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尽管男性杀人犯的下手对象往往与他们没有亲缘关系，但是女性杀人犯当中有40%杀得都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新闻当中经常报道垃圾箱里发现弃婴的消息，寄养网络如今也已经不堪重负。这两个事实都表明了人类具有断绝亲情的强大心理能力。奇怪地是，弃婴现象不仅与婴儿的体质或者个性有关，婴儿的相貌似乎也能起到很大作用。一位婴儿如果患有危及生命的内脏缺陷，往往依然会被家长抱回家去。但是另一位仅仅有着轻度外观缺陷的婴儿就没那么幸运了。等到孩子稍大一点之后，甚至就连严重烧伤的疤痕都会使得某些家长排斥自己的孩子。显而易见的残疾不仅冒犯了父母的骄傲，还触犯了他们对于隐私的需求：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个孩子不是你想要的，你要么接受来自世界的同情与可怜，要么坚持维护自己的骄傲。至少一半的美国待领养儿童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残疾。但是这些待领养残疾儿童依然只是美国残疾儿童总量的一小部分。

现代的爱情呈现出了越来越多的选择。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人们不仅只能与异性结婚，而且还只能与阶级相同、种族相同、教派相同而且居住在相同地区的异性结婚——所有这些界限在当今社会都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同理，当年的人们理应接受自己的孩子，因为事先既不能选择孩子，事后也没有多少改变孩子的手段。避孕技术与受孕技术的问世切断了性行为与生殖之间的纽带：换句话说如今交媾既不是生育后代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着床之前的胚胎分析技术以及不断扩张的孕期检测范围使得如今的父母们掌握了极为丰富的信息，有助于他们决定是否受孕，是否继续妊娠期以及是否堕胎。父母们的选择范围正在日益拓宽。有些人相信人们有权选择健康正常的孩子，因此支持选择性堕胎；也有些人将堕胎视为万恶之源，并且更支持商业化的优生学，这两种作法都会催生一个剥去了多样性与弱点的世界。规模庞大的儿科医药产业一直在暗示人们，负责任的家长应当通过各种不同方式改良自己的子女。父母也希望医生能够矫正子女身上的公认缺陷：注射生长激素进行增高，修复唇裂，修整性状模糊的外生殖器，等等。这些优化干涉并非仅仅是涂脂抹粉而已，但是也并非生死攸关。有感于此，例如弗朗西斯.福山这样的社会学理论家提出了“后人类未来”的理念，在这样的未来当中，人类内部的一切分化差异都将遭到铲除。

但是尽管医学许诺将我们全部正常化，我们的社会现实依然是一锅无所不包的大杂烩。所谓现代化使得人们日益趋同或许只是老生常谈，比方说部族特色的头饰与上层社会的双排扣礼服逐渐消失，T恤衫与牛仔裤则取而代之。不过在实际当中，尽管现代社会允许我们追寻着各自的欲望走的更远，并且采取更加极端的方式来实现欲望，但同时又能够通过最为细枝末节的均质统一来抚慰我们。社会流动性的提升与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任何人都能找到与自己本质相同的其他人。无论是法国的贵族阶层还是爱荷华的农夫社区，从前那些紧密联系的社交圈子根本不能与电子时代的新生群落相提并论。随着疾病与身份之间的界线遭到挑战，来自网络世界的强力支援为各种真实自我的浮现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布景与舞台。现代生活在很多方面都是孤独的，但是现代生活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能力通过电脑来找寻志同道合的其他人。这一点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必被排除到社会大家庭之外。假如你在生理或者心理上的出生地拒绝接纳你，至少在精神层面还有无数轻声召唤你的场所。正当一个个垂直家庭因为离婚而破裂的时候，水平家庭的数量却在与日俱增。假如你能搞清楚自己是谁，你就总能找到与你一样的人。社会进步能使得缺陷更容易应付，与此同时医学进步也在逐渐消灭缺陷。这两股潮流的汇合实在有些悲剧，就好像歌剧里面的情节一样，男主人公在女主人公即将撒手人寰之际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深爱着她。

年轻人经常有机会发生性关系，在纽约市尤其如此。我所要承担的家务之一是在睡觉以前出门遛狗。十四岁那年，我在遛狗途中发现我们家附近有两家同性恋酒吧。一家名叫“查理叔叔的上城区”，另一家名叫“戴维营”。同性恋酒吧其实很像百货商店，只不过店里专门售卖各色各样裹着牛仔裤的热辣肉体。我们家的狗名叫玛莎，是一条凯利蓝梗。我的遛狗路线恰好路过这两家店面。每天我都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酒客们涌向莱克星顿大道，与此同时玛莎则轻轻地拽着狗链，催促我赶紧向前走。有一天晚上，一个自称杜埃特的人跟上了我，并且把我拉进了路边的门廊里。我不能跟着杜埃特或者其他什么人回家，因为假如我真的这么做了，就会彻底变成另外一个人。我已经忘记了杜埃特的相貌，但是每次想到他的名字依然会令我感到一阵惆怅。十七岁那年，我终于与另一位男性发生了性行为。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永远地割裂了自己与正常世界之间的关系。回家之后，我把所有的衣服都用开水煮了一遍，又在滚烫的淋浴里洗了整整一个钟头，似乎经过这样的消毒处理，我的罪过就会消失。

十九岁那年，我在某份杂志的封底看到了一则广告，面向遭受性问题困扰的人们提供代理疗法。当时我依然相信，“我想要男人”只是个次要问题，真正的主要问题在于“我不想要女人”。我知道杂志封底并不是寻求手术信息的好地方，但是我的情况实在过于尴尬，不能向任何认识我的人吐露。我带着自己的全部积蓄来到了位于地狱厨房的一间临街办公室。在这里我接受了连篇累牍的对话，主题始终围绕着我的性焦虑。不过我无法向我自己与所谓的治疗师承认我就是对女性不感兴趣。我也并没有提到我与其他男性之间频繁而火热的性生活。我开始“咨询”一些要求我使用“医生”这个词来称呼他们的人，这些人给我开的处方是与我的“代练”一起进行“练习”——这些从事“代练”工作的女性严格说来并不能算是妓女，但是严格说来她们也不能算是其他任何职业的从业者。在一次疗程当中，我不得不全身赤裸、四肢着地，假装自己是一条狗。而代练则假装自己是一只猫。当时我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幕的深刻寓意：我们扮演了天性相互排斥的两个物种，而且还要发生亲密接触。出于好奇，我与这些女性打成了一片。她们当中有一位特别迷人的金发女郎，来自南方。她最终向我坦诚她其实是个恋尸癖，由于在太平间里惹出了麻烦，只得接受这份工作。代练疗法要求经常改换练习搭档，以免你只有在某个特定性伙伴面前才能放松下来；在第一次疗程当中，我的代练是一位波多黎各女性，她采用了女上男下的姿势，一个劲地上下扑腾，并且神魂出窍地哭喊着：“你进来了！你进来了！”与此同时我则紧张且百无聊赖地躺在那里，心里盘算着自己是否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异性恋。

