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区，基督教与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都不像太平洋地区这样简单直接，部分原因是因为欧洲人在其他地区遇到了基于其他宗教信仰的文化，而且这些信仰同样也主张着自己的普世信息，或者有这样做的潜力：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道教，等等。其中伊斯兰教的影响范围最为广泛，因此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接触也产生了最为多样化的结果。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十九世纪基督教对于奥斯曼帝国如何采取了更加对抗的态度，但是在此前的一个多世纪，面对着奥斯曼与莫卧儿帝国的失败与屈辱，整个伊斯兰世界也曾迎来过若干次复兴。在十八世纪中后期的印度，随着欧洲人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瓦利.安拉国王开始考虑印度穆斯林社会要如何适应历史上首次失去政治权力的局面。他雄辩地主张伊斯兰社会重建以及逊尼派与什叶派和解，他的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则继承发展了他的运动，一方面维护了自己的传统，同时也承认了英属印度的既成事实。*39* 在阿拉伯半岛，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边缘，有一位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1703年-1787年）发动了一场严峻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并且从沙特部族领袖家族那里获得了支持；瓦哈卜否认了一千多年以来伊斯兰教内部的各种分支，号召全体穆斯林回归基本经文。这种做法与新教改革可谓全无二致。1803年沙特部族暂时征服了圣城麦加，此后一直是阿拉伯政治当中的一支显著力量，直到最终成为阿拉伯地区统治者为止。

在十九世纪，瓦哈比派宗教运动看起来实在无足轻重，因为阿拉伯半岛遍地黄沙，物产匮乏，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方面都没什么力量。真正在当时就扩展了伊斯兰教疆域的新生活浪潮兴起于北非和西非，其背后推手是另一种形式非常不同的伊斯兰教，由神秘主义苏菲派团体领导：这也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遇到的伊斯兰教复兴迹象。如果说基督教在非洲的扩张最终与军事成功联系在了一起，改革派伊斯兰教早在十八世纪晚期就已经通过畜牧民族富拉尼人的力量与拉人入教的激情在西非奠定了类似的模式。在一系列意图建立更纯净伊斯兰教形式的圣战（jihad）运动的引领下，富拉尼人成立了一连串酋长国以取代从前的王国，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场圣战发生于1802年，领导人是苏菲派学者奥斯曼.丹.福迪奥。在十九世纪初，大多数人都相信黑非洲将成为压倒性的穆斯林地区，而且在整个十九世纪期间，非洲穆斯林人数的增长势头都令人叹为观止。*40* 其实上，这一时期基督教在非洲的影响力与伊斯兰教不相上下，而且此时的基督教扩张实际上依然是自力更生的传教活动。直到很晚的时候，非洲基督教才获得了欧洲军事力量日渐增强的保障。即便在显然最无力的时候，非洲人也能在基督教信仰内部进行各种选择。

当时的非洲绝对存在对于新信息的需求。非洲各地因为局部战争或者欧洲人的近期干预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就像乔治王时代的英国产业工人一样迫切地为自己的生命寻找着新的目的与结构。甚至在十九世纪初各路传教社团首次从英国派遣志愿者前往非洲之前，西南非海岸线上的第一批英国新教沿海据点就引领了远不如前者那样正规的基督教知识蓬勃扩散，而专业传教士们几乎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生活环境都鼓励非洲人进行长途旅行，或许是为了贸易，或许是因为很容易耗尽肥力的土地迫使牧民与农民不断迁徙。内陆的年轻人来到海岸地区寻找工作，在那里目睹了新宗教并且歌唱了赞美诗。妇女是西非贸易活动的顶梁柱。在塞拉利昂，许多说克里奥尔语且极有商业天赋的女性都被基督教信仰的热情吸引了过去。为了经商而走出殖民地深入非洲内陆的妇女们推销基督教就像兜售其他商品一样成功，就像很久以前在中亚地区活动的叙利亚商人一样。

因此在十九世纪的非洲，无论欧洲传教士出现在任何一处显然从未有过白人男性访客的社区，往往总能遇到理解传教内容的人，相反的情况倒是十分罕见。如果传教士与自己在当地的新朋友意气相投，后者就能成为一名教师，等到欧洲传教士继续前进之后依然能向自己的同伴一遍遍重复基督教信息：非洲人布道给非洲人听。此前几百年里，天主教传教士就在拉美、中非与中国等地大力发扬了传道员的作用。就像同时期太平洋地区基督教化进程一样，非洲的新教传教士们再度发现了这些人的本事。欧洲传教士们试图将基督教的核心信息之一——即喜悦——引进一种陌生的文化，而本土的声音在传达相同内容的时候比起他们更有胜算。丹.克劳福特（Dan Crawford）是一名出身于伦敦“兄弟会”运动的传教士，这位异常敏感的访客在二十世纪初来到了非洲。在他的传教工作当中，他借鉴了兄弟会的传统，仔细回避了一切宗教等级体系，只是用心观察倾听。他在观察一位皈依女信徒尽情舞蹈时意识到当地人的敬拜境界多么神奇，而他又是怎样不得其门而入：

“对于我这个新来者来说，这一幕是在令人眼花缭乱！内心的祈祷与双足的跃动奇妙而疯狂地混合在了一起！我问她这些舞步究竟是什么意思，她古怪地回答说：“哦！这只是我们的赞美正在从脚趾头里面钻出来而已。”*41*

究竟是哪些信息令这位新基督徒欢欣起舞呢？在广阔的非洲大陆上生活着众多不同民族，笼统地将他们一概而论是很愚蠢也很傲慢的作法。但是确实有几个基督教主题值得我们注意，而且当年的欧洲传教士未必期望非洲人从好消息当中专门把这些主题挑出来。作为基督教核心的圣经当中充满了见证上帝大能的神迹与奇事，而非洲人也很习惯于在这方面进行探求。非洲的本土宗教经常谈论精神，并且为世界起源与造物奥秘提供解释，正如同圣经一样。比方说，圣经里充满了各种族谱，而大多数非洲社会都很喜欢这些看似冗长繁复的内容。这种做法往往令虔诚的欧洲传教士们不胜其烦或者困惑不解。这些人们在欧洲本土受够了家世显赫的士绅阶层的势利眼，原本打算来到非洲从头开始，结果却碰上这么一出。事实上，非洲人对待圣经的态度很可能比传教士的预期更加严肃，换句话说他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上帝的大能产生实际结果。这一点对于欧洲福音派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挑战，尽管他们同样相信上帝能在他们的世界里施行神迹，但他们的理性主义立场（无论与启蒙运动立场相去多么遥远）还是令他们十分警惕有别于欧洲版本的非洲字面主义。

