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浊浪淘沙尽 - 二十年前的事 -- 庄户人家

就这样折腾到五月中旬。在图书馆和第一教学楼之间有一块很漂亮的草地，也是科大老师同学们常常经过的地方。一下两下，这里成了这次运动的中心和信息/谣言集散地。常常有几拨人聚在那里热烈地辩论着。

大概到了五月十五号左右，草地上来了一拨学生，打出了绝食的旗号，号称声援北京绝食学生。我们班没有人去绝食，不过倒是有几个我认识的外系学生在那里绝食。绝食的好象都是男生，一个个头上缠着白布，上书“绝食”二字，好像很悲愤的样子。这些人也是平时就好事的一帮人。

绝食的学生也有一帮后援的哥们。他们打着旗，拉着横幅，也带着水壶和一盒一盒的人参蜂王浆。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原来绝食并不是水米不进，而是不吃固体的食物，液体是放开了喝的。据说是斗争的策略，可以最大地延长绝食的时间，给对方造成压力，也让己方容易坚持。

绝食的学生们引来了一帮围观的人，也包括我。这一群麻木的围观者看着悲愤的绝食学生，居然调侃起来。有的说：“披麻戴孝的，跟死了爹似的，至于吗？”有的说：“xxx, 绝食到下午五点吧？刚好赶上开饭。”围观的于是一阵哄笑。

绝食的学生们听了更加悲愤，先骂围观的“竖子不足与谋！”，又引来一阵哄笑。于是就沉默下去，继续悲愤地绝食。

这几天，电视的新闻联播里也一个劲地报道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情况。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个美女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上采访一个大妈形象的妇女。大妈说：“学生们都是孩子，都绝食这么长时间了，怪心疼的。政府什么时候和学生们对话一下呀？”美女记者然后说：“今天是学生绝食第xx天，广场上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让我们来静观事态的发展。”

镇压以后说当时的舆论导向出了问题，想在看来，当时的舆论导向确实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只是从这样一个小例子就可以看出，所谓的新闻机构有多么大的偏向性。首先，通过大妈的嘴，暗示了学生绝食的正义性，把责任推到了政府身上。其次，美女记者的评论更是鼓励观众们去广场。

每天在图书馆前草地上，开始有学生说想去北京支援绝食学生。这个想法得到了其他一些同学的响应。过两天这些同学们就不见了。当时通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也没有确切消息说他们去了哪里，大家都流传他们去了北京。而且流言说他们坐火车都没有买票。

这几天闲着没事，我们班里的同学们大部分在读一些闲书或打牌，只有一些女生还在勤奋攻读。我当时在通讯实验室混事，通讯实验室就在图书馆草地东面，从窗户里就可以看到草地上的活动。

我也想到北京去看看，就问同宿舍的哥们要不要一起去，结果没有一个人响应。不过我还是蛮想去看看的，觉得错过这个机会挺可惜的。

五月十九日，我从电视上看到了赵紫阳在广场上著名的讲话：“我们老了，无所谓了。”当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觉得赵紫阳是支持学生的。我于是决定马上去北京。

合肥去北京的火车是晚上七点多发车。我就做了一些准备。当时合肥的天气已经很暖和了，但是我担心北京的天气，就带上了我的军大衣。因为我没有双肩背的旅行包，又去隔壁宿舍从刘宇新那里借来了他的双肩包。取了一些钱，带上牙缸，就一个人去了合肥火车站。

到了合肥火车站，时间还早，就在附近转了一转。结果还碰上了一个认识的同学，他也一个人去北京，我们就一起在火车站外面闲逛。火车站附近有许多卖零食的小贩，我就在一个摊子上买了两颗茶叶蛋。卖茶叶蛋的大娘听说我们去北京，就对我们说：“你们去北京好！去把邓小平搞下来！你们看他把国家搞成什么样了！”我也不知道邓小平到底做了什么坏事，但是当时觉得凡是在台上的都不是好东西，所以搞掉邓小平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答应着接过茶叶蛋，就差不多到了进站的时候了。

