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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对比今日中国和西汉帝国,中国能否迎来一个大进取的汉武时代 -- 轩辕剑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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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对比今日中国和西汉帝国,中国能否迎来一个大进取的汉武时代

    闲扯:对比今日中国和西汉帝国,中国能否迎来一个大进取的汉武时代

    《汉武大帝》馒书之辱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xNzIyMTI=.html

    《汉武大帝》寇可往,我亦可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3MzE3ODA=.html

    经典片段张骞归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xNzEzNzY=.html

    一直觉得今日的中国形势和西汉帝国初期很像。

    一. 都承接自一个彪悍的强人时代。汉有秦,今有毛主席时代。秦朝和毛主席时代的共同特点是彪悍的举国体制,可以轻而易举的动员全国之力,还有严厉的政治环境。

    二. 在举国体制这项能力上,汉与今日中国对比前一个强人时代来说,都有所退步。但是比起宋末,明末那种中央严重缺乏动员能力来说,又好的多。

    三. 汉有高,惠,文,景,武,到第五代武帝达到全盛,对外反击。今有四代领导,五代马上就要交接,能否承担起类似与武帝的历史责任,还是未知数。

    四. 汉有吕后乱政,周勃还政。今有江青,叶剑英。

    五. 汉有淮南王,今有南方系。

    六. 汉有匈奴,今有美帝。匈奴狩猎游牧,逐水草而居。这种生活方式只能供养当时“天下”人口的一小部分,遇有灾年,必然南侵。美帝行资本主义,资本的性质是不择手段滴扩张,追求利润。凡是资本所涉及的范围,必然有两极分化。资本主义模式,只能让“天下”多数人受少数人剥削奴役。以中国的人口规模,长远来说,与美帝矛盾无解。也就是说,不管是两千年前还是现在,中国文明的模式本质上都是追求如何让多数人都过上好日子,成不成功另说,而对手的文明模式则是靠少数人奴役多数人过日子。

    七. 汉有馒书之辱,和亲纳岁。今有炸馆撞机,出口供债。

    八. 汉与今日中国都经历了错误的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地位的阶段。汉有“无为而治”,今有西式“民主自由”。汉的“无为而治”有利于诸侯,以及后来的官僚集团,因为皇帝无为了,他们自己就可以为所欲为。今天的“民主自由”有利与新兴的资产阶级,党内右派官僚,右派知识分子。

    九. 汉发展到武帝初年,虽然内部积蓄了庞大的力量,但是格局不顺,中央掌握的力量不占有绝对优势。武帝必须压制诸侯,翦除王氏,窦氏等贵族,以及全国各地的豪强,大地主等方可动员全国,对外反击。今天则是改革开放30年,“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放权容易,收权难。

    十. 汉有盐铁酒官营,保证中央的财政优势。今有掌握国家战略行业的央企。一切帝国的兴衰史,其实就是中央政府的财政史。中央有钱,国内什么问题都好说。

    以上说的是西汉和今日中国的相似之处,然而历史毕竟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升华,扬弃。今日中国也有胜过西汉的地方。

    一. 中央集体领导制,保证中央政府的质量。打个比方,集体领导约等同与一个“永生”的汉武帝。虽然每一届中央的执政水平能不能都达到汉武帝的高度另说。

    二. 中央政府管控著全国的土地(土地不私有),而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等于中央掌握了在非常时刻“重装系统”,调节贫富差距的能力。

    三. 工业化的带来的生产力解放,增大了有限土地可以承载的人口数量。

    四. 高铁,互联网等新技术极大加快了人员物资和信息的传递速度。虽然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技术降低了管理难度,使得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朝发夕至”的小国。

    五. 社会的构成分为三个层次,上层——中央的权力核心,过去是天子现在则是中央政府,中层——官僚集团、士人(或称为知识分子)集团,农耕时代的地主豪强、工商时代的资本家,下层——普通的人民。新中国以前的历史,一直是上层和中层的斗争史,人民是打酱油的。上层斗赢了,国家就强盛,社会稳定,富足。上层输了,则表现为朝堂上,上不能治下,皇权逐步被架空,民间土地兼并愈发严重,同时士大夫阶层在拥有大量土地的情况下又无需缴税,政府财政的负担最终只能由生活愈发困难的平民来承担,这最终将导致王朝经济走向崩溃,平民跟着付出腥风血雨的代价。而今天,下层人民也开始参与进这个博弈过程,平衡中层的优势。大字报,大字报的2.0版互联网是技术上的保证,高等教育的普及是知识结构的保证。舆论,意识形态解释权等将不再只掌握在中层手里。当然,怎样完善一条让下层制约中层的政治制度,现在仍在摸索中。

    结语:对比今日中国和西汉帝国,这个话题细致地说起来,可以写一本书了。本人较懒,也没有写书的才能,就此打住。由于是闲“扯”,肯定也有很多不严谨的地方,诸位看官,看过勿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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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扬:

    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在上千年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下,你几乎找不出什么事算是“新鲜事”--------基本规律就那么几条,只不过套上不同的具体条件,就成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了。

        

    中国的历史,一直到现在都存在这样一种规律:我们把社会的构成分为三个层次,上层——中央的权力核心,过去是天子现在则是中央政府,中层——官僚集团、士人(或称为知识分子)集团,农耕时代的地主豪强、工商时代的资本家,下层——普通的人民。理论上说,在信息的传递与处理都存在“时间差”的时代,中层是连接上层与下层,组织社会力量从事生产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同时,中层又必然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其位置与构成又决定了,这个阶层相对于上层和下层,在人员素质和资源控制力上会更具有优势。一旦社会体制对中层的自我膨胀失去控制,则社会结构便会趋于畸形。

