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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 复 再续8
家园 9﹑喇嘛尼姑——藏独主力 9﹑喇嘛尼姑——藏独主力
如前所述﹐西藏的宗教从未经过欧洲宗教改革那样的改革﹐至今仍是一个中世纪式的宗教。中共自1980年以来全面复兴﹑大力提倡宗教﹐这个中世纪式的宗教就必然会按照自己的固有传统运作﹐并要求恢复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政教合一制度。何况还有达赖喇嘛在电台里煽动﹐暗中派人去西藏指挥。上述陈奎元的讲话里提到﹕“今年3月9日达赖集团的头面人物之一桑东活佛（现任“西藏流亡议会议长”----引者）一语道破天机﹐他说﹐他们37年的‘主要教训在于未能一贯地执行政教合一的政策﹐过分地强调了宗教而忽视了政治’。他强调指出‘要利用宗教把人民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西藏历史上﹐甘丹﹑哲蚌与色拉三大寺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与经济实力（庄园与农奴）﹐噶厦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都要有三大寺参与才能决定。1959年叛乱时﹐三大寺也最积极。所以﹐毫不奇怪﹐在八十年代最后三年拉萨历次骚乱中﹐三大寺的喇嘛都充当了先锋。
《人民日报》驻拉萨记者刘伟在1987年10月1日拉萨骚乱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采访了一个喇嘛”（大约是谎称自己是海外华人﹐这样才能逃脱被打的命运﹐而且让闹事的喇嘛友好地回答问题）﹐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问﹕你赞成西藏独立﹖为什幺﹖
答﹕赞成﹐西藏本来就是西藏人的嘛﹐我们有达赖喇嘛﹐汉人有吗﹖汉人吃糌粑喝酥油茶青稞酒吗﹖我们不一样。
问﹕你愿意当喇嘛﹖
答﹕当然﹐藏族人最光荣的就是当喇嘛。
问﹕你对政府的宗教政策怎么看﹖你认为西藏人现在的生活还不错吗﹖
答﹕他们汉人把我们西藏的寺庙都毁了﹐当然该他们修。我们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们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应﹐噶厦也专门供应﹐现在钱很少﹐寺庙里很多值钱的东西他们都拿走了。汉人在拉萨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们住的﹐拉萨城就是修得再好﹐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希望的是到处都有寺庙﹐人人都可以做喇嘛﹐汉人没来以前﹐我们西藏人和平相处﹐没有斗争﹐没有更多的贪心﹐贪心多了会下地狱﹐汉族人把他们的贪心带来了﹐也教坏了我们一些藏族（49）。
刘伟还记录了警察审问一个参加骚乱的喇嘛的对话﹕
问﹕你为什幺要游行﹐怎么来的﹖
答﹕我们自己来的﹐我们应该享受我们的一切。
问﹕享受什么﹖
答﹕独立。
问﹕什么是独立﹖
答﹕不知道。听了广播﹐达赖喇嘛在国外说西藏要独立﹐我们喇嘛就要响应。
问另一个十来岁的小喇嘛﹐他回答说﹕西藏文化革命前是独立的﹐汉人搞了文化革命﹐西藏就不独立了（50）。
这两段话颇能说明今日西藏喇嘛尼姑的心态。他们作为出家人﹐对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现代化等等一概不感兴趣﹐反而认为那是贪心﹐要下地狱的。他们的理想是寺庙与喇嘛﹑信徒与供奉越多越好。中共虽然修复了许多寺庙﹐津贴了许多僧尼﹐但剥夺了寺庙的庄园与农奴﹐而且限制寺庙与僧尼无限制发展﹐自然要引起僧尼的不满。这真像本书第四章所引的戈茨坦的《西藏现代史》结论所说的那样﹕西藏宗教有一种喇嘛越多越好的观念﹐为此就要向社会索取越来越多的土地与捐赠﹐反对噶厦政府为了政教事业而削减寺庙财源的任何尝试﹐顽固拥护庄园农奴制﹐因此成为极端保守的势力和社会进步的桎梏。----戈茨坦的结论是针对1950年前的西藏宗教的﹐只消将“反对噶厦政府为了政教事业而削减寺庙财源的任何尝试”﹑“顽固拥护庄园农奴制”这两句话改成“反对中国政府为了藏族的繁荣昌盛而限制寺庙无限制扩展”﹑“顽固复辟政教合一的旧制度”﹐放在今日西藏宗教头上也丝毫不差﹐可见西藏宗教本性难易。
必须说明﹐1985年8月21日自治区党委批转了自治区统战部﹑宗教局《关于清退“文革”中没收寺庙珠宝﹑玛瑙的意见》的通知﹐命令全区银行﹑财政﹑文管（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其它单位把文革中存放的寺庙的珠宝﹑玛瑙全部退还给寺庙。1988年1月24日﹐自治区党委与政府又批复自治区统战部﹑民族宗教委员会关于《拉萨三大寺和大昭寺当前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处理意见》﹐命令西藏各单位把保存的寺庙文物全部退还寺庙。对三大寺在文革中被查抄的的财物﹐按1985年拉萨市政府核实并宣布过的数额﹐减去已落实的甘丹寺七万元﹑色拉寺五万元﹑哲蚌寺五万元﹐其余一次性落实给甘丹寺95万元﹑色拉寺78.8万元﹑哲蚌寺77.6万元。寺庙僧尼和市民一样享受肉价补贴。老年僧尼由政府包养（51）。如前所述﹐自1980年以来﹐自治区财政每年都有巨大的落实政策支出﹐绝大多数是给寺庙文革中损失的退赔。有个藏族干部都对此有意见﹐他说﹕“一些市民住房条件非常不好﹐而有职位的干部﹐有钱人在郊区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楼﹐心里当然不满意﹐没钱吗﹖每年国家把几十万﹑几百万丢给寺庙﹐老百姓得到什么呢﹖（52）”当然﹐无论中国政府如何退赔寺庙﹐喇嘛尼姑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西藏独立本是政治诉求﹐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佛经里从来没有“西藏独立”的内容。然而达赖喇嘛利用自己是“观音菩萨化身”的神话与中世纪西藏政教合一的传统﹐借宗教的力量煽动藏独。喇嘛尼姑们虽然不知独立为何物﹐但出于对达赖喇嘛的绝对崇拜﹐自然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林彪在文革中狂热吹捧毛泽东时说的话﹐他还说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何况他们也朝思暮想回到“到处都有寺庙﹐人人都可以做喇嘛”﹐信徒如蚁﹑供奉如山﹐宗教可以干预政治﹑三大寺可以决定西藏前途的达赖喇嘛时代。西藏独立与僧尼的利益就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喇嘛尼姑的观念至今停留在中世纪不足为奇﹐奇的是西藏民众至今仍保持着政教合一的中世纪观念﹐把喇嘛尼姑当成自己的精神导师﹐把达赖喇嘛当成“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神﹐这才是令中国政府最头疼的事情。有个藏族小女孩告诉警察﹕我不知道旧社会﹐也不知道新社会﹐抓喇嘛反正不对。还有个藏族老太太在骚乱后的座谈会上说﹕共产党如今的政策这么好﹐寺庙里的喇嘛不好好念经﹐跑到城里来闹﹐好好的生活给扰乱了。国家有法律﹐寺庙有规矩﹐跑出寺庙做坏事就不配做喇嘛。达赖喇嘛不会搞独立的﹐他在印度怎么会指挥到八廓街呢﹖去印度探亲﹐听过达赖喇嘛讲经﹐他还说过共产党的好话﹐让我们在西藏的藏族﹐好好干活﹐好好念经。活着靠共产党﹐死了还得靠达赖喇嘛呢。我最恨的是那些乘骚乱中发财抢劫的坏人﹐骚乱闹得那么大﹐就是他们﹐也不抓他们﹐这些人大摇大摆在街上走﹐有的还说﹕太痛快了﹐再来几次骚乱。现在听说抓了好多喇嘛﹐教育教育还是放了他们算啦﹐因为喇嘛会念经（53）。
可见在他们的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政教分离﹑喇嘛不得干预政治的概念。这也难怪﹐中共自己从1980年以来就在大力倡导宗教﹐“喇嘛书记”伍精华还带头参加宗教活动﹐怎能叫老百姓分清宗教与政治的界线﹖倒是有个头脑清醒的藏人在座谈会上说﹕政府总是翻过去的事情﹐总想做出宽怀仁厚的样子﹐过去的伤疤越揭痛﹐当然怨恨之心由此而生。修吧﹐哪怕是再恢复和平解放前的两千多座寺庙﹐再制定哲蚌寺7700人﹑色拉寺5500人﹑甘丹寺3300人的喇嘛定额﹐宗教政策仍然不会让一些人满意。因为西藏过去是政教合一社会﹐总不至于落实到政教再合一﹐三大寺重新过问西藏政治﹐宗教人士出任西藏各级政府领导吧﹖
马上有个学生模样的藏族青年说﹕我们西藏应该有现代化﹐应该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但是出于信仰的原因﹐也应该有达赖喇嘛（54）。----还是那句话﹕现世靠中国政府包养﹐来世靠达赖喇嘛超度。既然中共的意识形态永远无法解决藏人超度来世的需求﹐既然中国政府的财力永远无法满足藏人对现代化享受的欲望﹐那么邓小平的怀柔政策就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
达赖喇嘛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在其洋高参们的指点下﹐他一心仿效伊朗教主霍梅尼的“黑色革命”﹐在西藏进行“酱色革命”（西藏喇嘛穿酱红色袈裟）。除了日夜向西藏广播﹑派特务去西藏活动外﹐还以亲自接见与摸顶（藏人传统﹐被活佛特别是达赖喇嘛摸顶会交好运）为诱饵吸引藏人偷渡印度。然而这些藏人去印度后就想留下﹐达赖喇嘛无钱包养他们﹐于是改变策略﹐他利用中国政府允许流亡藏人回去探亲之便﹐派大批流亡活佛回原寺活动。他深知﹕利用一个活佛﹐可以掌握一座寺庙﹔控制了一座寺庙﹐就控制了一个地区。“喇嘛书记”伍精华不知是计﹐反而大加欢迎﹐将他们奉为上宾。有人这样描写流亡活佛衣锦还乡的场面﹕
“活佛回来啦﹗”活佛乘着中国政府派出的高级轿车来到原寺﹕“达赖喇嘛很想念大家﹐他让我来看望你们﹗”众人欢呼﹐有人下泪。“达赖喇嘛是我们藏人今生的依靠﹐来世的希望﹐是藏人的救星﹐藏人的代表。呼喊一次达赖喇嘛万岁﹐等于念诵了一亿次六字真言﹗”
活佛还串家走门﹐自古以来活佛何时亲自走进藏人家里﹖藏人感激涕零。
活佛留下大堆达赖喇嘛的照片﹑像章﹑录音带﹑语录与小册子﹐还有他用过的法器﹑垫子与衣帽﹐带着大量布施走了。
“藏历5月15日达赖喇嘛要在月亮中出现了﹗”
有个活佛回到主寺后﹐把所属各分寺人员悉数召来﹐集中了四省区40多座寺庙80多个活佛﹐1600多僧人﹐主持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讲经活动”﹐灌输藏独理论与思想（55）。
流亡活佛回达兰萨拉后向达赖喇嘛报告﹕他们的藏独煽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伍精华则去北京向胡耀邦﹑赵紫阳报告﹕他的统战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
家园 第九章“拨乱返正”1、怀柔政策的来由 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九章“拨乱返正”
1、怀柔政策的来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撒手人寰﹐溘然长逝﹐整整一个时代结束了。毛自以为英明天纵﹑洞察秋毫﹐却未能预见自己身后一个月的事﹕他自己指定的继承人华国锋10月6日逮捕了他的遗孀江青及其亲信。华国锋既要利用人民对毛的痛恨打击江青﹐又要高举毛的旗帜维护自己空前的独裁权力（党主席﹑总理﹑军委主席三位一体）﹐可谓不自量力。邓小平为了夺取华国锋的权力﹐打出“拨乱返正”的旗号﹐发起“思想解放运动”。他说毛晚年犯了错误﹐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要拨清迷误﹐返回到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来。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作出的决策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及其亲信胡耀邦故意对着干﹐和毛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在西藏问题上﹐他们遵循同样的思路﹕既然毛推行的是高压政策﹐那就要反过来﹐推行怀柔政策﹔既然毛不与达赖喇嘛谈判﹐那就要反过来﹐同达赖喇嘛谈判。
1978与1979两年﹐西藏释放了全部叛乱分子﹐平反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班禅案）﹐允许流亡藏人回来探亲﹐恢复宗教活动。1979年2月28日达赖喇嘛的二兄嘉乐顿珠应邀到达北京﹐3月12日受到邓小平接见。邓告诉他﹐1959年的叛乱是不好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中央与他们是内部对话﹐不是国与国的谈判（1）。
邓还邀请达赖喇嘛派代表团回西藏参观访问。他被中共自己的宣传所欺骗﹐一厢情愿地认为﹐达赖代表团会被西藏的“进步与团结”所打动﹐促进达赖喇嘛回归﹐他大大失算了。是年8月﹐达赖喇嘛三兄洛桑三旦等五人组成的第一个参观团先去甘南﹑青海藏区参观﹐所到之处﹐受到藏民热烈欢迎。中共中央书记处担心地问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如果这个参观团到达拉萨﹐会发生什么情况。任荣答﹐拉萨人民的政治觉悟比青海的藏农牧高得多﹐他们会坚定地站在党和祖国一边﹐不必担心出乱子。任荣如此自信﹐以至在参观团到达拉萨前夕﹐命令拉萨各居民委员会召集藏族市民开会﹐告诫他们对参观团要有礼貌﹐不要出于对旧社会的仇恨向后者扔石头或吐口水﹐因为后者毕竟是中国政府的客人。次日的情况大出任荣的意外﹐成千上万藏人涌向参观团。他们大声号哭﹑磕长头﹑献哈达﹑争先恐后地触摸洛桑三旦﹑请求他摸顶。当后者向群众煽动时﹐有人喊出了“西藏独立”﹑“汉人滚蛋”等口号（2）。然后的两个参观团到西藏时﹐这样的场面也一再出现。以至中国政府不得不驱逐由“少壮派”组成的﹑到处狂热煽动独立的第二个参观团﹐从而迫使第三个参观团保持低调（3）。
前文说过﹐毛泽东不懂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根本不同于汉人﹐邓小平﹑胡耀邦﹑任荣也不懂。邓﹑胡从统治汉族的经验出发﹐以为只消把一切过错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最多轻描淡写地说几句“毛泽东晚年错误”﹐并放松毛的高压政策﹐藏人就会像大多数汉人一样感激涕零﹑谢主戴恩。当时汉人中确有一些无耻文人﹐创造出“家鸡打得团团转”﹑“娘打屁股儿不恨”的奴才理论﹐向中共献媚邀宠。邓﹑胡们也信以为真。他们忘记了﹐藏族不是“家鸡”与“嫡子”﹐而是=“野鸡”与“养子”。挨了打的野鸡会朝山里飞﹐挨了打的养子会记仇。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文革中既剥夺了藏人在平叛民改中分得的现世财富﹐又剥夺了藏人超度来世的希望（这个问题很复杂﹐这里暂且这样说﹐后文将详述）﹐许多人被整得死去活来﹐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恰恰在藏人怨恨最深﹑思想最乱的时候﹐邓小平请来了达赖喇嘛的亲戚﹐这就使藏人心中压抑﹑沉睡了十几年的宗教感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其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它提醒藏人（当然还要加上达赖电台与打进西藏的内线的宣传）﹐远在天边的达赖喇嘛不仅健在﹐而且连中共都怕他﹐否则为什幺在用武力将其驱逐出境二十几年后﹐还要恭恭敬敬地把他的亲戚请回来﹖可见只有达赖喇嘛才是藏族的救星与希望。第二﹐它告诉达赖喇嘛与全世界﹐在逃亡二十几年后﹐达赖喇嘛依然是藏人心中的偶像与神﹐从而增强了达赖方面向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口气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硬。第三﹐参观团拍摄到了大量被捣毁的寺庙与藏人生活贫困的照片﹐用第一手资料向全世界显示中共罪恶﹐加上藏人狂热欢迎参观团的照片﹐在西方引起极大轰动﹐令中共大丢其脸﹑极为尴尬。第四﹐它狠狠地教训了邓小平﹑胡耀邦﹐使他们对西藏问题的严重性产生了新的认识﹐不得不重新考虑西藏政策。
1980年3月14日与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上撤消了令中共丢尽脸面的任荣的职务﹐代之以阴法唐（解放西藏时进藏的师政委﹐平叛民改时曾任江孜分工委书记）。会议纪要指出﹐西藏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办法发展经济﹐提高藏民生活水平（4）。邓﹑胡决心用物质上的好处拢络藏人﹐换取他们的归顺﹔同时也为了改善中共在西方面前的形象﹐换取西方的投资与其它经济上的好处。按照中国的史学术语﹐姑且称之为怀柔政策。这一政策不仅仅为了稳定西藏﹐还为了配合全国的改革开放。胡耀邦虽于1987年初下台﹐邓小平也于1997年初作古﹐但他们制定的这一总政策却一直被中共执行到现在。
家园 2、胡耀邦与阴法唐的攻守战 2、胡耀邦与阴法唐的攻守战
同年5月﹐胡耀邦偕副总理万里等领导人亲自视察西藏﹐藏农牧的贫困令他震惊。5月29日﹐胡在西藏干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演讲﹐称“西藏现在的情况不十分美妙”﹐“西藏人民生活没有显著的提高”﹐“我们党对不起西藏人民”。他强调﹐西藏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尽快提高藏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万里插话﹐称之为“一个发展﹐两个提高”）。为此他宣布了六条措施﹐总结起来是三点﹕一是由中国政府给西藏更多的钱。上一章说过﹐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此时﹐胡许诺年增10%。二是大批内调汉干（把汉族干部调回内地）﹐大量提拔藏干。他说汉干进藏30年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则说要占80%（这里说的干部主要指党政官员）。三是大力发展西藏文化（5）。
胡的讲话在西藏干部职工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多数藏干当然欢欣鼓舞﹐他们最听得入耳的是大批内调汉干﹑大量提拔藏干。他们趁机大肆嘲笑﹑挤兑汉干﹐催他们赶快打包走路﹕总书记都说你们在西藏没干好事﹐你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你们还不快滚蛋﹗
汉干的反应十分复杂。那些“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进藏的汉干（汉人称他们“老西藏”﹐藏人称他们“老汉人”﹐他们大部分有一官半职）认为胡全盘否定了他们的丰功伟绩﹐使他们陷入了被嘲笑被挤兑的不光彩境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下中农﹐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根深蒂固﹐对胡积极协助邓小平发动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个人迷信早就反感透顶（由于他们的抵制﹐思想解放运动在西藏毫无动静）﹐此时一齐大怒﹐大骂胡“乱放炮”。后来进藏的“新西藏”（大部分是小公务员﹑专业人员与工人）则欢喜若狂。他们在西藏并无值得自豪的光荣历史与丰功伟绩﹐却深受缺氧﹑严寒﹑缺电﹑缺菜﹑高山病﹑物资匮乏﹑生活枯燥﹑交通不便﹑家庭分散﹑土皇帝（上司）跋扈﹑文革后遗症（冤假错案平反不彻底﹑整人或被整或派性斗争造成的人际关系紧张）之苦﹐巴不得马上内调﹐早日离开这块对他们毫无魅力的地方。
