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序有所改变。发帖如还有问题请报告
- 【征集】西西河的经济学，及清流措施，需要主动参与者，『稷下学宫』新认证方式，24年网站打算和努力目标
主题：【原创】报告，我要说张爱玲的坏话 -- 玉垒关2
- 复 不想这么热闹
家园 我觉得您在各处的表述并不一致 所以想要说点儿什么呢，又觉得无话可说，呵呵。不过关于张爱玲拿美元没有，倒可以讲几句。
1949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3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 ”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这样粗糙的文字，难道是由张爱玲那只高贵得几乎不染纤尘的手写出来的吗？张爱玲可是自己都招了，这没什么好辩护的，呵呵。当然了，麦卡锡说，是张爱玲自己要写的。是遵命小说，还是投名状，这不得而知，但张爱玲拿了美元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我倒不想说她多么热爱美国，因为在她出走之前，她也写了《十八春》，那又是另外一副脸孔。她的文学天才无可否认，但这就局限于人情世故，超越这个范畴，文字也好，行为也好，都不足道。说她才华高，趣味低，有什么错吗？
家园 她的才华用错地方, 不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家园 您这个是引用别人的东西，而且是引过多少回的 这个是麦卡锡的采访记录。您可以自己看下。
http://wenku.baidu.com/view/2083f6020740be1e650e9a86.html
当然，如果他说的不是实情，那也没有办法。
您引的那个，文章里对她性格的分析的对头的，但是对她的婚姻生活，对她和赖雅的攻击实在是无话可说。如果您就这么想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
趣味——何为趣味，在我来理解的话，张只能说是文学观点不妥，创作指引思想有问题，趣味——张自己的理解，关注于细节也是一种趣味，像杨朔那种三段写法也算个趣味。当然您是专业的，我这外行的就不和您争了。
那篇文章有些解读简直就是——我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秧歌》和《赤地之恋》出版不久，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29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而赖雅却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的坏话，捷克共产党领袖是他的好友。有人会说，婚恋是婚恋，写作是写作，但联系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产党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都与她无关，她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既然发表作品可以乘机出名，那就快快发吧，哪怕发表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既然写反共小说可以赚钱，那就写吧，反正天高皇帝远，共产党也管不到这里；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又那么有号召力，人也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年龄大点有什么关系？此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张爱玲还在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中共术语研究，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当年中共言论中的新名词，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边是《红楼梦魇》，一边是中共术语，也许只有张爱玲才能在生命中书写出这样的“传奇”。有人说张爱玲毕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没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通报上列出张爱玲的名字，她马上表明了拒绝的态度。
一个人迫不得已时可能会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到了张爱玲这个地步，也真够可怜的了。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出人头地，尽享浮生的繁华与荣耀，只不过胡兰成确实更下贱一些。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20 世纪40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被动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暗淡。胡兰成、张爱玲都是如此。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张爱玲孤傲又软弱，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最后把自己关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她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
