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夏“长寿”的几点分析一 -- 南山贼

二 地利

西夏地形险要, 宋人蔡襄在谈到西夏的险要地形时指出：“西虏之地亦多险隘”。西夏境内北有阴山与狼山保护着河套平原，西有贺兰山与黄河自西南向东北并行，首都兴庆府（银川）依山带河，形势雄固，其北方贺兰山和黄河之间的克夷门要塞更是北方进出银夏的咽喉要冲，蒙古第二次侵夏之战就被阻于克夷门外两月，最后采用调虎离山之计才攻克了克夷门，进抵兴庆府外，逼迫西夏纳女请和。夏之西南有祁连山，东南有六盘山，乌毛素沙漠在东,腾格里沙漠在西,巴丹吉林沙漠在西北,靠近宋朝边境的横山，更是其对宋的重要前哨基地和进攻跳板，其地“延袤千里……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宋若反击即使控制横山也要越过乌毛素和黄河才能对其根本造成威胁；而北方来的敌人辽、金、蒙古,也被阴山和黄河阻隔，即使翻阴山渡黄河后仍然要越沙漠穿黄土才能紧逼银夏，西夏人只要坚壁清野，在贺兰山以逸待劳即可稳胜不败，辽兴宗对西夏的征伐既是如此。此战开始只是，兴宗御驾亲征的辽军士气旺盛，夏军不敢当其锋，元昊遂使缓兵之计，不果，于是指挥夏军缓缓后撤百里，一路上实行焦土政策；辽军所到之处，人无粮，马无草，无法再战。辽兴宗被迫答应许和。元昊却乘辽军人疲马饥之时，纵兵突击，初战夏军不利，辽军乘胜追击，正当此时突然狂风大作，飞尘蔽日，天昏地暗，元昊率军乘机掩袭，辽军大乱自相践踏而死者不可胜计。此战西夏俘掳辽国大臣数十人，驸马萧胡覩也被活捉，兴宗狼狈逃脱，其出征夏国随身携带的器服车骑成了元昊的战利品。

仅仅拥有险要的地形上不足以支持政权的存在，西夏宜农宜牧的土地，自给自足的经济才是西夏长期生存的关键,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区例如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以及兴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州（今宁夏宁武西南）等地，土地肥沃，水利发达，长期就是汉人农耕之地,党项迁入后吸收了汉人先进的生产技术，金属生产工具及水利灌溉设施，其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使河套和河西走廊成为西夏的粮仓。而河曲和凉州一直是中国良马的产地，依靠吐蕃良马、回鹘精兵，西夏的军事力量成为其抵御辽宋金蒙的可靠保证。

不过，孟子曾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那么我们看看西夏依靠的人和是什么样子的。

三 人和

不同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政权，西夏从政权建立之初，就确立了蕃汉联合统治的原则。所谓“蕃汉联合统治”，指的是以皇族鲜卑拓跋氏（目前西夏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西夏皇族拓跋氏和北魏拓跋氏为同族，秃发鲜卑建立的南凉被西秦灭掉后，拓跋（秃发）鲜卑一分为二，其时迁往青海的部分融入了当地的党项部落，成为党项八部之首）为核心，党项羌上层为主体，联合吐蕃上层，回鹘上层以及汉族地主阶级，共同治理西夏国家，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最始“设官职，以定尊卑”时建立的联合统治机构由十一人组成，其中汉姓三人，党项羌姓四人，鲜卑拓跋姓两人。此时蕃汉联合统治尚以蕃为主，以汉为辅。但到了李德明时期其官署总人数仍为十一人，但却变成了汉姓八人，蕃姓三人的以汉为主，蕃为辅，只不过这些汉人大多是蕃化的汉人而已，例如后来权极一时的梁氏。不过蕃汉联合统治在初期仍然保持着主兵马者均为党项的传统，到元昊之后蕃化汉人也开始执掌兵权，至仁孝时甚至出现了原宋降将任得敬控制朝政欲分裂西夏的情况，当时任得敬任国相封楚王，弟得知为南院宣徽使，得聪为殿前太尉，得荣为兴庆府尹，侄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族弟任得仁为南院宣徽使。任家党权倾朝野，后来更提出了“欲以仁孝处瓜、沙，己据灵、夏”的分裂西夏方案，打算把西夏的根本之地据为己有，此后任得敬虽然因密通虞允文被铢，但仍然可以看出汉人在西夏政府中的势力已经上升到何种程度。

西夏之所以产生蕃汉联合统治绝非偶然，在西夏统治的疆域里，居住着党项、汉族、吐蕃、回鹘以及鞑靼、吐谷浑等族。各族的豪强都占有土地、牧场，控制着大量的农牧民，拥有强大的势力，拓跋氏为了稳定其统治就必须联合这些豪强，特别是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地主阶级。党项羌的文化政治水平较低，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他们大量吸收汉族文化和人才，对人才的尊重、选拔和重用，突出表现在景宗元昊之时。元昊除了十分重视在其统治境内延揽人材之外，还特别注意招揽重用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文臣武将。对于这些投奔西夏的宋人，“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对于在战争中被俘的宋朝降官降将，不但不杀，相反却加以礼遇和重用。对元昊的这一做法北宋朝廷深感忧虑，谓之：“执却蕃官，获吾将帅，多礼而不杀”、“昊贼据河南，列郡而行赏罚，善于用人，此中国之患也”。在大量吸收叛宋汉人的同时，西夏还特别注重培养自己的人才，元昊创蕃学，乾顺创“国学”（汉学），仁孝时在全国各州县设立学校，缩小了汉族同党项族在文教方面的差距，从整体上提高了西夏国家的文化水平。