以上各点﹐除了土皇帝跋扈之外（当时西藏的土皇帝大多是“老西藏”自己）﹐其余各点﹐“老西藏”也同样身受﹐甚至因进藏时间更长而更严重。据自治区党委1978年给中央的报告﹐当时西藏的汉干中﹐长期（一年以上﹐有的15年）在内地治病﹐基本不能回来工作的有1035人﹐其中地专级官员19人﹐占同级8.2%﹔县级官员137人﹐占同级10.6%。在藏边工作边治疗的共3436人﹐其中地专级官员28人﹐占同级12.1%﹔县级官员183人﹐占同级14.2%。一人在藏工作﹑与家属长期分居的达50%。家分几处﹐负担重﹔或夫妻在藏﹐子女在内地分托二至四处﹔或夫妻在藏﹐内地无家可归等情况的达48.1%（6）。不言而喻﹐他们中大部分是“老西藏”。平心而论﹐“老西藏”中许多人尚有毛时代培养起来的“献身精神”（献身西藏的革命事业最光荣）﹐并不怎么想内调。再说他们也明白﹐以他们的学历﹑能力与年龄﹐调回内地未必有西藏那样的地位与权力﹐更无西藏那样的关系网。
有趣的是﹐许多“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加入中共的翻身农奴干部﹐一方面巴不得汉干统统走光﹐让他们当权﹔另一方面也反感胡否定中共进藏以来的“伟大成就”﹐因为这中间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与苦劳。他们和“老西藏”联合抵制邓﹑胡的怀柔政策﹐特别是其中的宗教﹑统战政策﹐使之难以贯彻得如邓﹑胡所愿。他们（以阴法唐为首）认为﹐放宽政策发展经济责无旁贷﹐但无限制地拨款修复寺庙﹑恢复宗教活动将会或已经导致宗教狂热﹐等于在为达赖喇嘛效劳﹔无限制地给上层人士退赔﹑做官将会或已经使后者翘尾巴﹐甚至向西藏当局指手划脚﹐是向被平叛民改打倒的农奴主阶级投降。长此以往﹐有可能引发新的叛乱。
他们特别反感的是班禅﹐后者自平反后﹐重新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曾要求兼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相当于省长）﹐被邓小平以政教分离为由拒绝。他在1982年6月至8月去西藏视察时﹐虽也说了许多反对西藏独立的话﹐却引发了宗教狂热。单在拉萨和日喀则两地受其摸顶的藏民达30万人次。藏民对他夹道欢迎﹑献礼﹑磕头﹑欢呼﹐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均为历史罕见。以致7月6日在大昭寺举行佛事时发生混乱﹐踩死一人﹐挤伤11人。而班禅还认为自治区党委执行宗教政策是“收”不是“放”。阴法唐不同意他的说法。双方各自向中共中央告状﹐结果中央批评阴法唐“不尊重班禅”。1983年6月《西藏日报》报导六届人大会议时﹐没有刊登班禅的照片﹐班禅又向中央告状﹐中央批评自治区党委犯了“政治错误”（这在中共是很严重的事情）。自治区党委不得不专门写报告﹐说明会议期间新华社没有单独发过班禅的照片和言论（据其它人大代表说﹐新华社几次拍照﹐班禅均不在场）﹐因此《西藏日报》无法采用班禅的照片和言论（7）。由此可见﹐班禅复出以后﹐野心膨胀﹐想当西藏的太上皇。而胡耀邦也事事迁就他﹐使他的野心越来越大。
邓小平﹑陈云1983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给了阴法唐一个借口“反右”。在中共的术语里﹐“反左”就是要放松控制﹐即实行怀柔政策﹔“反右”就是要加强控制﹐即实行强硬政策。既然“清污运动”明言“反右”﹐对胡耀邦的怀柔政策不满的阴法唐就趁机做文章。西藏的事情总是慢半拍﹐11月18日﹐自治区党委才给中央写报告﹐先表示拥护“清污运动”﹐然后说西藏也有“精神污染”﹐其表现是﹕政治上﹐反动势力（指达赖集团﹐当时胡耀邦不准公开点名批判达赖喇嘛﹐所以只好含糊其辞﹐反正大家都明白所指）的颠覆宣传十分突出（这是邓﹑陈发动“清污运动”时列举的“精神污染”的内容里没有的﹐是西藏当局自己的发明﹐目的是提醒中央放任宗教狂热的严重后果）﹔理论上﹐也有人宣扬“异化论”（这是“清污运动”批判的重点﹐虽然自治区党委成员谁也不懂什么叫“异化”﹐西藏也没有人宣扬“异化论”﹐但必须写上﹐才能与这场运动挂上钩）﹔文艺上﹐有人搞“自由化”（这也是“清污运动”的题内之义﹐必须写上﹐反正“自由化”是顶大帽子﹐到处套得上）﹔宗教上﹐有的同志不敢宣传无神论﹐有些民族干部说﹕“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目前在思想战线和宗教工作中﹐既要继续纠“左”﹐又要着重反右﹐克服软弱焕散﹑放任自流倾向（这“宗教工作”云云也是“清污运动”的题外之义）。图穷匕首见﹐自治区党委原来是想借“清污运动”﹐反对胡耀邦无限制地放宽宗教﹑统战政策。他们借“民族干部”之口说出“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这句话﹐也可谓用心良苦。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用第一人称说出这句话﹐一定会被胡斥为“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宗教政策”。12月12日﹐自治区党委又给中央写报告﹐说明西藏宗教势力抬头﹐干预政治﹑生产与教育。有的党员参加念经﹑求神﹑朝佛﹑转经等。农牧区参与宗教活动的党员约占20%﹐有的地方高达50%﹐极少数党员要求退党。以此证明宗教政策上已出现焕散软弱和右的倾向﹐必须“反右”。
然而胡耀邦不买帐﹐仅仅过了一个月﹐自治区党委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该指示说﹐清污运动就是解决理论﹑文艺界的问题﹐宗教和精神污染是两回事﹐要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和精神污染区别开来（8）。阴法唐只得转向﹐把规模极小﹑微不足道的西藏文艺界当成替死鬼﹐在茶杯里面掀风作浪﹐这就是本书导论里说过的﹑我有幸恭逢其盛的“清污座谈会”。
为了逼迫以阴法唐为首的自治区党委彻底执行怀柔政策﹐1984年2月至3月胡耀邦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指出阴在西藏又犯了“左”的错误（这是我在西藏听到的正式传达）﹐特别是没有执行好宗教﹑民族﹑统战政策﹐对班禅﹑阿沛等尊重不够﹐对西藏宗教与文化不重视。胡强调要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两个环节认识西藏的特殊性﹐并列举了西藏特殊性的五大表现﹕地处世界屋脊﹑长期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单一藏族聚居区﹑全民信仰喇嘛教﹑外国势力策划分裂活动。他认为西藏当局对西藏的特殊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工作中有四个担心﹐即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宗教影响越来越大后会不会出叛乱（不知为什幺他只说了三个担心）。他说﹐丢掉这四个担心后﹐西藏工作就可能大进一步（9）。同年8月﹐胡又派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副总理田纪云到西藏﹐督促阴法唐彻底贯彻怀柔政策。1985年6月1日﹐胡终于撤掉了阴﹐代之以从未去过西藏的彝族人士伍精华（10）﹐并一再指示伍在西藏大反特反“左”。当时藏人不服气﹐他们说﹐中央派个汉人领导西藏倒也罢了﹐汉族毕竟是藏族的老大哥﹔可彝族是藏族的小弟弟﹐凭什么来领导西藏﹖伍果然不负胡的期望﹐他穿上藏袍﹐置政教分离于脑后﹐亲自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各级藏干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伍因而被称为“喇嘛书记”。
胡耀邦的学历虽然不高﹐却是个非常聪明好学的人。他概括的西藏的五大特殊点也非常精辟。可惜他压根儿不懂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天真烂漫地认为只要不惜血本地善待藏人﹐藏人就会投桃报李﹑将心比心﹐善待中共与汉人。他把邓制定的怀柔政策发展到了极点﹐实际上变成了绥靖政策。他说不要担心宗教影响大后会出叛乱﹐竟变成了忏语----1987年至1989年的拉萨三次大骚乱与十多次小骚乱实际上就是不拿枪的叛乱。那时他虽已下台﹐却还健在﹐亲眼看到了绥靖政策的后果﹐也不知作何感想。
1987年初胡下台时﹐传说有一条罪状是对西藏“太右”﹐“老西藏”们也曾高兴了一阵﹐以为中央对西藏的政策会有所收紧。不料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后﹐宣布西藏政策不变。他不仅继承了胡的绥靖政策﹐甚至变本加厉﹐终于导致了三次拉萨大骚乱﹐迫使他在拉萨戒严﹐这是后话。
家园 3﹑平反﹑统战﹑分地 3﹑平反﹑统战﹑分地
根据我在西藏的观察与有关资料﹐所谓怀柔政策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取消阶级与阶级斗争。给全体因政治﹑宗教原因受到迫害或惩罚的藏人平反。这项工作从1978年就开始进行﹐所有因参加过1959年叛乱而被判刑﹑关押或“群众专政”的藏人全部被释放﹑摘帽（这是中共的专用名词﹐意指不再被称为“反革命分子”﹐不再受到歧视﹑监视与管制）﹔所有在民改﹑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中被定为“阶级敌人”（农奴主﹑富农﹑牧主﹑富牧﹑坏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等）也全部被摘帽。六十年代初与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诸如“小班禅案”﹑“七星党案”﹑“中华民族党案”﹑“地下寺庙﹑经堂案”﹑“复叛组织案”﹑“回民叛国集团案”等﹐以及数不胜数的反革命组织与分子﹑叛乱组织与分子﹑达赖特务等等----全部一风吹（11）。1983年10月邓小平﹑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下令在全国开展清理“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 与“打砸抢分子”）﹐胡耀邦特地明令在藏族中不清理（我在西藏听到正式传达）。文革初中共停发了给未叛领主的赎买金﹐此时也全部补发。文革初被造反派抄家的﹐也尽量退还﹔无法退还的折价赔偿。据统计﹐当时共补发了近百万元工资﹐折价赔偿被抄财物800多万元﹐补发赎买金400多万元（12）。是谓“落实对敌斗争政策”。
二﹑收买旧西藏上层。把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恭恭敬敬地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特权。自1976年至1988年﹐共安排2100多名上层人士当官（13）。他们的子女也被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镀银镀铜﹐毕业后也当干部。1959年时的叛军司令拉鲁﹐曾坐过六年牢﹐然后当过十年农民﹐如今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昔日的贵族吉普﹐曾是噶厦政府的五品官﹐如今是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是谓“落实统战政策”。
三﹑让农牧民休养生息。自1984年起﹐解散人民公社﹐把公社的土地﹑牲畜﹑牧场及其它生产资料全部分给农牧民﹐实行“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14）。自1980年起至今﹐不收农牧税﹑不派购征购农牧产品﹑不收农牧区工商税（即农牧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产品不交商业税﹔乡镇私营﹑集体企业也不交税）﹑不向农牧民摊派任何钱物﹐乡村干部的津贴全部由政府开支。政府还向全体农牧民提供免费医疗﹑免费教育（部分藏族中学生还由政府包吃﹑住﹑穿）﹑免费科技与兽医服务﹑免费或廉价（由政府补贴）生产资料（良种﹑机械﹑电力﹑油料﹑化肥﹑农药﹑农膜等）﹑廉价（政府补贴）茶和盐（这是藏农牧的头号生活必需品）﹑无子女者的养老金﹑各种扶贫款﹑抚恤款﹑救济款等﹐农牧民的汽车﹑拖拉机也免收养路费﹐还允许农牧民开采矿产（15）。实际上对农牧民实行半包养政策。
199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去拉萨郊区达村调查时﹐发现“达村农业对国家的依赖性很强。达村使用的良种﹐过去一直是国家低价售给﹐价格相当于国家的粮食收购价﹐现在才逐步走向良种自给。使用的化肥﹑农药﹑农机更是国家高额补贴。一吨化肥国家约补贴260元﹐一台手扶拖拉机﹐约补贴770元﹐农药几乎是白送。农用周转资金往往也是国家无息﹑低息贷款甚至拨款﹐资金回收率非常低﹐事实上国家在相当大程度上承担农民的农业投资﹐农民享受投资带来的实惠。如1990年达村固定资产的255848元中﹐农民的自有资金只占39.34%﹐银行贷款却占53.87%﹐其它资金占6.79%。资金的大部分购买了手扶拖拉机﹐到1992年我们调查时﹐归还贷款的数量相当少﹐乡信用社透支15万元上交县人民银行补助。躺在国家高补贴之上的达村农业﹐基础非常脆弱。”“达村的农业生产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如过去打场﹑扬场需一﹑二月时间﹐现在因使用机器而只需20多天﹐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农业进步﹐反而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每年除了三个月的农忙外﹐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农闲﹐青壮年劳动力浪费相当严重。”（16）
据统计﹐1991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45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9年的159元增长160%。1996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97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91年增长48%﹐年均增长8.2%。1997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1040元﹐突破千元大关（17）。然而由于西藏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高寒﹑缺氧﹑干燥﹑大风等）﹐又无发展乡镇企业的条件（如前所述﹐西藏由于地处亚洲腹地与世界屋脊﹐内外交通都极为艰险﹐又缺乏廉价能源﹐加以人口文化素质太低﹐又深受喇嘛教的非理性思维束缚﹐根本不具备发展工业的条件﹐何论乡镇企业）﹐人口增长又过快（因为中国政府慑于国际舆论不敢要求藏农牧搞计划生育）﹐藏农牧的人均纯收入仍远远低于全国平均值。199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18）﹐藏农牧的人均纯收入仅为其一半。众所周知﹐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靠东部沿海农村的外向（出口）型乡镇企业﹐这是远离海洋的西藏永远无法企及的。考虑到西藏以外的全国农民没有免费医疗与教育﹑廉价生产生活资料等福利﹐藏农牧的实际纯收入与全国平均值的差距要比统计数字显示的小。又考虑到西藏的自然与地理条件是全国最恶劣的﹐能做到这样已属不易﹐那是与政府的大力扶持分不开的。
据噶厦政府统计﹐1950年西藏约90%的人口没有自己的住房﹐现在除了少数游牧区外﹐绝大多数藏人都有固定住房。1995年西藏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为20平方米。1952年西藏每亩地粮食产量仅80公斤﹐人均占有粮食仅125公斤。尽管1991年西藏人口比1952年增长一倍多﹐但1991年西藏人均占有粮食仍达290公斤﹐比1952年提高1.2倍。1996年西藏人均占有粮食372公斤﹐比1991年增长28%。在人口增长了一倍半的情况下﹐人均占有粮食仍比五十年代初增长了两倍（19）。
家园 4﹑提干﹑招工﹑加薪 4﹑提干﹑招工﹑加薪
四﹑大量内调汉族和其它非藏干部工人（以下简称汉族干部工人）﹐大量提拔藏族干部﹑增加藏族职工。胡耀邦一声令下﹐西藏立即大规模内调汉人。最西边的阿里地区最积极﹐全区918名汉干﹐走783名﹐占85%。各县的秘书﹑会计﹑统计﹑医生﹑兽医及其它专业人员几乎全部走光。结果医院的医疗机械无人会用﹐一般手术无人会做﹐危急病人无人会抢救﹐牲畜生病也无人会治﹐财会制度混乱﹐有的县委机关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因为无人会做工资表）﹐商业供销无计划﹐贵的贱卖﹐贱的贵卖﹐各县区情况无法汇总上报（因无人会统计﹑总结）﹐有的县区工作瘫痪﹐有的县委连中央文件都无人能看懂。自治区党委不得不报告胡耀邦﹐请求西藏第二批内调时保留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胡被迫同意（20）。
尽管如此﹐自1980年至1983年西藏共内调汉族干部20045人（包括退休者﹐下同）﹐工人25069人﹐共45114人﹐连同家属子女约八万人（21）。1986年又内调汉族干部工人约17000人（22）。同时大量提拔藏干﹐到1984年底﹐全自治区民族干部（藏族与西藏其它少数民族如门巴﹑珞巴等族）占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与业务干部）总数的60%﹐民族工人占64%。自治区级官员30人﹐其中民族干部24人﹐占80%﹔地专级官员691人﹐其中民族干部539人﹐占78%﹔县级官员889人﹐其中民族干部668人﹐占75%﹔县以下官员全部是民族干部（23）。
必须说明﹐中共所谓干部﹐既指党政官员（又称“领导干部”）﹐即统治者﹑当权派﹔也包括各种专业人员（小公务员﹑教师﹑医护人员﹑经济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农艺师﹑兽医等等﹐又称“业务干部”）﹐即老百姓﹑被统治者。在上述自治区﹑地﹑县级与县以下领导干部即官员中﹐民族领导干部即官员的百分比高达80%﹑78%﹑75%与100%﹐而包括领导干部与业务干部在内的混合干部总数中民族干部仅占60%﹐大大低于领导干部总数中民族领导干部的百分比。由此可见﹐在西藏﹐汉族业务干部在业务干部中的百分比要大大高于汉族领导干部在领导干部中的百分比。换言之﹐大多数汉干在西藏是干实事﹑卖苦力﹑受压榨的被统治者﹑老百姓﹐而大多数藏干是指挥﹑压迫﹑奴役汉干的统治者﹑官员。不仅如此﹐由于藏人在升官﹑提级（职称）﹑加薪﹑分房﹑出美差﹑招工﹑考大学﹑家属医疗（藏人全民公费医疗﹐汉干家属却要自费）﹑中小学教育（藏人全部免费﹐农牧民子女还包吃﹑包穿﹑包住﹐汉人子女全部自费）﹑计划生育（藏干与藏族市民可生两胎﹐藏农牧无限制﹐汉人只能生一胎）等方面藏人都有优惠﹐除了极少数汉族领导干部以外﹐绝大多数汉人在西藏变成了时时处处受歧视的二等公民。
在西藏如果汉人打骂藏人﹐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一定会受到严厉处分﹐藏人打骂汉人根本不算一回事。我认识的一个汉族大学毕业生与一个藏族姑娘恋爱﹐遭到藏姑家长反对。汉生不从﹐继续与藏姑来往﹐藏姑家人便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他还是自治区党校教师﹐却无处伸冤﹐愤而切脉自杀（幸被救活）﹐凶手却消遥法外。我还听说西藏某县一个新提拔的藏族县长一枪打死了一名汉族小干部﹐只因后者说了句“某某这种人连文件都读不通﹐也能当县长﹖”死者家属到处上诉﹐凶手稳如泰山。有记者告诉我这样的故事﹕某水电站的发电机出了毛病﹐不断跳闸﹐正在打扑克的藏族技师不胜其烦﹐干脆用胶布把闸刀捆死﹐致使发电机烧毁。这事放在汉人头上必定判刑﹐而那个藏族技师只作了口头检讨。1985年拉萨破获一个藏族青年流氓集团﹐他们轮奸与强奸了几十名藏族姑娘。如放在汉人头上﹐为首者必定枪毙﹐从犯也要判十来年徒刑。但该集团的首犯仅被判了两年徒刑（因为他们强奸的是藏族姑娘﹐如果他们强奸的是汉族姑娘﹐连两天刑都不会判﹐汉族姑娘告状根本无人受理）﹐从犯全部“教育释
放”。我亲耳听到一个汉族老法官发牢骚﹐认为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于不堪忍受种族歧视与压迫﹐百余名与我同年或次年自愿进藏的汉族大学生毕业生（他们进藏时大多受到赞扬﹐有的还上了报纸﹑电视）纷纷放弃户口与工作逃离西藏（有的逃亡者还是西藏大学的教师与政府公务员﹐大都有很好听的工作）﹐宁可去新疆﹑青海等地当“盲流”﹐1985年9月《中国青年报》还为此发过该报记者孙亚明写的内参《进藏大学生为什幺纷纷逃离西藏﹖》。胡耀邦﹑乔石﹑胡启立﹑王兆国都在这份内参上作了批示﹐要求伍精华妥善处理﹐伍作的唯一的事是派人去逃亡大学生内地老家中好言安抚﹐劝他们回藏。