圣经毫无保留地谴责女巫，还曾明确表明行巫术的都要治死。*42* 非洲社会很了解女巫，猎巫人也很有权力。欧洲人不想鼓励这些神授权力方面的竞争者，尤其是因为这些猎巫人鼓励杀死女巫。但如果欧洲人表示怀疑，土著基督徒很可能会忽略他们的意见并且自行其是。在二十世纪的某些非洲农村地区，这一结果发展得极其致命，猎杀女巫运动往往与非洲本土教会的发展齐头并进。*43* 非洲基督徒在很多方面都会超出传教士的预期，期待上帝采取具体措施，女巫问题绝不是个例。在干旱地区，人们一次次期待传教士带来雨水。再怎么说，传教士也是宣讲圣经伟力的游方高人，理应比传统求雨师技高一筹。这些求雨师往往也是很有魅力的流浪者，就像猎巫人一样是传教士们的竞争者。即使是最不妥协的欧洲福音派也很可能会怀疑上帝会如此亲力亲为地管理天气。这一点特别考验人。例如有一位卫斯理派卫理宗传教士名叫威廉.肖，他安排了一轮布道与求雨祈祷，成功压倒了非基督徒求雨师的挑战。可是这场雨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于是当地人又让他请求上帝收手。不过这一回他的表现就有些差强人意了。*44*

求雨（或者说求雨未遂）结束了伟大的苏格兰传教士兼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通的个人传教生涯。利文斯通曾经很出名地地劝说巴克万（今博茨瓦纳）的席凯勒国王皈依了基督教。这位国王算得上是完美的战利品，他一方面智识不俗，另一方面还是一位很不错的演说家。但他同时也是臣民们的求雨师，自从他接受基督教洗礼之后，他的求雨法力似乎就消失了。对于利文斯通来说担心这种事根本就是犯傻，但是对于席凯勒国王来说这却是关乎身家性命的大事。无奈的国王又在另外一个问题与利文斯通决裂了，尽管两人的视角不同，但都认为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国王重新采取了多妻制。巴克万的百姓对于国王的决定普遍感到满意。盛怒之下的利文斯通拂袖而去，尽管此后他一直游走于非洲大陆，但却再也没能使得任何非洲人皈依基督教。利文斯通的离去正好为席凯勒国王打开了方便之门：不受欧洲人掣肘的他继续滔滔不绝地向自己的百姓传播福音，继续为自己的百姓求雨，他的后宫人口也依然兴旺。*45*

一夫多妻制是西方传教工作的最大绊脚石之一，正如很久以前的埃塞俄比亚教会一样，而且这一回的结果同样一言难尽。一夫多妻制再次成为了圣经解读的问题。多妻的非洲基督教男性完全能够自行阅读圣经并且发现旧约当中对于族长私生活的记述肯定了他们古老的婚姻习俗。欧洲人试图让他们接受新约保罗书信当中的相反消息但每每徒劳无功。约翰.威廉.科伦索是一位出身于康沃尔地区的博学之士，而且就像典型的康沃尔人一样特别喜欢在那些顾左右而言他的人们面前明白无误地将事实指出来。这个习惯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此人成为了南非纳塔尔的第一任圣公会主教，而且他很欣赏祖鲁教众们和他一样敏锐的眼光，并且警觉地意识到了教众们对于摩西五经当中异常内容的困惑不解。*46* 他努力满足祖鲁教众的质询，以至于本人最终被排斥出了圣公会之外。科伦索不仅臭名昭著地（而且不得不说是极为笨拙地）拥护对于圣经的理智批判性分析，而且也逐渐相信了祖鲁人对一夫多妻制的看法确有道理。他在1862年的一份小册子当中向坎特伯雷大主教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世界各地的圣公会主教同事们都把他当成了异端麻烦制造者，1888年的圣公会主教兰贝斯宫会议则正式谴责了多妻制 （会议现场以及相关委员会当中的唯一一位非洲人是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主教，他也同意谴责多妻制）。*47* 同一年的塞拉利昂，当地圣公会激烈地辩论了同一个问题，有一位发言者直言不讳地表示，承认一夫多妻制将“使我们全都成为诚实的人”——有一位出版商也支持承认多妻制，他也因此被迫退出了当地教会的筹资委员会。*48*

科伦索挑明了圣公会信徒与天主教徒普遍进行但从来不明说的做法，并且本着坦率的性格明确指出他从未强迫基督教皈依者打发掉多余的妻子。他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残酷，而且还“有悖于救主的教导”（随便看看圣经经文就会发现，基督坚决反对离婚，尽管并非所有叙述都提到了这一点）。北非天主教传教工作当中的重要人物红衣主教查尔斯.拉维热里在实用主义作风方面足以媲美科伦索。他丧气地注意到了非洲婚姻观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天主教教会要求神职人员独身，这项要求为天主教教会在当地招募神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拉维热里是一位热心的教会历史研究者，主张放长线钓大鱼。他建议教皇应该授权非洲神职人员结婚。不过东欧地区希腊天主教教会神职人员结婚的明显对应案例并没有打动教廷。*49* 当各个教会在性行为事宜方面采取强硬路线的时候，当地教众乃至神职人员都经常会用脚投票。比方说在1917年就有 65名约鲁巴族牧师因为奉行一夫多妻制而遭到了尼日利亚卫理宗的开除。约鲁巴兰是当时非洲的文化前沿，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传统宗教在这里较量不休，致使这里的人们对于宗教事务抱有相当强的质疑精神，很难向外部宗教权威俯首帖耳。这批遭到驱逐的牧师自行成立了联合非洲卫理宗教会（United African Methodist Church），就像此前英格兰成立的类似教会组织一样团结一心，决不允许自己被卫斯理派卫理会呼来喝去。