        

    历朝历代,当权力集中于上层,财富相对平均的分布于下层,中层相对受到抑制的时候,通常则是王朝的鼎盛时期,而历史上王朝走向鼎盛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过程。而在鼎盛时期过去之后,中层开始做大,权力由上至下,财富由下至上,都开始向中层集中。在古代这就表现为朝堂上,上不能治下,皇权逐步被架空,民间土地兼并愈发严重,同时士大夫阶层在拥有大量土地的情况下又无需缴税,政府财政的负担最终只能由生活愈发困难的平民来承担,这最终将导致王朝经济走向崩溃。与此同时,中层,或者说是精英阶层自身,也开始逐步走向自我封闭,拒绝新鲜血液的输入,从而成为一个小圈子,并最终腐化、瓦解。至此,国家体系便无可逆转的走向了崩溃,而扭曲了的社会结构在王朝的崩溃中将会被打破,历史便开始进入下一个循环周期。

        

    从经济角度说,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商业起到了最为核心的作用,而中层相对于上层在财力上的不断做大,又是中央政府权威性降低的直接原因。这就解释了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强调“官山海”,强调“重农抑商”的缘由。

        

    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国内普遍都存在贵族阶层做大的问题,贵族们把持着朝政,垄断了国家政治,架空了君权,又往往将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同时他们的私人封邑也分裂和削弱了国家实力;贵族们仅仅靠着血统,就垄断政治资源,这又造成了这个封闭的集团势必会在几代人之后迅速走向昏聩与腐化,而整个国家,将会在这个贪婪而又愚蠢的集团的挟持下,走向衰败直至灭亡。

        

    在战国时代,法家的地位能够最终凌驾于包括儒家在内的其它学说之上,正是由于法家可以有效的强化君权,做到“削中间、补两端”。而对七国而言,山东六国由于传统体制形成较早,在战国时代来临之时,贵族势力已是尾大不掉之势,故六国的变法都未从根本上抑制社会体制的畸变,而秦国由于“开化”较晚,却有了“一张白纸,好做文章”的优势,在秦国的变法,所遇到得阻力远小于山东六国,而这就使得秦的社会体制远远优于其它国家。可以说,秦之一统天下,始于孝公,始于商鞅。

        

    法家治理下的秦的社会体制,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视作为是一种举国体制,在极大的优化了社会结构的同时,还赋予了中央政府强于山东六国的对国家资源的动员能力,做到了对有限资源的利用最大化,这是秦国能够通过军事手段统一六国的直接原因——即使是在人口、土地等资源数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秦国能调动的资源依然要数倍于对手,而战争的胜负,归根到底是由支撑战争的资源数量来决定的。

        

    纯粹的法家体制,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国际间处于“大争之时”的时代,为秦统一天下提供了旺盛的动力。但是,当社会环境趋于平稳的时候,这台“高速发动机”却无法减速,这最终导致了秦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过热,进而“硬着陆”,而下层则需要为经济的崩溃买单,这就导致了来自民间的反抗,这构成了秦王朝灭亡的内因。而没有任何缓和余地的,彻底的郡县制改革又触动了原来居于六国的贵族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旧贵族集团的叛乱(比如项梁、项羽叔侄),这构成了王朝灭亡的外因。因此,从灭亡原因来说,秦王朝有别于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

        

    迄今为止,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两次大变革,第一次是公元前210年秦统一天下,结束了自西周开始近八百年的封建制,中国由此进入大一统时代,其历史意义是之后的改朝换代所无法比拟的。始皇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帝,他们的功也好,过也好,这些作为归根到底都还是在秦的基本框架内,能说明的只是在一个固定的体制下,他们运作的好或不好,而这套体制的开创者则是秦始皇;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二次变革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至此之后,在上、中、下的三级结构中,居于下层的人民拥有了原本只属于上层和中层的政治上的发言权,这套全新体制的开创者是毛泽东。

        

    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社会体制带入到一个先进的社会体制,秦的手段是极为强硬且缺乏弹性的,而这种强硬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当时人民的利益,也最终损害了秦自身,导致了秦朝两世而亡。但是,在历史处于大变革的时候,这些酷烈的手段客观上又是难以避免的——中国的历史发展还存在这样一条规律:领导集团在世人眼中的合法性,源自“威”、“信”二字,而当社会处于动荡的时候,立威又要重于立信,反之亦然。历代史家以“残暴”来否定秦始皇,否定秦的功绩,是一种舍本逐末。

        

    在经历了秦末的动荡,以及楚汉相争之后,汉王朝最终成为了秦的疆域,以及秦始皇所创立的体制的继承者——虽然秦王朝没有如始皇帝所希望的那样千世、万世的传下去,但是他所创立的体制以及“大一统”的观念则的确传承了两千余年。汉朝几乎不走样的延续了秦的政治体制以及律法等框架,这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事实上,在汉代,主流舆论对秦始皇的态度是首先肯定他是一位伟人,只是这位伟人犯了错误,司马迁的《史记》在当时属于非主流观点(不得不说,太史公看待一些历史问题的角度,有点过于“小资”了)。不止于汉,在宋之前,主流的观点对秦以及始皇帝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将秦始皇塑造成一个暴君,是自宋开始的,而中国精英阶层思想的某些消极的转变,恰恰也是由此开始的。