藏族国家职工（不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的比例也相应提高﹐详见下表（24）。
年份 年末职工 其中藏族 藏族百分比%
1965 62500 26600 42.56
1970 84424 36003 42.65
1975 114721 54726 47.70
1980 178433 95047 53.27
1985 152566 96896 63.51
1990 149144 95521 64.05
1995 151971 109478 72.04
1997 154262 115394 74.80
由此可见﹐到1980年﹐藏族国家职工就超过西藏国家职工总数的一半﹔到1997年﹐藏族国家职工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三。1997年底西藏非农业人口（市民）为33.6万人﹐占总人口的13.8%﹔同年底有西藏户口的汉族为6.9万﹐占总人口的2.85%（25）。把1997年西藏市民总数减去汉人数﹐可知同年藏族市民总数为26.7万人。同年藏族国家职工为115394人﹐以每个职工有一个家属计（在西藏﹐只要一人为职工﹐其配偶也很快会变成职工。西藏市民可生两个孩子﹐平均每个职工有一个孩子）﹐则藏族国家职工连子女总数当为230788人﹐占藏族市民总数86.5%。如把藏族国家职工家中的老人也算作家属﹐这个百分比还要高。由此可见﹐西藏的藏族市民绝大多数是由中国政府供养的职工及其家属﹐这一现象对分析西藏的局势与骚乱至关重要。
研究一下西藏国家职工的职业构成﹐可以发现他们究竟在干些什么。下面是西藏国有单位各行业职工人数（年底数）对照表（26）﹕
行业 1980年 1990年 1997年
总计 178433 149144 154262
农林牧渔业 29417 9026 7322
采掘业 6143 3723 4435
制造业 12481 7624 5425
电水煤气业 7389 4544 5173
建筑业 16603 8379 5639
地质水利 6508 2687 2812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 34913 20534 17630
商业与餐饮业 14921 11266 10136
金融保险业 1480 3172 5996
房地产业 0 304 100
社会服务业 566 4085 4933
医卫体育社会福利业 7250 10175 12031
教育文艺广播电视业 13484 19209 24034
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业 1625 2300 2388
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 26328 42116 45241
其它行业 0 0 967
从上表可以看出﹐西藏国家职工的大头是党政机关包括国家供养的社会团体如佛协﹑文联之类的官僚﹑办事员与辅助人员（中共把他们算作工人）﹐其百分比从1980年的14.8%增长到1990年的28.2%再增长到1997年的29.3%﹐翻了一番﹐占了国家职工总数的将近30%﹐这是大量提拔藏干的结果。西藏只有200多万人口﹐相当于内地一个大县﹐却也算一个省级行政区﹐有70几个厅局﹐编制与内地2000多万人的中等省不相上下。西藏文联的编制100人﹐和上亿人口的四川省的文联编制差不多。1990年﹐西藏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占西藏全体从业人员（包括农牧民）的4.44%﹐而全国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仅占全国从业人员（包括农牧民）的1.94%（27）﹐西藏是全国平均值的2.29倍﹐西藏可谓世界上官僚密度最高的地方了。这些官僚机构的成员当然都不创造任何财富﹐然而他们及其家属需要消费与享受﹐于是便有服务性行业。
西藏国家职工的半数集中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公用﹑教育﹑文艺﹑卫生﹑广播﹑电视﹑科技﹑金融等服务性行业即第三产业﹐其百分比从1980年的41.6%增长到1990年的47.6%再增长到1997年的50.1%。其中交通运输与商业炊饮等业的国家职工不断下降﹐说明其职能不断被私营企业分担。其它各项都有很大增长﹐特别是教育﹑文艺﹑广播与电视由1980年的7.6%增长到1990年的12.9%再增长到1997年的15.6%﹐医疗﹑卫生﹑体育与福利等业从1980年的4.1%增长到1990年的6.8%再增长到1997年的7.8%﹐都远远超过了同期的人口增长。在西藏这些行业几乎都是赔钱的﹐由政府补贴﹑供养。不能说他们与农牧民完全无关﹐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医疗﹑运输﹑商业﹑金融（藏农牧的医疗﹑教育与必需的粮﹑茶﹑盐﹑生产资料﹑贷款﹑日用百货等要由他们提供）﹐但西藏第三产业的大部分却是为藏汉官僚及其家属服务的﹐当然他们还相互服务。有趣的是﹐九十年代在汉地发展迅速的房地产业在西藏无声无息﹐1980年时从业职工为零﹐1990年为304人﹐1997年减少到100人。这当然不是说﹐西藏不造房子﹐而是因为西藏市民（包括个体户与无业游民）的住房都是由政府免费分配的﹐这是藏独骚乱的最大成果﹐西藏堪称中国最后的社会主义大锅饭乐园。
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水包括国营农场﹑林业与农牧技术兽医服务等﹐其百分比从1980年的16.5%跌到1997年的4.8%﹐主要因为农场工人大量内调。西藏农场生产规模很小﹐但农牧技术兽医服务对促进西藏的农牧业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产业的采掘﹑制造﹑电力﹑自来水﹑煤气﹑地勘与建筑等业的国家职工的百分比也从1980年的27.5%跌到1997年的15.2%﹐因为西藏的工业亏损严重﹐1982年关﹑停﹑并﹑转了33个企业﹐工人大量内调（28）。与民生有关的工业如发电厂﹑自来水厂等不能关﹐藏族职工多的企业也不能关﹐只好都由政府补贴。建筑工程则让给私营企业承包。如前所述﹐西藏由于缺乏廉价能源﹑运输成本奇高﹑缺乏市场（人口太少）﹑缺乏熟练工人与技术﹑管理人员﹑特别是藏族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及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不适合发展工业。所以西藏的工业无论如何改革﹐都不可能有起色。从1965年到1997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中的企业收入年年是负数﹐1997年高达11071万元（一亿多元）（29）。1997年西藏分项财政收入中﹐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总额为908万元﹐交纳所得税7401万元﹐两项合计8309万元﹐但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总额高达11979万元﹐还有国有企业所得税退税228元﹐两者相加为12207万元（30）﹐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净亏3898万元。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西藏办企业﹐与其说是为了赚钱﹐不如说是为了送钱。其动机之一与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样﹐是为了解决藏族市民的就业问题﹐或者说为了包养二十几万藏人（西藏藏族人口的十分之一强）﹐在西藏造成一个效忠于中共的阶级----《天葬》称之为“稳定集团”（31）----和一批畸形繁华的城镇﹐作为中共统治西藏的社会基础和向西方显示其德政的橱窗。后文将证明﹐其结果适得其反。
五﹑大力提高藏族生活水平。如果说藏农牧的收入增加有一部份要靠自己劳动的话﹐那么藏族市民几乎全靠政府增加工资福利。1988年﹐西藏职工年均工资是2739元﹐年均福利费（医疗﹑劳保﹑退休金等）583元（32）﹔而同年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1810元﹐年均福利费只有537元（33）。同年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是1211元﹐而全国市民的人均收入只有1192元（34）。西藏都高于全国。
1990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是3224元﹐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2284元（35）﹐西藏比全国高了41%﹐因为1989年拉萨爆发了导致戒严的大骚乱﹐这就是中共包养藏人的结果。西藏的工资继续上升﹐1994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是7304元﹐而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4797元﹐西藏比全国高了52%。是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仅低于上海（7534元）和广东（7410元）﹐高于北京（6671元）和天津（5806元）﹐是最低省份黑龙江（3689元）的两倍（36）。1997年全国市民人均纯收入为5160元﹐而西藏市民为5913元﹐也高于全国平均值（37）。西藏职工平均工资大大高于全国平均值﹐但西藏市民人均收入与全国市民人均收入的差距没有那么大﹐因为汉族市民只能生一个孩子﹐而藏族市民可以生两个孩子。据在拉萨的朋友告诉我﹐拉萨自由市场的肉蛋菜价和北京不相上下。由于政府或单位大量补贴﹐拉萨居民的房租微不足道﹐水电﹑燃料等价格均低于北京﹐有许多单位干脆免费供应。但西藏职工平均工资却高于北京﹐可见拉萨市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已高于北京。如前所述﹐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农民﹐而西藏职工人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也高于全国市民﹐说明西藏的城乡差别大于全国﹐这也是拉萨藏人大闹独立的结果。
1995年﹐西藏市民人均住房面积为14平方米（38）﹐远远高于全国市民人均住房面积九平方米（39）。1994年拉萨市民80%用上液化石油气（俗称煤气灶﹐来自青海格尔木）（40）。1992年西藏与全国及青海市民每百户拥有耐用消费品比较如下（41）。
全国 西藏 青海
自行车 190.0 219.0 169.0
摩托车 2.8 5.0 3.8
黑白电视机 37.7 3.0 20.6
彩色电视机 74.9 99.0 85.3
照相机 24.3 35.0 25.5
录放像机 10.0 14.0 4.1
游戏机 11.3 21.0 8.8
组合音响 4.0 7.0 3.1
钢琴 0.5 3.0 0.3
由此可见西藏市民的生活水平大大超过全国市民的平均值。其彩电拥有率已达到99%﹐照相机与录放像机拥有率比全国高了近50%﹐摩托车﹑游戏机与音响拥有率几乎是全国的两倍﹐而钢琴拥有率竟然是全国的六倍。考虑到把钢琴从上海运到西藏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简直堪称奇迹。这里没有计算电冰箱与空调机﹐因为西藏夏季非常凉爽短暂﹐我在拉萨时从未有过穿短袖衬衫的机会。冰箱与空调在西藏没有多少用处。
家园 5﹑复兴宗教 5﹑复兴宗教
六﹑重建寺庙﹐提倡宗教。如前所述﹐文革初期捣毁了绝大多数寺庙﹐禁止一切宗教活动。1971年林彪事件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共允许有限度地恢复宗教活动﹐并拨款修复了大昭寺（42）。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后﹐中国政府拨出巨款修复寺庙﹐解除了全部宗教禁令。到1997年底﹐中国政府已拨款三亿多元修复了1787座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达46380人。政府给予僧尼生活津贴与公费医疗﹐还给部分僧尼发薪。由中国政府出资﹐1983年创办了西藏佛学院﹐1987年创办了北京中国藏传系高级佛学院。各寺庙也开办了学经班﹐由政府津贴﹐1997年底有3270学僧。由政府供养的自治区佛教协会（佛协）办有佛教刊物《西藏佛教》和藏文印经院（设在木如寺的拉萨印经院）﹐出版了许多宗教典籍和研究著作（43）。如前所述﹐伍精华1985年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后﹐带头参加宗教活动﹐西藏各级官员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是谓“落实宗教政策”。
“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宣称﹕1959年前西藏有6259座寺庙﹐592558名僧尼﹐这些寺庙在1979年前除八座外全部成为废墟。592558名僧尼中11万人被迫害致死﹐25万人被迫还俗。它说的寺庙与僧尼数字与“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西藏通讯》发表的前述班禅《七万言上书》相矛盾。后者说﹐1959年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庙2500多座﹐僧尼11万多人。为何相差这么大﹖“西藏流亡政府”也许会说﹐班禅说的是西藏自治区的数字﹐他们说的是“大西藏”的数字。如果是这样﹐那么据《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1988年藏族共有600万﹐其中200万住在西藏自治区﹐400万住在中国其它省份。可见中国藏人总数与自治区藏人成三比一。而同书却说“大西藏”有592558僧尼﹐与班禅指出的自治区有僧尼110000人成5.38比一﹐远远超过了三比一。姑且假设1959年前中国藏族总人口是300万﹐而自治区藏族人口是100万﹐（具体数字不重要﹐只要比例是三比一就行）。那么在1959年前由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根据《十七条协议》直接统治的西藏（自治区）僧尼占当地藏族人口的11%﹔而在中共直接统治的﹑并已发生了民主改革和摧毁寺庙的川﹑青﹑甘﹑云四省藏区﹐僧尼（592558--110000=482558）却占那里的藏族人口（300万--100万=200万）的24%﹐是前者的2.18倍﹐这是多么荒谬的数字啊﹗对此只可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在1959年前就在自己统治的西藏（自治区）内进行了比中共的民主改革还要残酷的迫害僧尼的运动﹐从而使他们在当地藏族人口中的比例不足川﹑青﹑甘﹑云藏区内僧尼在当地藏族人口的比例的一半﹔要么是《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所提供的数字都是凭空捏造的﹐所以该书所谓的“事实”与“真相”也像“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一样都不过是弥天大谎而已。
由于越来越多的西方游客去西藏旅游﹐达赖喇嘛无法矢口否认中共自文革结束以来恢复了宗教自由﹐于是他想出了新的遁辞﹐他在1995年访问美国时告诉美国人说﹕“藏人已被允许去寺庙祈祷﹐但他们经常不被允许接受布道﹔藏民已被允许在菩萨前烧香﹐但他们不被允许纪念重大的历史或宗教节日”（44）。这话又是弥天大谎。精通藏语文﹑经常去西藏各地调查的戈茨坦指出﹕即使在拉萨戒严期间﹐“只要拉萨人不参加政治异议活动﹐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会见朋友﹐请僧侣做佛事﹐聚会等等”（45）。请僧侣做佛事﹐不就要念经吗﹖佛教的念经不就是布道吗﹖西藏的头号宗教节日是藏历新年的传昭大法会﹐1988年3月5日的大骚乱就是借传召大法会发动的﹐当时有多名国务院的部与自治区级的领导人坐在大昭寺里面观看（参加）法会﹐还进行了电视实况转播（后文详述）﹐大昭寺内外有几万藏人参加﹐怎能说藏人不被允许纪念宗教节日呢﹖当然﹐达赖喇嘛把3月10日（1959年叛乱首日）定为“自由抗暴日”﹐年年在达兰萨拉开会纪念﹐中国政府当然不会允许在西藏纪念这种违反国际公法的叛国事件。
达赖喇嘛在同一个讲话里还告诉美国人﹕中国消灭了120万藏人﹐摧毁了6000座寺庙﹑宗教场所和古迹（46）。关于消灭120万藏人的问题﹐前面已经澄清过了。他在控诉中共摧毁寺庙时﹐闭口不提中共修复了寺庙﹐这就和他在同一讲话里说的“藏人已被允许去寺庙祈祷”相矛盾。如果那些寺庙至今仍是一片废墟的话﹐藏人怎么可能“去寺庙祈祷”呢﹖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认藏人自1977年起有了“磕头﹑转经﹑诵经﹑烧香﹑立经幡﹑点供灯等外在的表面形式的佛事活动”的自由﹐但又引用达赖喇嘛的话说﹕“中共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只是习俗和信仰的外在形式而已﹐对佛教在深度﹑广度上真正攻练﹐学习﹐弘扬等方面﹐采取公开或秘密﹑直接与间接等方式加以反对和否定。因此﹐这如同中共所认为的一切宗教都是迷信一样﹐佛教也就变成了一种迷信。”佛教是科学还是迷信的问题﹐宗教界与学术界已经争论了几百年﹐而且还要继续争论下去﹐这属于学术自由﹐达赖喇嘛无权禁止﹐也作不了定论。达赖喇嘛所谓的“在深度﹑广度上真正攻练﹐学习﹐弘扬”﹐如果指的是喇嘛学习﹑研究佛经﹐那么如前所述﹐北京有中国藏传系高级佛学院﹐西藏有西藏佛学院﹑西藏佛教协会﹑《西藏佛教》杂志﹑拉萨印经院和各寺庙的学经班﹐它们都是专门学习﹑研究佛经的﹐并由中国政府出资供养。我想中共还未能培养出足够数量的精通古藏文与藏文佛教典籍的干部来监视﹑干涉那么多机构与遍布西藏各地的1787座寺庙的学习﹑学术活动﹐并阻止其朝学术上的深度与广度发展﹐除非那些机构与寺庙的喇嘛自愿为中共效劳﹐在内部捣鬼。如果指的是本书第四章所述的要用十几岁的处女作“明妃”的“慧灌顶”之类﹐那么我想﹐称之为迷信都还是轻描淡写。如果西方人权卫士有一天忽然问达赖喇嘛﹐这种灌顶活动是否侵犯了无知少女的人权（在美国﹐成年人诱奸18岁以下的少女﹐即便后者愿意﹐也属犯罪﹐必须判刑）﹐达赖喇嘛何言以对﹖难道只有让这类侵犯藏族少女人权的宗教活动死灰复燃﹐才算有了宗教自由﹖按照政治学﹐宗教自由从来指群众性的宗教信仰与活动的自由﹐既然达赖喇嘛都承认﹐藏民有了宗教活动的自由﹐无论他怎样诡辩都无济于事。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还指责说﹕“对入寺僧侣的数量也作了限制”﹐这是事实。我在本书导论里已经根据戈茨坦的话指出﹐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习惯﹐旧西藏的喇嘛多达男子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这是对藏族妇女的人权的严重侵犯。我在本书第四章里还引用戈茨坦的话﹐指出喇嘛教是阻碍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曾在噶厦政府做过官的藏族著名老学者恰旦次旦平措也说﹕“以前我对宗教就有看法﹐寺庙搞大了﹐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那么多人﹐吃着﹐喝着﹐那么多年轻力壮的﹐不去生产﹐对民族也没好处。（47）”中国政府为了保护西藏妇女的人权和藏族的繁荣昌盛﹐不得不限制西藏喇嘛的人数。尽管如此﹐如今西藏的僧尼（没有编制的僧尼不算在内）仍然占到了西藏藏族人口的2%﹐大大超过了佛国泰国的僧尼所占人口的百分比0.7%（出处见本书导论）。