这些东西里面的恶意有多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就不说什么了。说是充分的解读，后半部分某些说法也算是沾沾边，但是整体来说，恶意很多。无非是要传达他这句：
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在某种方式上不能说这话不对，然而这文章的恶意之明显实在是。。。
家园 我就随便一搜 却不想其他部分费了你那么多文字，抱歉，我只是说那一段而已。
麦卡锡的采访我早就看过了。他说得清清楚楚，“我们资助她”。张爱玲拿美元还有什么疑问么？哦，也许是港币。其实，拿美元还是表象，给出版社写稿也可以拿美元，但这个美国新闻处是什么的干活？麦卡锡自己都招了，“反中共的宣传”。说张爱玲当过美分党，可不是编造。
- 复 我就随便一搜
家园 麦卡锡的话还有几句 《秧歌》另当别论。
由美国新闻处授意“那不是实情”。我们绝没有籍讨论来操作。。。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麦卡锡是“为尊者讳”。这里我们都没有明确的证据。
麦卡锡自己说和张结识于翻译小说。我们现在知道她翻译的有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看了后觉得，文字骨子里还是透着点上海气，没有海明威的作品应该有的那种男性的粗糙感，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想象失误了。
此外，张想写《张学良传》未必就是像那篇文章那样描写的不堪。张应当在后期是有想扩宽自己写作内容的打算的。可惜，赖雅的事情，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给她心灵以打击，导致她走向自闭和孤寂。
家园 有没有授意跟有没有拿钱有啥关系？ 有授意是应制文学，没授意是投名状。拿钱你却无法否认——“我们资助她，难免会询问进度”，再清楚不过了。说到真实性，呵呵，张爱玲自称自己是在某期大陆出版的刊物上看到的相关事例（因为她自己几乎没在农村呆过，只能闭门造车），艾晓明信以为真，还老老实实跑到图书馆去查，结果根本没有。
在这种问题上，张爱玲自己都承认了，我不太明白麦卡锡这种美分党召集人的话有什么可信度。如果他要“讳”，那也不是为了张爱玲，是为了他自己，因为拿钱买文艺，说出来实在难听。（有趣的是，他强调真实性，纯属此地无银三百两，倒是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西方媒体操控意识形态的手法）他这么一说的意思无非就是张爱玲撒谎，是张爱玲自愿写反共文艺的。
家园 您是专业的，我还能说什么呢？ 大体看了看，不会比《活着》更反动多少。区别在于，据您说她自己说是拿了美国人的钱写的。一个人拿钱和写东西之间的相关性有多强，我没有办法做个回归曲线出来。据说，鲁迅当年也是拿国民党的钱的。不过我也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证明张是被授意拿钱写的。我搜了半天，在百度找的这么一个页面。
http://nomobrain.com/forum/viewtopic.php?p=8638
从费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的评价是在突破了旧有的、狭隘的政治概念之后产生的。尤其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回归现实，产生了如《李顺大造屋》、《白鹿原》等具有冲击力的作品之后，张爱玲《秧歌》的真实感和预见性才从被遗忘的历史中浮现出来。而就结论本身而言，也许这算不上有很多新意。因为，当年张爱玲把《秧歌》送给胡适看的时候，胡适就细细读过，据说是全篇圈点地还给张爱玲。现在“皇冠”版扉页上印出了胡适题于１９５５年１月２５日的手迹：“此书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书名大可以题作‘饿’字，——写的真细致，忠厚，可以说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我读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胡适是资深反共专家了。自然是和张沆瀣一气的。
关于《秧歌》这本书，我只发现一点需要质疑的地方，那就是那篇检讨的出处。在“跋”中，张爱玲说：“《秧歌》里面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据的。”她提到，在“三反”运动中，《人民文学》上刊载过一个写作者的自我检讨，是一篇短文，其中谈到，在１９５０年的春天，他在华北某地工作，当地农民为饥饿所迫，聚众抢粮，遭到镇压。指挥开枪的老干部后来亲口对他说：我们失败了。这个作者检讨的是自己用这件事写了小说，革命理想破灭。为了查找这篇检讨，我反复查看了１９５２年全年的《人民文学》，并未找到这篇文字。我进而又从１９５０年开始查，一直查到张爱玲到香港后的１９５４年。从思想改造开始，《人民文学》上时有检讨出现，但登检讨最多的还属《文艺报》，而遍查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４年的《人民文学》、《文艺报》，都未查到张爱玲“跋”中提及的这篇文字。是我看走了眼，还是张爱玲记忆有误，倒是希望有心人核实后告之。
