎”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昭十六年传》：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cī)赋《野有蔓(màn)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qiān)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tuò)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kuàng)起，赋不出郑志，皆昵(nì)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p 1380）（10160304））（111、118）

宣子私觐(jìn)于子产以玉与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赐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jiè)手以拜！”（（p 1381）（10160305））（111、118）

我的粗译：

到了夏四月，郑国的六卿设宴为宣子（韩起，韩宣子）送行，宴会上宣子对主人说：“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他是说：请各位都唱一首诗吧，也让我“起”能够了解郑国的意向。

于是子齹（罕婴齐，子展的孙子）先唱：“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郑风野有蔓草首章》。子齹是恭维韩起是“有美一人”，说能见到韩起是自己一贯的愿望。“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这一段诗歌应该在欢迎的场合尤其是欢迎初次相见者的场合经常唱起。）韩起回复道：“孺子善哉！吾有望矣。”他是说：孺子真不错，我就指望你了（子齹继承其父子皮——罕虎的族长之位未满三年——三个年头，当时的惯例，将要继位和已经继位而服丧未满的“氏”族族长——包括国君——称孺子）。

然后是子产（公孙侨）唱：“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郑风羔裘首章》。这是说我生生死死都会忠实于你）。宣子（韩起）赶紧回答说：“起不堪也。（“起”不敢当。）”

接着是子大叔（游吉），他唱道：“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郑风褰裳首章》。子大叔的意思是说您作为霸主晋国的执政如果能够照顾我国，我国即使小有困难，也会服事晋国，如果晋国不能照顾到我国的利益，我们就会投奔别人）。宣子（韩起）就回答说：“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有“起”在，怎敢烦劳大人您去求别人呢？）”

子大叔马上向韩起下拜，表示感谢。随后宣子（韩起）又说：“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大人说这件事真说到了点子上，我如果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也不会有好下场。）”

最后，子游（驷偃）唱道：“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郑风风雨首章》。子游是说见到了您这位君子，我就没有忧虑了）。子旗（丰施）唱道：“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郑风有女同车首章》。子旗是恭维韩起有风度——洵美且都）。子柳（印癸）唱道：“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郑风萚兮首章》。子柳是说您唱——倡即唱，我就会和，我们都会跟从您——女即汝）。

宣子（韩起）听了这六个人赋的诗非常高兴，马上说：“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郑国以后一定会兴盛，几位大人奉国君之命宴请我，赋诗的时候又都用郑国自己的诗，以此表达了对“起”的亲近。有您几位这样的大人做族长，一定会保持你们的家族（“氏”族）的传承在几代之内不会中断，完全不用担心。）”（这句话的可笑之处是：正是韩起的后代韩哀侯后来攻灭了郑国，不过那是在一百五十一年后，韩起也不算失言。）。

于是宣子（韩起）向每个人都送了马作为答谢，然后唱道：“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周颂清庙之什我将》。韩起这是向郑国的诸卿保证自己将安定四方）。子产立刻向宣子下拜，还让其他五位一起下拜，然后说：“吾子靖乱，敢不拜德？（您要安定天下，我们怎能不拜谢您的恩德。）”

宣子（韩起）以玉和马为礼物私下求见子产，他对子产说：“子命起舍夫玉，是赐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大人让“起”放弃那件玉，这实际上是赐给了我玉而且救了我的命，现在我斗胆用这些东西来表示我的谢意！）”

一些补充：

这里《左传》中虽然提到赋诗，但只提了那些《诗》的名字，没有写下那些《诗》的内容，盖因《左传》的教育对象都应该对这些《诗》十分熟悉，只提名字就够了。

《昭十六年传》：

三月，晋-韩起聘于郑，郑伯享之。子产戒曰：“苟有位于朝，无有不共恪！”孔张后至，立于客间，执政禦之；适客后，又禦之；适县间。客从而笑之。事毕，富子谏曰：“夫大国之人，不可不慎也，几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礼，夫犹鄙我。国而无礼，何以求荣？孔张失位，吾子之耻也。”子产怒曰：“发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颇類，狱之放纷，会朝之不敬，使命之不听，取陵于大国，罢民而无功，罪及而弗知，侨之耻也。孔张，君之昆孙，子孔之后也，执政之嗣也，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诸侯；国人所尊，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禄于国，有赋于军，丧、祭有职，受脤、归脤。其祭在庙，已有著位。在位数世，世守其业，而忘其所，侨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执政，是先王无刑罚也。子宁以他规我。”（（p 1376）（10160301））（111、118）

我的粗译：

这年三月，霸主晋国的首席执政大臣韩起（韩宣子）访问郑国，郑伯（郑定公）设宴招待他。郑国执政的子产事先通报了各位大臣：“在朝廷上有位置的人，都要小心行事。”