甚至美国国务院的1997年西藏人权报告（48）都承认﹕“有些旅游者报告西藏的僧尼增加了。”“有一千名宗教人士成为西藏各级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政府继续拨巨款修复文革中被毁的寺庙﹐部分是为了发展旅游业。寺庙继续招收与训练年轻僧侣以继承西藏佛教传统﹐但禁止16岁以下的孩子出家为僧。”“当局允许许多传统宗教活动和群众性的宗教信仰﹐只有会引起政治异议的活动被禁止﹐并遭到迅速镇压。”“政府允许许多宗教活动﹐但不允许那些鼓吹西藏独立或分裂主义的宗教活动。”鼓吹西藏独立的活动是政治活动﹐不是宗教活动﹐所以充其量只能说西藏没有政治自由﹐却不能说西藏没有宗教自由。
戈茨坦也说﹕中国政府允许西藏人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宗教与文化自由（49）。世界上哪个国家允许违法的宗教与文化活动﹖难道只有允许喇嘛尼姑以宗教的名义煽动藏人分裂主权国家并打砸抢烧﹐才算有了宗教自由﹖美国有这样的宗教自由吗﹖
- 复 5﹑复兴宗教
家园 6、繁荣西藏文化 6、繁荣西藏文化
七﹑大力繁荣西藏文化。胡耀邦在西藏讲话时对西藏文化特别是西藏歌舞大加赞扬﹐认为汉族由于孔孟之道的束缚﹐在歌舞上无法与藏族相比。他在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都反复强调要大力发展西藏文化﹐将其和发展西藏经济并列起来﹐称之为“两个发展”。这一政策一直被中共执行至今﹐并未因胡的下台而中断。我在西藏文联工作时﹐亲眼看见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抢救﹑搜集﹑整理﹑出版﹑研究﹑传播﹑发展﹑繁荣西藏的文学艺术与文化遗产。例如西藏文联办有藏文的《西藏文艺》﹑《邦锦梅朵》﹐汉文的《西藏文学》﹑《西藏民俗》等刊物﹔西藏文化厅办有汉藏两种文字的《雪域文化》﹐西藏社会科学院办有汉藏英三种文字的《西藏研究》等刊物。此外还有《中国藏学》﹑《西藏民族宗教》﹑《西藏佛教》﹑《西藏社会发展研究》﹑《中国西藏》﹑《西藏艺术研究》﹑《西藏体育》等汉﹑藏﹑英文刊物。西藏文联下属的西藏民间文艺研究会积极搜集西藏民间文艺﹐并有自己的汉藏文报刊﹐已出版了许多西藏民间文艺作品与多集《西藏民间故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号称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从来没有为之作过任何事情﹐中国社会科学院却成立了专门的《格萨尔》研究中心﹐在西藏也有专门机构搜集﹑录音﹑整理﹑出版《格萨尔》﹐好几位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被请进上述机构﹐成为国家干部（我曾采访过他们）﹐其子女也被安排工作。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已经搜集《格萨尔》说唱资料5000多盘﹑录像数百盘﹔整理出文字4000多万字﹐出版藏文本《格萨尔》70多部﹐总印数达300多万册﹐还出了20多部汉译本﹔自1989年以来﹐中国先后主办四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搜集﹑出版﹑研究《格萨尔》的成就在国际史诗研究界得到好评（50）。
到1997年底﹐全国共有藏学研究机构50多个﹐研究人员及其辅助人员2000多人﹐召开学术讨论会60多次﹐完成课题300多个﹐出版和正在出版的藏学著作400多部。西藏各地共有多功能群众艺术馆35座﹐乡村文化室380个﹐电影发行放映单位650个（在农牧区免费放电影）。1990年来译制藏语影片630多部﹐8500多个拷贝。西藏现有公开发行的藏文报刊23种。西藏古籍出版社与西藏人民出版社都出版了大量藏文图书。已建成无线电台两座﹐无线电视台两座﹐广播发射或转播台35座﹐电视转播（差转）台240座﹐卫星地面接收站700多座。西藏的电台与电视台都用汉藏两种语言运作﹐可以同步收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投资近亿元的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已于1996年6月正式开馆﹐藏书59万册﹐内中藏文古籍十万多册。投资九千多万元的西藏博物馆也已于1997年10月交付使用﹐总建筑面积为22500平方米。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了大量藏文档案。西藏现有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18处﹐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7处（重点保护意味着由政府出钱派人保护）﹔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十个﹐小型专业演出队15个﹐业余演出队和藏戏队160多个。为了推动藏语文的规范化﹑标准化与信息处理现代化﹐西藏自1994年起进行“信息技术藏文编码字符集”国际标准的研制工作﹐并于1996年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的多文种编码国际标准审定会议上获得通过。1995年﹐西藏成立了藏语文术语统一标准化委员会﹐并开始编译出版科技资料藏文目录（51）。所有这些都是达赖喇嘛统治时期不可想象的。
达赖喇嘛一贯指责中共“毁灭西藏文化宗教”﹐称之为“文化上的种族绝灭”（52）。他一方面抓住中共在平叛民改与文革中捣毁寺庙大做文章﹐闭口不提中共在文革后修复寺庙﹑复兴宗教的事实﹐好象后者从来没有发生过﹑西藏的寺庙依然是一片废墟一样﹔另一方面又抓住中共拨出巨款﹑派出大量专业和辅助人员提高藏人生活水平﹑使之生活现代化﹐指责中共大量移民西藏﹑进行汉文化侵略﹑企图消灭藏族与西藏文化。中共在文革前与期间的确做过许多毁灭西藏文化宗教的坏事﹐但它从1977年以来承认了错误﹐大力恢复与提倡西藏的宗教﹐复兴与发展西藏的文化﹐至今已有二十多年﹐那么还能说中共现在仍然在毁灭西藏的文化宗教吗﹖关于达赖喇嘛指责中共限制宗教的问题﹐上文已作过论述﹐这里只谈移民问题与汉文化侵略问题。
自从1980年以来﹐中共派出大量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科学家﹑教师﹑医护人员﹑文化工作者及其辅助人员进藏﹐大兴土木﹐建造医院﹑学校﹑商店﹑文化馆﹑发电厂﹑输电网﹑电视发射转播网﹑自来水厂﹑上下水道﹑公寓楼等等﹐目的是让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大量施工人员进藏﹐吸引了许多小商小贩（中国政府称之为流动人口）进藏开店设摊﹐提供饮食﹑娱乐﹑商业﹑修理等服务﹐这都是市场经济中必不可免的现象﹐世界各地概莫能外。然而达赖喇嘛1987年9月21日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说“五点和平计划”时却闭口不提进藏人员的目的﹐大声疾呼地指责中共大量向西藏移民﹐甚至说“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中国官方资料也证实中国人口（指汉人----引者）比藏族人口多”（53）。这又是一个弥天大谎﹐从来不存在这样的“中国官方资料”﹐因为从来不存在这样的事实。达赖喇嘛拿得出这样的“中国官方资料”来吗﹖
关于“ 大西藏”的人口问题﹐留待后文再说。1997年底﹐西藏自治区人口为2427357人﹐其中藏族2339796人﹐占96.39%﹔汉族69205人﹐占2.85%﹔其它少数民族18356人﹐占0.76%﹐其中人数超过一千的都是西藏本土少数民族﹐如门巴族﹑珞巴族﹑回族﹑登人（登字有单人旁）﹑夏尔巴人﹑纳西族等（54）。根据西藏的交通条件和我在西藏时的经验﹐我相信这里的汉族人数属实。这个数字可以从西藏汉族国家职工人数得到验证。如前所述﹐1997年西藏国家职工为154262人﹐其中藏族115394人﹐假设其余都为汉族﹐则汉族国家职工为38868人。许多西藏的汉族职工把家属留在内地﹐即使俩口子都在西藏工作﹐子女也往往放在内地亲戚家。把上述西藏汉族人数除以上述西藏汉族职工数﹐得到1.78﹐即每个汉族职工有0.78个家属在西藏﹐符合上述情况。
必需说明﹐这里的数字是指户口在西藏的汉人。不带户口进藏的施工人员与小商小贩不在内﹐因为后者是临时性的流动人口﹐并无定居西藏的打算。如果他们也算移民的话﹐那么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潮水一样涌入中国（包括西藏）的欧美日韩港台商人也是移民了﹐天下还有比这更荒谬的逻辑吗﹖那么在西藏的流动人口有多少﹖《天葬》估计1996年夏季高峰时（流民怕西藏的严寒﹐一般春天进藏﹐秋天离藏）西藏的流民为十几万到20万（55）﹐加上有西藏户口的汉人七万﹐不足30万（流动人口中有许多回族及其它少数民族﹐我把他们全部算作汉族）。西藏的解放军人数是个机密﹐据现任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贵说﹐西藏的驻军从来没有达到以万为单位的两位数（56）﹐根据西藏的交通条件和我在西藏时的经验﹐我也相信此说属实﹐那么连军人（西藏军人中也有许多藏族与其它少数民族﹐我也把他们都算作汉族）在内﹐西藏的汉人最多不过30几万﹐离234万藏人相去何远﹐怎么可能超过呢﹖
我在导论里已经指出﹐现代物质文明必然要改变经济落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是世界性的现象﹐西藏也不例外。达赖喇嘛把藏人生活现代化说成是毁灭西藏文化﹐说明他要剥夺西藏人民享受现代文明的权利。联合国1986年《发展权宣言》说﹕“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达赖喇嘛岂不是剥夺西藏人权﹐强迫他们停留在中世纪吗﹖我想西藏人民特别是西藏青年是决不会答应的。我在西藏时就亲见拉萨藏族青年如何如饥似渴地追求现代物质文明与商业娱乐﹐其狂热程度丝毫不亚于文革刚结束时的宗教狂热。马丽华也发现﹐西藏农村青年对庆祝传统节日不感兴趣﹐“藏戏他们不肯看了﹐只想电影电视﹐民间舞他们也不想跳了﹐只想着城里的什么……交谊舞迪斯科”（57）。连强烈谴责中共“毁灭西藏文化”的董尼德也承认﹕“老一辈的还在手转经筒﹐口诵咒语﹐年轻的一代却梦想没有神祗﹐没有菩萨﹐只有金钱﹑时装﹑物质享受的天堂。（58）”达赖喇嘛有本事叫历史的车轮倒转吗﹖
1998年9月1日刚刚访问西藏归来的意大利议会“中国之友”协会主席在罗马发表声明说﹐包括他在内的意大利议会代表团一致认为﹐中国政府在改善西藏的基础设施﹑保护文物﹑提高当地人生活水平和促进内地与西藏的交流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果。声明说﹐意大利议员们看到﹐西藏在宗教信仰方面有广泛的自由﹐西藏的众多寺庙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维修﹔西藏的学校在教授藏语﹔藏人可以自由地请藏医看病﹔西藏行政部门的藏族工作人员已由1979年的30%增加到现在的70%﹔藏民在计划生育和服兵役方面还受到特殊照顾（59）。我想任何不怀偏见的人到西藏去﹐都会有同感。
- 复 6、繁荣西藏文化
家园 7﹑教育与语文 7﹑教育与语文
八﹑大力提高教育水平。西藏的藏族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费﹐农牧区中小学推行寄宿制。中国政府还对部分藏族中小学生包吃﹑住﹑穿。1997年西藏有小学4251所﹐在校生300453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78%﹐而旧西藏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中学90所﹐大学四所﹐中专16所﹐西藏青壮年文盲率比1951年前下降41个百分点﹔1997年教育投资占自治区财政预算支出和预算内基建投资总额的18%。从1985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内地一些省市创办西藏初中班﹐在北京﹑天津和成都各建一所西藏中学﹐到1997年内地各类西藏班（校）共招收藏族学生18000人﹐已有5000大中专毕业生回藏工作。西藏所有学校与内地的西藏班（校）都以藏文为主课﹐实行双语教学（60）。由于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西藏目前的教育事业当然无法同内地人烟稠密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相比﹐但与旧西藏不足2%的儿童有机会入学﹑而且只能学语文与佛经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问题出在传统藏文没有科技词汇和现代社会科学词汇﹐无法教授中学数理化生（物）与大学﹑中专理工医农﹑社会科学课程。旧西藏识字的大多是喇嘛﹐只知有佛经﹐不知有数理化生﹑理工医农与现代意义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文艺学﹑美学﹑西方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当然不会创造有关词汇。为此中国政府化了很大的力气创造藏文科技词汇﹐早在197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汉藏对照词汇》中就有大量科技词汇。1982年青海省民族宗教委员会成立了藏文名词术语规范委员会﹐组织许多专家﹐花了12年时间﹐编篡了有史以来第一套藏语科技词典﹕《藏汉英数学辞典》﹑《藏汉英物理学辞典》与《藏汉英化学辞典》﹐在1994年出版并通过鉴定﹐从而填补了藏文出版史的空白（61）。与此同时﹐1982年成立了五省区（藏﹑川﹑青﹑甘﹑云）藏文教材协作领导小组﹐到九十年代初﹐编成全套中小学各科藏文教材（62）。
西藏自治区人大1987年颁布的《西藏自治区关于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规定﹕在进一步完善小学藏语文教学体系的基础上﹐从1993年的初中新生开始﹐初中阶段藏族班除汉语文与外语课外﹐大部分用藏语文授课﹔从1997年高中﹑中专新生开始﹐大部分课程用藏语文授课。据统计﹐到1992年下半学期为止﹐西藏用藏语文授课的小学在校生达177735人﹐占小学生总数的92.7%﹐小学用藏语文授课的教师7062人﹐占小学教师总数的81.7%﹐全区小学基本实现藏语文授课。从1989年秋季开始﹐拉萨中学﹑拉萨市一中﹐日喀则地区中学和山南地区二中招收首批初中藏语文授课试点班学生﹐这批学生于1992年从初中毕业﹐除部份升入中专﹑技校外﹐其余升入高中藏语文授课试点班。到1993年下半学期为止﹐全区中学有70多个藏语文授课班（包括四个高中试点班）﹐在校生3000多人（63）。
可惜这些藏语文试点班成绩并不理想﹐问题仍出在科技词汇。青海省民族宗教委员会语文办公室主任﹑青海省藏文名词术语规范委员会副主任﹑藏语文专家程列着文指出﹕
1﹑历史上的藏文化严重存在着重文轻理的倾向。在我们的文化宝库中﹐虽然也有天文﹑历算﹑医学﹑建筑等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知识财富﹐但大量的则是佛学﹑历史﹑文学﹑语言﹑文字等社会科学知识。即使是自然科学范畴的知识﹐仍充满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社会科学知识亦文史不分﹐无现代意义的科学分类。在古代﹐尽管藏族很重视翻译事业﹐但主要出自信仰上的需要﹐重文轻理倾向同样突出。在藏文出版史上﹐虽然卷帙浩繁﹐却未曾有过理科词典﹐很少有人搜集﹑整理﹑规范理科名词。这一切﹐就是人们常说的藏文化的先天不足。
2﹑藏文虽然历史悠久﹐却发展缓慢﹐在表达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更为突出。重文轻理﹐在古代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但近代以来﹐随着新文化运动﹐各种语言文字都注意吸收和反映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知识﹐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地理等各种学科的名词术语及其基础理论知识﹐在民族语文中应运而出。汉语文自五四运动以来﹐一改传统的重文轻理倾向﹐出现新学。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探索科学救国之路﹐积极向西方学习﹐随之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各门学科产生了。时至今日﹐就文字而言﹐用汉语文表达反映一切自然科学知识﹐已毫无困难和问题。国内有自己民族文字的蒙﹑维﹑朝﹑哈等兄弟民族的文化﹐在这方面的发展步伐也很快﹐特别在全国解放后几十年中﹐更有长足的发展。与之相比﹐古老的藏文则远远落后了。从民族教育的教学领域看﹐全国通用的五种少数民族语文﹐除了藏族﹐其它四个民族都用母语进行自然科学授课﹐唯独藏语文至今尚过不了这个“关”。这一难关主要就在于词汇。
3﹑包袱沉重﹐迈步维艰。藏文从创制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往往会成为包袱﹐阻碍前进﹐许多近乎糟粕性东西﹐弃之不甘﹐食又无味﹐甚至可能是绊脚石。藏文与蒙文相比﹐二者在古代可说是无法可比﹐蒙文字母先后两次在藏族学者的协助下设计而成﹐作为一种民族文字﹐到十三世纪才起步﹐比藏文约晚1800多年。蒙医也是由藏医引进发展而成的。这些事实说明﹐古代藏文远比蒙文发达。但现在的事实是藏文赶不上蒙文的发展﹐在科技方面﹑社会交际功能以及文化遗产的继承等各方面蒙古语文早已超过了藏语文。
4﹑用词混乱﹐极待规范。新中国的诞生﹐迎来了藏汉翻译史上的春天﹐翻译事业的兴旺促进了藏语文的繁荣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主要是新词术语的混乱现象﹐具体表现在造词用词上的以旧代新﹑以文代理﹑以积代名﹐造成了词无标准﹐概念混乱﹐词义不明﹐表达不清﹐以及语言污染等严重问题和后果。究其原因﹐在造词用词上只知应付﹐不求质量﹐只想眼前﹐不管将来﹐这是造成混乱的主要原因。而且这种混乱现象主要是藏文界自己造成的﹐原因在于自身。没有理由怨天尤人。
从藏语文的现状看﹐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特别是高科技发展的形势需要﹐在这方面落后于其它少数民族语文﹐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藏民族的主人翁意识在淡化。可以说藏民族是一个主人翁意识不强﹑科技意识很弱的民族﹐不少人看不到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形势﹐看不到自己民族落后的现实﹐满足于以往的成绩﹐沾沾自喜于浩瀚的佛学典籍﹐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从编篡综合性的藏汉对照辞典来说﹐有史以来只有过两部较权威的词典﹐一部是《格西曲扎大辞典》﹐是蒙古学者编写的﹔另一部是《藏汉大辞典》﹐是汉族张怡荪先生从1928年起历时56年完成问世的。两位编篡者都不是藏族﹐仅此可见藏民族主人翁意识之一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教育人们真正认识到﹐藏语文要想赶上现代文化的发展水平﹐就必须吸取历史教训﹐承认自己的弱点。藏语文的发展首先要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要奋起直追﹐倍道兼行﹐其关键在于藏民族自身﹐这正是引起质变的内因（64）。