（乱世悲歌——关于张爱玲的《秧歌》·艾晓明· ）
宋淇曾在《私语张爱玲》里形容：“在寄到美国经纪人和为出版商接受期间，有一段令人焦急的等待时期。那情形犹如产妇难产进入产房，在外面的亲友焦急万状而爱莫能助。我们大家都不敢多提这事，好像一公开谈论就会破坏了成功的机会似的。”不久代理人回复意见，嫌太短，认为这么短的长篇小说没有人肯出版。于是张爱玲又添写了第一二两章，描写金花妹出嫁，然后才是月香回乡，又夹叙了王同志过去的历史，以及杀猪的一章。
因为英文本的出版相当不顺利，张爱玲便又把小说译成中文，从一九五四年一月起在香港《今日世界》半月刊连载——比较容易接受张爱玲小说的，还是中文读者。
许多张爱玲传记中，常把《秧歌》和《赤地之恋》的中英文版写成同时出版或者先出英文版后译成中文，事实上，《秧歌》最早虽以英文写作，然而中文版早于1954年七月已由今日世界社出版单行本；十月《赤地之恋》由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则几经周折后，1955年方由美国纽约州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公司出版，内容与中文版亦有所不同——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两部书的创作不可能是出于麦卡锡的授意；《秧歌》写于《赤地之恋》前，然而《赤地之恋》的中文本都已经出版了，《秧歌》的英文本还在商榷之中，若说是麦卡锡授意张爱玲写作“反共小说”，那么麦卡锡也未免太蠢而且没能力了；而《赤地之恋》英文本的出版更是张爱玲去美以后的事情，1956年方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若说由麦卡锡操作，那他又好像神通广大得无远弗届，岂不矛盾？
某些人故意混淆两书的出版时间，并非出于无知，而是有意误导，为了推出“反共”的谬论而歪曲论据。
宋淇回忆，《秧歌》英文本一经出版，好评如潮，但张爱玲更在意的是《时代》周刊有无反应。因为该刊选书极严，评价极苛，一般作品难以上榜。有一天，宋淇手持一份新出的《时代》周刊，要给张爱玲一个惊喜。她似乎有预感似的，抢先就问：“是不是《时代》终于有书评了？”
她在意《时代》周刊，却不理会中文报刊，并非因为不在乎中文读者，而是因为中国的评论家们永远注重意识超过技巧，便如她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您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
其实我个人对《活着》这种东西是同样的不感冒。我当时看电影就极不喜欢，觉得是大大简化了历史。因此，我对张这两部作品也没有什么好评价的，因为据我所知，当时的共产党在某些方面还是比较用心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不妥的地方。
我姥爷在刚解放的时候坐了三年的大牢，起因是因为人家污蔑他杀人。他被关了三年后出来，期间并没有受到什么折磨，无非是天天的政治学习，而且当时的形式还较为活泼。后来是tg给他平冤昭雪。我奶奶的父亲，因为涉嫌出卖tg党员，导致一宗惨案，也被关了五年。出来后不久就死了，但是tg也不算太亏待他，毕竟有重大嫌疑。我同学的曾祖父的弟弟，讳程长发的，曾做过保定军校教务长，解放前为安徽省省主席的座上客，其儿子因为被告发组织反共民团而遭到枪毙，他被从安徽拉回来关了不知道多久（后来上面就不让家人去探望了），再后来去世，连尸骨都没得收。当然这段遭遇，比起来千万的tg的将士未必就惨。这也是我并不采信张文中的某些描述的原因。
但是，若是说张所描写的这一切可以发生在58年以后，倒是真的有可能。我姥爷也曾经给我描述过他的姑父，那些年因为饥饿落逃异乡，后来就失踪了。有人说是被吃掉了。
当年的真正情形要待一切水落石出，只能等张与他人的信件面世，可能才能有点希望。毕竟这个人后来是移居美国，连一个穷困的赖雅都会被说成是在美国文艺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实在是不能想象一些人恶意揣测的功力有多强。
http://www.gmw.cn/01gmrb/2003-05/08/08-F309C6E7C169BCF848256D1F008195B7.htm
作家加作品的文学史模式一统天下现状，使我们的文学史常常缺乏历史感。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方面我们就完全没有进展。至少我在刘登翰先生主编的《香港文学史》中，就看到了一些可喜的章节。例如，关于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其解读就很有历史感。这个部分是颜纯钧和高少锋先生执笔的，他们写到1952年的张爱玲无法和新政权共处，从上海来到了香港：
“正是国内反美情绪特别高涨的时期，张爱玲却接受了美国驻香港的新闻处的一份工作，并且在对方的支持下创作了《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在她来说是分量最重的，却又备受争议的小说。事实上，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很难找到反共和亲西方的直接言论，而且不难感受到她对政治的一种厌恶情绪和躲避态度。固然这两部小说的创作初衷已不得而知，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她还是很难避免要受到指责。这也正是她后来在大陆的诸种文学史中，找不到位置的原因。实际上，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秧歌》和《赤地之恋》对建国初期那些政治失误，以及平民和知识分子受伤害的描写，和后来大陆作家的‘伤痕文学’相比较，显然还是要温和得多。只是在当时，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这两部小说就未免显得过分地刺眼了。当然也是基于同一个原因，它们在台湾方面则博得一片喝彩。由此看来，蒙在这两部小说之上的这层迷雾，同样只能看作是当时东西方冷战的结果。”（《香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http://www.infzm.com/content/23297