        

    就社会结构改变而言,由秦到汉初,其实是一个“进三退二”的过程。汉王朝初期,在延续了秦制的同时,帝国内还存在着大量拥有实权的封国,这其实是一种“一国两制”的状态,而且中央与地方之间还是一种枝强干弱的关系。除此之外,地方的豪强较之秦代,也掌握了更多的政治资源,譬如六国的遗族,直到汉武帝时代,依旧拥有不小的特权;而在中央,同样存在勋贵集团架空皇权的问题。那个时期汉朝统治者秉承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其说是于民休养生息,不如说是政治上的一种无法避免的妥协——所谓无为,并非指臣子无为,而是君对臣无为。

        

    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汉初的状态是历史大趋势与当时现实情况“妥协”之后的一种平衡状态。这并非一件坏事,在秦以强硬的手段将中华文明带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之后,汉王朝做适当的回调是存在余地的,而由此换来的稳定,使得皇帝或者说上层有足够的时间来逐步消化秦的遗产。

        

    汉初的政治态势在汉高祖刘邦时代和吕后专权时代基本上没有太多改变,而从文帝开始,汉的“政治体制改革”便开始了:汉文帝通过将列侯迁出长安,回归各自封国的方式,瓦加了以周勃为首的勋贵集团,在其晚年,又通过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对各个封国实力加以削弱;至景帝时期,中央政府的丞相已不再出自勋贵集团;至武帝时期,又以主父偃的“推恩令”,最终彻底完成了削藩,汉王朝的中央集权至此达到了顶峰,汉武帝能充分调动国家资源打败匈奴,也正是得益于集权下的举国体制。而从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削中间、补两端”的过程。

        

    从经济角度说,这也是一个中央和地方经济资源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央的权威,很大程度上要依托于中央政府所直接掌握的财力。当初淮南国正是凭借其胜于中央的财力,成为了诸多封国中,对中央权威威胁最大的一个。汉武帝时期,在桑弘羊的主持下推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究其根本,这些政策的实质都在于加强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度,加强中央政府的财力,即所谓的“国进民退”(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民”其实是一个偷换概念的文字游戏,它所指的并非是此处所说的社会“下层”,而是指社会“中层”)。

        

    武帝时代的过度用兵,同样使汉王朝也出现了“投资过热”的问题,这最终导致了中央财力的下降,上层对中层在财政上的优势开始削弱,于是上层不得不对中层进行新一轮的妥协——这就是昭帝时,“盐铁会议”的历史背景。最终,中央废止酒类专卖改为征税,盐铁政策则维持不变,国家经济至此开始“民进国退”。

    在实现了新一轮平衡的同时,失衡的趋势也就出现了,并且将从趋势最终变为现实。财力上的此消彼长,使得由士大夫和地方豪强构成的社会中层开始做大,社会结构开始“削两端,补中间”。皇权开始被逐步加空,民间土地兼并开始严重。

        

    最终,以王莽为首的士大夫集团终结了西汉王朝,而最终建立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则是地方豪强的代表,而他成事所依托的,同样也是地方豪强。刘秀的这一属性,使得东汉王朝对地方势力的控制力度,至始至终未达到西汉的水平。这一隐患,在东汉末年最终演化成了群雄并起……

        

    古为今鉴,在当今,社会构成的三级结构依旧存在,他们之间此消彼长的变化也依旧存在,现在所说的“左”“右”,以此定义则是:“削中间、补两端”为左,“削两端,补中间”为右。左、右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好与坏的区别,关键在于因时而变,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现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上面提到的那个“时间差”必然是越来越小才对,那样的话,中层也必然应该逐步的淡出,把更多的资源解放出来,分配给占数量多数的下层。因此,从长期趋势看,“向左”应该是历史发展的大方向,直到最后,发展到无所谓“左、右”的地步。

        

    进一步的说,有两个话题就非常有意思了——这里所说的中层,其对下层的优势除了财富之外,其实也包括对知识的垄断,这又进一步的演化成了对话语权的垄断。而反过来说,如何打破这种垄断,让知识平民化,其实是优化社会结构的一个关键之处。更广泛的说法就是开启民智。

        

    说有两个有意思的话题,其一是高校扩招,老实讲对朱相的一些政策,我也是持保留意见的,但单说这条,长远来讲将是对国家大有益处的。你可以说老百姓家庭负担加重了,学校的教育质量下来了,大学生从天之骄子跌成了白菜价,但不可否认的是,原本是极少数人有机会享受的精英教育,现在平民化了。现在大学的教学质量再差,好歹那也是高等教育,接受的人多了,几个竖儒再想忽悠人就难了,于是专家、教授就变成砖家、叫兽了——其实人还是那些人,类似的忽悠在以前也不是没有,真正变化的,是受众的辨别力。其实,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里,主席也做过类似的尝试,就是工农兵大学生,但是最后停了,到八十年代,高等教育又搞回精英教育。而这一次,则是实实在在的搞成了。

        

    另一个有意思的,是央视的百家讲坛,里面的东西不一定都靠谱,更何况还弄出一个袁腾飞,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过去只是几个老学究凑在一起嘀咕的东西,通过这种模式走入寻常百姓家了,他们讲的质量好坏在其次,关键在于开了一个头,沿着这就路子走下去,以后文史类的东西,恐怕就很难再被少数人所垄断了(文史类的东西,于人于国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搞理工的人,有精力的话,看看文史类的东西是大有裨益的。也正因为重要,我不大赞同文理过早分科,分得太早,对学理和学文都没好处,高中肯定不行,大学本科阶段都还嫌早,如果纯粹专研文史研究,放在研究生阶段可能更合适一些。)