除了细菌感染以外，其他任何病症都很难得到迅速且彻底的治愈。但是在当年那样一个社会与医学都在经历飞速变迁的时代，人们很难看清这一点。如果说我的毛病后来的确得到了治愈，那是因为我终于不再将同性恋视为病态了。四十五号大街上的那家诊所至今依然经常会在我的梦中出现：那位恋尸癖女士认为我这具苍白且大汗淋漓的躯体凑合着也能当成死尸供她消遣一番，那位一心想要完成任务的拉丁裔女士将我导引进入她体内的时候简直欢天喜地。我每周都要接受两个小时的疗程，一共持续了六个月。平心而论，这套疗程的确打消了我面对女性躯体的紧张心态。日后我又经历了若干次令我难忘的异性性交，而消除紧张心态对于性交的顺利进行的确至关重要。此外我确实真心爱上了这群女性当中的几个人，日后还与她们谈过恋爱。但是与她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无法忘记我所接受的“疗程”其实只是自我厌弃心理遭到蒸馏提纯之后的表现，而且至今我依然无法完全原谅曾经迫使我卷入此等猥亵之举的社会环境。在成年时期的最初几年里，我的心智一直遭受着来回撕扯，以至于几乎根本无法与任何人发展恋爱关系。

我之所以对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深刻差异产生兴趣，是因为我需要彻底调查我的遗憾与悔恨究竟源自何方。尽管我并不介意责怪我自己的父母，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经受过的许多苦痛其实来自更广大的外部世界，还有一部分苦痛源自我自身。有一次我与我母亲吵架吵到火头上，她伤心地对我说：“有一天你尽管可以找个治疗师，告诉他你那个糟糕的母亲怎样毁掉了你的生活。但是你再怎么抱怨那也是你的生活，就算真的被毁了那还是你的生活。所以好好活着吧，幸福的活着吧，去爱人也去被别人爱吧，因为这才是最重要的。”你尽管可以爱一个人但不接受他，你也可以接受一个人但不爱他。我曾经错误地认为我父母对我的爱有缺陷，因为他们未能全然接受我。今天我觉得我父母当年的感受恐怕主要还是茫然无措，就好比他们的孩子说着一口他们自己从来没想过要学习的外语一样。

父母怎么才能知道究竟应当根除还是庆祝子女身上特定的特质呢？在我出生的1963年，同性恋依然还是触犯刑法的行径。在我的童年时期，同性恋则是一种病症。在我两岁那年，《时代》杂志曾经这样写道：“即便完全从非宗教角度出发，同性恋行为也是对于性官能的滥用。同性恋是顶替现实的可悲次品，是逃离生活的可怜行径。因此同性恋理应获得公平、慈悲、理解以及条件允许时候的治疗。但是这种行为绝不值得加以鼓励、美化以及合理化，绝不能将同性恋捧上殉难少数派的虚假地位，绝不能用花言巧语将同性恋包装成为个人口味的差异——最重要的是，绝不能假装同性恋并不是什么险恶的疾患。”

话虽如此，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家还是有好几位关系密切的同性恋熟人——有些是我们家的邻居，也有些人在我的兄弟与我面前扮演了代理叔伯长辈的角色，他们经常与我们一起度假，因为他们自己家里的人们不接受他们。有一位艾莫先生，当年他从医学院辍学投奔二战前线，在西线奋战，回国以后又开设了一家礼品店。多年以来我一直听说他在战场上见到了许多惨不忍睹的景象，以至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回国以后就失去了行医的勇气。直到艾莫先生去世以后，陪伴他五十年的伴侣威利先生才告诉我，1945年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前往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医生那里就诊。战场上的可怖光景驱使着艾莫先生下定了忠于自我的决心，而代价就是放弃自己原本的职业生涯，一辈子为酒吧脚凳刷漆以及售卖陶器。从很多方面来说，艾莫与威利都是一对非常浪漫的眷侣。但是他们的生活始终无法摆脱悲哀的基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生活原本可能是另一番景象。经营礼品店是对于放弃行医职业的辩解，与我们家一起过圣诞节是对于遭到自家人排斥的辩解。艾莫先生的选择令我自惭形秽，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做出同样的选择，也不知道倘若我当真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是否拥有足够坚定的自制力来遏制心中的遗憾，使其不至于削弱我的爱。艾莫先生与威利先生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是什么活动家。但是他们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人所经历过的悲苦生平确实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正是因为前辈们经历了种种悲苦，我本人以及像我一样的人如今才能够幸福地生活。当我更加详细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的生平经历之后，我意识到我父母对于我的人生的忧惧并不仅仅是想象力过分活跃的产物。

在我的成年时期，同性恋已经成为了一种身份认同。我父母一直担心我会深陷其中的悲剧性叙事再也不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了。当年我想要粉红色气球，想吃土耳其面包布丁的时候——甚至在我出演亚吉能.孟克烈夫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如今我生活得多么幸福。但是将同性恋视为犯罪、疾患以及罪孽的三连击观点依然很有市场。有时候我觉与父母们谈论他们的残疾子女、强奸受孕的子女以及违法犯罪的子女并不算太难，相比之下单刀直入地询问有多少父母愿意看到自己的子女像我一样反而更不容易。十年前《纽约客》杂志曾经举行过一次民调，询问各位家长更希望看到以下哪种可能：自己的子女是婚姻幸福、生活充实、养儿育女的同性恋，又或者是孤独一生、遇人不淑、无儿无女的异性恋。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选择了后者。如果你宁愿自己的孩子不幸福也不想看到他/她不一样，那么你对于这种不一样的水平身份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了。在今天的美国，新的反同性恋立法隔三差五就会操着千篇一律的口吻冒出头来；2011年12月，密歇根州出台了《公共雇员伴侣福利限制法案》，禁止同性恋雇员的伴侣被纳入该名雇员的医保理赔范围，尽管市县各级政府雇员的所有其他家庭成员全都可以享受他本人的医保，包括叔叔、舅舅、侄子、外甥以及表亲。与此同时，在美国以外的更广大世界里，我所秉承的身份认同依然无法想象。同样是在2011年，乌干达差一点就通过立法，要用死刑来惩戒某些同性性行为。某份纽约杂志曾经这样描述男同性恋在伊拉克的遭遇：“街头开始出现男同性恋的尸体，往往在死前遭受过摧残。据信上百人已经遇害。行凶者用胶水封堵了受害男同的直肠，并向其腹内强行灌注大量泻药与水，直到受害人肠胃爆裂为止。”

如今绝大部分以性取向为导向的立法都转向了以下理念：假如你后天选择了同性恋，那你就不应当得到保护，但是假如你先天生下来就是同性恋，那么或许你的确应当得到保护。少数派宗教的信徒之所以得到保护，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如此，而是因为我们承认这些人有权利探索、主张并秉承自己所认同的信仰。1973年，活动家们的努力促使同性恋离开了精神病症的官方清单。但是同性恋权益依然要依附于以下主张，即同性恋是非自愿且不可改变的。这种将非典型性取向当做残疾的模型的确令人沮丧，但是只要一有人主张同性恋是个人选择的产物或者并非一成不变，立法者与宗教领袖就会试图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剥夺同性恋群体的权利并且对其加以治疗。今天，同性恋男性与女性依然在各种宗教改造营地里以及罔顾道德或者误入歧途的医师手下接受着“治疗”。福音派基督教的去同性恋运动喋喋不休地试图说服同性恋相信，他们的欲望完全出于自觉自愿，尽管这种说法与他们的切身体验背道而驰。成千上万的同性恋都曾被他们的规劝搞得心烦意乱。反同组织“弥撒抵抗”的创始人曾经声称同性恋理应成为歧视的对象，因为如此明目张胆的变态之举显然出于自愿。

