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号晚9时昆明火车站发生团伙持械杀人案件 -- 草春200

　　3月1号发生于昆明火车站的恐怖主义屠杀（以下简称3·1恐怖主义事件），举世震惊，人神共愤。我已多次发微博强烈谴责恐怖主义分子骇人听闻的暴行，坚决拥护将恐怖主义分子绳之以法。

　　但是，就在举国上下沉浸于哀悼受害者的悲痛中，纷纷谴责恐怖主义分子滔天罪行的同时，那个臭不可闻的政治投机小丑司马南，伙同化名“雨夹雪”的网民等却转移视线，混淆视听，竟然将3·1恐怖主义事件与胡耀邦先生挂钩，再次抹黑胡耀邦先生。

　　我们知道，胡耀邦先生逝世已25年，离职已27年，期间又已经历四任总书记，司马等为什么竟然将3·1恐怖主义事件和胡耀邦先生挂钩？他们的理由是：胡耀邦先生当年主持制定的民族政策导致了新疆恐怖主义泛滥。果真如此吗？他们煞有介事地提供了两个具体“论据”。一是所谓的“两少一宽”，二是所谓的“清真寺泛滥”。但所有这些所谓“论据”都是篡改事实，掩盖真相，混淆视听，都根本站不住脚。下面逐条澄清。

　　一 “两少一宽”的真相。

　　司马等指责，是胡耀邦“两少一宽”政策导致3·1恐怖主义事件等恐怖主义的泛滥，他们甚至将“两少一宽”和胡耀邦先生划等号，似乎“两少一宽”是胡耀邦先生一手制定。这是蓄意篡改事实。

　　先来看“两少一宽”政策出台的背景。

　　1983年，全国开展“严打”斗争，为了统一和协调少数民族地区的刑事司法工作，中共中央根据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和与刑事犯罪作斗争的需要，于1984年年初以中央第五号、第六号文件的形式提出了“两少一宽”的刑事政策。文件指出：“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从宽”。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少一宽”的民族刑事政策。

　　“两少一宽”的提出主要是防止当时的“严打”扩大化问题。少数民族的很多风俗，都是违反当时法律和政策的。比如，很多少数民族流行“抢婚制”；西南康藏地区流行一妻多夫；苗族、土家族等民族妇女有佩戴金银饰品的习俗，个人私自进行黄金、白银交易和买卖的现象十分普遍；蒙古族、藏族等民族男子有佩戴刀枪的习惯。客观上讲，这些因民族习惯文化等差异而产生的“触犯刑律”的行为在当时当地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如果对少数民族公民适用刑法上完全搞“一刀切”，会伤害少数民族感情，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中央针对少数民族就地区制定了“两少一宽”的政策。

　　追溯起来，“两少一宽”也是党关于少数民族治理的一贯政策。此前，国家颁布的法律和法规中，就有对少数民族公民中的犯罪分子予以从宽处理的规定。如1952年国家海关总属《关于查禁走私几项具体政策》规定：“对少数民族，尚应结合少数民族政策从宽处理之。”1957年、1963年的《刑法草案》中也都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可根据其实际情况，依法制定对刑法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

　　应该说，“两少一宽”政策的制定是出于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保障少数民族人权的目的。当然，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有些司法机关办案时出现偏差，无原则地适用“两少一宽”，甚至将与民族习俗无关的案件，包括一般的伤害、杀人、盗窃、抢劫、涉毒等案件，也适用该原则，这严重地违背了中央制定“两少一宽”政策的初衷，是对该政策的滥用。但这里有两点十分明确，第一，“两少一宽”是本着中央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一贯政策精神提出的司法原则；第二，“两少一宽”是当时的党中央的集体决定。将这个政策归之于耀邦先生一人，同时认为是这一政策导致恐怖主义泛滥，既不符合事实，又毫无道理。

　　二 所谓“清真寺泛滥”

