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传说中的“黑皮书”（上） -- 月树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第一辑”丛书除了“我的回忆”外，另外还有这样七部图书。

奥托·布劳恩（李德）著写的“中国纪事”

“奥托·布劳恩”太生分了，“李德”才是我所熟悉的。读此书之前，我在斯诺先生的“西行漫记”中已经看到了关于他的大段描述，时间证明这些文字经受住了历史检验；就连“中国纪事”本身我也在叶永烈先生的相关著作中看到了大段引述。因此我在阅读时并没有太多生分感觉。关于长征的亲临者叙述，李德的这本“中国纪事”视角相当独特，他是亲临者，又是旁观者，还是局外人，除了“从容的描述”外，还有那种不必“唯尊者讳”的洒脱，可以说补充了不少30年代中共红军时代的历史细节碎片，毕竟这是一位需要承担责任但承担了不少不应该由他承担的责任但终身坚持了自己信仰的传统共产党员。

郑超麟著写的“郑超麟回忆录（上下）”

这是作者上世纪九十年代逝世前将过去几部相关著作拼合整理出来的一部“革命”回忆录。这里之所以要在“革命”二字上标引号，是因为作者在建国前的革命经历属于另类。郑公上世纪20年代起就追随陈独秀公，参与了中共的创建活动，而后在三十年代又追随陈独秀、刘仁静、彭述之诸公接受了托洛茨基派共产主义理论，是中国托洛茨基派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人之一。郑公的这部回忆录就事论事，是了解中国“托派”这个现代史里云遮雾绕的幽灵很不错的入门书。毕竟，那也算是另外一群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奋斗史。

王凡西著写的“双山回忆录”

作为另一部中国托洛茨基派共产党人的回忆录，王凡西公的“双山回忆录”文风更加国际化，作为一位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苏联即成为托洛茨基主义信仰者的老托派共产党人，他的视野更加宽广，很多角度总是不自觉的站在“世界革命”的位置上。与郑公的“郑超麟回忆录（上下）”正好形成内外两种角度，互为补充。对于认识“托派”这个至今在国内还一头雾水的政治名词很有帮助。有意思的是此公离世较晚（2002年逝世），因此在回忆录中还大段阐述上世纪九十年代“苏东风”的文字，如果不是王公的“托派”身份，大可以将他与诸多传统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上等同。

陈公博著写的“苦笑录”

对于历史上革命叛徒与汉奸的双重“坏蛋”身份，陈公博公已经注定永远要钉在耻辱柱上，政治上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次也就罢了，居然连犯两次，万覆不劫只能说是自作孽。其实就人而言，他其实就是个喜欢参与政治，人品不坏但性格软弱的文人罢了。至于这部“苦笑录”是陈公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避居香港后写就的文字，写完后不久就前往南京投奔“汪伪”，因此行文中既有解密过往政治历程的畅快，也有一种“与往事干杯”的心境表露。全书最出采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是描述大革命时代国共间及国民党内部各个政治集团间相互博弈的政治斗争过程。陈公是政客，因此这种描述也带有政客思维，对比传统的官史，算是另外一个角度吧。

盛岳著写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

这是又一个“革命叛徒”的著作，“盛岳”是个马甲，也可以说是其人经过洗白后的另一个身份。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是以“盛忠亮”这个名字留存的，如果说这个名字还不为人所知的话，当年他以此名参加的政治群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应该是大名在外吧。此人在中共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留守上海，为中共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间的联络人，后在长征时期在上海被捕，不久叛变，协助“中统”破坏了中共在上海的电台，切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不料却帮了毛公不小的忙，遵义会议的成功举行盛公“功不可没”，李德同志则耿耿于怀至终。这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成文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以美籍华人的身份出版，基本内容就是讲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来世今生，也许是撰文时时距已经久远，全文“研究”的味道很浓，想了解苏联对上世纪30年代中共的影响力究竟达到什么地步，这部书还是个不错的选择。

王明著写的“中共50年”

这个书名其实已经经过很客气的修改了，其实它的俄文原版书名应该叫“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看这个书名就知道作者对毛公的恨意已经是析之刺骨了，而能够以这样的口吻做书名除了那个著名马甲“王明”外恐怕不作第二人选。不过作为对历史的尊重我还是将其称呼为陈绍禹公比较好。按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这位陈公在上世纪70年代最后岁月中写就的“中共50年”从头到尾就是一篇控诉状，整部书写满了两个字：“委屈”，气量比起“我的回忆”中的张国焘公，高低立见分晓。负气之下无好史，论价值，“中共50年”在黑皮书中等而下之。不过平心而论，陈绍禹公倒的确是位坚定的共产党员，只可惜选错了政治集团尚可原谅，选错了祖国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苏）著写的“延安日记”

这是本有趣的书，作者据说在1942年至1945年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记者身分，“工作”于延安。不过那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早已不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时代了，因此这位彼得先生能够做的事情也是可以想象的。这样一个环境下能以怎样心情记叙日记也是可以想象的。不过世人知道有这部日记的存在却是在上世纪60年代，苏共宣传部门以图书形式公开发行了这部被称为“延安日记”的书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其实是那场“中苏论战”的文宣产物。值得一提的是，网络里的飞天小白们言之凿凿曰：据苏联解密档案云，中共在抗日时期密结日本，游而不击，种植鸦片等等罪状是原始出处大部原自此书（还有部分源自崔可夫元帅抗战时期作为驻华武官向苏联政府陆续递交的系列外交报告）。其实这些内容在书中都是一笔代过。书中的主要内容是描述毛公及其属下如何“抛弃革命事业”，一门心思绞尽脑汁的打击象王明同志这样“真正的共产党员”之劣迹种种。说它有趣，是将它与“中共50年”中的细节描述做个比较，可以得出很多耐人寻味的结论。

此八部书总价不菲，不过有此八部书，原本平面的中共党史就变得立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