1953年她正用英文写《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长篇小说；翌年二者 先后问世，而中文版则在美新处的《今日世界》连载。宋淇在《私语张爱玲》里如此描述张爱玲把《秧歌》投稿到美国出版的情形：“在寄到美国经理人和为出版商 接受中间，有一段令人焦急的等待时期。那情形犹如产妇难产进入产房，在外面的亲友焦急万状而爱莫能助。”1954年，张爱玲在美新处“授权”下写成《赤地之恋》。故事大纲须经专人审核，张没很大空间发挥，所以她写得很辛苦，也对此作不大满意。但她依然紧张，并为此书求得两签（第二支签也见于宋淇的《私语张爱玲》）：家园 知人论世总是没错的 福柯说得好，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巨人传》在当年法国是启蒙的炸弹，要今天谁按那风格写一本，只怕放在地摊都卖不出去。无他，时过境迁耳。余华写《活着》是什么时候，张爱玲写《秧歌》是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下写成，发挥的是什么作用，吹捧这小说的又是些什么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流亡香港的左翼作家大批返回祖国，与此同时大陆的一些右翼文人却流亡到了香港。左右翼文人在香港换防，香港文坛立刻变色，左翼文学的中心立刻成了右翼文学的大本营。这批流亡文人之所以写作反共小说，除了他们对于共产党的抵触之外，还与反华的美国“亚洲基金会”的资助有关。这些被称为“绿背文学”的作家作品有：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沙千梦的《长巷》、《有情世界》，司马长风的《北国的春天》、《多少梦想变成真》，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南宫博的《江南的忧郁》、林适存的《驼鸟》等等。50年代初中期的香港文坛，基本上为这股“右”翼“绿背文学”浪潮所主宰。关于这些文学作品的成色，刘以鬯先生说：“在‘绿背浪潮’的冲击下，作家们不但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失去创作的冲劲，写出来的作品，多数因过分重视思想性而缺乏艺术魅力。”这段评价，应该说大体上是公允的。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这是从你的引文中取的）对，是有一大票人对《秧歌》吹捧有加，什么人呢？胡适、夏志清（这厮还大肆吹捧姜贵的《重阳》《旋风》之类更加不堪的反共小说）、龙应台，以及其他对TG恨之入骨的人。
据袁良骏的《香港小说史》，《秧歌》和《赤地之恋》都是张爱玲在美新处授意下写成的，而后者更是美新处拟定了大纲，由张去完成[14]；张爱玲自己也说，《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没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15]。这不正是地地道道的“主题先行”吗？而且它与“四人帮”鼓吹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所谓“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只是这儿的“领导”为美新处，“生活”乃作者胡编乱造——何其相似也！而张爱玲这两部小说的出版，竟比“文革”还早了十多年；张爱玲还是实际上的“三结合”创作方法的始作俑者呢！然而，高举“审美”大旗的新锐理论家与学者，又有多少人也来指责张氏这两部小说是“主题先行”呢？相反，一味廉价地、毫无保留地唱赞歌的却并不鲜见：《秧歌》“是一部近乎完美的作品”，其“描绘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相当真实可信”[16]；《秧歌》对于张爱玲乃至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均是宝贵的收获，它“丰富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表现力”[17]等等。是这样吗？诚如丁尔纲先生根据夏著上述大段论述在《评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等文章中概括指出的，即便夏氏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赤地之恋》是一部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的概念化的小说。因此，夏氏虽以“小疵不掩大瑜”之说，试图挽回并抬高《赤地之恋》，但只能说这是一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天真”想法：本段评论于张爱玲的评价实在非常不利。其实陈若曦已经有过回忆：当时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锡曾告诉她，张爱玲的这两部小说是在他们的授意下虚构的。事实上，张爱玲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据水晶晚年对于张爱玲的采访，张爱玲曾主动告诉水晶：“《赤地之恋》是在‘授权’ (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另外，水晶告诉张爱玲：《秧歌》的结局动作太多，近乎闹剧，冲淡了故事的“抒情”格调，不能令人满意，张爱玲对此意见没有异议，并鼓励水晶将这种评论写下来。水晶这段访谈记录，出处是 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年版，第27页。