有人认为只要为同性恋提供生物学上的解释，就能增进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地位。可悲的是，近年来科学研究成果所引起的反应表明，这种看法同样也是错的。 性学家雷.布兰查德曾经描述过所谓的“兄弟出生顺序效应”，认为随着一位母亲孕育男性胚胎次数的增加，胎儿成为男同性恋的概率也会稳步提升。研究数据发表之后没过几周，就有人给他打来了电话。此人原本雇佣了一位此前生过好几位男婴的代孕母亲。现在他决定不再雇佣这位女士。“我真不想要这个……尤其是假如我本人需要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有一种名叫地塞米松的药物，原本用来治疗关节炎。不过这种药物也有标签以外的用法：有些女性可能会生下外生殖器部分男性化的女儿，而这种药物则被用于治疗这些女性。纽约西奈山医院的研究员玛利亚.纽认为，在怀孕初期服用地塞米松能够降低女婴日后成为女同性恋的可能性。她还主张这种药物能使女孩子长大成人以后更有兴趣生儿育女以及承担家务，抑制女性的攻击性，使其更加羞涩。甚至还有人主张此类疗法可以在一般人口当中控制女同性恋。动物实验表明，施用于孕期的地塞米松似乎导致了许多健康问题。但是假如当真能够利用药物来控制女同性恋，研究人员早晚会找到更安全的药物。类似这样的医学发现将会造成不容忽视的社会影响。假如我们研发了产前检测同性恋的试纸，很多夫妇都会选择打掉同性恋胎儿。假如我们研发了安全可行的预防同性恋药物，很多家长都将愿意试用。

我绝对不会坚持要求不想要同性恋子女的父母必须生养同性恋子女，就好比我绝对不会要求不想生养孩子的夫妻生养孩子一样。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一想到布兰查德与纽的研究成果，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某个濒危物种的一份子。我并不想以传教的态度来宣扬同性恋。我丝毫不打算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垂直传承给我自己的子女。但是我的确不希望看到我的水平身份就此消失。无论是为了那些与我一起分享我的身份认同的人，还是为了那些置身于这套身份认同以外的人，我都不想看到这一幕成为现实。我不希望看到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受到损失，尽管身为多样性的承载者有时的确会令人感到有些身心憔悴。我绝不会希望任何一位特定的个人成为同性恋。但是只要一想到有朝一日或许任何人都不会是同性恋，我就会忍不住怀念我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时身兼着双重角色，既是偏见的加害者，也是受害者。我们对于针对自身的偏见的理解也会影响我们对于其他各种偏见的反应。将我们所知的残忍与伤害推而广之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人，但是这种做法并非没有局限性。具有水平身份的子女的父母也往往缺乏同理心。我母亲与犹太教之间的纠葛无助于她应对我的同性恋问题；直到我有意识地将耳聋与同性恋进行对比之前，我的同性恋身份也并不能使我成为一名合格的聋人子女的父亲。我曾经采访过一对养育了一个跨性别子女的女同伴侣，她们两个一致认为堕胎医师乔治.提勒（George Tiller）活该被杀，因为圣经指明了堕胎是错误的。与此同时，她们两个又因为自己的身份以及自己孩子的身份招致的不宽容而感到震惊与沮丧。诚然，我们深陷于各自处境的艰辛与煎熬当中，而且寻求自己与其他群体的共同路线也殊为不易，即便只是想一想都会觉得身心交瘁。许多同性恋人士都很不愿意与残疾人扯上关系，就好比许多非裔美国人反对同性恋活动家采用民权运动的用语一样。但是将残疾与同性恋相提并论并不是对任何一方的贬低。我们都是有缺陷的，我们都是古怪的，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都是很英勇的。我们可以从同性恋的经历当中推导出合理的推论：人人都有自己的缺陷，人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而且这两者往往都是一回事。

如果没有我母亲持之以恒的干预，我可能永远也学不会流利地说话与书写。一想到这种可能我就难免感到害怕。每一天我都由衷地感激自己的诵读困难症得到了足够圆满的解决。相反，如果我是异性恋的话，我的生活的确可能会更容易，但是如今我已经全盘接受了以下理念：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一场场斗争，我就不可能成为我，而且我更希望成为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我无法想象那个人的境况，而且假如我真的成为了他，也肯定不是出于我自己的选择。话虽如此，我还是经常会想，要不是同性恋骄傲运动张罗起来的各种异彩纷呈的欢腾庆典，我或许至今也无法对于自己的性取向感到释怀。我之所以要撰写这本书，自然也有为同性恋骄傲运动张目的意思。我曾经认为，等到有朝一日我能够无悲无喜地看待自己的性取向的时候，我就算真正成熟了。如今我决定反对这种观点，部分原因在于我对于同性恋的感受丝毫谈不上客观中立，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的自我厌憎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了一道呲牙咧嘴的虚空深渊，只有通过欢乐与庆祝才能将其填补平整。就算我在私人生活当中充分偿还了多年阴郁的欠债，但是恐同与偏见依然还在外部世界游荡不止，它们造成的伤害必须加以弥补。我的确希望有朝一日我的同性恋身份能够消解成为平淡无味的事实，既不值得庆祝，也不会横遭指责。但是我们尚且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有一位朋友觉得目前的同性恋骄傲运动被自己的声势冲昏了头，因此建议同性恋群体每年组织一次“同性恋谦逊周”。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但是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了。看似位于耻辱与欢庆之间的完全中立实际上是长期斗争的最终结果。只有当平权运动彻底丧失必要性之后，真正的中立才会到来。

我曾经为自己的未来构想过五光十色的可能，但是我居然真的会喜欢成为自己这件事依然令我感到惊奇。我的内心满足可谓来之不易，这份满足反映了一条非常简单的事实：内在平和往往取决于外在平和。在诺斯替教派的多马福音当中，耶稣曾经这样说道：“你若是将心中所有的显现出来，那心中所有的便能拯救你；你若是不能将心中所有的显现出来，那心中所有的便要杀灭你。”当我与当代宗教机构的反同性恋立场发生冲突的时候，经常希望这句话当年能够入选正典，因为耶稣的这条信息包容了许许多多具有水平身份的人们。将同性恋取向锁在心中差一点就杀灭了我，将同性恋取向公之于众又差一点拯救了我。

