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戒网前最后奉献一把:大话中国证券市场十年-十年股市,六大拐点 -- 蝴蝶

第五回国库券破帽遮颜过市热心人鼓噪承购包销

推销队伍大是因为事儿难办。也许当时有人想过，国库券推委会里应该有公安部，肯定有那觉悟低的人不服从命令听指挥。

说小人物创造历史，但没有大人物的配合也成不了事。当杨怀定想合理合法地赚第一桶金的时候，也有个大人物出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没有陈慕华的发话，杨怀定再请俩保镖也不灵。

有啥别生病，没啥别没钱，逼急了，国库券发行普遍恢复了组织认购行政摊派，煮了回改革夹生饭。

杨百万钻空子

“你自己去查吧，我的资料很多，但那是我自己收集的，你写书有很好的报酬，我也要忙我自己的事。我每周一、三、五闭市后要给网络写稿，周四要给《证券市场周刊》写稿，周末经常要出去讲课，只有周二有点闲，泡泡澡。”２０００年６月６日，杨怀定说了这番话。

不应该计较杨怀定的公私分明，也不应瞎猜杨人一阔脸就变，也许杨从来就是这性格，酷。

杨怀定原在上海铁合金厂看仓库。１９８８年春节前，厂里仓库丢了一吨多铜材。因为杨怀定妻子承包的电线厂所用原料是铜材，所以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很快案子破了，杨怀定清白了，但两个月后他还是辞职下海了。

杨怀定订有２６种报刊。一天，他在报缝里发现，中央批准在温州金融改革试点，那里的银行储蓄利率上浮了４．８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杨怀定家中数万元存款在温州存入每年可多得２４００元利息。他打算把钱存到温州去。

过了几天，４月５日，报纸上刊登上海市的证券市场２１日将开放国库券的买卖。杨怀定就改了主意，那天一早就来到银行。１９８３年的国库券百元卖出价１０８元。计算的结果是按现价吃进到期后每百元净赚３７元，高出温州储蓄利率１２％。杨怀定吃进２万元。几个小时后，国库券行情上涨４元。他２万元国库券还没在兜里捂热就抛给银行，赚了８００元。辞职前杨每月工资６０元，这８００元就是一年的收入。

“我回来就想，如果我能找到地方买进便宜的国库券，就肯定赚钱。”杨从报上得知又有６个城市相继开放国库券转让业务。他想，只要两地价差２元，投资１０万元，３天打个来回就净赚２０００元。关键是哪６个城市呢？于是杨怀定在上海图书馆查了７天，终于发现一个目标：安徽合肥。

于是杨怀定凑了１０万元到了合肥，见银行外排起长队，营业员却无精打采。细问之下才知是农民忙于备耕，纷纷提款，形成挤兑，银行国库券多得是但现金紧张。杨怀定当即买下，第二天赶回上海，把１０万元国库券卖给银行，获利２２００元。由于国库券上有合肥银行的标志封条，杨怀定怕上海银行收券时看破其中的诀窍，进行银行间相互调剂，索性撕开封条，让银行摸不到底细，免得断了财路。

去一趟合肥，可以赚几千元，于是杨日夜兼程，仅合肥一地就跑了个把月。然后又西去郑州，南下厦门，北进太原，当时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７０万元，杨怀定占去七分之一。

好歹一家家大银行，一个个也算是社会主义的银行家金融家，怎么算计不过一个看仓库的工人？

国债出笼记

１９６９年５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文章说：

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为动员广大群众把暂时闲置的资金（那时候城里人拿工资吃喝拉撒，乡下人不许甩资本主义尾巴，中国人几乎完全不可以用钱去生产去投资，这钱实在不敢妄自称为资金）用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自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８年，先后发行过６次国内公债，发行总额为３８．４亿元，加上应付利息９．８亿元??还本付息总数计４８．２亿元，已在１９６８年底全部还完。在国家建设初期??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府曾向中国提供过一些援助借款，本息共１４．０６亿新卢布。此项外债，中国一直坚持按期归还，并已在１９６５年初提前全部还清。

后来中国人的想法变了，中国人愿借外债也有人肯借钱给中国人了。在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１９７３年冬新中国第一次从西方国家借到一笔贷款，英国、法国和西德提供了一笔９３亿美元的资金，主要用于武钢引进一米七轧机（如果是在今天，武钢股票会大涨），进口一批大型化肥设备和综合采煤机。

中国政府重新开始向人民借钱是７年后。

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０年，中国财政连着两年巨额赤字，哪哪都要钱用。１９８１年怎么办？要按过去的想法，咱勒紧腰带也得把花费压下去，量入为出，打死不弯腰，饿死不借钱。但在编制１９８１年的财政预算时，财政部官员提出积极财政平衡之说：国债还是要发的，这只是个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

黑猫白猫，哪能为手段而损害目的，为面子而饿肚子？５０年代中国的国债叫做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改革了就不能用它名字了，西方国家有国库券，咱也叫国库券，不用给他们专利费。

１９８１年中国开始发国债。

之后中国组成了阵容强大的国库券推销委员会，由财政部牵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总后勤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友情加盟。第一届推委会主任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出任，后来财政部长王丙乾也奋力担纲。

这个推委会是无比强大的，比当时北京市政府推销大白菜，比如今一些地方政府推销当地生产的香烟啤酒，比眼下全国推销假日旅游的阵容强大得多。强大是因为事儿难办。也许当时有人想过，国库券推委会里应该有公安部，肯定有那觉悟低的人不服从命令听指挥。

于是，钱贩子或翻山越岭去摆弄农人，或招摇闹市蛊惑市民，以五六折的低价收购国库券。农人市民忍痛割爱，不仅是金融意识问题，还是需求，就缺钱了怎么办，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诱使大家忍痛割爱的不仅有钱贩子，还有企业、机构和单位，于是从个人行为变为组织行为。

１９８７年４月，湖南省新邵县龙口溪乡企业办公室以乡纺织器材厂名义在集市上贴出广告，推销电器产品和布匹，收得国库券４５９２元，４月１８日被工商所查获封存。新邵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决定对龙口溪乡企业办公室罚款５００元，并责令办公室负责人黄新清写出检查张贴全县，以示警戒。

