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高盛研究部:政府应在2010年对人口政策有所放松 -- 东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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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有学者指出，中国已经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期”，将在2015年左右转为“人口负债期”，“人口老龄化”将会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最近.高盛研究部的研究指出.如果政府能在2010年开始对人口政策有所放松，并辅以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措施，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的.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易富贤对人类发展指数与总和生育率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偏低将使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甚至可能影响到人口本身的可持续发展。

　　70年代以来，中国享受到了较强的劳动力数量带来的经济增长，但未来人口结构走势预示了劳动力增长从现在开始将会减慢。人口学家们警告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将会被快速的老龄化所影响，人口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推力将变为阻力。那么，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是否会未富先老呢?

　　老龄化无可回避

　　老龄化一直都只被认为是工业化国家在多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后所面临的问题。很少有人会把老龄化与通常劳动力充足、养育后代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但中国是个例外，虽然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其老龄化势头却是发展中国家里最迅速的。老龄化问题无可回避，人口增长缓慢是其重要的原因，而人口结构失衡以及抚养率快速上升是其集中体现。

　　在1950到1978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平均每年2．01％。自那以后，人口增长大幅度放慢。从1979年到2004年，人口增长率仅为平均每年1．16％。到2005年，这一数字更进一步下降到大约0．6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大约是中国50年前增长率的1/3。中国新生儿数量下降，一部分是由于经济发展使生育率自然下降，但1979年以来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也起了很大作用。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新生儿的数量、造成儿童人口增长迅速下降，从而加快了老龄化的进程。

　　计划生育政策通过限制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量，将中国的出生率从1980年的2．2‰降低到2005年的1．4‰，远低于现在世界平均2．1‰的水平（即在该年中平均每一千人有2．1个存活新生儿）。如果将人口结构用图形来表示，30年前还是一个基础稳固的金字塔，但到了实行计划生育28年后的今天，看起来更像是一棵圣诞树。到了2050年，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仍未改变，中国的青年人口基础将被继续削弱，老年人口明显比例过重。

　　数据显示，中国的抚养比将在2010年左右开始上升，届时人口红利将转变为人口负债。到2050年抚养比将达到70％，意味着每10个工作年龄劳动人口将需要扶养7个幼年及老年人，而现在只需抚养4个。抚养比的上升与经济发展阶段有一定的关系。日本总抚养比从90年代就开始上升，而印度则要等到2040年才会出现这一现象。中国的独特性在于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其总抚养比上升来临的时间要早于其他国家。同样是抚养比达到50％，日本和韩国分别于2005和2026年达到这一水平，而届时其人均GDP早已达到3万美元以上（2005年价格）。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了2030年当中国在总抚养比接近50％的时候，人均GDP水平仅为1．1万美元。

　　到底是先富还是先老

　　然而，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政府并非无可作为。报告分析指出，迅速的人力资本积累与从农业中持续释放的剩余劳动力将减少老龄化对劳动供给的负面影响。等到中国在2027年戊为一个老龄社会的时候，它将会被看作是一个发达的经济体，中国可能未老先富了。

　　一方面，中国在积累人力资本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振兴了“文革”后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计划生育政策也为教育提供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得不论是单个家庭还是一个国家，都可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更好地集中在较少的青少年身上。而且，增加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不仅限于正规教育、书本、保健以及如计算机、报纸杂志等信息产品的购置，也包括家长的注意力与关怀。有两个数据可以说明中国的平均劳动力质量提高得很快：中国高等院校的总入学率从1980年的2％跃升到2004年的19％，更多的中国学生有机会进入大学或专科进行深造；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大学与专科毕业生增长的速度，已经明显超过了韩国和日本在发展最快年代的毕业生增长。因此，人力资本增长的加速改进了中国的劳动力质量，并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未来劳动力增长减缓的影响。

　　另一方面，释放剩余劳动力也将对解决老龄化问题有所帮助。统计表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1979年到2004年的增长是农业部门的2倍。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中总产出将大大提升，而且就现阶段而言对农业部门的生产不构成负面影响，从1978年开始，中国有很大一批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大面积的乡村被城市化。但是劳动力转移并没有改变农业产出的强劲增长态势。政府应当在减少对于劳动力转移的各种限制上有所作为，在继续深化户口制度的改革的同时，也要注意消除其他非户口壁垒以减少迁徙成本。据目前保守的估计，大概有20％-27％的农业劳动人口（大约9800万-1．28亿人）是剩余劳动力，由于年龄在25岁到29岁之间的人最有可能迁移入城市，这就意味着如果逐渐放松户口管制和其他障碍，大概有2500万到3200万年轻劳动力可以进入工业与服务业部门。一旦允许这些劳动力自由流动进入工业部门，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理由，报告预测结果显示，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和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释放确实可以进一步支持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如果再考虑在2010年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则可以使 2005年至2050年间的总体GDP年增长率从5．17％增加到5．29％，这样，等到中国老龄化严重的时候，虽然从人均收入角度衡量，可能还没有日本或美国富有，但是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经济可能已经相对比较发达。由于中国可以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采取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来缓解人口结构的影响，因此，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命运的影响可能远不及人们想象的大。

　　政府需要做什么

　　其实，中国到底是先富还是先老，关键取决于政府在未来几十年间的作为。对此，报告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降低教育负担，增加灵活性。政府应当继续大力支持教育，建设一个分布更为均匀的教育网络，为减乡的青少年提供高水平的义务教育。同时，由于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村家庭生育限制较宽，未来中国人口会向乡村倾斜。这就意味着政府应着力于减少农村贫困地区继续教育的成本，这会有助于平均劳动力质量的提高。

　　除增加教育投入外，使教育系统的结构和内容更加灵活也会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如果政府允许民办学校在职业学校、继续教育和培训方面提供优质的服务，将有效弥补正式教育对休学或停学者提供“补课”机制的不足，终将使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受益。而且，允许学校教育的内容更加灵活将有助于帮助学生适应劳动市场的需求。此外，海外的华侨与留学生可以成为高技术劳动力的后备力量，政府应当注意发挥这一优势。

　　第二，促进城市化发展，在现在户口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减少非户口性迁移障碍应是重要的政策。农村经济要从期限不定的小型家庭承包形式，转为产权更加稳固的大规模商业化农场，否则农民工的转移很可能会停滞。

　　第三，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循序渐进地放松这一政策，并不会妨碍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反，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会提高劳动供给，因此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第四，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将会影响到未来的劳动力供给，中国要避免很多 OECD国家所犯的错误，不能过度扩张而应当深化养老金制度，现在养老金制度改革已经为一小部分退休人员提供了足够保障，同时也没有使未来几代人需要偿还大量政府负债，或降低养育后代的积极性，对农民和个体、私营人员来说，私人储蓄仍将是最有效的保障，中国要开放并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才能使投资者不至于担心丧失长期的生活保障。

（文见《社会科学报》2006年4月27日第1版）