我小时候患有诵读困难症。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依然患有诵读困难症。直到今天我在手写的时候依旧不得不盯紧每一个在我笔下成型的字母，即便如此我还是会经常搞错字母的顺序或者遗漏字母。我的母亲很早就发现了我的诵读困难症状，因此从我两岁那年就开始陪我一起读书。我经常一整个下午都坐在她腿上，学习单词发音，训练的劲头活像是语音界的奥运会运动员。我们练习字母书写的时候就好像字母的形状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事物。为了维持我的注意力，她送给我一个黄色毡毛封皮的笔记本，上面绣着小熊维尼与跳跳虎。我们制作了很多识字卡片，在坐车的时候拿出来玩游戏。我全心沉浸在母亲对我的全然关注当中，我母亲教我识字的态度也总是掺有一丝玩乐的成分，似乎这是全世界最有趣的谜语，专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游戏。我六岁那年，我的父母为我在纽约申请了十一所学校，所有这十一所学校全都拒绝了我们的申请，声称我永远也不可能学会读书写字。一年以后，我终于被一家学校录取了。校长十分勉强地认可了我的高级阅读技巧，承认我的表现推翻了一度曾经预言我永远学不会阅读的测试结果。这次凯旋在我们家里树起了一面高扬的旗帜。我与诵读困难的斗争取得了初期胜利，这场胜利极大地影响了我日后的成长：凭借着耐心、爱、智识与意志力，我们击溃了神经系统的异常病态。不幸地是，这次胜利也为日后我们家的另一场斗争搭建了舞台。当另一类公认反常状态——也就是同性恋取向——的征兆在我身上鬼鬼祟祟地显现出来的时候，此前的胜利使得我们很难相信自己无法克服这些迹象背后的病根。

人们经常问我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的。我不清楚确切知道这一点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的确花费了不少时间才明确自己的性取向。不过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想要的东西很不寻常，与大多数人的需求格格不入，以至于我根本不记得在此之前的时光。近来的研究显示，早在两岁的时候，日后将要成长为同性恋的男孩子就会显现出反感打闹嬉戏的迹象。到了六岁的时候，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作出与性别角色明显不符的行为。因为很早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的许多行事冲动都缺乏赳赳男儿的气概，于是我就踏上了进一步自我再造的旅程。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让我们写下自己最喜欢的食物。其他人写的都是冰激凌、汉堡包与炸薯条。我却骄傲地选择了自己曾经在东二十七街的一家亚美尼亚餐馆吃过的土耳其面包布丁配奶油卷。我从来没有与其他同学交换过棒球卡，而且在校车上经常念叨歌剧里的情节。所有这些作法都无法使我在学校里受到欢迎。

家里人倒是都很喜欢我，但是我一直是矫正的对象。我七岁那年，我母亲领着我和我兄弟去麦迪逊大道上的印度之路鞋店购物。要走的时候，售货员问我们想要什么颜色的气球。我兄弟想要大红色的气球，我则想要粉红色的气球。我母亲正色答道我其实并不想要粉红色的气球，因为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我最喜欢的颜色其实真是粉红色，但是在她的注视之下，我只能违心地接受了蓝色的气球。今天我最喜欢的颜色的确已经变成了蓝色，但是我依然还是同性恋。这一事实不仅证明了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力，还彰显了这股影响力的局限性。有一次她曾经说道：“你小时候不喜欢其他孩子的玩法，我也鼓励你做你自己。”接下来她又半开玩笑地补充道：“有时候我觉得当时我对你太放任了。”有时候我倒是觉得她对我放任得还不够。但是不管怎么说，她对于我的个性的鼓励的确塑造了我的人生，尽管她当时的态度无疑有些模棱两可。

我的新学校奉行准自由主义的教学理念，并且打着种族融合的旗号，这意味着我们班上有两三个拿奖学金的黑人与拉美裔儿童，他们基本上不与其他同学打交道。我在这座学校的第一年，一位名叫黛比.卡马乔的拉美裔同学在哈莱姆举行了一场生日派对。她的父母不清楚纽约私营教育体系的运作规程，结果将派对的举办时间选定在了校友返校舞会的同一周末。得知此事之后，我母亲问我假如我的生日派对没人参加我会多么难过，并且坚持我必须去。我怀疑就算没有这么方便的借口，班上的许多孩子恐怕也不会参加她的派对。我们全班一共有四十个人。算上我在内，班上的白人孩子一共只来了两个。派对现场简直令我心惊胆战：黛比同学的表姐妹们硬要拉着我跳舞；所有人都只说西班牙语；所有的食物都是油炸的，而且我从来没见过。此情此景吓得我六神无主，哭着跑回了家。

我当时并没有将所有人都回避黛比的派对这件事与我本人不受欢迎的事实联系起来，尽管几个月之后我又被打击了一次。鲍比.芬克的生日派对邀请了全班所有人，唯独没有邀请我。我母亲给他母亲去了电话，以为他把我漏下了。芬克夫人说她儿子不喜欢我，也不希望我参加他的派对。派对当天，我母亲来学校接我，并且直接领着我去了动物园，还在老派詹宁斯先生餐馆吃了一份热巧克力圣代冰激凌。日后我才意识到我母亲当时多么为我感到心疼——当时她恐怕比我更不好受，或者说比我允许自己意识到的感受更不好受。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她的温柔体贴其实是为了补偿来自外部世界的侮辱。当我考虑我的同性恋取向为我的父母带来了怎样的不适的时候，我能理解我的弱点将我母亲推向了多么脆弱的境地，也能理解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先发制人地驱散我的悲伤，让我确信我们用不着在别人的世界里寻找快乐。禁止我选择粉红色的气球肯定也是保护性举措的一部分。

我很高兴我母亲叫我参加了黛比.卡马乔的生日派对，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还因为这件事标志着我开始养成了宽容的态度。尽管当时我还懵然无知，不过等我成人以后这种态度将会使我有能力接受我自己并且找到幸福。我的确忍不住想要将我本人以及我的家庭描绘成为自由主义例外论的闪亮灯塔，但是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小学的时候，我曾经戏弄过一位黑人同学，声称他长得很像社会研究课本插图当中住在圆顶茅草屋里面的非洲原始部落儿童。我当时没觉得这是种族主义，只觉得好玩，而且多少不算错。多年以后，当时的回忆令我后悔不已。后来这位同学在脸书上联系上了我，我诚恳地向他做出了道歉。我说我唯一能拿来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就是在学校里面做同性恋很不容易，为了排解我自己受到的歧视，我又将歧视施加在了别人头上。他接受了我的道歉，并且告诉我他其实也是同性恋。他的经历令我肃然起敬，因为针对他的两种偏见当年都曾在学校里大行其道，而他还是挺过了如此恶劣的环境。

小学是一片暗流汹涌的水域，我在其中只能不知所措地挣扎扑腾。但是在家门之后，偏见永远不会与残忍搅和在一起。在家庭当中，我身上那些比起诵读障碍更加难以纠正的毛病总会遭到最大限度的淡化，绝大多数情况下我的怪癖也总能得到家人的体谅与迎合。十岁那年，我突然对列支敦士登公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年以后，我父亲趁出差的机会带着全家人来到了苏黎世。一天早上，我母亲宣布她要开车带着我们前往列支敦士登的首都瓦杜兹。这次旅行显然是为了满足我的愿望，而且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愿望，换句话说全家人都在迁就我。至今我依然牢记着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的激动心情。回想起来，我对于列支敦士登的痴迷的确很奇特，但是禁止我选择粉红气球的母亲这一次却体贴地专门安排了一整天的行程。我们在一家美丽的咖啡馆里吃了午饭，游览了当地的艺术博物馆，还参观了当地的印刷所，令列支敦士登扬名世界的邮票就是在这里印制的。尽管我并不总是觉得家里人认可我的存在方式，但是我的确总能感到我的各种古怪之处得到了承认与放任。不过界限的确存在，而粉红气球逾越了界限。我们家的规矩是在同一的公约框架下保持对于差异性的兴趣。我不满足于仅仅观察这个大千世界，还想亲身体验这个世界的宽广与多彩：我希望自己能潜入海底撷取珍珠，我希望自己能将莎士比亚的著作倒背如流，我希望自己能冲破音障，我还希望自己能学会织毛衣。从一个角度来说，像这样改造自我的欲望或许可以表明我试图将自己从不受欢迎的生存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想法都是我在自我本质面前做出的姿态，也是我最终接受自我本质的关键支点。