　　司马等将3·1恐怖主义事件的起因归结于胡耀邦先生担任总书记期间的宗教政策的另一个依据，是所谓“清真寺泛滥”。例如，网络上一则微博称：“新疆伊斯兰教清真寺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000多座发展到现在的2.43万座，教职人员由3000多人增加到2.8万多人。新疆穆斯林平均500多人拥有一座清真寺，而中东平均1200人，伊朗约1.1万人，埃及约为2500人。新疆大中小学有1400多所，新疆清真寺的数量是学校的5.8倍。新疆有2371个行政村，平均每个村拥有4座清真寺。”

　　司马等据此借题发挥，将新疆清真寺数量的增加视为民族关系恶化，宗教极端势力膨胀的根源。

　　首先，明眼人立刻就能看出上述数据的虚假性：就按这个数据所列，新疆有2.43万座清真寺，1400所学校，2371个行政村，如此怎样计算出清真寺数量是学校的5.8倍？又怎样计算出每个村有4个清真寺？

　　此外，司马等反复强调改革开放之初清真寺只有两千座。然而，他们或者根本不了解或者蓄意无视改革开放前新疆伊斯兰教的历史。1949年解放时，新疆仅喀什与和田两地清真寺数量就达2.1万多座，文革前的1965年，仍旧有1.4万座。改革开放初期新疆拥有两千座清真寺，这其实是“文革”极左政策长期祸害下的极不正常状态。改革开放后新疆清真寺数量的增长，毋宁说是在党的宗教政策拨乱反正的情况下，向着常态的回归。怎能由此诬指党的民族政策失误导致宗教势力的恶性膨胀？

　　第三，新疆的清真寺是否真的密度太高呢？网上流传：“新疆清真寺数量全球第二，密度全球第一”，真是无以复加。但这个论断是根据什么推算出来的呢？其实没有依据。我了解的真相是，从全国普遍情况来看，新疆的清真寺密度符合全国平均水平。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新疆有1300万穆斯林，大约平均540人拥有一个清真寺；宁夏有225万人，拥有3700多座清真寺，即每570人拥有一座清真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有110万穆斯林，拥有2000多座清真寺，密度约为每550人一座。从这个比较来看，说改革之初政策失误导致新疆清真寺数量太多，完全是捏造事实。

　　第四，新疆清真寺数量的增加与暴力恐怖没有必然联系。依司马等的逻辑，是新疆清真寺泛滥导致了民族不和睦，滋生了恐怖主义。那么，宁夏、甘肃的清真寺密度跟新疆极为接近，但这些地区社会一直很稳定，民族关系也一向和睦。这又该做何解释？

　　有一点宗教常识的人都明白，清真寺是引导信众爱国爱教，积极向善的，清真寺也是依法受到政府管理和保护的。清真寺并不是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温床，相反，它代表着伊斯兰教积极健康的力量。新疆宗教极端势力的猖獗，主要是中东极端宗教势力资助的地下经文学校等非法宗教组织泛滥的结果。

　　因此，改革开放后新疆清真寺数量的增加只能说明新疆地区各族群众宗教信仰权利得到充分保障，2009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新疆的发展与进步》已经明确肯定了这一点。这既符合新疆的历史情况，也跟全国伊斯兰教发展水平一致。

　　司马等捏造数据，篡改事实，将恐怖主义事件归咎于“两少一宽”、“清真寺泛滥”，其实是包藏祸心。在他们的博文中，没见到对恐怖主义分子的义愤和谴责，却只见对胡耀邦先生的仇恨和污蔑。人所共知，胡耀邦先生作为老革命家、党的一任总书记，获得了党内外的高度评价。就连政治上对他有意见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心底无私，光明磊落，为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司马等为什么对这样一位广受爱戴的党的领导人如此仇恨，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将恐怖主义和胡耀邦先生挂钩？他们以惯用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搬弄唇舌，造谣构陷的手段，抹黑耀邦先生，包藏的更大祸心是，通过下流地攻击胡耀邦先生来下流地攻击改革开放时期中央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正确决策。再通过下流地攻击中央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民族宗教决策，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如此而已，岂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