我们都没有买票，希望能混上车。合肥火车站不是一个大站，我们在外面转了一转，发现了车站围墙的一个缺口，就从这里上了站台。这一列火车这在上客，我们走过车尾的行李邮政车，碰到三个中年铁路工人正在装卸货物。他们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去北京闹事的，于是和我们聊了几句。一个工友说：“你们去北京闹事，我们支持你们！是该闹一闹，看现在社会成了什么样子。”我说：“那咱们一起去闹吧。”另一个工友说：“我们这样拖家带口的，实在走不开。不像你们学生，说走就能走。”第三个工友又说：“工人闹事不一样。你们学生闹事，最后大不了是批评教育。工人闹事搞不好要坐牢的。”

快开车了，我们就上了车。上了车以后，三挤两挤，就和那个同学挤散了。车上的学生很多，科大的，安大的，合工大的，一个个脸上写满了兴奋。我在车厢连接处找了一块地方，偎了下来。茶叶蛋大娘和工友的鼓励让我感到兴奋，但是工友说的坐牢的事又让我隐隐地感到不安。我们是反腐败，反官倒的，怎么会坐牢呢？

火车准时开动，车上的学生和其他乘客渐渐安静下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在半夜的时候，有收音机的同学突然说：“快听快听！北京要戒严了！”同时把收音机开到了最大音量。收音机里清晰地传来中央的声音，北京于五月二十日戒严了，戒严部队已经被派往北京了。

这个消息引起了车上的同学们很大的骚动，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戒严了，怎么办？”有的说：“去了北京，会不会被抓起来呀？”

就这么混乱了一段时间，广播里说：“各车厢派代表到列车长席开会。”因为我是在车厢连接处，不算任何车厢，所以只是旁观了车厢里选代表的闹剧。一个车厢里总是有多个学生要当这个代表，闹了半天，终于各个车厢派出了代表去开会。因为广播里并没有特别强调每个车厢派一个代表，有的车厢派出了四五个代表。

过了一段时间，代表们回来了。开会的结果是，继续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支援绝食学生。估计戒严后首先封锁的就是火车站，我们到了北京，很可能在火车站被拦截，估计是会被抓住，然后直接被押上返程的火车，送回合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分成两组，一组和抓我们的人纠缠，另外一组趁机冲出火车站。大家一听，觉得这个分析有道理，就安然睡过去了。至于谁去纠缠，谁去冲击，当时并没有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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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我也成了老生，有了接新生的特权，不过，87年的新生马上就被拉到蚌埠坦克学院去军训了三个月。86年我们入校的时候只是在学校里军训十天就算完事了。

88年夏天特别的热，我长了一身的痱子。后来社会上就刮起了一股抢购风。传说是要涨价，人们疯狂抢购任何商品，桌子椅子，冰箱电视，食盐洗衣粉，猛往家搬。我家也想抢购一些东西，因为没钱，只好作罢。88年底又出了几件飞机失事，火车出轨的事，社会上有一点人心惶惶的味道。

到了89年，一开始还没事，到了四月份，忽然有消息说胡耀邦死了。好像是

BBC / VOA 先说的，然后很快又有了中央台的广播。当时我们宿舍里整个楼层才有一部电视，还是黑白的。当天就看到电视上说在北京有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还有人上街了。电视报道里说胡耀邦怎么怎么好。看了以后觉得有点奇怪，胡耀邦真是那么好吗？过了几天就是胡耀邦的追悼会，电视上看来胡耀邦的葬礼规格很高，头头脑脑的在胡耀邦的尸体前像模像样地鞠躬。我看了就更感到很纳闷了，胡耀邦不是犯错误了吗？不是下台了吗？问其他同学们，他们也有类似的疑问。

不过合肥远离北京，胡耀邦似乎也和我们没有什么相关，于是大家也就没有深问下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后来各路风言风语越传越邪乎，说什么胡耀邦对知识分子多么多么好啦，胡耀邦是被邓小平气死的啦，等等等等。

后来到了四月底，各路消息说北京有学生上街游行，要求反官倒，反腐败。消息的来源先是VOA/BBC，后来中央电视台也报道了。同学们对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普遍感到很吃惊，因为以前电视台是一定不会报道这些未经批准的游行的。不过，绝大部分科大的同学们是抱着娱乐态度来看这件事的。潜意识里，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像86年的事，随便闹一闹就完了。