甚至早在幼儿园里，我在午休的时候就喜欢与老师谈话，因为我口齿不清，其他小朋友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老师们大概也听不懂，不过他们都是成年人，因此很有礼貌地让我说了下去。到了七年级，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躲在布瑞尔夫人的办公室里吃午饭，她是低年级部主管的秘书。直到中学毕业我都从来没有去过食堂。因为在食堂里我要么与女生坐在一起，这样一来难免受人嘲笑，要么与男生坐在一起，这样一来别人又会笑话我本来应当与女生坐在一起。随大流的冲动往往是定义童年生活的界定性因素，但是这种冲动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当我开始考虑性问题的时候，同性恋的离经叛道简直令我心潮澎湃不能自已——我意识到，性行为对于少年人来说本来就是禁区，而我想要的东西甚至还要更加与众不同并且不为世间所容。同性恋对于我来说就像土耳其风味的甜食或者列支敦士登一日游一样令人振奋。但是我同时也想到，假如有人发现我是同性恋，那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我的母亲不希望我成为同性恋，因为她觉得我将会因此吃很多苦头。不过她也同样不希望自己成为同性恋的母亲。问题并不在于她想控制我的人生——尽管就像绝大多数家长一样，她的确真心相信她眼中的幸福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问题在于她想要控制她自己的人生，尤其是想要改变自己作为同性恋母亲的人生。不幸的是，解决她的问题必然意味着将我牵扯进来。

很早的时候我就学会了深切憎恨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因为如此卑怯的姿态其实应和了我们家对于另一类垂直身份的反应。我母亲是犹太人，而且她认为当犹太人很丢脸。这个观点是从我姥爷那里学来的。他一辈子都掩饰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免丢掉自己在公司里的高级职位——这家公司拒绝雇佣犹太人。此外他还是一家拒绝犹太人加入的乡村俱乐部的成员。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母亲曾经与一位来自德州的男士订下了婚约。但是后来男方的家族威胁他，要是他胆敢娶犹太老婆就将他逐出家门，于是这位男士就解除了婚约。这次事件重创了我母亲的自我认知，因为在此之前她都从来没有将自己视为犹太人。她觉得自己想成为什么人就能成为什么人。五年后她嫁给了我父亲——他也是犹太人——并且从此生活在了一个基本上由犹太人组成的社会圈子里面。但是她的内心深处总是潜藏着一股反犹主义思潮。她总能看到符合各种刻板模式的人，并且评论道：“就是这些家伙搞坏了我们的名声。”九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位班花，我问我母亲对这个小姑娘有什么看法，她说：“她看上去太像犹太人了。”她这种自怨自艾的自我怀疑心态也围绕着我身为同性恋的事实组织了起来：换句话说，我继承了她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的天赋。

童年结束之后很久，我依然紧紧地抓着童年的玩物不肯松手，将它们当做阻塞性意识的堤坝。如此任性的不成熟心态之上又覆盖了一层维多利亚风格的做作与拘禁，后者的用意并非掩饰性欲，而是要将性欲彻底根除。我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天马行空的想法，觉得自己能成为《小熊维尼》系列童话里的主人公克里斯朵夫.罗宾，永远住在百亩森林里面。事实上，《小熊维尼》的最后一章如此令我感同身受，以至于我根本不忍心听人讲述，尽管我的父亲将全部其他章节都为我朗读了几百遍。《小熊维尼的房子》全篇这样结尾：“无论他们去了哪里，无论路上发生了什么，在森林深处的那块魔法地，一个小男孩与他的小熊总会在一起玩耍。”我决心要成为那个小男孩与那头小熊，永远将自己封冻在童稚时光，因为长大成人对于我来说就意味着一望无尽的羞辱。十三岁那年，我买了一本《花花公子》杂志，花了好几个小时认真翻阅，试图打消自己看到女性胴体时的不适感。就连写家庭作业都没这么令我头痛。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早晚都必须与一名女性发生性关系，但是我觉得自己真的做不到。因此当时我经常想到死亡。我内心里不愿意成为克里斯朵夫.罗宾、不愿意永远躲在魔法森林里玩耍的那一部分正在暗自策划着效仿安娜.卡列尼娜，将卧轨而死当成自己的出路。回头看看，这样的二元心理实在是可笑得很。

八年级的时候我在纽约霍瑞斯曼高中就读。有一个比我年长的孩子嫌弃我的举止，并且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珀西”。我们两个上学要搭乘同一辆校车。每天我一上车，他和他那帮哥们就会齐声高呼“珀西！珀西！珀西！”有时候我会与一位非常羞涩以至于不敢与别人说话的华裔男孩坐在一起（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也是同性恋），还有的时候我则与一位几近失明的女孩坐在一起，其他学生对待她的态度同样非常残忍。有时候，车上的所有人都会一起加入这场挑衅大合唱。整整四十五分钟的车程里，所有人都会扯着嗓子高喊“珀——西！珀——西！珀——西！”：从第三大道到罗斯福车道，穿过威利斯大道桥，从狄根少校高速公路的一头直到另一头，最后直到河谷区246号大街，喊声始终不会停歇。那位盲人姑娘一直反复告诫我“别理他们”。于是我就坐在那里，谁也骗不了地假装什么事也没有。

整整四个月之后，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我母亲问我，“最近校车上出什么事了吗？有没有其他学生叫你珀西？”原来一位同学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母亲，他的母亲又打电话转告了我的母亲。我承认了以后，她紧紧抱住我，很久没有松开。然后她问我为什么没有尽早告诉她。我从来没想过应该告诉她这件事，一部分原因在于谈论如此丢人的事情似乎只能使其更加真切，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我觉得就算告诉她也没用。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我觉得我母亲同样也会十分厌憎令我遭受折磨的特质，而且我真心想要保护她免于失望。

从那以后，校车上多了一位监管老师，于是再没有人公然进行珀西大合唱了。充其量也就是有人会在校车上与学校里喊我两声“死基佬”，往往在老师们能听到的范围内，而他们也并不会特意阻止此类行为。这一年，科学课老师告诉我们男同性恋都有大便失禁的毛病，因为他们的肛门括约肌被玩坏了。恐同的思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无处不在，但是我们学校里面眼高于顶的校园文化尤其打造了一套锋刃犀利杀人不见血的恐同观念