到了那天，大臣中有一位叫孔张的却迟到了，当时正要在太庙举行仪式，大家都站好了位置，孔张慌慌张张进来，就和客人们站到了一起，“执政”示意他站错了位置，他就退到客人后面，“执政”仍然示意他不对，他就跑到悬挂乐器的架子那里。孔张慌慌张张的举动看在客人眼里，把他们都逗笑了。

当仪式结束以后，有一位郑国的大夫富子大惊小怪，对子产说：“对待那些大国来的客人，一定要谨慎小心，要是老被他们嘲笑，他们就会欺负我们。我们完全遵守礼仪，他们还会看低我们，国家要不能遵守礼仪，怎么可能自立于诸侯之林。这次孔张站不对位置，也是您的耻辱啊。”

子产（公孙侨）一听就发怒了：

要是我们国家发布的政策不准确，政令前后矛盾，量刑不恰当，断案不公正，参加会盟和朝见不恭敬，不听从主上的旨意，引致大国的欺辱，劳动了“民”却不见效果，有了罪过却不自知，这些都可算是‘侨’的耻辱。至于那个孔张，他是先君的曾孙，前执政大臣子孔的后代，接替了他先人的大夫职位，曾经奉主上的命令出使各国，得到‘国人’的尊敬，诸侯们也都认识他。在朝廷上有他的位子，在家里立了他先祖的庙，国家发给他俸禄，打仗他会带兵出征，国家有丧、祭大典时有他的职掌。主上祭祀完了以后会分给他祭肉，他自家祭祀完了以后也会向主上进献祭肉。而且，他在太庙里早就有固定的位置，他们家世代相传，都在那个位置上，他居然能忘了自己的位子，这能是‘侨’的耻辱吗？当初那种辟邪之人，竟然能占据执政的位子，是先王没能及时使用刑罚。您还是给我说点别的吧。

一些补充：

注意，这里的“执政”并非执“国”政的执政，而是执“宴”政的执政。当时的“政”字意指那些具体事务，并不专指国之“政”。

“辟邪之人”指“孔张”的爷爷“子孔”，子产和他有私人恩怨，此人可能牵涉到子产之父的被刺，请参见《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西宫之乱05》。这是《左传》记载中子产唯一一次稍微有点失控。“孔张”的父亲是“公孙洩”，本来因“子孔”卷入西宫之乱，他的家族已被取消，是九年前“子产立公孙洩”，从而恢复了其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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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十六年传》：

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谓子产曰：“韩子亦无几求，晋国亦未可以贰。晋国、韩子不可偷也。若属有谗人交斗其间，鬼神而助之，以兴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爱于一环，其以取憎于大国也？盍求而与之？”子产曰：“吾非偷晋而有二心，将终事之，是以弗与，忠信故也。侨闻君子非无贿之难，立而无令名之患。侨闻为国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难，无礼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国之人令于小国，而皆获其求，将何以给之？一共一否，为罪滋大。大国之求，无礼以斥之，何餍之有？吾且为鄙邑，则失位矣。若韩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贪淫甚矣，独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韩子成贪，将焉用之？且吾以玉贾罪，不亦锐乎？”（（p 1378）（10160302））（111、118）

我的粗译：

来郑国访问的晋国首席执政大臣宣子（韩起，韩宣子，韩子）有一副“环”，但其中一件落在了郑-商的手上，于是宣子拜谒了郑伯（郑定公）要求取得这件玉。可是郑国的执政大臣子产不给他，告诉他说：“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就是说：这件玉不是我们郑国官府收藏的宝物，寡君管不了。

子产的手下子大叔和子羽都对子产说：“韩子这回已经没有多少要求了，我们也不可能背叛晋国。晋国和韩子都不能敷衍，万一要有爱挑事的人在其间挑拨，鬼神再帮着他们，让晋国或者韩子发了怒，想后悔还来得及吗？大人您何必为了爱惜一只“环”，就得罪了大国呢？咱们把那东西找来送给他好不好？”

子产（公孙侨）告诉他们：“我不是有了二心而敷衍晋国，而是要长久的侍奉晋国，所以才不能给他，因为必须得讲忠和信。‘侨’听说，如果当上了‘君子’，就不怕没有财宝，只怕在那个位子上没有好名声。‘侨’还听说，治理国家的人不认为要‘事大’、‘字小’有多难，难的是没有‘礼’作依据来确定自己的位置。要是大国之人在小国提出的各种要求都能得到满足，那我们拿什么供给他们？到那时候，突然供不上了，会更厉害地得罪他们。那些大国的要求，如果不能根据‘礼’加以拒绝，那他们怎会觉得满足呢？这样一来，我们就将成为他们下属偏远的城邑，丢掉自己的位置。像这次韩子奉了国君的命令出访我国，却向我们要玉，那就是极度的贪婪无度，难道就不该惩罚吗？我们拿出了一件玉，却让两家都犯下了罪过，我们丢了自己的位子，韩子干下了贪婪的事，我们干嘛要这么干？何况因为这一件玉就能得罪了韩子，他不是太小气了吗？