国库券还成为推销产品的好帮手。

１９８７年６月以来，湖南益阳市一些企业违反国务院有关规定，收取国库券，推销积压产品，８月下旬达到高潮，有时三四百人手持国库券，围聚在一家工厂大门争先购货，工厂营业有时到晚上９点多，日收券高达２万多元。有的单位还公开贴出告示，以５０％―７０％的现金折合率，以国库券交易货物。８月下旬，益阳市政府组织有工商、财政、银行等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到４家收券销货企业进行政策宣传和账务清查，共查获非法收取的国库券１０余万元。市政府宣布对这几家企业做出没收国库券，并处罚款的处理决定。

这是在同一天的同一份报纸上刊登的湖南省关于国库券的两件事，由此可以推见当时国库券问题的普遍性。

杨怀定再三辩白他从未干过违法的事，从没有进山或在城里大街上逼着大家忍痛割爱，他只是从甲银行把国库券倒到乙银行――这是合法的。

说小人物创造历史，但没有大人物的配合也成不了事。１９７９年安徽凤阳小岗村１８户农民冒死闹单干，便有省委书记万里这个一米八的大人物的配合。而当杨怀定想合理合法地赚第一桶金的时候，也有个大人物出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她也是个高个儿。没有陈慕华的发话，杨怀定再请俩保镖也不灵。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６日，上海《文汇报》发了个内参，刊登静安交易柜台经理黄显贵谈国库券买卖问题。其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在内参上批示：“国库券只有上市流通，才能提高信誉，建议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研究这个问题。”

１９８８年３月，财政部上报了《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不说国库券买卖说转让，就像不说失业说待业说下岗，一定也费了不少心思），主要说法是：允许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６年向个人发行的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向机构发行的怎么办？）；交易价格随行就市；

必须在国家指定开设的中介机构内进行买卖；国库券交易实行自营买卖和代理买卖两种形式，中介机构应每日公布自营交易价格，不得有行无市；自营买卖中介机构可以取买卖价差，价差幅度最高不得超过所交易国库券总面值的１．５％（开饭馆也曾被规定过毛利润，厂长经理与工人工资的比例差也被规定过），代理买卖价格由委托人指定，代理机构向买卖双方收取的手续费，最高不得超过交易国库券总面值的６‰。

４月起先开放了上海、深圳、沈阳、哈尔滨、武汉、重庆和西安７个城市可以买卖国库券，６月又放了５４个大中城市，１９９１年３月，全国约４００个城级市都放了。

以下是１９８８年国库券首次放开后的几则记录：４月２１日上午８时，两年前就经营有价证券的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交易所门前已聚集一批等候买卖国库券的群众。

８时３０分，证券交易市场开盘，亮出首批上市的１９８５、１９８６两年国库券买进价和卖出价：１９８５年面值１００元国库券买进价为１０８元，卖出价为１０９．５０元；１９８６年面值１００元国库券买进价为９８．５０元，卖出价为１００元。

有个老干部模样的人买了３０００张面额为１０元的１９８５年发行的国库券，他说：“要算细账，还是买进合算。”是怎样算这笔账的呢？他慢条斯理地说：“１９８５、１９８６两年发行的国库券年利率分别是９厘和１０厘，如１９８５年购买１００元国库券，到１９９０年期满后可获利息４５元，而现在买进只用１０９．５０元。现在距离１９９０年只有两年时间，到期每百元国库券可兑换１４５元。１４５元与１０９．５０元之差是３５．５０元，如果买进３００００元的国库券??到期就可获利１０６５０元。如将３００００元存银行定期储蓄??按一年定期利率７．２％计算??两年只能获利４３２０元。同样是两年，您看哪个合算？”

（郑超、马春山）

４月２１日，重庆普降春雨。

重庆市５家金融机构和财政局在８区１６县设立的３０个证券交易点及证券公司全部开放，挂牌办理国库券转让买卖业务。１９８５年券每１００元买入价１０９．４２元??卖出价１１０．９２元??１９８６年券每１００元买入价１０１．０２元??卖出价１０２．５２元。

有关专家指出，按目前的卖出价，１９８５年的收益率１４％，１９８６年，收益率１４．５％。比目前市场上发行的各种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的收益率都高。由此判断几天后卖出行情将上升。

（陈徐）

４月２１日上午８时，距国库券交易开市还有１小时，工商银行上海分行静安区证券交易柜台前，已有许多人在等候了。

９时整，国券库交易开始，挂牌价格是：１９８５年百元面值国库券卖出价为１０４元。开始时成交甚小，多数顾客还在观望。不久，有一个顾客以每百元１０４元的价格卖出２０５元面值的国库券。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库券的价格也不断上涨。开盘４５分钟以后，有人以每百元１０５元的价格卖出，成交额为９５０元；接着有人以每百元１０６元的价格成交１０００元。过了几分钟，又有人以每百元１１０元的价格成交１５００元。接近开市后的１小时，有两人以每百元１１２元的价格卖出，成交额为１３００元。（傅天明）国库券于６月１３日在天津首次上市以来，居民竞相抛售。第一天证券公司国库券库存数为７．９５万元，两天后，库存升到９７．１万元，到了第十天，库存猛增到５００多万元，没有十足准备的各证券公司承受能力趋于极限，纷纷告急。与此同时，国库券黑市买卖却异常活跃。

自从１９８５、１９８６两年的国库券可以上市转让的消息见报后，在街头巷尾不时可以听到一些议论，不少人希望尽快抛售。１３日证券市场正式开业后，人们的抛售欲望终于发泄出来。由于证券公司对抛售者应接不暇，许多持有者把目光转向了黑市，一些人以六折的价格卖出１９８７年的国库券，有的持有者把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７年的国库券混在一起，以七五折卖出。

国库券上市近十天，抛售风有增无减，使全市３３家证券公司难以承受。于是，许多公司采取了只卖不买或限制买进时间的紧急措施。这样一来，表面上减轻了各公司的压力，实际上却更激起人们尽快抛售的情绪。

