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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战史 笔为旗 文做刀 报人血祭国

在六十三年后的这样一个初夏,家住西安市建西街八十五岁高龄的冯秉清老人再一次想起了那些惨死在日本鬼子枪下、以身殉国的报社同仁，虽然往事在记忆中已经有些模糊，但记忆中的面孔依然那般清晰，也依然那般年轻：黄君珏、何云、缪依萍、黄中坚……

他们都是抗战前方的新闻工作者，在日寇的疯狂扫荡和封锁中，他们以笔为旗、文做刀，一篇篇报道犹如利刃，刺穿敌人卑鄙的心脏，揭开敌人丑恶的嘴脸；一篇篇报道仿佛旗帜，鼓舞着人们与敌人浴血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夜色逐渐浓稠，山在远处如伏卧的鬼魅。最后一抹残阳掠过山尖，如血。

活下来的人后来说，从没见过那般奇异的，令人心悸的血色晚霞。

这是1942年的6月2日，奇女子、报人黄君珏殉国之夜。

女记者砸断手枪跳崖殉国

敌人正在逼近黄君珏和另外两名女战士藏身的山洞。这座当地人叫道士帽的山崖，细长、笔直。凌晨，黄君珏和战友攀上陡峭的悬崖，进入这个宽约一米、深不到3米的山洞。

山陡峭，只有一条尺把宽的小道通往洞口，围在山下的100多名敌人不敢贸然上来。从中午到傍晚，黄君珏和战友一直在和鬼子周旋。天要黑了，10多个鬼子冲到洞口，黄君珏跃身而出，持枪猛烈射击，几个鬼子应声倒地。双方又僵持了一个多小时，被激怒的鬼子爬上山顶，用绳子吊下柴火，开始焚烧洞口。

子弹已经打完，火光映照着他们年轻的脸，伤口流出的血已经将崖壁染红。黄君珏在岩石上狠狠砸断了手枪，用尽全身的气力，纵身一跃，短发扬起。

四周传来敌人的惊呼：“女八路跳崖了！”紧跟着，另两名女战士也纵身跳下。

黄君珏，时年三十岁，记者，华北《新华日报》秘书长、审计室主任。

夜色仿佛凝固。100多米外的山崖下，躺着黄君珏的丈夫王墨罄，他被敌人打中大腿，知道妻子面临危险却动弹不得；几十里之外的一户农庄，有婴儿的啼哭，那是黄君珏寄养在老乡家的只有三个月大的娇儿。

在生命的最后，黄君珏，这个出生于江南水乡的大家闺秀，这个十四岁就逃出旧家庭、十五岁参加革命、十七岁领导复旦大学抗日救国运动的女子，她在想些什么？

几个月后，幸存下来的王墨罄给时任国民党官员的岳父黄友郢写去一封家书。信中说：

“夜九时，矬暂退，婿勉力带伤行，潜入敌围，寻到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微锁，侧卧若熟睡，然已胸口不温矣。其时，婿不知悲伤，不觉创痛，跌坐呆凝，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渐握渐紧，终不可脱！山后枪声再起，始被惊觉，时正午夜，皓月明天，以手掘土，暂行掩埋。吾岳有此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概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在日寇封锁和扫荡中办报

在六十三年后的这样一个初夏,家住西安市建西街八十五岁高龄的冯秉清老人再一次想起了那些惨死在日本鬼子枪下、以身殉国的报社同仁，虽然往事在记忆中已经有些模糊，但记忆中的面孔依然那般清晰，也依然那般年轻：黄君珏、何云、缪依萍、黄中坚……报社中一个个死难同仁的名字，和他们生机勃勃的音容笑貌，始终在他心头萦绕不去。“这么多年了，常梦见他们，一个个还是那样年轻……”他说。

1942年5月25日至6月初，黄君珏不是太行山区唯一的殉国报人，在这次史称“八路军总部突围”的战斗中，共有五十七名新闻工作者殉国。苍茫的太行山铭刻了这起中国新闻史、乃至世界新闻史上的惨案。

1937年，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随即在武汉创办了《新华日报》。此后，为了指导华北敌后广大地区军民的抗战，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创办机关报——华北版《新华日报》。1939年1月1日，华北《新华日报》在山西省沁县南部后沟坪村创刊，半年后沁县被日寇占领，随后辗转迁移到辽县（今山西左权县)的东南部山庄村。