        

    对中层而言,光靠精神上的为国为民思想恐怕是靠不住的,关键还在于社会体制的制衡机制。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底层的人民必然是最爱国的,因为除了脚底下这片土地,人民很难再有处可去,直到现在也是如此。高层同样需要国家,无他,国破了,民亡了,高层也就完蛋了。唯独中层,取利于民,又在权力上架空高层,但是一旦国家出了什么问题,这批人又的确可以置身事外,因为他们对政治资源有着直接的控制,因此改朝换代对这些人而言只是换个人称陛下而已,实在不行,凭着自己手里的财富,也大可以一走了之。这就像是三国里面,孙权与张昭他们的关系一样。

        

    所以,如何抑制中层过分膨胀,一直是历朝历代君主内政的核心问题,法家对国家的管理,其要旨在于以法治官,以法治吏,而治民则在其次——儒家思想则恰恰相反,所以比较和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胃口。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为了抑制贵族,国君引入了布衣出身的职业官僚,在官僚做大以后,又不得不引入外戚,接着是宦官……总之就在两雄相争中,高层总是先感觉力不从心,于是才引入第三股力量作为平衡,而这股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同样会由于自身膨胀而变得尾大不掉。

        

    归根结底,这是因为这种制衡仅仅是在中层和高层之间的小圈子里做的,高层只能是用一个小圈子去压制另一个小圈子,这种方式必然就有个保质期,长的话,几十年,短的话十几年乃至几年。而1949年以后的中国,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引入了下层的人民来实现社会结构的相互制衡,而这个群体由于其庞大,也是最难以蜕化变质的。当然,到现在这还处于摸索阶段。

    附文之:

    【农耕时代的“周期率”】一直以来,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以一种政治型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上的所谓“周期律”,而事实上,“周期律”其实也可以从经济角度来加以解释。在古代,亦或说是农耕时代,社会的基本财富就是粮食,而决定粮食生产基本要素则是两条——土地与人口数量。

      

    而技术这个因素则是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从一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开始,截止到工业革命前夕,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内看,人类的生产技术无疑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如果将进步幅度与时间作成一副直观的二坐标图,结果则会是:我们所看到的,将是一条极平缓的上升曲线,“平缓”到你几乎看不到它的“坡度”。相对于这一万余年的时间,人类技术在广度和深度的拓展都是非常有限的,除去青铜与铁器的产生之外,其实历史上再没有什么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力发展产生过质的影响。而且人类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基于生产、生活中无数“偶然发现”的积累,其本身并不复杂,如制陶、养蚕、冶铁等等,只要发现其中的诀窍或是“秘方”,一下子就可以迈过技术门槛,但在此之前,你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来“碰运气”,或是等待这一技艺从遥远的地方慢慢的“溜达”到你这里来。因此,如果“仅仅”是看待几百年的历史的话,那么经济这一因素完全可以视作是静态的。

      

    土地是一个动态的因素,总会有新的土地被开垦,或是既有的土地被撂荒。但是,土地的总量最终是存在上限的。如同正文中所提及的那样,受限于交通技术,一个长久性的政权(波斯、马其顿、蒙古等短命帝国则不在此列)可以统辖的疆域在技术上是存在上限的。唯一不存在上限的因素是人,这既是粮食的生产者又是消耗者。一个政权建立之后,随着社会环境趋于稳定,人口数量随之开始上升,这样就有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可供开垦荒地,或是由统治者趋势,通过战争来获得更大的疆域,更多的土地。随之而来的,便是更多的粮食,这就有为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提供了基本条件,如此循环往复,一个正循环就形成了。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的上升阶段,表现形式就是老百姓“安居乐业”。在这一阶段,会存在大量的粮食剩余——无论你是想组建骑兵还是海军,或是想修长城盖金字塔,都是要取决于这个粮食剩余的,有了粮食剩余,你就可以把它转化为军事力量已经楼堂馆舍,这就是所谓的“国富兵强”。

      

    当可耕种土地的利用达到极致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人口还会继续不断增加,统治者享受的这块粮食剩余是没法减的,那么就只能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耗。中国明代,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就不再涉足大洋,从宏观经济角度解释就是由于人口持续增长,社会粮食剩余减少。粮食剩余越来越少,国家的动作也就不得不越来越少,这个国家便会显得暮气沉沉。随着人口进一步的增多,最终土地将无法承载新增的人口数量,矛盾便随之开始爆发出来……。当然,真实的历史中,民变和内乱往往等不到这一天就会爆发,因为还存在一个因素——气候,水旱灾害往往会大大提前这个“临界点”的到来时间,研究一个地区的气候变化周期和王朝兴废,会发现它们之间是存在一定关联关系的。

      

    随之而至的战乱,将和天灾一道,制造出无数“流离失所”、“饿殍遍地”之类的景象,人口数量将大幅的减少。当新的统治者平定天下之后,人口的下降趋势也将得到扭转,此时人口与土地之间的比例将回复到先前的状态,一轮新的周期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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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闲扯:

    这里所说的中层和“中产”是两个概念。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有“中产”存在,一是因为它的整个国家处于全球经济链的上层,二是因为面对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压力。(非常时候,也是有麦卡锡主义这样的白色恐怖出现的)

      