（徐勇、曹健）

阚治东伸手国库券

有差异有缝隙就有机可乘，杨怀定正可以大显身手。但与阚治东相比，就小的溜了。

上海有三大券商，申银、万国和海通。１９８６年证券公司拉队伍时是由人总行主导的，每个省分行都要办一个，而且只允许办一个。上海人提出，上海的情况特殊，要多办几个。北京同意了，但必须有一家是人行的。这样，上海人行办了个申银，万国是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海通是交通银行的崽。

这里特别值得记录的是，当时上海人行副行长龚浩成不同意人民银行办公司：“中央银行是金融行政管理机构，不好用手中的权力去办公司，这就好像在足球场上，我们只能当裁判，不能下场去踢球。”

这种理性约束利益，脑袋指挥屁股的情形是不多的。

果然后来证券公司先后脱离了人行系统，脱离了权力机关。

而申银，在成立了两年之后，１９９０年９月被龚浩成挥刀斩给了上海市工行。虽然没见文字记载，但龚一定落下了埋怨，特别是上海人行的部下，因为龚送给人家一个金娃娃。

申银成立后转工行前，惟一做过的一笔股票买卖是买进４．５万股电真空。申银这块牌子给了人家，电真空股票也转过去了。当年买价是１０２元，卖给工行是１０５元。但签字后没几天，电真空股价飞涨到１５０元，转眼间工行赚到１８００万元，像天上掉馅饼。

咬到天上掉下的馅饼的就是阚治东。

如果说阚治东是靠天吃饭的，那不公平。在接申银之前，阚任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时，就透出精明。

在国库券这件事上，现难以考证是杨百万在先还是阚治东领头，但阚治东显然做得大，组织总是比个人强大。

１９８８年国库券允许流通了，阚治东就在全国工行系统里组织起全国第一个国库券报价中心，有３６个单位参加。每个单位每个星期发一个电报到上海，报上买进卖出价，上海汇总后再返回。这种方式比今天的即时报价撮合成交差得多，但比杨怀定要先进许多。杨雇人满世界寻价报回来，然后杨亲赴携款购进，扛回上海卖出。

阚治东很是得意的一单生意是――１９８９年底，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听到风声，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投资公司都要撤销，但他们库里还压着１０００多万国库券。那边的人便想到了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火急火燎地给阚治东打来电话：“我们公司要撤销，人家都来要钱，而国库券又无法一下子换成现金，请你们帮忙解决。”

对方报了一个价，阚治东觉得很合算：“好，１０００万国库券我们都要了。”

“你们什么时候来呀？”

“今天下午就动身。”

１０００万元，对阚治东的公司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哪里去筹划这么多钱？阚治东立即给工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打电话，毛行长设法开出了支票。

当时的国库券都是现货交易，一千多万元的支票一张，换来５０箱国库券，点数点了个天昏地暗，足足装满了１０条大麻袋。怎么运走呢？本来想搭飞机走，但保卫处同志从哈尔滨人行借了几把枪，带武器不准上飞机。又想干脆租一架军用飞机，但军用飞机不能一下子飞到上海，沿途要停几次，安全怕有麻烦。包几间软卧车厢，行不行？但装国库券的麻袋体积太大，不允许上软卧。

最后，只好同哈尔滨铁路局及铁路公安派出所商量，把国库券放到前头的行李车上，派人拿着枪日夜轮流值班看守，对讲机始终开着，过几分钟就问：“怎么样？”

就这样提心吊胆经过几十个小时的路途，终于把它们安全运抵上海。

有意思的是，阚治东们刚回到上海，中国人民银行又发文通知：各地分行的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不撤销，继续经营国库券买卖。

这１０００多万元国库券为阚治东赚了百万以上的利润，也为申银公司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底子。

联办发行国债

１９９１年１月７日，财政部国债司张加伦和高坚两位副司长来到联办，商讨改革国库券的发行方式，从行政摊销改为承购包销。

承购包销规范的做法可概括为：财政部提出国债发行的量、期限、债息，供有条件参加承销的金融机构进行投标，通过投标来确定发行价格。

１月２８日，财政部国债司给联办一个总协调的名义，发出委托书委托联办组织１９９１年国库券承购包销团，联办负责包销团成员资格条件的拟定，包销团成员的初定，主干事的选定；拟定国库券承购包销的具体实施方案和程序；草拟财政部与包销团的包销合同，在合同生效后，负责监督包销团成员履行合同；草拟包销团内部的分销合同；组织和实施国库券承购包销的宣传广告工作。财政部负责审批。

在参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过程中，除去ＳＴＡＱ系统，联办蹦垩了近２年，真正主导并上了前线的是国库券的承购包销，于是全数好汉都扑了上去。

联办研究开发部李青原、戴小京率众先期收集了美、英、法、日等国有关国债发行方面的专著和技术资料，进行国债承销可行性研究。

１月２６日，联办副总干事王波明主持召开了联办内部第一次国债承销工作会议，算是正式开练。联办综合计划部主任章知方总负责国债承销试点的协调工作。从１月底至３月底，意向承购额由９至１０亿元逐步增加到２５亿元以上。３月３０日到４月１２日为止，共有８１家公司确认参加承销团，承销总额超过３０亿元。后经财政部与人民银行协商，取消了２家公司的承销资格，承销总额确定为２７．７４亿元。

技术设计由程序设计部主协调王莉主持，有联办首席律师高西庆博士、财会设计部主协调汪建熙和副主任龙涛、法律部主任何斐等人参加，完成了承销公司资格、发行条件、承销计划、调券划款、财会结算以及在二级市场上的交易和流通等方面的运行操作的技术设计。主要技术文件有《１９９１年国债承销结算办法》、《国债转账结算中心交割结算规则》、《国债转账结算中心交割结算业务规程》。