一些补充：

关于“环”，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

王国维《观堂集林说环玦》云：“余读《春秋左氏传》‘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知环非一玉所成。岁在己未，见上虞-罗氏所藏古玉一，共三片，每片上侈下敛，合三而成规。片之两边各有一孔，古盖以物系之，余谓此即古之环也。环者，完也；对玦而言，阙其一则为玦。玦者，缺也。以此读《左传》，乃得其解。后世日趋简易，环与玦皆以一玉为之，遂失其制。”

下面是一个古玉环的图片，虽不是像罗先生所藏古玉那样分成三片，但可能也反映了古制的遗意（图片截自网上）：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罗先生所藏古玉是所谓玉璜，下面是西周龙纹玉璜的图片，1992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出自《寻古中原8-太原全攻略 JOJO出品》，其形状是不是与王国维先生描述的“每片上侈下敛，合三而成规。片之两边各有一孔”很像？：

或者璜与环本来就同出一源。

注意，据已公布的考古发现，早在红山文化时代，我们的古人就有了大型钻孔技术，所以到了春秋时代，制作整体的环在技术上并非实现不了，甚至也未必很困难。下面是几张红山文化玉箍形器的图片，包括未加工完成的，由图可见这种玉箍形器加工起来远比玉环要难。

出自古方《收藏投资导刊：红山文化玉器鉴定的几个要点》的玉箍形器图片：

出自古方《神秘瑰丽的红山文化玉器》的玉箍形器图片：

出自klkl《红山文化玉箍形器》的玉箍形器半成品图片：

关于“鄙”，杨伯峻先生曾有注云：

鄙我者，视我为其边鄙之邑县也。僖三十年《传》“越国以鄙远”、襄八年《传》“亲我无成，鄙我是欲”、成十八年《传》“大国无厌，鄙我犹憾”、诸“鄙”字用法俱同此。《吕氏春秋行论篇》云：“楚庄王使文无畏于齐，过于宋，不先假道，还反。华元言于宋昭公曰：‘往不假道，来不假道，是以宋为野鄙也。’”“以宋为野鄙”者，以宋为楚国之野鄙也，足以解释此义。顾炎武《补正》解“鄙”为鄙薄，非《传》义。（《宣十四年传注》（p 0755）（07140301））

《昭十六年传》：

韩子买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韩子请诸子产曰：“日起请夫环，执政弗义，弗敢复也。今买诸商人，商人曰‘必以闻’，敢以为请。”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鄙邑也，亦弗为也。侨若献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韩子辞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辞之。”（（p 1379）（10160303））（111、118）

我的粗译：

韩子（韩起）又和郑国当地的賈人接触，要把那件玉买下来。已经讲完了价，那些商人告诉他：“必告君大夫！”说是一定要上报给国君和大臣。韩子（韩起）于是就又去向子产请求说：“日起请夫环，执政弗义，弗敢复也。今买诸商人，商人曰‘必以闻’，敢以为请。”他是说：前两天“起”请求赐给我那个“环”，执政大人认为不合适，我也不敢再请求了。现在我要向商人买，商人说“必以闻（一定要上报）”，斗胆来请求批准。

子产（公孙侨）答复说：

当年我们的先君桓公和商人都来自“周”，肩并肩的开发这块地方，铲除蓬、蒿、藜、藋，一起安顿了下来。为了相互间的信任，我们世世代代重申最初的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你不背叛我，我不强买你的货物，也不乞求或抢夺你的货物，你有好买卖，还是有宝货，我都不参与。）”就是有这样庄严的盟誓，所以能并肩抗敌，生存到了今天。现在大人您来友好访问，却让敝邑强夺商人，这是让敝邑违背盟誓啊，不是不能这么干吗！大人您得到了玉，却失掉了诸侯，大人肯定不会这么干。如果大国任意发令，随时让我们上供，那我们郑国就成了你们属下的偏远边邑了，我们也不会这么干。所以“侨”要是献上这玉，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斗胆私下向您请教。

韩子（韩起）赶紧推辞说：“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辞之。”他是说：“起”虽然愚笨，但也不敢因为一件玉犯下两件罪过，斗胆请您不要赐给我这件玉。

一些补充：

显然，韩起原来还是打算占那些“商人”的便宜的，即便说是买，恐怕也给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