“那时办报可真是艰苦！”冯秉清回忆。

当年，冯秉清才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儿。出身于河南贫苦农家的他，1939年投奔八路军，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曾经就读于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学过《商业学》、《簿记学》，且文笔很好，此后一直被派在报社工作，八路军《前卫报》创刊时他曾做过记者。1940年，他来到了做人才荟萃的华北《新华日报》。

“当时的设备太简陋了，只有从西安运来的一辆破印刷机和一副老五号铅字，创刊后勉强排版印刷，可才三个月，仅有的铅活字就因为磨损严重而报废了！”冯秉清回忆说。

此时，正是日寇疯狂扫荡、封锁的时候，难以搞到印刷设备和原材料，大伙儿干脆自己制作打纸版的刷子，还发明了土纸版的方法，制作了“半铅模”，办起了专门制造纸张和油墨的文具厂，自己解决困难。

社长带着油印机与鬼子“作战”

战火纷飞，报社常常随军转移、打游击，可报纸从没有间断过。战斗紧张时出不了铅印版，报社应用油印机出油印“战时版”。

“‘百团大战’时，社长何云亲自带着记者和油印机，日夜战斗在火线上，写完报道，立即就油印发行。！”冯秉清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报纸的出版非常艰苦，而穿梭在火线上的记者则是冒着生命危险，从前线发回一篇篇报道。这些报道，鼓舞着人们与敌人浴血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报社也因此多次受到中央的表彰和嘉奖。冯秉清告诉记者，当时，日寇视《新华日报》为心腹之患，把报纸比作10万大军，一直欲除之而后快。

“老百姓也爱看咱的报纸，当时著名作家赵树理就是我们的编辑，他编的《大家看》栏目，老百姓最喜爱，通讯员把报一送去，大家就喊‘先念《大家看》！’”

在冯秉清的印象中，赵树理总是披着一件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大衣，脏得早看不出颜色了，瘦瘦的身板，头发乱乱的，“可文章写得真好！”

带我们突围的左权将军牺牲了

1942年5月，一场惨烈的战斗就要发生！

这一年，被新任命为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率部开始了对八路军的疯狂反扑。狡猾阴险的冈村宁次发动了两个大规模的“肃正作战”：5月1日到6月底的针对冀中区的“五一大扫荡”；5月15日到7月20日对晋东南太行军区的“C号计划”。其中C号计划的主要目标即为摧毁八路军总部。

5月23日，彭德怀下达了总部撤离的命令。命令下达时，总部所在地不仅有机关，还有学校、银行、文工团、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华北新华日报社正在其中，撤退中数千人都是手无寸铁的文职人员。5月24日，日军大扫荡全面开始了。

崎岖的山路上，撤退的人们中间，有书生、老人、少女，还有孕妇。人群中，夹杂着大量的辎重、骡马，撤退的速度因此大受影响。

报社人员分为两部分撤退，一部分是“流动出报队”，社长、总编辑以及经理室、编辑室的重要成员都在这一路，跟随着左权将军率领的总部，携带着一部分设备，准备在撤退中还要流动出报；另一路没有出报任务的同事则跟随着罗瑞卿部向冀西方向撤退，冯秉清就在这一路。

5月25日中午，经过了整夜的跋涉，撤退人员来到了东北方的十字岭上。此时人困马乏，队伍决定略做休整，并准备燃炊做饭，此时，敌机突然在山头轰鸣而至。原来，奔袭而至的敌人已插入十字岭！

红色的机头非常刺目，一时间，炮声轰鸣、山谷震动，危急万分！

总部经过短暂商议，决定分头突围。彭德怀向西北方向，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率部向东北角，而左权将军坚持担任掩护和断后，负责带领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突围。

左权将军带领着没有作战经验的人们，步行突围。当率领最后一批同志冲到距离十字岭顶峰10多米时，一发炮弹落在他身边，他丝毫没有躲闪，大声提醒大家：“赶快突围！”又一发炮弹落下，他的呼喊戛然而止。

“要不能是顾着我们，左权将军完全有机会冲出去，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的样子，身板挺拔，刚毅得很……”，一直到今天，冯秉清都不忍回忆左权将军殉国的那一幕。