在这一时期，非洲大部分地区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旨在建立不受欧洲干扰的独立教会：科伦索遭到开普敦都主教罢免之后，他身边依然聚集着一群忠实的祖鲁教众。在他去世之后又过了半个多世纪，大部分科伦索追随者才在主流圣公会的说服之下回心转意。*51* 科伦索的运动致使非洲基督教陷入了进一步的四分五裂，但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一局面视为更富有想象力的早期传教士的思想遵照逻辑发展而成的最终结果。这些早期传教士当中有一位身在伦敦的优秀领导者亨利.维恩，他是一位“克拉朋联盟”成员的孙子，并且从1841年起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教会传道会的秘书长。他与几位其他志同道合之人率先阐明了一套更容易由新教徒而非天主教徒设想出来的政策：基于“三自”原则——自养、自治、自传（self-supporting, self-governing, self-propagating）——的非洲教会。当然对于圣公会信徒维恩来说，这套原则并不必然涉及教会分离，不过的确要求尽快建立地方领导。 1841年西非地区的一场传教冒险遭遇了灾难性的结果：一支很有抱负的探险队在尼日尔河流域遭到了热病的侵袭，145名欧洲人当中有130人发病，最终有40人不治身亡。这起事件敦促教会传道会采用了他的策略。

尼日尔的悲剧似乎表明非洲人更能够忍受当地的水土条件。幸存者当中有一位显然颇具领导素质的当地人名叫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他的英文洗礼名是为了纪念教会传道会的同名领军人物），此人在访问英国期间与维恩结下了私交。克劳瑟也是约鲁巴人——实际上通过自己的文笔，克劳瑟成为了约鲁巴人民族骄傲的主要推手。*52* 当年英国海军从一艘开往美国的运奴船上解放了他，和此后他就像许多重获自由的约鲁巴人一样定居在了塞拉利昂，最终于1864年在坎特伯雷大教堂被祝圣为主教。他的职业生涯可谓一片光明，预示着本土领导层的最终建立。但是这份大好前途却遭到了破坏，尽管并非他本人的过错。克劳瑟的内敛尊严遮掩着他对于奴隶制与无知的切齿痛恨。他批评非洲人民的时候可以毫不留情，因为他希望激励他们奋起摆脱贫困与缺乏，在他看来，虚假的宗教与奴隶主一样要为这两者负责。*53* 虽然作为1888年兰贝斯宫会议的参加者他也同意这次会议针对一夫多妻制的谴责，但是他敌视多妻制的理由却是男性中心主义。这一立场为现代女权主义批评家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先例。他着力批判了一夫多妻制对妇女权益的损害：女性没有选择一夫多妻制，而且虽然她们通常比男性劳作得更刻苦，但是一夫多妻的丈夫恐怕不太可能满足所有妻子在生活与生理方面的需求（在他向教会传道会提交的一份备忘录当中，他还讲述了一个特别风趣的杜撰故事，借以说明自己的观点）。*54*

克劳瑟一开始得到了很有远见的祝圣，但是之后一场并没有体现维恩“三自”原则的主教任命狠狠地坑了他一回。因为专门面向约鲁巴人的欧洲传教士对他心存嫉妒，他并未被发往自己的故乡约鲁巴兰，而是被打发到了尼日尔。克劳瑟尽力适应了尼日尔当地的陌生文化与并非他母语的语言，但最终他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特别冷血无情的贸易公司，即皇家尼日尔公司。他努力保持着教会独立于公司的地位，并因此招致了大量恶意与怨恨，因为谁也没成想区区一个非洲人竟敢阻碍英王的财路。最终在克劳瑟的地盘里出现了年轻一代的传教士，这些年轻人就像英国公学学生那样自信，有着维多利亚晚期福音派的简朴干脆作风，此外还不乏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他们对于克劳瑟的温柔风格很不感冒——“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老人，的确很朴实也很谦卑……但是他很可能并不认为上帝站在他那边。”时年24岁的格雷厄姆.威尔莫特.布鲁克这样评价比他年长五十多岁的主教。克劳瑟在劝诱之下于1890年辞职，几年之后就去世了。*55* 他对自己的遭遇处之泰然，许多当年参与坑害过他的人后来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但直到1939年，再也没有非洲黑人担任过教区主教。然后罗马天主教教堂接过了非洲教会领导权的挑战。*56* 在2009年本书付印时，国教会的高阶教士序列刚刚接纳了一位生长于乌干达的约克大主教约翰.森穆塔。

当然，非洲的土著统治者也有可能在基督教问题上做出决策并担任领导，就像在太平洋地区一样。许多大英帝国领土上的君主都选择了圣公会。也许最有名的例子来自布干达王国。该王国部分位于今乌干达共和国境内，圣公会在那里击退了来自经营已久的罗马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激烈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一批殉教者，他们因为拒绝卡巴卡（即国王）要求他们实施肛交的命令而遭受了火刑。这些人的死亡使得乌干达圣公会对于近十几年来西方性风气的转向尤其敏感。*57* 最终，布干达对于英王与国教会的认同如此强烈，以至于1953年乌干达英国总督出于政治原因流放了布干达的卡巴卡之后，英国圣公会母亲联盟（Mothers' Union of the Anglican Church）调门响亮地加入了愤怒抗议的合唱。她们抱怨说，卡巴卡的流亡威胁到了王国境内所有基督徒的婚姻，因为圣公会乌干达主教在卡巴卡的加冕仪式上为他戴上了结婚戒指，象征着他与乌干达人民结成了永远的伴侣。*58*

另一个位于马达加斯加（今马尔加什）岛上的强大非洲王国也权衡了应当打压或鼓励基督教的哪些变种（如果有的话）。最终腊纳瓦洛娜二世女王在1869年决定，选择英格兰公理会而不是圣公会：这一结果类似卫理会在汤加取得的胜利，也彰显了伦敦传道会的机敏和与坚持。*59*因此公理会在美国遭受失利之后再次品尝到了成为官方教会的滋味，尽管头顶还有一位大权独揽的君主。但这个故事的结尾与汤加的情况非常不同。1895年在后期殖民过程中推翻当地君主的殖民强权并不是英国，而是法国。而且几十年来进一步的悖论一直折磨着马达加斯加，因为反教权的法国共和政府本着在法国本土根本不可能的宽容态度允许天主教神职人员在当地放开手脚，积极压制新教教会并接管新教教堂与学校，借以促进法语文化并压制英语文化。*60* 这是殖民主义与基督教化进程携手合作的奇怪范例，尽管公理会挺过了镇压并且仍然在岛上维持着不容忽视的存在。