后来电视上报道说是北京的学生代表要求和当局对话，没有成功，有北京的学生开始绝食了。直到这个时候，科大的校园里还是波澜不惊的样子。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第二教学楼窗户朝南的一间教室里读书，突然听到对面街上一阵喧哗。于是教室里读书的学生们都涌到窗口去看。原来是安徽大学的学生们游行到科大来了，有四五十个人的样子。安大的学生们质问科大的学生，国家危亡之际，为什么还在安安稳稳地读书？北京，上海，武汉的高校都行动起来了，你们科大不挑头，合肥闹不起来呀！

在二教读书的科大学生们似乎并不十分热心，甚至有人大喊，要安大的学生们别闹了。这样折腾了半个小时左右，安大的学生们散去，科大的学生们继续自习。

不过，到了五月初的时候，科大的校园里骤然热闹起来了。先是布告栏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大字报，主要是说现在官倒横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求政府下台。各类的辩论会也自发地聚集起来，会上大家都很激进，吵得很热烈，不过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结论。

到了五月四日，科大学生们搞了一次游行。我也跟着去了。为了防止流氓破坏，学生们组织了纠察队。纠察队员们手拉手形成人链，游行的同学们就在人链的环绕中。各系的系旗都被打了出来，同学们呼喊着“打倒官倒”“清除腐败”的口号。游行的队伍从科大正门出发，一路游行到了市中心的四牌楼，然后转向了市政府。参加游行的同学们估计有四五百人。喊了一阵口号以后，同学们就解散回校了。我们得到了沿路市民的大力支持。路边的市民们跟着我们一起呼口号，也有许多市民鼓掌欢迎游行队伍的到来。

学生们宣称官方的学生会是官方指定的，并不代表学生，要搞一个学生自治会。于是有许多学生跳出来，搞了好几个学生自治会。这些学生自治会吵吵闹闹，纷纷嚷嚷，最后搞成了一个自治总会，不过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权力。如果一般的学生不听自治会的号令，自治会也没有任何强制手段。

其实学生自治会的头头们和旧学生会的头头们也差不太多。本来比较喜欢闹的学生才会有兴趣成为学生会的头头，同时比较能闹的学生们才能被指定成为学生会的头头。后来分分和和，搞出了好几个“三人领导小组”。似乎“三人领导小组”的模式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流行，从井冈山上就有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三人领导小组”！

我个人对这些人的印象并不是特别好。学生会的人常常找一个由头向系里要拨款，办一个活动剩（生？）下来的钱就自己和朋友拿到湘皖吃掉了。虽说数额不大，严格说来也是贪污吧。现在这些人来反官倒，反腐败，能行吗？

五四游行回来以后，学校的活动愈演愈烈。电台里说全国很多高校都罢课了，学生自治会也发出了罢课的号召。渐渐地大部分学生们就不上课了。很多老师们一开始还坚持讲课，后来学生们都不来了，也就不讲了。和我们班一起上大课的一个外系女生一直坚持到最后，以至于自己一个人在空荡荡的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课。

当时我们正上必修课里的四大力学之热力学和非线性电路。我对这两门课都恨之入骨，毫无兴趣，于是巴不得罢课。最主要的是我不喜欢那些非线性东西的线性近似。不过心里还是明白的，要毕业的话这些课程还是要过的。

罢课以后我就开始东游西逛。许多社团冒了出来。好像闹得最欢的是87级的学生，也就是二年级的学生。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经历过86年那次运动，颇有点袖手旁观的意思。一年级的学生又太嫩。所以87级的学生们就当仁不让地成了这次运动的主力军。我对于有组织的活动没有什么兴趣，又隐隐地觉得这次运动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不参加有些可惜。于是我就成了各种活动的外围人员。

有一些老师对学生的罢课闹事很不理解。有一天去系里要一些资料，接待我的老师是一个七十年代的工农兵大学生，平常很和蔼的一个人，但也并不是和我很熟。她给我资料以后，就和我说到了罢课的事。她满脸痛惜的看着我，质问我：“你们这些孩子，理解你们的那些口号吗？我们年轻的时候是真想读书，可是没有机会。你们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不好好读书，闹什么呀！？”我看着她，无言以对。