承销合同和相关法律文件的制定由高西庆总负责，有何斐和谢思敏等人参加。所有这些人，在当今中国证券业，依然好生了得。

国库券与宏观调控

１９９１年，国库券实际发行１２０亿元，其中走承购包销路的有３８．７亿元，承销团成员公司共７９家。

１９９２年，承购包销仪式的规格提高了，３月３１日，承销签字仪式改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了，出席的首长级别也提高了。当年共发国库券３９０亿元，其中８０家承销团成员公司共承销３６．３５亿元。但很多有识之士不认这个：花花的钞票送进去，出来的只是个记账纸片片？让时间去解决一切吧。

１９９３年可不得了了，这一年有著名的宏观调控，有前所未有的国务院副总理横刀接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大印，有朱槠基的约法三章。大家都疯了，炒开发区炒房地产，炒美元炒黄金，炒股票炒债券，炒沈太福的长城公司债券，炒拥有一块美国大地的鹰卡，惟独晾着国库券。

承购包销的比例越来越小，这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发国债已不仅仅是政府集中财力找钱的活儿，而且是宏观调控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张王牌。过去讲国库券还弄个转让之类的词遮掩些个，别闹了，彻底拒绝行政摊派，众口一词市场化。

从１９９４年起，发国债的正规部队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体改委等等全数加入进来，咱的队伍空前壮大起来，承销、非实物、竞标招标、净价交易、一级自营商各位兄弟一一登上舞台，回购、期权、期货、抵押、贴现等等新概念新工具渐为人知。

与１９８１年第一次发国债４８亿元相比，如今的规模大不一样。在２０００年中央财政收支安排中，财政部长项怀诚公布：２０００年中央财政到期需归还的国内债务本金为１５８１亿元，加上弥补当年赤字２２９９亿元，中央代地方发债５００亿元，国债发行总规模为４３８０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发行３８８０亿元，比上年实际发行额增加１６５亿元。

从１９９４年起，联办不再担任国库券承购包销总协调，把重担传给人总行了。

王莉时任中信实业银行证券部经理。从１９８４年作为中信公司首席交易员算起，王在证券市场上已滚过了１０个春秋。这１０年间她不仅和众多国外机构进行过大量债券等不同金融商品的交易，而且还主持设计了以国债交易为核心的联办ＳＴＡＱ系统，在同行中有“国债第一人”之称。

１９９４年３月７日，王莉在《中华工商时报》谈了她对国债市场体系的看法。

市场没有层次按照国际惯例，国债市场应该是一个层次化的市场。一级自营商、其他中介机构、投资者在这个场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现在实施的方案，没能客观地考虑到每一个因素在市场这个集合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市场对于他们的不同要求。

一般地说，国债流通市场是以机构为交易主体的市场。它可以由内至外划分为三层：一级自营商、非一级自营商机构及代理中介机构、个人投资者。具体的运行过程是，一级自营商之间的买卖产生国债市场的指导价格，以这个价格作为参照系，其他机构进行交易。一级自营商必须满足其他机构买卖债券的要求，同时也通过和机构间的买卖达到调控市场需求、促进流通的目的。这也就是通常所指的“做市”。

从当前情况看，领导层并没有意识到市场的层次化，对一级自营商在二级市场的地位缺乏深入的认识。财政部的眼光高度集中于发行市场，而对二级市场则过于依赖银行的作用，而忽视了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等其它投资机构。这样的直接后果是国债政策遭到割裂，打击了券商、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同时，银行对于操作国债的认识也不够充分，认识不到其利益所在。因此，在无形之中，使国债变成了必须由机构背起来的沉重包袱，严重阻碍了国债的流通，影响了国债的威望。

必须开设场外市场目前国债市场设计方案中没能有效设计这部分内容，将对国债市场的活跃起到束缚的作用。

集中在场内交易虽然便于管理，但是场内机械的自动撮合成交，很难灵活地调节市场供需，达到分销、流通的目的。与此相比，场外交易，不需要缴纳高昂的场地费，只要通过电话就可商讨价格各取所需。这对于机构来说，具有难以抵抗的诱惑力。

一级自营商作为市场交易的主体和市场的重要组织部分，它们将通过不断吞吐债券的行为来保障国债市场的流通。这种连续性的买卖，只有在场外交易中才能得以极致的发挥。对此，王莉呼吁：要尽快建立一个场内、场外相结合的有序的市场体系。

建立全国性国债结算中心

国债结算中心是主管部门监测、管理、规范国债二级市场的惟一手段。今年非实物券的发行使结算中心地位，以及在监控、确认等方面的功能显得更加重要、突出。目前，将上海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作为全国统一的、惟一的国债结算中心，其中存在的两个很大的问题，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它是否有能力担当全国国债交易的清算交割任务。

其一，现在的结算中心在运行上没有考虑非场内会员的交易，一旦开展场外交易将难以应付。

其二，Ｔ＋０的清算交割方式表面上看虽然迅速、便捷，但在运行中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Ｔ＋０资金、证券的同步交割，违背了清算交割的安全性原则。从现实情况来看，证券可以完成当天的交割，但资金却要滞后一天划款。由于国债的买卖数量巨大，每笔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资金数额大，资金、证券不能同步进行，万一出现信用风险，后果难以设想。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组织一个超脱某一交易所的全国性结算中心。

第六回、零成交量，深交所绝密救市；玩弄股权，原野股票遭停牌

什么叫恐慌？青面獠牙？不算！半夜，你的窗外，伸来一个圆冬冬的头，白煞煞的，晃悠悠的，上面无眼无眉无鼻无嘴，有无限的想像空间，一眨眼会变成什么？美女？不会吧……于是你恐慌了。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２日，深市恐慌了，这一天零成交！

英才如尉文渊者，依然没有摆脱涨也急跌也急不涨不跌更发愁的循环。现在做得好的，也许只有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一位，但也是屡屡说错话，总想泼凉水。每当他话音刚落股市上涨，格老一定暗笑：逗你玩呢！

“原野问题的基本线索是：注入资本（或他人代垫）成立公司---获取贷款搞基建---转换股权转走资金――评估资产将升值收益分配汇出并扩大账面投资额――转让法人股获利增大年度经营实绩。这是一个投机取巧钻管理上政策上空子的案例。”