在其他地方，塞缪尔.克劳瑟主教生涯灰头土脸的结局也激励了非洲本土教会的形成；在十九世纪末期的非洲崛起了一批主张个人神授权力的领导，就像当年曾反对圣殿祭司阶层的旧约先知一样。其中有一位经典人物名叫威廉.韦德.哈里斯（1865-1929），此人的影响力至今仍然遍及西非各地。他是卫理宗与美国圣公会的共同产物。哈里斯是土生土长的格列博族利比亚人，因此难免遭到了利比亚美籍非裔精英阶层的边缘化。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他对于这个精英阶层的政治不满，因为精英们打算把利比亚的统治权交给英国。这个开局可谓是对于英国殖民主义的有趣致敬。由于颠覆罪而遭受囚禁的时候，哈里斯见到了大天使加百列的异象，加百列向他传达了上帝的意旨，让他开始担当先知。上帝意旨的一个方面要求哈里斯必须放弃欧洲服装：这一下子就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他与西方文化的复杂关系所导致的各种麻烦。不久后他就赤足大步走过了象牙海岸和黄金海岸（今加纳）的众多村镇，身穿素白长袍，身背盛水的葫芦，手里拄着高挑的十字架手杖（自从哈里斯之后，十字架手杖就成了任何非洲先知不可缺少的行头）。他宣讲着基督的降临以及摧毁传统崇拜对象的绝对必要性，身边总会跟随着两三个妇女，一面歌唱一面奏响葫芦摇铃，借以召唤圣灵。*61* 除了天使异象与个人风格之外，哈里斯的信息基本上遵循了当年他担任美国圣公会传道员的时候接触到的主流基督教，尽管喜好古物的殖民总督们往往十分痛惜在他造访之后非洲本土艺术遭到的破坏。他本人建议皈依者加入卫理会，不过考虑到他容忍一夫多妻制，这种做法并非一点问题也没有。

哈里斯不惮辛劳的宣教之旅往往不会在某个地点驻足太久（比方说1914年他在黄金海岸就只呆了几个星期），但是他却有着在身后留下永久性教会的非凡能力。就传教影响力而言，他更像约翰.卫斯理而不是乔治.怀特菲尔德。在曾经是罗马天主教法国飞地的象牙海岸，新教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他留下的丰富多样的教会都有着地方领导的特色，而且倾向将各自的侧重点编织成为独特的系统，远远超出任何哈里斯亲口给出的建议。比方说现代加纳的十二使徒教会就发展了以女性为主的领导层。在这里女先知是所谓“花园”——括露天教堂、礼拜堂以及类似修道院的宿舍的复合场地——的主持；女先知所能提供的最珍贵事工就是治疗，这项事工围绕每周五的宗教活动展开（经商的妇女们这一天都会歇业），期间全体会众都要身着红色长袍，借以荣耀基督的流血。所有这些发展都与哈里斯本人无关。尽管如此，他的葫芦摇铃仍然在礼拜仪式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鼓噪之音可以驱逐邪灵，同时青少年鼓手的技巧也能在礼拜仪式上得到充分发挥。圣经成为了神圣的仪器，邪灵附体大喊大叫的人只要触摸圣经就能安静下来。此外女先知总会持有哈里斯当年十字架手杖的复制品。十二使徒教会自豪地将自己视为疾患缠身之人的最后庇护所，就算是那些对于如此朴实的治病方法不屑一顾的傲慢病患也能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62*

哈里斯起初曾经试图挑动英国人与利比里亚当局作对，后来又突然拒绝了欧洲风格的崇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这一转变呼应了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非洲的政治局势。1884年到1885年的柏林会议完成了欧洲列强对于非洲的彻底瓜分，导致地方权力结构大量遭到破坏。唯一剩下的自治地区就是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后者的自治地位还不太靠得住。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刚果自由邦”，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私人属地。这块广大的土地弊政横行，民不聊生，时代的改换在这里留下了悲伤的象征。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忙着为自己修建新教堂的浸礼会传教士们毫不在乎地将曾经辉煌的皇家圣保罗萨尔瓦多天主教主教座堂遗址当成了采石场。*63* 基督教传教组织大体上欢迎新形势，尽管对于1857年至1858印度大规模叛乱心有余悸的殖民地总督们一般总会有意尊重非洲的大片伊斯兰教地区——令许多有抱负的传教者烦恼不已。

不过基督徒仍然占有优势。由于殖民政府严格要求定期收税并填写各种表格，西式教育的价值也就体现了出来，而且只有教会能提供这种教育。在南非，科萨语当中的“基督徒”与“学校”成为了同一个词。*64* 一些教会与新帝国主义令人戒惧地等同在了一起。天主教，英国圣公会，苏格兰长老会，卫理会，荷兰归正宗，甚至救世军，这些教会与组织全都从“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赞比亚）和肯尼亚的殖民者手里接受过土地赠与。这种做法为他们的传教工作招致了普遍的不满。*65* 就像英国帝国主义者塞西尔.罗德构想过一条从好望角直通开罗的英属铁路线一样，此时的人们也可以设想基督教在非洲大陆上四处蔓延的景象。尽管这幅图景的内涵十分不幸，但是人们还是越发频繁地谈起了纵贯非洲的传教“链条”，每一根链条都从属于某个特定教会或者传教组织。这个欧洲人的愿景将会得到非洲自发教会的实现，而实现方式则相当不同。