    冷战胜利后,西方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就开始加剧,加上经济危机的到来,已经开始威胁到西方“中产”的存在。百度一下,“美国中产消失”之类的词语,会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大而化之来说,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只有两层。上面是各种资本财团,下面是平民,政权掌握在资本手里。一旦统治阶级无法对外获取巨额利润用来内部分赃,西方那套体制就得出大问题。

    继续闲扯:

    没记错的话,唐太宗也说过汉武帝对外战争投入过大,产出太小。今天的中国应该可以做的更好。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汉武时代的缺点就否定那个时代。毕竟中国历史上,能够成功压制中层,甚至逆转“权力与财富不断向中层集中”这个过程的执政者少之又少。比较有名的就是商鞅,汉武,唐太宗,雍正等等。王安石,张居正等属于出师未捷,有心无力。

    “过度作为”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像秦皇汉武这样的“过度作为”,也好过万历这样的不作为。(想想看他的不作为给后人带来多大的灾难,没有什么灾难比这样的灾难更惨重,精英们说文革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纯粹是扯淡。)

      

    自宋朝开始对秦皇汉武否定多,肯定少,结果宋以后的历史我们也看到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迁的罪与功,哪个比较大,还真不好说。反正我是比较反感他。

      

    另外,历史上想要逆转“权力与财富不断向中层集中”这个过程的执政者,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其结果要么是下场不好,要么是名声不好。究其原因,则在于历史上中层一直掌握着话语权的优势。(今天下层参与进来了,但是并没有完全改变)

      

    唐太宗倒算是个例外,因为他算是开国者,中层还未坐大,而且多是跟他一起打仗打过来的兄弟。(ps:如果祖谱没骗俺的话,俺们家也算是李唐皇室的后代,虽然不是李世民这支的,不过上千年的时间发展下来,唐朝的老李家后代估计得有上百万了吧 )

    说到压制中层,甚至逆转“权力与财富不断向中层集中”这个过程的执政者,毛主席算是后来的佼佼者。他甚至在中层还未坐大,变异的时候,就发动下层来一次打倒中层的“演习”。事实证明在毛主席的年代,没有生产力或者说技术的配合,这样的“演习”成了“无的放矢”,最后整场运动被中层里的权力野心家劫持操纵,打击无限扩大化。运动变成全民内战,人人自危。

      

    这样的演变是符合逻辑的,中层为了自保,最好的方法就是成为已经年老体衰的毛主席的政治代言人。(后来毛主席也开始有了名声问题,你懂的)

      

    之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开始右转。之前说过,右等于“削两端,补中间”,也就是权力和财富开始向中层集中。右了30年,虽然国家内部实力大增(别忘了基础是前30年打下的),但一是内部格局不顺,媒体界,文艺界,教育界,法学界,经济学界等多是普世精英的声音,以及这些声音背后代表的买办资本,右派官僚等,这些都影响中央整合全国之力对外竞争;二是下层平民跟中层(资本+被资本腐蚀的官僚+黑社会打手+为中层说话的右派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社会开始动荡。

      

    这种动荡跟毛主席时代的动荡性质上又不一样。毛主席时代是上层主动发起各种运动,如果上层不折腾的话,是不会有那么多运动的。而现在的动荡则是右转过度的结果,上层不作为的话,是要出大问题的。

    这里得再强调一次1949年以后的中国,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引入了下层的人民来实现社会结构的相互制衡。(俺们老百姓当然也不能干等,要有自己的立场和作为,重要的是认清谁是盟友,谁是敌人,不能让人带到颜色革命的沟里。)

      

    中国现在又到了该左转的时候了。

    通宝推:直到永远,星河,朝雨,联储主席,拿不准,苏粤马,
    • 家园 汉武时代?

      赶紧指望裙带关系吧,我只记得李广难封,卫青霍去病都是外戚。

    • 家园 吕后乱什么政了?

      人家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没吕后,会有下面的文景之治吗?早就二世而亡了。

      • 家园 是的,没有吕后和武后,汉唐未必能有后来那么兴盛。
        • 家园 没有武后,唐朝会有不确定;无吕后则不一定。

          不论动机是于私于公,武后对世家大族、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进行了严重打击而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为唐朝社会经济的发展解除了一定的掣肘,功绩是明显的。这也是李治一朝借清算长孙家族、王皇后家族行动的继续,但她的政治能力在其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吕后的主要作用只是在刘邦身后维持了政治平稳,但并没有在政策上作出重大发展。

      • 家园 乱了协议。

        刘邦在关中乃至天下站稳脚跟的政治基础是什么?是约法三章,以及对约法三章的诚信信守的声誉。

        自商鞅立木取信,军功爵制度的彻底贯彻执行,是秦人愿意忍受严格的法律制度走上战场的原动力。严而有信,是秦能灭六国统一天下的道德基础。宽而有信,是刘邦集团能在短时间内打败军事上更强大的项羽集团的政治基石。

        高祖与群臣白马之盟:非刘氏不得王,非大功不封侯--前者保证了老刘家的特殊地位,后者保证了开国功臣贵族集团的整体利益不会被快速稀释,也制约了贵族集团不会急剧扩张从而加速掠夺民间--总体上来说,这个协议是适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对协议双方和民间都有利。

        吕后封吕氏为王,就是“单方面”破坏了协议的严肃性和神圣性,破坏了统治的道德基础,也给后代破坏协议开了一个坏头--虽然陈平周勃等暂时妥协了,但“少憨”的丞相王陵是坚决反对的,表明了一部分贵族的立场;而暂时妥协者已经在思想上准备在吕后身后翻盘。