西夏统治者的蕃汉联合统治将蕃汉上层结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同时由于西夏毕竟是个僻处西北的小国，不论人力、物力，同辽、宋、金相比，均处于劣势，几乎无时不处于高度警惕的临战状态，故其愈发庄重自强，奋发进取，北宋史学家王称指出：“大抵国大有所持而不戒，故其强易弱；国小则无所恃而常惧。军民之势犹一家也，相恤相救，谋虑日深，故其弱为难犯，此其所以为‘中国’之患欤？”一语道破了西夏立国长久的原因。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西夏上层空前团结,皆因其内耗则国损，国损则族灭。这种情况在元昊杀野利兄弟中表现最为明显，野利兄弟是元昊后野利氏的兄长，太子宁令哥的舅舅，乃是元昊的心腹股肱重臣。二人分统明堂左厢与天都右厢之军（西夏全国仿照宋朝“厢”、“军”的设置。以黄河为界，将全国划分为左、右两厢，共设立十二个监军司，明堂左厢又称神勇军司，位于陕西榆林明堂川，属横山前线，天都右厢又称朝顺军司，位于海原天都山，属银夏南部的屏障，这里位置重要，是攻击陕右环庆诸州的重要据点）。旺荣号野利王、遇乞号天都王，二人有谋略，善用兵，大败北宋的三川口、好水川之战就是野利兄弟献策指挥，故宋朝边帅对二人恨之入骨，屡欲图谋去之而后快，采用行刺、招降等手段不果后种世衡用反间计先诱使元昊杀旺荣，又以连环计使元昊相信遇乞叛夏，赐其自尽。老种的计策非常精妙，一举除去野利兄弟两个劲敌，沈括在评论老种此次功绩称：“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贰，至不能军”，沈括“至不能军”的看法就有失偏颇了，他没有考虑到西夏统治集团的团结，1043年9月元昊杀野利兄弟，同月就派夏兵侵扰辽的夹山党项部族，并诱其叛辽，结果导致了1044年10月的辽兴宗伐夏，夏军大败三路16万辽军。可见沈括所云“至不能军”说法实在是言过其辞了。

我们看到西夏所占据的天时地利人和，但是最关键的是西夏善于利用形势，扬长避短、借力打力,其手段之高明在历代王朝中首屈一指, 修金史的脱脱指出：“（西夏）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音面，背离）乡（倾向）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历代夏主都始终明确执行远交近战的策略，但又视情况交替采用战争与和谈的两手政策，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正如宋人李纲所指出：“夏人狡狯多诈而善谋。强则叛乱，弱则请和；叛则利于虏掠，侵犯边境；和则岁赐金缯，若固有之；以故数十年西鄙用师，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领”。元昊与宋战争多次，又以1040年正月的好水川之战、1041年二月的三川口之战、1042年闰九月的定川砦之战最为著名，元昊三战皆胜，且越胜越大，但却并未乘胜追击，攻占关中地区，进一步扩大战果，究其原因决不是王夫之所言：“昊之不能东取环、延，南收秦、陇以席卷关中者，幸其无刘渊、石勒之才也”。实际上元昊虽然取胜，却面临着国内外的很多矛盾，战争的结果“所获不偿所费”，连年的战争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将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夏之兵役徭役极重，男年满15岁成丁，即要服兵役。每2丁征取1人为“正军”，每4丁中抽2人随军服杂役，叫做“负担”，每个正军需用二个“负担”。“正军”配给的马、骆驼称为“长生马”、“长生驼”，死了要由个人赔偿），加上宋朝关闭边境榷场，停止和市贸易，使西夏人民“饮无茶，衣帛贵”，“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宋朝又加强了陕西的边防，调集了20万禁军防御陕西“盖鄜延路屯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有以牵制其势故也”。用韩琦、范仲淹等代替了夏竦这样的庸才。青海唃厮罗亦受宋封赏牵制元昊，更重要的是西夏联辽抗宋的策略由于与其盟邦辽国关系的恶化而破产，辽在宋每年增加银10万两、绢10万匹的条件下单方面停止了和西夏的合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与和平，究竟哪一手对元昊更有利就不言而喻了。结束战争，同宋签订和约，“所获者大利，所屈者虚称”西夏从宋获得了银、绢、茶叶以及榷场和市贸易等等利益，于是元昊果断的采取了和宋媾和的手段。与之类似还有1044年的辽夏之战后，虽然西夏取得胜利，俘虏了辽的驸马萧胡覩，却马上和辽讲和，破例免除了萧胡覩“劓鼻”之刑（这是西夏对辽国战俘的刑罚，对蕃汉战俘则很少采用）。不久为表示诚意将他放回辽国。同时将辽军战俘一部分用于交换被扣留的夏国使臣，另一部分却献给宋朝，以挑拨宋辽关系。

西夏统治者有如此手段，自然就不难理解西夏能够拥有较长寿命了，只不过随着西夏后期皇位更替频繁，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对外政策摇摆不定，忽而附蒙侵金，忽而联金抗蒙，终于导致国力大损，又碰到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机器，既失天时又失人和，更重要的是没有能够正确利用各方面因素的明主，仅靠地利进行英勇的抵抗亦无济于事，西夏王朝终于走到了他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