在普遍的欧洲统治地位面前，挺立着两个古老的本土基督教会。这两个教会都不是跟随奴隶贩子首次来到非洲的，而且都是一性论教会：埃及科普特教会与埃塞俄比亚教会。科普特教会经历了三个世纪的焦头烂额，如今终于迎来了新的繁荣。这要归功于拿破仑时期英法两国争夺埃及的冲突之后埃及人向西方基督教影响力打开国门的做法。科普特教会、福音派传教士（特别是来自教会传道会的教士）以及1805年从阿尔巴尼亚裔奥斯曼帝国雇佣兵转型成为土皇帝的穆罕默德.阿里之间发展出了一套三角关系。阿里成立的王朝挺过了奥斯曼帝国的陨落，直到二十世纪中叶都一直统治着埃及。

这场三角关系当中的各方都有自己的预期收益。科普特教会在经历了漫长的隔离之后对于外部帮助极其敏感；英国传教士不仅急于拯救灵魂，而且也很有兴趣进一步接触这个从未遭受教皇玷污的可敬教会；身为穆斯林的穆罕默德.阿里则意识到了这些富有技巧的当地人可以在自己与西方列强之间斡旋协调，并提供行政专业技能储备。教会传道会实施了向埃及引进欧洲教育模式的计划，科普特教会急切地抓住机遇并且谨慎地接管了这个计划。计划的核心是一座科普特牧首学院。正如这个名字所暗示的那样，这座学校的创办人是科普特教会首脑基里洛斯四世。此人在位期间发起了一波教会改革，考虑到他只有七年时间来推行改革，留存下来的改革举措数量着实令人吃惊。教会传道会原本指望埃及穆斯林大规模皈依，这个指望到底是落空了。但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资助了一个古老教会的复兴。对于即将面临十九二十世纪连番苦难的奥斯曼帝国基督徒来说，这个教会将会是东方基督教世界里最成功的一个。*66*

埃塞俄比亚的持续存在最有力地提醒着人们基督教在非洲的历史有多么古老，而埃塞俄比亚教会的死灰复燃也不像科普特教会那样受益于准殖民援助。在十九世纪初，埃塞俄比亚帝国原本可能有完全解体，一位名叫卡萨的行省总督拯救了帝国。此人凭借血淋淋的双手极其成功地攫取了最高权力，在1855年被加冕为埃塞俄比亚的尼格斯（Negus），帝号提沃德罗斯（Tewoderos）。早在十六世纪就有一则埃塞俄比亚基督教预言提到了这位承天景命的英雄的名号，并且声称此人将会成为拯救万民的贤君。提沃德罗斯是一个极为虔诚的人——用他的话来说，“没有基督，我什么都不是”——他结束了皇家一夫多妻的传统，与前往埃及的新教传教士来回周旋，其中有一些人的军械制造能力对他格外有用。但是就像之前几位精力特别充沛的埃塞俄比亚君主一样，提沃德罗斯也陷入了偏执与嗜杀无度的复仇心态当中，坚信自己是大卫王的直系后裔，以至于到了丧失理智的程度。他的残忍疏远了自己的臣民，他的帝国做派则致使英国远征军于1868年在安巴马利安击溃了他的军队。绝望的提沃德罗斯用传教士制造的枪支了结了自己。*67*

埃塞俄比亚挺过了这场灾难，埃塞俄比亚教会也一直维系着一性论特色。约翰内斯四世是另一位从总督华丽转型成为尼格斯的统治者。他效仿当年的君士坦丁，于1878年主持召开了一场教会会议，旨在解决一干长期存在争议的神学问题。不过他的实际做法比起罗马皇帝强制执行尼西亚信经的手段还要强硬一些。异见者要是胆敢挑战他的决，就会被他扯掉舌头。*68* 他的继任者孟尼利克二世没他那么刚愎自用，帝国在他的统治之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并且在1896年于阿杜瓦粉碎了入侵的意大利军队，这也是十九世纪殖民强权遭遇的最持久的失利。非洲各地都因为这场胜仗而欢欣鼓舞，因为这一仗表明欧洲人并非战无不胜（就像九年后日本战胜俄罗斯帝国一样）。这也是正宗非洲基督教的胜利，现在正宗非洲基督教可能会转向埃塞俄比亚寻求激励。

早在1892年，在遥远的德兰士瓦，有一位专门在佩迪人当中开展工作的卫理宗牧师名叫曼格纳.马可.莫孔（Mangena Maake Mokon）。他因为白人同事纡尊降贵的态度而恼火不已，愤而创办了他所谓的古实教会（Ethiopian Church）。*69* 这个教会的名称不同于任何其他教会——卫理会，圣公会，甚至天主教——在圣经中确实能找到出处。莫孔注意到了诗篇当中的诗句（68.31），“古实人要急忙举手祷告”。这个圣经片段与使徒行传8.26-40当中记录的西门与埃提阿伯大太监的故事都将注定在下个世纪的非洲大陆产生巨大反响。圣公会通过十分灵巧的外交手腕促使莫孔教会的核心最终形成了所谓的“埃塞俄比亚教团”，并且与主流南非圣公会最终结成了同盟，但是尊崇胜利帝国的冲动还是在发起自非洲的各种流派当中扩散了开来。与之对应的另一股冲动是寻找真正的非洲主教传承。这股冲动导致一部分非洲基督徒聚集在了亚历山大德拉希腊东正教主教管辖的寒酸教会周围，但埃塞俄比亚仍然是而且至今仍然是非洲基督教的主要象征。*70*

1935年，一心要洗雪阿杜瓦失利之耻的法西斯意大利入侵并破坏性占领了埃塞俄比亚在（许多历史悠久的教堂建筑都惨遭拆除）。非洲各地都尖锐谴责了此等暴行。远在尼日利亚的基督徒嘲笑意大利教皇未能谴责自己的意大利同胞：“应该记住，教皇毕竟是一个人，如同其他芸芸众生一般，因此也继承了人性的弱点，尽管他的追随者根据传统一贯声称他永无过失。”*71* 埃塞俄比亚同样激发了许多非裔加勒比人与非裔美国人通过坚守拉斯塔法里运动来表达他们对于非洲出身的骄傲。这场混合主义宗教运动的名称源自最后一任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加冕之前的名字，而且这场运动还精心将自己的信仰同时根植于旧约与新约当中，就像几百年来基督教教会的一贯做法一样。