        从单方面破坏协议,破坏统治的道德基础上说,吕后是乱了政。具体的治国策略上,她坚持了黄老之策,继续休养生息,只是没有彻底毁坏而已。

        在一棵大树根上砍了一斧子,虽然没直接砍断树也没死,不能就说没砍树。

      • 家园 其实主要是为吕氏封王,削弱王权

        “乱政”是站在王权的立场说的,站在百姓的角度就另当别论,但能够留下来的史书基本都是前者。

      • 家园 无非是男尊女卑的封建基因

        本质就是抛弃实践的是非不分,只有观念的积聚堆砌

    • 家园 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秦、汉是最好的榜样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

      笨狼一直认为,战国时期“虎狼之国”秦国是忠孝治国的典范!先说“忠”,忠的本意是心诚,忠于职守才有忠臣资格,战国时期秦国独裁,中下层官吏公事不敢拖到第二天处理,更不敢用找“火星人”、“银河系”、“宇宙局”搪塞。再说“孝”,当年秦国人只要有本事多杀敌多打粮食,帝国就不会埋没人才,混好了父母自然可以沾光,“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只有秦国有全民大孝的最好土壤!还有平等,秦国虽然专制,但除了国君,权力世袭基本被废止,主张“兼爱”的墨家大部分入秦,为秦国军工生产立下了汗马功劳,孟子只会当推卸责任的逃兵。

      笨狼认为在严酷的战国年代子楚之所以能继位,吕不韦之所以为相,绝不仅仅是会走夫人路线这么简单。笨狼猜测,吕不韦通过粮食贸易等信息提炼出大量有价值情报,为长平之战立下了赫赫功勋。近代殖民者,现代部分外资企业主,尤其日商、韩商、台商,正干着同类勾当。任何时期,提升质量、提高效率、促进合理流通的经营都是好事,内外勾结坑银行、囤积居奇骂政府、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不严惩就不对了,这二十年劣币驱逐良币还少?那些靠“原罪”发家又怙恶不悛的,譬如现在很多开发商,不修理还了得?

      秦、汉不是抑制商业,而是打击过度投机,小国国家周转多可以发财,商业过渡发达对大国没好处,除非像美国那样取得国际发钞权。关于交换和封建关卡,马克思论述很详细。秦、汉商业是极其繁荣的,吕不韦、巴寡妇清、卓王孙都是举世闻名的富豪,桑弘羊也出身富商家庭。“书同文,车同轨”,货币统一的大一统对商业的好处不言而喻,台海两岸早日统一,对中国大部分商人(官商和台独分子不在内)也是有百利无一弊。

      “国将霸者士皆归,邦将亡者贤先避”,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秦、汉是最好的榜样。

      笨狼不是反对忠、孝,笨狼反对的是被扭曲本意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忠”、“孝”,因为反复的歪曲,先秦“忠”、“孝”的本意不是普通人认为的意思,“忠”的本意是心诚,就是对领导对组织要实话实说,不是无条件服从和溜须拍马,那是佞臣奸臣的标准。孔子教得很明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的前提是自保,“受大棒则走”,不能把父母陷于不义地步,教导“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不是人渣就是蠢货,信奉的当然是愚民。贪官污吏、黑心资本家和骗子们反复宣扬的观点,一定要反着听或者刨根问底,历朝历代不遗余力地宣扬“忠”、“孝”,都是培养愚民的手段,“忠”、“孝”本意早被扭曲了。“事父母几谏”,父母有错要帮助改正,“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当然态度要和气。不过父母不成器又不讲民主,帮他们进步最好办法是学刘邦,否则只能面对只敢对孩子耍威风的封建家长。“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混好了父母自然可以沾光,走自己的路,发挥专长出人头地才是真正的大孝!

      笨狼对“三纲”的理解——“三纲”本意就是地位高的要带头当模范,不能上梁不正下梁歪,具体点就是君王要给臣子当表率,老爹要给子女当表率,丈夫要给老婆当表率,当然也不应理解为龙生龙凤生凤老子下井儿打洞。笨狼看法,六扇门之所以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外因是权力大,花的钱不是自己的,内因也即根本原因是私心作祟,为子女(也许还有其他亲友)谋福,其实公务员平平安安对家庭是最大的福。衙内们别惹事生非,少给父母添乱就是孝顺,中下层子弟在守法前提下把自己专长发挥到极致,获取多多的名利才是大孝!封建伦理说白了就是利益分配哲学,不孝父母折腾孩子,伪道学讲忠孝都是为了利益,混到刘邦那份上,即使当年要分一杯羹,当众讥讽老爹没眼光也是父母的大孝子。当年赫鲁晓夫讥讽周恩来出身地主,炫耀自己工人出身,周说两个人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但从光宗耀祖的角度,赫鲁晓夫当叛徒也是大孝子,不是有勃列日涅夫母亲担心共产党回来怎么办的笑话吗?