该文没有举例详述藏文科技词汇的问题﹐让我从另一位藏文专家的文章里找几个例子。其一为一身两任类﹐即把两个不同的术语翻译成同一个藏文名词﹐或者说用同一个藏文名词表达两个不同的概念﹐例如﹕“比重”与“重量”被翻译成同一个藏文名词﹐类似的还有“密度”与“含量”﹑“气候”与“气象”﹑“音波”与“声波”﹑“癌症”与“肿瘤”﹑“遗传”与“繁殖”﹑“光柱”与“光束”﹑“功率”与“能量”﹑“拉力”与“引力”﹑“压力”与“压强”﹑“鲸鱼”与“鳄鱼”﹑“节肢动物”与“无脊椎动物”等（这些词汇都引自民族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汉藏对照词汇》----原注）﹔其二为半生不熟类（即程列所说的“以旧代新”﹑“以文代理”----引者）﹐从原有的旧词汇中借来作科技名词﹐带有浓厚的非术语性的俗气。如将“挥发”翻译成“消失”﹑“水平面”翻译成“水面”﹑“垂直”翻译成“径直”等（引自《汉藏对照词汇》）﹔其三为随意增删类﹐即不忠实于原文﹐任意增删原文的意思﹐如将“天体运行”翻译成“群星运行”﹑“虹吸管”翻译成“虹形管”﹑“导体”翻译成“电导体”﹑“人体解剖学”翻译成“人体构造细探学”﹑“热带”翻译成“炎热带”﹑“亚热带”翻译成“热带”﹑“天然气”翻译成“天然煤气”﹑“页岩”翻译成“油石板”﹑“甲壳类”翻译成“骨壳类”等（引自《汉藏对照词汇》）﹔其四为冗长拗口类﹐有的已经不是词﹐而是词组或句子（即程列所说的“以积代名”----引者）﹐如将“日照”翻译成“太阳照的地方”﹑“染色体”翻译成“吃染料的微物”﹑“地对空导弹”翻译成“从地上往天空中打的导弹”﹑“航空母舰”翻译成“飞机降落的船”﹑“减速运动”翻译成“速度逐渐降下来的运动”﹑“超高压”翻译成“超了高压”﹑“终年积雪”翻译成“整年雪不化”﹑“原始人群”翻译成“远古时代的自然人群”﹑“恒温”翻译成“不变温度”等（引自《汉藏对照词汇》）﹔还有一词多译而又无定名类﹔顾此失彼类与错译类等等。究其因﹐现有的藏文翻译界素质太差﹐不懂自然科学﹔藏学界长期重文轻理﹔强调意译甚于直译（65）。前两点原因与程列说的相似﹐第三点可能与藏族的思维方式有关----如前所述﹐藏族天性倾向神话思维﹐喜欢对事实加以改造发挥﹐上述“随意增删类”就是如此。词汇是语言之本﹐教材是教学之本﹐使用这样的藏文科技词汇编出来的藏文教科书﹐怎能叫藏族学生学好数理化生﹖
关于藏人为何看不到藏语文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原因﹐留待下章分析。上述两文至少说明了﹐西藏的中学之所以难以用藏语文教授数理化生﹐其责任完全在于藏族自己不争气﹐造不出成熟的藏文科技词汇来﹐并不是中共阴谋毁灭西藏文化﹐否则中共为何要花大力拨专款组织人马编写藏文科技辞典和藏文中小学教材﹔为何允许蒙古﹑维吾尔﹑朝鲜﹑哈萨克诸族用母语教授数理化生﹖藏族一向以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喇嘛教）为荣﹐不知是否对蒙古文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及蒙古学者帮藏族填补藏文辞典空白感到惭愧﹖
达赖喇嘛一贯攻击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中学里不得不用汉语教授数理化生是“毁灭西藏文化”﹐然而他自己在印度开办的流亡藏人中学里也不得不用英语教授数理化课程。达瓦才仁也承认﹕“以儿童村为主的各学校大部分已实现了小学数理化﹑社会科学等课程全部用藏语教学﹐初中以上才开始以英藏两种语言教授。（66）”可见流亡藏人的小学还不能完全用藏语文教学﹐初中开始用英藏两种语言教学﹐想必是用藏语文教授与西藏文化有关的课程﹐用英语文教授数理化﹐其因想必也是没有藏文科技词汇。如果说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中学里用汉语文教授数理化生是毁灭西藏文化﹐那么达赖喇嘛在流亡藏人的中学里用英语文教授数理化也是毁灭西藏文化。无怪乎戈伦夫要说﹕“达赖喇嘛经常谴责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学校里用汉语讲课﹐这话听起来令人感到虚伪﹐因为在印度的藏族学校里﹐教学语言是英语。（67）”达赖喇嘛还利用绝大多数西方人不知道藏文没有科技词汇来欺骗西方舆论﹐例如他1996年12月3日接受国际法学家委员会采访时说﹐中国对西藏的“文化绝灭”的例子之一是﹕“在中国的高考中﹐中文成绩比藏文成绩更重要。”（68）既然藏文没有大学理工医农﹑现代社会科学的词汇﹐那么中国的大学里自然只能用汉文授课﹐汉文成绩当然比藏文更重要。为了照顾藏族考生﹐中国政府一贯对藏族降低录取分数线﹐降低率高达50%（下章详述）。如此优待藏人﹐还能叫“文化绝灭”吗﹖达赖喇嘛要求藏族只学藏文﹐不学汉文（否则就是文化绝灭）﹐这意味着他要求藏族永远不学科技知识与现代社会科学﹐永远停留在中世纪﹐这才是对藏族实行现代文化绝灭。
达赖喇嘛如此热爱西藏文化﹐他一贯声称﹐惟有流亡藏人保存与发展了西藏文化﹐然而他们流亡印度40年﹐至今编不出一本藏文科技词典来。中国政府至少编出了三本藏汉英三对照的藏文科技词典﹐由此可见﹐至少从1980年起﹐中国政府比达赖喇嘛更加重视保存与发展西藏文化。
- 复 7﹑教育与语文
家园 8﹑卫生与生育 8﹑卫生与生育
九﹑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旧西藏只有三所设备极为简陋的官办藏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从业人员不足百人﹐加上民间藏医也只有400多人。1991年西藏有1197个卫生机构﹐平均每千人口拥有病床2.3张﹐医生2.1人﹐分别相当于和高于中国平均数。到了1997年﹐西藏有1324个卫生机构﹐平均每千人口拥有病床2.5张﹐医生2.5人。西藏的人均期望寿命从旧西藏的35岁增加到65岁（69）。连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7年的报告《西藏﹕人权与法治》都承认﹐西藏的医疗服务有了很大的改善﹐极大地提高了西藏的人均预期寿命（70）。
中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对全体藏族实行免费医疗﹐这是中国其它55个民族包括汉族都没有的。近年来﹐鉴于公费医疗浪费太大﹐中国政府在全国进行公费医疗改革﹐在西藏对占西藏藏族人口近90%的农牧民依然实行免费医疗﹐对没有工作的藏族市民（包括职工家属）也实行免费医疗﹐对有收入但不是国家职工的市民（例如个体户）酌受部分医药费﹐对国家职工（不论汉藏）由单位给每人每月发一定数量的医药费（具体数目由各单位自定）﹐用超了自己出钱﹐用不完归己﹔住院费包括医药费报销70%到95%（各单位根据工龄自定）。汉族干部的家属看病全部自费。与此同时﹐达赖喇嘛治下的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看病免费﹐药费与住院费却须自理（71）。
达赖自传说﹕“关于保健方面﹐的确增加了数目可观的医院﹐就像中国政府说的那样。但是医院却偏袒汉族移民。（72）”这又是谎言。西藏城乡医疗条件悬殊﹐这是事实。如前所述﹐1997年西藏市民总数为33.6万人（不包括住在城镇里的农民）﹐其中汉人6.9万人﹐占总数的20.5%﹔藏人26.7万人﹐占总数的79.5%。汉藏职工享受同样的公费医疗﹐藏族职工家属也有公费医疗﹐汉干家属却没有公费医疗﹐更不必说汉族流动人口。我在西藏时亲见自治区人民医院（西藏最大最好的医院﹐也是自治区政府干部的公费医院）里有许多藏农牧病人（包括住院病人）﹐他们全部免费﹐这是汉族农民做梦都不敢想的。可见西藏医院偏袒的是藏人﹐而不是汉人。
西藏地广人稀﹑交通险恶﹐农牧民分散在极其辽阔的地方﹐去拉萨及地﹑县﹑乡医院看病远不如拉萨市民看病方便﹐这是西藏的地理条件造成的﹐却也成为达赖喇嘛指责中国政府的理由（73）。且不说达赖喇嘛统治西藏时﹐农牧民根本没有可能去医院看病﹐所以达赖喇嘛根本没有资格为此指责中国政府﹔单说西藏人口仅占中国人口的0.2%﹐其面积却占中国面积的12.5%﹐如果西藏的医疗网点也要像内地一样密集﹐中国就必须把全国12.5%的医疗费用在只占中国人口的0.2%的西藏人身上。换言之﹐西藏人均占有的医疗费将是中国人均占有医疗费的63倍﹐如果考虑到把医疗设备与药品运到西藏各地去的交通成本与维持西藏各地医院运作的其它成本（人员﹑能源等）远远高于内地﹐这一比例恐怕要上升到100倍。达赖喇嘛认为这样做合理吗﹖是不是有另一种种族歧视的嫌疑﹖
我在西藏时亲见﹐中国政府对占西藏人口近90%的农牧民不搞计划生育﹐对藏族市民要求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对在藏汉人也和内地一样只准生一个。连美国国务院的1997年西藏人权报告也承认﹐藏人在计划生育方面较之中国其它民族有优惠（74）。《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指责中国政府要求藏族市民生两个孩子是“灭绝西藏民族”﹐却闭口不提中国政府只准全体汉人生一个孩子﹐莫非在他们眼里﹐汉人就不算人﹖《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还造谣说﹐中国政府“对农牧民在执行计划生育时虽然宽大﹐实际上凡生育第三胎者均被处高达1500至3000元人民币的罚款﹐超过两胎的孩子将得不到粮户本”。最后一句话漏了马脚﹐农民哪来的粮户本﹖
戈茨坦在1985年至1988年曾专门去西藏各地考察计划生育问题﹐其研究报告《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节育政策----神话与现实》（75）说﹕在拉萨市﹐汉族干部和群众实行中国内地城市的节育政策﹐一对夫妇只允许生育一胎﹐藏族干部和群众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胎。在西藏农牧区（农牧民约占藏族总人口的90%）﹐虽然计划生育受到赞扬﹐但他们却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农牧民生育受到任何限制。相反﹐有个有很多子女的妇女竟然来问他们要控制生育的药。在拉萨北郊﹐计划生育家喻户晓﹑广泛实行﹐这里的妇女有的做过人工流产﹐但这里没有强制性节育政策。西藏自治区实际上正处在一个人口高出生率阶段﹐并不存在一个导致人口下降和威胁藏族生存的所谓强制性控制藏族人口的政策。该报告最后指出﹐艾夫唐之流对于中国政府在西藏强行控制人口﹑侵犯人权的报告与其说反映了西藏的现实﹐不如说反映了流亡藏人和他们的反华支持者的强烈情绪。本报告（指戈茨坦的报告----引者）表明政治上的强烈情绪如何容易误导客观事实。
- 复 8﹑卫生与生育
家园 9﹑建设与表演 9﹑建设与表演
十﹑大兴土木。为了庆祝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胡耀邦在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决定投资4.8亿元﹐命令九个发达省市派出近两万人﹐在西藏兴建43项工程。其中能源七项﹑交通两项﹑建材两项﹑饲料加工一项﹑商业四项﹑文体九项﹑教育两项﹑卫生四项﹑市政建设两项﹑旅游八项﹑其它两项（76）。《天葬》称之为“现代化表演”﹐“它的目的是为了表演﹐为了制造一个形象﹐而不是为了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并举出如下例子﹕
拉萨饭店、机场至拉萨的道路、机场宾馆、自治区医疗大楼、西藏体育馆、西藏大学教学楼、西藏电教馆、西藏图书馆、泽当饭店、那曲群艺馆、西藏大学艺术楼、拉萨剧院。
《天葬》说﹐从上述项目﹐“不难看出其中的表演性质”（77）。除了拉萨剧院和西藏体育馆外﹐我实在看不出上述项目为何“不是为了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像自治区医疗大楼所在的自治区第一人民医院是西藏头号大医院﹐43项工程为之安排了三层门诊楼﹑两栋五层的住院楼﹑一层急诊部及药库﹑制剂室等﹐总建筑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投资2200万元。在建成后的九年里﹐门诊人数与住院病人（大多数是享受公费医疗的藏人﹐包括农牧民与喇嘛尼姑）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尽管已有工作人员约800人﹐仍在超负荷地运转。在580多名专业人员中﹐藏族高级专业人员占30%﹐藏族中级专业人员占72%（以上均为1994年的数字）（78）。如此造福西藏人民的工程也是“现代化表演”﹑“不是为了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吗﹖
还有西藏大学教学楼与艺术楼﹑西藏图书馆﹑西藏电教馆等是为了提高藏人的教育水平﹐也“不是为了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吗﹖王力雄大概没有在贡嘎机场至拉萨的旧路上坐过车﹐所以不知道旧路之糟糕。他知道拉萨的班机都是早上起飞的﹐却不知道拉萨的普通职工并没有让单位派车送机场的特权﹐更不必说单位不在拉萨的职工以及没有单位的人﹑西藏以外来的人﹐他们不得不提前一天坐机场的大客车到机场﹐在那里的招待所住一夜。我每次从拉萨回内地﹐都要在机场住一夜﹐所以我知道旧的机场招待所有多小多破。我有一次去晚了﹐招待所已经客满﹐幸好发现一个朋友﹐已经先我到达并找到了床﹐让我和他挤着睡。所以机场至拉萨的新公路与机场宾馆也是必不可少的设施。那曲群艺馆是有一万多居民（大部分是藏族）的那曲镇的主要娱乐场所﹐夜夜爆满。拉萨饭店建成前﹐西藏没有星级饭店﹐如何发展旅游业﹖泽当饭店位于藏族发祥地山南﹐古迹众多﹐1993年该店完成营业收入470万元﹐实现利润100万元﹐创汇128万元（79）﹐怎能说是“现代化表演”﹖43项工程中还有羊八井地热电站扩建﹑羊八井至拉萨输变电﹑拉萨火电厂改造﹐以及在西藏各地的太阳能﹑风能开发等七个能源工程﹔拉萨上下水工程﹑贡嘎机场扩建﹑拉萨中学扩建﹑拉萨水泥厂等有关交通﹑建材﹑教育﹑卫生﹑饲料加工﹑市政建设等13个项目﹐以及部分商业﹑文化﹑旅游项目﹐恐怕也不能说是西藏不需要的“现代化表演”。至于建造大昭寺广场则是为了方便藏人拜佛﹐后来却方便了藏人骚乱。毫无疑问﹐像西藏体育馆﹑拉萨剧院﹑龙王潭公园改造等工程﹐并无实用价值﹐确有“现代化表演”之嫌。但也有不得以的苦衷﹐为了堵西方人权卫士的嘴（后文详述）。
为了庆祝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1994年江泽民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决定投资23.8亿元﹐在西藏兴建62项工程﹐到1997年底﹐实际投资已追加到36.7亿元（80）。62项工程的具体内容（81）如下﹕
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左贡县玉曲河农业综合开发、仁布县解放水渠、满拉水利枢纽工程、优质油菜生产和加工、乃东县油粮加工厂、拉萨油粮加工厂、藏西北绒山羊基地、林芝东久林场开发、西藏边茶厂、丁青县水电站、巴青县水电站、措美县水电站、芒康县盐井水电站、聂荣县水电站、米林县南伊水电站、沃卡河一级水电站、朗久地热电站、拉萨西郊输变电工程、昌都电网改造、香卡山铬铁矿、申扎金矿、扎仓茶卡硼镁矿、昌都水泥厂搬迁、马查拉煤矿、西藏自治区藏药厂扩建、拉贡公路改建、格尔木炼油厂至101油库输油管、拉萨新华书店、中尼公路中坝至拉孜段改造、贡嘎机场储油设施、拉萨西郊长途电话枢纽楼、拉萨至日喀则光缆、12个地面VSAT站、布达拉宫广场、拉萨市环行道、泽当镇道路改造、日喀则上下水工程、狮泉河镇上下水工程、自治区党校暨行政学院综合楼、37个边境与贫困县机关建设、边境口岸建设、西藏博物馆、乡级太阳能广播电视接收站、林芝宾馆、日喀则第二中学、乃东中学、嘉黎县中学、贡觉中学、朗县中学、生育健康培训中心、自治区传染病医院、
拉萨市医院住院部、自治区党政办公楼、北京西藏大厦、塘河电厂改造、沃卡潭三级电站改造、林芝八一电厂改造、拉萨水泥厂回转窑改造、昌都粮油加工厂改造、林芝县粮油加工厂改造、西藏农牧产品加工出口基地。
这里有多少属于西藏民生所必需的﹐多少属于“现代化表演”﹐请读者自己判断。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大工程﹐例如布达拉宫整修工程﹐中国政府花了近一亿元﹑一吨黄金（82）﹐旨在弘扬西藏文化。1994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古迹遗址专家参观后也对整修工程表示满意（83）﹐如此巨大的投资当然是不可能从门票里收回的。又如投资十亿元的一江两河综合开发工程﹐在西藏的主要农业区兴修水利与电站﹑改良耕地﹑改良牛羊﹑开发荒地﹑推广先进技术﹑培训人员﹑建桥筑路﹑植草造林﹑建造商品粮基地﹑副食品基地与科技示范推广基地等﹐旨在并已经大幅度提高农牧业产量。开发开始后八年﹐占西藏人口30%多的该流域70多万农牧民已经获益﹐人均纯收入已由开发前的1989年的602元增加到1997年的1253元﹐翻了一番﹐高出全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68元。开发区的粮食﹑油菜籽﹑肉类与奶类产量由1990年的34.5万吨﹑1.19万吨﹑1.43万吨与3.7万吨上升到1997年的45.71万吨﹑2.48万吨﹑2.44万吨与4.41万吨。改造低产地7.5万亩﹐扩大保灌面积30万亩﹐新建良种繁育基地三万亩﹐蔬菜保护基地230亩﹐新建和改扩建农技推广站﹑畜类防治站22个﹐改良牲畜1.45万头﹐培训人员五万多人次﹔形成了一批“旱能灌﹑涝能排﹑田成方﹑林成网﹑渠相连﹑路相通”的高产稳产田﹔还造林20万亩﹐使开发区的年大风日数由六﹑七十年代的50天下降到现在的不足30天﹐大大减少了风沙侵害﹐控制了水土流失。全区连续十年农业丰收﹐80%的农民盖了新房（84）。然而因为中国政府对藏农牧不收税﹐不派购征购农牧产品﹐所以农牧业发展后的好处全部归藏农牧所得﹐中国政府收不回一分钱的投资。再如投资18亿元﹑历时八年多﹑总装机容量为九万千瓦的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水电站﹐它使长期缺电的拉萨电网增加两倍以上的电力（85）。然而西藏的电力工业从来是政策性亏损的大户﹐这样巨大的投资是永远收不回来的。
达赖自传指责拉萨的“藏人区15瓦到20瓦的电灯是你能看到的最亮的灯光﹐但是电灯经常不亮﹐尤其是在冬天”。而“中国区灯火通明”（86）。他忘记了他自己统治西藏时﹐全西藏只有一个125千瓦的夺底水电站﹐只供他一人与极少数豪门享用﹐所以他根本没有资格指责中国政府向藏民供电不足。他把拉萨老城叫做“藏人区”﹐把拉萨新城区叫做“中国区”是错误的﹐也是别有用心的。所谓拉萨老城区﹐一般指1950年以大昭寺为中心的老式藏房区﹐面积约一平方公里﹐1988年人口约三万。拉萨新城区一般指中共进藏后在老城外修建的新建筑群﹐1980年的面积约24平方公里。1990年拉萨有户口的居民为139810人﹐其中藏族96341人﹐占69%﹔汉族40418人﹐占29%﹐其它民族3051人（其中大一半是中共进藏前就住在拉萨的回族﹐他们说藏语﹐信伊斯兰教）﹐占2%（87）。把全市的藏人数约十万减去老城的藏人数三万﹐还有七万藏人住在新区﹐并大大超过全市的汉人数﹐怎么能把新区叫做“中国区”（在达赖喇嘛的语汇里﹐中国人即汉人）呢﹖我在拉萨时就深受缺电之苦﹐冬天水枯﹐没有水力发电﹐缺电更甚﹐所以中国政府要修羊卓雍湖电站以造福藏人占69%的全体拉萨居民。然而此举却受到《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指责﹐说是“这些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汉族居民和建在藏区的或中国的各大工厂供电。而对西藏人民不仅毫无益处﹐反而建造这类水利电站直接破坏西藏的自然环境﹐威胁人民的健康﹐从而损害了西藏人民的总体利益。”拉萨新区的藏人都与汉人混居在单位分的房子里（我在西藏时的邻居大多数是藏人）﹐中共想单独给汉人供电也做不到。把羊卓雍湖的电送到内地去﹐不啻是现代化的天方夜谭﹐只有神话思维者才想得出来。不建电站要受到达赖喇嘛的攻击﹐建设电站又要受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攻击﹐这叫中国政府如何是好﹖
- 复 9﹑建设与表演
家园 10﹑输血与肿瘤 10﹑输血与肿瘤
十一﹑巨额补贴。以上各项都需要大量的钱﹐西藏的企业（包括商业）只亏不赚﹐农牧民则不缴税﹐这钱从何而来﹖当然只有靠中央政府补贴。下面是列年来中国政府给西藏自治区政府的财政补贴（不包括专项基建投资如上述大工程与驻军费用）及其占自治区政府支出的百分比（88）﹕
年份 中央补贴(万元) 补贴占支出%
1960 2725 18
1965 11804 104
1970 18345 173
1975 29179 122
1980 60104 129
1985 105772 103
1989 123715 104
1990 124389 96
1995 313440 90
1997 339776 89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文革爆发前夕的1965年（自治区正式成立之年）到文革结束前夕的1975年（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增15%﹔从1975年到1980年的华国锋时代年增21%﹔从1980年到1989年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年增12%﹔从1989年到1997年的江泽民时代年增22%（这里算出的年增率只是近似值﹐旨在给读者一个大致的概念﹐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年增率）。无论哪个时期﹐都超过了中国财政收入的年增率。