2012年6月，《纽约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霍瑞斯曼校友阿摩司.卡米尔的文章，其中揭露了若干位男性教师针对学校男生的性侵犯与虐待，从时间上来说恰好正是我在那里上学的时候。文章援引了若干位受害学生的证言。在经历了如此可怖的遭遇之后，这几位学生要么染上了毒瘾或者酒瘾，要么沉湎于其他类型的自毁行为。有一位学生还曾经在不惑之年自寻短见，因为他的家人顺藤摸瓜地发现了他那饱受挤榨的少年经历，以至于多年累积的绝望终于压倒了他。这篇文章令我心碎，也令我困惑不已。因为根据文中控诉曾经做出此等行径的好几位老师当年对我都特别好。我在霍瑞斯曼度过了一段孤独而又凄凉的时光，而这些老师对待我的态度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加和善。我最敬爱的历史老师曾经带我出去吃晚餐，他送我一本耶路撒冷版圣经，还经常在其他同学都不想与我扯上关系的时候趁着课间与我闲聊。我的音乐老师让我在全校音乐会上表演独唱，允许我对他直呼名字，在他的办公室里陪他聊天，还组织学校的合唱俱乐部进行巡演，这段经历算得上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冒险经历之一。他们似乎全都看出了我究竟是什么人，并且并未因此而看低我。正是因为他们心照不宣地认可了我的性取向，我才没有沦为瘾君子或者走上绝路。

九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兼学校橄榄球队教练）一直缠着我，想和我谈论手淫的问题。我简直被他吓瘫了。我以为他是在故意给我下套，假如当真与他谈话，他就会四处宣扬我是同性恋，这一来我肯定会进一步沦为更加不堪的笑柄。不过除了他以外，其他教职员都没有动过我一个手指头——可能是因为我当时身材瘦小，社交能力低下，还带着眼镜与牙套，也许是因为我的父母向来有护犊子的名声，还有可能当时的我身上笼罩着一股自我隔绝的傲慢气质，因此看上去比其他学生更不容易下手。

在与我交谈之后不久，这位美术老师就遭到了指控与解雇。接着我的历史老师也被解雇了。一年以后他了结了自己的性命。我的音乐老师当时已经结婚了，他总算挺过了后来的“恐怖统治”——这是一位同性恋教师日后对于那段时光的称呼，因为许多同性恋教师都在这个时期遭到了学校的驱逐。在写给我的信中，卡米尔认为校方之所以解雇与性侵事件并无关系的同性恋教师，是因为“一场遭到误导的尝试，旨在根除恋童癖。为此校方虚伪地将恋童癖与同性恋当成了一回事。”学生们之所以肆无忌惮地说长道短，甚至胆敢当面对这些老师出言不逊，正是因为学校方面明目张胆地认同他们的偏见。

学校戏剧部的负责人安妮.马凯是一位女同性恋，她低调地熬过了这段歧视横行的时期。在我毕业二十年以后，我们两个开始通过电子邮件相互联系。此后又过了十年，我听说她已经走到了弥留之际，于是开车来到长岛东头探望她。阿摩司.卡米尔此前联系过我们两个人，当时他正在为自己的文章进行调查。我们两个都因为他的指控而感到不安。马凯小姐是一位很睿智的老师，她曾经和蔼地向我解释，之所以一直有人挑逗我是因为我的步态，还向我展示了更加自信的走路方式。她曾经在我升到高年级的时候排演了王尔德的《不可儿戏》，并且为我安排了亚吉能.孟克烈夫的角色。我这次来是为了向她表示感谢，可是她叫我来却是为了向我道歉。

她解释道，她此前干过另一份教职。结果关于她与另一名女性同居的流言传到了学校里。家长们提出了抗议，于是她在余下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隐藏着自己的真实性取向。如今她很后悔自己当年始终与我维持着公事公办的疏远距离。她觉得自己原本可以成为指引同性恋学生的灯塔，但是却辜负了这些学生们——尽管我们都清楚，假如她当时的态度更开放，肯定会丢掉工作。当年我还是她的学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可能更亲密了。但是几十年后重新谈及往昔，我才意识到当时我们两个当年究竟多么疏远。我真心希望我们两个能够成为同龄人，哪怕仅仅是片刻而已，因为四十八岁的我肯定能够与曾经在少年时期教导我的马凯小姐成为好朋友。校园以外的马凯小姐是一位同性恋权益活动家，如今我也成为了这样的人。在学校里，我知道她是同性恋，她也知道我是同性恋。但是我们各自的同性恋取向如同囚笼一般禁锢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两个根本无法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个问题，只能向彼此提供善意而不是真相。这么多年以后再次与她见面激起了我心中旧有的孤独感。这次见面提醒了我，除非我们能够将囿于个体的身份转化成为水平层面上的团结一致，否则非常态的身份认同可以使人陷入多么孤立无援的境地，。

阿摩司.卡米尔的文章发表之后，霍瑞斯曼高中的校友们举行了一场局促不安的在线联谊会。有人写道他既为受害者感到难过，也为加害者感到难过，后者“是一群受伤而迷茫的人。这个世界教导他们，他们渴求同性的欲望是病态的表现，而他们则不得不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上下摸索。学校是世界的镜像。学校不是完美的桃花源。并非每一位教师都具有健全的人格。我们固然可以谴责这些教师，但是他们仅仅是症状而不是病根。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不宽容的社会塑造了一群自我厌憎的人，他们又因为这种自我厌憎的心态而作出了不恰当的举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性接触之所以不可接受，是因为这种行径利用了师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等，以至于模糊了强力胁迫与两厢情愿之间的界限。此类行为经常会导致无法愈合的创伤。卡米尔采访并描述过的学生们显然如此。我经常思索我的老师们怎么能作出这种事来。我觉得假如某人的核心存在方式被视为疾病与犯罪，那么这种存在方式与更严重罪行之间的区别界限在此人看来恐怕也并不会是不容置疑的铁律。将身份当做病态来对待必然会促使真正的病态越发凸显。

1993年，《纽约时代》委派我调查聋人群体的文化。起初我以为耳聋就仅仅是一种缺陷而已。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步步走进了聋人的世界。绝大多数聋人子女的父母都具备听力，而这些父母往往会优先培养子女在有声世界里所必需的能力，不遗余力地教他们发音说话与读唇术，并且心安理得地忽视子女教育的其他方面。有些聋人的确擅长读唇，说起话来也能让别人听懂，但是也有很多聋人并未掌握这样的技能。年复一年，他们无休止的接受着听力检查师与言语病理学家的矫正，而不是去学习历史、数学与哲学。很多聋人子女在青春期误打误撞地遭遇了聋人身份认同，并且感到自己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他们步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手语才是这个世界里的正统语言。他们在这个世界里发现了自己。有些有听力的家长接受了这一步强大的新发展，另一些家长则对此竭力加以阻挠。