      人皆有私心,但身为公务员,哪怕为出事时候方便说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应该的,先干实事再捞好处。不明白这点发不了大财,发权力财也是待宰的肥猪。即使不以权谋私,有实权的处级干部也比多数千万富翁滋润,腐败反而提心吊胆。在单位,“领导屁股摸不得”,家庭成员可以有话直说,因此笨狼建议利用官员家属反腐败。

      官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都是公职人员,都是反贪机关的重点监察对象,但专业反贪人员不可能太多,既浪费又影响日常工作,还有自身腐败问题。现实了解,很多“好单位”的正式工多是官员亲属,既然如此,发动家庭成员互相监督是最简单的有效办法:如果夫妻(还有子女)都是公职人员,一方长期腐败(半年),另一方不举报,一律以同案犯处理,《刑法》有包庇罪。如果在正式调查前(双规?)一方提出离婚或登报脱离关系,可以免责,但必须配合查案。出于人道,不实举报也不追究,如果举报人同意,腐败家属也积极坦白,可以按自首从轻发落。一定级别以上公职人员近亲(夫妻、子女等)经商,经商者涉嫌腐败,近亲也应该清理出公务员队伍,至少转闲职。

      这不是挑拨家庭矛盾,更不是株连,而是维护正义和法律的尊严。封建时代也有“大义灭亲”之说,那时候官员三妻四妾很寻常,黄脸婆靠不上边,官太太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文化和社会阅历都不够高,想为国家检举贪官也没能力。现在不一样,只能有一个老婆,国有企事业单位也不可能吸收白痴,因此很容易取得成效。如果这点不行,那就在贷款和担保方面做文章,自贪官判决(或有证据的双规)起三——七年内,禁止其近亲(夫妻、子女)获得个人新贷款(允许保留透支额度三千元内的信用卡),未归还的个人商业贷款利率在原利率基础上上浮10%-30%(视超生数量)。其近亲(夫妻、子女)控股5%以上的非上市企业,原有贷款在原利率基础上上浮10%,三——七年内暂停新贷款。控股总和高于4.99%的上市公司,自上报之日或发现之日起一年内,其他大股东有权按上年度均价收购高于4.99%部分,或者,一年后暂停新贷款或在同期基础利率上上浮10%,同时原有贷款在原利率基础上上浮10%。

      最近修订刑事诉讼法,不少砖家又出来放毒了,“父子相隐”就是打着圣人旗号的大毒草!孔子的确曾经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里的“隐”可不是隐瞒、包庇的意思,孔子还说了“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隐恶扬善,笨狼理解有两重意思,一是兴利除弊,二才是宣传好的教化,没有第一重意思,(舜)治理天下也太荒谬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意思应该是父子互相帮助改正错误,孔子从来不主张愚孝,父对子要“慈”,“事父母几谏”,这里的“几”笨狼理解是屡次的意思,态度要好在别的句子。古今“乡愿们”压根就不想真正的孔学发扬光大,首先攻击“父子相隐”的韩非子离孔子并不远,不可能没精读《中庸》,孟子是孔子的(重)徒孙,对杨、墨攻击明显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的精神。对于读书人,这都是很普及的常识,一味向“父为子纲”和被歪曲的“父子相隐”方向引,明显居心不良!没读过四书五经不懂装懂的叫兽也许仅仅是是水平问题。按它们的表面理解,在“君为臣纲”的年代,皇帝抢花姑娘是“临幸”。严格按照“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如果老子想爬灰并且要求保密,儿子和儿媳妇是否该愉快的顺从,然后为父亲隐恶扬善。不止一处看到,过去给小孩子找大媳妇是为了方便爬灰。

      没文化的老百姓遵循被歪曲的传统伦理,不出庭指证有罪亲人可以理解,受党培养多年吃民脂民膏的官员不应有这个特权!想常驻六扇门,应该经常进行“大公无私”、“大义灭亲”教育,并通过官员家庭普及宣传。别的也就罢了,涉及分裂或泄密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历不明,不应该用歪曲的“父子相隐”故意包庇!具体到现在,父、母亲(有时候是两口子)当贪官,应该鼓励其子女向纪检部门举报,出于人道,在主动拿出证据的举报者(家庭成员)允许时可以算自首。如果未成年孩子犯法,追查其权贵父母理所应当,孔子可是很赞赏大义灭亲的卫国老干部的。能管好属下,管不好孩子?管不好下属就该挪窝,非得加班没时间管孩子,为了其家庭幸福,上级也应该帮忙卸担子。恶衙内们出了事,媒体再怎么寻找“闪光点”,老百姓也不买账,权贵父母能保兔崽子们一时能保它们一世吗?还有中下层出身的贪官,出事前给父母带来的好处往往比清官多得多,“我大清”“以孝治天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常态,古往今来,管理者能力不行才喜欢拿道德说事,其实多数是无材又嫉贤妒能的小人。能力越差越需要高喊道德显身份,阿谀奉承表忠心,手下管理者多溜须拍马之徒,领导肯定是舔痔高手,八成靠坑忙拐骗起家。

    • 家园 走向毛主席时代的反面是亡国之路

      事情从独尊儒术说起。

      汉武帝之所以独尊儒术,除了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以外,看中的是儒家的“尊王攘夷”,是国家主义,只不过后世的掌握话语权的儒生官僚中层慢慢地把儒术又改成了“不与民争利(国退民进)”的自由主义而已。

      在文景时代,儒术是不受待见的,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黄老无为的学说。诡异的是,后世的儒生官僚们对文景时代大加赞赏,称之为“文景之治”,反而对儒生有知遇之恩的汉武帝大为不满,以至于要诋毁他导致“人口减半”。从利益角度来说,这是因为后世儒生官僚们自己坐到了中层的位置上,从在野的,变成当政的,当然是不喜欢汉武帝这种严重损害中层“自由”的领导。说到底,这些儒生官僚也不真信儒学,否则,他们也不会无视儒学里对他们不利的“尊王攘夷”,而无限放大对他们有利的“不与民争利”。