当然，您可以认为水晶和陈若曦都是造谣，这个是您的自由。
要抓TG的黑暗面，那例子多的是，但关键点不要放过了：张爱玲并没有真实的农村经验，这篇小说不过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还是应制的宫体。另外，我再次提醒您——拿钱这件事是铁板钉钉的，不确定的是有没有授意。
至于写文学史要有历史感，这当然没错。可惜的是这些人往往是双重标准，对张爱玲就要有历史感，“温柔敦厚”，对于大陆的十七年文学就极力贬损。这种历史感，说到底还是伪装客观罢了。
通宝推：huang,沧海笑一声,家园 虽然手头紧还是决定宝推 消费两枚通宝推荐
至于写文学史要有历史感，这当然没错。可惜的是这些人往往是双重标准，对张爱玲就要有历史感，“温柔敦厚”，对于大陆的十七年文学就极力贬损。这种历史感，说到底还是伪装客观罢了。
这句才是问题的关键,宝推之.
家园 又看了下，秧歌好像不是 这样看来麦肯锡到底也不算说谎，他一直说的都是《秧歌》。
张爱玲曾主动告诉水晶：“《赤地之恋》是在‘授权’ (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另外，水晶告诉张爱玲：《秧歌》的结局动作太多，近乎闹剧，冲淡了故事的“抒情”格调，不能令人满意，张爱玲对此意见没有异议，并鼓励水晶将这种评论写下来。我在艺术上也并不欣赏这些东西。
余华写《活着》是什么时候，张爱玲写《秧歌》是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下写成，发挥的是什么作用，吹捧这小说的又是些什么人？但是说到底，张的小说《秧歌》，虽然很多是虚构，那种气氛倒真的是出现了。。。余华的《活着》就该好评如潮。。。我实在是无法理解。当然，余华的时代，tg允许伤痕文学大行其道，但是，在之前做诸葛亮不可以，事后反思才是英雄~~~我不懂了。当年一批人藉此攻击tg，不乏政治目的，相干的不相干的都被扯进去。胡适从来不是tg的同路人。也亏他不是。
突然想起来王实味。文人总是悲剧的很。
当然，张后期的作品也好，余华的作品也好，王实味也好，我都不喜欢。前期的，我也未必就喜欢那么多。
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作者的悲哀。就此打住吧。再说下去，就大大偏离主题了。
http://news.163.com/09/0629/15/5D03PAC100013FSD_2.html
张爱玲：《忆胡适之》我寄了五本《秧歌》来。别的作品我本来不想寄来的， 因为实在是坏——绝对不是客气话，实在是坏。但是您既然 问起，我还是寄了来，您随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丢下。一本 小说集，是十年前写的，去年在香港再版。散文集《流言》 也是以前写的，我这次离开上海的时候很匆促，一本也没带 ，这是香港的盗印本，印得非常恶劣。还有一本《赤地之恋 》，是在《秧歌》以后写的，因为要顾到东南亚一般读者的 兴味，自己很不满意。而销路虽然不像《秧歌》那样惨，也 并不见得好。我发现迁就的事情往往是这样。
。。。
《醒世姻缘》是我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的。买回来看我 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给他先看第一二本 ，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因为读了考证，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 。好几年后，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 现有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 起头来。
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 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