上面是纵向比较﹐再来看横向比较。1988年内蒙古人均工农业产值为986元﹐西藏仅为440元﹐不足内蒙古的一半。在消费水平上﹐情况颠倒过来。同年内蒙古职工平均工资为1641元﹐外加社会福利费213元﹔西藏职工平均工资为2739元﹐外加社会福利费582元。西藏比内蒙古高了79%。1990年中央给内蒙古的财政补贴为人均130元﹐而给西藏的为人均566元。1988年中央财政补贴占各自治区政府开支的比例如下﹕广西45%﹐内蒙古53%﹐新疆60%﹐宁夏63%﹐西藏100%。1994年广西和内蒙古的经济发展使中央补贴在其总收入里的比重降低到13%和27%﹐宁夏和新疆变化不大﹐而西藏仍高达83%（89）。1997年中央给内蒙古的补贴的比重又降低到22%﹐而西藏反而上升到占其总收入的92%﹐总支出的89%（是年西藏财政赤字）（90）。从1993年到1997年﹐西藏的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五年增长达到两位数﹐1997年高达13.4%（91）﹐其实这个数字只及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增长率的一半﹐有什么可夸耀的呢﹖
这么多钱用到哪里去了﹖首先﹐给西藏的15万多国家职工（其中四分之三为藏族）发工资。1997年西藏国家职工工资总额为164175万元（16.4亿元）﹐占当年自治区政府总支出381952万元（38.2亿元）的43%。这只是给职工的现金﹐如加上职工的住房﹑医疗﹑水电﹑燃料﹑交通及其它福利（西藏各单位经常发放食品）﹐其总数超过一半。其次是行政企业管理费﹐1997年仅现金支出为96864万元（近十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花在公费吃喝与旅游上。再次是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费﹐1997年为78837万元（近八亿元）﹐这是为西藏人民做好事实事。第四是价格补贴﹐1997年为16680万元（1.7亿元）。西藏人民必需的茶﹑盐﹑糖﹑布﹑服装﹑燃油（汽油﹑柴油﹑煤油）﹑药品﹑日用百货﹑烟酒﹑食品﹑工农业生产资料等大都要从内地调入﹐其价格必须和内地差不多﹐这巨额运费就要由政府补贴。1992年政府对每市斤本地粮（在西藏议价收购的）补贴0.455元﹐对内地粮每市斤补贴0.67元﹐而销售价本地粮为0.43元﹐内地粮为0.457元﹐不算收购﹑储藏与运输成本﹐仅仅补贴价就高于销售价。甚至从尼泊尔进口的粮价都比内地运来的粮食成本低30%。八十年代中期政府撤消国营副食店﹐给全体市民发副食补助﹐让他们自己去自由市场买菜。1993年政府放开粮价﹐给予全体市民粮食补贴﹐结果引起藏人示威。第五是企业（工业﹑商业﹑建筑﹑运输等）亏损﹐1997年国有企业计划亏损为11979万元（1.2亿元）。这笔钱也和价格补贴一样﹐花在西藏人民头上。例如西藏发电成本巨大（火电厂的燃油须从青海送来﹐水电站建设管理成本高昂）﹐但对市民只象征性地收一点费﹐对农牧民免费﹐这亏损当然只能由政府补贴。煤气灶与自来水也一样。还有些企业亏损连连﹐因有许多藏族员工﹐也只好由政府补贴维持（汉族员工可以内调）。加以为了解决藏族市民的就业问题﹐所有的企业都人浮于事﹐毫无效率可言﹐岂有不亏之理﹖第六是支持农牧业﹐1997年高达14169万元（1.4亿元）﹐计有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补助费﹑支持农村合作生产组织资金﹑农村农技推广和植保补助费﹑农村草场和畜禽保持补助费﹑农村造林和林木保护补助费﹑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支出等项目。如前所述﹐中国政府对农牧民不收税﹐不派购征购农牧产品﹐却免费或低价提供生产资料﹑技术服务﹐低息或无息提供﹑甚至白送贷款﹐自然要大量贴钱。第七是“落实政策”﹐1997年在自治区财政支出表上的“其它”项高达51384万元（五亿多元）﹐同年自治区银行的“国家对个人其它支出（相对于职工工资奖金而言的其它）”则高达61488万元（6亿多元）（92）﹐占自治区财政当年支出的16%。据了解这是对寺庙与个人“落实政策”的赔偿﹐包括文革前与文革初寺庙被砸﹑佛像被毁与个人被抄家的赔偿﹐可能还包括给寺庙与僧尼的津贴。上述各项相加略微超过同年自治区政府的总开支数﹐是因为文化教育卫生科学事业费等项中包含了职工工资﹐计算时有重叠。
综上所述﹐西藏的经济是不折不扣的输血经济﹐1992年前西藏的财政全靠中央补贴﹐其后也基本上靠中央补贴。据知情者说﹐从1992年起西藏财政之所以小有收入﹐主要不是来自发展生产﹐而是来自向内地“转让”中央给予西藏的优惠政策的收益﹐即把中央给西藏的平价（计划价）物资以议价（市场价）倒卖给内地﹔还有把中央允许西藏免税进口的物资加价转卖给内地。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是最优厚的﹐藏族已经成为中国56个民族中名副其实的贵族。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认中国政府给了西藏财政补贴﹐但说其中“绝大多数实际上只是做为中国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平常开支费用以及为迁移定居西藏的中国人提供各种补贴而已”﹔又说“在所谓的财政补贴之分配过程中﹐在城市与乡村间有着惊人的悬殊”。美国国务院1997年西藏人权报告也说﹕“中央政府和其它中国省份给西藏经济大量津贴﹐从1989年至1996年每年递增10.5%。90%以上的西藏预算来自自治区外。西藏还享有广泛的经济与税收优惠政策。”“总的说来﹐政府的发展政策提高了许多藏人的生活水平﹐但许多好处被汉人捞去了。”
诚然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并未平均分给每个藏人。其主要受益者是15万多国家职工﹐其中四分之三约12万是藏族（1997年）﹐可见至少四分之三的好处被藏族捞去了。以每家两个孩子并且不算老人计﹐藏族国家职工及家属达23万多﹐占西藏藏族人口的10%左右﹐占西藏藏族市民的87%（有关统计数字出处见本章前文）。换言之﹐中国政府用汉族纳税人的血汗包养了十分之一的藏族﹐使之变成了藏族中的贵族﹑中国的贵族中的贵族。他们的人均收入高于中国市民的人均收入﹐实际人均生活水平与北京市民不相上下。占西藏藏族人口约十分之九的农牧民也从免税政策﹑支农政策﹑物价补贴﹑免费医疗教育及社会福利等中分享了部份中央的财政补贴﹐但只能说中国政府对他们实行半养﹐他们在相当程度上还得靠天吃饭。由于西藏的天特别严峻﹐他们的人均收入低于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这就与藏族市民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国政府目前还没有财力把藏农牧也全部送进城里包养起来﹐即便有﹐西方人权卫士与达赖喇嘛更要指责中国政府毁灭西藏文化了。西藏的城镇特别是拉萨就像荒凉原始的世界屋脊上的畸形繁华的现代化绿洲。正如《天葬》指出的﹐西藏自身的资源不可能产生和供养现代化﹐西藏的现代化只能由外力（中国政府的财政补贴即汉族纳税人的血汗）来维持﹐《天葬》因此把现代化称为“西藏的肿瘤”﹐说它不是西藏的繁荣﹐而是西藏的疾病（93）。这个问题留待后文讨论。
达赖喇嘛说﹕“中共的目的只有掠夺。他们对西藏作的极少的投资﹐宣传得非常强﹐但是对他们从西藏掠夺去的东西﹐却一声不吭。（94）”达赖喇嘛举得出中国政府从西藏“掠夺”的具体内容与证据吗﹖如前所述﹐西藏历代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搜刮的财宝早在1950年就被达赖喇嘛自己运到锡金去了。1959年叛乱时﹐大批逃亡贵族﹑活佛﹑藏官又带走了自己的财宝﹐留在西藏的可供中共掠夺的财宝也就所剩无几。中共自1980年以来年年都在向寺庙与旧贵退赔﹐其数额每年高达数亿元。直到1997年﹐都占了自治区财政支出的16%。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甚至还说﹕“其实﹐如用现金数额来计算﹐仅仅从西藏运往中国的木材﹐其价值便大大超过了中国声称的所谓给予西藏的财政补贴数。”真是天大的笑话。1997年运出西藏的木材共12931吨（95）﹐是年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贴为339776万元。一公斤木材能值263元吗（且不说伐木和运输的高昂成本）﹖何况出售木材的收益也和西藏开矿的收益一样全部归西藏自治区财政﹐用在西藏各项包养藏人的事业上﹐中央政府不收分文。连“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达瓦才仁都承认﹕“西藏暂时来说在物质利益上面对中共没有什么好处（96）”﹐非常难得他说了一句真话。
家园 第八章﹕从平叛民改到文化大革命1谁撕毁了《十七条协议》﹖ 1、谁撕毁了《十七条协议》﹖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说﹐1954年第一次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使《十七条协议》承认的西藏的特殊自治地位自然无效。该宪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十七条协议》无效﹐但中国政府在1956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把西藏的管理工作直接“兼并入”中国的管理范围内﹐因而违反了《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规定要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结果没有成立﹐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取代。筹委会的主任是达赖喇嘛﹐其51名委员中只有三个汉人﹐其余均为藏人。1955年中国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讨论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时﹐达赖喇嘛在会上表示﹕会议提出的事项“在今天的会上经过讨论﹑修正﹐做出决定﹐我们将愉快地拥护”。1956年筹委会成立时达赖喇嘛以主任的身份出席了庆典并致开幕词﹑作报告（1）。《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要改革﹐改革要与西藏领导人协商。成立自治区筹委会就是一项改革﹐并得到了西藏头号领导人达赖喇嘛的赞同和参与﹐怎能说违反了《十七条协议》呢﹖如果说成立经达赖喇嘛赞同并由他担任主任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就是违反《十七条协议》﹐那么其责任要由达赖喇嘛来负﹐达赖喇嘛首先违反了《十七条协议》。
《以事实说明西藏的真相》又说﹐《十七条协议》规定不强制进行改革﹐所以中国政府在西康和安多（青海省）进行的土改违反了《十七条协议》。正如前一章引用的戈茨坦的话指出的﹐西康与青海不属于《十七条协议》的范围。噶厦政府的“外交局”1949年11月4日致英国的求援信也说﹕“中共军队已侵犯兰州﹑青海和西康等中国省份﹔由于这些省份与西藏接邻﹐我们已经给中共政府领袖毛泽东先生送去一封官方信件﹐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2）”可见噶厦政府自己在中共进军西藏前也承认﹐青海与西康不属于西藏。《十七条协议》的正式标题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既然噶厦政府也承认青海与西康不属于西藏﹐那么《十七条协议》当然不适用于青海与西康（包括被中华民国政府划入西康省的﹑被十三世达赖喇嘛用武力攻占的﹑被解放军在签订《十七条协议》前用武力解放的昌都地区）。所以中共在那里进行土改﹐虽然不明智﹑不人道﹐从法律上说并不违反《十七条协议》。
达赖喇嘛在其第一本自传《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里说﹕“我们在路上（逃亡路上----引者）听到中国宣告解散我们的政府﹐我们对此才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当然﹐他们没有权利﹐法定的或者别的﹐来解散我的政府。事实上﹐他们打破了他们在十七条中所至今保持了的唯一的一条﹕即对不改变我的地位的承诺。（3）”这真是天下奇文。《十七条协议》第一条就规定﹐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第二条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达赖喇嘛的纵容下﹐噶厦政府宣布了“西藏独立”﹐派藏军进攻解放军﹐这意味着噶厦政府即在《十七条协议》上签了字的西藏地方政府公开撕毁了《十七条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还有必要遵守《十七条协议》吗﹖达赖喇嘛的指责就好比纳粹德国指责苏联抵抗德军入侵违反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一样荒谬。必须指出﹐中国国务院3月28日的命令只是解散了西藏地方政府﹐其职权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由班禅代理筹委会主任﹐因为筹委会主任达赖喇嘛那时已经出逃。但该命令并未废除达赖喇嘛的名号与职务﹐所以达赖喇嘛说中国政府改变了他的地位也不合事实。事实是他自己弃职出逃﹐自行改变了地位。达赖喇嘛的第二本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删去了这段话﹐可见他自己也认识到此言不妥。
家园 2、民主改革 2、民主改革
中共巴不得噶厦政府撕毁《十七条协议》﹐它可以放手废除西藏的农奴制﹐实行它所说的民主改革﹐把西藏的政权全部收归中共﹐“一劳永逸”地解决西藏问题。1959年6至7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在班禅主持下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同年9月﹐筹委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决定》﹐正式开始民主改革（4）。
本书第二章已经介绍过农奴制侵犯人权的情况﹐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农奴制的经济机制（5）。西藏的庄园农奴制与欧洲中世纪非常相似﹐政府﹑寺庙﹑贵族（即“三大领主”）拥有绝大部分土地﹐土地分属各庄园﹐每个庄园都有世袭的农奴和奴隶。主人把土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自营地﹐约占总数的一半至四分之三﹐其收益全部归领主。其余的土地叫差地或份地﹐分给农奴耕种﹐其受益全部归农奴。农奴对差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但可世袭使用权。作为使用差地的代价﹐农奴必需为主人支差（藏语叫“乌拉”﹐据说是元朝时从蒙古语变来的）﹐分内差和外差两种。内差是无偿地为主人耕种自营地﹐包括种﹑肥﹑浇﹑收全过程。为了防止农奴偷懒﹑怠工﹐有的领主派人手执鞭子在地头监督。另外农奴还要为主人无偿地砍柴﹑割草﹑剪羊毛﹑捻毛线﹑织氆氇﹑背水﹑修房﹑运输﹑炒青稞﹑放牛等等﹐同时还要交付一定的实物与货币。外差是为政府（宗政府与噶厦政府）支差﹐实际上是各种名目的税﹐既有实物﹑货币﹐也有劳役﹐其中最为沉重的是为过路官员提供食宿与驮畜﹐如无驮畜则要用人背。据1958年对山南地区囊色林庄园的调查﹐农奴的负担中86.2%是内差﹐13.8%是外差。劳役差占93.8%﹐实物差占4.4%﹐货币差占1.8%﹔庄园总收益的73%归主人﹐27%归农奴（6）。由于西藏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农业单产很低﹐大多数农奴很穷。林田1959年去山南采访时写道﹕“在一次全庄园居民集会上﹐我们看到﹐在三百来个农奴中﹐不管男女老幼﹐找不出一个穿一件整装一点衣服的人 ﹐找不出一个不赤足的妇女﹐几乎全是衣服褴褛﹐半赤身露体。农奴们吃的东西﹐只是早晚各一顿糌粑糊糊﹐中午一小碗干糌粑而已。在军管会没有发放救济以前﹐一个中等差巴户阿旺家﹐几个月没有吃到盐。（7）”只有少数农奴份地较多﹐才比较富裕。此外还有奴隶（朗生）﹐他们没有差地﹐没有财产﹐由主人供给吃穿﹐终身无偿为主人服役。奴隶因无财产﹐故无家庭﹐其非婚生子女也是奴隶。
此外﹐三大领主还用高利贷盘剥农奴。政府放债的利息是借十还十一﹐寺庙与贵族放债是借七还八﹐也有借五还六的﹐借债时还要送礼。据1958年调查﹐囊色林庄园的农奴75%是欠债户（8）。许多债变成了子孙债﹐世世代代还不清。债主采用抢东西﹑收份地﹑逼欠债者卖儿女为奴﹐甚至毒打等手段逼债。高利贷的弊病连达赖喇嘛都无法否认。他在自传里说他曾决定首先废除子承父债的原则﹐一笔勾消所有无法偿还的政府债（9）﹐《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说达赖喇嘛曾建议把寺庙和贵族的土地由政府收回后分给农民﹐还新建了一个改良机构﹐可见连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也无法否认农奴制的不合理性。可惜达赖喇嘛的决定与建议始终不过是画饼而已（10）。戈伦夫说﹕“达赖喇嘛有负众望﹐他没有指出西藏的统治集团就是公开反对改革的势力﹐不管这些改革是由谁发起的﹐他们一概反对。从历史上看﹐贵族们一直反对企图破坏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的任何努力。（11）”
按照中共的政策﹐西藏当时的“贫苦农奴”占西藏人口的70%﹐奴隶占5%﹐两者是“最革命的阶级”﹔差地较多﹑生活较富裕的“中等农奴”占20%﹐“革命性较差”﹔差地最多﹐并转租给其它农奴的“富裕农奴”占1%﹐“革命性更差”﹐但他们都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农奴主（三大领主）占2%﹐代表农奴主管理庄园的农奴主代理人占3%﹐后者自己“不劳动”（中共从来不把经营管理算作劳动）﹐代表农奴主压迫﹑剥削农奴﹐因而也属于农奴主阶级﹐两者都是革命对象。
中共的民改政策如下﹕在农区﹐第一步﹐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第二步﹐进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人身奴役）“双减”（减租﹑减息）﹔第三步﹐划定阶级﹐分配土地。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牲畜﹑房屋﹑财物全部没收﹐平分给全体农奴﹑奴隶﹑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对未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由中国政府出钱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土地﹑牲畜）赎买下来﹐平分给所有人﹐赎金由政府分期分批付给﹐并请他们中的头面人物到政府﹑人大﹑政协去做官拿薪。在牧区﹐第一步﹐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和叛乱牧主的牲畜实行“谁放牧归谁”﹔第二步﹐开展“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人身奴役）﹑“两利”（牧工牧主两利）。对未叛牧主不没收﹑不分畜﹑不斗争﹑不戴帽（不划阶级﹑不定成份）。在寺庙﹐第一步﹐清查叛乱分子﹔第二步﹐开展“三反”（反叛乱﹑反人身奴役﹑反封建特权）﹑“三算”（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第三步﹐成立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由“贫苦喇嘛”当权﹐对被视为农奴主的“上层喇嘛”进行专政。唯对其中未叛乱而又拥护改革的头面人物则请其做官。
叛乱领主发放的高利贷一律作废。未叛领主1958年前放的旧债也一律作废﹐1959年放的新债按每元月息一分计。所有债务抵押品一律退还。乌拉差（为政府支差）也全部废除。