此情此景实在令我感同身受，因为我本人是一名男同性恋。同性恋子女往往在异性恋父母的视野里长大，他们的父母往往认为他们最好还是能够成为异性恋，有时还不惜采取强力折磨的方式迫使他们就范。这些同性恋人士往往会在青春期或者此后发现同性恋也可以是一种身份认同，并且因此大感宽慰。在我着手撰写聋人问题的时候，能在一定程度上模拟听觉的人工耳蜗还是新近才发明的技术。这项技术的发明人将其盛赞为治愈严重残疾的妙方，而聋人群体则哀叹这是相当于种族灭绝的攻击手段，将要扼杀他们这个充满活力的族群。今天论辩双方的遣词用语都已经缓和了不少，但是论题本身却更复杂了，因为事实表明耳蜗植入的时机越早——最好是在婴儿时期——效果就越好。因此在子女有能力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形成或表达自己的意见之前，父母往往就已经替他们做出了决定。作为这场论辩的旁观者，我很清楚，假如与耳蜗植入相对应的性向矫正技术同样存在的话，我的父母也一定会毅然决然地同意采用这种手段确保我成为异性恋。我毫不怀疑，这种技术倘若当真问世，必然会抹杀绝大部分现有的同性恋文化。我一想到这样的威胁就感到难过。但是随着我对聋人文化的理解日趋深入，我意识到虽然我父母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在我看来十分蒙昧落后，但是假如我生养了一名耳聋的子女，我对于耳聋的态度其实也与他们相差无几。我的第一反应肯定也是尽我所能地解决掉子女身上的畸变。

接下来，我的一位朋友生了一个女儿。这孩子是个侏儒。我的朋友一直在考虑她究竟应当怎样养育这个孩子，是否应当将自己的女儿当做仅仅是身高差一截的普通人，是否应当在侏儒群体当中为自己的女儿找几个榜样，以及是否应当研究一下肢体延长手术的可行性。在她倾诉自己的困惑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个熟悉的模式。当初我曾经因为意识到自己与聋人之间具有共同立场而大为惊骇，如今我却正在认同一位侏儒。因此我不由得想到社会上究竟还有哪些人正等着加入我们这一大帮开心愉快的边缘群体。如果说作为病态的同性恋可以衍生出作为身份认同的同性恋，如果说作为病态的耳聋可以衍生出作为身份认同的聋人文化，如果说侏儒这样显然的残障也能成为身份认同的凭据，那么社会上肯定还有很多同样身处夹缝进退不得的群体。想通了这一点简直令我如梦初醒。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属于一个人数有限的少数群体，现在我却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拥有大量的同伴。差异将我们团结在了一起。尽管这些林林总总的经历的确可以将遭受影响的人们孤立起来，但是伴随着这些经历的抗争与斗争却在千百万人之间建立了最深切的联系，将他们聚合成为了一体。与众不同才是司空见惯的情况，一丝不差的典型状态不仅极其少见，而且十分孤寂。

就像我的父母当年误解了我的本质那样，其他父母也一定正在误解自己子女的本质。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子女的水平身份无异于对他们自身的冒犯与顶撞。一般的父母至少一开始并不具备必需的知识、能力与实际行动，以至于无法应对一名子女与其他家庭成员的标志性差异。另一方面，这孩子与绝大多数身边同伴之间也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因此往往更难得到理解与接受。虐待成性的父亲往往会对在外形上与他们更相似的子女手下留情。假如你的父亲就喜欢向弱小者施加暴力，那你最好祈祷自己继承了他的五官相貌。家庭往往倾向于在童年的最初期就强化垂直身份，不过很多家庭却反对水平身份。垂直身份往往能得到尊重，水平身份却经常被视为缺陷。

诚然，黑人在今天的美国的确面临着许多不利条件。但是并没有人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基因表达使得黑人父母能够生出头发笔直顺滑、肤色白皙的下一代。今天的美国对于亚裔、犹太裔或者女性而言有时也并不算友好，但是并没有人公然声称亚裔、犹太裔或者女性应当采取各种手段将自己变成白人男性，否则就是犯傻。许多垂直身份都令人感到不适，但是我们并未因此就试图采取同质化方针来抹杀它们。身为同性恋所遭受的劣势与不利未必就比上述几类垂直身份更严重，但是绝大多数家长都长期以来都希望将自己的同性恋子女矫正成异性恋。反常的身体形态往往更令观者感到惊骇，当事人的反应却不会如此激烈。但是众多父母们依然心急火燎地想要依靠正常化的手段来降服肉体例外主义，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子女往往都会因此而承受巨大的心理代价。为一个孩子的心智状态贴上病态的标签——无论是自闭症、智障还是跨性别心理——与其说反应了这些状态为孩子自身带来的不适，倒不如说反映了家长因为这些状态所遭受的痛苦纠结。有很多遭到矫正的异常状态假如不加干预的话兴许反而更好。

对于自由派对话而言，“缺陷”（defective）这个形容词很久以前就沦为了洪水猛兽。但是替代这个词的医学术语——疾病、综合症、症状——也可以不动声色地表达几乎同等强度的负面意味。我们经常使用疾病一词来贬低某种存在方式，又用身份一词来肯定同一种存在方式。这样的两分法其实只是障眼法而已。用物理学来打个比方吧。哥本哈根诠释认为能量与物质有时以波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则以粒子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意味着能量与物质既是波又是粒子，仅仅因为人类的局限才不能同时看到两种状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保罗.狄拉克也发现，如果我们研究与粒子相关的问题，光就会呈现出粒子的形态，假如我们研究与波有关的问题，光就会显现出波动性。人的自我也包涵了这样的特质。决定自我的很多条件既是疾病又是身份，但是我们只有在模糊了一方的情况下才能看到另一方。身份政治对于疾病的理念嗤之以鼻，而医学又克扣了身份认同的正当性。如此狭隘的作法对于双方都有损无益。

通过将能量视为波，物理学家能在有些方面理解世界；通过将能量视为粒子，他们又能在另一些方面理解世界。而量子力学则有助于他们将自己搜集到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同理，我们必须检视“疾病”与“身份”的深层含义，必须理解观察与论断总会发生在这两个领域的某一个当中，并且还要形成彼此融合的叙述机制。 我们需要构建一套全新的词汇表，使得这两个概念不再彼此作对，而是利用它们来描述同一种境遇的各个兼容侧面。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改变评估个人与生活价值的方式，从而达成更加普遍包容的健康观念。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我仅仅知道我能够用言语表达的知识。”言语的缺位就是亲密关系的缺位，所有这些经历都在饥肠辘辘地盼望着语言的滋养。

下文当中我所描述的孩子们全都具有令父母感到陌生与茫然的水平境遇。他们是聋人与侏儒；他们患有唐氏综合症、自闭症、精神分裂症或者多发性严重残疾；他们是智商过人的神童；他们是强奸罪行的产物；他们是罪犯；他们是跨性别者。有一句经久流传的谚语，说是果实总会落在果树附近，意为子女总会与父母相似。如此说来，这些孩子就是落在远方的果实——有些人落在了相隔好几个果园的地方，还有些人干脆落在了另一个世界。然而无数个家庭还是学会了宽容、接受并最终赞美自己的孩子，尽管这个孩子完全不符合他们当初的预想。这个转变过程经常受到身份政治与医学进程的正反两方面影响——这两者如今都已经极其深入地渗透进了千家万户，即便在二十年前这一点也是无法想象的。