冷笑，带鱼，红庙子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６日，上海工行信托投资公司在静安区开设了全国第一个股票柜台。当日卖出延中和飞乐股票１７００股。由于拥挤，钱款股票无法交割，只得给个临时收据，容秋后算账。

蜜月过后是平淡，平淡过后是冷淡。美国人哂笑了。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杂志记者法兰辛?布雷维提说：“吹嘘得很厉害的上海股票市场实际上是不确切的一个错误名词。很多市民手拿现金来到这里，却是败兴而归，因为出售早已告罄。大约有１４０家本地企业已发行了股票，然而只有２家企业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市出售。”

１９８６年第四季度，飞乐和延中２只股票成交量共１３６７股，每日交易维持在３０股左右。

深圳也好不到哪去。１９８８年４月，深发展上市后交投冷清，有行无市，场面像一条懒洋洋的带鱼，翻着白眼爱搭不理，股价长期在２０元上下波动，市盈率只有２－３倍。半年后万科来了，又多了一条懒洋洋的带鱼。

带鱼在官家的内海里懒懒的，但到了外海就成精了，“妹”力四射。

１９８７年９月和１０月两个月，上海静安营业部只做了２笔国库券业务，４５５元。而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营业部门口），公安当场扭住上海一个棉纺厂青工赵德荣，他正以１００∶７１的价格倒卖国库券。公安当场缴获人民币１８００元和国库券２０００元。在赵家里，还查出国库券２．６万多元。

这就是为什么杨怀定极力否认曾在街头倒卖国库券的原因。

红庙子街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四川省交易中心就立在这儿。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１日，交易中心发行了第一只可转换债券工益券，５００元一张的债券转手可卖到８５０－１０００元。另外，四川八大家川盐化、川金路、川天歌、川乐电、川长钢、川金顶、川长虹、自贡东碳这些带鱼，都溜进红庙子街游荡。

有名叫华雪者回忆当时的盛况。

炒家天天在红庙子街边摆上桌子，桌上放着一迭迭万元一札的钞票，桌边挂着收购股票字样的白纸，三五成堆地坐在桌子后喝茶，谈行情，晒太阳，等着人们持股来卖。那些花一元钱买来原始股的人，那里禁得住转眼五六倍、七八倍利润的诱惑，纷纷持票上街。

后来红庙子街还是被封了。但这不要紧，炒不了股票债券还可以玩传销，传销个会员证墓地之类的。

大坑村富甲天下

有一小兔崽子，死活不吃药，父母怒而拎脖领子要灌，兔崽子振臂高哭，父母惧而逃，兔崽子止哭，看扔在一边的药瓶有趣，打开一粒粒吃将起来――此乃一著名漫画。

深圳股票就是一瓶药。当初市政府连压带哄，连摊派带起模范作用自掏腰包，大家就是插手哂笑。某天早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哪根筋没来由地抖擞起来了，股票一下子成了香饽饽。

１９８９年２月，深圳金田公司发股票，大家呼朋唤友通宵排队，１００万股（每股面值１０元）不到５天卖光。１９８９年１２月，蛇口安达发１００万元股票，１天全完。１９９０年３月，深圳原野发股１６５０万股，３天认购款就达３２００万元，超过计划发行量的１倍，最后只好抽签认股。

有发行的上火，就有转让的发疯，一夜暴富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张三买摩托了，李四买大哥大了，摩托大哥大都甩到股市上去。黄牛们在各交易柜台之间奔忙，赚着蝇头小利或牛头大利。２０元的深发展已经涨到１７０元。

发财的故事往往掺进演绎，发财的人往往不露真名，不足为据，而李向荣的真实故事令人扼腕。

武汉人李向荣是乘警，１９８８年陪夫人到深圳，看到街头设点卖深发展股票，他们先用１０００元买了５０股。在此之后第二次、第三次来深圳，发行点仍在那里，他们每次都买了一点，总共用６０００元买了３００股，共６张券。

回家后，这对夫妇把买到的股票夹在了一本书里，１９９０年单位分房搬家股票找不到了。１９９７年，１０岁的女儿发现了股票。

当初投资６０００元的３００股股票现在应该价值多少呢？李向荣向深圳发展银行索取到一张深发展历年分红送股一览表：１９８８年的３００股原始股票，到２０００年已分过现金１７．４０３２万元，３００股已经扩展为４２．４８２５万股，按２０００年８月４日深发展收市价计算，市值为８４９．６５万元。

但深发展人士认为，深发展股票都经过股权登记，没有经过登记的就如同废纸一样。

１９８３年以前，大坑村人住在大亚湾畔，百十口人靠的是打渔种稻为生，当时人均收入仅几十元。１９８３年，国家修建大亚湾核电站时，大坑村迁到了当时被称为王母墟的大坑新村，大坑村人从此洗掉泥腿收起渔网住进了国家给他们盖好的二层小楼，并获得了国家给的几百万元的移民安置费和土地补偿费。

１９８４年，宝安县投资公司成立后，便将村里的８０万元投了进去，第二年又增加投入５０万元。大坑人虽为县政府拿自己的钱心里恼火，但谁也不敢表示不同意。

１９９１年，宝安投资公司改制后成为深圳宝安实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６月３０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后，股价一路攀升，从最初的３块钱，经过１８个月的疯涨达到天价３３．９５元。大坑人最初的１３０万元变成了１７００万股宝安股票，他们先后将６００万股抛出，获利６０００多万元，将其中的３０００多万存入银行吃利息，其余用来买房子购地皮。大坑人被天上掉的又一块巨大馅饼给乐蒙了。

大坑村靠股票一夜富甲天下的美名不胫而走，当时的香港报纸称：“北方有个大邱庄，南方有个大坑村。”有人曾想买下大坑人手中的股票，被大坑人给拒绝了。

在ＳＴ深宝安基本资料第三项“大股东持股和情况变化”一栏中，持股排第三位的是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大坑上村，紧随其后的是大坑下村。大坑上村持有深宝安１５３３．９９万股??占１．６％的股权，大坑下村持有１３０７．５４万股，占１．３６％的宝安股权。按照２０００年４月７日收市时ＳＴ深宝安的收盘价５．６９元计算，大坑村的股票市值约为１．６１７亿元。这对于一个仅有百十来口人的村来说，年均每人就拥有一百多万元的财富，大坑村富甲天下的美誉当之无愧。