      说道“尊王攘夷”,其实秦朝的历史表明,法家才是最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学说。论国家内部组织的严密和动员能力,秦朝是古代中国的巅峰,后世诸朝代再也没有达到秦朝的水平。这应该归功与秦朝的法家治国。从纪录片《复活的军团》中秦国军工的精细程度来看,个人觉得还应该有墨家(技术党)的配合。前面说到汉朝在举国体制这项能力上比秦朝有所退步,除了因为汉朝诸侯和贵族的掣肘外,也因为汉朝缺少了法家党+技术党这个“散沙粘合剂”。汉朝的优势在于盐铁酒官营,既然“组织”不够严密,就只好主要靠有钱能使鬼推磨了。

      汉武帝的难处在于,他是没办法直接拿法家作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因为秦朝的短命使得法家在当时的名声彻底臭了,不但中层不喜欢,下层也不喜欢,所以刘邦进咸阳的时候才会拿简单的“约法三章”来安抚人心。汉朝的法统恰恰是建立在推翻秦朝的基础上,如果汉武帝公开要拿法家当国家意识形态,其效果大概等于今天有人说要再来一次文革。

      从这些历史里我们应该学到的是,即使要作一些路线上的调整,也不要轻易把前一个时代的一切都否定掉。秦朝的滥用民力是不对的,但是秦朝时社会组织的严密确是应该珍惜的。汉武帝无奈只能做到外儒内法这样的半吊子,后世子孙把这个“内法”去掉了,还在盐铁酒官营上让了步,给了中层极大的“自由”,而汉朝也恰恰亡于这种自由。

      历史总是这样螺旋式的重复,“法家”在汉朝遇到的尴尬,类似于今天“毛主席思想,文革,计划经济,人民公社”等等因素在改革开放后遇到的尴尬。而另一方面,对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些政策(比如知识分子政策、民族宗教政策、计生政策、农村土地单干政策、国企改革政策、台港澳政策、外交政策、经济政策、教、医、房政策等),虽然民间多有怨言,官方却绝口不提,尤其是在主导这些政策并从中获利的许多官僚仍然保持着极大影响力的情况下。

      汉朝无法堂堂正正地公开为“法家以及秦朝的体制”正名,不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最终走向秦朝的反面而灭亡。同样今天的中国,如果不能客观的评价建国前30年和后30年,如果继续目前这样“改革开放就是好啊就是好”的舆论氛围,就算能够像汉朝那样成功地对外扩张,最终也会彻底走向毛主席时代的反面,重复汉朝最后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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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存活长的体制就是相对更成功的

        你再怎么吹秦,二世而亡,还不就那么回事。。。

      • 家园 中国自秦以后的历史一直是在走向秦的反面

        中国自秦以后的历史一直是在走向秦的反面,虽然中间有反复。

        秦朝最大的特点一是法家党和技术党结合的严密高效的社会组织体系;二是结束了几百年的诸侯混战,建立了持续了2000年的中央集权郡县制,有了一个为民族整体利益负责的最高政治权力中心。

        但是,自秦以后,法墨体系就一去不复返了,后世诸朝代在组织体系的严密高效上再也没有达到秦朝的水平。这其实增加了中央权力的脆弱性,因为中央的权力就是组织能力和财政能力组成的,组织能力的退步等于跛了一条腿。二是对国家技术的进步和传承造成了负面影响。想想如果科举考的不是务虚的八股文,而是务实的各种涉及农业,手工业,军工业的先进技术和理论,或许中国可以更早造出更精密的枪炮,更早彻底解决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更早造出方便对外交流船舶车辆,如此则未必就不会有中国版的工业化。

        另一方面,“中央集权郡县制”在秦以后也是越搞越往后退,越搞越像封建制,国家能力也越来越弱。到了清末民初,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央集权,但是中国大地上的一个个大小地主,虽然没有诸侯之名,却有诸侯之实。不仅仅是拥有着土地,对于本地本村之村民更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同时中央权力根本到达不了基层,所以这些士绅们一个个就等于周时代的小诸侯王,而且是最反动的,毫无价值的寄生阶层。

        看完美国人杰克.贝尔登在1949年写的《中国震撼世界》,其中对于民国农村的描写更让我加深对这一点的印象。

        因此,近代中国的悲剧在于,中央政府名存实亡,国家能力极其弱小。(孙中山对此总结说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专制,而是太自由了以至一盘散沙。)地主诸侯控制着乡村,买办诸侯控制着城市,而这二者又都匍匐在列强资本的脚下。国家的财富一方面变成地主买办的深宅大院和十几房姨太太,另一方面变成流向列强资本的利润,平民的生命贱如草纸,中国自身的工业化遥遥无期。

        是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打破了这一死局。共产党消灭了地主和买办,又建立了独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在抗美援朝中打退了外敌不甘心退出中国大陆的反扑。同时共产党把组织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动员和执行能力极强,领导中国开始自己的工业化,这是法墨体系的回归。不过现在,共产党内满口仁义道德八股文,肚子里男盗女娼,反对国家投资所有高精尖技术的传统文人党又多了起来,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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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必须顶这一句

          不过现在,共产党内满口仁义道德八股文,肚子里男盗女娼,反对国家投资所有高精尖技术的传统文人党又多了起来,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现在看看,30多年前反对的东西已经变成了现实:走资派,修正主义

          虽然还没改旗,但是内核已经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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