所有的后代都会令他们的父母惊骇不已；这里描写的戏剧化场面仅仅是常见主题的变体而已。通过研究极大剂量地使用某种药物的效果，我们能够了解这种药物的许多特质。通过将某种建筑材料加热到极度高温，我们可以确定这种材料能否实际应用。同理，探寻这些极端案例有助于我们理解普遍存在于所有家庭当中的亲子差异现象。常态以外的子女能够放大父母身上原有的潜在倾向：那些可能会成为坏父母的人们大抵将会成为可怕的父母，但是那些可能成为好父母的人们则往往将会成为非凡的父母。我的看法恰好与托尔斯泰相反：拒绝接受各种异常子女的不幸家庭都是相似的，而那些努力接受这些孩子的幸福家庭则各有各的幸福。

因为今天即将为人父母的人们未必非得生养遭受水平挑战的孩子不可，而是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那些已经生养了此类子女的父母的经历可谓至关重要，因为这些经历非常有助于拓宽我们对于差异的理解。父母对于孩子的早期反应与互动方式决定了这个孩子如何看待自己。这些经历也极其深切地改变了涉身其中的父母们。假如你的孩子有残疾，那么你永远都是残疾子女的父母。这就是关于你的最基本事实。其他人对于你的理解与解读都将以这一点为基础。这些父母一开始往往倾向于将畸变视为病态，然后习惯成自然的适应过程与爱才逐渐赋予了他们应对全新古怪现实的能力——具体做法往往是引入身份认同的语言。与差异的亲密关系自然会助长包容差异的能力。

许多此类身份如今都面临着遭到根除的危险。为了维护这些身份，很有必要宣扬一下这些父母如何学会幸福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为我们所有人指明了一条道路，使得我们能够拓宽我们对于人类家庭的定义。了解自闭症患者对于自闭症的看法，或者侏儒对于侏儒症的看法，对于所有人来说都非常重要。自我接受固然是理想状态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没有家庭与社会的接受，单纯依靠自我接受并不能改善许多水平身份群体正在遭受的无情不公正境遇，更无法带来实质性的改革。我们生活在一个视异为仇的时代。得到多数人支持的立法正在废弃女性、LGBT群体、非法移民与穷人的权益。尽管同理心面临着如此严重的危机，但是慈悲心依然在家门之后蓬勃滋长，绝大多数我所采访过的父母都用爱跨越了这道鸿沟。理解他们如何改变了对于亲生骨肉的负面看法可能会赋予我们其他人采取相同行动的动力与眼光。当你深深地凝视你的孩子的双眼时，不仅能看到他自己，还能看到某些完全陌生的东西。如果在此之后你依然能热切地爱恋上他的每一个侧面，那么你就达成了身为父母的最关键品质，也就是自尊自重但却又无私忘我的恣意而为。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像这样的相互依存关系居然实现得如此频繁——许许多多起初以为自己无法关心非典型子女的父母后来都发现自己其实完全具有这样的能力。即便在最令人心碎的环境里，身为父母热爱子女的天性也往往能压倒一切。想象力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发挥的力量总能超过人们的预想。

生育绝不等同于复制。当两个人决定要孩子的时候，他们所进行的其实是制造活动。广泛应用的“生育”（reproduction）一词暗示着生孩子无非就是将两名家长各自的特质编织成一体。对于即将为人父母的人们来说，这种说法充其量也只是在他们感到力不从心之前用来宽慰自己的委婉语而已。在我们的潜意识幻想当中，我们往往更希望看到自己——而不是拥有自我人格的其他人——能够永生不死。因此上述概念看上去才会如此诱人。我们满心期望自己的自私基因能够大步向前地传承下去，以至于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根本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陌生人，一个具备许多我们自己并不熟悉的需求的人。突然间，为人父母的身份猝不及防地将我们与这位陌生人永远联系在了一起。这位陌生人的特质越是与我们自身格格不入，负面否定的气味就会越发强烈。我们依赖子女的面庞来宽慰自己，唯此我们才能相信自己不会真正死去。但是如果子女的决定性特质湮灭了不死的幻想，这样的子女在父母眼中无异于侮辱；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为了他们自身而爱他们，而不是为了我们自身最美好特质的传承而爱他们，前者无疑要远远更加艰难。爱我们的孩子需要运用想象力。

然而无论是在现代社会还是在古代社会，血总是比水更浓。成功且倾心于父母的子女能够带来无上的满足感，子女的悖逆或者疏离则几乎算得上是最糟糕的境遇。我们的子女并不等同于我们自己：他们的身上携带着远古先祖的基因以及并未在我们自己身上显现出来的隐性性状，而且从一开始就受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外界刺激的影响与作用。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却等同于我们的子女；对于那些勇敢地经受了脱胎换骨的人们来说，他们时时刻刻都无法远离自己已经为人父母的现实。心理分析家唐纳德.温尼科特曾经说过：“幼儿并不存在——假如你打算描述一位幼儿，你实际上描述的是幼儿与另一个人。就本质上来说，幼儿是一段关系的组成部分，不可能单独存在。”当子女与我们相似的时候，他们是我们最热切的仰慕者；当子女与我们相悖的时候，他们又是我们最恶毒的攻讦者。从一开始我们就诱使子女模仿我们自己，并且期盼着有朝一日能获得生命当中最深切的恭维：他们或许会根据我们的价值观体系来选择自己的生活。尽管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因为自己有别于父母而感到骄傲，但是子女与我们之间的差异却只能令我们感到无尽的心痛。

由于身份认同能够从上一代人流传到下一代，绝大多数子女都会或多或少地拥有一些父母的特质。这就是所谓的垂直身份。品格与价值观不仅通过DNA在一代代父母与子女之间传承，同时也要借助共有的文化规范。比方说民族身份就是垂直的。有色人种的儿童一般总是由有色人种的父母生下来的。决定皮肤色素的基因与有色人种的自我认知意象都会从上一代人流传到下一代，尽管后者往往受到世代隔阂的影响。语言通常是垂直传承的。绝大多数以希腊语为母语的人都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说希腊语，哪怕孩子们对于希腊语屈折变化的用法有所不同，或者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只说另一种语言。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垂直的：信奉天主教的父母往往倾向于让自己的子女也信奉天主教，尽管日后子女有可能摆脱宗教信仰或者皈依其他宗教。国籍肯定是垂直传承的，除非是移民家庭。金发与近视眼往往也是子女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两项特征并不足以成为显著的身份认同基础——金发过于普遍，近视眼则很容易纠正或者补救。

但是人们往往还会继承或者获得令父母感到陌生的特质，因此必须从同类人的群体当中获取身份认同，这就是所谓的水平身份认同。水平身份认同的原因可能是隐性基因，随机变异，孕期影响，或者并非由子女与父母共享的价值观与偏好。同性恋就是水平的；绝大多数同性恋子女的父母都是异性恋，尽管这些子女的性取向并非由其他同类所决定，但是他们的确可以通过观察与参与家门之外的亚文化来学习同性恋身份。肢体残疾与高智商往往也是水平的。心理变态同样也是水平的；绝大多数罪犯都不是老一辈罪犯抚养长大的，必须要自行发明各种恶行。自闭症与智障也是如此。强奸受孕的子女自从出生之日就要经受自己的生身母亲无法知晓的情感挑战，尽管他们正是她所遭受悲剧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