那天我跟炎樱去过以后，炎樱去打听了来，对我说：“ 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我屡 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 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 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 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 有心理学家荣（Ｊｕｎｇ）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 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 景里。荣与弗洛伊德齐名。不免联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来的 ，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 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我后来又去看过胡适先生一次，在书房里坐，整个一道 墙上一溜书架，虽然也很简单，似乎是定制的，几乎高齐屋 顶，但是没搁书，全是一叠叠的文件夹子，多数乱糟糟露出 一截子纸。整理起来需要的时间心力，使我一看见就心悸。 跟适之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较具体的说，是像写 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想较近真实。 适之先生讲起大陆，说“纯粹是军事征服”。我顿了顿没有 回答，因为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 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 ，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一九三○年 代。我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脸一沉，换个话题。我只记 得自己太不会说话，因而梗梗于心的这两段。他还说：“你 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我不由得 笑了。那时候我虽然经常的到市立图书馆借书，还没有到大 图书馆查书的习惯，更不必说观光。适之先生一看，马上就 又说到别处去了。
。。。。
我二月里搬到纽英伦去，几年不通消息。一九五八年， 我申请到南加州亨享屯·哈特福基金会去住半年，那是Ａ
Ｐ超级市场后裔办的一个艺文作场，是海边山谷里一个魅丽 的地方，前年关了门，报上说蚀掉五十万。我写信请适之先 生作保，他答应了，顺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 寄还给我，经他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我看了实在 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
。。。
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 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 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 来。
要不是现在有机会译这本书，根本也不会写这篇东西， 因为那种怆惶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
译《海上花》最明显的理由似是跳掉吴语的障碍，其实 吴语对白也许并不是它不为读者接受最大的原因。亚东版附 有几页字典，我最初看这部书的时候完全不懂上海话，并不 费力。但是一九三五年的亚东版也像一八九四年的原版一样 绝版了。大概还是兴趣关系，太欠传奇化，不ｓｅｎｔｉｍ ｅｎｔａｌ（英语，意为感伤的）。
英美读者也有他们的偏好，不过他们批评家的影响较大 ，看书的人多，比较容易遇见识者。十九世纪英国作家乔治 ·包柔（ＧｅｏｒｇｅＢｏｒｒｏｗ）的小说不大有人知 道——我也看不进去——但是迄今美国常常有人讲起来都是 乔治·包柔迷，彼此都欣然。
要是告诉他们中国过去在小说上的成就不下于绘画瓷器 ，谁也会露出不相信的神气。要说中国诗，还有点莫测高深 。
。。。
而她仍旧成为一个高级悲剧人物。窝囊的王莲生受尽沈 小红的气，终于为了她姘戏子而断了，又不争气，有一个时 期还是回到她那里。而最后飘逸的一笔，还是把这回事提高 到恋梦破灭的境界。作者尽管世俗，这种地方他的观点在时 代与民族之外，完全是现代的，世界性的，这在旧小说里实 在难得。
家园 拜读了原文，感觉颇有收获，只是 对您这个帖子却大不以为然。假如“才华高，趣味低”这六个字算是您对原文的读后感想，我也无话可说。只不过，解文是否定然与方解石河友的观点针锋相对，以至于她就一定要“驳也没那本事”，我看倒未必。
家园 这六个字是我老师的评价 如果你看了这篇文章还得不出这个结论，我也无话可说。
家园 我看不出来张有“劝人随性所欲”的意思 如这篇长文所说，张爱玲着力描写的就是普通人在一种乱世下求安稳的生活。难道现实不是这样吗？难道大部分普通人不是这样吗？既然“事实是如此”，张这么写又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说成“趣味低”？
鲁迅用曲笔给夏渝的坟头加了花环，张爱玲没有加，如此而已。
我看不出来张爱玲有劝人的意图，《色戒》里面的王佳芝被杀了，如果有劝人随性所欲意思，有这么劝的吗？
家园 冷笑一声 “乱世下求安稳”，当然可以，不过就在多少中国人为了救国流血牺牲的时候求“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算什么高境界？就一俗人而已。
家园 商女不知亡国恨 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商女不知亡国恨”可以作为张爱玲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