涨跌停板出台

也许可以从１９９０年夏算起，中国股市开始了市场与政府掰手腕的游戏。

市场的传闻多是有根据的。

１９９０年先有《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说股票市场使机关人去楼空，后有７月３日国家审计署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联合调查。

《调查报告》先肯定了深圳股份制的成就，接着指出问题：股票价格上涨过猛，股票价格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据调查统计，到今年４月，深圳发展银行股票价格为每股１７６．７８元??比接近于实际价值的发行价格上涨７８４％；４月拆股后，６月末又上涨到每股２４．８５元，比４月时的发行价格上涨５９８％。截止６月底止，其它几种股票的上涨情况是：金田股票每股８３元，比发行价格上涨７３０％；万科股票每股７．１３元，比发行价格上涨６１３％；安达股票每股８．７６元，比发行价格上涨７７６％；原野股票每股５３．２１元??比发行价格上涨４３２％。

非法的场外交易活动猖獗。据调查，在炒卖股票高潮的６月份，每天约有２０００多人站在证券公司门前围观或私下交易，出现许多欺骗性的股票交易，有的将已挂失股票在黑市上卖出；有的涂改股票面值后在黑市上出售，有的在场外散布虚假消息和各种谣言，造成股市混乱。

场内股票成交量增长过猛。据统计，今年场内股票成交量分别是：１月份４９５．０１万元??２月份９１９．５８万元??３月份２１８７．３１万元??４月份２５８１．３６万元??５月份１１４７２．９１万元。５月份的成交量比１月份增加２３倍多。

另外，股票热也波及到企业经理、政府机关干部和海外华侨等各方面人士。特别是深圳市党政机关干部持有一定数额的股票，有的通过亲友进行炒卖活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

据特区证券老总漆云生回忆，虽然北京注意到深圳的情况，但最后也没有一锤砸盘的动作，只是提醒要加强管理。

北京是温和的，但深圳不能不积极。

５月２８日，深圳出台了涨跌停板１０％。

股市接着涨。６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大家认为股票的短缺将会更加严重。

６月１８日，深圳再出台涨跌停板５％。

股价还在观望。

６月２６日，涨停板又压至１％，跌停板还是５％。

要跌可以，涨就没多大追求了。

６月２７日，深圳又规定卖股者需缴纳６‰的印花税，年终分红派息，股民所得超过银行一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１０％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这股市不好玩了。买的不多，卖的也不多，带鱼终又恢复到懒洋洋的了。

１１月２０日，深圳党政干部响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抛股。就像抗日战争刚结束，１０万中共军队丢掉辎重，踏入东北。

买家还抗争了一阵，你卖我买，水来土屯。这是一剂特效药，但很快就软了。１２月８日起深市抹泪掉头向下，不玩了，自此开始９个月的长跌。

救市，托市，一锤定音

９个月中，深市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市值只剩３５个亿，一片恐慌。

什么叫恐慌？青面獠牙是一种抵死的惊吓，不算恐慌。半夜，一个头从你的窗外伸上来，这是一个圆冬冬的头，白煞煞的，晃悠悠的，上面无眼无眉无鼻无嘴，让你有无限的想像空间，一眨眼它会变成什么？你肯定不会想像它变成美女……于是你恐慌了。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２日，深市恐慌了，这一天零成交！深交所两位副总王健和禹国刚日夜焦虑，商议救市。但王健自己先被抢救了一把。

７月１０日，深交所开会救市，王健突发大面积梗塞，抢救２０天后缓了回来，自此逐渐淡离股市。

禹国刚落单了。禹认为，用行政手段救市并不符合市场原则。但是，深市这个婴儿当时只有１０个月大，没有很强的免疫力，必须用一下特效药，救活股市比什么都重要。黑猫白猫。

禹国刚这话是诚恳的。但１０个月是婴儿，１０年也不是成人，百年也需要精心呵护。禹国刚一言流于今，给无数使用行政特效药的来者以借口。

借口不要紧，只要主意真。８月１９日、２１日、２３日和２５日，深圳市连开了４次救市会议。

９月２日，深圳第５次救市会议。烟雾浓烈，气氛沉闷。这是要大家做贡献的时候，一慢二看三通过。

９月７日起，深圳市政府筹集资金２亿元，开始绝密救市。射人先射马，打股先打深发展。９月７日深发展被托到１３．８５元。９月９日周一再开市，深发展停在１３．７元。挂入５０００股??吃进。再挂??再吃。只要有人带头抛??便有追随者。当日股价回升到１３．９元。９月１０日深发展又回落到１３．７元。９月１１日深发展以１３．８５元跳高开市。９月１２日爬上１４．５元，并从此到９月２９日一直坐在高高的土坡上。

这一切是为什么？经过国庆节几天的思考，股民们终于相信，有高人在托市。买进，买进！到１０月上旬，深圳股市全面冲出谷底。禹国刚说：２亿元还没用完呢。不知这１个多亿以后是解套赚了钱还是沉淀下去了，也没见个公告。

据说，１０月３日深圳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从国外回到深圳，问：“老禹，大势稳得住吗？”禹说：“只要你们市领导别讲什么话，可以稳得住。”

禹国刚说，当时市值三四十个亿，而他向市政府要的钱只有２亿元，如果风声走漏了，怕是市也扶不起来，钱也打进去没了影，怎么向领导交待？但这个说法还是说服力不强。当然，在股市以后发展的１０年中，说服力不强的事还多着呢，许多事至今仍是欲说还休。

１９９０年下半年股市闹得凶时，《人民日报》出了情况汇编，人行审计署派员调查了，领导批示了，于是台前的深圳紧忙活起来，终于把股市砸瘫了。临了，还没忘了命令子弟兵解套。及至９个月后股市又起来了，不知深圳的干部该哭该笑。