不过有另外一些老师是积极投入运动中去的。他们也要搞一个领导组织，于是搞选举，候选人的名单用大字报贴在墙上，其中还有几个我认识的老师。后来常常有自发的游行，许多老师也参加了。

运动中，除了高谈阔论的大字报，也出现了一些另类的内容。记得清楚的是有一张大字报的匿名作者明显和一个副教授有过节，说这个副教授怎么怎么坏。其罪状之一是他出国的时候自称是教授，而不是副教授。我和同学们看了这张大字报以后，觉得这个作者实在是令人作呕。值此国家危亡之际恶意攻击他人，讨厌之至。

学校里有一些教英语的外教，多是美国人。看到运动来了，看热闹的劲头十足。我清楚地记得有几次游行，几个女外教兴奋地爬上校门拍照的样子。不过，我确实没有看到这些外教具体参加任何游行。

以前看过小说《芙蓉镇》，王秋蛇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反正也不上课不写作业了，一帮男生们就在宿舍里瞎闹。吃过晚饭，有调皮的学生就一边用勺子敲着饭盆，一边拉着长音，在楼道里喊：“运动啦！~~~~~ 运动啦！~~~~~~~~”引来同学们一阵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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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我考上了科大。当时对科大的感觉是校风非常的勤奋，思想非常的活跃。低年级的同学们还带着高考的拼劲，大家都是各省市的尖子学生，谁也不服谁，较着劲地读书。公开的学术报告会一个接一个。高年级的同学们写论文，考研，考卡，考托，考G，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同时校园里各种社团也粉墨登场，疯疯癫癫的搞了几个诗社，要出国的搞了一个英语角，高年级的学生们常常把叔本华，罗素，弗洛伊德挂在嘴边，让我们这些新生们觉得高深莫测。到了晚上，个个人摸出一个短波收音机，不是在听VOA就是在听 BBC.

我们班的班主任是一个本系留校的研究生，姓张，二十几岁的样子，党员。张老师也没有一点老师的架子，来到我们宿舍自我介绍过以后，就开口大骂共产党。其中我还记得两条。一条是共产党不允许工人罢工，因为工资太低，每月都花光了，一旦罢工就没有饭吃了。另一条是“你们知道什么是贫民窟吗？你们住的宿舍，我们住的宿舍，在美国连贫民窟都不如！”

这些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从小我就受教育说共产党是多么多么的伟光正，身为党员的班主任，为什么对共产党这么不满呢？？？不过震撼是震撼，我也没有深究。

当时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方励之和温元凯，而且我感觉科大的老师和同学们普遍很服方励之副校长。方校长的天体理论物理研究本身就十分有趣，同时方校长对音乐，历史都有很深的见地。加上方校长见多识广，美国西欧苏联的逸事随口就来，很受学生的欢迎。我对当时的校长管维炎倒是没有特别深的印象。

方校长作风十分亲民，经常到学生中间来。有一次，我在食堂排队卖馒头，发现排在我前面的就是方校长。于是我就暗暗和他比个，发现他比我还矮，大概高过我的鼻子，低过我的眼睛。

方励之和温元凯常常在大礼堂给学生们作报告。虽然没有规定要去，学生们还是每次都把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也去听了几次，听不懂，也没记得他们讲了些什么道理。

转眼间就到了86年底的时候。突然之间科大的高年级学生们群情激奋，说是人大代表的选举是一个骗局，要求公平竞选。我当时就糊里糊涂地听了这么一些话，也确实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方励之和温元凯又在大礼堂作报告，这次来听报告的学生们更多了。方励之说：“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赐予的！”可是温元凯的报告就温和得多：“历史上的改革家很少有好下场的。”于是学生中流传开来，温元凯是来泼温水的。

在校园里有几处布告栏，上面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字报， 上面的大意都是“争取民主”的论调，而且几天之内调门迅速升高。还有一次我看到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聚集在布告栏前面，搞了一个仪式，讲演以后把他们的选民证都撕碎了。另外一次，我去找一个高年级的老乡，在他们宿舍的门上看到他们宿舍六个人的选民证整整齐齐地贴在上面。选民证上都打了一个叉。

