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不灭北洋魂 -- 萨苏

　当第一艘载上军队的船服务于国家经济政治目标的时候，一种以国家为基本范畴、以海上实力为后盾的权力要求便诞生了。19世纪末一个叫马汉的美国人将它概括为海权。

　　海权主要表现于国家对海军的使用，由此而用海军战略（即海军建设和使用的总体筹划）来揭示一个国家对海权的认识水准便成为必然。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起步发展近代海军，却奉行着完全不同的海军战略，昭示了两国海权意识的巨大差距，甲午海战不过是提供了一个阶段性的结论。

　　1853年，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来到广州禁烟，并节制水师。这是一个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利益于一身的使命，使他得以面对海洋，跃出自我封闭的思想牢笼，成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穗期间多方收集情报，组织编译了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四洲志》,致力于海防建设，提出了学习引进西方技术，建立西式舰队的初步方略。随后，林则徐政坛受挫，魏源承其密友衣钵，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呕心沥血10年，编撰了100卷本的名著《海国图志》，震聋发聩地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认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并阐述了一整套筹海防、建海军的思想理论。林、魏当之无愧为导引中国近代海军战略意识诞生的先驱。

　　日本是从中国鸦片战争战败的教训中开始改变其200年“禁海”的国策的。1843年，日本改革派思想家佑久间象山感慨于“英夷寇中国”而向幕府上书“海防八策”，朝野间以中国为“前车之鉴”的议论日多。1853年，日本同13年前的中国一样被置于西方的炮舰之下，从此购舰造船，发展近代海军，走向海洋，走向世界。

　　从战略意识上考察，中日起步发展近代海军之时，同属国家政治上的改良性举措，但同中国有异。其一，日本统治阶层了解世界形势变化的意识强于中国。《海国日志》传到日本后，大都被政府征用，1854年由负责幕府海防外交事物的官员川路圣谟组织将其中的《筹海篇》、《墨加利篇》译成了日文公开发行，到1856年已有各种刻本22种。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桥本左内等给予明治维新以重要影响的人士无不竞相捧读，成为日本统治阶级的“审强弱之势，决胜败之机”，更新战略意识的武器。然而《海国图志》在其故乡却并不走俏，尤其对最高统治者的影响甚微。1862年日本改革派人士高杉晋作至中国考察，发现日本所译《海国图志》均已绝版。后来左宗堂评论说，《海国图志》是魏源做官时向当政者进言的方略，不为采纳，只好“退而著书”，但书成人去20余载，“事局如故”。其二，日本发展近代海军的海权意识大大强于中国。1855年，当德川幕府被迫于美、俄签订通商条约的时候。吉田松阴就说过，条约即已签订，日方就不能背约。今后应当征服易取的朝鲜、满洲和中国。他说，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夺取堪察加、鄂霍茨克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鲜；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诸岛，甚至战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松阴的学生伊藤博文、山贝有明后来都是明治征服的要员。吉田松阴的上述主张实际也成为明治政府的国策。而中国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海军方略无不以“守”为核心。林则徐提出“以守为战”，魏源更为具体地提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主张。更有甚者，一批封建主义的卫道士连“师夷长技”都不能容忍，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些传统思想戒律和僵化意识无疑是中国引进西方海权思想的大敌。日本曾是中国儒家学说虔诚的“小学生”，此时却断然西向，认为“中国拘古法，日本应在未败之前学到西洋之法”。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天皇宣布，日本要“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海军发展成为日本的“当务之急”，因为“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莫属”。

　　中国最初的海军战略设想产生于1867年，版权所有者是时任江苏布政使的丁日昌。李鸿章曾代为转呈清政府，但没有引起任何反响。1874年由日本侵台引发的海防大讨论中，丁日昌的这一设想进一步完善为《海洋水师章程》，在李鸿章的极力推动下，这一战略设想基本为清朝政府接受并部分地付诸实施。与日本绝然不同的是，中国海军战略取向的核心是防守。李鸿章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守疆土、保和局而已”。也就是说，中国力图在不改变原有的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引进和发展这个完全体现资本主义结构的新军种，并运用它达到重新闭关自守的战略目标。

　　在这里，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肯定日本充满海权意识的暴虐的海军战略，还是应当否定中国将海权变为海防的温和的海军战略，而是在于：当世界性的大变局来到的时候，国家的决策者们当审时度势，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找到顺应世界大趋势的发展道路。从而跟上世界历史大潮。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这，时也，势也，因而暴虐和温和，进攻和防御并不是是与非的一定模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海权所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是“最现代社会的代表”，而“道义原则”所维护的封建生产关系，却是“陈腐世界的代表”，先进一定要战胜陈腐，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海军战略规定着海军建设和海军使用的基本原则，这种规定性使中日海军的发展在表面上此伏彼起的竞争中南辕北辙地进行着，日益拉开了距离。