正在深市瘫痪的时候，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７日北京派员来了。此人叫周建南。周时任中顾委委员，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主要生产农业机械）部长。

禹国刚叙述道：“江泽民总书记１９９０年１１月趁在深圳参加特区１０周年庆典之机，约刘鸿儒等同志谈怎样看当时的股市，刘鸿儒认为改革不能夭折，否则在国内外影响太大，因为没有经验，可能会走弯路，但不能稍有问题就上纲上线。这次谈话之后，江总书记回北京又作了进一步调研，还专门请周建南同志到深圳进行过调研。江泽民同志最后拍板，股市继续试点，但暂限于深沪两个城市。

或许是高层的一锤定音，使深圳不忍看着股市瘫下去自生自灭，于是有后来的托市。

真正锤重声亮的是邓小平。１９９２年１月邓小平南巡，以特殊的方式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掀起最后一场风暴。

他说：“办特区，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不要怕，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外资占１／４（指在深圳），公有制３／４，１／４我们还从服务、税收上拿回来些，没什么可担心的，深圳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允许试验，不试验不行，试一下就懂了。试了行的，就干，试了不行的，就改。不下水就学不会游泳，在试验中才能使干部成长起来。深圳有６万干部，是圣人。股票市场也有人不放心，让上海、深圳试验，现在看来还可以，资本主义的办法也可以用。解放前，上海搞股票，中国人也懂，试验对的，就在全国推广，错的就改，改了就是了，有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南客北佬，上海上课

１９９０年７月，深圳杀股正烈，６０００圣人转移阵地投奔上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出了机场，叫出租：去离交易所最近的宾馆！深圳圣人不知道交易所在哪里，但知道上海有股票。

深圳人逢人就问：有股票吗？我高价收。

有文字记载（文字也不可信）的一个场景是：７月下旬的一天，一个深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容地打开密码箱，拿出１５叠人民币，向一个手持１０００股电真空的上海人说，这是１５万元，你点点。

这不仅使当时站在旁边的人大吃一惊，就是在今天同样不可思议：当时治安这么好？不仅是深圳人北上，北方人也南下。同样是文字记载（还可以不信）：一个山东汉子只身来到上海，２０多天里他只是看，听，想，算，就是不开口。电真空从５３０元跌到３８０元，他还是想。后来他以３７０元买下４００股。接着他还是看，听，想，算，还是不开口。４天后，电真空上扬至４０２元，但收盘又跌至３８５元，别人抛，他不抛。果然，后来又升至６８０元。他快乐地收拾行李，退房，坐火车回家了。１年后他再回来，电真空已升至每股１１３０元。抛！他的４００股净赚３０．４万元。

上海股市牛起。

１９９０年５月底，上海股价指数刚刚达到１００点，股价刚与面值相等，６月底１１０点，７月底１５０点，８月底突破２００点，９月底到了３００点。

这就是说，５月底买进股票的人，只要屁股沉，９月底就可以赚３倍的钱。

为什么在１９９０年下半年有了这样一出股市大戏，并从此在真正意义上股爷升堂入座？有此一说――１０年改革开放中国民众已小有积蓄，１９８８年的抢购风已显示了他们对自己积蓄贬值的担忧，但那时还停留在实物和货币的形态上。１９８９年后的急刹车，使民众的金融意识突然觉醒，资本的魔力自此张扬开来。

这南客北佬给上海人上了一课？上海人不服，杨怀定就不服。在做国债的同时，１９８８年７月他就进了股市。

进入９０年代，上海各种股票在分红后纷纷跌破面值。当时国库券收益率为２４％，百元股票分红为１５元。杨怀定认为：国库券利高但是单利，而股票利息实际上是复利，若以９３元购入面值百元的股票，三年后会高于国库券２０％的收益率。他决定移军股市。

更大的背景是，国库券交易已大变，国债交易市场正从分割逐渐转向统一，交易方式也从柜台交易转变为机构交易。这里就没有杨怀定们可玩的了。

杨怀定从年报中得知，电真空和豫园的实际资产值已分别增长了２．４和４．３倍，其它股票也具备自然升值的条件。杨把２０万资金投入股市，这个决策使他在当年７月股价暴涨之前居于优势地位。

上交所陈兵

尉文渊是个兵，但不知他算不算个好兵，这要看用什么标准。比如说服从命令，让你眨左眼，绝不带着左眉毛一起跳。以此标准论，尉文渊不是个好兵。前面已说过，尉文渊甚至不像个上海人。

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８日，上交所决定放开延中和飞乐二股的价格限制。此前的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７日，深交所已放开涨停板限制，波澜不惊。但尉文渊健忘，４年前北京闯物价关，匹夫之勇只识弯弓射大雕，闷了回改革夹生饭，曾让多少人尴尬。

２月１８日上午开盘后，延中最高买入价１２５元（前收盘价为９８元），最低卖出价２９０元，飞乐也以１１０３．８０元开盘。收盘时延中１６８．４０元，飞乐１５９９．９０元。３月１２日，延中曾达到３８０．０８元的历史天价。但此后交易萎缩，上海股市再次跌入死市。

４月１３日，尉文渊又放宽小飞乐、电真空、凤凰涨跌为５％。一市二制。５月５日，再接再厉，除延中飞乐二将无涨跌停，余者皆放宽涨停至５％。

一不做二不休，５月２１日上海全面放开股价。股市本是最市场化的东西，却偏偏不让市场规则。怕什么，我们有政权在手里。

５月２０日下午，已经有放开股价的消息传出。虽然交易场所都已关门，但几乎都被股民挤满。发财的愿望是不受责备的，发财的想像空间是无限的。

当时惟一能异地委托买卖上海股票的城市是杭州，有上海大户不惜血本，包出租车连夜赶到杭州，谁知杭州的交易场所门前也早已排起了通宵长龙。谁也不比谁傻多少。

久受压抑的上海股市豪情大发，上证指数从２０日的６１６点直升到２１日收市的１２６５点，到５月２５日更达１４２０点。豫园商城股票当日升到１０００９元，空前绝后。

面对如此股疯怎么办？刚刚宣布了的放开政策，再收回来？尉文渊又发奇想：不是网点越少越挤破头吗？来不及盖大楼咱就盖大棚得了。

６月１日上交所组织２０多家会员单位进驻文化广场，专门接受客户卖出委托，以抑制股价高扬。广场是一个没有座位的大剧场，大约有半个足球场大小。９点不到，整个广场人山人海。股民恐慌，欲将手中新股抛出落袋为安，秩序大乱，冲倒栏杆，９时半宣布暂停业。文化广场的混乱更加剧股民恐慌，当周股价下跌。