这其中，出了一个高年级，生物系的学生，叫沙玛，在运动中迅速窜红，他的一套理论我也不清楚在说什么，只是记住了他提倡“崇洋不媚外，犯上不做乱”等等一些口号，比较新颖。

当时科大和朝鲜的金日成理工大学搞了一个亚洲微机学院。好事的学生们把学院的名字改成了亚洲危机学院，以示局势的严重性。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班里并没有发选民证，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动静，该上课上课，该吃饭吃饭。

十二月底的一天傍晚，班里的团委书记王树林拿了一摞油印的小报到了我们的宿舍，说是团委出了这些小报，现在征集人去卖，卖报的钱用作团委经费。于是我就拿了一叠小报，在一食堂前面摆了一张椅子开卖。一食堂是科大最老最破的食堂，但也是较人气的一个地方，来往的学生多，教工家属也常来买饭，包括方励之。

到我摆开了摊才看了一眼小报的内容。小报实际上只有一篇文章，是团委的一个什么人谈民主建设，内容老套。我的报摊前人来人往，但买报的人并没有几个。倒是有一个青年教师或者研究生模样的人停下来，买了一张报纸，还跟我点评了一番当前的形势。我也没听懂怎么回事。

我的报摊开张了一个小时左右，卖出去了十几张小报，天色已晚，我就收摊了。回去把卖报的两块多钱给了王树林。王树林说剩下的报纸自己留下来就可以了。我于是把剩下的小报带回了宿舍。后来这些报纸大部分被同宿舍的哥们当擦屁股纸用了。

再过两天，忽然听说科大的同学们上街游行到了合肥市政府和安徽省政府，争取民主去了。我听说这事的时候游行的同学们已经回来了。我们班的同学们基本上都在读书准备期末考试，我不知道有谁去游行了。

转眼间过了新年到了1987年，忽然说中央来了一号文件，把胡耀邦撸下去了，也把方励之，管维炎给撤职了。两个人都调去北京了，而且要马上就走。科大校园内就炸了锅。我不懂胡耀邦和这事有什么关系。当天有许多老师学生自发的要找方励之和管维炎，要声援他们，但是似乎也没有找到。

到了晚上，大批的学生涌向合肥火车站，希望送别方励之和管维炎。合肥至北京的火车是晚上七点多发车，我们在软磨硬泡之后，终于在开车前几分钟涌上了站台。这个时候列车的车门已经关了，我们还不知道方励之和管维炎在哪一节车厢。于是我们就分头去找，大家在站台上对各个车厢大喊：“方励之！管维炎！”就在火车开动的一霎那，有同学喊：“在这里！在这里！！”。大家马上往那一节车厢跑。我也跟着跑，可惜还没有跑到火车就开走了。

回校以后，大家还是读书考试，很快就放了寒假，学生们都回家了。

寒假返校后，中央派来的三个大员驾到科大了，特别是新派的校长滕藤，同学们都戏言“杀气腾腾地到了科大”。我去听了几次刘吉，彭佩云的报告，也没有听出来个所以然。这些中央大员在科大的工作很难开展，因为他们没有学术威望，也因为他们是中央派来整我们的。他们大概也知道，所以没有呆多久就走了。后来也有几个过渡校长。再后来朱清时校长来了科大，领导了科大很多年。

邓大人说有的知识分子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于是又开会学习了几回，反正我是没有搞清楚这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科大的校风因此一变，大家的政治热情大大降低，除了上课，出现了跳舞的旋派，打麻将的麻派，桥牌的桥派，以及出国的托派。我就是从那以后成了一个舞棍。

现在想来，86年的学潮真是肤浅，幼稚啊！一群略知西方皮毛的冲动分子，头脑一热，就闹将起来。其实他们的社会基础实在是太薄弱了。不要说一般的工人农民，就是在学校里也是少数呢。我个人虽然是赶上了这次事件，但懵懂的就像阿Q看假洋鬼子的革命。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头脑简单的知识分子们至少也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任何事的发展都是从幼稚到成熟的。86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对日后的中国民主化发展还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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