在各种原住民里面毛利人似乎属于特别能战斗的民族，很善于把敌人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在Ruapekapeka Pa战斗中居然使用了堑壕战战术，把使用先进武器的英国人打得落花流水，整个“旗杆战争”（1845-1846）中以己方两百多人伤亡的代价打死白人近百，打伤过百……

尽管西方基督教的两半有着经常重叠的轨迹，但是天主教与新教至少在一个方面分歧显著。新教与启蒙运动的关系远比罗马更为暧昧，对抗性也要弱得多：面对着探索理解智识生活新景观的神学与学术计划，新教并未加以谴责，而是伸出了双臂。在北欧的核心地区，普鲁士霍亨索伦君主国的首都柏林曾经成功地领导德国抵抗了拿破仑的侵略。霍亨索伦君主将德意志民族复兴当做了自己的神圣职责。作为复兴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于1810年修建了一所新大学。他们在反对法国皇帝的运动跌落到最低点的时候设想了这个计划。深受敬虔主义传统熏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不仅意识到了拆散耶稣会以及革命者们关闭众多天主教大学的做法对于欧洲教育造成了怎样严重的损害，而且也意识到了新教大学系统普遍衰落的现实。当然我们尽管可以怀疑，出身于中世纪且早于启蒙运动的“大学”一词是否可以用来指代国王所设想的机构，但是国王钦点的新部门“教会事务与公共教育部”的主管威廉.冯.洪堡说服了国王，有必要成立一所旨在延续新教文化的学术机构，国王的叔爷爷腓特烈大帝就曾经是此类机构的重要资助人。*35*

柏林的大学旨在为教学和研究两方面树立新的标准，而且自从建校伊始就取得了傲人的成功，为世界各地的类似机构提供了榜样，甚至影响到了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创造性地有选择借鉴新教价值观的日本。柏林模式使得普鲁士新教及其所有仰慕者们认真探索了基督教会如何将启蒙运动为己所用的问题。身为掌管路德宗王国的归正宗新教徒霍亨索伦君主们不倾向于赶紧制定条文明确的告解规范。实际上他们一开始对于是否将神学纳入大学教学大纲还颇有些犹豫。但一位来自哈雷大学的杰出移民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通过自己的极力倡议打消了国王的顾虑。他认识到神学再也不能在大学当中霸占高出其他学科一等的地位了，但他极力捍卫着神学的双重作用：作为实用学科，神学可以改善基督教社会当中的教牧工作，作为学术活动的一般性分支，神学则与任何以研究与分析为纲的硬科学有着同样的潜力。他的立场为越发避免公开效忠于特定教义的自由主义新教神学奠定了基础。这个理念（尽管弊病丛生）在西方世界存续了下来，越发覆盖了天主教大学世界，直到今天为止。*36*

这个特意拥抱启蒙运动的神学项目回头将目光投向了康德，并且试图将他招募进入新教重建项目。对于施莱尔马赫来说，康德关于的个人良知的概念不仅塑造了关于道德之路的知识——每一个打算忠于自我的人都必须遵循这条路径，还形成了更具体的宗教意识。施莱尔马赫痴迷于十九世纪早期欧洲的浪漫主义，并且将其与自己在童年与求学时期耳濡目染的摩拉维亚心之宗教对接成了一体。青年时期的施莱尔马赫曾经一度完全失去了这种信仰。不过后来在哈雷大学研究哲学期间他的疑惑日渐生长——尽管哈雷大学原本是敬虔主义的主要阵地，但是在他求学期间却已经转向了气质严峻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找回信仰之后的他又背叛了理性主义，认为感觉和情感是理性的搭档且比理性更为高等。尽管三者结伴朝向神性进发，但是前两者却可以超越理性来直接感知无限。

在施莱尔马赫的弥留之际，他的妻子听到他说，“我必须思考最深刻的思辨理念，对于我来说这些理念与最私密的宗教感受完全一致。”*37* 因此人类不仅要通过抽象形式了领会必做之事，还要在意志层面上自觉努力，寻求一切神圣感与依赖感的单一源泉，也就是爱世人的上帝。施莱尔马赫总结了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方基督教当中出现的坚定观点，即其他的世界主要宗教也可能会觉察到同一位上帝。这种关于上帝的意识是所有宗教的基础，也是启示的果实。基督教的独特礼物则是耶稣这位个人，他代表了最完美的上帝意识，穷尽了这方面的一切可能，因此也揭示了自身的神性。学术界对于圣经经文提出的越来越多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只是施莱尔马赫本人坚信的理念：“将绝对感知上帝的强大能力归于基督与将上帝实在归于基督是一回事。”*38*

施莱尔马赫在柏林大学的同事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从来都不是他的知己，并且踏上了一条非常不同的远离康德的道路。个人情感促使施莱尔马赫回归了自己的敬虔主义传承，但是黑格尔却从未陷入过个人情感当中。他的志向是打造一套关于知识与存在的体系，这套体系的规模将足以使得亚里士多德的成就相形见绌，并且超越康德的怀疑论。像康德一样，黑格尔也把人的意识当做出发点，但他否认世上存在人类心智所不能理解的事物。他不断强调得到正确理解（因此自然也得到了学者们的恰当研究）的人类历史是反思戏码的舞台。历史当中的一切事物都在进步与发展：这个过程是由辩证原理实现的。一个正题必然伴随着或者必然会遇到一个反题，而正题与反题的交锋将会产生比两者都更高一层的归纳命题。这些归纳命题的精微之处只有哲学精英才能充分理解，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是高层真理与体察力较差的人们之间的媒介。上帝与造物之间存在着无法分割的关系，而宗教则是这种关系的必然结果：“假如没有世界，上帝就不成其为上帝。”*39* 人类意识是通向关于绝对物的绝对知识的进程，绝对物也就是精神，而精神就是现实。