一周后文化广场重新开门，有８家会员单位进场接受客户买入委托，股民心稍安。真正一个露天大棚，股民席地而坐，运筹天地之间，广场内每隔５分钟播报一次股票行情，委托点接受单子后，马上通过电话传入上交所处置。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４日，文化广场结束使命。今天还有股民肯吃这个苦吗？下雨怎么办？说起上海放开股价，今天尉文渊坦言，这事就是他自己定的，没有请示上级，不愿给领导添麻烦。不知当时是否像今天一样坦言。当年能担此责任，当有大勇气。随着股市监管越来越严密，留给尉文渊们发扬主观能动性，换一种说法，耍个人英雄主义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而且，有猜测，也正是尉文渊这些主观能动性，为他３年之后的离去留下了伏笔。当然，尉本人和上级都不一定同意这种猜测。

但英才如尉文渊者，依然没有摆脱涨也急跌也急，不涨不跌更发愁的循环，循环往复，不止不息。现在做得好的，也许只有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一位，但也是屡屡说错话，总想泼凉水而美国股市却打着挺往上窜。也许格老是为了艺术而献身，以自己的失语为代价平衡着股市健康向上？每当他话音刚落股市上涨，格老一定暗笑：逗你玩呢！

惊天原野案

就像沪市有老八股，深市也有老五股。老五股中有一个原野，这是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也是新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第一起上市公司欺诈案。

这里的主角叫彭建东，广东潮汕人。

彭建东是这样发家致富的：１９８７年６月，深圳市原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是家小公司，注册资金为１５０万元，其中两家国企占股６０％，港资占２０％，彭建东和另一个人各出１５万元，各占１０％。

在不到２年的时间里，经过６次股权转换游戏，到１９８９年３月，原野只剩下两个股东，一个是原隶属于深圳市工业办公室的新业服装公司，占股份５％，另一个就是香港润涛公司，占９５％，而彭建东在此之前已升任润涛董事长。润涛公司是彭建东舅舅的公司。

就是剩下的新业公司这一点点国企的骨肉，也在５个月后退出了。当初新业公司入资４５万元人民币，一年半后退出时收回２９０万元人民币，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了，这算得上很大的成绩吧。

但更大的成绩是彭建东拿去的。１９９０年２月原野上市，彭建东这时还是不是中国国籍，谁也不知道。大家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大家争破头的好事一桩桩追着一个个体户（后来变成海外同胞）跑？此前，１９８９年夏，彭建东还得到一件好事，收购了两家国营企业，一家是拥有房地产经营权的大华企业公司，另一家是拥有进出口贸易权的深圳国际贸易公司。在这之前，外商是不能涉足房地产和外贸的。

彭建东如此高深莫测，甚至作为一个公众公司的董事长和法人代表，在原野上市招股说明书中，董事长及主要股东一栏内，居然都找不到彭建东三个字。

原野股票节节攀升。比如在某一周内，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１日到２８日，股价从１４元猛升至２８元。如此成绩，为原野增资扩股摇旗呐喊，为彭建东的钱保值增值前呼后拥，彭建东的钱包更鼓了。

炒股不是为了当股东，而是为了套现。彭建东亲自挂帅，专门抛股套现。从１９９０年６月到９月，共向社会转售法人股１８４３万股。９月，原野第１１次股权变化为总股本９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其中香港润涛４７０７万元，社会公众４２９３万元。

但在此期间，原野与管理层的矛盾开始激化，主要矛盾在哪里？公开的说法是关于原野股权的设置，但传媒少有报道。１９９１年管理层对原野的审查，公众不知道；当年８月２６日对原野处理的会议纪要，也没有公开披露。

今日查到当年的会议结论是：“原野问题的基本线索是：注入资本（或他人代垫）成立公司――获取贷款搞基建――转换股权转走资金――评估资产将升值收益分配汇出并扩大账面投资额――转让法人股获利增大年度经营实绩。这是一个投机取巧钻管理上政策上空子的案例。”

到了１９９２年４月７日，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发出公告，公众这才大吃一惊如梦方醒，以要求原野配合落实企业利润和归还贷款为由，原野部分工作人员被带走。显然，此时人行的态度还是缓和的，公告两天后，４月９日，人行负责人发表谈话，宣布“原野的前景是美好的”。

但原野感觉不美好，甚至是愤怒的。４月１８日，原野起诉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请求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

人民银行也不高兴了。６月２０日，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公布了对原野的财务检查结果：润涛公司将折合１亿多元人民币的原野公司外汇资金转至润涛公司及其海外关联公司，有折合２亿多元人民币银行贷款逾期不还。

在这同一天，工商银行起诉原野拖欠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及３００万美元逾期贷款。

前台打着官司，幕后彭建东却将原野大股东润涛的股份转让给香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这是一家驻港中资机构。自家人打自家人。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７月７日，原野被停牌。

１０月６日，工行诉原野案开庭，各传媒依然一字不见。只有《证券市场周刊》如实记录了辩论过程。这《周刊》乃是在美国坐下新闻病的王波明所办。

终于，１９９４年１月３日，原野股票复牌了。香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承担了润涛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对原野公司债务的清还，原野亦改名世纪星源。

彭建东呢？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８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挪用公司资金罪和侵占罪，判处澳大利亚国籍的彭建东有期徒刑１６年，附加驱逐出境。其实，彭建东从没有坐牢。

这里损失最大的是散户兄弟，两年多的投资泡汤了。别急，后面还有更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