其具体做法是﹕先由各级政府派出武装工作组到各庄园去发动农奴与奴隶﹐成立“农民协会”﹐作为新的政权机构﹔然后﹐举行一系列“吐苦水﹑挖穷根”斗争大会﹐控诉叛乱分子与农奴主压迫与剥削他们的“滔天罪行”。对未叛乱而又拥护改革的领主不当面斗争﹐只搞“背靠背斗争”（即在领主不在场的情况下开会控诉其罪恶）﹔对叛乱领主或虽未叛乱但抗拒改革的领主则当面斗争﹑扫其威风﹐逼其投降﹑交出财产（12）。这种斗争会往往以捆绑﹑殴打收场﹐有时还打死人（13）。
据统计﹐西藏全区贵族和大小头人共有642户﹐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27%﹔农奴主代理人约4000户﹐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70%﹔大小寺庙2138个﹐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55%﹔共有僧尼112605人﹐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40%。总计要赎买的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生产数据占三大领主的生产资料的三分之一左右﹐价值6000万元。赎金采取分期付款﹐五万元以下的八年付清﹐五万元至十万元的十年付清﹐十万元以上的13年付清。寺庙只保留553个﹐僧尼只保留约7000人﹐对于保留的寺庙也分给一定土地﹐政府还给予一定的补贴（14）。
农牧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牲畜与牧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59年西藏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82905吨﹐比1958年增长4.5%﹔1960年达到205934吨﹐比1959年增长12.6%﹔1960年全区牲畜存栏头数1060多万﹐比1959年增长10%。1965年全区粮食达到290700吨﹐比1958年增长66.1%﹔牲畜存栏头数1701万﹐比1958年增长54.6%（15）。农牧业连续六年大丰收﹐这段时间被中共称为西藏的第一个“黄金时代”（16）。
注释﹕
- 复 2、民主改革
家园 3、扩大化与阴暗面 3、扩大化与阴暗面
现在来看事情的另一面。中共也承认﹕“平叛民改后期产生了严重违反政策的现象﹐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同盟者的利益﹐以至基本群众的利益。（17）”可惜语焉不详。《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倒是说了一些﹐但都没有班禅1962年5月给周恩来的《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简称《七万言上书》﹐因其有七万汉字）（18）说得详细﹐其主要内容是﹕
一﹑“混淆好坏﹐乱打一气。”把受骗或被迫参加叛军的人﹑达赖喇嘛过路时向他顶礼膜拜并献过酥油和糌粑的人﹑为过路叛军提供过食宿的人﹑聚众念经的人﹐以及什么也没有做的人都当作反革命分子来打击。1987年3月28日﹐班禅在全国人大西藏小组讨论会上说﹕“平叛问题在青海等地搞得更是糟糕。……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坑埋在里面﹐把死者的亲属都叫来宣布﹕‘我们把叛匪消灭了﹐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唱歌跳舞﹗’……又如青海的夏茸噶布和马利地区的牧民等早把头人的几千支枪收起来﹐上交到政府。当时表示欢迎﹐并开了大会表彰他们﹐并带上了红花。可是回到住地一下车就全部抓起来﹐长期关押。”“1958年我在青海听到党内文件上说要挑起叛乱﹐压出叛乱﹐然后在平叛过程中﹐彻底解决宗教和民族问题。”“噶厦政府发生叛乱﹐只有我们拉让（指扎什伦布寺----引者）管辖区域未叛﹐当初给我们讲了要和平改革﹑采取赎买政策等等一大堆。可是﹐后来正式民改的时候却把我们整得屁滚尿流﹐使人感到吃惊﹗地方政府方面跑的跑了﹐留下的只有少部分﹐这些少部分人作为进步人士的典型安排了（做官----引者）﹐我们整个儿坚定不移在家的却弄得够呛。当时我个人在拉萨还好﹐在家的从我父亲开始一个个都挨斗。拉让有个官员的老婆也被拘留﹐有一天把她提来审讯﹐叫她交代问题﹐她就说﹕‘班禅这个坏蛋可把我气坏了﹗’话一出口﹐大家以为她要揭发出班禅的什么罪大恶极的事﹐聚精会神地听她说话﹐搞记录的人也在伸脖子准备把揭发出来的问题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她开口说﹕‘我们跟班禅这个坏蛋﹐不参加叛乱是个大错误。要是他带头发动叛乱就好了﹐先把汉人杀个痛快﹐然后跑出去﹐我们离印度近﹐方便多了。可他要我们做什么进步﹑爱国﹐现在可好﹐逃不到印度﹐男女老少都被关押挨斗﹐受活罪。’说到这里他们叫她‘滚﹗滚﹗’这是真情﹐不是我随便瞎说的呀﹗”“在家的不如外逃的﹐事实真是这样﹐我个人有体会。例如﹐1979年达赖五人代表团来藏时﹐我父亲也进藏为处理家里的财产问题﹐可是没人理他。对五人代表团一人一辆小车﹐配了翻译﹑警卫员﹑陪同等一套人马。可我父亲呢﹐出入自治区大门都很难﹐站岗不让进就在门外风中等待。论职位过去西藏只有两个‘公’﹐一个是达赖大师的大父﹐一个是我的大父﹐论旧社会的职位﹐我父亲比他们高得多﹐何况是一个进步人士。”（19）
青海平叛确乎特别残酷。1981年3月19日中共青海省委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解决1958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20）承认﹕
党中央关于平叛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平叛斗争是正义的﹐必要的。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平息叛乱中是做出了贡献的。但在当时领导上“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违背了“军事清剿﹑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过分强调军事打击﹐忽视了政治争取﹐甚至违背“四不”政策﹐将归降人员加以捕办﹐违反区别对待的政策﹐错捕﹑错关﹑错杀﹑错斗以及乱戴帽子﹑乱没收的问题甚为严重。脱离当时实际﹐照搬农业区的做法﹐在平叛的同时﹐强办公社﹐使情况更加复杂﹐错误更加扩大。对宗教﹑寺院中的敌情估计不当﹐看得过重﹐打击面过宽﹐把当地寺院基本摧毁光。当时全省以平叛﹑防叛名义共捕了52922人。捕人数目达到牧业区藏族蒙古族总人口的10%。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曲莱县没有发生过叛乱﹐而捕办人数竟高达总人口的21%。由于大量捕人﹐监所人犯拥挤﹐条件恶劣﹐生活困苦﹐造成在押人犯成批死亡。经过复查﹐错捕错判和在集训中死亡的﹐有23260人。错杀了173人。在错捕错判死亡的人数中﹐有安置为县级以上的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159人﹐民族干部480人。平叛斗争的扩大化﹐混淆了 敌我界线﹐造成了严重恶果﹐对藏族蒙古族人民的民族﹑宗教感情伤害很大﹐影响了党的威望和军队的信誉﹐对民族关系﹐乃至党群﹑干群﹑军民关系都有很大损伤。
遵照中央指示﹐在1961年青海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和西北民族工作会议以后﹐对扩大化的错误进行了许多纠正工作﹐将在押人犯24365人宣布无罪释放或“教育释放”﹐平反了一批民族干部的冤假错案﹐恢复和新安置了380名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恢复开放了137座寺院﹐重申了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拨出了一笔专款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和解决生活困难。所有这些﹐对于扭转困难局面﹐团结群众﹐安定人民生活﹐ 恢复与发展生产﹐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当时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平叛斗争扩大化的问题没能彻底纠正﹐还遗留不少问题﹐许多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去做﹐还有一批案件尚未复查。1964年﹐随民主革命补课和“四清”运动的开展﹐纠正平叛扩大化的工作就中断了。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党的民族政策遭到破坏﹐民族统战工作被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有名无实﹐民族平等团结被践踏﹐不仅使原来纠正错误所取得的成绩损失殆尽﹐而且使平叛斗争扩大化遗留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和复杂﹐致使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拖了20年未得解决。
1960年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向中共中央报告时也承认﹕昌都地区捕训的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4.7%弱。其中错捕的﹐占已捕的5%﹐可捕可不捕的占已捕的10-15%。那曲地区捕训的人占该专区已开展工作的地区人口的4.4%﹐其中错捕的也不少。其它地区情况好些。现在昌都﹑那曲捕人已经停下来﹐各地正集中全力纠偏和清理积案。他还报告﹕各地普遍忽视上层统战工作﹐对有的未叛上层人士未安排工作（做官----引者）﹐有的虽安排了﹐但不适当（官太小----引者）（21）。
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一贯越左越好。何况1959年毛发起“反右倾”运动﹐1960年西藏工委把日喀则分工委书记﹑副书记﹑秘书长全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22）﹐谁敢不左﹖西藏那么大﹐各地形势当然不可能一样。有的地方叛乱严重﹐有的地方叛乱不严重﹐有的地方未叛乱﹐有的地方本身未叛乱﹐但有叛军路过。叛乱严重的地方﹐平叛搞得轰轰烈烈﹐那里的共军共干就受到上司的嘉奖﹐就可升官。其它地方如不轰轰烈烈﹐那里的共军共干就会受到批评﹐甚至被视为“右倾”﹐受到处分﹐至少不能得到嘉奖与升官。这就促使后者想方设法发现﹑制造敌人。民改也一样﹐班禅那里未叛乱﹐本应和平改革﹐但是不斗人﹑不抓人﹐那算什么革命﹖日喀则分工委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罪名就是民改中“右倾”。为了轰轰烈烈﹑升官受奖﹐只好对班禅集团开刀。毛泽东曾承认﹐中共搞运动有一种“穷汉捉虱子﹐越多越过瘾”的阿Q式的习惯（23）﹐阿Q就因自己衣服上捉到的虱子不如王胡多而失望﹑不平﹑愤慨﹐觉得大失体统。中共斗人﹑抓人﹑整人﹑打人也是越多越凶越好越有成绩。
从班禅的描述还可看出共干的势利和崇洋媚外。达赖喇嘛不过逃到了印度﹐他的代表团回藏就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似乎他们都成了高鼻子﹑蓝眼睛的洋大人。同时还可看出﹐班禅的等级观念是何等根深蒂固﹐至死念念不忘旧西藏时他（准确地说是他的前世）的特权与威风。他忘记了﹐他和他父亲在旧西藏时受到达赖集团的排斥﹐根本得不到承认﹐也根本进不了西藏﹐他和他父亲在旧西藏一天也没有威风过。是中共逼迫达赖喇集团承认了他﹐又派兵护送他进藏即位﹐给他高官厚禄﹐让他和他父亲大耍威风。班禅的嫉妒心与攀比心完全用错了地方﹐说明他毫无自知之明。不过由此可见藏人的嫉妒心与攀比心何等强烈﹐连堂堂班禅大师也无法免俗。
二﹑“大汉族主义”。《七万言上书》说﹕有汉干说﹕“藏族是一个被宗教和民族自尊心陶醉了的顽固民族。”他们“以藏文新词不够为借口”﹐“忽视藏文”﹐“认为一切旧的都是落后的﹐骯脏的和无用的”﹐“嘲笑藏装”﹐“对妇女的手饰﹐男人的辫子表现出不喜欢的态度﹐致使无法继续穿戴和留下去﹔对屋墙外的粉刷（藏人爱在墙上刷佛徽---引者）﹑屋顶的旗杆（经幡----引者）﹑婚丧送礼﹑庙会敬神﹑节日娱乐和民间体育等也看做无益多余的﹐致使大部分停顿了等”。“在藏族中也有一些滑头巧语﹑随机应变﹑私利熏心之辈﹐在大汉族主义者面前逢迎装相”。
三﹑“反对宗教”。《七万言上书》说﹕“在西藏的各寺庙内发动‘三反三算’运动时﹐在实际工作中增加了反对宗教本身﹐并将其放在了主要地位。”“对公开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欢革命等各种帽子﹐进行无法忍受的没头没脑的斗争和打击。”“在深山禅庵与寺庙中有许多从事终生悟静修禅﹐严守教行的虔诚教徒﹐他们视红尘诸事为毒树﹐悲观厌世﹔由于革命事业也是红尘之事﹐所以他们很少有人对之表示欢迎或积极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是可能有的﹐正常的。但是干部则认为他们有顽固不化的反动思想的基础﹐把不少这类教徒予以管制或关押等。”“除去四大寺等被保护的极少数寺庙外……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藏族干部动员﹐积极分子中的不明事理的人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戴群众的面具﹐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拋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堆﹑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盗走了许多佛像饰品和佛像神塔体内的宝贵物品……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
俗”﹐“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们互相挑选”。“民改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庙2500余座﹐而民改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仅只有70多座﹐减少了97%……全西藏过去僧尼总数约有11万多人﹐其中外逃者可能有一万﹐剩余约十万人﹔民改结束后住寺僧尼权且算作有七千人﹐也减少了93%。”（班禅这里所说的保留僧尼数与前引中共的数字相同﹐保留寺庙数与中共的数字大相径庭﹐不知是否计算有误﹖----引者）“把生产列为一切事情的首位﹐老少僧众和善僧都被支配劳动过度﹐由于那些人过去没有劳动过﹐而处于无法忍受的境地”﹐“宗教活动（班禅特地提到了灌顶----引者）少如白天的星星”。
四﹑饿死人。1959年到1961年﹐“西藏连续三年获得丰收”﹐但“初步括了合作社风”。“由于党给予轻税的照顾﹐爱国公粮是不重的”﹐但由于浮夸风﹐把虚报的产量指针作为根据﹐征收爱国公粮﹐挖了过去的存粮﹐“致在西藏的一些地方发生了个别人饿死的情况”。甘肃与青海省委在大跃进中大括浮夸风﹑共产风﹐大办公共食堂﹐饿死了大批藏人（以及汉人与其它少数民族----引者）。
正如前引戈茨坦与戈伦夫指出的﹐西藏的宗教本与农奴制难分难舍﹑互为支柱﹐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与封建制难分难舍﹑互为支柱一样。中共要连根铲除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势必限制西藏的宗教﹐最大限度地削弱其影响。加以西藏的寺庙本身就是农奴主﹐拥有大批土地﹑牲畜和农奴﹐还放高利贷。中共要解放寺庙的农奴﹐也得向寺庙开刀。何况有许多寺庙参加了叛乱。班禅面对达赖集团的排斥打击﹐需要中共的支持﹐所以反对达赖集团的叛乱。但他作为大农奴主﹑大教主﹑藏族领袖﹐从根深蒂固的贵族﹑宗教﹑民族情绪出发﹐必然对平叛民改﹑限制宗教本能地抵触。何况中共干部在执行中层层加码﹐搀进了根深蒂固的大汉族主义（这是几乎所有的汉人都有的）与痞子习气（这是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共干特有的）。值得注意的是﹐从班禅的《七万言上书》也可看出﹐当时西藏有许多藏族干部与积极分子积极参与了捣毁佛像﹑佛经﹑佛塔的运动﹐开了文革初“破四旧”的先河。
196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这次班禅既然利用筹委会上层人士的学习会﹐向我们进行攻击﹐我们就需要在学习会上同他们进行斗争”﹔“斗争的原则仍然应该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以斗争求团结”（24）。
在同年同月2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谈阶级斗争﹐先批彭德怀的八万言申诉信是“翻案”﹐无中生有地说他勾结全世界反华势力（美﹑苏）。又批班禅﹐说他的《七万言上书》是“阶级敌人反攻倒算”（25）。
不过毛并未马上惩罚班禅。据达赖自传说﹐班禅在1964年3月拉萨传召大法会上演讲时说﹕达赖喇嘛才是西藏人民的真正领袖﹐并高呼“达赖喇嘛万岁”（26）。这件事从未见中国出版物提起﹐推想起来也不大可能。自本世纪初起﹐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就形同水火﹐他怎会那样说呢﹖
1964年9月18日至11月4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举行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些“翻身农奴代表”列席会议。会议集中火力批判班禅的“反人民﹑反祖国﹑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指责他组织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妄图复辟农奴制﹐还图谋叛国。列席会议的翻身农奴代表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他残酷压迫﹑剥削农奴的滔天罪行。然后﹐他被押送北京﹐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被批判﹐并被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主任的职务（27）﹐从此被软禁。文革初﹐他被中央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批斗。1966年我去北京大串连时﹐亲眼看到中央民院藏族学生召开的批斗大会与大字报﹐除了上述政治罪名外﹐还揭露班禅虐待﹑殴打家中保姆﹐喜欢男色等事。班禅被斗后不久就下狱﹐在秦城监狱里关了九年零八个月（28）﹐直到1987年才重新露面。
我看到的班禅《七万言上书》虽然是达赖喇嘛的刊物《西藏通讯》发表的﹐但我相信它是真实的﹐不仅作为班禅的原文是真实的﹐原文所写的事也是真实的。但某些西方记者对平叛的描述则是一派胡言。美国记者艾夫唐说﹐拉萨平叛使一万人丧生﹐城里所有男性藏人几乎都被捕﹐中国人将几千具尸体堆在罗布尔卡烧了三天﹐臭气熏天（29）。法国记者董尼德说﹐至少一万人死亡﹐中国人在罗布尔卡焚烧尸体﹐布达拉宫变成残垣断壁﹐色拉寺被夷为平地（30）。当时拉萨只有二万多人口﹐加上外来的叛军﹐也不过三万多﹐怎么可能有一万人被杀﹖4月15日﹐中共在拉萨召开群众大会﹐拥护中国国务院3月28日发布的解散噶厦政府﹑责成解放军平叛的命令﹐有二万多藏人参加。如果拉萨的男性藏人都被捕了﹐这样的会开得起来吗（31）﹖我在八十年代初去布达拉宫和色拉寺参观过﹐发现那里完好如旧。又看过六十年代初摄制的电影记录片﹐发现那时布达拉宫仍巍然屹立。艾夫唐与董尼德当时并未去拉萨现场调查﹐这些谎言显然都是从达赖喇嘛那里批发来的（他们都采访过达赖喇嘛）。
注释﹕
家园 4、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吗﹖ 4、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吗﹖