在黑格尔看来，将精神与路德以及宪制宗教改革家所描述的超验上帝等同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但他的上帝是本质或者现实的上帝，不仅远离完全他者化的柏拉图主义上帝，而且距离充满激情的犹太教人格化上帝同样相去甚远。尽管黑格尔对于欧洲思想造成了多样而深刻的影响，但他的学生并没能全都找到上帝。其中有一位学生就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他对于黑格尔的解读使他连同一批自称“青年黑格尔派”的人物一起得出了以下结论：基督教必须遭到取代，因为它代表了“虚假意识”的一种形式。人类意识之所以与上帝如此亲密，是因为人类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任何主体的客体都不过是被客体化的主体本性而已。一个所能够产生怎样的想法与立场，就会拥有怎样的神。一个人的价值等同于而不会超越他的神。”*40* 所谓的神性启示只仅仅向人类揭示了自身。马克思及其仰慕者之所以如此激进地否定基督教教会，背后正是有费尔巴哈的命题撑腰，虽然并非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必然无法共处。

新教哲学就这样从康德进展到了黑格尔。对于这个过程最奇怪的反应之一，以及从长远来看对西方基督教而言或许也最重要的反应之一，来自于一名丹麦的路德宗信徒索伦.克尔凯郭尔。由于他父亲生意兴隆，而且他本人的稿费也颇为丰厚（他花起稿费来同样大手大脚），所以一辈子从来没有缺过钱。他毫不关心日常生活，死后就只留下了30本出版书籍以及一大堆手稿。他曾经人尽皆知地破除过一次婚约，这件囧事经常被人们拿出来大说特说（或许说得都有点俗套了），借以诠释为什么他的作品当中贯穿了对于悲剧和无意义的讨论。不愁生计的克尔凯郭尔切断了自己与现实世界的几乎全部联系——虽然他也会定期离开写字台，欣然走上街头或者走进剧院，冒险洗一个“人浴”——在孤独当中使用众多笔名进行写作。他的笔法千变万化，时而粗野，时而轻佻。此外他也经常嘲讽路德主义在哥本哈根通过良好教育、日常美德以及对于黑格尔的有节制诠释所构建起来的彬彬有礼的基督教。他戳穿了自己父亲的体面形象，看到了一个曾经诅咒过上帝的穷困男孩，这个男孩成人之后奉子成婚娶了自家保姆（也就是克尔凯郭尔的母亲），而且始终未能摆脱自身罪孽带来的恐惧与绝望。*41*

为了反思城市生活高雅外观背后的苦境，克尔凯郭尔探讨了个体的内在意识，他谴责黑格尔通向绝对物的辩证法路径是对个体性的背叛。罪孽并不是某种非人化黑格尔哲学进程当中的一个方面，而是人类存在的黑暗一半。人类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通向饱受摧残全然无力的基督，另一条则通向罪孽。面对这样的选择，根本不可能有中间地带——所以克尔凯郭尔张牙舞爪地针对自己的教会当中最受尊敬的神职人员明斯特主教表示了厌恶和蔑视。在他看来，主教在上述两条道路之间选择了妥协，并且因此污秽了自己。教会已不再是俗世当中冷眼旁观的他者了，而是沦为了俗世的一部分。他针对不幸的明斯特主教（幸亏此人当时已经去世了）大加鞭笞，认为主教的体面生平无异于犯罪。他宣称：

“原本的基督教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如此剑拔弩张，以至于基督教的世界观根本不打算让人愉快舒适地滑过这个世界，而是要求他们不管不顾地与之对撞……因此在明斯特主教的人生观（这种观点实际上属于伊壁鸠鲁主义，讲究享受生活，热爱生活，归属于这个世界）和基督教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天差地别，后者关注痛苦，热切地期盼死亡，归属于另一个世界。”*42*

这番宏论等于是针对基督教理念的开战声明，不过同时也是针对所有教条式或者其他形式的智识系统的开战声明：“任何一代人都从来没有从另一代人那里学会如何去爱，任何一代人都不能从起点以外的任何地方出发，下一代人的任务永远不会比上一代人更简单。”*43*

克尔凯郭尔的凶恶攻击也混合着笑声，他嘲弄当代宗教和哲学的自满，并且总是按照从苏格拉底那里学来的狡猾手段对两者进行质疑，以此为基础来摧毁它们。克尔凯郭尔的同代人并没有因为他像苏格拉底那样找乐子而审判他或杀了他，但他们的确觉得他莫名其妙，就像很久以前的雅典人曾经因为苏格拉底而疑惑不已那样。这个整天嘻嘻哈哈的神经质从怎么会对当代基督教发动如此刻骨的攻击呢？并不奇怪地是，克尔凯郭尔并没有在十九世纪立刻造成什么影响——特别是因为他用来写作的语言在欧洲的分布区域比较窄。克尔凯郭尔始终关注着十字架上的神人的受苦与孤独。二十世纪对于人类的自尊心造成了一系列打击，而他的这份关注则迎合了西方基督教的困惑，虽然未必一定提供答案。他所能做的也只不过是听天由命以及从痛苦当中寻觅几声笑声而已。

有一件事倒是的确让克尔凯郭尔说着了：基督教世界的理念仍然主导着官方北欧新教的愿景。施莱尔马赫与黑格尔都深受法国入侵和德国最终胜利的回忆影响，热情地认同普鲁士政府的民族复兴计划，而且还将目光投向了普鲁士之外，不仅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统一德国，还要有进一步的作为。黑格尔的进步观点包含了世界和平的实现，但要实现世界和平就意味着要打造一个在政治组织与文化统御方面压倒一切其他国家的强国，借以承认历史当中的上帝。这样一个国家很可以首先在柏林大学里得到筹划。康德也勾勒出了一幅世界和平的愿景，不过并没有得出如此惊人的必然结果——但如今在拿破仑战败之后，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了自由主义德国新教的特征；接下来在1848年至1849年间，促成各个德意志邦联重归统一的议会努力以失败告终，君权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另一个主要特征。霍亨索伦普鲁士在1867年和1870年之间首先战胜了奥地利皇帝，然后又战胜了法国皇帝。1871年一个第二帝国（Reich）宣告成立，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自觉继承人，当时仍然存在的哈布斯堡家族天主教帝国就这样有了一个新教替代选项。德国学者——包括神学家在内——纷纷以非凡的热情向第二帝国献上了自己的效忠。