　　1875年，清政府以50万两白银的代价平息了日本侵台事件后，任命沈保桢、李鸿章为南、北洋大臣，并以年经费400万两的许诺，支持海军的发展。由于战略的核心为“守”，所以，确立以“拱卫京畿”为战略目标，实施三洋布局海口防御的海防总体构想。在海军兵力建设上，确立了外海水师与沿海炮台相为表里的战略方针，设想以总数48艘战舰分守三洋海口，每洋以二艘铁甲舰和炮船组成舰队，御敌于海上。同时在沿海重要口岸建设大威力火炮的炮台，外购守口巨炮铁船形成“水炮台”，并附设水雷，加上精练的陆军配合，形成第二层次的口岸防御兵力。在海军兵力使用上，设想一是依托水陆炮台和水雷进行口岸防御，二是用军舰配合岸防机动作战，“随时游击，防敌兵沿海登陆”。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构想，李鸿章为南、北洋海军购进了11艘“蚊炮船”，并于19世纪70年代未、80年代初向德国订购了铁甲巨舰。

　　进入80年代，清政府重新调整了海防战略构想，确定了远交近攻、以日本为主要敌手、以朝鲜为重要战略方向的方针；在海军兵力建设上，加快了购置大舰的步伐，集中财力物力，使北洋率先成军；在海军兵力使用上，突出强调海上威慑。1882年，北洋舰队“超勇、“扬威”赴朝鲜实施对日本的威慑，成功平息了“王午之变”；1886年朝鲜臣文岛事件，北洋舰队派出“定远”、“镇远”等6艘主力战舰在海参崴至长崎一线游弋，再施威慑；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每年夏秋在朝鲜、日本东海岸和海参崴海域一带，冬春在香港、新加坡、西贡、马尼拉等周边国家进行远洋训练和舰队出访等活动，构成了远东海上威慑。

　　简单地考察，清政府的海军威慑值得称道，它在朝鲜屡次危机处理上获得了成功，从而推迟了中日战争至少十年之久，一度保证了中国的海上安全。但是深入考察，这种海军威慑所尊奉的“不战而胜”的孙子之道，仍旧是为了“守疆土”、“保和局”的战略目标，道义色彩有余，战守实策不足。李鸿章说：“百战百胜，未若不战而胜”，即使“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这最终导致了这一海军威慑所依据的实力后盾徒有虚名。请看甲午战前中国海军的最后表现：由于战略上立足于“守”，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便以为“自守有余”，清廷户部决然停止了继续外购战舰的海军经费。

　　1891年北洋舰队访日发现中国战舰性能落后于日本，仅要求更换主力战舰上18尊快炮和弹药的600余万两银子，都难以筹措。而大量的海军经费却被慈禧太后挪用于修建颐和园和三海工程。由于战略上立足于守，限制了海军的发展战略及其结构的均衡。蚊炮船只能做“水炮台”防守口岸，铁甲舰和巡洋舰性能不匹配，编队航行时减速只能低就，影响了整体作战能力。在整个海军运用上，更是缺乏积极防御的准备，直至战争一触即发之时，仍在格守“谁先开战谁理绌”的信条，将希望寄托于俄英美等国的外交调停上，错失了战争准备的最后良机。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这一时期奉行充满了进攻意识的海军战略。1880年，时任参谋本部长的山县有明在《邻邦兵备略》中提出“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公然为军国主义的海外扩张张目，海军的发展则首当其冲。1882年，日本将中国列为第一假想敌国，重新提出8年造舰计划。1886年日本政府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日元，用于建造“三景舰”以针对中国的“定”、“镇”二舰。1887年，《征讨清国策》出笼，主张在5年内完成对中国的战争准备。天皇拨皇室经费30万日元扩充海军。1888年，已任首相的山县有明将朝鲜半岛定为日本的“利益线焦点”，1890年进一步提出保护利益线的侵略理论，两次提出海军扩张案，购买和建造性能优良的“吉野”、“秋津洲”等巡洋舰，使其整体海军实力赶上并部分超过中国海军。

　　1893年日本天皇设置由其直接统辖的战时大本营，海军参谋部独立，制定了三套作战预案，其中第一预案即是以夺取制海权为中心的海军制胜的方案。日本饶有节奏地、快速地完成了战争准备。更为重要的是，在日本全力准备对中国的战争的时候，美国资产阶级的战略思想家马汉的海权理论间世，日本立即引进并奉若神明，使其明治维新以来不断发展的海权意识更具理性色彩，对海军的使用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历史选择甲午年进行中日两国近代海军的大决战，决不是偶然的。中国甲午战败，败之于海军战略保守，败之于海权思想淡漠，当李鸿章用颤抖的手在《马关条约》上最后落下决定国运一笔的时候，他也许想过另一个结局。是的，中日两国本来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中日两国本来都有同等的发展机遇，但是中国将这个机遇拱手让给了日本。李鸿章当然不可能知道，日本后来扩充军备、开办工厂、大炼钢铁、实现资本输出，用的都是中国的战争赔款。但他却深知，为了偿付对日赔款，中国三次以高额利息向俄法英德举债，连本带利6亿多两……。一面是日本的崛起，一面是中国的衰落，这就是战略的功力，这就是海权的影响。此时此刻，何为“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还不深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