达赖喇嘛从1991年起一贯反复声称﹕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32)。“西藏流亡政府”还在《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里开列了明细表(时间范围是1949年到1979年)﹕
死亡原因 卫藏 康区 安多 总计
狱中折磨 93560 64877 14784 173221
被枪决 28267 32266 96225 156758
死于战场 143253 240410 49042 432705
死于饥饿 131072 89916 121980 342970
被逼自杀 3375 3952 1675 9002
批斗致死 27951 48840 15940 92731
总计 427478 480261 299648 1207387
据“西藏流亡政府”解释﹐这里的“卫藏”指西藏自治区中西部﹐“康区”指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四川西部﹑甘肃南部和云南北部﹐“安多”大致指青海省（33）。
中共在30年里杀死﹑斗死﹑逼死﹑关死﹑饿死了120万藏人﹐这确实是骇人听闻的罪行。这个数字经西方媒体大量引用﹐在西方激起了公愤﹐有人甚至把它与希特勒杀犹太人相提并论（34）﹐无怪乎西方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达赖喇嘛与西藏独立。然而当我把中共统治下的藏族人口增长速度与同期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加以比较时﹐却产生了怀疑。
据1950年11月3日噶厦政府要求联合国“制止中国侵略”的呼吁信称﹐当时藏族人口不足三百万（其原文是﹕a weak and peace loving people, hardly exceeding 3 million）（35）。这个数字不可能是当时噶厦政府实际控制区（大致上相当于今日的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数字﹐而是当时全体藏族的人口数字。当时噶厦政府实际控制区的人口据戈茨坦说是“至少一百万”（这个数字包括昌都地区）（36）﹐据国民党政府内务部1947年估计是一百万（37）﹐据噶厦政府自己1953年上报中国政府的数字是一百万（这个数字不包括昌都地区）（38）。到了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讲时称藏族人口六百万（39）。由此可见﹐藏族人口在中共统治的头37年中翻了一番还多。
又据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报告《生存与发展》﹐中国人口1949年为5.4亿﹐1987年为10.8亿﹐从1949年到1987年自然增长率年均1.834%（40）。由此推算出1986年中国人口为10.6亿﹐可见中国人口在中共统治的头37年中只增长了96%﹐比藏族人口同期增长率低了至少四个百分点。
中共1949年建政以后消灭（杀死﹑斗死﹑逼死﹑关死﹑饿死）了多少中国人（绝大多数为汉人）﹖丁抒研究大饥荒的专着《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根据中国政府近年来公布的六十年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估算﹐三年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3500万人﹐很可能与4000万“相去不远”（41）。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金辉说﹕“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又据《历史不再徘徊》估计﹕“低限值也在4000万人”（42）。我现在假设在中共统治下共饿死4500万人。被中共杀死﹑斗死﹑逼死﹑关死的人数没有可靠的统计。据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估计﹐文革中各种形式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200万（43）。文革是中共残害人民最大最久的一次运动﹐几乎家家有人挨整﹐毛泽东统治中国27年﹐文革就占了十年。中共杀人第二多的运动当数五十年代初与土改同时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据劳改专家吴弘达考证﹐由毛泽东起草的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51年5月16日签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通知》以及这次会议的文件说﹕“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不应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城市中杀反革命﹐一般应低于人口的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吴根据当时中国人口（5亿多）﹐推算出实际杀人数在50万到100万（44）﹐我取100万。在镇反运动中有更多的人被判刑﹐其中许多人死于劳改﹐还有许多人（包括其家属）自杀﹐假设也有100万﹐则镇反死了200万人。中共整人第三多的运动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共打了55万右派﹐加上准右派﹐共约100万人（45）。名义上对右派不开杀戒﹐但许多人（包括其家属）自杀﹐许多人死于劳改﹑劳教或其它形式的折磨﹐假设有50万人死于非命。此外还有“三反五反”﹑“反右倾”﹑“六四”等运动﹐假设也死了50万人﹐则共计500万人。我现在将这个数字翻一番﹐即中共杀﹑逼﹑关死了1000万人﹐加上饿死的4500万﹐就是5500万。
由此可见﹐中国人口在失去其1949年基数的10%（5.5千万比5.4亿）的情况下﹐在中共统治的头37年中增加了96%﹔而藏族人口在失去其1951年基数的40%强（120万比不足300万）的情况下﹐在头37年中增加了至少100%。由此可以近似地算出﹐在中共统治的头37年中﹐中国人口实际增加了1.19倍﹐即从4.85亿（5.4亿--0.55亿）增加到10.6亿﹔而藏族人口实际增加了2.33倍﹐即从180万（300万--120万）增加到600万。换言之﹐在中共统治的头37年中﹐藏族人口的实际增长率是中国人口的实际增长率的1.96倍﹐几乎高了整整一倍。无论从世界人口史看﹐还是从医学上﹑生理上看﹐这都是惊人的奇迹。（按中国人口包括藏族人口﹐但藏族人口仅占中国人口的0.5%﹐所以藏族人口增长率对中国人口增长率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如将藏族由于自然条件特别严酷因而在历史上人均寿命就比汉族短得多（见第一章引戈伦夫的话）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个奇迹就更加惊人。
对于这个奇迹﹐可能的解释只有两个﹕要么是中共在消灭了120万藏人以后﹐给予剩下的藏人以极其优厚的生活﹑医疗条件﹐使他们能以两倍于汉人的速度高速增长﹐想必达赖喇嘛都不会接受这样的解释﹔要么是中共并未消灭那么多藏人﹐所以藏人能以高于中国人口平均增长率的速度增长﹐这也证明中共对藏族的迫害还不如对汉族的迫害严重。
1998年5月3日我在纽约“《天葬》讨论会”上说了上述意思﹐当时在场的藏独人士阿沛晋美后来说﹕“按人口比例来算﹐这个数据（指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引者）太高了﹐我对这个数字始终是有保留的。我个人估计﹐整个藏区----包括西藏三地区（即“大西藏”----引者）﹐大概有三﹑四十万人（被中共消灭----引者）。（46）”
那么中共究竟消灭了多少藏人呢﹖估计应低于被中共消灭的1949年中国人口基数的比例（10%）﹐所以藏人在中共统治下仍然能以高于中国人口平均增长率的速度增长。既然1950年底藏族人口“不足300万”﹐那么被中共消灭的藏人应不足30万。考虑到藏人由于自然原因在历史上寿命就比汉人短得多﹐估计此数低于20万。当然中共杀死（其中大部分当死于平叛战场）﹑斗死﹑逼死﹑关死﹑饿死不足20万藏人也是滔天罪行。须知据张荫棠估算﹐西藏人口自干隆初年到光绪年间的170余年内﹐也只减少了80万（47）。不过不足20万离达赖喇嘛所说的120万究竟相去甚远。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难道为了西藏独立﹐可以违背佛教的“妄语戒”﹐将事实夸大五倍以上﹖无怪乎戈茨坦认为﹐达赖喇嘛对于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与“种族绝灭”的攻击“常常夸大其辞﹐远离事实”（48）。
我在1953年3月号《北京之春》上对“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提出质疑（49）后﹐有个汉族女人在1998年3月15日当面向达赖喇嘛转达了我的疑问﹐她说﹕“另外一汉人对西藏流亡政府说的中共统治西藏以来有一百多万藏人遭到杀害这个数字表示怀疑。”达赖喇嘛回答道﹕
关于有120万藏人遭杀害的说法﹐这里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这些人不完全是在战场上打死的﹔第二﹐不是说某一个年限﹐比如说某一年杀死了一百多万人。
这个数字是从中国军队进入西藏﹐1983年以前﹐这一期间﹐由于中国人进入的原因而死亡的藏人人口数字。这个数字中包括战死的可能有20万人左右﹐还有许多人死在狱中﹐比如说达赖喇嘛的医生﹐他被关进监狱时﹐一同被关押的大约百余人﹐活着回来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其它很多人是饿死的。由于饥荒﹐安多那一片大约是在1959年期间发生大饥荒﹐大批的藏人饿死﹐今天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是在1966年﹑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大批的人饿死﹐像这样的情况一直到1983年﹑84年为止。还有许多人是经受不起侮辱虐待﹐自杀了。
我们通过调查﹐是很多人来报告﹐说我们地区有多少村庄﹑多少家庭﹐有多少多少人死了﹐他们是怎么死的。我们收到很多材料和数字﹐把这些数字统计起来﹐就形成了这种大约有120万西藏人死去的推算。这是中国人进入西藏以后﹐到1983年为止﹐这几十年来﹐由于各种受迫害的原因死去的人口统计数字。
我们西藏流亡政府在这本书里有有关的统计数字﹐可能上报来的统计数字有一些重叠﹐例如某一件事情﹐有两个人来报告﹐因此重叠了。像这样的事情是技术性的﹐难免的（50）。
达赖喇嘛说“中共消灭120万藏人”的时间范围是中共进藏到1983年﹐而“西藏流亡政府”发布的《用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却说其时间范围是1949年到1979年﹐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不管时间范围如何﹐“中共消灭120万藏人”都是弥天大谎。时至今日﹐达赖喇嘛仍然罔顾妄语戒﹐坚持这样的弥天大谎。这也难怪﹐他作为“人权斗士”的世界声誉就是建立在“中国消灭了120万藏人”等弥天大谎之上的。如果他承认这是谎言﹐他就会在全世界面前声誉扫地。
如前所述﹐西藏的叛乱起因于中共企图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与奴隶﹑实行孙中山说的“耕者有其田”。这本是与法国大革命﹑林肯解放黑奴﹑麦克阿瑟二战后在日本进行的土地改革及蒋介石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一样合乎历史潮流﹑尊重人权﹑申张正义﹑实现社会公正的行为。不幸的是﹐中共一开始就在西藏外围采用了法国革命式的暴力方式﹐从而激起了美国南方奴隶主式的叛乱。在平叛民改中﹐中共又滥杀﹑滥关﹑滥斗无辜或不该杀﹑关﹑斗的人﹐同时又企图消灭客观上确实与叛乱及农奴制纠缠在一起的﹑但被藏人包括农奴与奴隶视为命根子的喇嘛教﹐这就是李泽厚所说的“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问题”（51）。中共的平叛民改本是为了把最基本的人权----人身自由交还给农奴和奴隶﹐结果侵犯了农奴主﹑喇嘛和部分受农奴主蒙蔽﹑胁迫或完全无辜的农奴与奴隶的人权﹐这真是个难解的怪圈与悖论。然而法国大革命与美国南北战争不也杀死了许多王室成员(包括国王与王后)﹑贵族﹑保王党人﹑教士﹑革命党人﹑市民﹑奴隶主以及受其蒙蔽﹑胁迫或完全无辜的平民﹑农奴与奴隶吗﹖“历史本就在这种悲剧性矛盾中行进”（52）。
撇开手段﹐单看结果﹐平叛民改至少做了两件好事﹕一是给农奴与奴隶以人身自由﹐这是比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更为基本的人权﹔二是在西藏做到了耕（牧）者有其地（牧场与畜生）﹐从而不仅实现了社会公正﹐还解放了生产力。旧西藏的农奴制使农奴没有任何生产积极性﹐他们在主人的自营地上怠工偷懒﹐甚至故意破坏﹔或者大量逃亡﹐致使部分庄园土地荒芜﹑无人耕种。而老实耕种的农奴则不堪重负﹐未老先死。阿沛阿旺晋美说﹕“记得在四十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因此﹐民主改革不仅解放了农奴﹐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拯救了整个西藏。（53）”连艾夫唐也不得不承认﹕“叛乱后的最初几年﹐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54）”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天天都在攻击中共﹐但他们从来不敢攻击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与土地改革本身﹔反而假惺惺地标榜他们本来也打算作这样的改革﹐可见中共的改革确实是合乎历史潮流的事情。
林田1959年去山南采访时﹐亲眼看到农奴与奴隶“翻身”的景像。他在日记里写道﹕
六月十日
凯松溪卡（“溪卡”是藏语“庄园”的译音----引者）今天举行斗争叛乱分子﹑地方恶霸的群众大会。从早上起﹐溪卡的大门里﹐双行道的楼梯上﹐人来人往﹐进进出出。本溪卡和外溪卡的农协筹委会委员﹐赤脚的妇女﹐戴破呢帽的男人﹐头发蓬乱﹑满脸黑胡须的老农奴都来了。中午﹐男女老幼集合在庄宅前的树荫下﹐大会开始了。当了叛匪小头目的溪堆（溪卡经理----引者）﹑索康（噶厦政府的首脑﹐已逃亡----引者）在凯松溪卡的代理人逃跑了。现在﹐跟着溪堆作了许多坏事的根保（溪卡小头目----引者）和小恶霸平措占堆被带到了会场前﹐面对大家垂头站立。尼玛次仁﹐那个从八岁起就给扎西家当差徭的小伙子﹐新当选的农协筹委会主任﹐今天第一次穿上了皮靴子﹐脸也洗得干干净净﹐站在一张满是油泥的小桌子前讲话了﹕“诸位乡亲们﹐现在大会开始了。过去﹐贵族索康﹑溪堆﹑根保﹑坏人坐在上面﹐把我们踩在下面﹐剥削﹑压迫了我们多少年﹐最后发动了叛乱﹐阻挡我们翻身。现在﹐中央政府和解放军帮助我们把他们打垮了﹐赶走了﹐消灭了。我们从地下站起来啦﹗我们第一次举行这样的大会﹐斗争坏人。……”接着他历数根保和平措占堆跟着溪堆干坏事的罪行﹐然后说﹕“我们的苦﹐像河水一样﹐不知流了多少年﹐今天还在流﹐今天﹐我们要把苦水倒出来﹗”
尼玛次仁一讲完﹐乌金又走上来﹐说﹕“今天我们开大会﹐就是要本着天下一家人的精神斗争这两个坏蛋﹐过去我们有苦有冤不敢说﹐今天剥削阶级灭亡了﹐以前被他们当成地下虫子的人﹐现在得到了自由……。平措占堆﹑根保作了许多坏事。以前他们跟着溪堆打人骂人﹐叛匪占据时﹐帮助叛匪抢东西。叛匪逃跑时﹐他们帮助叛匪把炮弹箱子藏在草里。把溪卡仓库里的贵重东西﹑粮食偷运到自己家里﹐那都是我们的血汗啊﹗……”
一个老妈妈站起来揭发﹕他们还藏了许多枪﹐勾结反动派﹐准备让反动派打回来。
一个名叫白干的青年站起来﹐呼呼喘气﹐说不清话﹐断断续续地说﹕我被他们打得说话不行了。我和姐姐从地里回来﹐拾了他田里的一穗庄稼﹐他就把我和姐姐毒打一顿。
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姑娘站起来就呜呜哭了。她是十三岁的孤儿白玛玉珍。父亲是个穷差巴﹐她很小时父亲出差病死在外边﹐妈妈背她支差种地。一次妈妈割草时﹐和领主的狗腿子平措占堆吵起来﹐这恶霸就把她妈妈打得死去活来﹐妈妈流着鲜血爬回家来﹐第二天就死了﹐临产的孩子也死在肚子里了。白玛声泪俱下地哭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瞪直了眼睛﹐泪水顺着枯瘦的脸向下流﹐她张开两手﹐呛地呼天﹕“我请共产党﹑人民政府﹑诸位乡亲们替我们作主﹐……我的两个外孙女﹐可怜的孩子﹐没有妈妈了﹐她们的妈妈被野兽吃掉了﹗这些野兽就是索康﹐就是勾结叛匪的溪堆和他的狗腿子平措占堆……。”全场男女老幼都哭了。这老婆婆就是小白玛的外婆﹐她说出了农奴们的共同遭遇。悲愤的呼声像春雷一样响了起来﹕“打倒万恶的奴隶制度﹗”“消灭剥削压迫﹗”
本来会前已经讲好﹐斗争大会上只动口﹐不动手﹐还规定了不准带铁器和棍棒。
谁知乌金听着听着﹐走到前边﹐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根短棒﹐朝半跪半坐的平措占堆背上打去。这个高个子麻子恶霸挨了这一下﹐就势向前一倒﹐碰得鼻破血流。这样一来﹐原来愤怒的群众﹐有些却一下子转为可怜起这小恶霸来了。这小恶霸家里的一个小朗生﹐一个脸像小黑鬼﹑衣服破成条的小姑娘﹐平日不知挨了主人多少毒打﹐现在却哇哇哭为主人求情了。但也有人为乌金助威﹕“打得好﹗打得好﹗”
尼玛次仁把乌金拉到一边。请大家继续控诉参加叛乱的反动领主及其代理人的罪行。怒潮继续在会场上激荡。
八月五日
今天凯松溪卡农民举行庆祝民主改革胜利大会。……庆祝大会开始了﹐三十多个小学生﹐穿花衣﹐戴金丝帽﹐拿着花束﹑树枝﹐准备跳舞的妇女﹐也穿起了红绿绸衫﹑新靴子﹐笑容满面﹐他们多半是朗生﹐今天要尽情欢乐。其余男男女女坐了一大片﹐在帐篷荫凉下。
阿旺讲话了﹐这个穷差巴﹐九个孩子﹐老婆多病﹐经常一家人饿肚子﹐现在﹐有政府帮着﹐不愁吃穿了﹐差地属于自己了﹐一切负担废除了﹐从心底里乐。两个月来﹐他作为农会副主任﹐领导全村农民大闹翻身。今天﹐他穿著新的氆氇衣﹑皮靴子﹐端端正正站在台前﹐他说﹕今天﹐我们已经得到很大胜利﹐让我们尽情庆祝。每到这个时候﹐正是“望果节”（丰收节）﹐可是往年望果节﹐正是我们绝炊断粮﹐望着庄稼愁交租完债的时候﹐今天﹐我们在这个帐篷里﹐穿著这样的新衣服﹐心里这样痛快﹐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这都是共产党领导我们得到的。
群众代表次旺扎西讲话了。他分地那天﹐站在油菜田里只是笑。今天他说﹕以前我们连手指大一块地也没有﹐如今每家分了十几﹑二十几或三十多克地﹐没有牲口﹐分了驴马﹐没有家俱﹐分了家俱﹐为啥不心花怒放呀﹗……
拉珠讲话了﹐这位满脸胡须的六十岁的老人﹐说﹕“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胜利了﹐我这老头子来祝大家﹕‘扎西得来平桑错﹗’（吉祥如意）。在旧社会﹐拿我来说﹐几岁作差徭到十五岁﹐领主给我一块差地﹐可是我出比这块地还大还重的差。又压上一大笔债﹐大家知道﹐这债不是我欠的。
“藏政府也好﹐贵族活佛也好﹐他们的肚子是填不满的﹐百姓多少东西也填不满他们的肚子。
“我们在草地上放个马﹐他们说草地是他们的﹔我们在树林里拾个柴棍﹐说树林是他们的﹔我们走的路也是他们的。现在﹐我们走在路上﹐再不必向他们弯腰吐舌了（藏人表示恭敬的习惯行动----引者）﹐遇见贵族老爷﹐我们可以大摇大摆从他们身旁走过了。土地﹑森林﹑道路﹐一切都是我们人民的了﹗
“乌拉废除了﹐差役取消了﹐朗生解放了﹐土地分给大家了﹐债契烧掉了﹐西藏地方旧政府千百年来压在我们身上的重担﹐新政府成立两个月就全卸掉了﹐这都是共产党给的﹐我们要在党领导下﹐团结得紧紧的啊﹗有今天﹐是不容易的﹐而明天﹐更要我们努力﹐只有团结才能保住果实﹐建设新生活。”这老人讲得多好啊﹗
分工委王运祥书记讲话祝贺。他告诉农民三件事千万记牢。第一﹐要跟党走﹔第二﹐要团结﹔第三﹐要警惕反动的阶级敌人﹐保住果实﹐发展生产。
大家向毛主席像和分工委二位书记献了哈达。
歌舞开始了（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