就算死也不死在鬼子手里

面对手无寸铁的撤离者，日军更加肆无忌惮了。

天逐渐变暗，新华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何云和大部分同志已经失散，隐藏在树丛里。他是少数配有手枪的文职人员。

敌人从前边过来了，何云打算转移隐藏地点，不料被敌人发现。子弹呼啸而来，他应声倒地。这一刻，交通员霍瑞琨、原振声就藏在他身边的树上，他们目睹了社长中弹牺牲的这一刻，心如针扎一般疼痛。因为几分钟前，社长还对他们说：“子弹不要打完，留下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中华儿女，就算死，也不能死在鬼子手里！”

何云，浙江上虞人，现代著名报人。曾留学日本，抗战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日活动，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国民党判刑投入南京陆军监狱，是新华日报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殉国时，年方38岁。

副社长秘书王友唐，他和其他五名同志跑到了一座山的分水岭，敌人从后面冲来，他和肖炳琨向分水岭右边躲避，实在跑不动了，便从山上滚了下来，肖炳琨被敌人打中，昏迷中呻吟不止，结果被敌人听见了，残忍地又开了一枪。目睹了这一切的王友唐最终被老乡救走，回来后，他向冯秉清等幸存的同志讲述了所目睹的惨烈的情景。

在冯秉清的记忆里，为躲避敌人，他和印刷厂的同志跑啊，跑啊，一个个夜晚，一个个白天，穿山越岭，再深的沟坎也要跳下去。有一次，他们10多个人正在一处山坎下停歇，他爬上树去查看，不料下看见一队日寇骑着马就要到跟前了，他只得转过身子悄悄打手势，下边的同志看见了，知道有敌情，连忙躲避，他在树上一动不动，幸亏树叶大而浓密，日寇从树下走过，竟没有发现他。

相对于另外一路撤离者，冯秉清他们这一路能幸运些，伤亡相对小一些。一个多月后，当幸存的同志重新聚在一起时，他们知道了，那么多可爱的同事已经长眠在被鲜血浸染的土地里：

编辑缪依萍、黄中坚被敌人击中要害身亡；

经理部的孙克温、郝庆芳（女）等三人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与敌人搏斗，全被敌俘虏；

徐晨钟、裴青云、董自托三位同志被敌人追到悬崖边，全部跳崖身亡；

指导员梁振山、铸字工胡义晋用手中的破步枪和敌人搏斗，被俘。胡义晋后来被日寇当成了活靶子刺死；

……

据山西麻田的太行新闻战士纪念碑记载，共有五十七名报人在此次战斗中殉国。

报纸在伤痛中再次出版

硝烟散去，六十三年后，冯秉清在回望中一次次心痛欲裂。但他却说，回忆中不仅有痛，还有喜悦。因为那一切虽是如此惨烈和悲壮，可也有让人庆幸的地方。那就是在突围前，报社的全体同志为了保护物资不让敌人发现，费尽了心机，将大量机器、设备、纸张等做了万无一失的掩埋，最终保全了这些宝贵的物资，使得在扫荡后不久，报纸就再次出现出版，将日寇的暴行和战友们的英勇斗争行为传播出去。

1943年10月1日，华北《新华日报》再次出版，陈克寒继任社长和总编辑，不久改名为太行新华日报。抗战胜利后，太行新华日报的人员资产一分为二，一部分在邯郸边区成立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此后进京创办了《人民日报》。而在1949年太原解放后，以史纪言为首的太行新华日报，最终创立了《山西日报》。

“日本人可算是费尽心机了，可当年他们连印刷厂的大院都没找到！”冯秉清说起这些，沉重的脸庞上有了笑容。

2005年6月2日，北京，六十三岁的黄继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我母亲》。他是黄君珏的儿子（黄君珏原名黄维佑，为纪念妻子，王墨磬特意给儿子起了此名）。文章中，老人发出了他的呼喊：“六十三年过去了，当世界人民共同庆祝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再一次回忆母亲以及为抗战献身的万千先烈们，数千万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难道不弥足珍贵吗？愿全世界人民牢记这人类历史上的惨痛一页吧，共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繁荣与幸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