伟大的利奥波德.冯.兰克是普鲁士宫廷研究方面的大家，在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算得上柏林大学教授群体当中的一位巨头。在他看来，新的德国皇帝可谓是“紧贴上帝”（unmittelbar zu Gott）。这是民族主义和神权理论的融合，其中自由和平等显然要从属于君权与新近成立的帝国宫廷。*44* 这个愿景的重要支柱之一就是新教的神授权利。自从职业生涯早期开始，兰克就在自己的未来愿景当纳入了北欧“条顿”国家统一这一条，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宗教改革。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抱有这种看法。北欧新教国家——其中有几个已经提前实现了工业化——看到了英美两国的迅速帝国扩张以及相比之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衰落。因此他们就可以原谅地将英美两国的繁荣与日渐强大当成了上帝对于腐朽的天主教世界的否定。正是本着这种“神选之国”的思想脉络，一本十九世纪末的英国福音派畅销书扯着嗓子唱起了颂歌：“当我们对比教皇的国家与新教土地，谁还可以怀疑哪种宗教更能促进国家繁荣呢？” *45* 这话说得确实俗了一点，但是正是这句话所表现的情绪促使促使马克斯.韦伯撰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在整个十九世纪，福音派一直紧跟着自从敬虔主义起家以来以来就得到维系的跨欧洲大陆联系网，如今英国王室与德国王室之间的家族纽带进一步鼓励了这张网络的发展。普鲁士君主正位于这张网络的中心。这位腓特烈.威廉三世全身充满了无拘无束的宗教精力。有劲无处使的国王力排众议一心想要推进路德宗与归正宗教会的联合。雪上加霜的是，他对于英国的圣公会高派教会也同样抱有古怪且不成章法的热情，并且进行了许多奇怪的礼拜实验，招致了进一步的反感。*46* 更大的问题来自腓特烈.威廉的儿子，这位与乃父同名的继任者在1841年与英国人一起资助了耶路撒冷的盎格鲁-普鲁士主教职位。再也没有其他事件可以更好地象征北欧新教放眼全世界的抱负了，但热情的普鲁士人完全误解了英国当代教会的微妙政治局势。尽管耶路撒冷主教的行动方略一直出自圣公会，但是英格兰高派教会成员还是大为恼火。这场英德两国的联合事业最后落了个无疾而终的结局。时至今日，基于传统构想的圣公会主教职位仍然驻扎在耶路撒冷，在这片矛盾尖锐的土地上坚韧不拔地为大公主义与跨信仰交流贡献着一份力量。*47*

这项事业的另一部分更加持久且真正具有世界意义。这一部分和前者一样关注巴勒斯坦。这是一个成立于1846年的福音派联盟，将英国和德国福音派新教徒联系在了一起。联盟的关注重点之一是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以及针对他们的皈依工作。世界末日始终是新教挥之不去的关切，而这次加速世界末日到来的实际尝试在以前是前所未有的。耶路撒冷主教项目的大部分支持者都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这项事业，而且有一条事实尤其使他们感到兴奋：第一位当选耶路撒冷主教的迈克尔.所罗门.亚历山大是英国籍犹太教皈依者，此前还曾经是一位拉比。现身说法的亚历山大表明了犹太民族的整体皈依迫在眉睫——这是末世之前的必要准备。随着针对福音派世界观的新威胁反复出现，福音派联盟也找到了许多其他值得一战的战斗。但是福音派与耶路撒冷项目之间率先结成的密切联盟其实是一个早熟的讯号，表明甚至早在犹太人之前，国际福音派新教就着手将自身与巴勒斯坦土地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48*

正是在这种胜利主义新教思想的背景下，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筑师、帝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在1871年发动了一场运动。俾斯麦最严厉的新教批评者之一，思想独立的柏林病理学教授鲁道夫.菲尔绍一针见血地将这场运动命名为“文化战争”。这里指得都是什么文化呢？作战双方分别是自由主义和新教德国的联盟与国际化保守派罗马天主教。令自由派们惊恐万分的是，俾斯麦希望借助新教帝国的力量来遏制庇护九世的各种教义声明，就连无过错权威主张他都不放过——在这方面德国民族主义对于波兰天主教徒的的蔑视和恐惧也可以为他所用，此时一部分遭到肢解的波兰领土已经成了第二帝国的组成部分。首相试图永久性地改变新帝国内部的权力平衡，就此抹杀天主教在欧洲北部作为重要政治力量的地位，不过他并没有成功。到了1887年他被迫放弃这项政策，他的确增进了政府干涉天主教教育以及神职人员任命的权力，但是除此之外并没能取得其他长期成就。一定程度上来说俾斯麦是败给了历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留给德国的宗教势力分布比起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末期所建立的政府模式更强大，而且而这个国家的自由主义本能又禁止采取独裁政策获得成功所必须的极端暴力，以至于难以招架天主教民众对于遭受政策打击的教士的强硬支持。此外，构建德意志帝国的司法管辖区划也十分纠结，在遏制天主教抵抗的时候根本做不到共同进退。

帝国政府针对天主教半心半意的镇压其实还有着更深刻的新原因。帝国境内的一大部分非天主教人口与基督教实践以及基督教痴迷并没有真正的联系，而且本身就敌视俾斯麦的帝国。早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城市里就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人们不再去教堂了。日后的模式还要更复杂一些，而且宗教活动的退潮现象不仅出现在城市地区，只要看看国家教会圣餐礼仪式上领取圣餐的人数就行了。1910年，黑森-卡塞尔农村地区的记录体现了典型的高水平，每一百名教友每年领取了140次圣餐。但在德国西北部同样是农村地区的耶弗尔则体现了另一个极端，每百名教友每年仅仅领取了7次圣餐，基本上与当时最极端的城市弃教情况相同：在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基尔，每百名教友每年领取圣餐的次数是6次。当时有一个很显然的因素：大量工人阶级成员背离了认同保守派帝国制度的新教教会，转而投向了社会主义。此时社会主义开始为他们提供一整套包括休闲与福利在内的替代性亚文化，与教会唱起了对台戏。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的第一个群众性社会主义政党，这个政党就像天主教教会一样成为了政府镇压的对象。德国新教就这样夹在了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者之间。1869年大约只有1%的工人阶级会前往柏林的新教教区教堂，而且这一数字在1914年一战爆发的时候又削减了一半。*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